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lovelive演唱会1-6:张学良自述勾引玩弄溥杰前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03:09:03
张学良自述 勾引玩弄溥杰前妻
原来溥杰被劈腿过
看了这个觉得俺们少帅真是除了玩女人一事无成，这么着都能活到一百多，命太硬了。溥杰晚年只轻描淡写说第一个太太感情不好，看来没有张学良祸害也不至于离婚，真是“苍蝇不叮无缝儿的蛋”。
反观溥杰和日本太太的感情 那真是情投意合，真挚感人，可歌可泣。 所以说被劈腿焉知非福，焉知非福啊。
唐石霞（1904～？）为满州镶红旗扎库木世族，亦出自书香世家。幼年时配与溥杰，后因张学良的勾引与溥杰离异。诗文佳，并以工笔画见长，有〈诗稿〉及〈宫廷人物〉系列作品展出，写实地记录下清代皇族生活的最后一抹残霞。
一次，记者让张学良回忆一下他一生不平凡的爱情时，张学良袒露说，我现在已经老了，才肯说这些话。我有两句诗：“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我年轻时是非常荒唐的。
我的女朋友好多，行的却没有几个。其实我并没有怎么追过女人，除一两个女人我主动追过以外，大都是女人追我。在这方面，我父亲不管我，但也不完全是放纵我。有一次，我父亲在第五个母亲那儿，冲着我说，你这小子，你当我不知道你，你净出去跟人家混，混女人。我可告诉你，玩女人可以，但你别叫女人把你玩了。我的五母亲在旁边说，得了吧，你的儿子够坏的了，你还教他呢。
但是，我问心无愧。我这个人待朋友，待部下，以诚相见，问心无愧。我除了好点色之外，没有出过旁的错。我从不与部下的老婆、部下女人搞暧昧关系，甚至我家里的人，我都不许与她们来往，连部下们的姑娘我都不许她们到我家里来玩儿。为什么呢？我怕招蜂惹蝶，怕惹事，怕惹出闲话来。这就是我自个儿做人的界限。
我跟溥杰很要好，我跟他太太有关系。是他的前妻，她后来跟溥杰离婚了。她是满人。她父亲当过清朝驻西藏大臣。她几乎成了溥仪的人，可是景妃说这个人不能当妃子，因为她的性情很淫荡，最后就没有选上。她姓唐，有一次，我与朋友们在北京饭店吃饭，在座的我的一个亲戚对我说，那边有俩人在吃饭，想认识一下你，我就过去了，见了面，是溥杰和他太太。然后，他们就说明天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吃饭，这没有什么好客气的，我就答应了。
第二天到他们家里去时，一下子把我惊呆了。这位溥二奶奶拿出这么厚的一本粘好了的新闻剪报，都是近几年来报纸上有关我的消息的剪贴，这就证明她早就对我有心嘛，就这么着，我就跟她偷了，以后差一点娶了她。
五毒俱全的流氓草包将军东北罪人张学良
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个人完全是玩儿假的，我最恨人作假。她有点才气，能写能画，做诗能文，什么都会，我很喜欢她，可是，后来我发现，她画的画是人家改过的，作的诗也是人家替她改的。她现在大概还活着，在香港定居。
我还给你讲一个我的秘密，我还和国府王外交部长的妹妹同居了一年多。
那还是中俄会议之后，王部长带着他的太太、他的小姐、他的妹妹到奉天来。天地良心话，我喜欢上了王部长的小姐，可是他的妹妹是一个大混蛋，她对我有心，夹在这里面，把我给抢过去了。怎么个事儿呢？我给她们寄照片，我说寄给王小姐就行了，可是她却把信给拿去了，不让王小姐知道，还给我回信，就这样一来二去，好上了。那王小姐也有点傻不拉叽的，不像王部长的妹妹那么聪明。
我再给你说一个人。天津最有名的是梁家，他是天津怡和洋行的买办，他有位四小姐。这梁老头可真有意思，他有很讲究的大楼，但楼上不点电灯，都点油灯。为什么呢？怕电灯走火。
这位四小姐，我很喜欢她，我就跟她开玩笑。她说，张先生你别跟我开玩笑，我问你，你喜不喜欢我？我说我喜欢你，那你呢？她说我也喜欢你，但你不要那样跟我乱逗着玩，你喜欢我，你真能娶我吗？
后来，她嫁给了叶公超的哥哥。她嫁了以后，我还到她家去过。
叶公超的哥哥也很有钱，因为他有钱，她爸爸梁老头就在她出嫁时仅陪了四千多块钱，那叶公超的哥哥就看不上她。结婚后，她给他生了个儿子。后来，她丈夫得了肺病，病稍微好一点时，在一个宴会上，有一位太太，实际上是交际花一类的，在那儿灌他酒，他太太就在旁边说：“你的病刚好，你少喝一点吧！”这不是好话嘛，可是他过去就给了她一个耳光。这一打，他太太就走了，坐火车去了上海，在火车上自杀了，吃了洋火头自杀的，可怜啊！可见这个女子是很刚烈的一个人。
你要是把我的艳史写成书，准能发财！张将军说完，与唐德刚教授一起放声大笑。
