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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7:04:30
远古牛影 青铜兽面
来源：中国文化报 发布时间： 2009-01-04
春秋时期的牺尊
牛是一种世界之兽，也是中国的普通之畜。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之牛却并不是像西方那样很早就出现在人类的艺术品中。尽管牛的形象已经在原始人的岩画中被偶尔表现过，但当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之后，却从没有在彩陶或甲骨上描绘过它。
我们的先祖在对鱼、蛙、蛇、鸟甚至龟都津津有味地作涂描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对近在咫尺的牛产生艺术创作的冲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或是庙底沟文化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牛的图案。这其中的原因颇为费解，只能理解为中华民族是以农耕为主的民族，牛在农耕中只是耕作的工具，而并非是食物的对象。而西方的民族大多是游牧民族，牛是他们朝夕相处、日日与共的生活资料，因此也是他们艺术表现的对象。
中国的青铜兽面纹——牛
牛在商、周时期才被中国的先祖们提高到了神祗的地位，滥觞一时，繁衍万千。那时正是青铜时代，无数的青铜器上都雕凿着狞厉威严的兽面纹。尽管对这种兽的本体专家们众说纷纭，但绝大多数的识者都认为是牛，或者多从牛身上得之。《吕氏春秋》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但这种有首无身的怪兽饕餮究竟是何种动物？吕不韦并未说清，后人便多以饕餮来称呼这种兽面，以这种兽面所具有的大眼、巨口、粗鼻和双角来判定这种兽面纹的模特儿就是牛。
牛在青铜时期的滥觞并不会猝然而至，而是有着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虽然牛的形象没有直接出现，但饕餮纹的雏形却已经悄然出现了。浙江良渚文化的玉器上曾出现过一种奇特的巨眼人面图案，有人分析说那就是饕餮纹的先祖，它和后来的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有着明显的联系。有趣的是，饕餮纹主要出现在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皿上，而器物上兽面的双角却是左右平列，巨而粗，分明是南方地区常见的水牛角，并不是北方多见的黄牛，由此可证这种饕餮纹可能是自南往北影响了青铜器的纹饰。
“商人尚鬼”，商朝人多迷信，每有要事常要占卜祭祀，凭藉神权来统治人民，所以铸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样都是狰狞恐怖、神秘威然，带有浓厚的奴隶时代烙印。牛在这时已被抬高为神，一反昔日驯良温顺的性格，瞪眼耸角地突起在青铜器上，成为神权或王权的象征物。
北齐时期的陶牛
中国先秦时的青铜器并非是日常生活的用具，而是作为礼器使用的。所谓礼器，主要是用来祭祀或是重大礼仪时用的器皿。古人祭祀祖先时要用牺牲，《周礼》规定：“凡祭祀，共其牺牲。”“牺牲”二字全是牛偏旁，最早只是指牛。“牲”指毛色纯正的牛，《说文》注：“牲，牛完全。”又说：“牲，宗庙之牲也。”牺牲以后扩大到猪、牛、羊三牲，但以牛的级别最高，被称为是太宰，用羊则为少宰。天子和诸侯的祭祀才能用太宰，大夫只能用少宰，一般百姓的祭祀则完全不能用牛。祭祀时有牛的级别高，无牛则级别低。
受到如此之隆遇的牛从此进入了中国礼仪的最高殿堂，三千年来一直而未绝。牛的进入礼仪和人类进入农耕有关，中国的牛不同于西方的野牛或食用之牛，中国的牛主要是用作农耕。猪、牛、羊都是人类豢养的家畜，都是人类定居的产物，是人类农耕的产物，用它们来作祭祀的牺牲，是为了感激上苍的赐予。所以牛的形象在青铜器中除了作为纹饰出现，也作为器物的造型而出现。以牛形的礼器来盛放牺牲，更为虔诚。
