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经济学：
饥荒与贫困的经济学
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靠农业为生，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会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年度的获得者是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他在公共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穷的指标以及对饥荒的实证研究等方面的成就使他获得了学术界的尊重并最终达到了辉煌的顶峰。我国国内经济学界对森的介绍较少，但实际上自70年代以来，森在西方的福利经济学界、哲学和伦理学界早已是名声显赫，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早在1994年就预言森必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森所研究的领域是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属于规范经济学的范畴，是研究社会资源是否按照帕累托标准在经济体系内进行最优配置的问题。它常常要进行判断经济体系的一种状态比另一种状态是更好还是更糟?一种状态是否应该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怎样转变才能更好?这种研究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了价值判断问题。这与当代经济学界忽视价值和伦理观念的研究，只注重资源配置或效率最大化问题研究，即所谓的"价值免谈"问题的风气恰恰相反。
阿马蒂亚·森的主要学术贡献可以分成三部分来介绍，分别是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解决、对饥荒形成原因的研究和对贫困问题的关注。
阿马蒂亚·森克服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从而对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阿罗不可能定理在前边已经作了介绍，它指的是多数规则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在实际决策中往往导致循环投票。例如，有A，B，C三人针对X，Y，Z三种选择方案进行投票，A对三种方案的偏好次序是X>Y>Z，的偏好次序为Y>Z>X，C则认为Z>X>Y。根据三人的偏好不难看出，大多数人是偏好X胜于Y，同样大多数人也是偏好Y胜于Z。按照逻辑上的一致性，这种偏好应当是可以传递的，即大多数人偏好X胜于Z。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偏好Z胜于X。 因此，阿罗得出结论，以投票的多数规则来确定社会或集体的选择会产生循环的结果，这就好像一只狗在追自己的尾巴，会没完没了地循环下去。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当社会所有成员的偏好为已知时，不可能通过一定的方法从个人偏好次序得出社会偏好次序，传统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原则不可能通过一定的程序准确地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或者使令大家都满意的公共决策出台。阿罗的分析被称作"投票悖论"，它对所有的公共选择问题都是一种固有的难题，这实际上就是宣布了公共决策过程的失效。
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一经问世便对当时的政治哲学和福利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甚至招来了上百篇文章对他的定理的驳斥。李特尔、萨缪尔森、黄有光、帕克斯等大牌经济学家纷纷著文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事实证明，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经受住了所有技术上的批评，其基本理论从来没有受到重大挑战。
森也针对阿罗不可能定理发起了挑战，他的睿智在于他所建议的解决方法其实非常简单。森发现，当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是最佳的情况下，阿罗的"投票悖论"就可以轻松地迎刃而解。
比如，我们假定所有人均同意X项选择方案并非最佳，这样上述的偏好次序就可以表示成，A偏好Y>X>Z，B认为Y>Z>X，而C则看好Z>X>Y。在对三种方案进行投票时可以发现，Y以两票对一票而胜出于X；Z也以两票对一票而胜出于X；Y又以两票对一票而胜出于Z。这样，Y>Z，Z>X的结果是Y以多数票被选出成为最优方案，投票悖论就此消失
。
森的这一发现也可以延伸和拓展，刚才我们分析的是所有人部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是最佳的模式，那么当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是次优以及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是最差的情况下，投票悖论依然可以得到解决，取而代之的结果是得大多数投票者获胜的规则可以起作用并总是能取得惟一的选择方案。
二、森的另一成就在于对全新的福利与贫穷指数的创建上。
森对贫困与福利指数的创新建立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概念的理解上。森认为，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带来的"相关利益"，例如更高的预期人均寿命、更好的教育程度等。他曾在《贫困与饥荒》一文中举过一个例子。斯里兰卡若要想提高本国国民的预期人均寿命有两个办法，一是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二是致力于发展经济，通过经济水平的提高带动人均寿命的提高。根据森的分析，如果采用后者的话，比前者多花58年到152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同样的目标。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福利提高的手段，这也正是传统上以人均收入水平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片面之处。