尽管如此，张将军的红颜知己，终生陪伴他的，则非赵四小姐莫属。
溥杰自述：一桩精心策划的婚姻
溥杰
一、日本关东军的阴谋却使我与嵯峨浩一见钟情
1937年我从伪满禁卫步兵团的岗位上到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去学习。那年我30岁。
这时日本关东军开始为我挑选妻子，因为当时所谓清朝直系爱新觉罗皇族的正统继承人，一般认为只有溥仪和我两人。溥仪作为伪满州国的皇帝，除了已有皇后婉容还有其他妃子，可是还没有太子可以作为皇位的后继者。因此，关东军便想为我在日本妇女中物色一位对象，以便将来如果因为溥仪无嗣需要我继任皇位的话，这种特定的婚姻关系便可以强化“日满一体”。那时我的正式身分是陆军中尉，虽没有封王，但是因为我是伪满洲国皇帝的御弟，同时按照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阴谋，这项秘密选择配偶的工作便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最理想的方法是选一个日本皇族的王女和我结婚，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要把皇族的王女嫁给我，必须首先修改日本皇室的法典，于是就只好在日本的公卿华族小姐中选择。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关东军司令本庄大将，非常热心地奔波这件事的是吉冈安直中佐。他们从很多华族姑娘的照片中选中了当时日本侯爵嵯峨公胜的孙女嵯峨浩。嵯峨家庭在公卿中是仅次于五摄家、九清华的名门豪族。浩的曾祖父正亲町三条对明治维新有功，被授予侯爵爵位。浩的祖母南加子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的同胞兄弟、宫内侍从中山忠光卿的独生女儿，所以浩的家庭和宫中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据说在当时浩的家里面对这桩突如其来的婚姻大事也曾感到惊慌失措。后来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吉冈等人的筹划下和我见了面。没有想到我和浩一见钟情，我同意嵯峨浩作为我的妻子。
本来这是一桩由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和一手包办的婚姻，却造就了我们这一对一生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恩爱夫妻。几十年来，我们两人常常嗟叹是谁使我们走到一起而永不分离呢?感到不可思议。总之，不管怎么样，我和浩的结合，不能否认，她为我带来了不少幸福，我也不能忘记，我这坎坷的前半生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痛苦。我和她的结合，在我现在回忆起来，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溥仪知道日本关东军对我的这一阴谋后，感到非常不安，于是他就从满族中另选了一位姑娘要我娶她为妻，企图抑制关东军的阴谋。当然他是抗拒不过的。最后我们都顺从了日方。后来，我为了表明自己愿意和浩结婚，曾经向溥仪写信说明我们结婚以后的情况：
浩对于家中诸事，事无巨细，皆亲自操作。甚至蓬首敝衣，收拾一切。杰不在家时，自以简单食物果腹。杰归时，将撙节之余，丰馔为饷。诚杰有生以来初尝到此种家庭之幸福也。
我曾于17岁时和唐怡莹结婚，我俩感情不好，是一对名不副实的夫妻。这件事也由吉冈中佐出面，替我和唐怡莹办了离婚手续。
我与浩结合之前，第一步是双方先看照片。我从吉冈递给我的嵯峨浩的照片上，只觉得她温文尔雅、美丽娴静，外貌有点像当时我很崇拜的宝冢戏场里最红的明星草笛美子。我便点了点头，表示满意。浩也看了我的照片，据她后来告诉我，她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看我的照片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温和安详，虽然戴着军帽，但五官端正，眼镜后面的眼睛聪慧而明亮，与其说像个军人，不如说更像个学者或文人，她觉得放了心，也表示满意。
