圆滑而不世故:百年清华的世界坐标

新华网 （ 2011-04-26 11:09:08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岁月腾挪，转眼清华百年。
百年清华，恰是一个世纪的中国史。这一百年里，你能够看到一个国家如何走出丧权之辱，直至世界T台的长袖善舞——而这一点，正是百年前清华人出发的最大动力。而反观清华之于世界，而当中国跃居GOP全球第二位时，百年前胡适们“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却依然遥远。
我们要讨论的远不止历史的光鲜，还有现世的蹉跎困顿。百年清华固然可敬可畏，但面对九百年牛津、八百年剑桥，面对当下中国教育的相对不自由、无独立，清华的价值显然并不仅在于这段历史。我们要直面的，还有那个“世界一流大学”之梦。当中国的GDP短短几十年内跃居世界第二，作为13亿人口的最高学府之一，清华的“世界身份”又何以立足？
百年竿头，清华再出发，寻找一个世界坐标
清华的世界梦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急遽中国，一百年总嫌太长，抖落一地都是记忆的苔藓：煌煌国运相逢文弱书生，从此点燃国耻和炮火也浇不灭的薪火文明——都是挖也挖不尽的故纸堆，埋着越擦越亮的理想种子，那时，人们尚且相信真理，相信知识可以救世。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从清华学校到成立大学部，继而成为国立清华大学，这一百年，清华走出了14位“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60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1949年之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59位出自清华，而此后的新中国命运，又交织着多少清华基因……
正如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一度为母校百年庆泼冷水的蒋方舟所坦言：“无论一百年前还是今天，清华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
事实上，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百年清华追逐最好的过程，实则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直至今日，尽管早已有深刻的不可复制的变化发生，但无论新清华、老清华，都未曾失去“走出去”的传统与情怀，而至于那个“世界一流大学”之梦，也早已化为某种基因，在中国教育深陷体制、产业乃至道德之困的今天，仍然依稀可辨。
从美国移植来的大学
百年清华，就这样始于国耻，建于“四万万人之膏血”基础之上
至今，清华大学极富戏剧性的发轫，仍被人当作奇闻秘辛津津乐道：“原来是美国人建了清华！”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与脱胎于晚清旧体制的北京大学不同，清华的诞生，的确并不属于一个国家现代教育的正常发端。
清华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是用美国返还的部分“庚款”成立的——庚子之变后，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清政府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担保，向英、美、日、俄、法、德、意、奥八国赔款白银4.5亿两(约合3亿美元)。其中美国分到的赔款占全部的7.4%，共为美元“二千四百四十四万又七百七十八元八角一分”。但事实上，其中美国赔款的1278.5万多美元，属于超索。时任驻美公使、曾有留美经历的梁诚心生良策：“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
中间历经与种种反对力量的角力，1909年，在北京设“游美学务处”，附设“游美肄业馆”，以及“拟建游美肄业馆恳恩赏清华园”的奏折终于得到批准。设在史家胡同里的游美学务处，紧锣密鼓地招考头两批留美学生，并在几乎未经任何培训的情况下匆匆派遣至美国的同时，几十里外的清华园内，开始大兴土木，“将围墙先行修建，然后将各项工程次第举办”。
百年清华，就这样始于国耻，建于“四万万人之膏血”基础之上。
用美国返还的“庚款”，就得按美国的制度。所以早期清华的办校目标就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搬到清华来”。不得不说清华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1920年，罗素参观完清华，有人问其有何感受，罗素感叹：“清华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清华因故照搬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办学理念，某种意义上也是无心插柳，却也为中国收获了一片巨大的绿荫。
也因此，与世界诸多著名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建设，成功地实现了与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大学的接轨。学者谢泳认为，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始于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
