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 电脑显示器:杨秀清的人缘?上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极为重要的人物，不论同情或憎恶这个宗教王国者都不得不承认，太平天国的兴衰，是以1856年9月2日，他的全家被杀为转折点的。
据《金陵省难纪略》记载，杨秀清刚刚被杀死，洪秀全就对韦昌辉坦言“尔我非东王不得至此”，此时杨尚是“东孽”，他的部下还在殊死抵抗，事态尚未稳定，洪秀全的话显然是真心流露；太平天国的头号大敌曾国藩指出，杨秀清死后，太平天国“大纲紊乱”，一向稳重的他居然在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三十日喊出“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的大话，这句写在给九弟曾国荃家书里的心里话，自然是建立在杨秀清之死所造成的“长毛大纲紊乱”上；洋人对太平天国的感情是复杂的，前期尤其如此，他们对杨秀清的评价也截然相反，有的说他是“天朝的英雄，鞑靼人（清朝）的恶梦”，有的则斥他为“狂徒”、“僭越者”，但不论是赞许他才能的《北华捷报》上不知名作者，还是对他的死幸灾乐祸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都一致认为，杨秀清之死将令太平天国命运骤变，历史证明，他们不幸而言中。
然而如此重要的一位太平天国大人物，人缘却似乎并不怎样。洪秀全在1858年之后给杨秀清恢复名誉，甚至把他推上神坛，但那似乎更多是政治考量，而非感情寄托，否则也不会有天京之变了；李秀成是杨秀清一手提拔，陈玉成也得到杨秀清的重用，但这两位太平天国后期的栋梁支柱，在供词中却一个将之打了“中中”的及格分，低于石达开，另一个索性说他和其他几位前期领袖“皆非将才”，不如被评为“差可”的石达开、冯云山，“差可”也就是及格分数，比“差可”还低，那大约是要补考的了。
他曾在太平天国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全国军民（甚至可能包括洪秀全本人）的命运，却在一夜间从荣耀巅峰、胜利极致坠落深渊，李秀成说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石达开也批评他“性情高傲”，他被害时除了自己直属的东殿系统将士，北王韦昌辉、顶天燕秦日纲、佐天侯陈承鎔这三位在城中排名仅次于他的要员和其它城中文武几乎全体反目，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真如他的同事们所言，是他人缘太差么？

孤儿杨秀清和他的“政治病”

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和清末几本不甚靠谱的小书中，都把杨秀清说成广西武宣的大财主，说他捐献巨资帮洪秀全造反，因此得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来翻脸篡位，才酿成一出悲剧。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不但传到日本、美国，甚至洪秀全故乡广东花县，民国时编写的洪氏族谱《万派朝宗》里，都赫然写着“大富翁杨秀清”的字样。
然而这段记载可谓毫无根据：杨秀清非但不是大富翁，而且压根就不是武宣人。
他是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县），本名杨嗣龙，出生在广西桂平县鹏隘山，一个叫东旺村的小村子。这座村讹称“东王村”，上世纪30和50年代，简又文、罗尔纲、钟文典等史学家先后三次前往考察，试图探究“东王村”在“改名”前究竟叫什么名字，却始终不得要领，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座村子原本就叫做“东王村”，实在是无巧不成书。
虽然名字生得巧，但他的命却着实糟得很：父亲杨亚齐和母亲古氏在他5岁、9岁时分别去世，孤苦伶仃的他由伯父杨庆善抚养。
杨家是所谓“棚户”，没有土地，无法在平原立足，只得在山里靠种山、烧炭勉强糊口，他自己后来也坦承“至贫至苦”，而且大字不识一个，但这种艰苦的生活却让他变得早熟，当地人说他虽然手头很紧，却喜欢结交朋友，烧炭挣的一点钱都用来买酒，本人却几乎滴酒不沾，最喜欢看来来往往的江湖朋友在自己的草棚里把酒言欢，高谈阔论，自己就抱着膝盖静静听着。这段记载虽然只是口碑，但身为孤儿的他在起事后，居然很快拉起一支“杨家军”来，足见“好交朋友”的说法不虚。可以说，此时的杨秀清，人缘大约是挺好的。
1845年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区，第二年，得到客家绅士曾玉珍一家的支持，开始建立拜上帝会传教。杨秀清这时23岁，他有个远房堂姐，是曾玉珍父亲曾开俊的妻子，曾玉珍的生母，大约因为这点瓜葛，他很早就成为拜上帝会的一员。