既然双方都看了照片，觉得满意，那么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即“相亲”，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在旧社会双方都不可能作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初次见面的印象，往往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俩“相亲”的日子定在昭和十二年(1937年)1月18日，地点是在滨口浩的外祖父容所的家里。容所曾多次当选贵族院和众议院议员，担任过九州电力公司经理、丰国银行行长等职务，同时也是一名经营酱油的大实业家，又是当地的诗人、墨客和绘画收藏家。他家里收藏着很多宝贵的文物，因此我们“相亲”的地点可以说是相当豪华的。那天容所家请我们吃饭，让双方在饭桌上见面，气氛比较融洽。出席相亲仪式的男方有我、本庄大将夫妇、“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中佐。“帝室御用挂”这个官衔即皇帝秘书或皇室顾问的意思，相当于清廷的“御前行走”官职，用现在的话来讲，即“联络员”。事后证明这个一直不离皇帝左右的人始终支配着溥仪的命运。女方有浩的父母、外祖母、舅父母、浩本人，还有个介绍人中山侯的母亲道代刀合，是她把浩的相片交给吉冈中佐的。
那天我穿了一身笔挺的军服，来到容所家时突然发现大厅门口有一对大型的景泰蓝狮子，这是中国常见的摆设。我还认得出这是颐和园内的东西。怎么会在日本出现呢?后来我才知道，甲午战争中一个日本军官得到了这件战利品，把它运到日本，卖给了古董店，辗转流传又到了收藏文物出名的浩的外祖母家。我初次到浩的外祖母家，就看见了来自中国的古物，这也算是一桩奇遇吧!在这种场合，我有些拘谨，除了应酬一些必要的问话外，正襟危坐，没有什么话好说。我看看浩，见她穿一件绣着百合花的桃色衣裙，含羞地低头坐着，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更显得妩媚动人。席间最活跃的要算吉冈中佐，他喋喋不休地说着：
“我在回到日本的时候，皇太后赐给我非常漂亮的点心。可是我在飞机上吃的时候，怎么咬也咬不动，仔细一看，原来是口香糖，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说着，乐得前仰后合，别人也随声附合地笑起来。显然这都是为了打发时光。本来这次会见，就是为了大家互相看一眼，没有很多好说的话。晚餐用过，我们到另外一间大房子去休息。在那里，本庄大将问我对浩的印象如何。我说了句心里话：“很好。”本庄大将当时就将我的看法传给浩的家里，浩的一家对我的看法也不错，认为我彬彬有礼，能体贴人。他们去问浩对我印象如何，浩羞得满脸通红地只说了句：“一切都拜托了。”
我俩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二、显贵的婚礼，甜蜜的新婚生活
“相亲”双方同意之后，当然很快就要进入订婚阶段。
昭和十二年(1937年)2月6日，伪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表了我和嵯峨浩订婚的消息。很多亲戚朋友向我祝贺。3月6日在滨口家正式举行了我俩的订婚仪式，一大群摄影记者包围了浩，给她拍了各式各样的照片，登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那天我面对着一大堆记者，发表了订婚讲话，大意是说爱新觉罗家、嵯峨家将永结友好，也讲了日满亲善的意思。
订婚以后，我和浩经常来往，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我俩称得上情投意合。那时浩在跟冈田三郎助先生学习油画，我本来在故宫伴读时候就对中国古典书画发生了兴趣，在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学习，也常有人来求我写字。我那时对日本画也发生了兴趣，正向横山大观先生学习日本画。虽然西洋画、中国画、日本画画法不同，但画理相通。这使我们增多了共同的语言，在结婚之前浩还一心一意地想创作几幅好画作为姑娘时代的纪念品留在家里。
