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史林】“九一三”事件后邓小平揭发林彪：他不大容人

• 发表于：2011-11-03 14: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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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1月03日 08:0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尹家民

    核心提示：在“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二个年头，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专门谈了他对林彪的看法。他在信中说，“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

 作者：尹家民

    到了1958年的5月至7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1956年以来克服思想上和工作上缺点的“反教条主义”，已经被弄成了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

    要召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同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决定的。毛泽东在推动开展全国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同时，想也促一促军队的工作，使之与全国的形势相适应。因此，确定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议题是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工作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对军队工作的一般看法是：全国解放后，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据时任林彪秘书的吴欣峰后来撰文说：

    林彪5月2日从上海回到北京毛家湾住地，回来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刚回北京几天，×××上将来探望，谈话中说到军队有教条主义，训练总监部、军事院校都存在。谈到具体例子，就是内务条令中礼节繁琐，连我这个上将去见领导，都得手举到帽檐上，口里说着姓名、职务……一长串报告词，还得说：“可以进来吗？”军事院校教员讲课条条多，什么“一、二、三、四、五，……扁担加括弧；大A、B、C、D、E，小a、b、c、d、e……太烦人。”其实，这些都不是大问题，都是比较容易纠正的。

    林彪听了，却很惊喜，如获至宝；要×××上将搞个书面材料来。林彪好像有点迫不及待，第二天来到我的办公室询问：×××送来“材料”没有？我说没有见到。林彪说：你打个电话催一下，让他快把材料送来。刚说完，又改口说：不，还是我打电话直接找他。说完，口里念念有词：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我预料军队领导上要出事，果然出了事，出了教条主义！

    林彪获得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材料后，立即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最好是找叶子龙，就说我要去看看主席。”我遵示打电话到毛主席办公室，叶子龙不在，接电话的是罗光禄秘书，我向他作了报告。他说：“等我请示了毛主席后，再通知你。”

    林彪急着要去见毛主席，下午又到我的办公室询问，我说还没有回音。第二天，罗秘书来电话说：“主席说，林彪同志不必专程来看望了，后天中央领导有接见，林彪同志可以来参加，一起见见面就可以了。”

    林彪按时参加接见，趁机与毛主席交谈，向毛主席反映军队中有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出在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并将有关“材料”顺便呈上。毛主席接过翻了翻后说：可以在会议上提出来，但问题不严重，向苏联军队学习是我提出来的，中央军委讨论同意的。

    即将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参加成都会议回到北京后，听说在1958年3月10日至5月的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上，对怎样认识和反对教条主义有争论。他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以隐喻的口气说这番话，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和叶剑英。

    军委扩大会从5月22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这次军委扩大会开始时发的文件，所批评对象都是×××、×××（当时被批评的人不点名，用×表示）三个字的名字，××两个字的名字。林彪认定萧克、李达等是“反对反教条主义”的，另外一方是反教条主义的，报告了毛泽东，并建议将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改为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并在莲花池会议上决定要刘伯承作检讨。

    会议主题的这种变化，开始多数人并不清楚。一年后，林彪在1959年8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讲的一段话，才搞清楚。林彪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我刚回京时，刘其人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泽东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自建国以后，林彪一直小病大养，不肯接受大的工作，消极多年，这时忽然活跃起来，党史学者认为大致有几种原因：

    一是南宁会议起，毛泽东明显对在此以前的国务院工作不满意，对周恩来、陈云，还有刘少奇不满意。随后有增加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的考虑。3月成都会议结束，4月林彪即向毛泽东提出改动军委扩大会议主题。5月八大二次会议刚结束，5月25日八届五中全会做出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的决定。

    二是1956年后，毛泽东要探索新道路，在国内方面提出反对教条主义。1958年推动搞“大跃进”，在成都会议上又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即要破除对苏联教条的迷信。林彪有显示一下自己紧跟毛泽东的需要，回京便碰上了训练总监部内认识有分歧这个可以利用的题目。

    三是1956年底匈牙利事件中军队很快瓦解，1957年苏联出现了“朱可夫事件”。1957年10月下旬，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朱可夫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和苏共中央委员职务，并决定解除其国防部长职务。据苏共中央向中国党解释的理由，主要是说朱可夫不接受党的领导，而要建立个人领导；在同年6月处理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件时，说过“只要我把军队号召起来就可以把反党集团分子驱逐出去”。这在赫鲁晓夫看来对他自己也是一个现实的威胁。赫鲁晓夫访问东德时，朱可夫阻止将领们前往欢迎。由此说朱可夫居功骄傲目空一切。毛泽东等党和军队领导人从借鉴教训的角度，对中国能否出现此类情况也有所考虑。彭德怀就多次谈及这个问题。

    1958年5月28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小型会议上发言说，对于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早有感觉的，但在1953年冬只提了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反对得不够大胆；直到去年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时才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过去提得不明显，吃了亏。