祭祀要用酒，所以酒具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一大宗。在这其中，牛形的酒具不胜其数，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著名的牺尊，就是牛形，应是镇馆之宝。这件春秋时的重器虽然已残，但仍不失威风，它四蹄直立，俯首垂角，鼻上缀有一环，满身布满了繁复的蟠螭纹。它的背上留有三只空洞，可能上面原是三只壶，是装酒的，而中空的牛腹里可以装入热水，供温酒用。这样的一件珍品，与其说是一件器皿，毋宁说是一件艺术品，仅从它那准确生动的造型和精致繁缛的纹饰来看就令人爱不释手，而巨大的体积和悠久的历史又增加了它的文物价值。其它一些器物，虽未做成牛的象形，但有的将器下的足也做成蹄形，多是偶蹄，以作牛的象征，以表示以牺牲献祭的庄严。因为牛，进而演变出一种名叫兕的猛兽，其实也是牛。
先秦时的青铜器牛并不仅仅用一般的黄牛和水牛，有时也会选用犀牛来造型。犀牛的原产地不在中国，但从远古时就有人从南方进贡，少有人见，被视为珍稀，也会被做成礼器供祭祀。中国人把犀牛夸大成了灵异的神兽，说它可以避水，可以避疫，它的角可以治百病，皮做成盔甲后可以刀枪不入，犀角做成灯罩可以不被火燃。因此吴王夫差有犀甲军，民间也有犀角灯。
汉代以让百姓休养生息为宗旨，非常重视农耕，耕牛被提高到了无尚的地位，政府用“盗牛者死”的严峻法律来保护耕牛，牛的形象也屡屡被搬上了艺术品。汉画像石、画像砖上首次以绘画的形式来描绘牛，一幅人牛相斗的画面虎虎生动，叱咤有神。睢宁和绥德都出土有《牛耕图》，农民驱牛耕地的图景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画面上，从而体现了汉代扶持农耕的政策。中国流传久远的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实则上也体现了这一农耕的理想。
错银铜牛灯
扬州邗江曾出土了一具汉代的错银铜牛灯，它造型非常精彩，一只羝角扬尾的牛，身上缀满了流畅舒卷的纹饰，背上有一只带罩开格的铜灯，最为奇特之处在灯罩上有一只大的灯盖，盖顶上连有一根长长的烟囱，烟囱连在牛头上。当背上的灯点燃后，烧出的烟会顺着烟囱进入装了水的牛腹里去，不会熏着人的眼睛，这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种环保型灯具。更妙的是，牛背上的灯只有一侧开口，可以任意调整角度，这样可以让光线按照人的意志来集中投射，可保证一旁睡觉的人不至被灯光照亮。这尊铜牛身上遍饰图案，全用错银的工艺来完成，足见其珍贵，非王者不能享受。
早期青铜器上的牛都是作为神的象征物而存在的，它们显示了一种神秘的威严，这是为了服从礼器的特殊功能。到了汉代，这些青铜器的祭祀功能已经渐而失却，转而作为生活器皿而用了，因此它们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贴近审美功能，不再具有那种威慑作用。汉代还有一些同类的牛灯，都是以牛为造型，有的也是那种环保型的，但却以这具错银铜牛的美学价值最高。
把牛作为绘画对象
汉代之后，牛又具有另一种功能，那就是拉车。牛车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一道风景，一直沿续到近代才消失。中国古人以牛车代步，正是文人士大夫温和平稳人格的体现，也是对农业社会慢节奏的一种适应。无论是北朝还是南朝的壁画或是浮雕上，都曾出现过牛车。这种车并不简陋，有的还是油壁香车，彩饰华盖，拉车的牛也是昂首奋蹄，一派精神。洛阳有一幅著名的《礼佛图》，在贵族供养人仪仗队的后面，居然也跟着一辆牛车，该是那时的奔驰车了，并不觉寒碜。有一件北齐出土的陶牛，非常出色，或许是北朝的秋高草茂，拉车的牛也长得膘肥体壮，显现出一股慓悍霸蛮之劲。
自从唐代出现卷轴画之后，历代的画家还是乐意把牛作为他们的创作题材。因为牛是农耕之本，士大夫要标榜自己是清贫布衣，便屡屡取牛而入画。中国第一幅纸本的画就是韩滉的《五牛图》，这位晚唐时宰相级的画家用他的出色技艺为牛这种世界之兽作了非凡的写照。.从商至清，牛蹄击地的荦荦之声不绝于耳，一直响彻了三千年。