随着结婚的日子愈来愈迫近，浩必须按照礼节进宫去向皇太后辞行。因为嵯峨家与皇宫的关系非常密切。浩的曾祖父曾抚养过大正天皇陛下的姊姊滋宫韶子公主。父亲实胜小的时候就随着祖父进宫，皇太后对浩的祖父母和父亲都很熟悉。现在浩要出嫁了，自然要向皇太后辞行。为了晋谒皇太后，浩起早睡晚地学习进宫的礼仪和词句，心情紧张得睡不好觉。进宫那一天，她由中山侯夫人陪着去见皇太后。皇太后亲切地告诉她：“侍奉满洲国皇帝，与侍奉我国的天皇一样。侍奉溥杰，也要表现出日本妇女固有的美德……”后来浩把这些话传达给我，我听了很受感动。那次晋见，皇太后送给浩一件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在其年轻时给其的纯一色的嫩绿和服衣料，也送给我一件和服衣料以及其他东西。总之，这次晋见，给我俩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俩的婚礼定在昭和十二年(1937年)4月3日，在九段军人会馆举行。伪满洲国派宫内府大臣熙洽作为特使参加婚礼。日本皇族竹田宫恒德王和王妃也出席了婚礼。当时的内阁总理林铣十郎陆军大将、日本宫内省的松平宫相、贵族院议长近卫文公爵、众议院议长富田都来参加了婚礼。我和浩的婚礼在当时日本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很多人都希望参加这次婚礼以示荣耀。但是决定这次婚礼的规模在陆军省，关东军借口婚礼费用有限，把参加婚礼的人数限制在500人。这样我们双方参加的人数都受到了限制。我这方面的亲友只有有限的几人，浩的朋友参加婚礼的也只限5名，师长只限7名。亲友们对这种粗暴无礼的干涉都感到十分愤慨，但也无可奈何。
婚礼那天，浩内穿白衣，套着红色的中国衣料做的云纹花鸟衬衣，外面是粉红色和服。头发结成垂发髻，两侧耸起，长发垂在后面，显得更加美丽。这个发式是请一位在宫中长年为女官梳头的70多岁老人梳理的。我则穿了一身伪满洲国的大礼服。当我到滨口浩的外祖父家去看望浩时，我们两人看着彼此一身盛装，都不禁相视而笑，并且在房间前面拍下了纪念照片，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能看到的那张照片。浩是在外祖父家住了一宿，再回到嵯峨家的，然后由自己家坐车去军人会馆举行婚礼。一路上汽车是在小学生手执太阳旗列队欢迎的“海洋”中前进的。那情景，浩觉得真是难忘。婚礼是在下午3时举行的，由本庄大将夫妇主持。婚礼后，我们就开始了一周的新婚旅行，然后回到东京。
我在千叶的稻毛海岸租了一处新居，离步兵学校很近。这是一幢朝阳的日本式建筑，站在檐下可以展望袖浦一带大海，风景秀丽宜人。我每天早晨7点钟过后，骑上步兵学校派来接我的马，到学校去上课。浩则在家里接受妇女杂志记者的访问，或者接待一些来向我索字的人。我俩那时还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小狗总是在我俩之间跑来跑去，逗人喜欢。我的父亲醇亲王，知道我结婚了，特地从北京送来了桌布、一套银质的烟具，还特意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送给浩两件大红旗袍。浩很高兴。我现在回忆那一时期的新婚生活，宁静、朴素而又甜蜜，就像我那时每天看到的细浪拍岸一样。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向海岸奔来，又静悄悄地退了回去，留下一些五光十色的贝壳，躺在沙滩上任人拣拾。这种淡泊的生活是我祈求的，也是浩祈求的。
我在新婚之际，特地向溥仪写信报告了我当时的甜蜜生活，因为我知道他对我俩的结合是非常怀疑和不满的。浩在我的授意下，也给大哥溥仪写了信，她表示等我毕业回国，她一同回来，“得早日瞻仰天颜，敬承圣训，实浩毕生之大幸也”。我们这样做的苦心，都是为了希望获得溥仪的谅解，我们能够和他和平相处地生活下去。
三、七七事变后回国，过着寂寞的伪满宫廷生活
好景不长，稻毛海岸这种宁静的生活很快被破坏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炮声不仅震动了中国，使中国爆发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这炮声也传到遥远的日本，使我俩小家庭的和平日子过不下去了。当时日本动员很多人对华作战，很多日本人客死他乡，我的一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山本也应征入伍，在上海大场的一次战斗中，中弹身亡了。我想起我在军校学习时，他耐心地教我绑腿、擦枪，为我铺被褥，不禁黯然神伤。“山本，你到底是为谁去死的呢?”我默默地问着。对于这次侵华战争，浩虽然是个日本人，却明显地认为“日本不对”。我是“满洲国”皇帝的弟弟，又同日本华族闺秀结了婚，对于这场日本屠杀中国人的战争真是感到痛苦难言，也感到愧不可当。