杨秀清在紫荆山的种山者、烧炭党和江湖人物中似乎颇有地位，他和另一个烧炭出身的年轻人萧朝贵结成死党，拥有不可轻视的势力。然而他们两人的能量似乎被冯云山所低估了，冯云山和后来赶到的洪秀全，当时主要依靠的首先是自家亲戚，包括洪秀全的表哥赐谷王家，冯云山的表哥卢六等，其次则是和他们有更多共同语言的客家士绅、下层读书人包括桂平曾家，藤县陈家等，杨秀清入会虽不算晚，但早期冯、洪搞的一系列活动，像砸甘王庙之类，他似乎都没有参加，或者参加了也只是个“革命群众甲”。
杨秀清对此似乎并不十分在意，他并没有主动亲近那些会中的“大人物”，而是着手巩固跟萧朝贵的同盟：萧朝贵的妻子王宣娇是赐谷王家的人，洪秀全刚到广西时，她曾经借口“一个老人传话”，替洪秀全涂抹神圣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宣娇才是太平天国运动中第一个搞“天父下凡”的人，此时她在上帝会中的地位，也要高过杨秀清和萧朝贵。杨秀清将王宣娇认作妹妹，改名“杨宣娇”，萧朝贵自然也成了妹夫。这对“人造内兄弟”不显山不露水地等待着机会，让杨宣娇在前台吸引眼球，保持和上帝会中枢不即不离的关系，“男学冯云山，女学杨宣娇”的口号，大约就是这一时期叫响的。
机会终于来了：1847年底，桂平秀才王作新、王大作兄弟因为上帝会捣毁神像、庙宇，以“从番”、“不从清朝法律”的大逆不道罪名控诉冯云山，冯云山和卢六被传入桂平县衙门打官司，这一打就是好几个月。上帝会虽然名义上的首脑是“洪先生”，但“前做事皆南王”，冯云山才是各地会众的主心骨，冯云山这么一吃官司，缺乏管理能力的洪秀全恐怕连会众都认不全，一下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
1848年阴历三月初三，杨秀清突然说起梦话，声称被天父上帝附身，要“代世人赎病”，教导大家。他在这一时期的“下凡”语录，保留下来的很少，从定都天京后保留下来的《天父圣旨卷三》看，他“下凡”的“技术”比较差劲，基本上以白日做梦、说梦话为主。要知道广西在当时是个傩术盛行、神汉遍地的世界，许多神汉都能表演诸如“灵魂附体”、“小旗对战”、“筷子跳舞”，或者“跟死者对话”之类活灵活现的戏法，杨秀清这套“朴实无华”的把戏非但未能服众，反倒启发了不少“技术派”起而效尤，一时间上帝会里各路“神仙”纷纷下凡，煞是热闹，从目前留下的零星线索看，除了杨秀清，还有黄姓（可能是赐谷王姓）、郭姓，初来乍到的洪秀全见到这许多“天父天兄”，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冯云山这年夏天就已经获释，但他和洪秀全相继回了一趟广东，上帝会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得到收拾——或许他们也不知该怎么收拾，对这么多冒出来的神仙，承认谁不承认谁，或干脆谁都不承认，都很难轻易拍板，因为每路神仙的背后，都代表着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
阴历九月初九，杨秀清的盟友萧朝贵出手了。他和杨宣娇夫妇都有神棍“专业知识”，杨宣娇更是教徒中最早搞这一套的“女模范”，他们两人的表演很快镇住了紫荆山区的会众们，自称天兄代言人的萧朝贵和“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一起，把郭姓、黄姓等“伪天父”气势一下压倒。
他们的表现立即吸引了现场“观战”的洪秀全，后者立即敏锐地意识到，杨、萧二人不但代表了一大股势力，而且“下凡”的表现也最能服众，如果他们能以“天父天兄”之口将自己也提拔进“神”的行列，自己就有望从“洪先生”一下变成货真价实君权神授的“太平大道君王全”，而且用这种“神术”指挥会众，要比冯云山的《周礼》和自己的宗教小册子立竿见影得多了。
于是天父天兄和“洪先生”飞快地达成心照不宣：天父天兄用“神话”证明洪秀全是天父亲子、天兄亲弟，上天注定的人间君王，而“天王”则以自己天父儿子、天兄弟弟和“上过高天”的资格，证明这二位说的话，“跟爷哥一般无二”，尽管交易之初双方还羞羞答答，但很快便越凑越近乎，原来的“二把手”冯云山被慢慢降到第四位，曾家、王家先后边缘化，几个失败的“伪天父”则干脆被赶出了上帝教，杨秀清和萧朝贵则相继在这种互动性表演中，得到“天父第三子”和“帝婿”的尊号。
历史学家曾断言，冯云山被捕和洪秀全出走造成拜上帝教混乱，全靠杨秀清、萧朝贵下凡才稳住局面，但《天兄圣旨》中记载表明，萧朝贵首次下凡时洪秀全就在身边，而冯云山虽然入狱，却并非“被捕”，而是主动去应传，所谓“混乱”，其实恰是杨秀清等人“下凡”闹出来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在江湖上人脉广泛的广西本地人成为主心骨，让金田起义从空想一步步走向现实。
