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什么生肖是三只脚:张申府、李大钊、谭平山、叶挺、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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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中国共产党三个主要创始人之一、介绍周恩来、朱德入党、推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
李大钊---中国共产党三个主要创始人之一
谭平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到人
叶挺----北伐名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
项英---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张申府
张申府(1893年--1986年)，中国共产党三个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之一。张国焘由他介绍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退出中国共产党。1931年张申府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利用讲坛宣传爱国主义，并投身于抗日运动，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游行。1937年 卢沟桥事变后，张申府到了武汉，1938年7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六人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1942年申府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并任中央党委。1946年1月他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初，他回到北平，1948年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受到共产党人和民盟领导人的批判。 1957年被认为是右派分子，1960年摘帽。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直到1979年才获彻底平反，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辞世，享年93岁。
主要著作:
《所思集》
《张申府文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
哲学研究：
在建国以后，
先生一生致力于将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统一起来，取长补短。但极其遗憾，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一套学术体系。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些零碎的思想内容。晚年的
生平纪事:
1、1908年
2、1913年
3、１９１７年，张申府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教预科数学和逻辑。通过同学郭晓峰，张申府认识了李大钊。这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常去李处闲谈，因此张亦与之熟识，李大钊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由于工作比较忙，就让张申府帮助在登录室做一些工作。在李大钊离开的时候，张申府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1918年毛泽东由伦理系的杨昌济老先生（杨开慧父亲）介绍来担任登陆室工友，在
4、张申府在北大时担任了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杂志之一《新青年》的编委，还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两个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团员。另一位伟大的传奇郑超麟先生曾经回忆他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程度是因为看了
5、1918年冬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三人联手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杂志《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
6、张申府在当时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并撰文评述其哲学思想，在当时曾有广泛的影响。张申府系统研究了罗素的各类著作，宣传研究罗素主义，仅25岁已成思想界罗素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手。罗素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
7、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筹备建党，为了确定组织名称，在上海的陈独秀在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可见张申府在当时的作用之重。
8、1920年10月，这三人又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基层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张申府成为这个共产党前身的最早创始人之一。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创始人李大钊和张申府准备发展党员，他们首先看中了刘清扬（后来张申府的妻子，天津学生运动和觉悟社的领袖，张申府正是通过他认识了周恩来），可是刘没有同意，他们后来发展的第三名叫张国焘（有一说刘清扬不答应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发展名单排在他后面的是张国焘，张当时是刘清扬的热烈追求者，与刘有过一段并不愉快的恋情）
9、张申府不但参加了党的早期创建工作，在当时还是“南陈北李”间的奔走串联者，为中共建党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10、1920年冬，
11、1922年，张申府由于支持留法学生抗议中国学院院长吴稚晖拒收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入学而毅然辞去教授之职，眼看巴黎的生活日益艰难与刘清扬、周恩来一同乘车转往德国柏林。当时朱德和孙炳文（中共后来的第一大美人孙维世的父亲）在德国，朱德由周恩来介绍认识了张申府，张申府又成为这两人的入党介绍人。
12、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由于张申府当时的老大哥身份，他没有出席成立大会，但经常对他们发号施令，正是这种身份的隔离，终于1923年少年共产党宣布开除张申府。
13、在德国期间，张申府曾和大数学家希伯特探讨问题，并且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界的重要作用。
14、1924年回国后，张申府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了蒋介石的德文翻译，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最高的任职，张还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第一期录取揭榜时，后来的“黄埔三杰”之首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奇怪的是《陈赓大将》这部所谓忠实反映历史的电视剧里黄埔三杰的另二杰蒋先云和贺衷寒都不见了），可以说黄埔一期都是张申府的学生。
15、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另一位中共创党元老戴季陶，在他离开时张申府多次任政治部代主任，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张申府开出十五人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张还为周解决了欧洲回来的经费，用一手之力将周推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也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
16、１９２４年６月下旬，张申府因与蒋介石难于共事，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17、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时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提出退党，周恩来一度支持他的观点，但很快屈服，张后来有这样的评语：“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则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
18、退党之后，政治界少了一位明星，文化界却多了一名健将。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所教的都是罗素哲学或逻辑。当时的哲学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的胡适，柏格森生命哲学主要介绍者是留德的张君劢，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留德的贺麟，罗素新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法的张申府。