从1911至1929年，清华从一所由美国移植而来的学校，变成了一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独立大学。
毫无疑问，这是一所出色的大学，她的年轻与贫寒都无法掩盖一种由求知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光芒。1920年，访问北京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便已惊叹：“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所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让我感到完美。”
出身清华后来又做了北大校长的胡适曾经说：“吾他日能望见中国有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百年留学潮
当年清华先行者们的一番苦心，在今日的留学大潮和精英移民面前，显露的却是非一般的尴尬和无奈——美国媒体更是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早期一味“美国化”的种种措施，在国人心目中，是依附美国殖民地教育的样板，因而被称之为“买办学校”，常因此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
然而，对于一所设立时将主要宗旨定位为“留美预备”的学校而言，其真正目的，却绝非让这些经过千挑万选出的“质地聪明、性格纯正、身体强壮、身家清白、恰当年龄”的最优秀的中国学生，尽早成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美国化的“假洋鬼子”。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终极目标：“他日学成归国，报效祖国，贡献社会，为母校增光。”
而事实上，从1911年清华大学成立到1929年之间，老一辈清华人历经辛亥洗礼，借力五四、建立国学研究院……直至完成清华的独立和本土化，一雪清华园内一度西风压倒东风的“前耻”。这一点，与当年梁诚一手促成庚款办教育、周饴春越洋护送学子的苦心，不谋而合。
更为巧合的是，百年后的今天，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清华，依然在恶补“留洋与国际化”一课。目前清华已与世界200余所学校签订了校际协议，与82所海外院校签署了学生交换协议，学生出国人次逐年上升。从派出学生的比例来看，约有40%的博士生、25%的本科生有海外学习经历。在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时，有海外教育经历的本科生比例已达到30%。
与此同时，来清华的海外留学生规模也在稳步扩大，尤其是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已由2004年的205人增至2009年的895人，增加了3.3倍。截至2010年，外国研究生在学规模将超过1000人，占全校研究生的比例超过7%。外国研究生在学规模和所占比例居全国高校首位。“2010年，清华MBA有超过45%的外籍学生。这在中国MBA学院中，比例最高。”美国《彭博商业周刊》报道称。
事实上，自1985年以来，该校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到了2006年，清华和北大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而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亦曾坦言，北大和清华已经成为美国博士最大供应地，而由于将近九成的中国高科技专业博士会选择留下，美国媒体更是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据报道，仅在美国加州的清华学子就达到13000人，而海外现有的约20个清华大学校友会几乎都在美国，也就不足为奇。
这一背景之下，再看1941年原载于《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中的《大学一解》，更别有一番深长意味，文中梅贻琦将中国大学与以牛津为代表的西洋大学在制度与精神层面一一比较，得出精到论述：“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
如果能从清华百年历史中摘出一根显而易见的脉络，毫无疑问，持续百年的留学潮算是一缕不大不小然而不可绕行的暗流——更为有趣的是，当年清华先行者们的一番苦心，在今日的留学大潮和精英移民面前，显露的却是非一般的尴尬和无奈。
一流的清华？
国际排名机构大多倾向于认为，清华在钱能够买到的东西上都做得不错，像硬件设施和教职员工，但问题是，清华人的主要精力似乎总是在“他处”
毫无疑问，4月26日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将成为一个里程碑——但恐怕不会成为一种胜利。就在这个月，清华官方发言者称，到2020年，清华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事实上，这几乎是中国特色宣誓的2.0版本——2001年，清华建校九十周年，就曾邀请10000名国际领袖和学者参加其90年校庆，宣誓到百年校庆时“清华大学将成为世界一流名校”。这个目标源自一项旨在推动几所中国大学提升为世界级名校的运动，政府承诺以每年5%的教育预算经费增长和世行的147亿美元来支持这些先行大学。
