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逊穆震扬:船走九州：中国成为贸易枢纽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官君策

清代的商人的国内贸易和运输

清朝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划界，可以划分为中前期和后期。在清朝中前期，清朝的关贸又以1757年划界，但是，乾隆帝1757年命令的主要目标是英国、荷兰商人，一口贸易的禁令不涉及中国商人，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另外三处海关还承担了对国内贸易收税的职能。

中国有庞大的内陆水系，黄河部分河段与长江航运，加之纵横南北的大运河，构成了中国水系的主体，这套水系运输系统，承担了中国大部分商业和运输功能。

国内贸易的大宗，粮食和布匹稳居首位。而内陆水系中承运的粮食，在清朝前期承担了每年6000万石之巨，布匹的销售往往与粮食和食盐相伴随，数额同样巨大。

但是作为内河航运的补充，清朝中前期，海运的粮食数额，也是居高不下，这其中包括了从东北外运的粮食1270万石，山东、天津、上海间的运量480万石，南方各省间运量300余万石，在嘉庆年间统计的数额，大约是每年2050万石。

而布匹的运量，可以从清中前期上海的统计数据中看到一二。清中前期，苏松地区已经发展成为纺织业重要基地，每年能生产布4500万匹，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通过上海由海路，分别向北向南发买到天津和广州等地，由此可见，清朝中前期的海运和海上贸易之发达。（《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

清代商人对日本贸易和海上贸易中的漂流

既然是海上运输和贸易，就会遇到海难和事故，根据韩国文件《问请别单》显示，清前期遇海难而漂流到韩国的海漂船27例，其中3艘因船票丢失无法判断，其余24例中，仅有2例是官船，其余22例竟都是私营船主，既然他们能够在海难中安然漂流到韩国，那么，清中前期的海商们，又是否存在与朝鲜、日本的贸易往来？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康熙五年（1666），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有35艘，九年（1670）增至36艘（大庭脩：《日清贸易概观》）。

特别是开海贸易后，中国与日本的通商进入了正式缔约贸易时期，到日本贸易的商船大增。康熙二十四年（1685）有85艘；二十七年（1688）更增至193艘，随船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达9128人次。据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67年间，中国开往日本贸易的商船总数达到3017艘，平均每年41.4艘。（据木宫泰彦著、陈捷译；《中日交通史》下册第327-334页）

商船的吨位也很可观，一般的小船能载重100吨，中船可载重150吨，大船可载重250吨到300吨，最大的可载重600到1000吨，而宋代船的载重量为110吨左右。中国的商船还从事东南亚各国与日本的转口贸易。

如此频繁和大宗的对日贸易，不要说是日本那种只接受不主动出海的国家，就算是另外一个被允许参与对日贸易的荷兰，在贸易量上也是远远不如，可以说，在对日贸易上，中国占据的是绝对主动权。

清代对外出口的物资和中国商人跨海到马尼拉等地贸易

日本地小民贫，反而大兴“闭关锁国”，国内的物资匮乏可想而知，所以，中国对日本贸易中受益巨大：

清代前期，中国海外贸易的进出口货物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是空前的，其中出口的主要是丝、丝织物、药材、糖、纸张和书籍。这些物资都是外国特别是日本需要的，大量商品输往日本贸易，对中国也十分有利，因为这些货物“大抵内地价一，至倭（日本）可得五，及日货，则又一得二”（林春胜、林信笃编：《华夷变态》卷一，浦廉一：《华夷变态题说》）

而中国对东南亚各国也一直保持了旺盛的外贸，前文已经讲到，仅仅嘉庆二十五年（1820）前后，驶往东南亚的帆船共295艘，而这些中国商船，为东南亚带去的是丝、茶、糖、药材、瓷器和中国的土特产。

至于出口到欧美各国的商品主要是：生丝、丝织品、茶叶、瓷器、土布、麝香、朱砂、明矾、铜、水银、甘草、生锌、大黄、桂子、糖、冰糖、薑黄、樟脑、绸缎、丝绒等。其中以生丝、丝织品、茶叶、瓷器、南京土布为大宗。

透过如此名目繁多的出口产品清单，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中前期的对外贸易是如何繁盛与发达。

清代广州关税的暴涨

康熙二十三年设置粤、江、浙、闽四海关后，关税的收入基本是呈现一种上升趋势，比如：

雍正初年，粤海关收关税定额为43，750两白银，到乾隆初年为271，953两，嘉庆初年竟暴涨到899，064两，道光十一年则维持在899，064两。

而闽海关的征税定额从雍正初年的73，549两，到乾隆初年的203，335两，到嘉庆初年和道光十一年的186，549两。

显然的闽海关在征收定额上受到了1757年乾隆帝一口贸易令的影响，可从数额上看，这种影响并不大，甚至连20，000两白银都不到。

这种情况，也或多或少的在江海关和浙海关出现。

当然，如果以这些数字和资料就轻易否定广州粤海关的作用，是完全不客观的。与闽海关相比，粤海关的定额增长简直就是一次井喷，从一开始的4万余两白银，区区十余年间跨到27万两，再经过60年就暴增到将近90万两白银，这种增长中，可见广州粤海光是何等的繁华。

当然，如果以这些数字和资料就轻易否定广州粤海关的作用，是完全不客观的。事实上，上述的数字只是海关征收定额，也就是说，是一种底线，是海关必须完成的数额。那么，粤海关实际完成的关税征收额是多少呢？

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九年的10年间，粤海光平均实际征收关税为1，497，824两白银，道光九年到道光十九年的10年间，略涨为1，538，576两，达到了全国关税总额的三分之一。

固然，这是因为广州成为一口贸易的受益者，但不能否认的是，仅仅是欧美商船的贸易，是无法撑起如此巨额关税，那些从中国航行到马尼拉的中国商船，也为这巨额关税增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