19、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还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三位教授。几人颇相契合。〔冯友兰的堂妹后来还嫁给张申府的弟弟张岱年。〕几位大
20、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姚克广（姚依林）、孙荪荃（时任女一中校长，张申府当时的情人，后来嫁给了另一位传奇人物中共的创党元老谭平山）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游行总指挥，政府嫉恨，于1936年2月将张申府刘清扬同时逮捕，被关在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了两个月，才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之后，又讲了几个月的课，到暑假时，清华当局囿于当局压力把张申府解聘了。
21、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这就是民盟的前身，后来知名的三党三派之一，救国会另几位主要领导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成立，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
22、张申府离开共产党之后还追随邓演达，与邓、章伯钧、黄琪翔共同创办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人称第三党。
23、1938年7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六人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张申府为参政员，与蒋介石矛盾日深，蒋有一次当面骂他，说他“反对政府”，“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表示有人在防空洞里亲耳听到的。张申府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纯属无中生有。其实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章伯钧，事后章感到过意不去，曾登门向张申府表示安慰。他因为平白无辜挨了蒋的一通骂，怒气未消，就提出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政治部长张治中听说后，跑来一再慰留，他才留下了。结果是他的参政员当不成了。
24、在重庆开始热衷于搞宪政座谈会，就是各个在野小党派的经常性聚会，
25、1946年1月他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26、1948年张申府在储安平的《观察》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文章，为张申府今后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27、从建国以后到1986年去世的半个世纪内中，张申府便被全面封杀，不准出面，不准说话，写作不准发表，他只能在孤寂冷清中度过余生。甚至平反后1992年出版过近四十万字的《民盟史话》，其中对张申府也还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根本不提他在民盟所起的作用。
28、1949年后，张申府的工作也成了问题，最后还是周恩来决定让他去北京图书馆作了研究员，1957年他毫无悬念地成为右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直到1979年才获彻底平反。
29、所幸的是：“要清白，请长寿”
30、1986年
子孙追忆：
祖父濂公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当选国会议员。父亲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时到北京求学。
父亲少年时非常勤励，在小学住校时，同宿舍的七八人中，有几个纨绔子弟，整日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而他根本不予理会，一心苦读，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北平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革命风暴席卷神州，父亲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情绪高昂，决心投身于民族革命的大潮中，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当时，以孙炳文为总编辑的天津《民国报》公开进行革命宣传。父亲以“赤子”为笔名，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在该报上发表，总题目为《零金碎玉》。
辛亥革命后，学校停课，同窗好友，星散各方。回家乡暂住一段后，1912年暑期，他再次来到北京，考入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预科”相当于附属高中，学制为三年（后改两年），毕业后可以免试升入本科。父亲在预科上了一年，觉得并不很吃力，便报考了本科，入文科哲学门（系）学习，不久转入数学门（系）。
1917年，父亲在北大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逻辑和数学。三年后提为讲师，其间曾一度协助李大钊同志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是年初，
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创建工作也在积极进行。1920年初，父亲参加了党的早期创建工作，在“南陈北李”间奔走串联，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文化交流，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五四”运动后，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
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父亲应聘前往教逻辑，1920年底到达法国巴黎。此行他还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即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在海外建立发展中共党组织。1921年年他先后介绍刘清扬和已先期到达法国的周恩来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与周恩来、刘清扬和从国内来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并与国内的陈独秀常有书信往来。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左二）和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在柏林万赛湖。左一为赵光宸。
1921年9月，爆发了留法学生要求开放里昂大学的斗争。父亲为此奔走活动，并去向吴稚晖交涉，但毫无结果，最终这场斗争在中法当局的联合迫害下失败了。父亲无比愤慨，盛怒之下辞去了教书之职，离开了里昂中法大学。
1922年父亲和刘清扬、周恩来一起转到德国，后与周恩来一起介绍已到德国的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中共旅欧支部成立，父亲和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其中负主要责任。
1923年底，父亲经请示党中央后，离开德国，经莫斯科回到祖国。
到北京后，他本拟再回北大教书，不意竟为胡适等所拒。经李大钊介绍，父亲到了广州。
是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创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了培养革命军事人材，广州正在筹办黄埔军校。父亲到粤后，马上参加了这项工作，并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受聘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父亲任职黄埔军校后不久，即感到时任校长的蒋介石为人跋扈、刚愎自用，难于长期共事，遂借机离开军校，而在暑期父亲回京休假返粤后，国民党右派、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却突然翻脸，借故不再下聘书，父亲失去广东的工作，不得已转到上海。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父亲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与人争执，而后负气提出退党，他认为：“在党内因意见分歧，发生龃龉，反而多所妨碍”，“在党外仍当与党配合工作，永远同党保持友谊关系似更妥”，表现出传统士大夫那种“合则即，不合则离”的态度。
此后父亲主要的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厦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难日甚一日，满怀爱国情感的父亲，经常利用讲坛，痛斥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宣传爱国思想，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父亲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
父亲的爱国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安。1936年2月，他被捕入狱，直至5月，经
离开清华大学后，父亲仍致力于抗日救国运动，后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参加民主政团同盟，并任中央常委，为了推进国共合作，他与其他民盟领导人一起，作为第三方面斡旋国共间的和平谈判。 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父亲被安排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冲击，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彻底平反，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辞世，享年93岁。
