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在《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的出版座谈会那天，不能亲临现场的杨绛先生发来一段简短的录音讲话，依旧是潺潺湲湲、平静从容的声音，却令在场的许多人为之心头一动：

　　“钱锺书年轻时曾对我说过一句心里话，他说：‘我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他当然知道自己不是有钱人家子弟，他首先得有个职业图生存，剩余的精力才能用来‘做做学问’。他的志愿不大，却也不小了。”“他今天准是又高兴，又得意，又惭愧，又感激。我是他的老伴儿，能体会他的心意。”

　　是的，没有谁比杨绛先生更能体会钱锺书先生的心意了！  

　　钱先生去世后，年届九旬的杨绛先生在身心交瘁中，陆续整理出多达7万页的中外文笔记手稿，这些珍贵的笔记，从1936年留学牛津时起始一直做到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了钱锺书先生求学、治学、著述的一生，直到再也写不动为止，它们是嗜书如命的钱先生一生心血的凝结，更蕴含着难以估量的学术价值。

　　2000年，杨绛以“绝对的信任”将全部手稿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因为她相信，只有公之于众才是对钱锺书先生精神遗产的最妥善保存，唯有这样，才能让“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继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出版后，如今，沉甸甸的二十册《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终与世人见面，忠实地呈现着钱先生中文笔记的原貌，静静地展示着钱先生的治学思路、点滴心得，以及许多未及完成的著述计划。

　　对于钱先生“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这无疑是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 ——题记

　　一座思想的宝库

　　《中文笔记》的原稿多达1.5万页左右，手稿中涵盖书的种类有3000种出头，其中很多又是丛书，一套丛书里往往有几十种书，但是在《中文笔记》里算做一种，内容非常可观

　　对于钱锺书先生写笔记的方式，杨绛先生曾这样说：“他看书的时候并不是说现在要钻研《楚辞》才去看，他每读到一些内容，发现可以归为这个题目，就又把它们放到一处，所以它们才会重重叠叠。研究有关题目的人到这里去查，这是一个宝库。”

　　这的的确确是一座思想的宝库，在《谈艺录》、《管锥编》里，钱先生的旁征博引令世人为之叹服，而这些思路和灵感正是来自他数十年间不断积累的读书笔记，在笔记的取舍和材料的钩沉之中，钱先生的治学思路、点滴心得一览无遗。

　　责任编辑陈洁在对笔记长达三年多的编辑中，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发现《管锥编》中谈到的《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等典籍，《谈艺录》中谈到的黄山谷诗、元遗山诗、《随园诗话》等文学作品，还有《宋诗选注》所据的宋诗选集、别集和笔记文献等，在《中文笔记》里都提到了，而且钱先生还在这些材料里做了不少圈注。在最初出的校样上，这些圈注都模糊不清了，后来我们又把它们一点点调清楚、恢复了，因为有可能钱先生在这里划线，是有他的用意，也许他在写《管锥编》的时候用到过这些圈注的材料，对研究《管锥编》的人就有意义。”

　　更为珍贵的是，《中文笔记》中记录了钱锺书先生许多未及完成的著述计划。钱先生在《管锥编》的序文中说：“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懒，不能急就。”又对杨先生说他“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而这些珍贵的材料和心得恰恰就包含在他的笔记手稿中。

　　《中文笔记》的原稿多达1.5万页左右，手稿中涵盖书的种类有3000种出头，其中很多又是丛书，一套丛书里往往有几十种书，但是在《中文笔记》里算做一种。算下来，钱先生的中文笔记内容非常可观。

　　在这些手稿中，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其中既有经籍，如《论语》、《左传》；也有史书，如《史记》、《汉书》；更有大量的诗文集，如《全唐诗》、《全唐文》；小说，如《红楼梦》、《醒世姻缘传》；还有大量的古代戏曲，如《元曲选》、《六十种曲》；还有一些野史笔记、日记，如晚清曾纪泽的《使西日记》等。另外有很多丛书，他都是整套地阅读、做笔记。

　　钱先生读书涉猎之广，也让负责编目工作的学者李小龙惊叹不已：“他读的书太多，脑子里东西太多，所以联想特别多，从《中文笔记》的目录就知道他看书杂到什么程度，甚至包括期刊、包括传教士的教义，只要能找到的书他感兴趣的话都读，读了都做笔记，做笔记的时候就会牵三挂五地想到很多。就像《管锥编》一样，中文笔记里他也抄录了大量原文，但是精妙之处也正在于此：他把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原文录在一起，把人类文化里很多共通的东西放在一块，就呈现出新的意义了。”

　　钱锺书先生对于以札记的形式著述情有独钟。从1939年到1942年他完成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采用了传统诗话的札记式写法，原因就在于利用读书笔记之便。1956年，他接受了编写《宋诗选注》的任务，从图书馆借到大批有关宋诗的书籍，诸如《宋诗纪事》、《宋诗钞补》、《宋诗钞续补》及各种宋人笔记、诗话、文集、方志等，在阅读时作了大量笔记，纠正了前人的错误，将一本普及读物编写成了学术价值甚高的宋诗选本。而《管锥编》这部洋洋百万言的鸿篇巨著，更是依据他写下的五大麻袋读书笔记，费时三年整理成书稿，自然还是用的札记形式。