(作者:王 川 编辑：谭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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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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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文化报 发布时间： 2009-01-04
春秋时期的牺尊
牛是一种世界之兽，也是中国的普通之畜。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之牛却并不是像西方那样很早就出现在人类的艺术品中。尽管牛的形象已经在原始人的岩画中被偶尔表现过，但当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之后，却从没有在彩陶或甲骨上描绘过它。
我们的先祖在对鱼、蛙、蛇、鸟甚至龟都津津有味地作涂描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对近在咫尺的牛产生艺术创作的冲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或是庙底沟文化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牛的图案。这其中的原因颇为费解，只能理解为中华民族是以农耕为主的民族，牛在农耕中只是耕作的工具，而并非是食物的对象。而西方的民族大多是游牧民族，牛是他们朝夕相处、日日与共的生活资料，因此也是他们艺术表现的对象。
中国的青铜兽面纹——牛
牛在商、周时期才被中国的先祖们提高到了神祗的地位，滥觞一时，繁衍万千。那时正是青铜时代，无数的青铜器上都雕凿着狞厉威严的兽面纹。尽管对这种兽的本体专家们众说纷纭，但绝大多数的识者都认为是牛，或者多从牛身上得之。《吕氏春秋》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但这种有首无身的怪兽饕餮究竟是何种动物？吕不韦并未说清，后人便多以饕餮来称呼这种兽面，以这种兽面所具有的大眼、巨口、粗鼻和双角来判定这种兽面纹的模特儿就是牛。
牛在青铜时期的滥觞并不会猝然而至，而是有着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虽然牛的形象没有直接出现，但饕餮纹的雏形却已经悄然出现了。浙江良渚文化的玉器上曾出现过一种奇特的巨眼人面图案，有人分析说那就是饕餮纹的先祖，它和后来的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有着明显的联系。有趣的是，饕餮纹主要出现在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皿上，而器物上兽面的双角却是左右平列，巨而粗，分明是南方地区常见的水牛角，并不是北方多见的黄牛，由此可证这种饕餮纹可能是自南往北影响了青铜器的纹饰。
“商人尚鬼”，商朝人多迷信，每有要事常要占卜祭祀，凭藉神权来统治人民，所以铸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样都是狰狞恐怖、神秘威然，带有浓厚的奴隶时代烙印。牛在这时已被抬高为神，一反昔日驯良温顺的性格，瞪眼耸角地突起在青铜器上，成为神权或王权的象征物。
北齐时期的陶牛
中国先秦时的青铜器并非是日常生活的用具，而是作为礼器使用的。所谓礼器，主要是用来祭祀或是重大礼仪时用的器皿。古人祭祀祖先时要用牺牲，《周礼》规定：“凡祭祀，共其牺牲。”“牺牲”二字全是牛偏旁，最早只是指牛。“牲”指毛色纯正的牛，《说文》注：“牲，牛完全。”又说：“牲，宗庙之牲也。”牺牲以后扩大到猪、牛、羊三牲，但以牛的级别最高，被称为是太宰，用羊则为少宰。天子和诸侯的祭祀才能用太宰，大夫只能用少宰，一般百姓的祭祀则完全不能用牛。祭祀时有牛的级别高，无牛则级别低。
受到如此之隆遇的牛从此进入了中国礼仪的最高殿堂，三千年来一直而未绝。牛的进入礼仪和人类进入农耕有关，中国的牛不同于西方的野牛或食用之牛，中国的牛主要是用作农耕。猪、牛、羊都是人类豢养的家畜，都是人类定居的产物，是人类农耕的产物，用它们来作祭祀的牺牲，是为了感激上苍的赐予。所以牛的形象在青铜器中除了作为纹饰出现，也作为器物的造型而出现。以牛形的礼器来盛放牺牲，更为虔诚。