后人评价：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是中国罗素研究的第一人，他是黄埔军校教官中的中共第一人，他是中国第一个推介爱因斯坦的人，他是一二九运动的幕后总指挥，他是新青年杂志的编委，他是民盟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是毛泽东北大图书馆的领导，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他是朱德的入党接受人，他是《每周评论》的创办人，他是活的最久的中国共产党创党元老之一，他是妇女解放的先驱……他是谁？他就是
谁推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的？
孙中山下令筹备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邓演达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以黄浦旧水师学堂和陆家小学旧址为校址。
因缘际会 进入黄埔
因缘际会进入黄埔张申府与毛泽东同年出生（1893），并曾在北大图书馆共事；还同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人之一。1920年张申府赴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书，1924年回国，成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是最早踏上黄埔岛的中共“红色教官”。
“统一战线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谋求通过把其成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埔军校，从而影响国民党。”（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在黄埔军校建校初期，中共有意“安插”进黄埔军校任教官的，仅有张申府一人。视军权如命的蒋介石，深谙“有军则有权”的道理，黄埔军校“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毛泽东语）。张申府是怎样进入黄埔军校并在重要部门担任职务的呢？
张申府非一般中共党员，早年与陈独秀、李大钊来往甚为密切，是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的编委之一。1918年12月，三人联手创办了《每周评论》。这份杂志后来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启蒙转向政治救亡的标志。在当时许多热情的爱国者看来，政治比学术更重要。
1924年2月，刚从欧洲归来的张申府来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因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荐，加上当时广州留学生很少，改组后的国民党迫切需要人才，张申府受到廖仲恺等人格外热情的欢迎。时值国民党筹办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黄埔岛，又称黄埔军校），参与筹建军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的人会讲英语、德语。通晓英语、德语的张申府很快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员。
其实张蒋相识并非始于黄埔，据张申府回忆：“那是1923年的11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正奉
1926年前的蒋介石仍是国民党中派的“代表人物”（周恩来语），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虽然对苏俄存有戒心，公开场合却高姿态地赞成“联俄”，并接受“联共”。羽毛未丰的蒋介石深谙招揽人才为己所用的道理，拉拢左派势力，包括年轻的共产党人，以提高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正如军校教育长、后任代校长的方鼎英所言：“本校政治部之共产分子，如熊雄（也是蒋介石在莫斯科逗留时认识的中共党员）等，皆为校长延揽而来。“
由于各省均在军阀势力下，黄埔军校不能公开招生，国民党中央只好乘“一大”会议之便，委托返籍各省中央委员私下招生，其中最积极者有毛泽东、于右任、戴季陶、居正等。经过当地考试合格后，约1300名考生来广州复试。复试的国文试题为戴季陶拟定，数学试题由王登云负责，张申府除了和几位苏联顾问负责口试外，还负责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第一期招生近500名，其中包括陈赓、徐向前、蒋先云、李之龙、周士第、左权、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日后著名人物。
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与国民党改组后的建军思想有关。孙中山建军校的宗旨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按照孙中山的意思，所谓革命军，就要有革命精神，就要学习列宁经验，培养一批具有奋斗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战斗的革命.
战士。军校仿效苏联政治第一、军事第二的做法，与德日意绝对不谈政治的军国主义教育完全两样。蒋介石虽有“联俄终无善果”的念头，但他的“利用俄国的援助，把它变成自身的利益”的投机心理，并不妨碍他赞同和接受苏联军事经验。但是，国民党本身缺乏政治教育人才，于是孙中山与中共协议，由中共派年轻优秀的党员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领导职务以及政治教官或学校秘书等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申府被蒋介石选中。
举贤能荐恩来
当时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往往是“跨党”成员，但张申府明确地说自己是“为共产党工作”。只是他在军校的作用并不在本职的“政治教育”上，学校草创，财政艰窘，教材缺乏，政治部闲淡，甚至没有正常的政治课。
张申府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于他利用和廖仲恺等人的关系，将更多的优秀中共党员引进黄埔。他在一封信中说：廖仲恺同志在黄埔军校负责实际筹备工作（引者注：蒋介石离开广州期间，廖仲恺任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后担任军校党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常请我吃饭，谈军校工作。……谈话之间，他们希望我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
廖仲恺和戴季陶都是当时的国民党左派。戴季陶曾是中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的推荐信上共有15人，全是共产党人，位列第一的是周恩来，第二是周佛海。此外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人，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分子。
张申府与周恩来相识于1920年。张申府到巴黎后，与先期抵达的周恩来重逢，两人经常一起聊天，在互相尊重中建立了私人感情。1921年春，23岁的周恩来经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8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小组成员。
接到张申府的推荐信后，时在法国的周恩来很快回信，表示愿意回来。张申府将此事报告廖仲恺。廖二话不说，立即答应寄路费。
1924年9月初，周恩来抵达广州。他对黄埔军校表现出极大热情。黄埔一期生刘天回忆说，周恩来到广东之前，“在共产党内的地位，还只是一个地方干部而不是中央干部。但他是很聪明的，他看到了黄埔军校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
周恩来以极大的热忱投入黄埔军校的工作。黄埔军校成为周恩来戎马生涯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是公认第一个认识到中国需要一支革命军队的人。
两个月后，周恩来继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的“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周恩来接手后，逐步使之完善。周恩来聘请了不少优秀的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如聂荣臻、李富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萧楚女、张秋人等。
周恩来重视发展军校中共党团组织，在他领导下，成立了黄埔支部。在中共党史上，黄埔支部（后改为黄埔特别支部）的地位令人瞩目，支部干事都是精英分子，活动能量极大。
中共在黄埔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也是从周恩来开始的，他利用自己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黄埔军校秘密发展了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军。在叶挺的协助下，周恩来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则组织了另两支亲共产党的连队。日后这些武装力量成为中共发动起义的骨干。
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说过，中共真正“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的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
形势变化 “开了小差”
张申府虽然是黄埔军校第一位红色教官，但他在黄埔时间并不长，于