    5月30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三次小型会议上又说：苏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来，在军队建设上有不少违背列宁建设原则的地方。另外，苏军在内部关系上，曾经有一个时期不正常，现在正在改进。苏军的一套组织制度和体制，大都是为着巩固单一首长制。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看不到苏军的这些问题，反而热爱这一套。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着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这种考虑，也是毛泽东同意在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有高级干部100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把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提出：军委工作的重大问题是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军委的经常工作是在彭老总的主持下进行的，今后我们要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军队同志继续在彭老总领导下更好地团结起来。林彪的讲话摆出了支持彭德怀的姿态，暗示有的人不能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贺龙、罗荣桓、叶剑英、聂荣臻元帅也讲了话。

    会议的主旋律“一是揭发，二是批判，三是检讨”。但具体地说，发言者的心态不同，目的各异，表现也就不是完全一个声调。多数人迫于形势和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不得不随声附和；少数人怀着个人目的“表现积极”；个别过去积极提倡学习苏军经验、肯定和赞扬军事学院成绩的领导同志，也不敢承担责任而大反“教条主义”；而实事求是者也不乏人在。

    邓小平总书记在会上讲了形势。在谈到反对军事教条主义时，他只是打了个有趣的比喻：学习苏军先进经验，好比请客吃饭。别人请你吃饭是好意，你吃了拉肚子，这埋怨谁？只怪你自己吃多了，或者你的胃肠消化不好。这要坚持实事求是。军委副主席陈毅元帅的讲话，也没有提“反对军事教条主义”。他作为我军初创阶段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领导人之一，谈了当时党内、军内的一些情况，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一度没有当选为军委书记，是少了陈毅这一票，结果是陈毅作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当选为军委书记。工作了一段时间，陈毅感到吃力，于是，亲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主动提出由毛泽东重新担任军委书记。以后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陈毅因负伤和江西根据地斗争需要，留下坚持游击战争，而没有参加长征。对此，陈毅说，他曾一度有所误解：认为是毛泽东“报一票之仇！”其实当时毛泽东也无权决定陈毅是否参加长征。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坦诚交心，自我批评精神，博得了与会同志的热烈鼓掌和好评。他的发言摘要刊登在《会议简报》上，毛泽东阅后，写下了“陈毅是个好同志”的著名批语。在以后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陈毅遇红卫兵批斗，紧急情况下，他念了毛主席的这条语录，曾引起误会和不同的传说。这条语录产生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而不是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参加了所谓“二月逆流”，正在受批判呢。（见吴欣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这时，训练总监部常务副部长萧克已被点名，犯有“军事教条主义”错误，正在检讨和接受批判。陈毅的发言中有一段专讲萧克。他说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萧克是副师长。萧克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作风踏实，能吃苦，能和下级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受到全师指战员的好评。调离时，全师指战员热泪盈眶，挽留，恋恋不舍。陈毅元帅的肺腑之言，一颗赤诚之心乃见，使与会人员深受感动。他讲话完毕，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陈毅针对有人全盘否定军事学院的成就，激昂地说：“整个军事学院成绩是主要的。我在南京时常到学院去请教，对我帮助很大。我知道有许多老战友，在军事学院学了一二年出来，知识、理论都提高了，有点学术的味道了。也有许多人在变，思想、风度在变，住了军事学院以后，二杆子味道少了一些，有点学问了。所以说成绩还是主要的，不要以为有了错误就否定一切。”

    在会议过程中，有人提出要刘伯承到会，听取意见。继任军事学院院长的廖汉生看到会议批判的气氛越来越浓，调子越来越高，似乎“教条主义”就是刘伯承一个人搞起来的，似乎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不仅有错误，甚至是罪过，这样紧张的气氛对刘帅久病的身体很不利，就悄悄打电话给留在南京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张震副院长，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表明他的意见：“请告诉刘帅不要来北京，他身体不好，可以请假，有话可由我们代为转达。”

    与会人员对林彪发言反应冷淡，说：“这就是中央副主席的发言？”“军队落后了表现在什么地方？指出来嘛！”“谁不会讲两句名词，扣上几顶帽子！”“军队的训练、学习，向来是以中国的经验为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的。”与会人员说：“在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如教员讲课条条多，队列、礼节方面的规定，由于我军长期以来不正规，所以一时适应不了，慢慢会习惯的。”其中有些是很容易纠正的，如谒见领导报告词，可以免去，不必兴师动众在军委扩大会议进行批判。

    会议主持者也看到这种情景。6月7日上午，邓小平召集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几位元帅开会。据《彭德怀年谱》记载：下午，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会上传达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他说，邓小平同志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只有35度，没有38度，更没有到40度。暴露问题不够。在思想中，对全军建设意见很多，包括各方面，从思想到原则，从具体措施到领导方式方法，都有意见，只是没有端出来。决定采用下边整风的办法开会，小型会不再开，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写大字报、小字报，开会发言同大字报、小字报结合。在一周内造成会议紧张气氛。要求大胆发言，以共产主义风格提意见，把脑子里的话都讲出来。问题摆出后，进行辩论。批判对象，主要是搞军委、各总部。各总部的同志要沉住气，然后再辩论。进行专题鸣放后，再分别起草文件，下边的同志和各总部的同志都合起来写。最后小平同志还提到，南宁、成都会议以后，地方工作便活跃起来；我们这次会议要开得好，军队工作就会活跃起来，开不好就不要回去。