不过在金田起义准备期间，杨秀清的作用很有限，按照太平天国官方记载，他在这时生病了，甚至一度生命垂危，起义筹备大事不得不交给萧朝贵、韦昌辉等人。有一种说法称，他是得了“政治病”，目的是通过这种手段观察有利时机，进一步攘夺洪秀全、冯云山的权力，他们指出，杨秀清在1849年4月8日托天父下凡，说“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笔祈祈”（高老即上帝，“山山”合在一起是“出”，“十字有一笔”是千，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出令，千祈遵正”），这被认为是起义的动员令，但第二年5月，他却“忽又口哑耳聋，耳孔出脓，眼内流水，几成病废”，被许多会众认为是“不祥之兆”，但如此重病的他却在6个月之后、洪秀全、冯云山在平南县鹏化里花洲山人村被清军无意中围困，胡以晄屡次突围未果，聚集在金田团营的各地会众手足无措之际，他却忽然“不医自愈”，而且“耳聪目明，心性灵敏”，给人一种强烈的“做戏”感。
从后来发现的一些记载，如《天兄圣旨》等看，杨秀清的病恐怕未必是装出来的，他何时能病愈，甚至连亲密盟友萧朝贵也全无把握，以至于安排洪秀全回广东时，指示的回程日期竟相差半年；定都天京后许多亲眼见过杨秀清的人都说他瞎了一只眼睛，而且体弱多病，虽然他们将之归咎于杨秀清“好色”、“肾亏”，但较为严谨翔实的《贼情汇纂》却指出，杨秀清的病是早就有的，这种病和“眼内流水”正相吻合。
倒是他的“不医自愈”有些故弄玄虚：后来封为补天侯的李俊昌（即李俊良）通晓眼科，在金田起义前夕一直在杨秀清身边，当不会袖手旁观，从1850年夏天之后，萧朝贵主持的团营节奏突然加快可以推断，杨秀清的病在那时已经好了，之所以要保密，的确是为了选择时机显示神奇，从而慑服会众，独揽大权，洪秀全本人也懂医术，杨秀清在这段时间故意避开他，甚至不肯同住一个村子，恐怕正是怕被识破。这位李俊昌大夫在金田起义后不久就被封为“内军帅”，要知道整个广西转战期间，太平军的正式军帅只有10个，这个“内军帅”是不折不扣的高干，倘无特别功劳，别说李俊昌，就算李时珍再世，怕也当不上这么大的官。
无论如何，耳聪目明、“大显权能”的杨秀清指挥若定，轻而易举地给洪秀全解围，又趁势打败了闻讯赶来围剿的官军，太平天国的大旗就此轰轰烈烈竖起，他也成了这个马背政权的“军师、王爷”和中军主将。
不过这个时候他的地位也只略高于萧朝贵、冯云山，名义上发号施令的还是洪秀全。1851年8月15日，太平军从桂平茶地出发，进军莫村，下达进军命令的是洪秀全本人，杨秀清和另外4位主将则分别被派往前、中、后三路。
杨秀清此时感到孤儿的孤单：在5主将中，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都是大家族，拥有数百甚至上千的子弟兵，冯云山虽然孤身一人，但上帝会是他一手缔造，只有自己势单力孤，一旦萧朝贵出现意外或者反目，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他昔日烧炭结下的好人缘派上了用场，许多杨姓的好汉被他招入门下，认作“清”字辈兄弟，成为他的嫡系，《金陵癸甲纪事略》中有大国宗杨元清、三国宗杨永清、七国宗杨德清，其中杨元清、杨德清都是广东嘉应州人，本来是天地会的江湖好汉；后来大名鼎鼎的辅王杨辅清也被称作七国宗（一说八国宗），本名杨金生，是广西桂平人；除他们之外，还有杨润清（也许就是永清）、杨恒清、杨宜清、杨雄清、杨英清、杨友清等，杨秀清并未将他们“下放”到一线部队，而是留在身边保护自己。
这并不是说他不重视耳目，恰相反，许多记载都表明，在这段相对低调的时间里，他笼络、安排了许多耳目，遍布各军各营，对大小官员、将领的能力、心态甚至隐私都竭力掌握。对他而言，这些闲棋冷子，最终都会派上大用场。
1851年12月17日，进驻太平军占领的第一座城市——广西永安州（今蒙山）的洪秀全下诏封王，并规定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尽管此后一段时间，天王还对全军发号施令，如次年4月3日永安突围前夕，他发过著名的“突围诏”，但随着东王威信的提高，天王的诏书也变得越来越稀少了。

东王的耳目、嘴巴、心腹和头脑

杨秀清并不是天生的太平天国“二把手”——那本来该是冯云山的，他的权威也不是靠自己发明的“天父”安排，或洪秀全的职务任命实现的，论族人众多，他不比韦昌辉、石达开；论“下凡技术”，更没有萧朝贵夫妇来得专业，他之所以能安安稳稳地坐上这个第二把交椅，胃口很大、他生病期间一直总揽大局的萧朝贵，老资格“二把手”冯云山，都对他服服帖帖，甚至洪秀全也甘愿退居幕后，他所依靠的，是耳目、心腹、嘴巴和刀剑。
就在封王后不久，他的耳目就发挥了作用。
已经担任军帅要职的博白人周锡能借口回乡召集部众，接受了清方的内应要求，潜入永安州城，并骗取了冯云山等人的信任，杨秀清表面平静，暗中调动自己早已密布的眼线，将周锡能一行、全家的活动、言论掌握得一清二楚，不动声色地等到8天后，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一齐前来拜谒，准备同去朝见天王，保举加封周锡能的关键时刻，忽然“天父下凡”，条理清晰地一一罗列周锡能的内应证据，迫使对方理屈词穷，不得不低头服输。