8月末，我从千叶步兵学校毕业。9月，回到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即长春)。润麒那时已同我的妹妹三格格(爱新觉罗·韫颖)结婚，他又与我同在千叶步兵学校学习，也一起回到新京。浩那时已怀孕，她在日本又住了一段时间，到10月12日，才到东北来。她是第一次来中国，我特地到沈阳去接她，再陪她到长春。车站上也有一些人欢迎她，有关东军的家属以及伪满内府的家属如张景惠总理夫人、东条英机夫人等。
我为我的新家安排了住所，就是西方寿寺大街117号。这里原来是一个蒙古王的牧场，周围杂草丛生，野兔、獐子出没。据说过去这一带还有土匪，谁也不愿意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来，现在长春作为“新京”，需要开发，才在这里盖了房子。分给我的房子是一排五间平房，孤零零的，没有第二家人家。浩来时，房内墙壁还没有干，周围也没有砌围墙，房内没有电话。浩带来的女佣人直接找了关东军联系，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下了命令，才为我们围了围墙，装上了电话。
我住的是这样简陋的房子，可是报上登载的溥杰和嵯峨居住的新居照片却是一栋钢筋水泥的两层楼洋房，这真是开玩笑!拿伪满洲国外交部长谢介石的公馆摄下像来冒充我俩的新居，天下哪有这样拙劣的撒谎?我俩的家具运来时，日本宪兵完全不懂得轻拿轻放，随便磕碰，一些好端端的桐木家具都被砸坏了。浩已经看出来，住这样简陋的房子，对待我们这样粗暴无礼，难道这是对待满洲国皇帝御弟的待遇吗?我也觉得脸上无光，正式向关东军提出意见，希望为我扩建一下住宅，房屋实在狭窄，不够住。关东军的一位军官对我说：
“中日战争已蔓延到中国境内，日本军队正要准备攻打南京。日本国内正在进行总动员，满洲国也要为这神圣的战争作出贡献。你是一个满洲军队的中尉，难道就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吗?”
我听了一声不响，我知道不仅是我，连哥哥溥仪也是处于这样无权的地位，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浩来到新京，是不习惯的。不仅是东北气候寒冷，皇宫里那一套三跪九叩的礼节不适应，更主要的是溥仪对她存有戒心，那种冷漠的态度使她忐忑不安。康德四年(1938年)3月1日，即我俩结婚将近一年的时候，关东军强迫溥仪签字通过了《帝位继承法》。
帝位继承法
第一条满洲帝国帝位由康德皇帝男系子孙之男子永世继承之。
第二条帝位传帝长子。
第三条帝长子不在，传帝长孙，长子及其子孙皆不在，传帝次子及其子孙，以下皆仿此。
第四条帝子孙之继承帝位，先嫡出；帝庶子孙之继承帝位，以帝嫡子孙皆不在为限。
第五条帝子孙皆不在，传帝兄弟及其子孙。
……
这是因为浩已怀孕，迫近分娩，如果生个男孩的话，在目前溥仪无嗣的情况下，就可以由一个含有日本血统的孩子来继承皇位，这是溥仪最惧怕也是最感痛苦的事情。对他来说，《帝位继承法》的颁布，有如末日之将临；对我来说，虽然明知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事，可也难免暗暗自喜。溥仪对这种政略性的婚姻心存警惕，甚至怀疑浩是日方派在我身边的密探，平时见面时总是坐得远远的，在一桌吃饭时也不吃一口浩制作的饭菜，实在不得已时，只好在我下过筷的地方，勉强夹一口尝尝。倒是浩努力去适应这种陌生的生活，她以为她嫁到爱新觉罗家，就是个中国人了。她要做一个中国人家的好儿媳妇。
不过生活真寂寞呀!在我们家周围有一块1300坪的空地，我把地买下来，自己松土，种了500棵杏树。这里原来有个杏树林，每到三月杏花盛开的季节，游人常来这里踏青赏花，后来军队把杏树都砍了，我想把它恢复起来，将来就做我和浩散步游玩的地方。
四、初生的女儿使溥仪十分高兴和疼爱
1938年2月26日，浩在新京市立医院生下了我俩的第一个女儿。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我想了想，给她起名“慧生”，取其“智慧高深”的意思。我还给孩子写了首诗：
卒步三十二，今兹儿始生。马蹄身半老，蜗角愧浮名。久薄贪嗔障，偏深父女情。亲心何处在?呱尔夜啼声。
