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主装傻的都市小说:谁在影响中国政策：中国高层文胆

　　《谁在影响中国政策：中国高层文胆》

　　美军战略报告里的中国将领

　　据海外媒体透露，2005年7、8月间，美军战略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研究了中国军队在21世纪的战略走向，并写出了评估报告。报告说，21世纪中美之间是否会因为台湾宣布独立导致双方以战争形式摊牌的问题，是美国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美国认为，布什政府新的国家战略正向周边及中亚地区拓展，并以战争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如战略延续中断，美国利益受损;如战略部署不变，风险与危机并存。

　　报告说，为保障布什政府新战略的顺利实施，美国应积极应对中国的崛起，不能让大中华经济圈在亚洲占主导位置，要在大中华力量还来不及集结统一的时候，用发动战争的方法从战略上给中国以毁灭性打击。报告还称，要随时把中国国防力量牵制到与台湾进行军备竞赛上，防止中国将有限的国防力量重点用在与美国的战略均衡上;同时密切关注中国军方战略思想的转变，阻止解放军向现代化跨越的速度。

　　美国的这份评估报告的出台，主要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刘亚洲的最新军事战略研究。刘亚洲的战略著作引起各国军方的高度关注，美军战略安全委员会正是通过调查和翻译其作品，对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做出了上述预测评估。

　　美军通过研究刘亚洲战略思想，发现中国的战略思想库已抛弃以往冷战时期对美国的战略研究领域，直接触及美国的最新战略构想，这是美国最为担心和忧虑的。美国人发现，随着中国军方人事调整逐渐展开，中国军事战略相应调整的可能性在加大，这无疑给美国军事战略和新的军事部署带来了挑战。

　　该委员会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就以描写新军事变革的战争作品著称的刘亚洲，是中国将领中少壮派力量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军方高层的战略思想家和理论笔杆子，其触角敏锐，思想前卫，观察视角独特，近20年在军中的各种报告和建议得到了中国军方高层的认可，在中国高层和军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而，美军不得不对中国悄悄变化的军事战略意图保持高度警觉。美国军方从已掌握的资料和对中国高层战略调整的趋势评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对解放军战略调整有一定的影响，一旦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占据主导，解放军的作战思想和治军方略将会发生改变，可能会直接影响美军战略部署的预期目的。

　　美国军方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将领刘亚洲。

　　军营长大，身份敏感

　　刘亚洲的官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中将军衔。由于他在中国军中居于高位，其军事战略思想直接影响中国军方高层，再加上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因而更显得身份特殊。

　　1952年10月19日，刘亚洲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他父亲刘建德离休前是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战功卓著。刘建德出生于安徽宿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身体羸弱，但聪慧伶俐。他只读了私塾，就因家贫而辍学，只能在家砍柴、干力气活。16岁那年，刘建德与5个青年农民一起投奔了新四军。

　　刘建德加入新四军第4支队，不久当了班长，又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排的党小组长。淮海战役时，他任187团3营教导员，和他一起参军的5个同乡都先后牺牲了，只有他从死亡线上挺了过来。

　　刘建德的部队--新四军第4支队是一支劲旅，原为鄂豫皖红28军，皖南事变后编入新四军第2师，师长是罗炳辉。解放战争时，这支劲旅又编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后改名第三野战军)第二纵队，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委，经历过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血战。1949年2月改编为第7兵团第21军，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4月，全军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杭州后，进军温州、宁波、奉化、象山等地。后来在温州湾战役、舟山战役中以及浙东、浙南和闽北地区的海防任务中建功立业。

　　第2节：军营长大，身份敏感

　　1949年5月，温州解放后，任21军63师187团政委(政治部主任)的刘建德，与来自温州的女兵陈于湘结婚，后生下5个子女，刘亚洲排行第二。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刘建德所属的21军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编入杨勇统率的志愿军20兵团，参加了当年春天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以及最后一战--金城反击战。1953年3月，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刘建德所在部队奉命驻守朝鲜，参加朝鲜战后经济重建，维护停战协议。其间，陈于湘带着年幼的刘亚洲来到朝鲜与刘建德团聚。

　　1958年7月，刘建德所在部队奉调回国，驻山西大同，隶属北京军区。刘亚洲又随父母来到山西。

　　刘亚洲7岁时被父亲送到军干子弟学校--太原市育英小学读书。1965年，刘亚洲小学毕业，升入育英学校初中部。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运动兴起，14岁的刘亚洲也加入到造反派的队伍中，他甚至曾和红卫兵战友一起到北京参加革命串联。

　　1967年，刘建德所在的21军由山西移防陕西。此时，刘建德已是63师副政委，驻军宝鸡。刘建德把刘亚洲送往他的老部队187团英雄八连去接受锻炼。英雄八连是由国防部命名的连队，曾在淮海战役中狙击邱清泉兵团，战后，全连仅剩6人，当时刘建德任营教导员，是该连上司，因此对该连极有感情。在八连锻炼一段时间后，刘亚洲正式参军。从此，刘亚洲开始了他一生的军旅生活。

　　刘亚洲生在军营，长在军营，对军队充满了热爱。他在连队从战士做起，通过自身的努力，很快升任副班长、班长。1970年11月，18岁的刘亚洲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他升任排长，军阶升迁之路从这里开始了。

　　武大文青的浪漫爱情

　　1972年，大学第二次招收工农兵学员。刚满20岁的刘亚洲，被军队选送到武汉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学习。

　　刘亚洲在连队时就喜欢写诗做文，被称为小秀才，进入武大后，他对文学的兴趣越发浓厚了，有不少出自他手的手抄本在同学中传阅。求学期间，他正式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陈胜》。这部作品尽管在197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在刘亚洲看来，却是一个不成功的处女作。他的爱人李小林也不欣赏，说该书不能读10页以上。

　　刘亚洲的爱人李小林是李先念的女儿，当时也在武汉大学外语系读书，是该系的高才生，喜欢文学。因为父辈的渊源，刘亚洲和李小林早已相识。他们在武大校园里重逢，共同的爱好燃起了爱情的火花。

　　刘亚洲后来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在部队当战士，我就能把小妹(指李小林)的一切几乎准确无误地说出来。在武汉大学遇见她时，我已明白，这桩天定的婚姻是躲不掉的了。记得是1974年的一个深夜，我被爱情折磨着，一个人在宿舍的平台上徘徊。忽然我预感到小妹就在附近，就在那簇黑黝黝的树丛里，于是我就走了过去。里面果然有个人，但模糊一团。我连半点也没有犹豫就把那个人拉过来。咦，果然是小妹!外界传说，《陈胜》出版后，刘亚洲用稿酬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送给小林。

　　1979年3月，刘亚洲和李小林结为伉俪。婚后不久，李小林负笈美国洛杉矶大学攻读美国历史，两人情深意笃，鸿雁传书，非常恩爱。李小林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了两年半。现在李小林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工作。

　　第3节：武大"文青"的浪漫爱情 激情演义"第五次中东战争"

　　1975年，刘亚洲从武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民航北京管理局(首都机场)宣传处工作。当时民航隶属空军，属于军队编制。

　　1979年，民航与空军脱离，刘亚洲被调往空军政治部联络部一处，任干事，从事对外国空军的调研工作。

　　这期间，刘亚洲利用工作之便，大量阅读外刊外报，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历史、文学等，掌握了相当多的西方军事动态和军情数据，视野一下子得到了拓展。刘亚洲在多年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仍是感慨不已，因为正是这段看似不着边际的阅读和调研，奠定了他日后研究军事战略的基础。

　　激情演义第五次中东战争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借口其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刺杀，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人，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以军统帅沙龙率大军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这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的最大的一次战争，被称为第五次中东战争。

　　一年后，刘亚洲以此战争为素材，写下报告文学《恶魔导演的战争》，它以新颖的题材、犀利的笔触、尖锐的思想，在中国文学界引起很大轰动，甚至引发了一场风波。

　　中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东巴勒斯坦及其周围地区，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成立，并趁英军撤出之机，抢占划给阿拉伯人的地区。阿拉伯人反对不公正的决议，没有成立阿拉伯国。由此，巴勒斯坦的分治决议引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此后，这个地区战火频繁，40多年来共爆发了5次以上较大规模战争。

　　第五次中东战争在国际大多数国家的认知中，是由以色列发动的一场非正义战争，以军统帅沙龙更应该是一个被谴责的战争罪犯。然而，在刘亚洲笔下，被称为恶魔的以色列将军沙龙，却是一个视死如归、把冒险当成自己的第一事业的战场英雄，甚至被塑造成自拿破仑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这完全突破了传统写作对人物的塑造和表现，真是让人跌破眼镜。

　　沙龙出生于特拉维夫附近的马拉勒村。自幼参加犹太防卫组织哈加纳的活动。青年时代的沙龙就是一个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前往英国军事院校接受严格的教育。回国后，年仅17岁的沙龙加入军队。第一次中东战争时，两名以色列士兵被阿拉伯联军的一支突击队擒获，以军司令官达扬决定抓几个阿拉伯联军士兵交换以军士兵。得知达扬的想法后，担任排长的沙龙未经上级同意即带了几个士兵登上一辆吉普车，冒着阿拉伯联军的枪林弹雨在敌方战壕里抓来几名阿拉伯士兵，令达扬刮目相看。1981年6月，以色列总理贝京第二次组阁时，出人意料地将国防部长要职交给了沙龙。很快，以色列政策开始深深地打上沙龙的鹰派烙印。1982年，贝京政府不顾工党的反对入侵黎巴嫩。在此之前，沙龙亲自秘密访问贝鲁特，甚至带着保卫人员走遍了贝鲁特的大街小巷，对每一条街道、每个重要的建筑物都作了仔细的观察，为即将发动的战争准备了第一手材料。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沙龙在政界几经沉浮。但是，他的强硬立场丝毫没有改变。在以色列政坛上，他始终被认为是一个鹰派人物。

　　第4节：从作家到军人的角色转换

　　沙龙以立场强硬而闻名。然而，几乎所有了解他的人都认为，无论在战场、政界还是谈判桌上，他既激进，又精明，既强硬，又圆滑，是一个经验丰富、手段娴熟的政治家。20世纪80年代是沙龙政治生涯的低谷期。1983年3月，因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事件被揭露，沙龙被迫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尽管刘亚洲也写了沙龙恶魔的一面，但他更多是用淋漓的笔墨细腻地刻画了沙龙强悍的一面。刘亚洲在描绘沙龙这个形象时说:他可以算是以色列内阁中最不受欢迎的人。许多议员看不起这个出身卑微、言语粗鲁的将军。是的，现在他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但他从以色列国防军中的一个小班长升到今天这个显赫的地位，不是凭借权势和学历，而是靠战功。

　　在刘亚洲看来，作为军人的沙龙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战场上需要的就是这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大男人气概，表现出他对于力量和智慧的崇仰。这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很大轰动，甚至影响到文学界之外，被军方引入军事高等教育的课堂，作为扩展新一代军人视野的辅助教材。

　　那段时间里，刘亚洲所写的一系列以国际军事斗争为背景的报告文学，如《那就是马尔维纳斯》、《攻击、攻击、再攻击》等等，都以全球新军事变革为背景，为刚刚走上改革之路的中国军队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视窗，大都成为了军事院校的教材。

　　1984年，刘亚洲把这些作品合编出版时，王震亲自为之写序，赞赏之情溢于其中。序言这样写道:

　　有人向我推荐《恶魔导演的战争》和《那就是马尔维纳斯》这两篇报告文学，说写得很好。又有人告诉我，解放军一些院校把这两篇文章列为学员的必读教材，因为它们描写的是明天的战争……这几篇报告文学的确值得一读。你想了解明天的战争是怎样的情景吗?它在本书中。读后有陌生感。陌生，因为我们不熟悉它。但，我们必须熟悉它。我们的敌人并不愚蠢，甚至很聪明。任何仅仅把敌人看成是愚蠢的人，才是愚蠢的。世界在研究我们，我们也要研究世界。我们要像了解自己一样去了解世界。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我推荐这本书，读者是可以从中得到居安思危的启示的。

　　刘亚洲的文学创作在文学界和中国军队中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作为一个军人，他的文学创作是否能够继续下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从作家到军人的角色转换

　　刘亚洲是个军人，但又是一个作家。这种双重身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使得刘亚洲的社会形象很模糊，直到他于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广场》后，其军人的形象才逐渐明朗起来。

　　1984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8月，刘亚洲随总政组织的作家代表团赴云南前线采访，没想中途翻车，他忍着伤痛坚持到前线。回来后，他创作了战争题材的中篇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和报告文学《王仁先》，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发表在1986年2月号的上海《文汇月刊》杂志上。故事发生在两个军人之间，营长陈淮海是军长之子，剽悍英勇，充满阳刚之气;团作训股参谋罗一明书生气十足，甚至有点女人气，根本不是当军人的料。两人同时入伍，是15年的战友，又是最好的朋友。陈淮海与罗一明的美丽妻子--一名军医悄悄地互相爱慕，传得全团上下几乎无人不知，只有罗一明蒙在鼓里。老山总攻开始了，陈淮海担负突击任务，遭到越军猛烈反击，战况惨烈，死伤严重。在最紧张时刻，团长却派罗一明来助阵，令陈淮海十分尴尬。尤其当突击队只剩下他和罗一明最后两个指挥员，而下一波的第6次冲锋将是决定生死的最后一搏时，他内心的冲突非常激烈。在最后的生死关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做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激动和慷慨的决定:派罗一明到团指挥所去报告情况;罗一明一走，他就发起冲锋。他要让罗一明活下来。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罗一明竟然躲在战壕里悄悄开枪自伤，被战士发现。陈淮海大为震惊。后来，在部队向敌军冲锋的时候，罗一明假装被击中装死，最终却被陈淮海拔枪打死。

　　第5节：从作家到军人的角色转换

　　刘亚洲写道:军人的耻辱不是战败而是背叛。战败者死一次，背叛者死一千次。

　　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很大的争议。批评者认为，小说中充斥着品质低劣、作风不正、毫无纪律的人物，是给当代军人脸上抹黑。赞赏者则认为，小说突破了一般战争小说的传统模式，故事不同凡响，令人深思。后来，著名导演米家山把小说改编成了电影。

　　接着，刘亚洲写作了报告文学《王仁先》，也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

　　王仁先是14军40师的副连职参谋，昆明人，干部子弟。他本来在昆明谈了一个女朋友，但部队往老山开拔时，女朋友跟他吹掉了。部队开进老山地区后，驻扎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王仁先和几个干部住在一个苗族农民家中。女主人刚结婚不久，是漂亮的苗族女子，性格很奔放，很刚烈。后来，这个苗族女人爱上了王仁先。部队上老山前，苗族女人给住她家的所有战士的水壶里都灌满了水，只给王仁先的那壶里特意加了许多糖。在苗族女人的诱惑下，两人当时就在猪圈里发生了关系。第二天，情况陡变，进攻推迟了。那些日子，落水洞到处留下了他们爱的影子。这件事被苗族女人的丈夫察觉了，并告到了部队。14军感到这是个严重破坏军纪的事件，军长下令严查。部队把住在苗族女人家附近的官兵全部集合起来，列队，把这个女人叫来指认。于是，王仁先受到处分，从副连降为正排。进攻老山那天，团里派王仁先到最前线去。这位炮兵参谋牺牲了。部队下来之后，仍从落水洞过。苗族女人站在村头，一个个地辨认。最后，这个女人知道王仁先牺牲了，便把家里的财产变卖，买了两条相当高级的过滤嘴香烟，来到王仁先的坟前，把两条烟全部拆开，一根一根点燃，插在坟头上，坟头都插满了……

　　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后，同样引起争议:14军那么多英雄人物他不写，偏写这么一个人!

　　而刘亚洲认为:雨果早就说过，在绝对正确的英雄主义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王仁先的故事就是人道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是英雄主义的典范。

　　1989年，刘亚洲率团参加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国际笔会第53届代表大会。大会上，西方代表以中国压制民主为借口，批评中国政府，中国代表团受到极大压力。作为团长的刘亚洲当场发言反驳，并宣布退出大会，提前回国。中国与国际笔会的交流到1997年才正式恢复。

　　1991年，刘亚洲创作的长篇小说《广场》，成了他文学生涯的告别之作。从此，刘亚洲的作家身份日渐淡化，军人身份开始凸显出来。

　　暗中斡旋，促成中韩建交

　　这里还需要提及一下刘亚洲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行走。

　　1986年，刘亚洲由空军政治部联络部调入空军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创作室，专事文学创作。副部长周鹤宫对他格外欣赏，把他从副营级提升到文艺九级(副团级)。此后，刘亚洲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并讲学一年。在此期间，由于他在特定场合下维护了国家尊严，受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表扬，回国后被授予三等功，提升为正团级。1988年8月，刘亚洲调入中央军委办公厅政治部任干事，提升为副师职，授上校军衔。

　　1988年9月，刘亚洲率中国笔会代表团出席了在韩国汉城(现名:首尔)举行的国际笔会第52届代表大会。当时，中韩两国官方接触很少，基本没有正式渠道。而刘亚洲在韩国期间通过与一些南韩政商要人的接触，获得了相当有价值的信息，韩国试图与中方建立密切关系的善意被他捕捉到。

　　第6节：暗中斡旋，促成中韩建交

　　中韩两国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冷漠，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背景。在冷战体系下，韩国与中国之间几乎没有相互交流的机会。但是随着冷战体系的逐步瓦解，国际形势趋向和解，两国之间的关系有所松动。1983年，中国一架民航客机被劫持到韩国临时着陆，两国间开始进行非正式接触。为解决该事件，中国高层领导人访问了韩国，韩国也真诚地为中国提供便利。以此为契机，从1984年起，中国国内的朝鲜族与韩国人可以互相探亲访友。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参加了1986年在汉城举办的亚运会以及1988年在汉城举办的奥运会。韩国人也可以到中国旅游，两国人民也在交流中加深了友谊。由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相继同日本、美国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韩国意识到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必要性，便一直寻找机会通过非官方渠道与中国进行接触。

　　刘亚洲感受到韩方的善意，回国后立即写成秘密报告《不失时机地与南朝鲜发展关系》，交给军方情报首长，受到高层的高度重视。之后，他在总政联络部长岳枫(即叶剑英之子叶选宁)领导下，开展与韩国的秘密联络工作，并参与中韩建交的秘密谈判，取得不小成果。

　　1992年8月24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韩国外长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而此时，台湾当局气急败坏，指责韩国忘恩负义，并在中韩建交前一天撤走了在汉城的大使馆。

　　刘亚洲由于暗中促成了中韩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表现出色，获得军方二等功嘉奖，中央高层也看重他在中韩建交过程中表现出的灵活的政治能力，格外器重他。从此之后，刘亚洲渐渐淡出文学圈，把精力逐渐放到军事和政治层面，凸显出一个军事战略家的形象。

　　事实证明，刘亚洲的转型对中国政治军事战略以及他本人具有非凡意义。2006年4月，在朝核六方会谈陷于僵局、朝鲜一再扬言进行导弹试验之际，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曹刚川上将率军方高级将领先后访问平壤和首尔，人们注意到，在随行的人员中，除了沈阳军区司令常万全、总参谋长助理章沁生、海军副司令员张永义等之外，还有新晋升不久的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海外媒体这样评论:陪同曹刚川出访一事，显示刘亚洲在解放军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军事智囊和理论笔杆子的形象更加突出。

　　1990年8月，刘亚洲调到总参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3年后调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任副主任，军衔晋升为大校;1996年6月晋升为少将，跨入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行列。1997年升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痛定思痛，反思金门战役

　　刘亚洲在撰写《不失时机地与南朝鲜发展关系》报告之前，还做过一件类似的事情。1987年4月，他在多次到前线实地调查后，根据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写出《老山作战应该立即停止》的建议报告，递送给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得到军方高层的高度重视。不到半年，中越边境的战事停止。