等到开学后不久，一因黄埔不在广州城里，由黄埔到广州坐小汽艇也要一两个小时。
我在广东大学教课，本已很忙，这样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再则蒋介石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的作风，我更看不惯。当时学校本规定，凡有布告都要党代表与校长联名才能发表，可是蒋介石却常常不待廖仲恺来校便发布了。还有那种习惯了的反动军人气焰也更使我难耐，另外这时国民党的右派又渐渐抬头了，戴季陶已经不辞而去，我当然更不能干了。
由于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拥有很大自主权，凡校务几乎由蒋说了算，周恩来说，“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
张申府对蒋介石不满是可能的，但蒋介石的强硬作风并没有直接施加到张申府头上。他的开小差与此时政治局势的变化有关。
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中共决定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以使国民党革命化。这个革命化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当时“差不多一切党部和民众团体的下层组织都充满共产党，尤其军队的党部和政治部更充满共产党”。共产党发动轰轰烈烈的工运农运，被国民党认为“在那里煽动罢工，那无异乎挑动民众向国民党反攻，而且一个政府最大的作用是安定秩序，现在没有一天不罢工，没有一个工会不罢过工”。（陈公博语）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这引起国民党右翼的极大不满，反共气氛日益浓厚起来。
1924年6月上旬，国民党在上海找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
他们发现，中共不仅在国民党内进行党团活动，而且有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扩展自身组织的明确目的，他们认为这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所作的“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声明。张继与谢持马上从上海直奔广州，一面与邓泽如等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一面质询鲍罗廷。孙中山不顾鲍罗廷“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的警告，同意在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讨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此反应强烈，甚至提议退出国民党。
按“马林方式”建立的国共合作体制，眼看就要走到尽头了。这种情形下，本来对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方针不以为然的张申府，面对国民党右翼的挑衅更是心生不满。早在1923年法国比扬古大会上，张申府便极力反对统一战线的立场。此时，戴季陶都不能立足，“我当然更不能干了”，更确切地说，张“更不想干”，于是随戴一起跑了，从此离开了黄埔军校。这一“跑”的背后，折射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与党、党内派与派之争的政治背景。
戴季陶“跑后”不久向“右”转，他的“戴季陶主义”成了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基础。张申府“跑后”几个月，在中共四大会议上，因反对继续接受国民党领导而负气退党，这是自喻“宁折不弯”的张申府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1924，大浪淘沙的年代。
李大钊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９日。１９０７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１９１３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１９１５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１９１６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１９２０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３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
李大钊牺牲后，１９３３年由党在白区的秘密组织将其安葬在万安公墓内。新中国建立后，在河北乐亭、北京等李大钊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相继建立了李大钊的纪念馆。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北京万安公墓建成，中共中央领导亲自参加，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主要贡献
李大钊同志１８８９年１０月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那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统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进入二十世纪，辛亥革命爆发、新文化运动涌起，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生，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曙光初现的变化。李大钊同志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１９１３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１９１６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同志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１９１９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同志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和运动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１９２０年３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１９２２年８月到１９２４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
１９２７年４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３８岁。
社会评价
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李大钊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青年时代，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李大钊同志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辛亥革命后，面对封建军阀篡夺政权、新生的共和国有名无实的现状，他不得不发出自己的“隐忧”和“大哀”。他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下定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努力奋斗。当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用卧薪尝胆的精神进行抗争。他因参加反日斗争而被当时就读的学校除名，但他毫不后悔。他认为，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相比，自己的学业微不足道。他始终把自己的学识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正是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促使李大钊同志奋不顾身、英勇战斗。他身上体现出的时刻牵挂国家兴亡、时刻不忘人民疾苦并为之奋斗的精神和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提倡。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李大钊同志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接受了他认为是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何其艰难，但他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并积极付诸行动。正是李大钊同志等一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使大批先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也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使中国工人阶级发展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自为阶级。这一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大钊同志对信仰和真理矢志不移，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而英勇献身，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的精神。李大钊同志比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他强调正确认识国情非常重要，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国情于不顾的。