既然人均收入水平作为衡量依据有缺陷，森主张应该用"能力理论"来衡量社会的进步。他认为，经济发展最终应归结到人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例如人们是否长寿、健康、能否读书写字、相互沟通等等。与此相关，经济发展应被视为个人能力不断扩大的过程。按照"能力理论"，我们就能很好地解释上述人均GNP提高，但是人均预期寿命却没有相应提高的原因。森用哥斯达黎加和纽约哈姆莱地区进行了比较。
哥斯达黎加人均预期寿命长是因为它良好的公共健康服务和基础教育，而哈莱姆地区居民预期寿命短，除了缺乏良好的公共健康服务和基础教育，街头暴力还总是在夺取年轻男子的性命。也就是说，考察一个地区的福利水平不能仅仅看它的基本生存条件，还要考虑这之外的社会生活能力。
如果把这些考察进去，森发现，哈莱姆地区的福利水平不会超过孟加拉国。虽然哈菜姆的居民能控制更多的资源，但要获取诸如"体面地进入社会"、"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这样的社会生活能力，他们就要支付巨大的费用。这个分析向那种认为只要靠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就能创造巨大财富，靠这些财富创造的效用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贫困问题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
森建议经济学家们除了关注人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条件，如让更多的人拥有食品、住房、接受基础教育和医疗健康等，同时还要关注另外的一些东西，如更多的自由权、更多的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以及更充分地被尊重等。
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含义有了自己的界定后，森构建了一个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分配和一国国内的福利分配变化差异的专门化指数。他认为传统的贫穷指数即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份额(H)作为衡量指标的做法存在很多的缺陷。首先贫困线的确定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多多少少带有些武断性；其次，它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同贫困程度的变化。也就是说，在贫穷群体的收入水平普遍有较大的提高但整体上仍低于贫困线以下时，传统的贫穷指数就难以反映出这种收入水平的变化。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森在构建贫穷指数的过程中，首先阐明了描述收入分配的洛伦兹曲线和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社会对不同收入分配的偏好次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贫穷指数，即P = H·[I + (1—I)·G]，其中G为基尼系数，I为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处于0和l之间。G和I均针对处于贫困线以下的贫穷群体计算得的。
在对福利指数的研究中，森认为一些常用的指数(如人均收入等)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况的平均数，而忽视了福利分配的状态，即难以科学地反映出大多数人生活水平提高但少数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森对福利一词的理解是：创造福利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历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因而那些能促进个人能力提高的因素也会促进福利的实现，比如拥有房屋、食品、健康、自由、平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应当在衡量福利时加以考虑。森的这一创见受到国际发展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不仅在"森福利指数"的创建中这一原则得到了体现，而且许多世界著名的福利指标，如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都是本着这一精神创建的。森对福利指数的创建和研究体现了他一贯独特的研究方法，即采取经济学与哲学、伦理学相结合的方法，使对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重新回到道德伦理方面，这是他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创新。
森对饥荒形成机制的卓越研究也是他获奖的原因之一。他通过对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沙漠贫穷国家的数起灾荒的实证研究中，总结出了饥荒形成机制的根本原因。
以前，发展经济学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发生饥荒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食物的短缺或发生干旱、洪水等因素造成的，因此要减少饥荒的损失就要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及有效的国际食物援助。
但森认为大饥荒的形成并不能只用这些简单的因素就可以解释，实际上，在大饥荒后面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往往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大饥荒的出现。
在他1981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森提出了一种所谓的"权利分析法"来从理论上解释饥荒的灾难性后果。所谓权利指的是个人在社会上运用他所享有的权利和所面临的机会而获得可供选择的商品的能力，即权利取决于个人拥有的要素禀赋和在市场上交换的可能性两个因素。在市场经济中，人们获取食物的方式无非是两种，一种是自己直接生产食物，另一种是用物品或服务通过交换间接地获取食物。在前一种情况 下，人们具有食物获取的生产权利，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具有食物获取的交换权利。当自己直接生产食物量下降时，意味若直接权利失效，当人们通过交换获取的食物量下降时，意味着交易权利的失效，这两种权利失效都有可能造成饥荒。