　　后来，刘亚洲针对中国军队面临的严峻形势，写出《中国军队必须进行改革》、《关于时局的几点看法》等报告。其中，刘亚洲在2001年撰写的《金门战役检讨》在军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甚至引发世界各国军方对中国战略新动向的关注。

　　第7节：痛定思痛，反思金门战役

　　1949年10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24天，解放军28军下属3个团共9000余人渡海进攻金门，发起金门战役，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因后援不继，全军覆没。金门战役被称为是解放军建军以来唯一一次彻底的败仗。而这次战役的失败，直接影响到两岸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仍然两岸对峙。这场战役是解放军历史上的一次惨痛的记忆，多年来讳莫如深，而刘亚洲却重提旧话，反思和总结了战役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金门位于大陆边缘，北与马祖毗连，构成两栖性的边缘地带。金门是台湾的桥头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说:无金门便无台、澎;有台湾便有大陆。

　　刘亚洲认为，金门之战是一次两栖登陆与反登陆作战，与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模式是一样的。金门之战是一面镜子，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今天仍不同程度存在。唯有认真吸取金门之战血的教训，才能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事中稳操胜券，所以应该加强败仗的研究。

　　在刘亚洲看来，金门战役失败的首要原因是轻敌。四野第10兵团在叶飞率领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平山东，扫淮海，跨长江，克福州，战无不胜。1947年10月17日攻取厦门，金门顿成一座孤岛。岛上国民党军队约2万人，而我军10万之众隔海虎视，根本不把金门2万残兵放在眼里。28军也轻敌，以为取金门易如反掌。在渡海船只不够，第一波攻势只能运9000士兵的情况下，就贸然渡海进攻金门。然而，蒋介石早已下了固守金门的决心，国民党军拆了寺庙、祠堂、民房，甚至用坟墓墓碑做碉堡。十几天之内，在古宁头到一点红之间宽达10公里的海岸线上，200多个碉堡耸立起来，给后来的解放军登陆部队带来了灾难。

　　关于解放军在金门战役战术上的失误，刘亚洲说，传统的渡海作战，有两条原则必须遵循:一、第一攻击波要具有突破防线并向纵深发展的充裕力量，对渡海工具要求甚高;二、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金门之败，就败在这两条，尤其是渡海工具。当时，蒋介石下令，派空军将大陆沿海的船只全部炸毁。台湾飞机不光炸福建的船只，连浙江、江苏沿海的都炸了，甚至炸了上海造船厂。解放军第一梯队3个团9000余人登陆之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隔海待命，眼巴巴地盼望第一梯队的船回来，可因潮汐之故，船在金门搁浅，随即被敌军全部炸沉。而第一梯队渡海之后，并无师级首长统一指挥，3个团各自为战，朝纵深猛插，没有立即修筑工事，巩固滩头阵地，结果被国民党军队击溃。刘亚洲认为，一旦台独势力宣布台湾独立继而发生台海战事，我军要对台作战，第一梯队登岛人数必须在30万以上，与台军总兵力大体相当，否则不足以制敌。而且，将来我军攻台，台必攻我。纵是本岛作战，台军也必取攻势。我军必须做好与台军对攻之准备。

　　刘亚洲说，金门之战对我军而言，另一个没有想到的因素是武器──坦克。金门岛上有一支装甲部队，共有美制m5a坦克22辆。我军指挥员都知道这个情况。但我军历来对蒋军坦克十分轻视，加之这支装甲部队始组建不久，主要成员都是从淮海战场双堆集突围逃出来的残兵败将，哪敢言勇?我登陆部队并未认真准备反坦克作战。

　　金门战役失利原因很多，但刘亚洲认为，对于战争中突然出现的意外情况，要给予特别重视。他说:将来我军一旦对台作战，务必做好第三股力量以突如其来的形式介入的准备。这第三股力量可能是日本，主要是美国。

　　第8节：探求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新思维

　　刘亚洲断言: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美国必然参战。理由有四:一是21世纪美国已把遏制中国的崛起当做首选目标;二是台湾具有美国和日本不可不看重的地缘和政治条件;三是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四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使然，它如不干涉别国主权，它就不是美国。他说，我们应从美国人那里学会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道理。主权不能用嘴巴来保卫，只能用武力。

　　尽管刘亚洲对金门战役的检讨在军中和社会上也有争议，但大多数人认为，刘亚洲痛定思痛，重新反思这场战役，通过反思和总结教训，无疑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对台作战提供了新思维。

　　2002年1月，刘亚洲调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第二年底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2004年晋升为中将。

　　探求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新思维

　　在军中，刘亚洲有中国战略之父的称誉，海外曾为此炒作。刘亚洲显然不赞成这样的说法。但是，关注刘亚洲战略思想的中外观察家们惊奇地发现，刘亚洲不少的分析和预测都被现实验证了。

　　1988年12月，刘亚洲针对中国军队面临的形势，在《中国军队必须进行改革》的报告中，提到中国如果再发生动乱，可能会演化成十分惨烈的局面，迫使军队介入。1990年2月，他在写给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关于时局的几点看法》的报告中提到，戈尔巴乔夫已抛弃马克思主义，苏联将搞多党制。3天后，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宣布，苏联将实行多党制。

　　也许这些应验的事件都是历史的巧合，但人们不得不正视刘亚洲军事著作中最核心的理论建树。刘亚洲说过，军事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整理发掘上，不能靠注释过日子，也不能躺在我军的光荣传统上，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探求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途径和办法。

　　早在1984年8月，刘亚洲在《神速、突然、隐蔽，利用战术手段达到战略目的--谈谈突击队》一文中，对现代战争条件下特种部队的形成、发展及作用进行了专门论述，提出从战略层面上认识和应用突击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特种部队。1988年12月，他针对中国军队面临的形势，在《中国军队必须进行改革》的报告中，呼吁军队改革非成功不可。他指出:中国军队要改革，方向最重要，当下常说团结就是力量，其实，团结产生的力量有限，只有方向才能产生巨大力量。中国军队是一支农民本色很重的军队，改造封闭、狭隘、偏执的农民意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当有的文章牵强附会、生吞活剥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理论的时候，他鲜明地提出:人民战争理论是一切地面战争时代军事理论的顶峰，是以时间换取空间，或以空间赢得时间的一种防御作战理论;全民皆兵是地面战争时代的宠儿。倘若战争停留在地面决胜时代，没有任何敌人敢于挑战中国的人民战争。

　　2000年11月，刘亚洲著《中国空军攻防兼备要论》一书，使解放军空军作战思想一步跃升到世界新军事理论之列。其内容涉及装备、编制、训练、管理、指挥及作战方式，提出了中国空军今后5-10年所要达到的目标。

　　刘亚洲有一句名言:军队的现代化和军队的改革是在脖子以上，不是在脖子以下。就是说，你要先有一个高智能的大脑，然后由大脑通过神经向四肢输送指令，这样才是一支完整的军队。他认为，观念的突破是变革的前提，空军的战略转型亦如此。只有观念上的改弦更张，才能使我们获得与世界空军发展接轨的端口，从而摆脱那种只想从技术和装备层面上寻找突破口的改革。他提出5点构想:首先，应突破以防为主的观念，确立攻势作战思想;二是突破以空战为主的观念，确立以空袭为主导作战样式的思想;三是突破支援作战为主的观念，确立独立作战-联合作战并重的思想;四是突破战术空军水平，确立可实现的战役空军目标;五是突破电子战依附于火力战的观念，确立空电一体战思想。他指出，空军战略的制定必须明确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对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和形势做出评估，对我空军在其中担负的角色及完成这一角色的能力有正确的认识。

　　第9节：大国之策

　　在考虑世界格局一超多强的形势下，刘亚洲认为，中国空军战略似乎应确定为局部威慑-有限打击战略。而这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切合我空军现状的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战略。威慑-打击战略是总体防御态势下的进攻性战略，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一遇到威胁就会诉诸战争。面对局部威胁，应先通过威慑去慑止对我军的侵犯，然后才考虑打一场局部战争。

　　他认为，现实中的我国空军，从作战思想到实战能力，都只是一支适于空-空和地-空防卫作战的战术空军。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十年无大战，对国家是一件幸事，对空军的发展则可能是一种不幸，因为它固化了我军以防为主的战术空军型态，把一支空军变成了事实上的防空军。空军转型是为了建设一支符合我国国家战略、拥有战略打击能力、能独立或联合进行空中作战的现代化大国空军。这一目标对于空军是一种战略级的要求，而从战术空军向战略空军的转变，这中间有一个无法越过的过渡带--战役空军。在我们还不能马上拥有空中战略打击能力的情况下，具备一定规模的空中战役打击能力，当可应付我国目前正面临的紧迫威胁。因此，建设一支综合战力暂低于战略空军却远高于战术空军的战役空军，是我们的首期目标。

　　把这种作战思想用在一旦发生的对台军事行动上，刘亚洲直言不讳地说，如不出现其他意外突发性事件，可能出现的对台军事行动，无疑将是空军未来作战的主要方向。但他强调，即使开战，目标也是为了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不仅仅是为了军事上的胜利。而且，对台军事行动是有限目标的作战，即以军事手段打击台独势力，目的是以打求变，迫使台湾当局歧路而返，回到政治解决统一问题的道路上来。同时，还要精心控制战局的发展，尽量不给美国及西方势力借口干预的机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得师出有名、短促迅猛、收放自如，也就是有理、有利、有节。他提出，即使单从作战效果考虑，我空军也必须力争成为对台军事行动的主战军种。

　　在对中远期发展目标前瞻中，刘亚洲提出组建具有实际打击能力的航天作战部队、可在空袭中用做低空突击力量的直升战机部队、能够承担空军战役网络防御和进攻的网络作战部队，开发对组织实施空军战役至关重要的指挥软件系统(包括目标分析系统)，这些都是我们在向现代战略空军的总目标迈进时，必须一一跨上的台阶。

　　刘亚洲觉得，中国应该像美军一样，不是思考明天的战争，而是思考后天的战争。中国军队应该走出去，就是以进攻为防守，以攻为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刘亚洲的新军事变革思想，直接呼应了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的号召，在中国军界引起强烈反响。香港凤凰卫视《时事开讲》节目就刘亚洲的战略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军事评论家认为，中国需要军事变革新思维，而刘亚洲恰恰代表了解放军作战思维的转变，其创见，超越了传统空军理论体系，振聋发聩。这给美国军事战略和新的军事部署带来了挑战。

　　大国之策

　　刘亚洲思维另类，个性鲜明。西方盛传他四季不穿袜子、下部队必定和士兵一起睡木板床的故事。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主权、大国以世界看一隅，小国以一隅看世界等，在西方军界都有流传。近年来，人们更加看到刘亚洲战略思维上的变化，他彻底排除了那种不知不觉将战略问题降格为双边或多边问题的倾向，始终把握住了全球竞争的战略局势。他的论著《大国策》，从地缘、政治、思想等领域阐述了未来10年中国的国家战略与策略，回答了中国为何苦闷百年的问题，在认清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制定国家战略所犯通病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战略定位。

　　第10节：大国之策

　　中美关系是刘亚洲战略思维的一个焦点问题，他在多篇论文中对中美关系作出判断。他曾这样解释美国:什么是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加上世界上最坏的，世界最强者也是世界最弱者。仅此而已。而在《大国策》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美关系的新的定位，并分析其未来走向，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刘亚洲认为，中美两国彼此不是敌人。中国的战略利益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一致性大于冲突性。既然美国把中国当成想象中的敌人，中国何必把美国当成现实中的敌人?中美双方舆论上的互相包装导致了两国关系的僵化。美国在妖魔化中国，而中国是在理想化美国。实际上，美国所有的意图都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而体制不过是维护其战略利益的工具。美国对中国，打是为了利益，拉也是为了利益。中国对美国也应采取同样的策略。历史证明，什么时候中美关系不好，中国外交在总体上就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什么时候中美关系好，中国外交就有利主动。因而，搞好中美关系很重要。

　　刘亚洲并不认为目前美国的战略重心已向亚洲转移了。他说，不能认为中国把美国当成对手，就以为美国也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不能以为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就以为美国在整体战略上也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在亚洲，但这并不等于它不在亚洲打仗。对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的基本做法还是拉你加入它的秩序，条件是你必须遵守它制定的游戏规则。

　　刘亚洲并不怀疑美国处心积虑要使中国改变颜色。他怀疑美国是否真的有一个以肢解中国为目标、以军事扩张为手段的对华战略?他认为，现在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战争，更不会打核战争。

　　在刘亚洲看来，中美结构性矛盾主要是由意识形态不同而延伸出来的主权问题。中美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利益冲突。多极化并不意味着与美国的对抗。多极化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相冲突，但问题归问题，合作归合作。

　　刘亚洲认为，日本的策略是一贯的，那就是永远反对远东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先是发动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接着是日俄战争，再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日本驻军，用日美安全条约把双方捆在一起，既有防俄、防中的一面，也有防日的一面。今天，远东最强大的力量是美国。现在明明是美国打压日本最厉害，而日本最敌视的却是中国，这一点颇值得玩味。他认为除了在台海，中日无再战可能。中日决战台海需要两个前提:其一，大陆攻台;其二，美国撒手。目前美国一直卡着日本不允许它南下。美国不容日本军事染指太平洋。这是日美战略的根本冲突点。只要美国势力一天不离开太平洋，这种势态就一天不会改变。

　　那么，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呢?日本是个资源小国，它当年侵略中国就是为了攫取资源和能源。而今天的这种可能已不复存在。这不光是因为中国强大了，还因为中国的资源日趋紧张。所以，刘亚洲判断，日本军国主义即使复活，极大的可能只会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要资源。如果我们减轻对日本的压力，美日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日本是中国的宿敌，但非强敌。我们的目标应锁定大敌，放过小敌。对历史旧账应采取这样的方式:永不忘记，决不纠缠。

　　第11节：大国之策

　　刘亚洲认为，适当增强日本的独立性有助于我国的安全。日本的强大是不可阻挡的。既然挡不住，不如顺水推舟。比如，如果多数国家同意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也未必坚决反对，这样不但可以化解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也可以使美俄将主要对手锁定在日本。两强之间必定爆发战争，这是历史规律。一个强大的日本比日美联盟容易对付，独立的日本可以成为中美之间的缓冲区。他认为，中美友好对日本不利，中日友好对美国不利，而灵活自如地驾驭这些关系，需要成熟的国际感觉。

　　关于中俄关系，刘亚洲看到，俄罗斯已比苏联小了许多，但版图小了一些，自由却多了许多。这是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原动力，不可不防。他认为，我们要借助俄罗斯的力量，以抗衡美国，但切不要把这种借助演化成结盟关系。普京对美国打中国牌，我们对美国打俄国牌。既要眼高又要手快。其实，中俄都在利用对方的资源来壮大自己。但，只有俄罗斯的弱势状态不改变，中国才有可能借助它。因此，中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只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点上:既不能让俄罗斯强大到威胁我们，也不能让它虚弱到彻底倒向美国。其实美国也是这么干的，它不想让俄罗斯虚弱到彻底倒向中国。任何两方相争，第三方都会渔利。有一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觉:我国从俄罗斯进口的都是尖端武器，俄罗斯从我国进口的都是民生产品。尖端武器昂贵且很难找到替代国，民生产品很容易找到替代国;中俄贸易的顺差在中方，主动权则在俄方。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刘亚洲的西进战略。西进战略是刘亚洲的战略思想中的重要一环。苏联解体后，中国的西部边疆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随着美国势力的进入，尤其是颜色革命之后，中亚地区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形势。刘亚洲认为:西进战略的核心是直扑中亚。中亚是第二个中东。不仅在资源上是第二个中东，在局势方面亦是第二个中东。中亚极具地缘战略价值。可以说，位于欧亚大陆桥两端的国家，谁控制了中亚，谁就可能控制另一端国家的明天。在他看来，西部大开发，不止是国家调整内部经济结构而采取的战略举措，它应该更着眼于影响周边乃至远达欧洲的战略谋划。中国的战略重心必须向西移动，西进应当成为我国未来10年的重要战略。

　　刘亚洲的西进战略，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步，在边境地区选择适当地点，按照深圳模式建一个乃至数个物流贸易或石油加工中心城市，使其成为未来中亚共同市场的核心。中亚地区一旦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连片开发，就会建立起我们的西部战略支撑点，打破美国企图在中亚打进楔子的阴谋。第二步，调整西部行政区划，特别是在广袤的新疆和西藏地区，促进当地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融合，使任何民族分裂势力没有生存空间，进而让疆独、藏独势力失去动辄影响全局的地域基础。第三步，打通欧亚大陆桥，与欧洲形成一个大欧亚经济共生带，用与西方国家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和共同利益，去拆解美国对中国的围堵。

　　在刘亚洲的判断中，印度并没有远大的世界战略目标。印度自立国以来，一直奉行机会主义国策。它的大国梦完全建立在一个不现实的梦想上:战胜中国。以前，印度军事实力的增强主要是为了防范中国，而不是进攻中国。但物质基础决定一切，印度有了几件撒手锏之后，北抗策略正在向北进演变。印度朝野已达成共识:必须战胜中国，印度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

　　第12节：大国之策

　　刘亚洲认为，中国不必太把印度放在心上。他判断，未来中印之战，可能不会是领土之争，而是水源之争。雅鲁藏布江终会在中印间引起争端，要早做准备，因为国际水道是21世纪最具危机点的地域。为了对印度实行战略警戒，刘亚洲提出东西钳击，泰山压顶的策略。巍巍喜马拉雅山绵延数千公里，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不利于仰攻，却利于俯冲。倘若后勤无虞，江河高下，一泻千里。兵锋再叩印度平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这就是泰山压顶。东面经营云南。云南距印度咫尺之遥，中间只被缅甸北部隔断。那里是中国军队传统的作战区域。缅北三角区早已成为我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自由之地。注重云南战场建设势在必行。纵陆军不出缅甸，在滇西建大型军用机场，部署苏-30战斗机，印度亦不能承受其重。西面全力支持巴基斯坦，以天敌制天敌。从经略中亚的角度来看，刘亚洲建议，应将巴基斯坦拉进上海合作组织机制中来。与巴基斯坦修百年之好，除夹击印度外，尚有二利:第一，中国西部需要一个出海口;第二，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把儒文化国家与穆斯林国家的合流视为基督教国家的大患，这从反面提示我们，改善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是我们对付西方的绝招。

　　至于中朝关系，刘亚洲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中国应尽量维持朝鲜半岛的分裂现状。他认为朝鲜民族有极旺盛的凝聚力，统一只在朝夕。朝鲜半岛统一，日本是最大的输家。日本一内阁成员说:朝鲜统一后必找日本算账。未来不管朝鲜半岛以哪方统一为主，都对中国有利。从目前来看，以南方为主的统一可能性极大，但也不能排除北方。南方有金钱，北方有意志。

　　但他认为，如果以南方统一为主，战争恐怕不可避免，不会像两德统一那样简单。美国人对此看得很清楚。它制定了详细的针对朝鲜的作战方案。在美国亚太战略的棋盘上，朝鲜半岛的分量重于台湾。而我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力远不如美国。

　　《大国策》围绕着我国战略目标的确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对策，这是刘亚洲特有的经营战略产业构想。它明确了我国在世界丛林中的定位，理清了诸如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等等脉络，论证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系列简洁、实用、便于操作的策略和谋略。这些，对于中央高层对未来内政外交战略的确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像刘亚洲的其他作品一样，《大国策》同样引起了各方的争议，尤其是在中美关系问题的论述上，批评者认为刘亚洲就是一个活脱脱的亲美分子。然而，刘亚洲感慨说:有人说我有亲美倾向，那他们是没读懂我。真正读懂我的反而是美国人……他们在研读了我的思想之后，知道我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美国中央情报局列了一个我们党政军干部的黑名单，名单上都是坚决反美的、不可能被和平演变的、死硬的共产党员。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不管刘亚洲引起多大争议，作为一个现役高级将领，他是中国军方的一个高端发声，代表了一种新颖的战略思维和方向，也预示了中国少壮派将领的崛起，为中国军方高层所重视。海外观察家认为，刘亚洲那种不谋天下者不足以谋一域的国际大战略，将会对中国军队的军事变革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支政治和军事素质极高的、反应灵活迅速、全面应对各种挑战的、保障有力的军队将在中国出现。这正是中国军方高层所需要的。