他认为，这个国情问题，不可求于外人。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他强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是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的。同时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因此，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直接从事工人运动；他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李大钊同志有着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的强烈进取精神，所以当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逐渐成熟的时候，他毅然提出了应该组织一个“强固精密”的统一的“劳动家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紧跟时代潮流，使李大钊同志当之无愧地成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先驱。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李大钊同志书写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著名对联。这幅对联，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李大钊同志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说过：“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正因为有这样的境界，当面对生与死考验的时候，他从容地选择了为他认定的主义和事业献出生命。李大钊同志的道德和操守非常崇高。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作风质朴，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他坚持真理，待人宽厚，团结同志，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他一生俭朴清廉，淡泊名利。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他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的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以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他牺牲后遗体下葬，棺椁衣裳都是朋友帮助提供的。李大钊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李大钊同志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在李大钊同志等革命先烈为之献身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勇往直前，历经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历史伟业。如今，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面对党和人民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展望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我们永远铭记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不朽贡献的革命先烈。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信心，扎实工作，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力完成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任务，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谭平山
谭平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建树、有影响的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时，他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后，他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建立广东中共支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在著名的南昌起义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他不屈不挠，组建中华革命党、创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加新政协，为追求民族独立和祖国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特别是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开展新政协运动中，他的主张和影响为民革和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协商建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谭平山（1886－1956），又名谭彦祥、谭鸣谦、谭聘三，广东高明人。1909年在两广优级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开始投身于反对清政府的宣传活动。1910年，于两广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到广东雷州半岛的雷州中学（前身为雷阳书院）担任数学教员。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谭平山在雷州被推选为广东省临时议会96个代议士之一，参加广东省临时议会的活动。不久，谭平山担任雷州中学校长。1916年，调到阳江中学任教。 1917年，谭平山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学习。在北大期间，谭平山参加了李大钊等组织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等组织。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壮举，曾被北京政府反动军警逮捕关押，后被释放。1920年7月，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并发起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广东支部书记。1923年，他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中央驻粤代表、老同盟会会员和老国民党的身份，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当选为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组织部部长。
1927年8月，谭平山与周恩来、朱德、贺龙、恽代英等领导发动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港澳。因他参加南昌起义，武汉国民党中央于
谭平山是中国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知识分子之一，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著名政治活动家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曾是湛江师范学院前身雷州中学校长。他在雷州中学工作过7年时间，为雷州半岛教育事业立过马汗功劳，是从我校走出去的杰出的革命活动家。
生平
谭平山是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他离开了党的组织，但仍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努力团结和发展进步势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出了贡献，不愧为有民族感的革命者和爱国主义者。
青少年时代
谭平山，原名彦祥、鸣谦，别号聘三。1886年9月1日出生于广东高明县新元村一个贫寒的缝纫匠的家庭里。他的父亲谭恢世，原是高要县大乐棠村人，幼年逃荒到高明县为一寡妇收养为子，并替人当伙计，又做货郎，走村串巷摆卖绒线，后来在明城南街开设和生小布店，除了卖些绒线外，也代人裁缝衣服。母亲李氏在家里为人缝补衣服，增加经济收入。
谭平山有兄弟姐妹五人，兄谭干祥，平山排行第二，三妹谭喜，四妹谭竹山，五弟
谭平山在兄长的支持下，继续读书。他为人聪慧，勤勉好学，记忆力强，成绩常列前茅。他读完广肇罗实中学后，又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考上当时广州有名的两广优级师范本科学习，成了这所学校的工读生。
在广州读书期间，谭平山深受
组织中共广东党组织