10年过后，清华在大多数国际排名中的名次徘徊在36到58之间——还算不错——与名校哈佛和牛津仍相去甚远。而依照惯例，在清华的百年庆典之上，过往的豪言将会再次被悄然遗忘，绝口不提。
十年之间，想要从一所相对不出名的大学一跃成为一流名校，至少可以说是个崇高的目标。但崇高在中国并非不同寻常。正如人大教授张鸣在微博上的发问：清华校长，你如何能在100天内让清华跻身一流？——在一个一切数字都可以快进的国家，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然而遗憾的是，教育并不是只投入经费人力乃至喊喊口号就够了。它更像一粒种子，需要培育，需要环境，更需要人心的浇灌。正如国际排名机构大多倾向于认为清华在钱能够买到的东西上都做得不错，像硬件设施和教职员工（事实上，清华整个校园并不缺少才华横溢的教授），但问题是，人们的主要精力似乎总是在“他处”——竞选、升教授、出书、扩招、盖房子、买楼、申请更多的经费……这一切都严重牵制了大学的治学能力，这体现在国际排名的评估上，则是学术引用次数（即学术转化和创新）与硬件设施极为不匹配。显然，后者凸显的是教育体制中存在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这一点上，许多常见的对中国体制抑制创新独立的批判性思考，同样适用于清华。
正如蒋方舟在《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写道：“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是什么造就了清华学子的如此面目——强制性教育？行政化管理？还是来自一所大学身后那些看不到却结结实实存在着的无形压力与威胁？答案看上去并不高深，但如何开口回答，却真的是一门中国式学问。
当然，清华不必做国际排名的奴隶，但如果仍怀有一丝成为一流国际名校的理想（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么如何在遵循大学之道、培养健全人格、提升科研教学水平，服务国家社会上不务虚地一一践行，一百年之后，对清华人乃至整个中国教育而言，这依然是一个巨大挑战。

2001年，陈丹青从清华辞职，这幅《国学研究院》或许寄托了他对清华大学的最美想像。画中左起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四导师及时任教务长的吴宓。

蒋方舟
蒋方舟：我心目中没有理想的大学
“我对学校教育不抱期待。我觉得大学生至少应该热血吧。不要依赖社会能改变自己，而应该让自己去改变世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百年之喜，势必大贺，“喜”以及“贺喜”本身难免演变为一场集体行为艺术。“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不缺我一个人说，而泼冷水却是我擅长的”——尚是4月初，在为某杂志撰写的“给清华的一封信”中，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08级学生蒋方舟说，北大清华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一言既出，四野哗然。人们惊诧于有人在母校百年时刻泼出的这盆冷水，更惊诧于泼水人的“名不正言不顺”——三年前，正是得益于清华的破格降分录取，蒋方舟才得以跻身这所国内最高学府。
庆幸的是，在众多跳起来的痛骂与指责中，清华大学的官方回应颇为大气，校党委副书记邓卫看了文章后如是表态：“学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相信每一个清华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母校是深深的热爱，爱之越深，责之越切。”
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蒋方舟说，她的心目中没有理想的大学——这并不是赌气的不负责任的推脱，而是无从面对实体投寄理想的无奈，心目中没有理想的大学，是因为理想的大学不曾在这片土地上存在——这是“清华百年”之外，另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写这封信，有点不知死活的意思
《国际先驱导报》：给自己的母校写一封这样的信，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吗？
蒋方舟：如果不是约稿，我自己不会一时兴起给母校写一封信。我看到约稿名单，觉得如果名单上的人都能对清华发表一些看法，角度会很有意思的。最后成篇的五篇中，刘道玉先生写得比我好，切中要害，都是经验和肺腑之言。我不会觉得自己特别有勇气。
Q：目前面对各种议论和批评，你有何回应？
A：我的文章写得比较早，现在忙于做其他事情，对于评论看得很少。如果没有新的批评角度，我就不会留意。
Q：这封信激起如此大的反响，是你之前所预料到的吗？
A：预料到会有一点反响，比如会推到新浪首页，有几万浏览量。大概因为我是在校学生，又是自主招生进的清华，没有对母校感恩戴德，反而出来“单挑”，有点不知死活的意思。