因此，获取粮食的权利的失效才是造成饥荒的基本原因，即便是在粮食并不缺乏的地区，饥荒仍有可能发生。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粮食匮乏的确会触发饥荒，但森通过对1973年埃塞俄比亚和1974年孟加拉因饥荒的研究，没有发现有关粮食供给严重短缺的证据。而且事实上，在大多数发生饥荒的年度，这些发生饥荒的因家不但有充足的食品供应，甚至食品生产较前一年度有较大增长并有对外出口。以1974年的孟加拉邦大饥荒为例。
当年孟加拉粮食产量较1973年增长了13%，人均粮食产量增长了5.3%，粮食根本不短缺，之所以发生饥荒是因为洪水使得工人，尤其是从事粮食运输的农业工人失去了就业机会，而通货膨胀又大大降低了农业工人进入食品市场的购买力，这一群体因为失去了获取粮食的权利而大批饿死。
因此，森认为，当饥荒发生时，不能只是采取发放救济食品、迁徙移民等一般措施，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采取特殊的政策来使灾民取得获取食品的权利 。
在《饥荒与贫困》一文之后，经济学界出现了大批以"权利方法"研究饥荒和饥饿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对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成因的研究。研究者运用"权利理论"做出的解释是：尽管三年自然灾害确实造成了粮食减产，但这不是饥荒的主要原因，更多的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即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比如，以人为分割统一的国内市场为特点的户籍制度的建立、以工农产品价格存在剪刀差为特点的价格机制和以工业化为导向的大跃进运动，导致对农村、对农业生产尤其是对粮食生产的忽视，导致农业生产的萎靡：另外，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也是导致饥荒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工业化运动引起了非农劳动力和城市人口的剧增，国家要求农村提供的粮食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至农民把大部分口粮上缴国家，这可以从那次饥荒中农村地区的人口受灾程度远较城市人口严重的事实中得到反映。
再就是严重的官僚计划体制导致了对饥荒的反映迟钝。在不少人挨饿的时候，基层地区还在向上面报告"亩产达万斤"以及粮食如何充足的谎话，以致于当1959年农村死亡人口急剧上升的时候，国家的粮食出口量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阿马蒂亚·森因为对饥荒和贫困问题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这其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获奖本身。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取得长足的进步，这是和经济学家们的贡献分不开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运行机制、对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对经济增长方式等问题的分析极大地指导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但是，经济学家们似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增长问题的研究上了，而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却被忽视。
事实上，在整体数量增进的同时，因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相对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问题依然是困扰全人类的主要问题。有关数据表明，全球贫困人口仍维持在近20亿的水平，与60年代相比，除人口增加带来的贫困人口比率下降以外，绝对数几乎没变。
森的获奖，预示若贫困问题又重新成为了国际经济学界的研究课题，并终将恢复其本身应具有的重要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阿玛蒂亚·森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这对他的祖国印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森用他一生的时间频繁地穿梭于他的祖国印度和英国、美国之间。他是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第一个非不列颠人的院长，同时还是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和经济学
荣誉教授。
"关于印度的不平等和严重忽视教育的现象我已写了40年"，森说，他最终因为在社会福利经济学，包括饥饿、贫困、人权等方面的贡献而得到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的表彰。他的言论在世界得到了承认，在他的祖国使他已被人们崇拜为神人，上万人涌到加尔各答体育场庆祝他的获奖，甚至许多新生儿都起名为阿玛蒂亚(寓意流芳百世)。他的奖金促成了西孟加拉财政官员承诺建立8000所小学，并且他用其获得的94万美元奖金中的40万美元建立了两个信托基金，一个在印度，另一个在孟加拉。他以少年时代以后的家乡普拉提奇给信托基金命名，该基金旨在扫除文盲和愚昧，建立改善基本健康保障体系，特别防止危害妇女尤其是少女健康的情况。森说："有钱是很好，但如果我有更多的钱，我不认为我自己会生活得更好，倘若我再得到大奖，我将全部投入到信托基金中去。"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征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玛提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不应该是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造成革命性的变化，联合国在自己的发展工作中极大地获益于森教授的明智和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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