1917年，谭平山和谭植棠、陈公博、区声白等一帮广东青年考上北京大学。此时，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谭平山看见了新世纪的曙光，焕发出蛰伏的战斗热情。尤其是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影响下，谭平山参加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的“新潮社”，该社出版了《新潮》杂志，宣传新文化思想。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帝国主义者强将德国在我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北京城，群情激愤，久已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反帝怒火，象火山一样爆发。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的斗争，进一步激发了谭平山的爱国热情，他和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政衡》小报，明确提出“政治－－主根本的革新；社会－－主根本的改造，各种问题－－主根本的解决”。谭平山在《政衡》上先后发表《谁是制造社会革命的工人》、《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我之改造农村之主张》等理论文章，这些理论观点，反映了谭平山正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化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
1920年夏天，谭平山和谭植棠、陈公博、陈达材等人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谭平山担任广东高等
1920年8月，谭平山等在广州发起建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2月，陈独秀被陈炯明聘请为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接受聘请南来主要是为宣传马列主义，传播科学与民主等新思潮，并创建广东共产党组织。谭平山即与谭植棠、陈公博登门拜访。讨论建立广东共产党组织问题。
广东在建立党组织过程中，和全国各地一样都和无政府主义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谭平山经常深入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较深的理发工会的工人中，批判无政府主义各种谬论，鼓动工人加强团结，共同战斗，推翻旧世界，建立革命政权。谭平山并征得陈独秀同意，在《新青年》(这时《新青年》迁到广州)杂志第九卷第四号上，开辟了《论无政府主义》专栏，公开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想。
1921年1月，在陈独秀的指导下，经过谭平山等人的共同努力，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成立中国共产党，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出席了大会。同年11月，中共中央通知各地成立“区执行委员会”。谭平山被指定为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任中国劳动组合部南方分部主任，负责指导南方的工人运动。
1922年3月，谭平山参加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
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郑重地通过了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确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谭平山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
9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谭平山被委派为驻粤委员。10月，党中央决定派他作为我党的代表，参加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
谭平山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资格担当了相当繁重的组织工作。他和谢英伯、陈树人、林黄卷负责出版《国民党周刊》，还担任临时中央的书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据临时执委关于在广州、上海两地进行改组试点的决议，于11月上旬首先在广州区抓改组试点，对国民党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并总结了经验，在《国民党周刊》发表了《国民党改组中应该注意诸点》一文，受到
这时，孙中山要求加速国民党的改组步伐，潭平山和谢英伯、杨庶椹在负责起草《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使纲领草案体现孙中山的改组原则和革命精神，在廖仲恺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废寝忘餐，夜以继日奋战，终于在较短时间内，把草案写出来。由于草案写作采取论文式，一些很好的具体主张的概括，没有列出条文，在国民党“一大”前夕，李大钊谒见孙中山时，认为谭平山等人负责起草的党纲写得不错，建议修改成宣言形式，便于掌握和宣传。孙中山采纳了这一意见，立即嘱胡汉民、李大钊会同原起草人谭平山和廖仲恺参考民国12年《中国国民党政纲》一文，修改成后来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通过的宣言。
鉴于谭平山在筹备国民党改组中所起的作用，孙中山在商定国民党“—大”代表名单时，专门指定潭平山为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广州特别区代表。1924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特别会议，决定由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等人组成一个指导小组，指导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的中共党员。
谭平山以组织部长的身份物色革命人材，发展进步势力。他先后选拔和推荐了共产党员杨匏安任组织部秘书；彭湃、罗绮园任农民部秘书；冯菊坡、刘尔崧任工人部秘书；高恬波任妇女部秘书，等等。
9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谭平山为中共在国民党的党团书记。这样，他既参加国民党的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活动，又要负责统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国民党内的言行步调。
国共合作形成后，以工农为中心的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这时，反动的广州商团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气焰十分嚣张。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谭平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月，粤军和黄埔学生军进行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叛军。谭平山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一起，随同许崇智指挥东征。东征军英勇作战，锐不可挡，只一个多月就把叛军打得落花流水，获得大胜。
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北京两地分别设立临时委员会，广州临时委员会由谭平山和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鲍罗廷组成，负责处理紧急事宜。
出席共产国际会议
1926年7月中旬，谭平山在上海参加中共第四届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后，返回广州。由于国民党在第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组织大纲”，规定其任务是审查跨党分子之违背纪律及两党党员之纠纷问题，协商有关两党的各种重要事件的处理方法。国民党方面参加联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为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吴敬恒、顾孟余，建议共产党方面推三名代表参加联席会议。因此，谭平山遵照党的指示，同瞿秋白、张国焘参加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
这时，共产国际来电，要求国共双方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共中央决定谭平山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出席会议。国民党列席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的代表是邵力子。10月底，谭平山和邵力子从广东动身，取道海参崴前往苏联。
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主要是听取布哈林、斯大林、谭平山、罗易的报告。谭平山于29日的第十二次会议上，向全会提交了一份长篇的书面报告，并在会上作了口头补充说明。12月 2日，谭平山在第十三次会议上又作了题为《结束语》的发言。他说，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政治立场不能始终如一，因而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无产阶级虽然也较软弱，但它的力量是集中的。因此“中国民族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要保证民族革命的胜利，就要及时地加以解决土地问题，提出一些明确的要求；在政治方面，应该让农民参加地方管理，武装农民队伍；在经济方面，尽力解决捐税问题，制止高利贷者剥削农民。
15日在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谭平山被选为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主席，印度共产党代表罗易也被选入中国委员会。谭平山代表这个委员会作了报告。他说，中国委员会再次确切估计了中国的阶级力量，并确认中国民族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目前的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的领导权应属于无产阶级。最广大的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最后，谭平山还恳切要求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应给予比以前更加实际的指导，要关注和更加积极地支持我们的革命运动。