尽管这件案子疑点很多，如这样重大内应情节，清方居然毫无记载，周锡能声称见过赛尚阿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后者当时在阳朔，而不是周锡能所说的新墟大营，赛尚阿也不是“咸丰的叔父”，但周锡能一行意在策反、内应却丝毫不假，他们试图挑唆高级将领朱锡锟、黄文安献城的对话，被杨秀清的耳目听得真切，又被“天父”突然一字不差地喝出，其震撼力可想而知。周锡能案发生于1851年12月21日，上距杨秀清封王仅4天，如果说在此之前，杨秀清号令全军的威信尚未确立，此次“天做事”发生在众首领齐聚之际，证据确凿，人赃并获，诸王恍然大悟之余，自然产生敬佩、震骇、恐惧等复杂的心情，《天父下凡诏书》记载，案件审结后，韦昌辉高喊“时刻要记念天父权能恩德”，众兵将则高呼“天父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
天父皇上帝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靠的是耳目，却不仅仅是耳目，早在“下凡”前，周锡能等人，以及虽然严词拒绝内应、却囿于乡谊亲情未曾汇报的朱锡锟、黄文安，都已被严密监控，“下凡”不多时，周锡能全家和朱、黄等人就被擒拿，而“布控拿人”的，正是杨辅清、杨润清等刚刚认下的“杨家兄弟”们。
如果说，萧朝贵的“天兄下凡”主要靠傩术和演技，那么对这一套“业务”并不精通的杨秀清，靠的正是“发人隐私，无所不中”，于不动声色中掌握并揭穿他人的秘密，要比什么和亡妻说话之类更震撼人心，更让人感到天父——或者干脆说东王——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能力卓越、且对上帝教神话丝毫不感兴趣的石达开，每次听到“天父下凡”都惶遽流汗，其它人的敬畏可想而知。
周锡能案件，杨秀清直到处死周氏一行、全家，并处分了朱锡锟、黄文安后4天，才汇报给洪秀全，这是个不引人瞩目、但十分微妙的转折点，自那以后，洪秀全很少再贴出“岳飞五百破十万”的诏书、布告号令全军内外，取而代之的是杨秀清、萧朝贵连衔发布的诰谕，连远在广东、上海的天地会众，都知道太平军中有个东王，而相距咫尺的清方将领，居然连洪秀全是否真有其人都难下结论。
耳目立下头功，让杨秀清顺利架空了洪秀全，并不动声色地夺取了太平天国的对外话语权。
应该说，杨秀清的“嘴巴”威力十足，不亚于他的耳目。
从永安开始，他沿途散布和萧朝贵连衔的三篇檄文。这些檄文宗教色彩淡薄，着重宣传民族大义、气节，揭露满清入关后屠杀汉族民众的暴行，和横征暴敛、贪污腐败的实迹，在民族情绪浓厚的南中国，起到了强烈的感染作用，太平军出广西后如鱼入海，发展迅猛，这张“嘴巴”功不可没；杨秀清虽大字一个不识，却非常注重檄文的针对性，在永安时，清军动员团练助战，其中有许多投降的天地会众，他就以“洪门歃血”指责对方不顾大义，“反颜事仇”，激劝他们反戈一击；当太平军进入湖南，当地天地会众群起相应，檄文里指责天地会的词句就被删除干净，代之以号召“一切中国人民”推翻满清的言语。这些言辞朴实响亮，绝非洪秀全不近人情、晦涩难懂的“天话”，或洪仁玕纸上谈兵、以封官发财相诱惑的空谈所能比拟。
有了耳目、嘴巴，就要有心腹。杨秀清并没有将那些“杨家将”派出去，而是利用自己的耳聪目明，耐心发掘、大胆提拔了一大批猛将，细心的人可以发现，杨秀清主事前后，太平军中的主战将领有了很大变化，紫荆山时期经常打头阵的韦家子侄直到几年后才重新活跃，早期仅有的5个军长也被先后闲置，惯打头阵、为占领永安立下头功的罗大纲此后渐渐变成偏师，而李开芳、林凤祥、吉文元、曾水源等人地位上升；在王爵当中，曾经被称为“最勇”的韦昌辉变成朝臣，此前打头阵不多的萧朝贵、石达开冲上一线，并很快享有了“猛将”的威名。在进军江南及此后的征战中，许多后期知名的大将，如李秀成、陈玉成、吴如孝、陈坤书、胡鼎文、林启容、唐正财等，都先后被从基层提拔起来，像李秀成被提拔为军帅前不过是圣兵，林启容被重用前只是牌刀手，陈玉成还是未成年的牌尾，唐正财被任命为水营主将前则是个半路加盟的木材商人，基层官兵有才能会被赏识、被破格提拔，有功劳会被重赏，原先以家族、地域为纽带组建的太平军，很快变成了一支各级将领都由杨秀清提拔任命的军队，从这时起直到他被杀，诸王都不再固定指挥自己家族的军队，如韦昌辉的弟弟韦俊经常受石达开指挥，而石达开的堂兄石祥祯又曾受韦昌辉指挥，这种安排在把太平军锻造成一支“中央军”的同时，也同时悄悄将之变成了“杨家军”。
自永安到南京，其间仅仅11个月，杨秀清在太平天国的权势却一步步达到顶峰，洪秀全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最终到了只在本章上批“勤理天事就是朝见”，除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不见朝臣，除非杨秀清批注不看奏章的地步，关键的关键，在于他让太平军上下见识到自己过人的头脑。