Q：“如今我已大三，却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为什么？你所想像的“融入”，应该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A：如果从“外观上”看，我没有什么不能融入的。我警惕自己，避免跟环境起冲突；但是我也得警惕自己，不能以所处的环境来设立立场。我不能轻易接受不经我分辨过的价值观。比如在大学争取入党，将来便于做公务员、进国企；多参加活动，便于履历表上更好看；进作协，将来可以吃体制饭……有些讲座，我也不觉得有挤着听的必要。别人觉得特别有价值的，我不一定接受，当然有些事就做不到一起。
Q：依照清华的标准，你算得上好学生吗？
A：我被学院推荐为“百年校庆希望之星”。我觉得自己是好学生。读大量的书，不嬉笑、不勾搭、不闲逛、不挂科。除了上课外，还要接工作，写自己的东西，拍拖的时间都没有。就算按照老土的学业成绩标准，我至少算个中等的学生。
我一度打算做犬儒
Q：这几年，你与自己所在的这所大学的关系怎样？
A：我不会刻意跟周围“搞好关系”。我觉得自己的大学生活过得很轻快惬意，没有什么紧张关系挤压我。
Q：我也很好奇，你周围的同学们，看到这封信是怎样的反应，他们会与你主动分享此类的想法吗？
A：大概在“水木清华”和“人人网”上有一些评论和与“师妹商榷”的文字。我没有这两个地方的账号，在那里也没有人际世界，对我不构成困扰。有好朋友发链接给我看，帮我生气；我看得稀里糊涂，也就不看了。
Q：在清华读书的几年里，你觉得她赋予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是什么？她最令你惊异或者不甚愉快的又是什么？
A：我认同清华的校风“行胜于言”。我经常告诫自己，不要仅仅夸夸其谈，还要做一个务实和有行动力的人，但目前我还做不到，希望自己强大起来之后，能够践行这一条。我希望得到认真执着浪漫有品位的追求，但没有得到，看来还得自己主动追求别人。不甚愉快的是限电，我是昼伏夜出的动物，十一点之后，还要摸黑写作，又冷又饿，很痛苦。一夜要换三块笔记本电池。清华三年，我在写作上很不出活，限电是很大的客观原因。
Q：这是一个很容易过于粉红色回忆过去的时代，是否也有那么一所过去的大学令你心仪？
A：西南联大的历史我看了一些，国破山河在的背景下，那种诙谐和散淡的生活，非常诡异。但那也不是理想的大学模样，只是更符合文学化和回忆录的大学生活。
Q：在你看来，中国教育目前是有所失，而不复得，那么，中国教育失掉的是什么？
A：大学生缺失的是独立判断能力和独立人格，不被个人利益操控，也不被集体利益绑架。虽然这很难，但坚持下来，会给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
Q：你对于这个教育之下形成的自我，感到满意吗？
A：一般。我一度打算做犬儒，屈服，随波逐流……，到现在，我也常感到自己没有力量，我希望自己成为希望，但常常陷入自我怀疑。
我对学校教育不抱期待
Q：如今的大学与你理想的大学之间，距离有多远？
A：我心目中没有理想大学的影像，没有到国外的大学看过，无比较，不知道标高和底线在哪里。
Q：真正的大学，该是怎样的？真正大学里的年轻人，又该是怎样的？
A：我对学校教育不抱期待。我觉得大学生至少应该热血吧。不要依赖社会能改变自己，而应该让自己去改变世界。
Q：但问题可能在于，这个国家里，除了清华，除了大学，别无更好的选择？
A：清华大学在现阶段当然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不会因为几个人的质疑而改变这一点。
Q：如果有可能，你会选择成为南方科技大学第一批学生之一吗？
A：我对这所大学不了解。但我希望学生能对它有信心，这所大学也能给予学生和中国大学教育的未来以信心。
Q：如果说中国教育需要变革，你认为首要变革的部分在哪里？
A：这个大家谈得很多了，就是大学教育去行政化。是横下心去做，还是横下心不做的问题。
Q：变革不可能是无痛的，假如变革是可能的，你愿意为变革做些什么？
A：我对教育改革其实没有兴趣，我不确定自己能做什么。我有兴趣的是探究各种变革的源头在哪里，爆发点在哪里，支点在哪里。当我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发现的时候，可能会谨慎地发声。


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说：学院制和导师制是牛津的主要架构形式。
专访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
“牛津精神在于精益求精和自由开放”
牛津大学是一所开放的高校，在这里任何问题都可以进行讨论，不管是学术上的，还是行政方面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芮、黄堃发自牛津 “能够收到（清华）邀请，我倍感荣幸。”说这番话的时候，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正在准备他即将开始的中国之行。作为嘉宾之一，他将和世界多所高校的同仁一起参加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
对于拥有近九百年历史的牛津大学而言，“清华百年”在时间概念上显然并不具备太多话题价值。相反，大学的架构形式和现行制度则有着更大的讨论余地，事实上，这一点恰是中国教育最需要借鉴的地方。4月15日上午，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的专访。
“我们鼓励学生提出质疑”
《国际先驱导报》：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的大学鼻祖，您认为是什么样的牛津精神指引着牛津大学长盛不衰？