　　第13节：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

　　附文1

　　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

　　刘亚洲

　　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

　　1972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像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20世纪90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

　　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少数一些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

　　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它的干部制度，它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干部制度的局面是，有思想的人决策不了，做决策的人不一定有思想。而美国正好相反，它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它不犯错误。第二，它少犯错误。第三，即使它犯了错误，它也能很快地予以改正。

　　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20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像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9·11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印度对我们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9·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

　　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

　　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去比较欧洲与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

　　第14节：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

　　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宣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

　　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遭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

　　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

　　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

　　这样的民族，它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它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附文2

　　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

　　刘亚洲

　　与其他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隐讳自己的观点。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支军队。正因为部队困难、有需要改进之处，才需要我和我们。如果它太完美了，要我们干什么?因为爱而无私，因为无私而无畏。

　　当到一定的职务后，不敢替别人办事，不敢说话，战战兢兢，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当更大的官吗?有私欲，你就不可能坚强，你就不可能无畏。人活一场，我不做自己还做别人吗?雷锋咱做不了，朱伯儒咱做不了，我就做自己还可以吧。官帽子像雨点一样往下掉，哪一顶能掉到你头上?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还是去追求一下精神方面的东西，这方面疆界无限宽广。

　　我在生活里是没有锋芒的。我和大家相处都很好。但是，在思想上我是有锋芒的。真正能够刺痛你的，真正能够把人刺出血的，是思想上的锋芒。而不是在于你这个人有多高傲，你有多大的官职，那都没有用。

　　第15节：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

　　我写过不少书。我宁愿我的书被一个人读一千遍，不愿意它被一千个人只读一遍。有人读得懂我。很多人把锋芒藏起来，我不藏。我藏给谁看，藏了我要干什么。

　　张孝祥，南宋人，秦桧当宰相时，他考进士第一，当即上疏揭露秦桧，为岳飞平反。朋友劝他收敛起锋芒，他说，没有锋芒我考进士干什么?我明明有锋芒把它藏起来我考进士干什么?秦桧是个王八蛋，我不攻击他我考进士干什么?三问，酣畅淋漓。

　　朱基对我爱人李小林讲，1958年，他到301医院看望病人，在电梯里碰见了彭德怀元帅。彭老总刚看完一个身患绝症的老同志，他说到生病时，讲了三个然:大不以为然;不得不然;顺其自然。朱基说:这三个然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至于毛、邓，就更不用说了。我对自己的讲话负责。讲对的地方，你们就往心里去，讲错的地方，你们就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莞尔一笑，不要当回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缥缈的，实际上做不到。

　　你们都知道我对台湾问题的看法。作为共产党员我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的观点。和平有一线希望就要争取，战争有百种可能都应避免。但一旦战争逼来，军委一声令下，我将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我，共产党员，解放军将军，总不会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些德国国防军将领吧。德国国家社会党攫取国家权力后，积极谋划对外战争，遭到了德国国防军许多职业将领的反对。然而一旦国家作出决定，战争机器开动，那些将领们没有二话，毫不犹豫地领兵出征。

　　一位元帅讲:我以极不情愿的心情执行统帅的命令，但我必须执行得非常坚决。他把自己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连连破敌。在波兰边境上驻防的一名德国国防军将军，也是积极反战的，尤其他的妻子是波兰人，敌国有她的亲人。但军令如山倒，他陷于两难。入侵波兰的战争将于第二天打响，他精心布置，指挥有方。次日凌晨，他穿上崭新的军装，皮靴擦得铮亮，把历年来获得的勋章挂满胸膛。进攻开始了，他昂首走到最前面，首先被子弹打中。我也是军人。他虽然是敌人，但他的勇气令我佩服。他服从命令的素质和本能更为我崇敬。祖国如果需要我死，我当含笑，我不怕死。今天的年轻军人同我们相比，是相当幸运的。

　　有人说，我们这辈子是什么都缺。我们小时候缺菜，长大了缺钙，老了缺爱。年轻时缺知识，安了家缺房子，上了三十缺文凭，有了年龄又缺健康，开放了我们又缺青春，有青春时又缺开明。我们这辈子就是不缺四面八方的提醒，夹着尾巴做人!我们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想想挺可悲的。但是今天的年轻人不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这一点很可贵，很难得。我们不仅要使用他们，还要珍重他们。

　　某团空难后,压力很大。我对他们说，你们一不要用自己的错误惩罚自己，二不要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三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下部队乘该团的飞机去。摔掉的是一架运七，我要坐的还是一架运七。刚出了事故，家属们的哭声犹在耳边。运七飞机质量一般，很多同志劝我:不要坐运输团的飞机。我坚持要坐。我说:飞行员都牺牲了，我怕什么?当空军还怕坐飞机吗?笑话!我在这种时刻乘坐运输团的飞机，表达的是一种爱意。我爱他们。

　　第16节：论述民主，一夜成名

　　如果大家都不讲真话，那就让我一个人来讲真话好了。欲上天堂，必下地狱。我愿意做思想先锋，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在中国，讲真话真难啊。但我还是要讲真话。我为什么如此?我为什么孜孜不倦地如此，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退缩?那是由于我太爱这支军队，太爱共产党了。我把党来比母亲，儿子对母亲能不讲真话吗?儿子如果欺骗母亲还叫儿子吗?

　　我们一个通讯处长的爱人，非常好的姑娘，得了癌症。今年寒假，儿子返校前，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儿子说:我不死，你不许回来。好好学习。我死了，你才可以回来。但你要记住，妈妈不会走远。妈妈会一直在你身边，用眼睛看着你。多么坚强的女人!临死前，她给年迈的老父亲打了电话:女儿不孝，不能为您老送终了。我们应当时时刻刻感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们，这双睛睛是组织的，人民的，先烈的。

　　李先念主席(李先念曾任国家主席--编者注)当军长时，手下有一个英勇善战的师长，叫熊厚发，24岁。西路军失败后，他跟随李主席一起撤往祁连山。这时，他的师政委逃跑了，还偷了李主席一匹马。熊厚发大怒，猛地一拍，把胳膊拍断了。我问李主席:拍桌子呀?李主席说:哪有桌子拍?是拍在石头上!后来伤口化脓，不能随部队走，留下养伤，被马匪俘虏，押至西宁，绑在炮口上用炮轰死。马匪把其他战死和被杀害的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尸首用毛毡包起来，用火车运往南京邀功。天气寒冷，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居然可以不用人扶就直立在车站月台上，排成一排。我看到了那张照片，当时我的眼泪就淌了下来。想想先烈，我们凭什么患得患失?

　　我写过《大国策》，有人说我有亲美倾向。那是他们没读懂我。真正读懂我的反而是美国人。美国人一直对我非常注意。当年对我是不错的，数次邀请我赴美访问、学习，很下工夫。但是最近他们在研读了我的著作之后，知道我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美国中央情报局列了一个我国党政军干部的黑名单，名单上都是坚决反美的、不可能被和平演变的、死硬的共产党员。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论述民主，一夜成名

　　2007年4月中旬，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接受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邀请，参加了中国政治前景变化研讨会，引起美国主流学者的关注，更成为美国媒体追逐采访的焦点人物。

　　美国《侨报》说，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有人叫好，有人批判，但俞可平坚持己见，不改初衷。大家都在关注，这位新生代的政治学者究竟是如何阐述中国民主的。

　　2006年10月

　　23日，《北京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了署名为俞可平的一篇政论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翌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全文转载;随后，人民网、新华网等中国官方网站也纷纷转载。中国主流媒体的不寻常举动，引发了海外媒体和观察家的丰富联想，而俞可平在文章中对民主的论述，也被视作对传统意识形态表述的重大突破。

　　俞可平在这篇颇为另类的文章中主要提出了这样几个观点。第一，民主是好的，但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而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第二，民主也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它在人类迄今为止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是弊端最少的一种。第三，民主不能为所欲为，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不能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第四，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有条件的，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第17节：论述民主，一夜成名

　　第五，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第六，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实。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的发表及其造成的冲击波，使俞可平一夜成名。

　　俞可平成为公众人物是在2006年，但海外观察家开始关注这个学术新星却是在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们把这位46岁的政治学博士与中国政坛明星令计划等一起，称之为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新智囊和理论笔杆子。

　　俞可平的官方身份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及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直属部级单位，成立于1953年，专业从事马列著作编译和理论研究，党内知名的理论家如师哲、许立群、王惠德等曾在这里担任局长。局内拥有一大批高级翻译、研究和编辑人员，除设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部、中央文献翻译部等翻译部门之外，还设立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几十年来，中央编译局不仅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绝大部分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还开展相关研究。海内外政治观察家注意到，中央编译局近年来承担中国高层直接交办的研究任务越来越多，显然已成为中国高层最重要的智库之一。

　　俞可平所在的研究所原名马列主义研究室，成立于1984年，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国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1988年，也就是俞可平调入的那一年，马列主义研究室改名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该所承担过中共高层交办的许多研究课题，如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研究、体制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问题、当代中国的政治沟通等，为中央高层决策提供了很多的政情信息和理论支持。

　　俞可平进入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如鱼得水，很快进入了角色。他思维敏捷，下笔成文，多年来，除了担负繁重的研究任务外，还撰写了《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论转变中的中国政治》、《西方政治学的最新趋势--新机构主义》、《论当代中国政治的结构--功能特征》、《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与主要特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政治学》等论文，并出版学术著作《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社群主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等，在学术界渐显影响力。

　　评论家认为:俞可平是一位在学理上真正认同马克思主义、具有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视野和开放态度的学者。俞可平也曾在1989年对他的大学老师马兆掌说:我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

　　从俞可平的大量文章可以看出，俞可平主张马克思主义应该与时俱进。他在2006年第3期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撰文说: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允许而且应当鼓励人们对此进行严肃的讨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释权和翻译权。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评论，必须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当做僵化的教条，来要求现实万古不变，也不能用变化发展的现实，随心所欲地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结论。

　　第18节：求学之路，从诸暨到绍兴

　　俞可平以为，中国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其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源自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科技的发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文化的变迁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看一种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不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说过什么样的话，甚至也不在于经典作家是否肯定或否定过某个观点，而在于是否从根本上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价值观。马克思从来没有倡导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从来没有谈及社会主义的宪政与法治，而这些恰恰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根本所在。如果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论述过这些问题，就认为它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背离。

　　俞可平中西兼修，作文著书之外，还主编了16卷本的《世界各国政治体制论丛》，详尽介绍西方及其他各国的民主政体，主编的《全球化论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在学术界造成很大影响。

　　1994年，俞可平以访问学者身份应邀前往美国杜克大学做学术研究;1995年4月至1996年1月，应邀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讲授现代化的进程等课程，在国际学术界赢得盛誉。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对他十分欣赏，说:小俞的学问做大了，当得上大学问家了!

　　求学之路，从诸暨到绍兴

　　1959年，俞可平出生于浙江诸暨三都镇花山村，父母都是朴实的农家人。诸暨是古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相传禹至大越，上苗山大集诸侯，驻跸于此，爵有德、封有功，因定此境为诸暨，意即天下诸侯驻留议事之所。春秋吴越之争中，越王勾践曾以诸暨境内的勾乘山为休养生息、图谋复国之所。秦王政二十五年，以越地置会稽郡，设诸暨县，此后诸暨多次易名，直到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升为诸暨州。

　　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诸暨，素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出过不少文化大家，如大画家王冕、陈洪绶，名诗人杨维桢等。三都镇还是诸暨有名的贡缎之乡，盛产高级纺织工艺品。有资料记载，俞家是三都镇花山村一个大姓，村内姓俞的人家占一半以上，大多从事蔬菜瓜果种植。

　　1966年，俞可平在花山村读小学。时值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中小学停课闹革命，学校根本不上课，也停止了招收新生，直到1967年春夏之际小学才开始重新招生。

　　1972年，俞可平从花山村小学毕业，入三都镇中学。1978年高中毕业，考入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政史专业。

　　尽管浙江师院绍兴分校只是一所地市级的普通大专学校，但渊源颇深。它的前身可追溯到清朝宣统元年兴办的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是清末维新浪潮中在浙江的山阴会稽地区出现的最早的新式师范学校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以后，鲁迅先生还出任过这所师范学堂的学监。1915年，师范学校由全省统辖，改称浙江省第五师范学校，后并入浙江省第五中学。抗战胜利前夕，会稽山区又重建绍兴简易师范，1948年改名绍兴县立师范学校，1956年改名绍兴中等师范学校，属中等教育系列，1978年4月改名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并开设大专课程，在招收中专学生时，同时招收大专生，1980年该校改名为绍兴师范专科学校。

　　第19节：国际政治学博士与费边主义

　　俞可平学的是政史专业，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完成学业后即回到乡间的学校担任教师。他的同学也大多来自农村，职业前景几乎是可预见的。许多同学都抱着考试及格、顺利毕业、回乡当教师、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就满足了的打算。但俞可平似乎与众不同，他对知识的探求热情一直十分高涨。他在专业学习之外，还自学《普通物理学》、《高等数学》等大学理科课程。除了学好英文外，他又自学了法文、德文和日文。

　　对哲学的热爱是俞可平进入大学后最大的收获。当时中国学界正掀起西方文化热，各种西方理论翻译书籍进入校园，流行的著作有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卡西尔的《人论》、弗罗姆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以及卡尔·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等。其中，俞可平最喜欢卡尔·波普尔的作品。

　　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1945年发表学术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人们称他为开放社会之父。20世纪50年代，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世界存在三个形态:第一世界包括物理实体和物理状态的物理世界，简称世界1;第二个世界是精神的或心理的世界，包括意识状态、心理素质、主观经验等等，简称世界2;第三世界是思想内容的世界、客观知识的世界，简称世界3。波普尔认为世界3是人类精神的产物，正是我们创造了世界3的对象。这些对象有它们自己固有的或自主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意想不到和不可预见的后果)，这个事实只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法则的实例(尽管是十分有趣的例子)，这个法则使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有这样的后果。

　　俞可平对哲学，尤其是对西方现代哲学有深刻的认识和领悟。他的大学同窗好友金高品教授，回忆当年校园生活时说:记得俞可平给我们谈论某些哲学问题时，我们这些同窗大多茫然无知。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俞可平给我们讲过世界3的理论，我们颇感新奇，但又无法理解，因为我们的思维长期以来一直被关于世界二分法的庸俗理论所笼罩，这种浅薄的理论直到80年代后期才受到严重的挑战，而我对世界3理论的了解，也是在考上哲学系研究生以后。

　　国际政治学博士与费边主义

　　1981年，俞可平从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毕业前，报考了厦门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的硕士研究生。

　　厦门大学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全国重点大学，素有南方之强之称。投考厦大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大多出身于名牌大学，高手如林，竞争激烈;而绍兴师专自建校以来还没有学生投考硕士研究生的先例，俞可平的这一举动让同学们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但最后的结果正如俞可平所愿，他顺利通过了初试和复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他成为绍兴师专建校以来当年毕业、当年考取研究生的第一人。

　　俞可平在绍兴师专学的是政史，在厦门大学，他专攻的是政治哲学。这样的选择除了出于个人兴趣外，还因为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及民主进程怀有一种巨大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俞可平的硕士指导老师是哲学系教授邹永贤。邹永贤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面造诣颇深，他的论文《〈资治通鉴〉治国思想研究》被认为是开辟了儒家政治哲学与历史文化相关研究的新思路。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弟子俞可平对现代西方政治学说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对英国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代表人物拉斯基的国家学说的研究兴趣。俞可平的硕士论文题为《拉斯基国家思想演变初探--兼论计划化民主国家论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论文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上。这是俞可平在专业杂志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1976年之后中国学术界探讨拉斯基民主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篇论文，至今都深受学术界重视。

　　第20节：国际政治学博士与费边主义

　　拉斯基是英国社会民主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重要思想代表，1893年生于曼彻斯特一个犹太富商家庭，191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后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任教，1926年起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学。拉斯基主张在各阶级、各团体高度的公共利益感和公共安全感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和协商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最终建立一个计划化民主国家，成为战后费边主义的代表人物。

　　费边主义的得名来自于古罗马大将费边。公元前217年，费边接替前任败将的职务，迎战迦太基的世纪名将汉尼拔。费边避其锋芒，改用迅速、小规模进攻的策略，经过8年苦战，击败了汉尼拔。从此，费边主义成为缓步前进、谋而后动的代名词。1883年10月24日，以悉尼·韦伯和萧伯纳为首的知识分子团体在伦敦成立。他们坚信通过渐进的手段能达到社会主义，因而，费边成了这个知识分子团体的名称。费边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全称是费边社会主义，区别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主张用激进的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而费边主义则主张用温和的非暴力改良实现社会主义。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学说就是拉斯基学说。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王造时、吴恩裕、徐志摩、金岳霖、张君劢、张奚若、陈源、萧干、龚祥瑞等一代学人都曾经来到费边主义重镇伦敦经济学院读书。这些人回到中国后，或组党或办报，力求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费边主义的道路。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几乎在一夜之间，他们悉数被打倒，费边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几近消失。

　　俞可平认为，拉斯基的国家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政治多元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三个阶段。在对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的分析中，他揭示了拉斯基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国家以及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认识，剖析了作为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特质的同意的革命、计划化民主国家、世界国家的内涵。

　　1984年，俞可平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并留在厦大哲学系任教。第二年，他又报考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的博士研究生，并轻松过关。

　　俞可平的博士生导师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系主任、当代中国政治学奠基人之一的赵宝煦。赵宝煦祖籍浙江绍兴，算是俞可平的老乡。1948年，赵宝煦进入北京大学政治系教书。1964年，政治系改为国际政治系，他任系主任。文化大革命后，他与几名政治学老教授联名呼吁重建大学政治学科，政治系得以重建，他依然出任系主任。此外，他还主持建立了北大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等机构。赵宝煦教授在政治学基本理论、中国政治、中国对外关系、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和国际政治等方面皆有建树，成果累累。他于1982年出版的《政治学概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学教材。他特别强调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世界，敢于引进外国政治学的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验证，以便参考借鉴。

　　在赵宝煦的指导下，俞可平广泛研究西方政治学理论，并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986年，俞可平在《国外政治学》和《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杂志上发表了《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评析》、《试从政治行为主义的得失谈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方向》等文章。1987年，他在专业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的传统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政治行为主义论纲》、《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评析》、《论政治结构-功能分析》、《体制和政治体制小议》、《试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论存在主义政治学》、《论政治系统分析》等重要论文，在学术界颇具影响。

　　第21节："颜色革命"铁蹄催生"公民社会"

　　《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是俞可平的博士论文的题目。从专业上讲，这是一个不但庞大而且很敏感的题目，涉及许多对现实政治的评估和思考。这些问题许多人都望而生畏，但他的文章立论严谨，观点鲜明，给参加答辩会的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俞可平这些广博精深的研究成果，不但受到了赵宝煦的称赞，还引起政治学界的高度关注。中国政治学界的一颗明星已脱颖而出。

　　1987年，俞可平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被留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第二年，他被邀请加入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为一名当代政治学研究员。

　　颜色革命铁蹄催生公民社会

　　俞可平是最早在中国提出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2002年11月，他出版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一书，引起中外学者和中国高层的关注。

　　在我国学术界，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热门话题。俞可平指出，虽然国内学者目前仍然交叉使用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三个术语，但这三个不同的中文称谓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同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市民社会是对civilsociety的经典译名，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这一术语在传统语境中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贬义，许多人事实上把它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而且容易把这里的市民误解为城市居民。民间社会最初多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近代的民间组织时加以使用，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但在不少学者特别是在政府官员眼中，它具有边缘化的色彩。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后对civilsociety的新译名，这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它强调公民的公共参与和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喜欢使用这一新的译名。