1927年2月，共产国际遵照斯大林关于加强对中国革命指导的指示，决定增派印度代表罗易赴华。邵力子要去比利时京城布鲁塞尔出席第三国际主办的反帝大同盟会议。于是，谭平山和罗易离开苏联，经海参崴抵达上海，然后乘船到广州。
2月，谭平山、罗易到达广州。这时国民政府已随着北伐的胜利发展，迁往武汉。谭平山在广州逗留三个多星期，才动身赴汉口。
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
自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政府方面的唐生智部下何键和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谭平山和鲍罗廷、陈公博、谭延闿开会研。究对付办法，最后确定由谭平山牵头，由鲍罗廷、彭泽湘、陈公博及唐生智的代表周鳌山、邓介松等人组成国民党中央查办代表团赴湘。谭平山于
但是汪精卫等人反共越来越明显，国民党召开中央会议也不通知谭平山等共产党人参加。后来，还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在国民党及武汉政府各机关任职的共产党员脱离国民党，同时还宣布禁止共产党员以国民党的名义工作。
策划八一南昌起义
会后，谭平山马上去第二十军军部找贺龙军长谈活。为了争取贺龙参加起义，他把暴动的意图征询贺龙的意见。贺当即表示武汉政府既违背
党中央接到谭平山、李立三等人在九江会议提出的暴动计划后，决定成立领导起义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领导这次暴动。
正当起义将要进入行动阶段，29日上午．张国焘从九江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先后给前委发来了两封密电说“暴动要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前委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起义需征得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同意，方能进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起义未能按期举行。
31日晨，继续开会讨论起义问题，在辩论中，周恩来非常生气地拍着桌子，责问张国焘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次暴动，你的意见与中央派我来的意见不符。”谭平山主张不管什么人的指示，事到如今一定要暴动，于是便和张国焘在会上大吵起来， 并指着张国焘的鼻子怒斥。前委经过激烈讨论，终于否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举行起义。
5日，谭平山随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南下。部队到了瑞金，前委开会决定：(一)批准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二)部队到达广东后，先补充第九军和第十一军，后补充第二十军。这两点由贺龙的入党介绍人谭平山、周逸群找贺龙谈话时讲清楚。会后，谭平山和周逸群立即找贺龙谈话，随即在瑞金小学内，为贺龙入党郑重举行仪式。
在南下途中，因溽暑远征，又遭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义军主力在潮汕一带遭到严重损失，最后起义失败了。谭平山参加在普宁流沙召开的会议后，转移到香港。谭平山到了香港后，曾再三要求到莫斯科学习。当时，党内机会主义者对他采取了冷落的态度，并于11月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处分了大批党内干部。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其原因是谭平山曾说过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周恩来同志后来说：“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
迎接新中国诞生
谭平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象一条在大海航行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但是，他对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决心是坚决的。1928年初，他从港澳返回上海，寻找党的组织，才知道自己被开除了党籍。谭平山再也不能参加党的任何工作，成了党外人士。
这时，不少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云集上海。谭平山等人决心以
1930年春，谭平山和回国不久的邓演达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8月在上海召集十个省区的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纲领性文件《我们的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事会。
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谭平山虽然没有赴闽，但积极支持福建政府的活动，推动李、蔡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福建政府失败后，谭平山退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但仍坚持反蒋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步步进逼。中共中央于
谭平山突然在武汉出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鉴于他原来的地位和影响，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争取他。叛徒特务张国焘获悉谭平山回到武汉的消息后，千方百计要和谭平山见面，受到谭平山的拒绝。陈独秀也在这时被蒋介石释放出狱来到武汉。谭平山在汉口的南京饭店与陈独秀相会时，因政治观点不一致，不欢而散。
不久，谭平山便参加了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这时，谭平山恢复了国民党党籍，被任命为国民党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指导委员和设计委员(周恩来为该部副部长)。国民参政会成立，连续担任历届参政员。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武汉政府迁往重庆，谭平山也随往重庆。这时，谭平山已察觉到蒋介石正在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特别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取消了抗日初期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谭平山终于看穿了蒋介石的所谓抗日救国言行。从此，他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进步民主人士的接触来往逐渐多起来。
中国共产党清楚地看到谭平山的思想正朝着人民革命方面转过来。1939年冬，谭平山也卷入了国民参政会的斗争。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常到谭平山家，对他的思想、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将我党对形势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及时告诉谭平山，终于使他下定到延安解放区的决心，要求党重新审查考验他，希望早一点回到党的怀抱。周恩来认为他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更能发挥作用。他十分愉快地接受了。
1941年春，谭平山听到中国共产党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也毅然拒绝参加会议，还特地把家从重庆搬到成都居住。1942年返回重庆，于1943年初，同陈铭枢、杨杰、王昆仑等组织了“民主同志座谈会”，1944年正式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1月“民联”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特园正式开幕，通过了“民联”的纲领和章程，谭平山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
1946年秋，谭平山从重庆回到上海，对蒋介石卖国、独裁的真面目看得更加清楚，他坚决拒绝参与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继续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因此，蒋介石想方设法要杀掉谭平山。在这种情况下，谭平山在各方人士的善意劝告下，于1947年四五月间离开上海，出走香港。这时，不少民主人士相继离开国民党统治区抵香港，潭平山继续举起反蒋的旗帜，领导“民联”的同志进行革命活动。他和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商议，要把国民党内的几个反蒋民主派别组织起来，一致反蒋。决定由谭平山和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李章达、冯王祥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参加新政协
1948年元旦，谭平山被选为民革中央的常务委员。
之后，谭平山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2月谭平山再次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谭平山一生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综观他的全部历史，谭平山做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是一位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