安德鲁·汉密尔顿：是的，正如你所说，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高校，我们自己甚至都无从考证建校的具体日期。说到牛津精神，我认为牛津精神中包涵了一所顶级大学所需要的精神。如果让我总结一下，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在教学和科研方面追求卓越；同时鼓励自由向上和勇于挑战的精神。
在教学方面，我们坚持导师制，拥有很好的科研环境，为学生提供了尽可能优秀的教学环境，这些都是牛津引以为豪的地方，也是牛津精神的精髓。
牛津大学还是一所开放的高校，在这里任何问题都可以进行讨论，不管是学术上的，还是行政方面的。导师制的延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学生可以与导师面对面就任何问题交换意见，我们鼓励学生提出质疑。
因此，在我看来，精益求精和自由开放的讨论，是牛津精神的两个重要方面。
Q：“学院制”是现代大学普遍实行的一种内部管理制度，但如何划分学院，各国做法不同。中国高校普遍按照专业类别划分院系，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院制”不同与此，是按学生住所、教学住所和以学科方向为依据划分的。您能谈谈牛津大学的“学院制”有哪些特点吗？
A：学院制在牛津大学已经拥有８００多年历史了，是牛津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３８所学院，每所学院的人数从５００到７００人不等。其中，３０所是混合学院，这些学院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７所学院仅招收研究生；还有１所学院没有学生，只接收访问学者。
我认为，学院制具有很多好处。首先，这些学院就像不同的社区在牛津大学的大环境下提供了一个教学和社交的小环境，让新生更容易融入其中。其次，学院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实现了学科交叉和多元性。我们的学院不是按照专业领域划分的，我们没有物理学院、化学学院，相反，每个学院都拥有较为广泛的学科组成。这一点很重要。一个来到牛津学物理的学生都会发现，和他在同一学院居住和学习的同学，专业可能是哲学、法语、工程或者其他学科。这为学生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了解和熟悉其他很多不同学科的观点及思维方法。同一学院的学生们有机会在每天的早餐、午餐和正餐中认识彼此，从各自专业的角度讨论问题。
Q：中国的高校几乎都是按照专业学科划分的学院。您认为哪种组织结构更好？
A：我不会简单地判定孰优孰劣，因为每一座高校所选择的组织结构都是其独特历史的反映。在牛津，我们相信我们所选择的结构是最适合牛津大学的，也是最好的。在拥有学院制的同时，也有系别的划分，学生和教职员工与这两者都有联系。
Q：至今牛津大学坚持的昂贵“导师制”，目前都面临哪些主要困难？
A：是的，“导师制”是昂贵，现在是这样，一直以来都是。我很确定，经济因素是“导师制”将面对的最大的坎儿。
我们估算过，虽然每个学科差异较大，比如医学和自然科学可能会更贵，但平均下来，一名牛津大学的本科学生每学年导师制需要花费１.７万镑左右。目前，英国政府给每个学生提供５０００镑补助，学费中用于支付导师制为３０００镑，因此还有很大的差额。学校不得不从其他途径寻找赞助和补贴，这对我们坚持导师制而言相当困难。经济因素之前就是一大挑战，而英国政府削减开支后，挑战仍将继续。
学术成果的评判标准绝不唯一
Q：您既是牛津大学校长，也是一位化学家。在您看来，牛津大学的科研环境是怎样的？
A：非常好！牛津大学拥有杰出的科学院系，在自然科学领域和医学领域都作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贡献，对此我们非常引以为豪。我个人也很高兴在担任校长的同时，也承担化学系教授的工作。在最近一次的英国高等教育学术评估中，牛津大学在科研排行中首屈一指。在科研和生物医学方面，我们是一所非常有实力、有活力的重要机构。
Q：中国高校往往依据论文数量来评定教师和学生的科研水平。对此，您怎么看？牛津大学有怎样的评判标准？
A：我觉得，在评价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时，绝不能只有某一种判断标准。牛津大学在判断科研成果时，会衡量很多不同因素。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衡量标准之一，但我们还会评判论文内容的重要性，在同一领域进行横向比较。在竞争相对激烈的领域，是否具有吸引和留住科研基金能力，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此外，我们还关注科研的创新性和创造力。牛津大学的评判标准是多元化的。
Q：我们知道，牛津大学的Isis中心主要承担了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职能。您能否具体谈谈牛津大学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的经验？
A：是的，你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我们很自豪创办了Isis创新有限公司，它在转化牛津大学的科研成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８８年创办的Isis创新有限公司是牛津大学全资控股的技术转移公司）