从诗里看，可以看出我过三十而立之年始获得了这个盼望已久的婴儿。尽管我是御弟，但诗里流露出自怜身世的意思。我爱我的孩子胜过一切。我那时在宫内的禁卫队上班，一下班我就守着我的女儿，我喜欢她。慧生出生时，很多人都来祝贺。“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关东军吉冈大佐也到医院来祝贺，他送给孩子的礼品是一件白色的松鼠皮大衣，听说他给孩子准备了两种绸带，如果是男孩子，就用水色绸带；如果是女孩子，就用粉红色的绸带。当他知道浩生的是一个女孩时，把系了粉红色的绸带的礼物扔下就走了。为什么吉冈对我们有一个女孩那样的不感兴趣呢?因为根据《帝位继承法》的规定，我俩有了男孩，就可以由我来继承帝位，以后再由我俩的孩子来继承帝位，以便实现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满洲的阴谋。现在我们有一个女儿，这就使得当初一手操办我俩婚事的吉冈大佐大失所望拂袖而去了。我喜欢慧生，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样做，溥仪就可以安于现状不用担心了。我的心情很矛盾，继承帝位似是喜事，但我不忍让溥仪伤心；不继承帝位，仍维持现状，但溥仪可以放心了。
溥仪对于慧生的出生非常高兴。也许也是因为她是个女孩，不会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而觉得高兴吧!他特别疼爱慧生，因此对浩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变。在吃饭的时候，他让慧生夹在他和我之间坐着吃饭，连我的妹妹的孩子们(三格格和五格格的孩子)进宫也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他们只能到另外一间大屋子里去吃饭。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分给慧生的菜夹到慧生的盘子里。慧生不吃。溥仪问她为什么，慧生说她想把这些菜带回家给小姨吃。溥仪被孩子体贴别人的心肠感动了，就告诉孩子说：“你别担心，一会儿我把这些好吃的菜都装进盒子里带回家去。你放心好了，你多吃一点吧!”溥仪对我用一种充满羡慕的眼光说：
“你真是个幸福的人呀!”
众所周知，溥仪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是不幸的。我从他这话里听出了他的痛苦，我的心里也隐隐作痛。
还有一次，慧生穿了件底襟很长的衣服进宫，自己踩着了衣服摔了一跤。溥仪急忙跑过来，抱起慧生，送到浩的身边，对浩说：“不要给孩子穿这么长的衣服，太危险了。”溥仪是多么喜欢慧生呀!
溥仪喜欢音乐，会弹钢琴。慧生4岁时，溥仪就送给她一台钢琴，由当时唱满洲歌出名的岩田寿子先生教练。她学得很不错。后来慧生又学会了拉小提琴。她曾经进宫，由溥仪钢琴伴奏，她拉了《闪闪的星星》等乐曲。慧生的宫中语言学得也很快，她和清朝皇族一样，称父亲为“阿玛”，母亲为“奶奶”，不像一般家庭中称呼父亲、母亲为“爸爸”、“妈妈”。她最喜欢我，曾经自己编了支歌《阿玛和小慧生》或叫做《小慧生和阿玛》，和我一起即兴唱着。当我们父女俩边唱边玩沉醉在美妙的歌声中时，我真感觉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1942年，慧生5岁，正值“满洲国”建国10周年，高松宫殿下作为天皇的代表，从日本来满洲参加庆典。为了纪念高松宫殿下访问满洲，慧生唱了《恭迎高松宫殿下歌》的歌曲，并且灌了唱片。这张唱片当时在伪满洲蓄音器株式会社的录音室里放过，听起来清脆悦耳。这张用中日两种唱词录制的唱片曾经复制了十来张，有的被带回日本。浩曾经留有一张，可惜后来在她的离乱生活中遗失了。如今浩和慧生都已经离我而去了。我手头保留着的慧生的遗物，只有她后来在日本学习绘画时绘制的《酒和鱼》静物写生油画，由浩从日本带回来挂在我的会客室的墙上。看到这张画，我还能想起慧生幼时活泼可爱的形象。
五、战时的新京、北京和东京，与女儿慧生的永别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我曾经两次去日本。一次是1939年春，我担任了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的职务。我们住在东京牛达若松町，每天早晨都到樱田町伪满洲国大使馆武官室去上班。每天晚上都要出席外交关系宴会或者接待客人，有时浩也参加。那次去日本，皇太后接见了浩，并且叫浩带上慧生去见她，还赠送了慧生礼物。
1939年10月，我调到奉天军官学校去上班。那时浩已怀着女雩生，我劝她分娩后再回国。1940年3月13日，浩在顺天堂医院生下了女雩生。1941年6月，浩带着慧生和女雩生回到新京，我那时住在奉天五格格的丈夫万嘉熙的家里，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才回到新京和家人团聚。