最初洪秀全的战略目标，仅仅是“个个保全”，他心目中的首都是小小的永安城，国土是永安周围一个里、70多个村，400平方华里，后来冲出永安，他和冯云山所能想到的，也就是胜则定都桂林，败则走昭平、梧州“投英吉利国”，也就是到广东寻求西洋教会的帮助，而杨秀清很早就提出“舍粤不顾”，进取天地会势力强大的湖南；长沙久攻不下，就果断转战益阳；在益阳、岳州夺取大量船只，就立即改变东进计划，顺洞庭、长江进攻武昌，准备直取中原，“以河南为家”；攻下第一座省城武昌后又力排众议，利用船只和长江的便利，在一个月内疾行1800里，夺取了江南名城南京，让原本虚无缥缈的“小天堂”，在这样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古都“落地”，所有这一切，几乎都出于他一个人的谋略，10多年后，在酷暑中带着遍体鳞伤，坐在囚笼里写供词的李秀成回顾至此，不由写下“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的由衷感叹。

人情、宽严、公平与不公平

前面说过，杨秀清在当烧炭工时是个豪爽慷慨的人，手握大权后，他也经常表现出很近人情的一面。
1853年太平军进入天京后，扫北、西征，外加天京、镇江、瓜洲三地坚守，军情复杂繁重；太平军从流动作战转为定都立业，政务繁琐，百废待兴，这些事务，加上立法、人事等大权，都掌握在他一人手中，洪秀全除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宗教，就只管在他拟定的各项议程报告上加盖刻着“旨准”两字的木印。为了应付如此纷繁的事务，他的府中雇佣了许多“先生”，这些“先生”多数是江南文化人，对不通文墨且满口客家话的杨秀清经常忍不住失笑，对此杨秀清颇为宽容，常向他们坦然解释自己的寒微出身，并劝“先生莫笑，慢慢读来，自会晓得”；洪秀全性情暴躁，不让家属探望后宫，经常对“娘娘”、“女官”打骂虐待，杨秀清就借天父下凡，劝洪秀全善待她们，特别强调不要用靴尖“踢击”有身孕的“娘娘”；前面提到的唐正财和韦昌辉心腹张子朋不合，后者仗着资格老、功劳大欺凌水营，清方间谍张继庚趁机散布“东王待广西人厚湖南人薄”的谣言，一时间湖南人居多的水营人心惶惶，杨秀清得知后严厉处分韦昌辉、张子朋，对唐正财好言安慰，破格提拔，很快稳住了水营人心；他还在颁发的《行军总要》里关照各级官员不要打断下属的发言，军官在夜间应把棉衣借给放哨士兵等，在大事小情上显得细致入微。
但在有的地方，他却显得非常不近人情。
在武昌时，首领们对下一步进军方向争议不绝，由于洪秀全有意北上，杨秀清见附和者众多，自己争辩不过，就索性来个“天父主张”，强行通过自己意见；定都天京后他坚持“分营”，让城中军民人等大小官员夫妇分居，偌大太平天国，只有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5人可以夫妻团聚，且更能坐拥众多妻妾，这种做法非但不公平、不人道，也经常成为清方攻讦的口实，杨秀清却一面坦承民间、军中有“财务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的、“至今未息”的“嗟怨”，一面顽固坚持这种越来越坚持不下去的制度，直到连自己的表哥、贵为镇国侯的卢显拔也忍不住和妻子幽会，许多广西老兄弟也因不满而逃亡时，他才在1854年9月29日托天父之口“铺排一干小弟小妹成家”，此时距离定都，已经过去一年半了。
杨秀清为人是宽是严？
《武昌纪事》里说他最喜欢“抚爱伙党”，对有才能、有功劳的人不吝重赏，《贼情汇纂》里也说，立大功的将士有“朝为散卒，暮擢方面”的；他虽然军纪严厉，对于犯错误、打败仗的将士不管资格多老，该罚该贬，毫不留情，燕王秦日纲，名将林启容、曾天浩，重臣黄期升都曾被贬为奴，但一般而言，只要的确有能力，总会留出一线出路，那些被贬的大臣大多很快复出，或者带着“奴”的名头继续工作。
有些“问题干部”如果能力很强，他又自认为可以驾驭，仍会大胆使用，像守朝阳门的将军陈桂堂，因为自感功大赏薄，就私通清军内应，事泄后杨秀清认为自己的确用人不当，并未处死陈桂堂，不久便让他复出，陈桂堂感激涕零，后来屡建功勋，升任指挥。
但有时他的严酷苛刻，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他让石凤魁、杨再兴守武昌城，石是主将，不听杨的谏言一意孤行，结果丢了城池；杨不但屡次规劝，还浴血奋战，救出石凤魁，全军突围成功，杨秀清却不分青红皂白，下令将两人一并处死，连《贼情汇纂》的作者都为杨再兴抱不平；黄仕珍、萧志圣两个参护（警卫），只不过犯了没能及时传召某个东王亲戚“亲带灵丹过府”的错误，就被分别斩首、关押。
最极端的案例，莫过于“同庚叔事件”：有一次杨秀清的同庚叔路过顶天侯秦日纲的府邸，秦日纲的车夫一时忘记起立，同庚叔觉得受到冒犯，就痛打车夫200鞭，然后闯进府邸，揪着贵为侯爵的秦日纲，一起去主管刑案的卫国侯黄玉琨处，逼着黄玉琨杖责车夫。黄玉琨根据杨秀清自己奏请颁布的刑律，认为车夫的罪过根本不够200鞭，既然打都打了，也就不能再杖责。没想到这同庚叔一听便火了，居然掀翻刑堂办公桌，跑去杨秀清府上把两位侯爵都参了一本。杨秀清偏听偏信，居然下令拘捕秉公执法的黄玉琨，结果闹出黄玉琨、秦日纲和朝官领袖、佐天侯陈承鎔“三侯爵辞职”的大事件，自感颜面无光的杨秀清恼羞成怒，竟分别打了三位侯爵100、200和300板子，把那个倒霉的车夫五马分尸。