牛津这座城市在英国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过去是，现在也是。而牛津大学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觑。Isis主要是发现和完善牛津大学的科研成果，发掘其中对社会有益的部分，并通过多种不同形式将其进行技术转移和转化。他们协助牛津大学的科研人员将其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商业化，包含专利申请，许可授权，衍生公司等。在过去几年间，Isis平均每几周就组建一个衍生公司。我们非常自豪，Isis已经在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很多成功的衍生公司。科研成果转化在今后仍将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工作。
Q：您即将启程访问中国，期间将参加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有什么想对中国学子说的？
A：我非常期待这次的中国之行，此行有多个目的。最重要的是，我将和很多世界著名高校的同仁一起参加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能够收到邀请，我倍感荣幸。
牛津大学与中国在过去４００多年间一直有很深的渊源，这种联系今天已经拓展到语言、文化、经济、健康等诸多领域。早在１７世纪时，牛津还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的人，但现在，我要很高兴地说，有近７５０名中国学生在牛津大学学习。牛津大学的中国中心在不断壮大，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在英文教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此行还将去香港出席牛津大学出版社在港运营５０周年纪念活动。
另外，牛津大学将设立一个促进中英学生交流的新项目，资助更多中国学生到牛津求学，也推动牛津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一项目名为“利丰奖学金”，由香港冯经纶慈善基金资助，将从今年夏季开始，每年资助一些中国学生到牛津大学进行学习和研究，并推动牛津大学的学生到中国学习。
南科大：结果未知的教改实验
面对清华百年的教育之问，南方科技大学能够存在本身，便是意味深长的回答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丁扬发自深圳、北京 从上个月开始，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称“南科大”）校长朱清时以及他身后那所初具规模的大学，便对所有媒体保持了沉默——这是来自自身压力与外在压力相遇后的自然后果。“一所大学的成败，不在这一时的发言和表现，而是一个长期的考验。”该校新闻发言人蓝海这样对记者解释学校目前的“关门谢客”。甚至是3月20日的开学典礼，大批记者被拦截在门外，没有人能够进入现场目睹这一极有可能被载入中国教育史册的庆典。
当然，联想到这所学校正在或将要面临的有形无形压力，没有人会责怪南科大在这一紧要关头的“失礼”。从一开始，这所大学便以改革异类的形象闯入中国高等教育界。它的远大理想令公众振奋。然而当理想触摸现实，一张盘根错节的教育体制之网，让它的每一步都迈得异常艰难，庆幸的是到目前，它没有停止，这是大多数人的期望——中国教育需要南科大的出现，其存在本身，便是教育改革的希望本身。
做教改的亲历者
“比高中累呀……总学不完，又好多不懂……但感觉很充实开心。”在自己的人人网状态中，南科大新生程齐家这样形容刚刚开始的大学生活。
在这批新生中，程齐家有些特别：报到那天，他独自一人从北京杀到深圳——一个人拖着箱子，背着包，拎着一大袋书，耳朵上套着一个大耳机，手上还提着一包乐器。里面都是“不同长度和粗细的笛子、箫还有葫芦丝”。
程齐家就读的人大附中，在北京甚至全国都赫赫有名，素有“清北预备班”之称。按照原先的高考计划，他要报考清华大学机械专业，毕业后专门研究汽车。这对在英语实验班，而且数理化特别出色的程齐家来说，并不是很难实现的梦。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南科大。在给这所大学的自荐材料中，程齐家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文章，题目正是“钱学森之问”：我国为何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我希望到南科大读书以后，有更多自由探索和学习的机会。我听过朱清时校长讲话，几乎每句都讲到我心里，所以我就来了。”程齐家说。
程齐家的背后，还有45名如他一样为南科大的办学理念和教改勇气所吸引的少年们。在很多人眼里，他们同样有勇气，因为没有谁知道，四年后的南科大文凭是否具备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资格，是否具备投考其他院校更高学位的资格，是否被社会上大多数招聘企业所认可——这也是为什么，46名教改实验班的学生被校长朱清时看作“一起做教改的战友和亲历者”，而对比哈佛大学当年开始创办时的7个学生，南科大也许并不需要感到气馁，正如校长朱清时所说，一所好大学都是先建精品，做核心，条件具备了再慢慢扩大，我们就走这个路。”
改革的难题