　　在俞可平看来，公民社会就是国家或政府系统、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由于它既不属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又不属于市场系统(第二部门)，因此，人们把它看作是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

　　社会团体、公民团体、公民组织、民间组织等概念，也常用以指公民社会组织。借用这些概念可以比较清楚地表明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或民间性，以区别于政府机关和企业组织。相对而言，这些概念的含义比较清晰，所表达的意义也比较准确。社会团体、社团等概念，强调了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公民团体、公民组织等概念，强调了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性，因为公民是一个由宪法界定的政治概念;民间组织概念突出了公民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其外延可以涵盖上述各概念所要表达的主要意义。因此，比较而言，这是一个表达公民社会组织的恰当概念。俞可平建议，在谈及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组织或团体时，尽可能一致地使用民间组织这个概念，以避免在概念术语上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和混乱。

　　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指的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俞可平总结出它的四大特点:其一是非政府性，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它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其二是非营利性，即它们不把获取利润当做生存的主要目的，而通常把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当做其主要目标;其三是相对独立性，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其四是自愿性，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而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组织的这些特征，使得它们明显地区别于政府机关和企业组织。

　　第22节："颜色革命"铁蹄催生"公民社会"

　　俞可平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民间组织与政府应当是一种友好合作和互补合作的关系。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让公民和社会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力，而公民和社会的自治主要是通过民间组织得以实现的。因此，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的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是实现民主治理的关键所在。但应当客观地看到，公民社会是一把双刃剑:政府的政策法规和行为措施得当，就容易使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反之，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就很困难，甚至会走到政府的对立面，危害社会的团结与稳定。

　　在这个意义上，俞可平看到，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对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进程的推动、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的公民社会理论形成和流行于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复兴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持续升温。它起初被视为改革斯大林全能国家模式的出路，后来又受到改革国家并调整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要求的推动。复兴以来的公民社会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人们在公民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形成了更全面的认识，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受到重视，研究范围极大拓宽，全球化公民社会的前景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

　　虽然公民社会也算是舶来品，甚至是西方一些政治家对其他国家实行颜色革命的一种策略，但俞可平认为，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惧溺自沉。

　　20世纪80年代，西方一些政客把人权当做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因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的社会谁倡导人权，似乎谁就是在宣扬资本主义的价值，就是在搞西化和自由化。俞可平认为，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才真正是上了西方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客的当。

　　俞可平希望整个社会都能及早认识到，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就必然导致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他总结出我国的公民社会有以下特征:第一，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第二，中国的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第三，中国的民间组织还极不规范;第四，中国目前民间组织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的民间组织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地位方面差距很大。

　　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必要基础。这是俞可平在多个场合的一贯表述。在他看来，公民与政府的合作是社会和谐的关键，而公民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正在不断涌现，它们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第二，在利益已经多元化的现实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挑战来自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而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的主体就是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紧密的或松散的、长久的或临时的民间组织。无论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主权利的角度，还是从邻里和睦、诚信友善的角度，都离不开做好各种民间组织的工作。第三，民间组织是联结政府与公民的纽带和桥梁。从古今中外的经验来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主要是通过民间组织实现的。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特别是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共同管理，既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解决政府与公民直接或间接冲突的重要途径。第四，民间组织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中，它们既是公民自治的主体，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中央提倡的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也必然涉及民间组织，因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主要是各种合法的民间组织。

　　第23节：民主是一个陀螺

　　俞可平希望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被营造出来，使公民社会更好地与政府合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民主、公平、善治、宽容的和谐社会。

　　民主是一个陀螺

　　俞可平是一个官员，更是一位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问题充满乐观精神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理论家。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会期间，他几乎一有机会就对外宣传他的增量民主概念。

　　增量民主是俞可平在他的专著《增量民主与善治》中提出的一个有关民主的新概念。

　　所谓增量民主，有别于渐进民主。尽管两者都强调民主发展的有序性、平稳性、连续性，但渐进民主强调的是过程，增量民主强调的是目标和后果;渐进民主强调过程的渐进性和缓慢性，而增量民主则在强调改革进程平稳性的同时，也强调必要时的突破性改革……深化党内民主以及推进基层民主应当成为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在俞可平看来，增量民主意味着要有坚实的经济、政治存量基础;要建立起政治和法律的框架;政治改革要渐进、稳定地进行;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是现在中国民主的集中体现;鼓励动态稳定而不是绝对的静态稳定;民主必须在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上有序进行;民主与法制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分开。

　　俞可平认为，关于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有以下四层基本含义:一，正在或者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二，这种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三，这种改革和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但非突变;四，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

　　俞可平坦陈，他提出的增量民主的概念显然是得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经验的启发。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或者说渐进改革，这一点在经济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政治模式。中国共产党把这种政治模式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理想目标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这种政治模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即增量民主。政治改革也应当是增量改革。政治改革的首要目标则是发扬民主。

　　对于民主，俞可平还有一个很妙的比喻，那就是陀螺。民主是一个陀螺:它只有像陀螺那样运转起来才有意义。说民主像个陀螺，除了强调民主运转起来的程序和机制外，还强调民主也像陀螺一样，需要推动力和技巧。抽打陀螺需要一定的技巧，特别是要顺势用力，要是抽打的方向与旋转的方向相反，陀螺就会倒下。推进民主政治同样需要技巧，特别重要的是要顺应民心，借助时势，循序渐进，增量发展。民主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重要的是旋转的过程。离开了这个旋转的过程，民主政治这个陀螺就会倒下，个人的权利就无从谈起……

　　他对自己提出的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总结出八大特征。人们可以从这8个方面看到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

　　第24节：民主是一个陀螺

　　其一，中国民主的发展将是一种增量式发展。中国的民主改革将以存量为基础，即以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为前提，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发展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将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按照增量民主的理论，旨在推进民主治理的重大改革，必须拥有现实的政治力量，取得大多数人民群众和政治精英的支持，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些改革应当最大限度地符合现存的政治法律框架，不能违背现有的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

　　其二，中国的政治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的和缓慢的，但将不时有突破性的变革。根据增量民主的逻辑，中国的政治发展从总体上看将是渐进式的。这种渐进改革或渐进民主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它不能离开先前的历史轨道，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延伸。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突破性的政治改革并不是一种休克式的政治突变，它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是长期积累性改革的结果，是一种厚积薄发。

　　其三，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将着眼于调整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缩小社会成员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基层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及困难群众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将是未来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重点所在。

　　其四，动态的政治稳定将逐渐取代静态的政治稳定。增量民主所要达到的不再是一种传统的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而是现代的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

　　其五，政治改革将持续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形成一种有序的民主。积极鼓励公民的政治参与，将是贯穿中国所有政治改革的一条主线。但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必须是合法的、有组织的和有秩序的。发展增量民主的基本途径，就是致力于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尽可能地将公民自发的、零散的、无组织的政治参与，纳入到党和政府主导的政治框架之内。

　　其六，推进民主与加强法治将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要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先就必须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法治的实现程度，几乎也就是民主的实现程度。中国民主政治的每一步发展，都将离不开法治建设。

　　其七，培育公民社会，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应该更加主动积极地与民间组织合作，让民间组织更多地参与和共同管理社会政治生活，扩大公民自我管理的范围，提高社会自治的程度，是民主治理的方向。因此，改革现行的包括社会保障体制、社会治安体制、户籍制度和社区治理制度等在内的社会管理体制，扶持和培育公民社会组织，让各种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其八，通过三条途径，全面推进增量民主。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图稳步地向前推进:从基层民主到更高层的民主，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和整个国家的民主，从较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不论何种形式的民主，都离不开人民对政府领导及政府政策的自由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人民政治选择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是由更少的竞争性选择到更多的竞争性选择的过程。中国的民主之路也将遵循这一规律。

　　第25节：乐观主义者的"和谐社会"

　　俞可平相信，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推进增量民主，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长远利益和根本价值，是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不可变移的直接目标。

　　有观察者分析认为，俞可平的增量民主理论，至今未正式进中国官方话语系统，但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已隐隐涉及了这个概念。

　　乐观主义者的和谐社会

　　俞可平最早进行经济全球化对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对治理方式影响的研究。他指出，经济全球化要求我国的治理方式从传统转向现代，我们应逐步确立和弘扬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政治价值。他同时强调，中国政治发展更要软着陆。

　　一段时间，海外流行这样的一个观念，认为中国自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可以提以社会发展为中心了。俞可平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基础薄弱，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肯定是对的。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并不等于经济发展是唯一的，或者说经济发展可以否定其他的东西。他看到在过去的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如生态失衡、能源短缺、分配不公、差别扩大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些官员、有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把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原则理解偏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以致不惜任何代价，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又把单纯的经济发展等同于整个发展。正是为了克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要协调发展。

　　俞可平也看到，有些问题，市场经济自身是解决不了的，要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比如分配不公、教育不公、司法不公、环境破坏、社会不和谐等问题。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俞可平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比较乐观。

　　有海外观察家认为，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但政治体制没有实质性变化，甚至没有什么重要变化。

　　俞可平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纯粹按照西方的政治标准，比如，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是三权分立还是三权合一等，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政治评价的标准不应当只有这一种。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在影响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种基本因素中，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不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经济体制就很难有实质性的变化。被称为改革开放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就是一次政治变革。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多元化进程是由政治改革启动的，但经济改革的深入反过来又促使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变革。

　　俞可平亲身体会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它不仅影响着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政治生活。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政治生活在各个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政治价值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党和国家开始适度分离;公民社会开始出现;把建立法治国家作为政治发展的目标;扩大直接选举和地方自治的范围;政府与企业分开，等等。

　　第26节：乐观主义者的"和谐社会"

　　但俞可平也看到，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公民对民主政治的要求相比较，我们的政治体制在不少方面还严重滞后。例如，我们的民主和法治程度还不高;政治体制还不完善，还存在许多不合理的规定;决策过程不够科学，政策决策失误过多;政府管理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同时并存;政治过程不够透明等。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有几点原则是不可变的:一是使中国的政治生活变得更民主，使公民的权利得到更多的保障，使社会变得更加法治，使政府行为给公民带来更多的公共利益;二是在充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民主制度;三是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公共利益，走一条增量政治改革的道路，或者说增量民主的道路。

　　按照这样的思路，俞可平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突破的重点应当放在以下方面:第一，发展党内民主，以此带动社会民主，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政治权力核心，没有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很难有实质性的发展;第二，积极推动基层民主，特别是县乡两级的民主，为民主政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让广大公民切实感受到，改革不仅带来经济利益的增加，也带来政治利益的增加;第三，加大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建立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效益政府和透明政府;第四，积极培育公民社会，要更少一些统治，更多一些治理，即更少考虑政府自身的利益，更多地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

　　俞可平一直在倡导动态稳定。他说，传统的稳定是一种静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抑制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与此不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的稳定则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传统的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的稳定则以疏为主。比如，动态的稳定就是只要不违法，公民有什么不满都可以说，可以申诉，甚至说一些使政府不高兴的话，做一些使政府不高兴的事，如上访啦，发发牢骚啦，说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话。政府根据公民的合理要求，对政策和制度进行及时调整，这样就把原来的平衡给打破了，建立了新的平衡。俞可平称，这种动态平衡是一种过程中的平衡，这对执政能力是一个挑战。他觉得，大概真正的稳定也只能是动态的稳定，那种传统稳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经济发展要软着陆，政治发展更要软着陆。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政治震荡，出现了不可预测的社会大冲突，对整个民族，对每一个人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外界一直猜测，俞可平是和谐理论的重要贡献者。观察家从中国官方有关和谐理论的文件中看到了俞可平有关善治的影子。

　　俞可平在政治学理论上的最大建树，是首先引进西方的善治观念，倡导从善政到善治。他在《大红鹰·世纪大讲堂》节目中说，做到善治，整个社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管理机制，一个民主的治理，首先政府要做好。也就是说，在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政府还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它是最大的权力中心。但是政府必须明确:现在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尤其是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到来，随着公民政治需求的增加，政府必须非常主动地，从制度上进行改革，慢慢地从善政向善治过渡。

　　第27节：给政府评奖

　　俞可平开拓的善治研究，综合各家观点，提出了八大考核标准:合法性、透明度、责任心、法治、响应、有效、秩序、稳定。他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多元的社会，一个合作和宽容的社会，一个民主和善治的社会，一个秩序和法治的社会，一个公平的社会，一个诚信的社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海外观察家推测认为，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俞可平的理论贡献在里面。

　　给政府评奖

　　2003年8月，俞可平在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这是我国第一家对政府改革与创新进行独立评估和咨询的非营利性学术机构。据称，这个中心最大的特色就是给中国各级政府的创新行为进行评奖--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由一个民间的学术机构，给中国的政府的行为进行评奖，在中国实属新鲜事。由此可见，俞可平不但在理论上倡导民主，倡导增量民主，而且也是一个实践者。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用俞可平自己的话说就是:由相对独立的权威学术机构，而不是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依据一套科学的评估标准和严格的评估程序，对政府行为进行研究、评估和奖励，不仅有利于评估活动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有助于消除评估过程中容易产生的腐败和不公正，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政府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和行为，增强公民对政府的认同和信任，推动学术界对政府行政改革进行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具有与其他评选活动完全不同的特点:一是独立性，该奖有自己独立的评选程序和标准，评选过程不受任何人、任何组织的影响;二是公益性，该奖项旨在鼓励政府的公益性项目，评选和奖励费用由组织者承担，严禁给申请者增加任何成本和负担;三是科学性，评奖活动严格按照一整套科学的评估程序和评选标准，这套标准既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又参照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四是综合性，整个评选过程是一个集研究、奖励、推广和教学于一体的综合性活动，评奖结束后，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和案例教学，总结和推广先进的创新经验;五是透明性，评估全过程高度透明，从奖项的申请、调研、评选，一直到推广，都在高度公开的状态下进行。每个优胜奖可获奖金5万元。

　　目前，这个奖已经评选了三届。第一届在2000年，从320多个地市级以下地方政府的创新项目中，评选出10名优胜奖和10名提名奖。第二届在2003年，从245个地方政府申报项目中选出优胜奖10名，提名奖5名，鼓励奖3名。2006年8月开始第三届评选，选拔委员要从283个申请项目中评选出优胜奖10名，入围奖14名，组织奖1名。前两届优胜奖项目，如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书记、干部到基层下访、公推公选乡镇领导、海选村民委员会主任、行政审批制度、政府采购、政府一站式办公服务、公民参与人大常委会听证、户籍制度改革、民主恳谈、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等，都已在全国更大的范围内得以推广，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对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探索在制度层面上不断有所创新。第三届评选出的优胜奖中，又有不少新的政改尝试和行政创新，引人瞩目。

　　早在2000年，俞可平主持了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中心、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联合筹组的一个民间评议奖项--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他们联合组织国内几十名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等专家学者，根据创新程度、自愿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节约程度和推广程度等6项标准，对地市级以下地方政府的创新项目进行评选。

　　第28节：给政府评奖

　　胡锦涛出任总书记之后，多次强调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俞可平的做法，其实是对胡锦涛总书记所倡导的创新理念的呼应，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提供了一条创新之路。

　　和谐外交与中国最新全球战略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和谐一词正式出现在党的报告和文献之中。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社会建设，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在注重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同时，也关注到了社会建设方面。

　　建设和谐社会成为了中国的新主题，并已逐渐扩展到国际层面。2005年4月，胡锦涛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同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阐述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2006年8月，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和谐外交正式成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据称，这场外事工作会议虽然只是每年的例行会议，但中共政治局9名常委全体到场，多数政治局委员也出席会议，胡锦涛则在会议中提出包含和谐世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概念在内的六个坚持。有消息传出，中国国务院正在组织专家加紧研究和起草中国和谐外交白皮书，将重新定位中国外交工作，和谐外交被定为中国的外交新战略。

　　近年来，中国为了消弭国际社会散播的中国威胁论，同时配合和平崛起战略，特别重视经营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安全环境，因而提出睦邻、安邻、富邻和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睦邻外交政策。香港报刊指出，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处理对外事务上的新风格已趋成熟，能以积极态度主动面对问题，以灵活务实手段处理各种矛盾，因此，在台湾问题、日本挑衅、美国围堵问题上都有新突破。

　　在新华社主办的《望》周刊上，俞可平把和谐外交战略概括为十六个字: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求同存异、包容开放。

　　俞可平是中外兼修的学者，他对国际政治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是国内最早论述全球化问题的学者之一。俞可平意识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愈演愈烈，已经改变着民族国家的主权。一是超国家组织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它们开始深度超越各主权国家的传统边界，对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进程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二是跨国公司不仅操纵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三是国家权力开始分层化和中空化，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四是国家的传统职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削弱，作为经济一体化基础之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国家原来对市场的调节和管理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跨国组织，在世界市场面前，民族国家往往变得无能为力。五是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制约国内政治发展的基本变量。六是全球问题的增加使得国家权力的边限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变得模糊，全球化不仅使一些原来的国内问题成为国际问题，也使一些原来的国际问题成为国内问题。七是民族国家的认同遭遇了危机，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根深蒂固的制度、传统、文化、价值产生了强烈冲击，有时甚至直接影响到国民的身份和利益，从而使得许多国民产生出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使得更多先进的价值、文化和制度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遍性，日益获得各国人民的认可和接受，开始出现一种所谓的全球认同。八是全球化正在重塑国家的自主性，正在赋予国家的自主性以新的含义，社会的自主性逐渐开始取代国家的自主性。

　　第29节：论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

　　针对以上因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格局的改变，俞可平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增进国家利益，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有一系列应对国家主权挑战的战略策略。要清醒地看到，全球化确实已经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国际政治的权力格局正处于重构之中，国家主权的内容和形式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维护国家主权的策略也必须做相应的调整。继续把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民族的凝聚力，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树立新的整体国家安全意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巩固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根本之路。

　　俞可平特别强调:全球化时代也是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国家安全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家的安全战略应当做相应的调整。领土安全已经远远不是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经济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人才安全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因此，我们应当有一种新的整体国家安全观，除了维护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和国防安全以外，也把降低金融风险和经济依赖、保障战略资源储备、保护战略人才、弘扬民族文化、维护生态平衡、保证物种安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等，提高到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的高度。

　　俞可平在论述和谐外交的同时也强调指出，中国的和谐外交战略将在区域与全球安全、国际合作、基本人权、全球生态、全球风险、打击跨国犯罪六大领域重点推行。他提出的和谐外交战略具有四大目标，即实现持久和平、实现世界普遍繁荣、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追求人类与自然和睦相处。

　　海外观察家一致认为，俞可平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智囊团中非常难得的人才，内功深厚，灵动博学，又具有国际大视野，能把西方政治思想中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引进到中国来，不仅引进思想，而且诉诸社会实践，为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创造成功的社会实例。这种理论和实践兼备的现代学者和理论笔杆子，正是中国高层所需要的人才。

　　附文1

　　论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

　　俞可平

　　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更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本质要求。

　　近年来，我们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所谓公平正义，就是指我们通常说的公正，它是一种道义性价值。公正与平等有意义相近的方面，但两者有区别。平等主要是就结果而言的，而公正更关注过程和规则。即使利益分配的结果存在很大差异，但如果这种差异是基于公正的制度和程序而造成的结果，那么这种差异也符合人们的道义。例如，袁隆平院士和已故的王选院士，对我们的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他们可能因此而获得了巨额奖励和收益，即使他们的财富比普通百姓多出许多倍，但没有人会认为不公平，不正义。

　　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历史上，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就是因为它承诺要创造切实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使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更加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因此，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公平正义。

　　第30节：论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社会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产生过许许多多的不同流派，即使社会主义者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是，似乎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怀疑自由、平等、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甚至连一些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说，资本主义并不缺乏效率，它缺乏的恰恰是公平正义。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社会主义创始人，当时之所以激烈批判资本主义而积极倡导社会主义，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放纵，使得公平正义难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只有在产生剥削和压迫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复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