　　正因如此，在学者余英时看来，钱锺书最主要的贡献都是笔记式的，在一次访谈中他谈到，钱锺书先生的治学方向受到中国考证学派的影响，他的著述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清朝人发展的一种笔记为主的著作，比如《日知录》，或者更早的南宋末年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这些笔记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笔记式有一个好处，就像《管锥编》你可以说是读书笔记，而且是以书为本体为本位，不需要有个架构。他以书为结构，讲《周易》就以《周易》为结构，讲《左传》就以《左传》为结构，在这里面找可以用的地方，可以发挥的地方。他不但原原本本的把原来的意思精益求精，讲得非常精到，同时还要牵扯到西方，跟西方比较沟通，这是他从《谈艺录》里面就已经开始的工作。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而且是从千百万的例子中去找。”

　　《中文笔记》，正是承载了那些珍贵的思想的火花，这些笔记恰切、妥适地满足了钱锺书先生细大不捐的广博兴趣，与他脑海中纷至沓来的记忆之珠、触类旁通的智慧火花，如影随形地融合在一起。可以说，读书笔记既是钱先生的阅读和研究历程，也是他为世人留下的一座底蕴深厚的思想宝库。

　　正如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曾言，手稿里面集中了许多钱先生的灵感和智慧，暗含着各种各样的思路和思考，研究相关问题的人，从里面一定可以得到许多的灵感和帮助。

　　竭尽一生的积累

　　钱先生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养成的，自那以后，这个被称为能“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聪明人一生都没丢下这项“最笨”的功夫。他每读一书，都作笔记，摘出精华，写下心得。

　　钱锺书先生一生用于读书的时间远多于写作，并且“每读一书，必做笔记”。

　　杨绛先生保存下来的笔记手稿从1936年留学牛津时起，一直做到上世纪90年代钱先生重病住院为止。世人皆知钱锺书先生博学、记忆力好，不知道他读书多么勤奋刻苦用功，这厚厚的二十卷《中文笔记》实是最好的见证。

　　在笔记手稿里可以看到，一部书，他从开篇一直记到卷末；一套书，他也一本接一本地记下来，如《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古本戏曲丛刊》、《词话丛编》、《永乐大典》、《太平广记》等，无一例外。有的书他不仅读一遍，还读两遍三遍，每读一遍都做笔记，笔记中常有自注“参观××册”、“又见××册”、“续”、“补”等，比如《列朝诗集小传》、《六十种曲》等。许多笔记并非记过就丢在一边，除了著述时在上面勾勾画画，提炼素材，平日也时常拿在手边翻阅，有了相关材料和心得体会就批注在旁边的空白处，一页页笔记，往往字里行间、天头地脚写得满满的，不留任何空隙，最后成了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天书。

　　在手稿集的序言中，杨绛先生回忆，钱先生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养成的，他将牛津图书馆戏译为“饱蠹楼”(Bodleian)，以饕餮之蠹自诩。因饱蠹楼的图书不外借，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他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命名为“饱蠹楼书记”，并郑重其事地在笔记的扉页上题辞：“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

　　自那以后，这个被称为能“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聪明人一生都没丢下这项“最笨”的功夫。他每读一书，都作笔记，摘出精华，写下心得。他很珍重自己的读书笔记，“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行李箱里也忘不了放上几本字典、词典和读书笔记，一有空便反刍似地阅读。

　　杨绛先生回忆，钱先生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摸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因此，他的笔记，都附带自己的议论，亦常常前后参考、互相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每天他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

　　钱先生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所以多数书是从图书馆借的，“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薛鸿时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一直帮钱先生借、还外文书，他回忆道：“钱锺书先生早年读书下苦功，一本书要读四五遍，晚年大家觉得他读书快，其实那时他借书只是为了核对材料，重要的部分早已在他的笔记里。以前我们认为钱先生读书有高超、巧妙的办法，那太幼稚了，他的才华的确出众，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勤奋！”

　　《中文笔记》中所收录的各种形制、各类语体的读书笔记陪伴钱锺书先生走南闯北，历经战火、流离和动荡，在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进进出出，不仅没有丢掉一本，而且还在持续不断的积累中，抗战时他靠这些积累完成了《谈艺录》，“文革”中他又凭着大量笔记完成了《管锥编》。

　　杨先生曾回忆，1972年3月，钱先生从干校回到北京后，首先就是清理装满几个麻袋的大量笔记本，那是钱先生大半生心血的凝聚！

　　1973年，钱先生有一段时间被诊断为大脑皮层受损，走路跌跌歪歪，必须扶着墙或者被搀扶着走路，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停止写读书笔记，“那时他写的笔记都飞到格子外头来了。”后来，由于房子被侵占，他们借住社科院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屋子里只能搁两张单人床，两张书桌，以及一些图书馆借来的铁架子，杨绛先生回忆：“我们叫人陪我们回家去，整理了五麻袋的笔记。他那时候一面看书一面开始写《管锥编》。”

　　1993年，83岁高龄的钱先生动了一次大手术，摘掉了一个肾，手术回家之后，他仍在继续记笔记。他的笔记一直到最后一次重病住院时才停止。可以说，读书笔记伴随了钱锺书先生求学、治学、著述的一生，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直到再也写不动为止。

　　钱先生辞世前说这些笔记本都没用了，真的没用了吗？杨绛先生不同意，“他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