3月20日，南科大举行了开学典礼。21日上午，首批教改实验班的46名学生开始了第一堂课程，授课者是香港大学教授、物理学家唐叔贤。课堂上，所有专业术语均用英文表达，且PPT课件和教材均为英文。
直至此时，舆论依然因为南科大而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反对的声音集中了在南科大的第一课居然是用“全英语教学”——“与其说南科大在创新，不如说是在自我殖民”。
但实际情况是，以现有标准判断，中国大学教育还能有更坏的结果吗？
校长朱清时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创办南科大的目的是要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命题。这个学实验物理出身，信奉“一个改革的行动，胜过一打改革纲领”的前中科大校长，希望在南科大这张白纸上，推行一场没有历史负担的改革试验。
但很显然，没有负担的改革并不存在，他所遇到的困难也超出想像。仅仅是“如何得到教育部承认”这道坎，就差点让南科大胎死腹中。而在薪酬数字上与出资方深圳市的扯皮更富戏剧性。随后的招生、组建团队甚至是教学方式，都曾因种种障碍及障碍间的盘根错节而倍显艰辛。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甚至一度断言：“南方科技大学的努力必定要失败，因为它无法跟庞大的行政体制对抗。”
南科大目前奉行的是“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办学理念，年初中国教育管理层的默许，大可视为默许了南科大在“中国教育改革”方面的尝试。然而有趣的是，即便以最宽松的标准来看，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相比，南科大并没有任何创新之处，而其所谓“三条办学理念”不过是大学教育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但即使如此，它在中国的存活也堪称艰难——因为，在新生如初的南科大面前，有太多的力量会自动归位至对立面。
也因此，用话语权作为衡量标准，希望南科大失败的人远比期盼南科大成功的人有发言权。一旦南科大的模式成功了，是将其视为对现有教育的否定和质疑，还是出口和推动？这必然是一个令许多部委或者大学机构陷入两难的“站队问题”。
试着走一段
南科大此次招生，学生采用自主方式录取。面对今后的招生方式有无可能与高考挂钩，通过借助高考选拔学生时，朱清时曾表示，就他本人而言，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选拔方式，招收到学校真正需要的人才。尽管目前很多高校都有自主招生考试，事实上，这样的招生方式并不开放，首先在招生比例上非常有限，其次，即使学生通过资质招生考试，最后也只能获得5～30分的加分，还是逃不了由高考分数主宰的命运。
但招生这一目前看来已经解决的难题，却将在未来四年炙烤着南科大——首届毕业生的资格认可没有拿到社会上接受检验或者直接在制度层面得到解决之前，南科大每年的招生都将成为难题。
面对外界对学校全英文授课的质疑，朱清时曾说：“试着走一段再看，这也是教育的探索。”——这句话，实则可以看作整个南科大人之间的暗号。值得庆幸的是，身处这所校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怎样不易然而充满梦想的路上。

2011年3月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副教授爱德华·斯坦菲尔德在为两校合作的IMBA班学生授课。“洋大学”近年纷纷登陆中国，人才培养加速国际化。
中国教育，完全可以更好
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渴望到西方去、到华尔街去、到体制内去——这显然不是百年树人的目标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丁扬、李芮发自北京、牛津 再说中国教育，似乎早已是一个陈旧的话题，然而这一话题说了许多年，却仍是一筹莫展，没有标准答案。
学习西方，反思过去——这是中国教育在迷途中的本能探索，牛津、剑桥的追求卓越和鼓励自由，哈佛的永远创新和良性竞争，老北大的兼容并包，老西南联大的怡然雍容，人们乐于从远处寻求答案，于是，看上去好大学在西方，好大学在再也无法重来的过去之中。
似乎谁都不愿意看到，这看似政治正确的答案之中埋藏着的难堪——一切外在的答案，指向的都是中国教育一直以来试图忽略的暗疮：体制、政治、资产、利益……它不在别处，就深嵌中国教育身体之内。也因此，真正的教改，势必前路险恶鲜血淋漓，也因此，真正的教育改革，尚未来临。
过去的大学
“把北大办得和老北大一样”，当这样一个不算目标的目标出现，“过去的大学”俨然升华为某种寄托着愁思与向往的符号。
过去的大学是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当校长的北京大学，是梅贻琦当校长的清华大学，是罗家伦当校长的中央大学，是竺可桢当校长的浙江大学……过去的大学，更是自由、宽容、争辩、兼济天下的大学。
遗憾的是，在种种推翻与自我破坏的劫数中，如今中国的大学，无一能够再现当年老大学们的风采，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那种一以贯之的优雅与从容，恰是当今中国教育最为匮乏的气质。即使一个世纪后的清华，也颇难孚其百年美名。
也因此，这些年人们乐于谈论过去的大学，《清华旧事》《联大八年》《过去的大学》，老课本老教材老照片……越是怀念翻检过去，当下越是不堪。当下愈是没有希望，人们愈发想要回头——目的是明显的，为了得到启发，也为寻求安慰。