　　公平正义是我们所追求的长远价值，更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努力实现的紧迫任务。

　　从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特别强调公平正义。几次中央全会的决议都明确指出，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胡锦涛同志在界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要素时，就把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前不久，温家宝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更是明确地把维护公平正义视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之一。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资源，发展生产力，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然而，按照市场经济的自发逻辑，社会成员的利益迟早会发生分化，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拉大，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发展会不平衡。政府就会面临双重难题:一方面，如果不采取措施，让这种利益分化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就可能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后果，会背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采取强制手段将大家的收入和财富拉平，回到过去那种吃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状态。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不能强求利益的绝对均等;另一方面，又必须把社会利益的分化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物质财富极大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群众都切实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甜蜜果实。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利益开始急剧分化，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努力推进公平正义，使利益分配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和贫困地区倾斜，就会背离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公平与效率都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很大。有人认为，强调社会公平与强调效率两者是矛盾的。我的理解是，从理论上说，公平与效率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维护公平正义，讲的就是既要效率，又要公正。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避免社会差距悬殊，又防止平均主义倾向。例如，在经济公平方面，既要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同时也要在维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使全体人民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第31节：论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

　　从根本上说，公正与效率的作用各有侧重，效率的重点作用领域是利益的生产，而公正的重点作用领域是利益的分配。但是，它们的关系正像自由与平等一样，有时确实会发生冲突，这就要看实际情势，需要政治家的审时度势和高瞻远瞩。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效率问题显然比公平问题更加突出，当时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极大变化，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在对于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公平问题通常产生于市场失灵，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分配不公和市场失灵不是单纯因为强调效率，更多是由于政府权力进入市场所造成的。我与这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市场经济的自然逻辑本身就会产生出社会的公平问题，这是市场的局限性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公平正义，政府需要对利益分配进行强制性干预。例如，维护社会公正所需要的福利国家政策，没有政府的强制性干预怎么可能实现?因此，关键不在政府干预，而在这种干预是否适当。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一些情况下，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包括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政府没有很好地管应该管的事，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等。

　　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实现公平正义必须推行民主法治。

　　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首先要求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因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而导致两极分化。然而，社会公平的内容绝不只是合理的财富分配，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司法等其他内容。要全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除了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维持基本的经济公平外，还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够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医疗、福利、就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接受法律保护等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

　　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代条件下，没有民主和法治，断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因为现在我们讲公平正义，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在全体公民之间公平而合理的分配。这就必须有一整套既能充分反映和表达人民利益，又能确保政府权力为人民所用、政府政策满足人民需要的制度、程序和法规，否则，人民利益或人民当家做主便是一句空话。这样的一种制度只能是民主政治。

　　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要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必须推行民主法治，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胡锦涛同志在论述和谐社会时，将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放在首位;温家宝同志在两会的答记者问中，同时提到公平正义与民主法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公平正义是对全社会而言的，而且主要靠法律和制度来保障，不推行民主法治，就难以有公平正义。例如，事关民生的一些公共政策，就应当通过听证会、咨询会、协商座谈等形式，充分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政府在维护公平正义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市场体系和公民社会也应当发挥积极作用。

　　第32节：民主是个好东西

　　实现公平正义是全社会的责任，包括企业、民间组织和政府机关，但主要责任在政府。如果说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保障。从政府自身建设来看，其理想目标就是善政，公正始终是善政的一个基本要素。

　　政府是社会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应当提供三个方面的公共品:一是公共政策，二是公共服务，三是公共设施。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而评价服务政府的主要标准就是政府提供上述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政府要积极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品，特别是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基础交通、公共安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

　　当前，在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方面，政府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品数量相对较少，不少公共品的质量不高;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干部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政策打架、政令不一、政出多门的现象时有发生;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有待提高，决策失误过多;决策多变，缺乏必要的连贯性。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也严重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会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而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理一切的传统有关。在公共服务领域呼吁政府归位的背景下，有人担心，政府会重现包办代替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功能。我认为，实现公平正义，需要政府归位，但政府归位，只是说政府要担负起主要责任，特别是要努力建设服务政府，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社会公共品，而绝不是回到政府包揽一切的全能主义状态。现在，企业和民间组织正对社会生活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些作用是政府不可取代的。因此，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政府也应当更多地发挥市场体系和公民社会的作用。

　　(摘自《北京日报》)

　　附文2

　　民主是个好东西

　　俞可平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绝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第33节：民主是个好东西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但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并且还可能不断再现。因此，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民主需要启蒙，需要法治，需要权威，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而应当是人民的同意。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与民主的本质背道而驰。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当然，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实。

　　30年来最有影响的政改奏折

　　2002年上半年，潘岳的一份题为《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政改报告悄悄在中央高层中传阅。由于这篇理论报告作为内部文件直接供中央最高领导作为决策参考，因此被外界称为中国共产党自1989年以来最重大的政改奏折。

　　第34节：30年来最有影响的

　　该报告围绕三个代表这个核心问题，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政治机理，进一步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党在新时代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合法性。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这份内部传阅的报告，在形成过程中征询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包括党内改革派、企业家、各种倾向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当年的自由派精英分子。它对三个代表的合理性做了更为大胆、明确、激进的论证，在精英阶层中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有人把报告中提出的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视为江泽民的建党80周年讲话的潜台词;还有人认为，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吸纳了潘岳理论报告中的部分观点。江泽民这样说: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是执政党了，这在一般人眼里不是个问题。可时过50多年，执政党一词为何重又流行开来，并频繁见诸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以及像潘岳这样的文胆式的理论家的话语中?这是个理论问题。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年马克思在论述历史发展进程时得出了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人们把这种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在此前，在欧洲理论界盛极一时的以制度建设为主要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被马克思无情抛弃。历史学家认为，其实这两种社会主义对后世都有着不同的意义。革命阶段、夺取社会主义政权阶段应当更多地应用马克思的理论，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应更多地应用制度设计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对革命党更有意义，而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对执政党更有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本身考虑的就是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建设问题。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已意识到，但其转变一直遭遇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使这种转变彻底化为泡影。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寻找这种转变的契机，并有意识在执政方针上体现这种新思维。

　　真正把执政党建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来的是邓小平。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并在后来十几年里，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结历史经验，从方方面面对这一世纪性的难题作出了初步的回答。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共产党基本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任务。虽然转变得以实现，但所缺乏的是在理论上对这种转变进行论述和说明。作为理论家，潘岳多年来一直沿着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轨迹进行长期思考，《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正是从理论上对这种转变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论述和说明。

　　革命党是以某个阶级为基础的，其任务目标就是运用暴力手段推翻旧的政权，这是它存在的价值，因此，革命党首要的工作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分化谁等等。革命党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一旦执政，手里掌握了政权，目标和任务不再是夺取政权，而是巩固政权，怎样更好地运用这个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学经济、管理、技术的同时，还需专业化知识来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而执政党更多地强调民主意识，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通过社会合作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党的任务更多地意味着解放生产力，执政党的任务更多地要发展生产力。

　　第35节：少年壮志当凌云

　　在潘岳看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是明智的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原来的生产关系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工人阶级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对立面。工人阶级作为产业大军，已成了国家雇员，而不再是什么被剥削、被损害的阶级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为名副其实的执政党就是要保持党的现代化，而党的现代化的标志就是党无所不在的先进性。先进性集中表现在三个代表的内容里: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有效探索。

　　潘岳看到，中国社会分化问题比较突出，各阶层在利益、权利、资源配置上分化比较明显，怎么把不同群体整合起来，协调好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他认为:革命胜利后，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新时期以后，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分子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主力军。今天，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首先是科学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发展要求。党要成为他们的发展要求的代表。在他看来，为了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扩大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党要把最具有生命力、最活跃的阶层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包括吸收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入党。潘岳在文中强烈呼吁，现在，我们面临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局面，我们要让改革走在革命的前头，防止革命从身后赶上并扑倒改革。

　　《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其实是潘岳对自己1991年的题为《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文章的深化。当年，这篇同样引起海内外政治家注意的文章，曾被外界认为是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元幕后操纵。陈元是中共元老陈云之子，毕业于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少年壮志当凌云

　　潘岳，祖籍江苏南京，1960年4月出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潘家是清末南方最著名的官宦大族之一。潘岳的父亲潘田出生于1921年，1941年考入日伪沦陷区的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大学期间不顾家庭的反对，加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担任过苏皖区党委南京工委学生工作负责人、南京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等职。1944年，潘田大学毕业，被地下党派往苏北加入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军报记者、苏南日报记者、华东野战军兵站部科长等职。1948年，东北人民解放军组建铁道纵队，潘田作为技术工程人员被紧急从苏北调往东北，担任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第四支队总工程师。在战争环境中，他从一个文弱书生锻炼成一个钢铁军人，多次荣立战功。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潘田出任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三师总工程师兼师长等职，负责朝鲜中线、东线和西张的保障任务，功勋卓著。1953年，潘田出任铁道兵干部学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长、铁道兵司令部副总工程师、铁道兵司令部总工程师兼副参谋长等职。

　　在铁路工程界，潘田以大胆创新的科学精神著称，参加过襄渝铁路和青藏铁路的勘察和技术设计。

　　第36节：少年壮志当凌云

　　潘岳尽管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又是位高辈尊、功勋卓著的专家，但他从小却是一个野孩子。1967年，潘岳父亲潘田因海外关系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潘岳母亲也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双双遭到造反派的批斗和隔离审查，才7岁的潘岳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甚至打架斗殴。潘岳身上不屈的性格和一身侠气，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

　　1976年，16岁的潘岳高中毕业，已经官复原职的潘田把他送到自己属下的部队--解放军第38集团军铁道兵第13师，做了一名普通战士。在部队参军期间，才华横溢的潘岳爱上了刘华清将军的女儿刘朝英，后来结婚成家。

　　部队生活铸就了潘岳果敢率直的性格，而此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大的变革。1982年，22岁的潘岳离开了部队，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先在《工人日报》做了一阵实习记者，不久转去《经济日报》做资料员，后来又参与《中国环境报》的筹备。《中国环境报》正式创刊时，他被任命为记者组组长。不过，时年23岁的潘岳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今后会与环境问题结下不解之缘。

　　潘岳是个工作非常细致和认真的人，为调查引滦工程的水质，他沿线走了几万公里的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主持写成一篇几万字的调查报告，揭露了工程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得到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的赞赏。

　　1986年，潘岳参加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一次记者团活动，在前往云南实地采访的过程中，他发现很多地方烧山开荒，违规排污，严重污染自然环境，于是写了一份近万字的批评性调查报道。报道见报之后，立即引起当地政府的强烈反应，当地党政官员反击他报道失实，并到国家环保总局去告状，要求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在强大的压力下，潘岳离开报社，调往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出任副局长、研究室副主任，兼机关团委书记。

　　两年后，潘岳被调往北京房山区，担任区委对外联络处处长兼外经委副主任。10个月后，他被任命为《中国质量技术监督报》副总编辑。

　　1989年12月，29岁的潘岳由团中央书记李源潮陪同，前往《中国青年报》报到，出任该报副总编辑。

　　尽管潘岳在《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任上只做了3年多，但动作不断，成绩斐然，在理论界掀起一阵阵的波浪。

　　除了亲自撰写理论文章外，潘岳还策划和主持了数场影响深远的理论研讨活动。

　　1991年，潘岳在成功主持重建中国大学生精神家园和西方思潮在校园两场大型讨论后，在他的策划下，《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办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知名学者何新、萧功秦、陈昊苏以及袁木、徐惟诚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萧功秦等提出了新保守主义主张，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现有秩序中培养和塑造现代化精英集团，即利用过渡性、有现代导向的权威，利用传统的价值中介，引导社会内部变迁，通过内部变迁的成功，逐步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从而使中国社会不断地达到一种现代化的推进。新保守主义不同意民主激进主义的做法，认为他们是把体制外的精英集团和民众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打破现在秩序，建立西方式的民主社会，这在当代中国是行不通的。

　　第37节：国务院最年轻的官员和经济学家

　　1991年，苏联解体引起中国社会极大的思想震荡，当时中央希望各理论研究部门能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理论指导思想等各个层面，分析探讨中国的前途，尽快写出研究报告上送呈中央。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并写出长达14000余字的研究报告--《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该报告完成后在第一时间直接送呈中央高层，得到了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把这份报告打印成内部文件供中共高级干部传阅。

　　1993年2月，潘岳出任团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他主持召开大学生分配与社会就业研讨会，就现存弊端及对策提出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见解，引起媒体关注，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同年7月，潘岳主持召开农村剩余劳动力与民工潮大型研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就农民工问题做系统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适应中国国情的解决对策，研讨会的成果至今仍然被有关部门引用。

　　也是在这年7月，潘岳主持策划了后来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首次最具权威、最大规模的政治性问卷调查。这次调查历时一年，形成了《1994年中国青年政治心态和社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其中的数据和结论成为海内外报刊和各大国研究中国青年动态的权威性资料。这一次调查的结果，在后来风行一时的两本时政类畅销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和《中国可以说不》所折射的强大民意信号中得到了印证。这两本书都曾令海内外震动，前者代表了中国精英青年的主流思想，而后者则代表了中国底层青年的基本情绪。

　　1994年11月，潘岳主持了首都青年记者希望行大型采访调研活动。北京30多家新闻单位的100位记者，行程8000多公里，分赴中国贫困省区，就少年儿童失学情况及希望工程救助款项的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采访、调查，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极大推动了希望工程的良性运行。

　　正是经过上述活动，潘岳以极快的速度扭转了团中央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困难局面，使之成为全国知名的学术机构和团中央的先进单位之一。

　　潘岳头脑灵活，理论素养高，对现实政治反应迅速，无论是参加社会调研、学术探讨还是建构政经理论，都能产生很大的社会效应，因而被外界称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活跃的年轻理论家。

　　国务院最年轻的官员和经济学家

　　潘岳20多岁就走上仕途，官阶如芝麻开花节节高。2000年，40岁的潘岳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调到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体改办)，成为国务院智囊机构中最年轻的经济学家和笔杆子。

　　国务院体改办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领导层为推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成立的最早的智囊机构，主要从事对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宏观政策的探索和制度创新的研究。潘岳最显露才华的时光是在他出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期间。

　　经济转轨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伴随着许多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市场化趋向改革，经济转轨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各个转轨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转轨方式和途径。我国经济转轨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探索出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创新与发展道路。

　　第38节：国务院最年轻的官员和经济学家

　　潘岳曾在北京举行的欧亚论坛上，向与会的各国代表陈述了我国经济转轨的基本情况，并总结出六大经验:一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准确认识;二是重视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一切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三是强调和注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四是转变政府职能，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五是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同时，相机推出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六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六大经验在当时成为我国对外经济宣传的标准文本。

　　西部大开发是潘岳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热潮，他在中国西部论坛第三次圆桌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西部开发一定要有理论的突破，不光是经济思想，还有政治思想。要发现并解决西部开发本身存在的许许多多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体制方面的问题。他指出，西部大开发的体制创新中，要明确国有经济进与退的领域，积极调整与优化所有制结构;改革财税金融管理体制，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加快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创新，盘活西部自然资源;积极改革人事劳动管理体制，改进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在他看来，东部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体制的创新，在这方面，西部不仅要赶上东部，更应该超过东部。

　　面对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村潜在的危机被人所忽视，他提出要利用制度把资源和工作重点重新转向农村。

　　有人把潘岳称为民营经济的吹鼓手，意指他多年来竭力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摇旗呐喊。

　　1999年，民营经济有8300万人在其中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12%，为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就业部门。1994年以来，民营经济每年平均增加就业820万人，是唯一能够吸收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经济部门。虽然中国从1982年以来三次修改宪法提高了民营经济的地位，但民营经济仍然得不到与其他经济成分同样的竞争地位。

　　2001年4月27日，潘岳在中国国际投资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肯定了民营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推动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动力。他分析了中国民营经济的时代处境，剖析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两方面的巨大挑战--从企业层面看，不少民营企业具有许多先天的弱点:在产权制度和企业制度方面存在缺陷，不少后遗症有待根治;资本积累不足，发展后劲乏力;投资者缺少创业经验，盲目性较大，成功率较低;经营目标短期化，有的甚至以造假、损害环境来获取近期利益;缺乏管理基础，一些企业存在着短期内快速膨胀之后就走向衰退的现象。从发展环境看，民营企业还需要社会各方创造更宽松的经营环境和更广阔的制度空间: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根本上改变民营企业货款难的问题。

　　潘岳同时肯定，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持续推进，中国民营经济正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在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调整思路下，民营企业可以陆续进入原先受到限制而不能进入的领域，也可以利用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去的机会扩大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启动，民营企业无疑会获得众多的投资机会。

　　第39节：对马克思关于宗教"鸦片"的重新阐释

　　他还透露，中央政府将鼓励包括非国有经济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进一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打破行业垄断，努力推进投资融资体制改革，清理和取消限制社会投资的不合理规定，鼓励和引导非国有经济增加投资。

　　由于潘岳对民营经济发展从理论到实践都倾注了大量的热情，他和董辅、魏杰、金叔平等知名经济学家被看成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保护神。

　　2002年12月，北京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几乎同时引述潘岳在2001年中国市场论坛上有关主张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讲话，引起读者的关注。

　　行政审批制度一直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绕不过的难题。中国的审批制度是政府管制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对政府来说，许可权管理不仅能起到调节某些领域经济活动的目的，而且是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计划经济时代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在面临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以往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审批制度越来越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潘岳是最先主张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官员之一。他认为，政府转变职能，是加入wto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要求，也是完善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政府要完成职能转变，积极推进包括行政审批在内的各项改革，制度创新是关键，也是绕不开的。他多次将有关创新行政审批制度的分析报告上报中央，受到了重视。2001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由李岚清副总理任组长的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并在监察部设立了负责日常工作的办公室。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新的改革工作拉开了序幕。

　　在2001年中国市场论坛上，潘岳强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要看清理、减少了多少审批事项，更要看是否通过改革实现了制度创新。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制度创新是根本，不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没有办法达到目标，政府职能也难以真正实现彻底的转变。衡量制度是否真正建立，要看是否达到了这样的社会效果:守法的人办合法的事，处处方便，感觉不到谁在管他;违法的人办违法的事，处处受阻，许多环节都在管他。在他看来，行政审批制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取消的审批事项要建立后续监管制度;二是对保留的审批制度要建立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管理制度;三是要对需要调整的审批事项制定严格的审批制度，形成制度规范。

　　应该说，潘岳不枉为一个孜孜不倦投身中国经济改革大潮，有理想、有责任心的经济理论家和政府官员。一位对中国政治经济很有研究的学者认为，潘岳的经济思路和政治理想融合了民主社会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内容，而这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对马克思关于宗教鸦片的重新阐释

　　对理论家的怀疑贯穿了人类的思想史。擅长反思、思想激进的理论笔杆子潘岳，总是处于风口浪尖上。

　　2001年12月，潘岳在《深圳特区报》、《华夏时报》等几家报纸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文章直面当下中国的道德危机，直指缺乏信仰对中国的危害，认为宗教鸦片论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提出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更是如此。

　　第40节：对马克思关于宗教"鸦片"的重新阐释

　　潘岳指出，马克思的原意对宗教的鸦片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列宁在解释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令宗教被视为毒品。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代价。文章指出，宗教具有精神补偿作用，具有心理功能、道德功能、文化功能，同时还兼具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比如，无神论和科学无法克服民众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却能够做到。中国的政治体系与宗教必能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关系。新型政教关系一旦明确，将极其有益于中共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新型的执政意识与领导方式来管理宗教。

　　潘岳的文章公开发表之时，正值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江泽民同志在会议上立足于新形势下中国宗教问题和世界宗教问题，深刻阐述了宗教的长期性、广泛群众性，并首次提出了宗教的特殊复杂性，并特别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对宗教的理解是与时俱进的，充满新意。

　　仿佛是呼应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召开，潘岳的文章在深圳和北京两地同时推出，因而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批评者认为，潘岳鼓吹宗教救国，甚至有人斥之为为西方原教旨基督教入侵中国大造舆论，而支持者惊讶于潘岳能以与中国官方的传统说法相衔接的语言，提出很重要的从宗教政策乃至宗教政策语言方面的改进思路。虽然这些道理可能很多人都早已明白，但却没有几个具有官员身份的人愿意大胆说出来。

