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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让高危的职位变得安全
钝俚
 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旦在某个位置上固定下来，通常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遭受组织和纪律的处罚，可以安然享受现有待遇到退休。但如果被查处了违法乱纪的问题，这个看似十分安全、世人瞩目的职位便万分危险。基于当今社会的有限公共权力的集中度相对较高，有限公共资源可支配利益归属在某个层面上绝对固定，一切需要权力和利益的便会纠结起来，意欲拖一切可下水之人泥足深陷并成为其一份子，故而单纯的思想道德教育太多时候在现实既得利益面前十分苍白无力。那么，如何才能够让看似公共权力短时期拥有者变得安全，以便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和监管透明不再高危呢？
一、为何会变得高危
古人针对当官的好处和危险有十分形象的描述，“近利以利来，近色以色至，事事投其性之所近，险窃其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利有利、要色有色。危险在哪里？就是因为有了这些自己的一些爱好或者欲望，有求之人就会投其所好，什么都逢迎，什么都包办，有求必应的背后是找出了弱点，抓住了把柄，不论是谈判还是合作，结果都在投资者的完全掌控之中。暂时掌控公共权力的人如果完全接受下来看似美好馈赠的结果一般是两种，要么成为其物质攻坚后肃贪的阶下囚，要么成为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
先从权力的本质属性谈起。权力从一诞生开始，就已然成为了人类社会组织化的顶端，凡一个社会人中的绝大多数人需要仰视才可窥斑见豹。基于一段历史时期社会资源的有限和稀缺，权力特别是让渡出来的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就必然承载了有限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向、目标和结果。当无限公共权力的巨大威势逐渐凸显时，为了保证其不会被滥用乃至于自我毁灭，其必然会在保留强势地位的同时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质询。
在独裁或者专制社会里，公共权力（国家权力）往往被极为狭隘地集中在个别家族或者个体身上。一般认为，这种方式能够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期内发挥最大积聚效应，将极大地调动稀缺的社会资源，赢得短时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飞跃。于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绝大多数公众也逐渐习惯被统治、被安排的局面，失去了本我应当有的基本认知，失去对于社会活动的基本判断能力。这也就是进入了“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人性的积极向上的一面消失殆尽，甘心被驱使和奴役的“奴性”占据了上风，自然，奴隶主是较为少的，只有做更大的、更上等的奴隶才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官、奴是不分家的，国、家是并作一体的，只不过结果往往不是把“家”的当成“国”，而是把“国”所存在的作为自己一个单独“家”理所应当拥有的。
公权过度集中在赌博式短期推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光环照耀下很能够迷惑大多数人的正常思维，但的确极大地牺牲了占据绝大多数社会层面的诸多人的当期利益乃至于长远利益。同时，不受监督或者不能够有效实现监督的权力最终都会发展成为公权私有化、国家私营化的极端社会模式：政治腐败是一定的，民不聊生是必然的，社会动荡是绝对的。权力的本性是绝对贪婪而不是适可而止，“天子”的核心含义在于他不受“人间”力量的约束，他对于在人世间的一切可以为所欲为、不计后果——简单把监督权口头或者形式上赋予民众是没有效力的，只是做个样子，走走过场，纯粹自欺欺人罢了，这样的政治结构决定了他不可能在自身内部循环内就可以实现自我完全净化。
而所谓官位的高危即在于摆不正位置、找得到感觉的高官总是混淆了公私、混乱了国家，在制度和惩罚的高压下力求洁身自好，在利益和欲望的驱使下力图左右逢源，即便没有他人唆使也如临深渊，要想克服自我对于权力利益的无止境本就可谓一厢情愿。何况还有诸多利益争取者千方百计攻坚破难，力图在思想和行动上与权力行使者表面保持高度一致，在利益和欲望满足上力争让权力保管者感到万分高兴和释放，自然没有糖衣炮弹久攻不破的堡垒，没有金钱美女俘获不了的圣人。
二、怎样才可以安全