很显然，杨秀清在多数时候表现得比较通情达理，严中有宽，但他大权在手，乾纲独运，喜欢用严刑峻法体现威严，又不愿听别人意见，一些判决就显得草率粗疏、随心所欲。不仅如此，越到后来，他越担心大权旁落，对那些看上去可能冒犯东王权威的小事，总会火冒三丈，给出令人咋舌的重刑；此外，他对洪秀全也时刻提防，惟恐后者抢回权力，因此有时会故意借刑案出洪秀全的洋相，时人记载说，有时候他会抱着案件卷宗给洪秀全过目，征求意见，洪秀全只要说杀，他就故意不杀，洪秀全说不杀就故意杀掉，有时候明明是他上了奏章，请求洪秀全批准处死某人，洪秀全大印一盖——旨准，他拿回东王府，往床上一躺，来个“天父下凡”，再把人给放了。说到底，一个刑律任意的政权，所谓宽严，无非是为权力服务的。
不论清方或太平天国人士，许多人都认为，杨秀清办事比较公平，自己的亲信、亲属犯错一样严惩不贷，外人立功也照样提拔重用，《贼情汇纂》和李秀成口供都将他的用人公平，当做太平天国前期士气高昂、人心稳固的一大重要因素。
不过他的公平也是相对而言，私心是每个人都有的。
他的“杨家将”在他在位期间很少出战，也没有当大官的，但这与其说是“严格要求家属”，还不如说他不放心自己安全，要安排这些“自家人”看家护院，到了1856年夏天，清朝的江南、江北大营被打破，他的权力达到巅峰后，便放心大胆地把“杨家将”们放到各地带兵。
至于他的亲戚熟人，当大官的就多了，卢显拔是他表哥，李俊良是他的“私人医生”，这二位都当了前期总数不到20个侯爵，比罗大纲、曾天养这样的大将地位还高，侯爵中属于他“自己人”的还有姐夫黄维江，幕僚亲信傅学贤、刘绍廷、吉成子，他的外甥陈得隆、陈得桂，也都提拔得飞快。
隋朝大将、权臣杨素为人残忍，经常对有错的部下处以极刑，也喜欢任用亲戚、熟人，但部下一旦立功，总能很快得到提拔、重用，因此许多有才能的将士尽管战战兢兢，却都愿意归属杨素部下，正是因为杨素虽然也苛刻、也偏私，却终究还能知人善任，给人才一条出路。杨秀清生前能驾驭对他既怕又恨的一大批悍将，死后还得到后来执政者洪仁玕、李秀成等的缅怀、羡慕，奥妙正在于此，和只信任洪家人、贤愚不分、滥封官爵的洪秀全相比，杨秀清的严苛也好，偏心也罢，又算得了什么？

精明与笨拙 超前与落后

在太平天国最强盛的时候，许多同时代的清方官员、文人都不约而同指出，杨秀清才是太平军的主心骨，只要除掉他，大事就基本定局了。
李秀成说他“事事严整”，洪仁玕也叹服他“令行禁止”，尽管太平军出自广西，在富庶的江南初来乍到，又面临着纵横几千里战线上的生死搏杀，和人事、民政、经济等各方面的千头万绪，而几乎所有事务，都要汇总到他的东殿来。他拥有一个庞大的幕僚班子，仅六部尚书就有72人之多，在他们之上还有以“侯相”身份理事的大臣，他们之下则有承宣和五花八门的职同官，每个人担负一个方面的职责，而杨秀清则要总览全局，并及时发出指令。
从保留下的材料看，他的反应速度是很快的：1854年，燕王秦日纲巡察湖北河道，半途得知武昌失守，湘军即将东下，便在天险田家镇、半壁山驻守，并向杨秀清汇报军情，这年天历十月十六日，他接到杨秀清派人溯江送来的“能上水木牌”，这种木牌安放炮位后可以在峡口扼守，在此后的半壁山、湖口等水战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从文书上看，秦日纲九月二十六日抵达田家镇，而杨秀清的木牌在九月十五日即已发出，比前线的秦日纲反应还快了11天，正是这一“快”，让这艘行动迟缓的木牌在十月初六日便已到位，等湘军水师抵达峡口时，秦日纲不但已武装好天京送来的木牌，而且又照样仿制了三座。
杨秀清从未直接指挥过任何一个战役，但他的战略眼光却十分敏锐。当扫北战争失利、西征军又在湖北、安徽陷入拉锯战，天京、镇江、瓜洲三处被围时，他清晰地意识到，惟有收缩兵力，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才有望扭转战局，而唯一可以抽调成建制机动兵力的战场，只有以安庆为核心的皖北，和已攻下八府四十二县、又收编大量“花旗”的江西，于是他先抽调皖北陈玉成、李秀成、涂振兴、陈仕章、周胜坤5丞相部救援镇江，又随后密令石达开部自江西回援天京。当5丞相在秦日纲率领下转战江南、江北，先后解了镇江、瓜洲之围，击破江北大营，消灭清军吉尔杭阿部，疲惫不堪地回到南京东郊，请求进城休整时，他意识到清军主力——江南大营兵力已被分散，便果断严令“不破大营不许进城”，最终激发出秦日纲部的战斗力，在已赶到天京南郊的石达开部策应下，一举击破江南大营，逼死清军主将向荣，创造了太平天国军事巅峰。
太平天国最为人诟病的政策，是焚毁书籍、否定古代文化、历史的宗教极端政策，推行这一政策最力的，则是以教主自居的洪秀全本人。与书生出身的洪秀全相比，目不识丁的杨秀清却懂得文化的重要性，据《楚寇纪略》记载称，他在武昌曾“具衣冠谒圣”，通过拜祭孔庙约束太平军的焚书行为，虽然无旁证佐证，但事实上在太平军自广西转战至武昌的几千里征途中，其它庙宇、佛像毁灭无数，证实确系被太平军焚毁的文庙则只有被清军据作据点的郴州文庙一座。到了天京，洪秀全的宗教极端思想恶性膨胀，不但删去自己著作中的儒家章句，禁止阅读十三经等儒家经典和各种经史子集，甚至连唐太宗、明太祖这样的古代帝王，都要贬称为“侯”，对此杨秀清不以为然，甲寅四（1854）年正月廿七日，他托天父下凡，和东殿女簿书、才女付善祥合演了一出精彩的双簧，上帝教的天父口念“自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靠笥中书”，并通过同为读书人的女官伏善祥之口，称“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迫使洪秀全取消读书藏书禁令，并成立“删书衙”，声称要将古书删改后出版。