　　为什么一篇主张宽容的文章，只要是潘岳写出来也不叫好呢?有评论家分析认为，这是因为潘岳很年轻就春风得意，对于这种人，公众不喜欢。但我们应该看到，潘岳比不得那些封疆大吏，手中的权、钱并不多，目前也只是写写文章报国而已。他写文章对于现行政策的影响多半还是比封疆大吏们大，有人不理解，有人恶骂，都很自然，不必在意。所以，潘岳老老实实写文章、提建议，不搞虚的，精忠报国，坚持下去，必有所成。

　　2002年，潘岳的《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一文在建党80周年后揭开神秘的奏折面纱，在互联网和香港媒体公开发表，引起强烈争议。这位中国理论界的重量级人物再次成为靶子。左派攻击他背弃了党章宗旨，右派批判他的权威主义。

　　首先，各派论者都指责潘岳把革命党和执政党对立的命题是错误的。在这些人看来，革命党是和反革命党相对立的;执政党是与在野党对立的。只有革命党向反革命政党转变，在野党向执政党转变，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革命的党，在野时革命，执政以后还会继续革命;如果执政以后不革命了，就是向反革命党转变了，而不是向执政党转变。他们认为，革命党之所以成为革命党，是因为它代表的阶级是先进的阶级，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阶级。

　　一位论者认为，潘岳在理论上改变了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令人担扰的。按照这位论者的理解，潘岳的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选择得完全正确。然而现在，共产党变成执政党就不能再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了，因而公开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代表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在这位论者看来，这与我们的党章规定是背道而驰的，也是和《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完全对立的;他认为，共产党执政以前和执政以后，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活动方式等也应该相应地变化。但是，这不是党的哲学、目标和性质的变化，而仅仅是工作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不仅不应该因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目标、哲学和性质，反而要发动广大群众监督，防止共产党变质。而潘岳根本无视这些重大的历史事实，无视几千万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志，公开宣扬共产党在执政以后应该改变目标、哲学和性质，实在是太猖狂了一点!这位论者认为，潘岳的文章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甚至代表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与亿万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意愿是根本对立的，也是违背我国历史发展方向的。

　　第41节：倡导"南平经验"，引发政改话题

　　就当人们对潘岳进行指责和评论的过程中，很多知识分子加入到了保护潘岳的队伍。他们认为，潘岳之所以比位置更高的人们引起大家的自觉注意，是他有一定的独立思想，给中国的政坛注入了新鲜空气，这是议论潘岳所应该有的起码意识。其实，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只是一种概括性的说法。以前人们不太敢使用革命党这个词，容易在概念上面纠缠不清。后来中央领导大胆使用了这个概念，提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样说很简洁，如果不钻牛角尖，也很明了。从这个角度说，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这样一个理念，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对这样一种规律的承认，即承认政党运作有规律可循，应该看到从革命年代进入建设年代，从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主体成分的革命党，转变成为一个以非职业革命家为主体成分的执政党，这一深刻的变化，显然是巨大的。

　　支持潘岳的人认为，党对社会新兴阶层的接纳意味着对现实的肯定。党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先进性特质。而就此武断地认为潘岳只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是草率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党，必然十分重视自己的阶级基础。然而，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且经历了50多年的执政历程之后，党必须从巩固执政地位的角度出发，在重视阶级基础的同时，着力巩固自己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体现了革命党和执政党的统一。

　　许多观点比较客观的专家们认为，潘岳文章的现实意义，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重新定位和为其寻找合法性基础，这种重新定位和寻找合法性基础有助于指导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发展，主要探索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原因、意义和紧迫性，无论从文风还是观点都是新颖和朴实的。

　　一位学者动情地说，在我看来，潘岳恰恰是这个时代的谋士，是真心想将中国建设好，让它摆脱现今危机的谋士。我想凡看到这些话，又不希望中国动乱，而希望中国能够通过改良、通过和平方式搞好的人都应该深受感动。

　　倡导南平经验，引发政改话题

　　2003年第一期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发表了潘岳的《从政治的高度看南平经验》一文，再次引起了堪称中国网络新文化主阵地的神州论坛与士柏论坛领军人物的高度重视，并联合发起了南平经验大讨论。

　　中国农村问题一直是历届政府十分重视又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顽痼。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产量大大提高。20多年后，在农村面临的新形势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出来的优点正逐渐减少，而它的一些缺点却逐渐增加。比如，农村基层政权的弱化、联产承包制对农业的产业化、机械化的束缚，等等。南平经验的推广使人们看到，如今的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的足够重视，政府已经开始在寻找和摸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法。

　　南平是福建省的农业大市，曾有福建粮仓的美誉，但在转轨变型时期也遭到了农民增收减缓、基层组织乏力的困境。自1999年3月起，南平市多次派遣科技特派员、村支书和乡镇党委书记奔赴农村。这些下派干部经过几年的工作，改善了村级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促进了南平传统农业的改造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了整个农村浓烈的创业氛围。2002年初，南平市委组织部对下派干部进行了民意考察，优秀的下派干部占39.1%，满意的占57.4%。可以说，南平市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走出了一条可资借鉴之路。

　　第42节：倡导"南平经验"，引发政改话题

　　潘岳欣喜地看到，用制度把资源和工作重点重新移向农村的南平现象是值得向全国推荐的，它可视为南平经验的核心。因为近年来的现实情况对农业的稳定十分不利，大量的人才、资金和技术都流到了城市，领导工作的重心也转移到了大城市，农村潜在的危机已被许多人所忽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让领导们来高度评价南平经验。他认为，南平经验反映了我国当前迫切需要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度来配置人力资源。

　　南平经验的另一条经验也是潘岳为之叫好的:南平既不以下派村支书来否定过去已经开展的民主选举，也不盲目支持选举中某些非健康的自发力量，而是通过帮助村民学习村民自治，建立村民简单易懂的村规民约等来有序、正确地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南平探索了一条下派村支书与基层民主建设良性结合的新途径，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村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走出了一条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可行之路。

　　由此可见，南平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落到了实处，他们下派干部到农村的做法符合三个代表中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因而，潘岳认为，南平经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但是，潘岳从南平现象中也看到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如致富大户的政治表率作用如何显现出来的问题。在他看来，良性的中等收入阶层才是社会的稳定力量，非良性的致富大户只会造成新的社会贫富两极，因此，一定要把基础性政治指标和综合指标建立起来，使得农村的致富大户最终能够真正体现党的要求，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形成政治、经济的双赢结果。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意义，潘岳才把南平经验上升到一个政治高度，认为它对应要解决的，是当前非常严峻的三农问题，它不仅具有丰富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南平经验经潘岳鼓吹推广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许多专家和群众都认为南平经验的确有许多的亮点值得重视。但怀疑者和责难者也大有人在。有人认为，这也许是一种奇特的连绵不绝的潘岳现象--什么事只要与潘岳沾点儿边就会引起噪动。

　　对潘岳推广南平经验的怀疑，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

　　有人认为，尽管潘岳在理论界和民间享有盛誉，但由于受着其地位、立场的限制，他对南平经验的提倡最终只会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场闹剧。比如，潘岳所总结的南平经验和结论，一是把优秀的干部派到基层去，二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村有机统一起来。这两条经验表面看都不错，过去已经做了不少，但在南平能否长期坚持，能否大面积推广，是很可怀疑的。另外，在农村基层并不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而是应该怎样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在如今的很多农村地区，农民对村领导普遍比较反感，因为他们总是住着村里最好的房子。潘岳批评农村基层干部文化程度太低、村书记年龄太大，这是他用城市管理角度的眼光看问题。

　　也有人认为，潘岳对南平经验过于乐观，就拿南平老百姓对干部的评价来说:优秀的占39.1%，满意的占57.4%;另有60.9%不优秀，不满意的占42.6%。如果作为标杆的南平市只有一半多一点的干部让农民满意，那如何让80%的农民满意?这里的社会成本有多大?因此，如果真正要让80%的农民满意起来，只有扎扎实实搞好基层民主才是正道。再者，潘岳充满热情地推崇干部下农村，仿佛嫌中国的官员不够多，这样农民负担能减轻吗?村支书要管事，那村民选举算什么?不管事，白养一个官员干什么?本质的问题是人民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呢，还是由官员来管，事实说明官员无法管好，不是官员的能力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有信息的不对称，也有众口难调等问题。

　　第43节：主持环保总局，掀起"环保风暴"

　　还有人认为，潘岳深知中国农业基础的脆弱与不足，坚决反对中国民间民族主义者的盲目冒进;坚持要挺进世界必先从巩固国内开始，必先从国内基础的农业问题即三农问题开始，把整个中国民族主义尤其是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的重心，从重国际问题导向了重国内问题，此举显得更为意味深长。这或许就是以中国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各派网络爱国力量进行南平经验的大讨论的真意。

　　潘岳倡导的南平经验引发了一场中国政经话题的讨论，大多数学者和官员对南平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农业专家杜润生说:我们过去往往介绍一个村的经验，顶多一个乡的经验，一个村、一个乡一枝独秀，不是百花齐放，很难推广。而南平市覆盖面这么广，这很不容易。经济学家童大林认为，南平市探索了一条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路子。

　　三农专家温铁军则强调，对南平经验，不应该仅仅从经济层面来认识，而且要从政治层面来认识，南平经验验证了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表现。

　　南平经验的讨论，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国家科技部在福建举行了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现场会，西南各省开始了有针对性的试点工作，相信西南各省的试点成功必将推动全国的农村改革，正如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所说的，南平经验坚持数年，必有大的成效。

　　主持环保总局，掀起环保风暴

　　2003年5月6日，在中央公布的新一轮人事任免名单中，出现了潘岳的名字。他被免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的职务，被任命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央这次正常的人事任免却在海外和中国港台引起强烈关注。海外重要媒体如多维网、《星岛日报》、《明报》、《联合早报》的网站上几乎是不约而同登出了关于潘岳的报道。在非典肆虐的日子，一个中国副部级官员的工作调动居然能够引起媒体如此多的关注，着实是不多见的。

　　潘岳成为焦点人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次的关注却非同寻常。潘岳在海外有中国当代第一思想家、理论笔杆子等称呼，其神秘身世和不凡的思想一直引起公众的好奇。海外也一直把他当做中国高层智囊团中最有激情的思想家和笔杆子之一，其一举一动格外引人关注。

　　海外媒体对潘岳职务异动最直接的敏感，是那份被称为政改奏折的理论文章《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海外人士凭主观臆断，称正是这份政改报告不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在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才致使中央对潘岳施以颜色，把潘岳贬至国家环保总局。海外人士进而预测:这个安排，说明潘岳不仅没有度过自己的政治低谷，而且可能会进一步深滑下去，彻底驶入无奈的政治逆行道。

　　分析人士预感潘岳将驶入政治逆行道的理由有二。一是性格使然。潘岳乃一狂狷之士，锋芒毕露，颇多张扬，这种天赋秉性是积重难返的。二是环境使然。环保问题是世界性难题，据《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说，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难题，首先，在环境方面的投入并不能直接见效于经济利益。从经济角度分析，环境投入是一种近乎于无底洞的负增长，投入越大，负增长越大，同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就越大;其次，对环境的破坏是经济增长本身必不可少的成分，要么发展经济不要环境，要么得到环境却因经济不发展而引发更深层的社会问题--而这是任何政府和组织都不愿意面对的。这样，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足够潘岳付出一生的精力，这就使得他将自己置于一个不复之地，即要想在环保领域有所作为，就必须逆经济发展潮流而动，而对经济发展的任何阻碍性行动都可能被高层和民众视为捣乱。那潘岳哪还有翻身之日?

　　第44节：主持环保总局，掀起"环保风暴"

　　海外媒体的捕风捉影和毫无根据的猜测、分析，使得中央这次正常的人事调整演变成一起毫无来头的潘岳事件。这同样使潘岳陷入一种难堪之中，他无辜地被习惯于对中国指手画脚的西方政客所利用，成为攻击中国的一个话题。这才是潘岳真正的不幸。

　　显然，海外媒体对潘岳的分析和论定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潘岳的《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一文旨在从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重新定位，寻求新的合法性解释，口径与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一致，中央高层对潘岳此文的基本观点是肯定的，对潘岳以前的理论文章也给予过很高的评价，因而潘岳基本谈不上是异见人物。

　　其次，国家环保总局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另一个要害部门，中国近年来对环保工作的重视举世瞩目，国际社会大多会把环保提升到与经济建设同样高的层次，潘岳调到国家环保总局任副局长，属于平级调动，看不出被贬的迹象。再说，让一个有才华的年轻官员到政府各个部门锻炼，熟悉情况，恰恰表明高层对潘岳的信任和重视。因而，所谓潘岳驶入政治逆行道之说不攻自破。

　　事实上，潘岳自转入新的角色后，一如既往地学习和思考，一如既往地锋芒毕露，一如既往地成为新闻媒体追逐的焦点。

　　2003年8月13日，潘岳第一次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兼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在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行动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上高调亮相，通报了十大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情况，又一次显示他果敢、强硬的作风。

　　同年12月24日至26日，潘岳带领环境执法人员对晋、陕、内蒙古交界地区的40余家污染企业进行了明察暗访，先后查看了陕西府谷、山西保德等地的焦化厂、电石厂、炼铁厂、水泥厂等，发现这些企业有的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非法生产;有的违反三同时规定，没有安装任何污染治理设施就擅自生产;有的把治污设施当做摆设，长期闲置不用，厂区里乌烟瘴气，异味刺鼻;甚至有的企业把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废渣直接排入黄河。潘岳十分震惊，立即在现场召集当地三县的政府负责人座谈，对保德、府谷和准噶尔三地联合治污提出要求。

　　2005年1月18日，作为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潘岳毫不留情地向媒体通报了全国30个严重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名单，并责令立即停建，这其中包括了五大电力公司中的国电、华电、大唐三家，还有和环保总局同属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

　　潘岳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强势发动环境风暴，虽然得罪了一些利益集团，却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赞誉。

　　潘岳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举办的环境文化与公众参与座谈会上，呼吁中国要在环保方面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不断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不断加强环境信息的透明化，环境决策民主化，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公众参与成为潘岳在不同场合宣扬的一个主题，他提出，推进中国公众参与环保事业要抓住五大着力点:一是明确参与环保是公众的权利，是国家法律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政府部门有义务来回应和保护;二是环境信息公开化;三是环境决策民主化;四是环境公益诉讼--就是指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五是加强工厂与民间环保组织的联系。

　　第45节：建设环境文化，促进民族复兴

　　潘岳实际上是把民主政治的基本要领引入到环保领域，因为民主权利、信息公开、决策民主化、公益诉讼，都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诉求。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潘岳已超越了普通职能官员的行政思考。

　　潘岳之所以能在环保战线发挥出色，风头很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与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极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解振华是天津人，出生于1949年10月。1968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从天津分配到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做一名兵团战士。1977年1月，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后留校从事科研工作并继续进修。1980年5月，他任国家建委机关党委组织干事，1982年2月后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保局放射性环境管理处处长兼人事处处长。1993年获得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环境法硕士学位。同年6月，年仅44岁的解振华出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干部之一。

　　解振华比潘岳大11岁，老成持重，行事作风非常低调，很少抛头露面，甘于置身幕后。他能理解潘岳的理想抱负以及他的政治能量。他对潘岳在第一线摇旗呐喊、在媒体上频频亮相，不仅不妒忌，而且非常鼓励，全力支持。在举世瞩目的圆明园听证会上，他甚至不愿坐到台上，而是悄悄找了一个代表的座位，在台下细心倾听各家发表意见。熟悉环保总局的人说:解局长像是一个宽厚的长者，而潘局有时却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也有许多人用肝胆相照来形容他和潘岳的相处。

　　建设环境文化，促进民族复兴

　　潘岳到国家环保总局履新后发表的第一篇理论长文《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把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文化，上升到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确实振聋发聩。他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政治的长期稳定，离不开法治与德治的逐步完善，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力弘扬。这一切，都与环境文化息息相关。

　　在这篇文章中，人们还可嗅到风格依然的潘岳依旧表现出对政治的极大关注。他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环境文明联系在一起，阐述了政治文明对于环境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更需要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而发展绿色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赋予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人民对环境问题必须有知情权，人民有权知道所发生的环境危机;社会主义民主要求人民对环境问题必须有监督权，尤其是有权监督那些影响环境的政府公共项目;社会主义民主要求人民对环境问题有参与权，特别要参与那些涉及环境安全的战略决策。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形式，就是政府保护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保卫人民的基本人权，动员和鼓舞全体人民平等地参与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来。

　　他的新作《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发表不久，就有人把潘岳的环境文化归入了民族主义的范畴。

　　据说，民族主义在网络上是个不太好听的词儿，自由主义精英们对之大加挞伐，爱国人士则嗤之以鼻。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来没有陷入如此的尴尬境地。因此，当有人把潘岳的环境文化与民族主义挂上钩，到底是褒之，还是贬之?

　　第46节：建设环境文化，促进民族复兴

　　潘岳的《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本来是他在2003年10月25日第二届中华环境奖万里行开幕式上的演讲，后来在新浪网等传媒发表。潘岳所理解的环境文化是指遵循自然法则维护群体延续的文化，从环境文化的角度看待德，是将自然法则视为我们自觉行为的准则。从环境文化的角度看待法，就要坚决维护自然法则不受侵害。它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

　　在该文环境文化与民族精神一节中，潘岳对中华民族精神作了富有哲理的解释。他说，中华传统文化从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信道法自然，遵循自然法则，追求天人合一，信奉众生平等，关注生命的安全和文明的延续。以此精神为基础，中国传统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医学养生、棋艺茶道，无不展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无不表现着深邃睿智的生态文明，无不浸润着天地人文的和谐美感。综观世界，俯仰古今，数千年来，世界不少文明古国都曾有过兴盛一时的文明，但终因破坏了自然，文明也就走到了尽头。唯有中华民族同根同种同文完整地保留下来，延绵不绝。

　　他认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千百年来曾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曾是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今天必须抓住人类文明转型的机遇，发展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循环经济，转换资源结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将中国再次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世界华人的百年梦想和不懈追求。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是文化复兴。世界环境文化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文化，就是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奋斗，就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由此可见，潘岳的环境文化是以民族复兴为根本目的的。比如，在文化上，他强调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物质上，他强调以新型的生态工业文明代替传统工业文明;在制度上，他强调法治、德治，鼓励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其实质是提高国家的管理效率。但这些是不是就足以断定潘岳的环境文化就是民族主义的?这的确值得商榷。肯定者认为，民族主义的红线贯穿在潘岳的环境文化中，是显而易见的，他对古往今来的中华文化中环境自律的赞美，以及大声疾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不渗透民族主义的思想。

　　但持异议者认为，潘岳文章中所谓的民族复兴，很难说不是一种官方语言，抑或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潘岳本人的良好愿望。但把民族复兴即等同于民族主义，实在难以成立。一位反对滥用民族主义的评论者说，网络上的民族主义是互联网上为数不多的中国特色之一。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是一种对于民族深沉的热爱。真正的民族主义是要流泪的，必要的时候更要流血。而今日网络上的民族主义者是不会流泪的，更不会流血。这些人的一腔爱国激情，统统化作口水喷洒在网络上。当美国人在北京街头对柔弱妇女大打出手时，我们找不到一个爱国志士的身影;而普通的京沪高速铁路合同，则成为民族主义者们发泄的良机;当神州大地的环境污染已经足以威胁中国人的生存时，看不到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大声疾呼;而潘岳关于环境问题的一个普通讲话，则成了网上志士们炒作的对象，贩卖那点可怜的爱国精神。

　　第47节："生态文明"写进党政纲领

　　潘岳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人们看到这位才子型的政府高官在任何时候都是那样意气风发，锋芒毕露。许多人都对这位年轻官员走出政治低谷的毅力和依然不计后果的做事风格表示赞叹。同时，也善劝各路精英、文友，左派、右派，不要动辄对潘岳拳脚相加，应宽容地对待这样一位有爱国心、有才华的中国理论家。

　　生态文明写进党政纲领

　　潘岳的环境文化到底可不可以纳入民族主义，对潘岳来说并不重要，对公众来说也不是非要弄出个水落石出不可。但潘岳文章所要阐述的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的命题倒是对中国决策层具有启示意义。因为这个命题带来的是一个连环链，它牵涉国家的经济增长、政治文明、法制建设和国家安全。正如潘岳所言:西方国家无论什么党派，都已将环境问题纳入其外交、贸易乃至军事政策，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可以预见，未来生态工业文明领先的国家，将主导世界格局。

　　有人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首度把生态文明引入党的政治文件中，正是笔杆子潘岳的理论奉献。

　　早在2004年初，潘岳的口中和笔下就高频率出现一个新名词--绿色gdp。

　　绿色gdp是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指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解释说，绿色gdp这个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

　　潘岳看到人们在为我国经济高速度增长而兴奋的同时，往往会忘记这些成绩背后的资源消耗、垃圾成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他认为，中国本来就是传统工业文明的迟到者，迟到就要挨打。试想，如果别人用的是太阳能飞机与氢能汽车，我们的飞机和汽车还是在用日趋枯竭而且污染环境的石油，这样的国力如何与人家竞争?