1942年北京的醇亲王一定要我们带上慧生回家住几天，我利用暑假带领全家人去了北京。这次回家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对浩来说，1941年在醇亲王六十大寿的时候，她已经去过一次北京，她对王府规模之大，生日庆典的隆重，感到非常惊奇。那一年，她亲自写了一张字祝寿，博得了醇亲王府的称赞，觉得日本女子也懂得书法，能写汉字，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次醇亲王是想看看孙女慧生，于是我们就携带刚刚两岁半的慧生，还有刚从日本来中国的浩的妹妹，一起再回北府。见了醇亲王，慧生也学着我们的样子，向爷爷叩拜请安。醇亲王把慧生抱在怀里。这是他的第一个亲生孙女。我和溥仪都远在东北，一家人分隔两地，醇亲王难得看见自己的骨肉，如今看见慧生，倍觉亲切。慧生用日语和华语唱起了歌，醇亲王笑着说：“和三格格小时一样!”我每天早晨梳洗完毕，去参拜祠堂，然后给父亲醇亲王请安，又一起用餐，在花园里散步。当我陪着父亲在林间花径上悠闲地散步时，我不免想起从前我在北府经常过这种宁静的生活，只是这几年为了复兴清朝留学日本，才过那种疲于奔命的学校生活。后来又在伪满洲国任职，过着那种忍气吞声的生活。前后对比，我不知何时才能重过这样清静的生活呢!真是感慨万分。
我与浩和慧生重游了一次紫禁城。慧生被辉煌巍峨的京城宫殿迷住了。她从未见这么雄伟壮丽的建筑，她还被特许坐在慈禧太后坐过的椅子上照了张像。照像的人对她说：“这是你老祖母坐过的。”在紫禁城的一霎那，我想起了我和溥仪在故宫读书的那段生活，我俩共同策划外逃，以及偷运文物外出等情况。岁月无情，几年过去，我俩都离开了紫禁城。溥仪当上了“皇帝”，我也在伪满洲国当一名军官，只是我俩处在日本卵翼之下，复兴清朝的美梦何时能实现呢?一想起这一点，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了。我们也重游了颐和园。我的几个在王克敏汉奸政府工作的同学为了我能够平安地游览颐和园，特别加强了保卫工作，因为颐和园附近治安情况不好。在颐和园内长廊漫步，在昆明湖泛舟，我看到了万寿山顶上的日本哨兵，同样感到北京处在日本统治下的阴影，再也无心在北京游玩。
回到新京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了对美国的全面战争。伪满洲国也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向美、英宣战。
就在这一时期，溥仪遇到了很大的不幸。他心爱的贵人谭玉龄突然死了。死因溥仪一直认为是吉冈陷害的，因为谭玉龄公开表示了对关东军的不满，于是吉冈请来西医，为她打了一种来历不明的针药，不久她就死去了。谭玉龄贵人死后，溥仪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新京的一座庙里。解放以后，由我的侄儿毓品山把骨灰带回北京葬在他家的庭院里。
1943年秋天，我被派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我们全家又到了日本，住在东京的麻布狸穴。为了能让慧生上学习院的幼儿园，浩在前一年就托浩的妹妹把慧生接回日本，住在慧生的姥姥家。这时嵯峨家已由滨口搬到东横绒日吉。嵯峨父母对慧生是疼爱的，但是战时衣着、烟草都实行了配给制，慧生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当我重到日本见到慧生时，她穿着粗糙的衣裙，但和从前一样的健康活泼。幼儿园的伙食好一些，有时还能吃到外边很难吃到的小油饼。
慧生在幼儿园里，每周两次到住在世田谷用贺的铃木镇一先生家学拉小提琴。她的小伙伴中出了位名家，现在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小提琴家丰田耕儿先生(柏林艺术大学教授)就是当时慧生学习拉小提琴的同学。
1944年，战争更加吃紧，物资更加匮乏，我明显地感到生活不如以前了，吃饭只能吃些荞麦汤圆，或吃混合面。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我还坚持学习。有时溥仪怕我吃不饱，特意从伪满为我捎来了肉松、干酪和点心。我真感激他。在寒冷的冬夜里，生一只取暖的火盆，我披着中国式的毛皮外套，把脚跨在火盆上，一直学习到深夜。
到1945年，由于战争连绵，连陆军大学的教官也走上了战场。学校实在办不下去了，我们也决定回新京去。
1945年2月，我和浩带着女雩生乘军用飞机返回新京，慧生因为要上小学，留在日吉嵯峨的家里。清晨，慧生在羽田机场为我们送行。那天天气很好，我清楚地看到慧生在微笑着向我们挥手，我也挥手，但我觉得惆怅。可恶的不得人心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渐渐地我看不见慧生了。她消失了。