虽然由于洪秀全心里不服，“删书出版”成了太平天国著名的烂尾工程，11年的光景仅删出一本《武略》来，但杨秀清的高瞻远瞩，与洪秀全的偏执激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谓高下立判。更难得的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杨秀清在劝阻洪秀全全盘否定古人和古代典籍文化时，居然可以引经据典，说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第一》），着实令人惊叹不已，读书人出身的张谦、钟万智，金陵才女伏善祥乐于为这位“乡巴佬”效力，甚至牺牲生命，并非没有原因。
在内政方面，杨秀清也颇具变通之才。初到金陵，太平天国推出《待百姓条例》，根据《圣经》里关于古代基督教会的条规记载，规定“不要钱粮”、“一切所得皆归上帝”，打算实行土地、财产集中的制度，当他发现“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时，就果断和韦昌辉、石达开连衔上奏，改为“照旧交粮纳税”的传统轻徭薄赋政策；他派军西征，初衷仅仅是“惊走妖魔（清军），取来粮米”，为天京、镇江、扬州等地军民征集粮食、军需，因此最初只派出赖汉英部千余人，但当西征军所向披靡，安徽、江西、湖北郡县纷纷易手，他即刻改变战略，增派石祥祯、曾天养、胡以晄、林启容、韦俊等名将扩大战果，并建立起成片较稳固的占领区，成为中后期太平天国得以持久支持、转危为安的坚实基础。对于清方间谍的各种计谋，他也能及时醒悟，时人张晓秋记载，清方忌惮大将罗大纲的威名，曾使用反间计，想借杨秀清之手除掉这个“巨寇”，结果被杨秀清识破；清方最出色、最坚定的谍报人员张继庚被捕后，故意诬陷许多太平天国忠实官员，称他们是自己同谋，试图拉人陪葬，杨秀清虽然一开始中计，但很快醒悟，表示“哪有老兄弟都是反贼，新兄弟反倒没有同谋的道理”，下令不再追问口供，将张继庚迅速处死。
杨秀清并非不会犯错，定都天京后他置城外的向荣追兵于不顾，将最精锐的两万大军投入“扫北”攻打北京的自杀之役，导致西征兵力匮乏，天京周围陷入苦战，而扫北军也全军覆没；西征攻下汉口、汉阳后未能查明武昌城内空虚的实情，任由攻城部队在城外徘徊数月，给了湘军以从容编组、荆州清军从容布防的机会。但他往往能从失误中汲取教训，并尽力予以补救，因此在1856年前、即他本人主政期间，太平军虽然叠有兴屈，但总的态势却是向上的。
不过在某些方面，杨秀清却显得笨拙、粗暴。
武昌是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破城之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和此前守城的清兵形成鲜明对比，令大多数城中百姓感到安心，在杨秀清“纳贡即安民”的告示感召下，纷纷“进贡”换取太平军执照，社会秩序得到稳定。但不久后太平军弃城东下，杨秀清竟自食其言，逼迫全城百姓入营登舟，拆散家庭，编入男营、女营，财物则归入圣库一并运走，让偌大一座武昌城成为空城，这些被强迫随营的百姓并无战斗力，其中的老弱妇孺到天京后更成为重大负担，导致粮食匮乏，迫使太平军不得不经常为粮食而战，他们中的不少人很快逃亡，一些妇孺则在后来的拉锯战中被杨秀清无奈地借口“出城割稻”，变相赶出城外，这等于默认了自己当初的失策，这种做法对充实国力无补，却足以损害太平天国的声誉，实在是愚不可及。
在天京、镇江和太平军长期据守的城市，他都下令在城中禁绝商业，把商人赶到城外的“买卖街”，同时将城中男女老幼都编入不同的营，分别充当军人、杂役，或在各种作坊工作，城中工商业都被收归国有，甚至连茶馆、菜园也不例外。很显然，出身广西山区的杨秀清既无能力、也不耐烦处理江南繁琐的城市庶务，仅以军事需要和管理方便为出发点，把“南京城变成一座大军营”（英国使者包令的话）。当然，这种做法在军事上确实取得了一些便利，比如天京城，直到最后关头奸细、内应也未发挥预期作用，但对于一个想“争中国全图”的新兴王朝而言，在文物昌盛、工商业发达的锦绣江南如此暴殄天物，实在是得不偿失。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下著名的定都之争了。
1853年初，太平军在武昌讨论下一步去向，洪秀全打算进取河南，杨秀清力排众议，率领全军沿江东下攻取南京。但直到这时，洪秀全还是打算分兵镇守江南，自己仍要迁都河南，杨秀清听从一名老水手建议，以“河南水小而无粮”为由否决迁都计划，将首都定在南京，并组织学者出版《建天京于金陵论》文集，力图以此彻底压倒定都问题上的其它意见。
不少著名学者，如简又文先生、王庆成先生等均认为此举是失策，理由是当时清朝部署未定，北方空虚，太平军应“取一城即弃一城”直取北京，或分兵守江南，以主力进取中原，并认为东王定都南京的意见占据上风后，太平军的战略态势因此趋向保守，失去了与清廷争天下的勇气与决心。