要让高危的职位变得安全，仅仅依靠说教是不可能实现的，套用一句 “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就基本能够概括工作着力的重点。内部的素质既包括某个阶层和级别的领导干部自身道德、能力的全方位素养，更有整个干部队伍良好风气的形成，群体正面价值观的培养和树立；外部的形象既包括正面典型事迹和任务的大书特书、榜样示范，更有大案要案的查处，公务人员整体社会印象的改善。“从管理到服务”的政府职能转变的内核正在于此。
——看好一把手。诸多的腐败大案要案提醒我们，谁最难监督？“一把手”，“山高皇帝远”即是从古至今、从过去到现在对于地方大员的现实称谓和一贯做派的认定。“看好一把手”既是因为位高权重使得这个对象必须要看管住，更是因为“一把手”好了，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就会有好的政风、好的民风。
无论是“威权说”还是“集中说”，都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一个组织的首脑的绝对核心和极端重要，同时一旦产生了这样一位领军人物，组织内外都会对其言行自由度有相当的默许，赋予其权力掌控的空间分外拓展，这既是一个组织得以发展的需要，也是产生组织的本源含义。
一把手之所以难监管，不仅仅在于他具有相当能量和威势，更在于他在组织内相对失控、社会间绝对自由。他需要负责、报告和交代的对象不是下级，也不是人民，而是少数人和个别群体。能够靠个人自觉认识到“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让你坐在台上”的领导干部是绝对的少数。
有一位知名反腐作家的故事很是动人，但脱不了一个套路：因为主要领导的清正廉洁、百毒不侵或者上级领导的两袖清风、明察秋毫，于是腐败分子终于得到查处，皆大欢喜。但是其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主要领导就是窝案的核心、上级恰恰被蒙蔽又怎么办？举报者无家可归、走投无路之余还会得到什么？毕竟象郭光允一样还算幸运的人太少。说到底，这还是寄希望于“XX青天”的戏剧现实化、现实戏剧化的翻版。“用制度管人，用好的制度管好人”是一句真理，但谁又来判定怎样的制度才是好制度，有用的制度？
“一把手”的权力运行轨迹在自我循环的领域就是不可控的，一言堂在既有体制内封闭运转就是无法避免的。现行对于“一把手”权力监控的方式一般是：上级、平级、下级。最有效的是上级，但是只是一种强权压制另一种强权的翻版，所以能够断然呵斥“这种场合不要说官话”的只能够是可以说更多更大官话的上级。最无力的是下级，一切都掌握在上级手中和口里，即便有建议、批评乃至于举报等多种渠道，但如果不是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或者真正绝对清廉，下级只能是过河拆桥式的倒戈一击。最虚幻的是平级，在一人独大的班子当中，其他人的发言权太多地被赋予了应景式的附和含义，墙倒众人推是树倒猢狲散之后的事；其他机关单位的同僚一般不会没事找事，四处查探内部运转具体事宜，顶多权力、利益有了根本冲突时，及时报告和反映而已，没有实在的效果。
在非特殊情况和政治文明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现代社会，都必然提出这样的要求：权力的实施达到公共化、运行的轨迹实现透明化、监督的参与达到全民化，最终体现权力的公共性。公共权力的本质就必然要求掌握、行使权力的人必须对权力自身负责、对权力的赋予者负责。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就派生出来：谁会代表公共权力来提出这样的要求，谁能够代表公共权力来对要求的结果负责？结论依然是“还权于民”而非“让权于民”。
——把好进出口。什么样的人决定带出什么样的队伍，什么样的思想决定付出什么样的行动，什么样的领导干部决定未来工作的发展方向、决定现实工作的真实成效，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升迁贬职等手段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决定工作的关键。
人性本善，每一位凡是可以称为正常“人”的都有工作的激情，自身的勤奋和自我创造能力，而敢于打硬仗、善于带领一班人马打硬仗的，才是好的指挥员，才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只有领导班子能够打硬仗，一切机关陋习才能够克服，一切贪赃枉法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遏制，领导班子的的建设无比重要。而所有公务人员也要能够有上有下、有进有出，这个关口把好了就能够解决大问题。