祭祀要用酒，所以酒具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一大宗。在这其中，牛形的酒具不胜其数，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著名的牺尊，就是牛形，应是镇馆之宝。这件春秋时的重器虽然已残，但仍不失威风，它四蹄直立，俯首垂角，鼻上缀有一环，满身布满了繁复的蟠螭纹。它的背上留有三只空洞，可能上面原是三只壶，是装酒的，而中空的牛腹里可以装入热水，供温酒用。这样的一件珍品，与其说是一件器皿，毋宁说是一件艺术品，仅从它那准确生动的造型和精致繁缛的纹饰来看就令人爱不释手，而巨大的体积和悠久的历史又增加了它的文物价值。其它一些器物，虽未做成牛的象形，但有的将器下的足也做成蹄形，多是偶蹄，以作牛的象征，以表示以牺牲献祭的庄严。因为牛，进而演变出一种名叫兕的猛兽，其实也是牛。
先秦时的青铜器牛并不仅仅用一般的黄牛和水牛，有时也会选用犀牛来造型。犀牛的原产地不在中国，但从远古时就有人从南方进贡，少有人见，被视为珍稀，也会被做成礼器供祭祀。中国人把犀牛夸大成了灵异的神兽，说它可以避水，可以避疫，它的角可以治百病，皮做成盔甲后可以刀枪不入，犀角做成灯罩可以不被火燃。因此吴王夫差有犀甲军，民间也有犀角灯。
汉代以让百姓休养生息为宗旨，非常重视农耕，耕牛被提高到了无尚的地位，政府用“盗牛者死”的严峻法律来保护耕牛，牛的形象也屡屡被搬上了艺术品。汉画像石、画像砖上首次以绘画的形式来描绘牛，一幅人牛相斗的画面虎虎生动，叱咤有神。睢宁和绥德都出土有《牛耕图》，农民驱牛耕地的图景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画面上，从而体现了汉代扶持农耕的政策。中国流传久远的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实则上也体现了这一农耕的理想。
错银铜牛灯
扬州邗江曾出土了一具汉代的错银铜牛灯，它造型非常精彩，一只羝角扬尾的牛，身上缀满了流畅舒卷的纹饰，背上有一只带罩开格的铜灯，最为奇特之处在灯罩上有一只大的灯盖，盖顶上连有一根长长的烟囱，烟囱连在牛头上。当背上的灯点燃后，烧出的烟会顺着烟囱进入装了水的牛腹里去，不会熏着人的眼睛，这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种环保型灯具。更妙的是，牛背上的灯只有一侧开口，可以任意调整角度，这样可以让光线按照人的意志来集中投射，可保证一旁睡觉的人不至被灯光照亮。这尊铜牛身上遍饰图案，全用错银的工艺来完成，足见其珍贵，非王者不能享受。
早期青铜器上的牛都是作为神的象征物而存在的，它们显示了一种神秘的威严，这是为了服从礼器的特殊功能。到了汉代，这些青铜器的祭祀功能已经渐而失却，转而作为生活器皿而用了，因此它们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贴近审美功能，不再具有那种威慑作用。汉代还有一些同类的牛灯，都是以牛为造型，有的也是那种环保型的，但却以这具错银铜牛的美学价值最高。
把牛作为绘画对象
汉代之后，牛又具有另一种功能，那就是拉车。牛车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一道风景，一直沿续到近代才消失。中国古人以牛车代步，正是文人士大夫温和平稳人格的体现，也是对农业社会慢节奏的一种适应。无论是北朝还是南朝的壁画或是浮雕上，都曾出现过牛车。这种车并不简陋，有的还是油壁香车，彩饰华盖，拉车的牛也是昂首奋蹄，一派精神。洛阳有一幅著名的《礼佛图》，在贵族供养人仪仗队的后面，居然也跟着一辆牛车，该是那时的奔驰车了，并不觉寒碜。有一件北齐出土的陶牛，非常出色，或许是北朝的秋高草茂，拉车的牛也长得膘肥体壮，显现出一股慓悍霸蛮之劲。
自从唐代出现卷轴画之后，历代的画家还是乐意把牛作为他们的创作题材。因为牛是农耕之本，士大夫要标榜自己是清贫布衣，便屡屡取牛而入画。中国第一幅纸本的画就是韩滉的《五牛图》，这位晚唐时宰相级的画家用他的出色技艺为牛这种世界之兽作了非凡的写照。.从商至清，牛蹄击地的荦荦之声不绝于耳，一直响彻了三千年。
(作者:王 川 编辑：谭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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