事实是，无论过去的大学如何开放明德，也难以在中国的当下被复制，这几乎是中国社会最为复杂且模糊的时代，过去强大的本体下，任何改变都显得微不足道且艰难无比——南科大试验说明的正是这一点。
撼不动的铜墙铁壁
正如有人总结说：当下中国大小事，十之八九指向体制，“这几乎是一种原罪”。
而历史总是如此相似，中国现世大学的丑陋，依然最初现形于体制的不合作者——2001年，清华大学宣誓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这一年，却有清华美院一个不识时务者跳出来，指着体制开骂，他是归国画家陈丹青。
十年后，再次回顾当年“清华出走”，陈丹青毫不讳言当年国内教育带给他的迷茫和无力感：“虽然我曾被封为‘责任教授’，却不知道责任在哪里：一切都被规定了，我连续四年招不到半个研究生，何来责任？”今日的陈丹青认为，当年他的辞职只是私事，谈不上个人的转折点，更遑论中国教育的转折点，“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一件事、一句话，足以使今日教育发生‘关键的转折’”。
体制外十年，陈丹青依然明白，对于中国教育，绝非一己之力或因一个教授的不合作而有任何改变，因为体制的铜墙铁壁就站在眼前。
虽然有人依然看到了某种“进步”，但是与所要跋涉的长途相比，这一点点进步甚至令人心寒——就在2011年4月18日晚上，作家熊培云在对外经贸大学作题为《这个社会会好吗》的演讲，被该校学务处处长痛斥“肤浅，哗众取宠，不是主流价值观”，演讲因此搁浅。
进步总是难以衡量，尤其是面前有太多障碍的时候——改革者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体制这个单一而宏大的概念，还有体制之下无数的屈从乃至维护者。
行政化之问
如果说原罪在于体制，那么大学行政化便是其最牢固的支撑。事实上，自大学诞生的第一天起，行政与治学的矛盾便存在，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蒋梦麟曾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过去无数次中国教育的文明转折点上，教授与学生的联合曾一次次将大学推动向前——遗憾的是，从某一天开始，学生再也不是任何一方的联合。校长与教授当然也非总是联合，而是在不同的形势下分离或者成为共同体，其实即使今天，教授在中国的大学也非中心——专心治学常常面临来自政治上的种种困扰。
行政化管理之下，学生只不过是大学里并不特别的一个部分——与大楼、师资和排名一起，构成一所大学所必须时时维护的几个支点。服从成为衡量学生极为重要的品德之一，除了遵循指令，便只需像一座大楼那般沉默。那么，在一所曾经激荡着思想与灵魂火花的校园内，看到的都是既得利益的主动维护者，都是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模样，也并不值得惊诧。
大学生会因讨论食堂涨价而一个个被“会商”，会看着办不下去的独立报刊而求助无门，当然也就会主动投身主流——“去行政化”口号喊得如此响亮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是这一口号的反面，事实上，若没有精神深处的信仰，行政化之后，怕还会有产业化、集团化、官僚化……
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法。牛津大学校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认为，导师制是一所大学做到自由开放的前提条件——实行导师制，其最大特点是师生关系密切，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学习，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而说到导师制，早在１９３６年，竺可桢刚刚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就曾竭力提倡，他甚至表态，为了改变我国大学“这种教而不训的制度”，他认为一定要选好教授，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这一点，与清华校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观点如出一辙。
教育家沈尹默曾对胡适谈起教员改革：“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然而遗憾的是，导师制，教授治学，这一近百年前就有人提出的理念，至今仍未实现。“是横下心去做，还是横下心不做？”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中国教育的现状并不至于太坏，然而却有充分的理由做得更好。当一个国家拥有全球第二的GDP，那么她的教育理应更值得自豪。所有的年轻人都渴望到西方去、到华尔街去、到体制内去——这显然不是百年树人的目标。
《国际先驱导报》法律声明：本报记者及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其撰写的稿件和提供的图片，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有需转载者请致电至010—63073377或发邮件至ihl-market@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