如何选拔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如何使用并大胆使用领导干部，如何让选拔任用的领导干部经得起金钱、美女的诱惑，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人民的评判，这些都是让“组织”万分头疼而又欲罢不能的真实考验。为了纯洁队伍，从思想到作风，从纪律到禁令，看似所有手段都用上了，看似所有机制都建立了，看似所有提醒都到位了，看似所有惩处都有力了，为何还会屡教不改、屡禁不止呢？！
如果不“让”老实人吃亏已经演变为：不是因为工作努力成绩显著深得民心应当获得提拔，而是“组织”平衡和“让”的结果；如果从基层一线“培养”干部已经演变为：不是因为基层干部工作出色获得成为领导的机会，而是从上到下挂职兼职镀金捞取另类政治资本；如果治理干部推荐“拉”票已经演变为：不是因为某时某地民心相背众望所归，而是完全按照某种“旨意”或者“意图”确保成功——那么，这类纯粹的帽子、位置集中式管理和分配自然不能确保没有权钱交易、没有徇私枉法、没有群众反对。
当然，目前对于领导干部的任用较之以前有很大的公开和透明，在组织工作满意度民调中有较为客观的评价。但这绝不就表明我们的工作无懈可击，反而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与人民的要求距离还很遥远，在民调中反映的对组织工作“不了解”比例达到4.44%、“不满意”达到4.01%、“不太满意”达到10.97%，都足以证明还有许多群众不知道领导干部是怎样产生的，这在一个所有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度里是不正常的。
在最本质的意义上，长期执政的基础仍然是赢得群众的信赖，仍然是获得最广大人民的许可。从这个角度讲，当好一名干部的核心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拉人民的选票。当前的矛盾焦点在于如果“组织”的力量最大限度削弱，掌控空间被极大地压缩，那么自上而下的既定模式就会失去效用。所以，在完全贯彻上级指示精神的前提下，如果不能够找到“组织意图”转变为“群众意见”的最佳结合点，矛盾不是逐渐分散，而是愈加集中，问题不是逐步解决，而是累积迭加，组织不是绝对权威，而是适得其反。如是循环，看来管理愈加严格，要求愈加严厉，但买卖关系只会愈加变本加厉，权钱交易会愈加泛滥猖獗，吏治腐败会愈加积重难返。
朋党政治、拉帮结派是任何社会活动都深恶痛绝而又不能根治的毛病。那么如何规范和制约理当提上正式台面，以相关的制度和规定来规范才是出路，而最终不能忽视的基本原则就是如何让人民满意、如何使人民信服。当下就需要更深层次挖掘问题的根源，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力争对于建设好“组织”本身还是坚定公共信仰都有所裨益。治标更要治本是一贯的说法和态度，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是难上加难，原因无他，维护既得利益最大化而已。什么既得利益？自然是对于人事、财政权力的绝对控制。但是究竟控制到如何程度才是最佳契合点，是时候从体制机制层面做出判断和决断了。
——管好到处走。界限明显的条块分割式管理方式好处在于各负其责并相对专业，弊端在于抓权卸责并八方伸手，千条线和一根针的关系不是分割的，而应当是合作和承继。因为有了监督、检查、领导、指引的联络，部分部门的职责有时看来就是四处看看、八方转转，考察、学习、调研不一而足，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尚在其次，就怕还要大包小包、金卡银卡拿不完，既增加了负担，又败坏了形象。
眼下的上下级之分十分明显，官大一级压死人不是说着玩的，可以“不唯书、不唯实”，但一定要“唯上”是瞻。陪领导打牌、陪上级喝酒已成通常状态，老百姓要办事可以拖一下等几天，领导来了一切都不能怠慢，比几十年不见的父母突然来临还要激动和重视。接待办、驻京办、协调办风起云涌，美女帅哥、山珍海味、本地特产纷纷登台。苦衷也是不言而喻的，谁叫位置和票子都在人家手里拽着呢？！官员们到处走的现象不仅仅是上级或者领导的视察，现在全国各级各地都在发扬光大。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招商引资。
按照常理招商引资应当是发展本地经济的最佳手段，必须要解放思想，理顺发展理念，规范行政行为，才能够筑巢引凤，其本质是以外力的进入来拓展本地发展的空间、增强发展的后劲、奠定发展的基础，世人无不觉得很好。既然很好，压力就会很大，责任就会很重，外边陪着笑脸，回家拉长个脸，先改变自己，再寻求合作。
可是，世道变了，许多地方政府在头疼的时候反而万分乐意：头疼是因为作为一项硬性任务，完成难度实在太大；乐意是因为其过程美味无比，姑且可以当作探亲访友、出门旅游的大好机会。当可以把头疼的工作变化为乐意的事情时，一切就化腐朽为神奇、变复杂为简单了，就可以坦然面对，悠哉游哉，乐此不疲。地方政府醉心于走亲访友式的招商，满足于参观旅游式的引资，恰是现行政绩考核体制下的怪胎，还是狂热追求“数字GDP”的延续。当政府假手于此对具体经济行为指手画脚时，当只是一味完成上级下达目标任务时，当开拓创新成为纯粹语言和报告时，各级政府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看不准达到的目标，就在行政强权中迷失方向了，就在机制循环里自我骄傲了，就在重商亲商内失去公心了，就在人民愿望间虚与委蛇了！