天哪!谁知道这次别离竟是我和慧生的永别呢?因为自那以后不久，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和接踵而来的战犯生活，而慧生后来也死于与爱情牵连的事故中。现在我要是回忆慧生的话，只能回忆起她那童年天真可爱的笑容，以及那次机场上模糊的送行时微笑的面容。
六、日本投降前夕愈来愈难堪的生活
我们乘坐的军用飞机，途中因为空袭，临时在大阪着陆，等到达新京机场时，飞机误点，已经是晚8点钟了。久别的新京，在夜里看来，更显得静谧和安宁，与不久前被空袭的东京来比，使人觉得和平是多么宝贵呀!但我忧心忡忡，因为我知道伪满洲国已被绑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车上，这种虚假的和平是很容易在一个早晨被破坏的。
我和溥仪经常议论未来的局势，愁眉不展。我们梦想复辟清朝，一直没有死心，但当前如何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束缚，不当殖民地的奴才，更是直接面临的议题，而我们对此毫无办法。
由于战局的恶化，我们在伪满的日子也愈来愈难过，事实无情地讽刺了我们，我们只能做关东军的奴隶。其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关东军御用挂吉冈飞扬跋扈的气焰。
谭玉龄贵人死后，溥仪心情十分苦闷。吉冈张罗着为溥仪再娶一位贵人。溥仪怕吉冈在他身边安插一名密探，自己选了位15岁的小女孩子，叫福贵人，即李玉琴。吉冈不征得溥仪的同意，即把福贵人的照片寄给了日本皇太后。溥仪十分气愤，那张苍白的脸上青筋直跳，显得更加苍白。吉冈甚至肆无忌惮地当着很多人公开说：“皇帝算什么，他连个后代都没有。我要是不管他，他什么也干不成。直截了当地说，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听了这些话，明白了溥仪的处境。现在关东军不过是在利用溥仪，如果到了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怜悯地杀掉溥仪。
至于我呢?
我的地位不如溥仪。当时我已经升为伪满洲国军的上尉，我要出去乘用自己家的汽车也不准。理由是：“一个满洲国军上尉不能乘自己家的私用车。”在日本，皇族也能享受特殊待遇，为什么我这个“满洲国”皇帝的御弟竟连坐汽车的权利都没有呢?“满洲国”的“总理”张景惠也觉得太说不过去，亲自去向关东军交涉，他愿意自己掏钱为我买一辆汽车，最后也是不准。冬天到了，我家的煤不够用，浩都冻得患了感冒，水管也有冻裂的危险。我们实在无奈，知道向宫内府申请是无用的，只好向关东军求援，这才分给了我们一点煤。
溥仪和我尚且如此，老百姓的生活更是困苦了。拿孩子来说，日本孩子可以吃白米饭，伪满的孩子只能吃高梁米和粗粮。日本军人纯毛袜子穿不完，满洲人连织袜子的线都没有。满洲人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当时，在满洲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话：
“关东军是天皇，满洲铁路是中将，警官是少佐，剩下的日本人是下士官，而满洲人是猪。”
满洲是一座愤怒的火山，关东军正坐在这座火山的顶端上，摇摇欲坠。
就在这样紧张的日子里，由于战争吃紧，日本国内也是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这时学习院已封闭了。慧生和浩的母亲、妹妹一起疏散到日光附近的山里——枥木县的船生。昭和二十年(1945年)暮春，浩的妹妹来了封信：
……在日光的深山里，也传来了要拥戴天皇、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的风声。甚至命令任铫子酱油社社长的舅父提供酱油瓶子，这是用来装上炸药，对付从铫子海岸登陆的美军的。总之，武器相当欠缺，战局十分危急，粮食匮乏。也许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封信了。我祈祷运送这封信的轮船别被击沉……
看了这封信，我十分着急。我想念寄居在外婆家的慧生。在战局混乱的年代，一家人应该在一起，是不是打个电报让慧生赶紧回国呢?我想。
但是，来不及了。当时海上交通已经中断。我们一家已经被日本海分隔在两岸，飞机也已不通航。慧生只能一个人依附外婆住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