    彭德怀在大会上说：“我们来开会，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为此就要把矛盾彻底暴露出来，求得正确解决。讲团结，只有把有碍团结的问题全部揭开了，展开批评，才能达到团结。批评的对象是军委和下属各部；因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批评军委，主要就应当是批评我。有人担心大家批评军委，批评我，是否会影响领导威信。我说，威信是建立在真理上的，不是建立在军衔和勋章上面。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的，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军龄，我都不如人家，我倒是在军阀队伍中干过的，有什么了不起呢？为什么批评不得？老资格更应该受得起批评。”

    这次讲话，在“左”的影响下，开始把思想问题上纲为路线问题，从路线斗争高度批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军阀主义。

    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前期军事学院已经来了20个人，现在第二批又来了31人，包括部分教授会主任和学员代表，总数达到50多人。就连因病休养的刘伯承也被中央派专人到南京，请他到会。

    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他说：“我们的会议快有四个星期了，时间很长，但有五分之三的同志是后到的。”“我想对三个多星期会议的基本情况，讲几点意见。”第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全国胜利以后，军事教条主义思想又重新复活了。”“这些军事教条主义者和抱单纯军事观点的同志，他们不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是搬运苏联的错误经验。”第二，“犯单纯军事观点和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是有许多原因的，主要是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第三，“在教条主义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为什么不早些反教条主义呢？有五点原因：一、对苏军历史和军事科学的完整性摸不到底，对多兵种合同作战和军队建设不熟悉，没有经验，不懂。二、对于教条主义的抵抗力之大，估计不足。三、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四、马列主义没有叩门，毛泽东思想未真正体会。五、共产主义风格不高。我是敢说的，但干劲不足，思想有点懒，没有很好地系统地总结过去经验，把时间溜过去了。”这天的讲话纪要，他在23日报请毛泽东阅看。毛泽东阅后批示：“刘、邓、朱、周、陈云同志：此件值得一阅。阅后退彭。”

    6月21日，毛泽东向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与会者讲话。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不管军事，四年于斯矣。朝鲜战争以后，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你们看对不对？我是这样看。要说是军事完全搞坏了，那也不是，也没有一个同志说完全搞坏的，而是同志们大多数都说的八年来基本上搞得好，也有缺点、错误。担责任的是彭德怀同志，但不能完全怪他一个人，还应该要怪我。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恐怕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还有各总部。”毛泽东接着详细讲了我军在历史上和当前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

    6月23日，毛泽东召集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说，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学，现在学，将来也还要学，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并明确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而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的功过作了不适当的评论，“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毛泽东指责刘伯承的这段话来自晓农、疆文：《彭德怀刘伯承的误会与纠葛》，《党史文苑》2005年第1期。

    彭德怀顺着毛泽东的话题，板着面孔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所言是有所指的。长征途中，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于草地后，红四方面军主动将一些军、师干部送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也在其中。余聪敏倔强，指挥打仗果敢决断，２０岁便当了军长，深得张国焘的器重。但由于文化修养浅薄，阅历有限，加之性情刚烈，惯于争强好胜，对于全新的军事知识接受不了，倘若谦虚好学也就没事，偏在战术问题上与班级教官争吵，一直争执到刘伯承那儿，不但口出狂言加以谩骂，还公然拔枪相胁。基于余天云严重违纪，学校将他关了短期禁闭。不料余天云思想上想不开，认为自己这个红四方面最年轻最有前途的军长折了面子，羞愤难当，竟在一次行军时跳崖自杀。对于余天云的死，连张国焘也认为余心地如此脆弱，心理素质如此差劲，这种轻率举动是不可迁怪别人的，也就没有为难刘伯承。

    相隔了二十多年之后，彭德怀重提旧事，毛泽东附和道：“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哟。”

    毛泽东指出：“刘伯承同志的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是方向问题。”同时他也肯定：“伯承同志有令人佩服的一面——认真。”并说：“伯承同志的检讨发言不要写了，也不要出席会议。决议不要写任何人。”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等上将、大将的名，两位元帅叶剑英和刘伯承也未能幸免。

    这天晚上，抱病来京参加会议的刘伯承在病床前召见了杨得志、陈锡联和廖汉生。他非常坦诚地提出因病不能天天到会场上去，要他们三人帮助他了解会议情况，分析问题，提出意见，以便作好检讨发言。望着老院长诚挚的神态，听着他沉重的话语，在场的三人也都心情沉重。

    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风点火、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林彪所指责的问题，事实上哪个单位也不存在。他这样说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在“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二个年头，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专门谈了他对林彪的看法。他在信中说，“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是林彪和×××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