　　观念的改变，必须要有一系列行政措施配套加以严格执行，才能产生效果。为此，潘岳宣布，一个新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将在国家统计局与环保总局合作下很快出台。

　　2005年1月18日，潘岳在北京宣布，停建13个省市的30个违法开工项目。这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制定实施后，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大规模对外公布违法开工项目。潘岳以一个环保官员的身份去挑战这30个巨大工程以及背后支撑的庞大利益集团，是否有点蚍蜉撼大树的意味?但事实上，在强大的压力下，这30个项目最终有22个违法开工项目停工，22个非法开工工程主管单位提交了检查报告，社会上一片叫好之声。包括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等50多家民间环保组织发出公开信，对潘岳表示支持。据说，事后温家宝总理对国家环保总局的这次行动也大为赞赏。媒体评论说，这场继北京审计风暴之后的环保风暴，使中国政治生活呈现出新的美好景象。

　　2006年9月，潘岳把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引入中国。外界评价说，潘岳的这个举动意在把环保推动政治改革的实践提升到理论高度，同时也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提供新的理论根据。人们意识到这是潘岳在中国思想理论界掀起的另一轮冲击波。

　　生态社会主义也称生态马克思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是20世纪下半叶蓬勃兴起的生态运动中形成的一个新思潮、新学派。

　　第48节："生态文明"写进党政纲领

　　在西方形形色色的生态理论当中，生态社会主义独树一帜，试图把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环境危机，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同绿色生态运动的发展分不开的。

　　潘岳对生态社会主义非常赞赏。他在公开发表的《生态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一文中，把他近年力倡的绿色gdp上升到生态文明的高度，又把生态文明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的高度，试图做出重大的理论突破。

　　潘岳认为，今天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极大补充。生态社会主义今天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前夜。这就是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

　　潘岳认为，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的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另外，在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公正方面，生态文明也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

　　在潘岳看来，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而且，生态文明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他认为，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美好的社会和谐理想。两者内在的一致性使得它们能够互为基础，互为发展。生态文明为各派社会主义理论在更高层次的融合提供了发展空间，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潘岳后来提出的绿色和平崛起的概念，与生态社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所谓绿色和平崛起，其实就是对可持续发展道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形象化概括，主要包括八个方面: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环境资源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科技体系、更加开放的金融贸易体系、注重公平的分配体系和开明进步的民主体系。

　　潘岳指出，对中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完全可以与生态社会主义、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借鉴。它们之间的融合，必将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将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促成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潮流，必将促成社会主义真正代替资本主义，必将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对此，中国责无旁贷。

　　第49节：壮年气盛，锐气如风雷

　　因此，当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高调强调生态文明时，潘岳认为，这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存的重要意义。这个理念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发展经济的推手，是体现民生的窗口，在文化上与中华传统价值观有一致性，也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壮年气盛，锐气如风雷

　　2001年，41岁的潘岳出人意料地出版了一本《潘岳诗文选》，众人蓦然回首，这才明白过来，这位政界的风流人物早已是一位成熟的作家。

　　一篇题为《潘岳让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的前面》的文章如此描述潘岳:喜欢读书、交友，善于思考，既能正视社会主义制度弊端，又有鼓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热忱，是敢想敢干型的猛将;有人说他是粗线型，也有人认为他为人率直，尤其他在高干子弟中亦十分活跃。

　　2001年9月1日，潘岳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森林》栏目关于为什么要重走红军长征路的问题时，动情地说:我偏爱历史，同时也喜欢读党史。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80周年了，有着伟大、光辉的历程，但我认为最感动我的是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条件最差，敌我力量对比最悬殊，斗争环境最艰苦，可相反，斗志最昂扬，感情最纯洁，理想最坚定。当时拼到最后就只剩下了几万人，自然条件非常险恶，但就这样还是走下来了，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不掉队，是什么精神促使着他们走到底的?我觉得，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是奉献、无我、战胜一切、超越一切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在遵义旧址上，一些老同志对我说，那时候，他们连第二天会不会被消灭、能不能生存、能不能站住脚都不知道，而领导人在一起谈的居然都是国际形势。跑到陕北后，第一件事居然是开党的民主生活会，开展讨论，进行自我批评。那时候人困马乏，只剩下8000人了，大家关心的却仍是这样的宏观大问题。还有像抢夺泸定桥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报名要当敢死队员，在那个年代，你要是死了人们都无从知道你是谁。这一切靠的是什么?就是靠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果不去亲身体验走过，根本无法体会。

　　潘岳把重走红军路时的一些感受用笔写下来，如《攀越雪山》、《生命之桥》和《蜀南竹海行》，都被誉为散文中不可多见的佳品，这些文章后来都被收录进《潘岳诗文选》，让读者见识了潘岳锦心绣口的一面。

　　有人把潘岳的为人概括为6个字:仗义、霸道、悲壮。潘岳的仗义绝不是江湖气，而是替人着想、急人所急。这个秉性的由来，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关，他在《中国青年报》任副总编辑时的口碑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潘岳敢于负责、古道热肠的风格并不是从《中国青年报》开始的。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一位老员工讲，潘岳在1998年3月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国资局被撤销、连自己都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他首先做的便是为自己部下的前途奔忙。至今，仍有许多老国资人对此感慨不已，其中甚至包括那些看不惯他雷厉风行的风格，暗中骂他霸道的人。同样，在2003年3月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务院体改办被撤销时，潘岳也是急部下之所急，把对自己的考虑放到最后一位。

　　仗义之人多霸道。尤其是像潘岳这样年少得志的才俊，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干事业，为了追求，看到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反对。这样耿直的性情，在支持者看来是仗义，在反对者看来就是霸道了。

　　第50节：壮年气盛，锐气如风雷

　　不容回避的是，潘岳的追求和努力，有相当一部分被迫半途而废，而他的言行又受到太多的争议，他的赤诚不被人理解。因此，知情人提起潘岳，又有悲壮之说。除此之外，他的人生境遇还有着诸多个人的不幸福。潘岳很爱自己的母亲，母亲的过早去世对他的打击极大，对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潘岳来说，不能尽孝永远是一个心理暗结。

　　当《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一文引起巨大争议，前途也因此晦暗不明时，潘岳又遇慈父病故的悲痛。潘田的去世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有文章预言，潘岳面对个人的前途困境，又临丧父之痛，这个性情汉子恐怕从此要一蹶不振。

　　但潘岳还是战胜了悲伤，事业永远是他生命中第一位的。2003年10月25日，他再度一鸣惊人，《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一文引起的巨大反响，说明他还是顶住了压力，走出了阴影。正如媒体所说，潘岳还是那个潘岳。

　　腹有诗书气自华。潘岳风流倜傥，极富才情。作家海岩是这样评价潘岳和他的诗文的:潘岳第一次令我动容的，其实是他的散文。一篇《攀越雪山》，写得何其好啊!顿觉幼稚之说原是大大冤案。《托起草原》也很精彩，《蜀南竹海行》亦颇传神，潘岳的散文几乎篇篇都好，因为这些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政治诗文已然久违，一朝得闻顿觉满耳轰鸣，振聋发聩，瞬间可令狭窄的胸襟变得博大，短浅的目光变得高远。历史荣辱、国家成败、文明兴衰，也都重新变得引人注目，让人思绪万千了。

　　对于久历官场而仍保持写作热情的潘岳，海岩感慨道:时光的锻炼使许多人退隐为仙风道骨的山人，或堕落为只问五谷的俗人，但是潘岳，依然像我们年轻时都曾渴望的那样，执著于做一名被社会和民众所需要的儒者。这是我在潘岳的散文中分明看到的情怀。沿着这样的心迹线索重读他的诗，成见中的幼稚已荡然不见，只见到一腔热血，一以贯之。我承认，像潘岳这种壮怀激烈、精忠报国的心态，这种共产党人传统的自信和骄傲，这种对民族、对历史的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我们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已经不常有了。我们不常有，可我们都希望那些从政的人常有，都希望那些官员们还能保持潘岳诗文所弘扬的那片热血之心、赤诚之心，忘我救世，立志不朽!

　　有人评论道:潘岳诗文的价值还在于塑造了一位当代年轻从政者的真实形象。他具有丰富和袒露的灵魂、复杂和坎坷的际遇，这个意义并不亚于作品本身的意蕴。作者以一种敢哭、敢笑、敢怒、敢歌的方式，表达了一位年轻从政者的鲜明个性、想象力和炽热的情感，这是尤为令人感动的。

　　南怀瑾在《潘岳诗文选》的序言中称誉潘岳中年气盛，锐气如风雷，更为传神地道出了一个官员和一个书生形象叠加后的鲜明性格。

　　香港时评家在研究了潘岳前半生的理论著述和政治生涯后总结说，在邓小平时代，潘岳以《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理论建言，批判浪漫主义改革观，力倡循序渐进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经济改革观，为邓小平走出改革困境出谋划策。在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期间，他又以《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战略思考，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改革思路。在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他以《生态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的突破性思维，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找更广阔的视野和思路。

　　第51节：告别"风暴"，建设制度

　　潘岳走过了20多年的从政之路。20多年的风雨和艰辛一肩挑，无怨无悔，在人生的长路上不知还有多少挑战在等待着他。而作为一个锐气如风雷的理论家和官员，他早已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他的忧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浓烈的爱国之情。他在《三十八岁联句五篇·汉川怀古》一诗中这样写道:

　　群豪笑我多情子，

　　无情岂能近群豪?

　　名忘不了，

　　情断不了，

　　事成不了，

　　心死不了，

　　一身尘缘深重，

　　如来又收不了。

　　如何?

　　再回川陕，浊浪滔滔。

　　好一派英雄旧战场，

　　真男儿报效国家在今朝，

　　何必桃花源里自我陶醉梦逍遥!

　　附文1

　　告别风暴，建设制度

　　潘岳

　　水的问题，已无回旋余地

　　22年前，1985年夏天，我25岁，第一次去滇池，作为环境记者，想写一篇关于水治理的报道。当时的滇池虽有些污染，但水质基本还说得过去。

　　22年后，2007年夏天，我在《北京青年报》头版上看到滇池的照片，绿油漆般的臭水冲刷着湖岸。那个口岸正是我当年去过的地方。

　　22年中，中国的经济实力、社会结构乃至精神价值发生了重大转折。现代化是中国人160年的梦。中国今日之gdp总量、外汇储备、fdi似乎都在证明这一梦想的实现。但三农问题、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严峻的环境资源现状(这在传统gdp统计中看不到)，会使我们警醒，现代化梦想仍未完全实现。

　　今夏连续爆发的水污染危机最令人关注。因为和空气、森林、草原相比，水虽是工业化的命脉，但更是人类生存须臾不能离开的生命线。自从松花江事件起，平均两天就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近年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中，50%以上因水而起。在水的问题上，增长与环境的矛盾短兵相接，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大江大河对文明古国最具特殊意义。中华民族尤其如此。大家常讲五岳，但未必知四渎。先秦典籍早将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列为四渎，那是诞生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当我们为中华文明成为全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同根同种同文存留下来而自豪时，一定别忘了问问为什么。这里面蕴涵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如今，这四条母亲河几乎所有支流要么坏死，要么干涸;9个大湖，7个的水质已是五类以下;看不见的还有华北平原下方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大漏斗。几千年来，治水机制塑造着大中国的行政模式;治水得失检验着这一模式的效率。

　　几个月来，媒体和公众都在问:为什么政府花了那么多钱，那么长时间，下了那么大决心，大江大河大湖的水质还是没有根本好转?其实，不是没有好转，而是好转了又被第二轮、第三轮地污染。当不少官员仍然肤浅地认为，只要gdp增长了就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时;当官员政绩考核还是以单纯gdp增长为主要指标时;当推动gdp仍然主要靠传统重化工业时;当尚未完成的行政体制改革导致水管理机制还是条块分割时;当一套可操作的环境经济政策还没有研究出台时;当地方保护主义和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公众与舆论有效监督时，我们只能说，中国如今的水污染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第52节：告别"风暴"，建设制度

　　告别风暴，寻找新的出路

　　这让我想起了4年前的那个春天。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告诉我们，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新一届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启动了中国发展观和政绩观的全面转型。科学发展观不是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更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进一步追求。4年来，科学发展观已在各个领域达成共识。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这一共识转化成一套制度，即如何把各个发展主体从过去的利益格局中拖出来，束缚进新的规则轨道。

　　写这篇文章时，流域限批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各地的整改取得了明显成效，很多10年关不了的污染企业被关了，一大批土政策被废止了。但我们却高兴不起来--解除限批之后呢，那些治污设施会不会真正运营?新上的项目会不会履行环保承诺?那些没有被限批的地区会不会以此为戒?

　　4年以来，媒体把国家环保总局的执法行动称作风暴。这个名字很浪漫。但现实却是一场没有丝毫浪漫色彩的、漫长而艰辛的拉锯战。从第一次关停没有做环评的30家特大项目开始，到第二次松花江事件后对大江大河流域的化工业布局排查;到第三次今年(2007)初的以遏制二氧化硫排放为目的的区域限批;再到今年夏天太湖蓝藻之后的流域限批。每一次，风暴都跟在突发事件和被动形势后面亡羊补牢;每一次，风暴都未能如愿变成常规性制度固定下来;每一次，风暴能改变的都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是该告别风暴寻找新路的时候了。什么是新路?制度建设。在环保复位的过程中，风暴是必须的，因为它的强势，才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重新建立环保的权威;但风暴再强，也还是传统的行政手段，没有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而且过于依赖各级执行者的个人意志。我们需要的，是更长久、更富全局性的解决方案。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经反复协调，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草案终于出台了;国家环保总局前不久又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推出了绿色信贷，环保第一次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中成为一个关键词。这只是开始。下一步，将联合国家财政部开展环境财税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等课题的研究和试点;将联合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环保核查，评价其环境绩效;将联合保监会，在环境事故高发的企业和区域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将联合商务部，限制不履行环境责任的企业产品出口。从国家环保总局与各宏观经济部门合作情况看，争取在一年内出台若干项政策;两年内完成主要政策试点;4年内初步形成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境经济政策一旦推行，不仅对中国环保事业有重大意义，也为中国科学发展观与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制度建设比风暴更为艰辛。在花瓶和令箭之间，在不同部门、地方和行业的利益冲突之间，在人们过高的期望和可能不那么完美的结果之间，亦有夭折的可能。我们不是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因为遭遇过挫折与失败，所以深知，接下来的这段路，需要更多的冷静和坚忍。

　　30年来的中国改革历程，从某种角度看是一个中央向地方分权进而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改革模式。在地方税收主要依靠gdp增长，而考核其业绩的标准只有gdp一条时，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只有两条路，要么依靠自主创新开源节流，要么依赖资源优势杀鸡取卵。后者显然费时少、见效快，尤其是落后但资源丰富的区域。一个个煤化基地、石化基地、钢铁基地起来，gdp能翻几番。什么草原、森林、水源地、人口稠密区，都不在乎。2006年，六大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占工业能耗的70%;2007年上半年，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更是增长20.1%。假如没有循环经济;假如没有大规模的新能源;假如重化工业不受约束地再发展15年;假如一套有效的环境经济新政策不能迅速出台;假如为科学发展观而设计的政绩考核不能真正到位，按中国现在的环境容量来说，环境危机确实会提前来到。仅以火电为例。为支撑如此规模建设的重化工业，现在的装机容量是6、7亿千瓦，火电占70%以上;若持续10余年，将需要15亿千瓦以上的装机容量，其中火电将仍占60%以上。如果相关的环保设施不能到位，这要耗多少煤?要排放多少硫与碳?要超过中国环境容量多少倍?真该算算账了。

　　第53节：告别"风暴"，建设制度

　　因此，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制订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即打破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的总容量，制定不同地区的发展目标，再根据不同发展目标制定不同的评价考核体系，再按不同的考核评价体系赋予不同的经济政策。该涵养生态的地区考核绿色指标、该发展重工业的地区考核gdp，该搞第三产业的地区考核高技术附加值。当然，最重要的要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支持生态补偿。一些部委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这首先将带来中国国土整治规划与产业布局规划的重新制订。

　　如果短期内无法完成这样巨大的调整，那么，设立一套对官员的环境考核和问责制度，就是次优选择。发展的主体，无非官、商、民。其中最关键在官。因为，全世界很少有政府像中国政府这样在发展全局中行使着这么大的权能，肩负这么大的责任。为了起到政绩示范效应，对那些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官员，对那些无视污染排放的官员，不管经济发展多么成功，都应该坚决予以责任追究。一套对官员的约束激励制度，是科学发展观制度建设的核心。

　　最后是加强中央监管能力。目前的环境管理模式是分割的。工业污染归环保局，农业污染归农业部，污水处理厂归建设部，水管理归水利部，海洋污染归海洋局，沙尘暴治理归林业局……如此等等。责、权、利不统一，互相牵制，行政成本极高。我们期望能够成立一个统一的高级别协调机制，组织统一的监测和执法。

　　对于环保部门自己来说，目前亟须环境执法和监测系统的垂直。地方环保局的地位最为尴尬:出于体制原因，他们必须为当地传统工业化保驾护航。其实他们中有很多人坚持原则，但往往挺得住的站不住。结果，很多地方局长要通报当地的污染，居然只能给总局写匿名信。有一个资源大省的环保局长，人很好，憨憨的。他一边被省长骂为什么摆不平环保总局，一边被我骂为什么不能严格执法。3年以后，他终于不当局长，调到一个市当市长，他到北京来看我，喝醉了，3年憋的气终于迸发出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了半个小时。醒了之后问他，他全然不记得，死不承认。

　　政府之外，还需公众参与

　　在以上必然由政府主导的措施之外，还有一条是必须存在的，就是公众参与制度。在各种发展主题被束缚进新的轨道之前，用什么来遏制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和资本的结合?这就是公众参与。很多记者问我，你到国家环保总局之后做过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他们一定期待我回答是环保风暴。其实排在我心中最重要位置的，是圆明园听证会。这只是一个小项目，两三千万元的投资，争论的问题仅仅是该不该在湖底铺膜。但它唯一的意义，就是第一次全过程公开地展示给大家看，矛盾是可以这样解决的，和谐是可以这样建立的，民主与法治是可以这样进行的。

　　公众是环境问题的最大利益相关者。环境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道德话语权，而是财产和健康。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决策无条件地都由公众说了算;而是创造一种机制，让包括公众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按照法律的框架去博弈。这既能补充行政监管，也能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和资本相结合的特殊利益。一个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就是一个能把在上街和下跪两个极端间摇摆的公众纳入理性、建设性参与的机制。这一机制的起点，就是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不仅在于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也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基础。