但此项工作不会因为问题多多就噶然而止，不会因为强烈呼吁就收手不干，更多的是涉及到政府职能彻底转变的大改革，涉及到政绩考核重新建立体系的大变化，涉及到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方略的大调整，涉及到公共权力和地方利益格局的大挑战，在这样一个综合系统再度整合的进程里，什么矛盾都会畸变，什么神话都会破灭，什么奇迹都会出现，什么结局都会发生。换个角度来看，不管是“飞地园区”还是“以商招商”，仍然有土地、税收等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的让渡问题。我们对于能够短时期内大量急剧看得见财富的所谓“精英”们十分容忍，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公平竞争机制、一个公正创业平台、一个公开监管体系的有效建立和有力执行，极易在既得利益的诱导下急功近利、寅吃卯粮、与民争利。
从招商引资延伸开来，基层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诸多制度漏洞也在此中暴露无遗，费用的支出也就仿佛找到了最好的借口。要杜绝，很难。因为政绩考核模式已经成功转型为另类的“数字、工程”游戏，成为全力谋求经济发展的最好注脚。管得住的、饿死的是胆小怕事的，被讥笑为开拓创新、解放思想不够的，凡是能够勇于开拓、大刀阔斧的都撑得要死了。那么，作为地方大员究竟选择那条路呢？不言而喻，宁可错杀也不要放过成为不二法门。这样的全国、全球走动要管好、管住谈何容易。正因如此，建立起新型的符合实际的政绩考核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三、牢记历史周期率的危言
上个世纪黄炎培老先生的“历史周期率”是一个很有名、很真理的论断，其具体表现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原因何在呢？就是官员们在其位不谋其政，大权在握而又倦于政事，机构臃肿而又疏于管理，危机四伏而又好大喜功，生于忧患而又死于安乐。待到局面和形势发展到不可收拾之时，才一味亡羊补牢而又养虎为患，疲于应付而又少谋不断，意欲重振而又尾大不掉，终至于无法补救、无可挽回。
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是黄炎培老先生一直想要知道的答案。毛泽东给他解疑释惑了，他说的就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见黄炎培著《延安归来》第二篇“延安五日记”。）
我们真的应该考量一下领导干部自身在百姓心中的位置，思索一下领导干部、一般公务人员和普通群众的心理距离，反思一下干群关系现状深层次矛盾的根源和关键在哪里。这些问题和答案不在写不完的公文中，不在开不完的会议里，不在发不完的指示间，而在每一个人民群众的眼里心中，公心民意皆在于此，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皆系于此。
一个不好的官场陋习就是习惯基于政绩角度、宣传角度去拿基层或底层具体做事情的干部说事，似乎成了官员们要博得上级认可、赢得媒体喝彩、换取群众欢呼的不二法宝。这很有点类似于演义里边主人（或皇帝）都是好的，万一荒唐一下便是人性使然，“偶尔”犯下滔天罪行之类，奴才一定很混蛋，身边一定有小人或是奸臣当道，被全然蒙蔽了而已。
一个可以料想的结局就是，当一切都是可以利用的棋子，一切都是可以牺牲的对象，唯有权力和权威半点不能受到质疑和挑战之时，就找不到可以值得信赖和为之完全付出的对象了。如是恶性循环，社会公众的质疑就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个问题官员的复出，他们的怀疑对象将会扩大到整个执政行政系统，与此同时体制内的僚和吏也会对上失望、对下绝望。
此时，社会公众信仰坚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体制内矛盾也会聚集爆发：翻开历史，没有那一次的骚乱或者运动离得开原统治阶层内部的不得志人士的积极主动大胆参与和鼓动，纯粹的老百姓是没有这份心思来进入到巧取豪夺、争名夺利的所谓残酷斗争中去的。最坏的结局就是更多、更深层次的各种危机被有意无意大量掩饰，并积蓄能量终至于猛烈爆发，再被有心集团充分利用，便意欲扭转乾坤，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核心正在于此。
如果说现时还有什么锦囊妙计来扶大厦于将倾的话，重温毛泽东和黄炎培的上述对话并坚决贯彻执行就完全可以达到政权坚如磐石、人民坚决拥护的目标。这不仅仅是为了地位巩固不得已而为之的短期做法，更是我们应当一以贯之的治国基本方略，更是我们继续得以长期执政的不二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