但事实上，太平军并未因定都金陵，而失去对北中国的关注，扫北的两万人的从客观上看的确不足以致清廷于死地，但却已是太平军最精锐的部队，全部九个军都是编号5以内的老部队，统兵主将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占了当时全部六名正副丞相的一半。当时太平军从偏远山区一路打到东南大邑，尤其自武昌至金陵的几千里征途简直势不可挡，对于经验缺乏、阅历不丰的起事农民、包括杨秀清而言，由此引起对敌我力量对比判断不明，并产生轻敌急躁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但不能因此指责他们忽视北中国而偏安东南。
扫北失败后太平军也并非就此失去争衡全国的信心。“誓屠八旗以安九有”、“与该清争天下”之类词句，在各级天国官员的对内对外文书布告中屡见不鲜；洪仁玕初到天京不久便连衔发布《诛妖檄文》，并自拟北伐文稿，以出师扫北，消灭清廷相鼓呼；天王本人在答复欲与其平分疆土的外国冒险家时也明白地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1860年并曾命忠王等出师扫北，直至壬戌十二年湘军兵临雨花台，还强令忠王“进北攻南”、争夺北方；甚至天京陷落之后，退到福建南阳乡的汪海洋余部，也仍然在壁上大书“陈谭胡廖定灭清”。虽然这些北进的想法未必现实，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并给天国带来重大损失的部署，但这足以表明，上至天王，下至普通官兵，并未因定都天京而抛弃与清廷争天下的理想。
不仅如此，占领南京后，不论流动作战或分军镇守江南，“取河南为业”，都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
太平军占金陵后号称百万，战兵不过十万多，精锐更少，如分军镇守，北上主力最多八九万，在江南留兵太多则主力单薄，留兵太少则后方不稳。历史上农民军北伐，分兵留守者多不能持久，如卢循攻建康，而大本营广州为晋水师袭夺；黄巢攻长安，留守岭南的鲁景仁只能守住一座连州城，太平军如果分兵，很难不蹈前人覆辙。
那么全军北上，流动作战又如何？
事实上，扫北军以单薄的兵力一路打到天津，有其特别的条件，即这数万人马都是久经战阵的选锋锐卒，战斗力较强，且无眷属拖累，骨干官兵家小都在相对安全的天京，将士无后顾之忧，进退转战都十分灵活便捷；倘若全军北进，势必扶老携幼，拖上坛坛罐罐，人员虽多，反倒失去了战略上应有的机动性、灵活性。太平军自金田至永安，从蓑衣渡到郴州，屡屡盘桓打圈，束手束脚，正是吃了这个“全军行动”的亏，而从武昌到金陵的神速进兵，则因为有万里长江，千艘船只，可以安顿妇孺辎重，且可轮流修整兵士以保持其精力，这才大大提高了老幼相杂数十万的太平军的进军效率。而全军北上中原，就得不到水运便利，再想重复上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便是粮食问题。
杨秀清顾虑“水小而无粮”是不无道理的。淮北、河南，当时地瘠人多，粮食本已不敷食用，因此才到处有“打粮”的捻子、幅党。自元初汴水湮塞后，漕运断绝，仅凭陆运，是无法解决数十万兵民妇孺的温饱问题的——事实上大得舟楫之便、广略湖广江南鱼米之乡的天京军民，还时或弄到吃粥的窘境，何况“取河南为家”呢？
必须看到，始终坚持迁都河南的天王，其决心系建立在“天父天兄佑护”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对局势和战局的理性分析基础上——这是这位“睡稳都坐得江山”，身居宫中不出，不喜庶政的真命天子所不屑为的。这样作出的决策难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杨秀清是太平天国实际上的当家人，当然不能像洪秀全教主那样，整天像天父天兄要答案，要知道，整个太平天国最明白“天父圣旨”是怎么一回事的，也就是他杨秀清了。
还有人认为，定都天京导致太平军内部矛盾激化，上层生活腐败，并最后导致天京事变的惨祸。但这些都是领袖们因胜利冲昏头脑和私心作祟所致，与定都本身并无关系。定都天京，同样可以如刘邦、朱元璋那样选择正确的战略措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全军北上，也同样有可能像杜洛周、翟让那样发生火并和内讧，而且，倘1856年那样的火并不是发生在设防严密的天京城内，而是在流动作战的战场上，损失只会更大，太平天国政权本身也很可能无法象后来那样，在天京事变后仍维持长达八年之久。
由此可见，尽管定都天京后，包括杨秀清在内的太平天国领袖们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最终葬送了大好局面，但这并非定都本身的错误，仅就定都这个问题而言，杨秀清的抉择无疑高过洪秀全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