　　第54节：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国务院颁布了《信息公开条例》，这将是历史上的重要一笔。国家环保总局在各部委中第一个发布了《环评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坦率说，这些法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但至少创造了一个法律上的空间，只要不断地用它博弈，就一定会变成硬制度。就像《环评法》一样。

　　环保麻雀，可见中国沉疴

　　最后，我想说，我不是一个天生的环保主义者。我1983年成为《中国环境报》记者，只是出于命运的偶然，只是一个酷爱文学的青年到一家新开张的报社工作而已。后来，我于1989年去了《中国青年报》，任分管理论的副总编辑，也没有特别关心环境问题，我和同事们最热衷讨论的，是新思想文化。再后来，我调入宏观经济部门，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搞资产清查、到国家技术监督局搞质量万里行，到体改办搞行政改革与国资改革。和许多宏观经济部门的同僚们一样，我追求的是中华民族如何通过经济发展强大起来，然后再以经济改革推动社会和行政改革。环境，仍然远在视线之外。2001年，我在一次论坛上还非常起劲地论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

　　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分水岭。我就在那个春天被调至国家环保总局。去了之后的第一件事是翻阅内部资料。翻阅完这些触目惊心的环境现状报告，我非常难受。我开始认真思考单纯的gdp增长与国家综合发展的区别。如果更多的官员看到这些材料也会重新思考。可惜他们大多似我当初一样，忙于政治经济大事，而少有时间关注环保。如果他们有我这样的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必会意识到，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不可能支撑中国像西方那样先污染后治理;中国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向国外转移生态成本;中国可能要在人均3000美元时就不得不提前花巨大成本解决环境问题。从国家根本利益来看，环保与经济并非对立，不环保绝对不经济。

　　环保是一只小小的麻雀，剖开它，看得到中国所有的沉疴。在它身上，也可以试验所有治病的良方。环境与行政体制改革、环境与市场机制、环境与社会公平、环境与公众参与、环境与文化伦理……重建环境治理体系，其实是重建社会体系与核心价值的过程。由此引发的种种曲折，既是科学发展与传统发展的角力，又是现代文明和体制现状的碰撞。

　　生态学者利奥波德说:人们不断地回到起点，以重新开始寻找那些永恒的价值观。永恒的价值观就是人类最终的目的地。现代化，我们比西方晚走了300年，但最终的目的地，却未必比他们后到。只要我们选对方向，只要我们已在路上。

　　附文2

　　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潘岳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世界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和不懈追求。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是文化复兴。世界环境文化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文化，就是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奋斗，就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什么是环境文化?凡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型态，即是环境文化。环境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几十年来，环境文化的理念广泛渗透到人类经济、科技、法律、伦理以及政治领域，预示着人类文明已从传统工业文明逐步转向生态工业文明，并将以自然法则为依据来改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第55节：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300多年前，西方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向了工业文明，形成了传统工业文明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传统工业文明带来了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但其与生俱来的缺陷也日趋暴露:它采取控制和掠夺的方式，以惊人的速度消耗全球自然资源，排放大量自然界无法吸纳的废弃物，打破了全球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和自我平衡，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发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工业文明，反思它的种种弊病，以求摆脱它所造成的种种危机，以绿色取代黑色，以新型的生态工业文明代替传统工业文明。因此说，生态危机产生环境文化，环境文化的核心是生态文明。环境文化即是今天的先进文化。

　　环境文化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唯一的家园。地球生态系统是脆弱的，如果听任传统工业文明对地球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摧残和破坏，人类将无家可归。

　　环境文化强调，人类是自然生命系统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复杂的生态网络之外。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离。

　　环境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协调人类的社会关系，便是追求人类社会的和平与进步。

　　环境文化强调，人类以文化的方式生存，所有先进文化都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不能反自然。文化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就是人类生存的本质。

　　环境文化强调，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科学技术不应让人们误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把人定胜天推向极致，将使人类陷入生存困境。

　　环境文化强调，环境的权利与义务必须统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必须与对环境的修复相平衡。发达国家和高消费人口是全球资源消耗的主体，他们有义务承担起更大的环境责任。

　　环境文化强调，自由是对自然法则的遵从，受自然法则的约束。自由不是贪婪与放纵。人类有享受物质生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但这权利只能限制在环境承载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占全人类的1/5;中国的环保问题对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国环境文化将在广泛吸收世界环境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向世人展现出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独特风韵。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我国现实环境危机的反思与应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达国家，盲目追求高消费与产业升级，并且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污染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却仍未摆脱传统工业文明的框架，将制度优越性寄托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赶超战略上，忽视了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中国也不例外。我国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灾难事件，已使环境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中华母亲河黄河一年断流长达226天，使全国公众猛然警醒痛心疾首;大江大河的洪涝灾害，向公众展现了我国严重的森林破坏与水土流失;沙尘暴的肆虐，将公众的视线带向了我国大西北的草地退化和土地荒漠化;非典的流行，引起公众对生态破坏的恐惧和对公共环境卫生的忧虑。这一切，促使人们去正视我国严峻的环境安全问题，促使人们更深刻地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促使人们重新反思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价值观念。

　　第56节：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

　　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

　　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将自然这个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所谓道法自然，指的是道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而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诚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中国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佛性的统一。而佛性的统一，就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

　　中国早就有自己的环境文化。4000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3000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2000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中国今天的环保事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世界环保理念的吸收和创新。

　　世界环保思想的实践，是中国环境文化的重要借鉴。150年前，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愈来愈不可能存在。20世纪以来，世界环保主义对传统工业文明的高增长、高消费、高消耗的发展方式进行了有力的挑战。1962年，美国海洋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出版，标志着当代环境文化的兴起。1970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度成为发展环境文化的理论基础。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呼吁世界各国共同保护自然环境，标志着环境文化的理念开始成为人类共识。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文化的理念转化为可持续发展战略。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确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环境文化已演化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它迅速超越国家民族以及政党学派的差异，成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选择。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政治的长期稳定，离不开法治与德治的逐步完善，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力弘扬。这一切，都与环境文化息息相关。发展中国的环境文化，必须处理好这5大关系。

　　一、环境文化与经济增长

　　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上。否定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探索生态工业经济的新型增长方式，是环境文化的重要内容。

　　大自然不是静态循环而是动态增长的，这是一条根本性的自然法则。在人这种复杂生命形式出现以前，地球上的各种植物与微生物不断进行光合作用，吸收和转化太阳的能量，将其积累在地球上，地球日趋肥沃，使其他生命形式得以繁衍。我国古代思想家将自然界动态增长的法则，概括为生生不息。马克思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将其概括为自然生产力。这种源自宇宙深处的增长力量，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对增长的追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站在增长对立面的力量，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社会制度，都会被人类历史的进程抛到一边。传统工业文明之所以能取代传统农业文明，是因为它打破了传统农业文明静态循环的经济模式，在增长上取得了革命性突破。但其致命缺陷，又在于它只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抛弃了自然循环法则，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能耗和污染。自然界中本无废物，一种物种的废弃物，就是另一种物种的养料。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和能量，要使它们再回归到循环使用的系统中，尽可能减少浪费和破坏。按自然法则运行的这种能量循环系统，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道圆圆。环境文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要使人类的物质财富持续增长，就必须改变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这便是循环经济。

　　第57节：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在环境文化所营造的公众环境意识、社会环境道德和国家环境法律的压力下，循环经济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许多企业研制绿色技术;实行清洁生产;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可以说，是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工业文明，使传统农业的循环法则和传统工业的增长法则成功地结合起来，也使资本收益率与自然资源收益率的提高统一起来。

　　发展循环经济既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措施。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带来了日本节能技术的革命，并提出建立循环型社会，形成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可以预料，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能培育环境文化，而且将在资源环境极度紧张的时代，通过环保技术革命，占领新的经济制高点。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政府积极而科学地介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资本高收益率，其主体是实实在在的企业股东。而循环经济追求的是自然资源高收益率，其主体是抽象的全社会公众。谁来代表全社会公众，当然是政府。政府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文化的理念从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之中。通过环境教育、环境立法、环境税收、环境标志、环境审计、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特指对重大政府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等诸多手段，使绿色控制的链条从规划设计环节开始，到废物重复利用这个终端，实现完全的物质能量循环使用的目标。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消费者是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自觉地选择循环经济的产品，才能形成绿色消费市场，实现可持续消费。一些环保ngo是开拓绿色消费市场的先锋，它们通过劝导、宣传和示范等行为，深刻影响着消费者的绿色选择，影响着政府的绿色采购。据联合国统计署提供的调查资料，84%的荷兰人、89%的美国人、90%的德国人在购物时，会考虑消费品的环保标准。绿色消费市场能阻挡非环保产品，成为拉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可以说，环境文化是绿色消费的根源，而广大消费者又在绿色消费中发展了环境文化。

　　二、环境文化与国家安全

　　从国际安全的角度讲，环境保护在全球的兴起，使环境文化构成了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新的因素，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经济的持续增长，只能建立在以人力换资源的基础上，即扩大加工产品出口，扩大资源进口。近年来，对外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绿色消费市场的逐步形成，以及一些发达国家运用wto规则提高涉及环境的技术标准，对我国的农产品、食品、印染、服装等行业的出口已造成重大影响。

　　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往往建立在对不可再生的稀缺性自然资源的消耗上。稀缺必导致争夺。传统工业能源结构从煤转向石油、天然气和核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的永续供应问题。为此，西方国家长期致力于开发新能源，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太阳能飞机、氢能汽车、电动汽车等等。一旦这些以可再生的丰裕能源为基础的技术系统得以成熟，现有的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污染严重的技术体系将被抛弃，这对仍拼命沿袭传统工业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将会是一场灾难。文化理念养育技术哲学，技术哲学引导技术发展，一系列新技术的产生，将导致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全面重组。

　　第58节：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西方国家无论什么党派，都已将环境问题纳入其外交、贸易乃至军事政策，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可以预见，未来生态工业文明领先的国家，将主导世界的格局。谁完成了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的转型，谁就将取得道义、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全面优势。谁的环境问题日趋恶化，谁就在国际关系上日趋被动。发展中国的环境文化，不仅仅是对我们面临的环境危机的反应，也是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做出的积极应对。

　　从国内安全角度讲，由于长期不合理的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我国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国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害;被监测的343个城市的3/4居民呼吸着不清洁的空气;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我国占一半;据联合国开发署2002年报告称，我国每年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

　　--我国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而污染更使日益短缺的水资源雪上加霜。7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城市河段90%以上遭受严重污染;海河、辽河和淮河的有机污染已经不亚于英国污染最为严重时期的泰晤士河;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

　　--我国沙漠和沙化总面积达174.3万平方公里。每年还在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一年等于损失一个大县的面积。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7%，当我们为人工造林的伟大成就欢呼雀跃的同时，也不得不为天然林面积的不断萎缩而捶胸顿足。

　　中国以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资源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而中国膨胀的人口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却早已超过自然环境合理的承载能力。空气、水、土地、生物等环境要素遭破坏，维持生命系统的功能退化，造成自然灾害频发，资源支撑能力下降，经济发展受阻，民族生存空间收缩。

　　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危机是短暂的，往往影响于一时，而生态危机则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根本威胁。而环境不安全的根子，在于我们继续沿袭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这不仅对资源和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加剧了社会失衡与国家稳定。解决以上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涉及到体制、机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观念的改变，涉及到干部考核的综合指标(如增加资源生态与社会人文等绩效考核)与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当然，还涉及到我们文化价值理念的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在环境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经济，也应成为调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群差距等利益关系的内生变量。如通过建立区域环境补偿机制，让东部地区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西部地区保护生态环境;如通过建立城市对农村环境的补偿制度，加大对农业的绿色补贴;如通过引导富裕居民支付更多的环境成本改善环保公共设施，让遭受环境危害最大的弱势群体得到实惠;如通过建立自然资本的市场机制，使良好的自然环境转化为经济优势。总之，要使环保理念真正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新杠杆，成为我国生产力布局与资源配置的调节器，就必须大力弘扬环境文化。任何区域开发，都要考虑资源环境;任何经济建设，都要尊重自然法则;任何赶超战略，都要兼顾社会公平;任何市场行为，都要补偿生态环境。这才是环境文化极力营造的道德氛围与社会共识。

　　第59节：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三、环境文化与法治德治

　　环境文化的理念，需要通过相应的法律和道德体系来实现。

　　道德与道法这两个概念，分别出于孔子说的志于道，据于德和老子说的道法自然。所谓道德，指德出于道，人的伦理规范出自天道的自然法则。所谓道法，指法出于道，社会法律规则出自天道的自然法则。法网恢恢，建立在天网恢恢的基础上。德指的是管理者通过自我克制办好公共事务，被管理者自觉遵循自然法则;法指的是对侵犯自然法则而危害群体延续的行为进行惩罚。

　　环境文化即是遵循自然法则维护群体延续的文化，从环境文化的角度看待德，是将自然法则视为我们自觉行为的准则。从环境文化的角度看待法，就要坚决维护自然法则不受侵害。法律与道德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道德是法律的基础，防备犯罪行为于前;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惩罚犯罪行为于后。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律是通过惩治来警示人，人们担心受惩处而不做违法的事。道德是通过是非荣辱来引导人，人们出于自觉而不耻于做坏事。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更不能没有道德。即便在西方，他们的法律体系也是从基督教道德体系里产生的。

　　经过多年的努力，截止到目前我国制定颁布了9部环境保护法律，10多部与环境相关的资源保护法律，30多项环境法规，466项环境标准。2002年，国家又颁布了两部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即《清洁生产促进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从我国环境法制的现状看，无论是新法律还是正在修订的法律，都吸纳了环境文化的基本理念。例如《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立法目的，就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目前，我们环境法律的实施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严重现象，原因之一就是环境法律缺少足够的环境道德文化的支撑。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经济愈按传统生产方式发展，资源消耗就愈大，污染就愈严重。但日本的人口资源压力更大，为什么环保搞得比我们好得多呢?这不是有没有经济实力的问题，而是人口的环境文化素质问题。这素质的差距，表现在公民能否自觉呼应政府的行政命令。为便于垃圾回收利用，政府在城市中设立了许多垃圾分类箱，但形同虚设;为不要乱扔废物和随地吐痰，政府颁布了许多法规，但就是屡禁不绝。公民与政府行政的相呼应，来源于国家文化价值观念以及行政人员的以身作则。人的行为受制于社会文化氛围。环境文化会将先进的文化行为变为全社会大多数人良好的生活习惯，良好的生活习惯将转化为全社会的道德共识，道德共识将演化成为一系列法律规则。可见，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密不可分。环境文化的发展，必将为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为我国法治和德治的建设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使我们能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四、环境文化与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平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更需要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而发展绿色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赋予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率极其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环境文化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所倡导的将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生态工业文明相结合的生态文明，所倡导的以执政为民为宗旨的环保工作，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我们事业中的最高体现。

　　第60节：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在自然生命系统复杂的生态网络中，各种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中国道家用阴阳对立平衡来说明宇宙运行的自然法则。宇宙自然的秩序，建立在万物平等互动、对立平衡、相互约束的自然法则之上。老子说:祸莫大于无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约束是最大的祸患。社会主义民主，是人与人平等的政治权利(众生平等)，是人与人相互约束的政治运行机制(对立平衡)，说到底，就是人民的当家做主，就是人民的监督参与。

　　社会主义民主要求人民对环境问题必须有知情权，人民有权知道所发生的环境危机;社会主义民主要求人民对环境问题必须有监督权，尤其是有权监督那些影响环境的政府公共项目;社会主义民主要求人民对环境问题有参与权，特别要参与那些涉及环境安全的战略决策。在今天看来，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形式，就是政府保护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保卫人民的基本人权，动员鼓舞全体人民平等地参与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来，实现社会参与、政府领导、人民监督的目标。没有民主，没有民众的参与，环保只会变成少数人的事而终将一事无成。因此，环境保护工作必须建立起透明、公开的约束机制，必须建立起舆论、建议的通畅渠道，使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受到监督，使一切行为主体(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只能活动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发展环境文化，将使经济、社会、环境有效结合，形成对政府、企业业绩的综合考核标准。我们不仅要看经济增长的业绩，还要看环境保护的效益;不仅要看收入增长的速度，还要看社会分配的公平性;不仅要看干了多少实事，还要综合评价这些实事的环境价值、社会价值和国家安全价值;不仅要看个人自由的权利是否得到保护，还要看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是否与权利对应平衡。发展环境文化，就是发展遵循自然法则的文化，就是发展众生平等的文化，就是发展对立平衡、相互约束、和谐共存的文化，就是发展使每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统一起来的文化。发展环境文化，将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制度演进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

　　江泽民同志指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胡锦涛同志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中国必须发展新型工业经济，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经济持续增长要依赖绿色技术，环境保护要依赖绿色化的法律和道德，社会发展要依赖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我们的文化要革新，经济要变革，政治要改革。为了真正实现生态工业文明，我们必须全力推进环境文化，必须使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必须全力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全力以赴地建设绿色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五、环境文化与民族精神

　　中国山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3。自东向西的三大阶梯缔造了主要江河西水东流的基本态势，汹涌澎湃的江河之水把中华民族紧紧相联，这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形成了大中华特有的民族性格与伦理体系。提高全民环境意识，弘扬环境文化，便是对中华民族大好河山的挚爱，便是对中华民族地理环境统一性的认同，便是对中华民族团结稳定的奉献。

　　第61节：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的统一以文化的统一为基础，中华民族文化的整合是民族国家整合的重要前提。文化的混乱必导致心灵的混乱，心灵的混乱必造成社会的动荡。中国历史上，文化的混乱和冲突，总与国家的混乱相伴相生。几千年历史告诉我们，每次大规模文化冲突之后，中华民族文化总能兼容并蓄，将冲突的各方文化整合为一个更为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形成更为恢宏深厚的民族精神，从而使大中华江山一统、国泰民安。如春秋战国的混乱导致了恢恢大汉，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又塑造了泱泱大唐，近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百年冲突更诞生了不畏强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数仁人志士为整合东西方文化，为建设中华新文化、为人类新文明的兴起而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与当今世界方兴未艾的环境文化惊人的吻合。众所周知，中华传统文化从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信道法自然，遵循自然法则，追求天人合一，信奉众生平等，关注生命的安全和文明的延续。以此精神为基础，中国传统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医学养生、棋艺茶道，无不展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无不表现着深刻睿智的生态文明，无不浸润着天地人文的和谐美感。综观世界，俯仰古今，数千年来，世界不少文明古国，都曾有兴盛一时的文明，但终因破坏了自然，文明也就到了尽头。唯有中华民族同根同种同文完整地保留下来，延绵不绝。

　　伟大的民族都有伟大的文化风格。中国传统文化兼具独立性与融通性，对内聚合社会，对外吸纳文明。胡锦涛同志指出:历史充分表明，加强各种文明的交流，有利于激发整个人类的创新活力。因此，我们谈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指机械地恢复到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儒、释、道、法的文化传统，不是固步自封，不是排斥外来文化，而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生态工业文明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新生。生态文明是人类未来的新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的奋发图强在于超越与创新。《诗经》上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继承传统，改革维新，是我们的使命。

　　中华民族是个处处谈文化学文化的民族。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文明，必须从全社会的各个层面予以推动。古人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大事业的基础，体现于无数的小事与细作之中:从森林公园到宗教场所，从街头雕塑到厕所文明，从公益娱乐到社区卫生，从幼儿启蒙到大学环教，从禁止随地吐痰到义务植树，从绿色标签到绿色技术，从尊重历史到修复遗产……全社会所有层面都可以成为我们倡导弘扬环境文化的领域。我们要用一系列手段去宣传、动员、组织环境文化的多种活动，要营造全民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要将全社会环境文化的共识演化成人人皆守的规范准则。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千百年来曾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曾是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今天，我们必须抓住人类文明转型的机遇，发展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循环经济，转换资源结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将中国再次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彻底改变传统工业文明主导下的不合理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秩序，为绿色的、和平的、自由的、民主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