叶 挺
叶挺（1896.9.10—1946.4.8），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新四军的领导人，杰出的军事家[1]，原名叶洵，字希夷，
1925年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粤军）12师36团团长，独立团团长；随第四军12师师长张发奎参加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获“北伐名将”之美誉，第四军亦有“铁军”之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部队大规模扩编，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爆发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所属三个师中，一个师（蔡廷锴）率部叛变，亲率一个师在汤坑被薛岳打垮，另一个师自师长周士第以下全部团以上军官离队出走，只剩滇军老将朱德率800人坚持了下来，后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火种。1927年12月只身潜入广州，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遭受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他虽未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持华中敌后抗战[2]，虽与政委项英多次发生矛盾导致其出走数次，但在抗日大局以及周恩来的劝导下最终返回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之久，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他严词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在牢房中书写《囚歌》以明志：“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88年10月，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6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叶挺被评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叶挺生平大事记
1919年初 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 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
1922年6月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
1924年 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
1924年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 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团长、二十四师师长、十一军军长。
1926年 在北伐战争中率独立团为先遣队讨伐军阀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1927年8月 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起义部队南下期间，周恩来要他注意蔡廷锴的动向和思想情况，他不以为然，结果蔡廷锴率部出走，投向国民党，导致重大损失。
1927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和党中央代理总书记王明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
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4年 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5月 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初日军五千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
1941年1月 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身陷囹圄，坚贞不屈，作《囚歌》明志“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多次交涉仍被关押。
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
叶挺与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前夕，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同汪精卫相勾结，积极策动反共阴谋，强令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并欲借上庐山开会为由，趁机解除叶挺、贺龙的兵权，吞掉我党所领导和受我党影响的第20军、第11军的第24师和第4军的第25师等部。时任第二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的中共秘密党员叶剑英获知消息，当即与叶挺、贺龙等紧急聚会，共商对策。
起义胜利的当天，起义军以叶挺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号召革命军人团结起来，共同为打倒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列强及新旧军阀等一切恶势力而努力奋斗。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起义胜利的第3天，起义部队奉中共中央命令，按原计划相继撤离南昌，踏上艰难曲折的南下广东征途，准备到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叶挺率第24师历时近两个月，突破敌人重重围追堵截，经临川、广昌、瑞金、转战福建，最后同贺龙率领主力部队到达潮州、汕头、揭阳、海陆丰一带，坚持开展革命斗争。
叶挺与项英的矛盾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虽经党中央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多次调解，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不无关系。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叶挺与高敬亭之死
1939年春，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相持阶段。4月底，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发渡江北上，到达四支队留守处所在地舒城县西蒋冲。叶挺等人一到西蒋冲就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四支队必须向敌后、向皖东发展的指示。会上高敬亭举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会后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分别担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张、邓等人于
这时，高敬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正在东进途中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恰恰祸不单行，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逃跑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
叶、张、邓等人在未报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一边发动部队展开批判“杨、曹叛逃事件”，一边决定将随后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
中央发现了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失误，对此提出了批评。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事后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叶挺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张、邓二人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讨论到这一问题时，都主动承担了责任。 叶挺军长仅依据个别人的诬告，就以“违令”罪名将高敬亭拘捕。事后瞒过新四军实际领导人项英和延安的我党中央，直接向蒋介石请求处死高敬亭（这是这位“北伐名将”的最大失误）。蒋介石可能一生中再也没有象这次这样痛快地答应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刑照准。”事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私下强烈地谴责了叶挺的行为，但为了大局，无论是新四军内部还是我党中央，都默认了叶军长杀害革命功臣、革命英雄的无法原谅的过失。可是这个事件却使新四军的正副军长之间形成了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裂痕。
高敬亭的错杀与叶挺等人积极执行极“左”的“肃反”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恰恰也是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政策的领导人，他的肃反，使他养成了“一言堂”的习惯，使鄂豫皖根据地造成很大的损失，由于他的个性也直接致使他成为了下一个肃反的对象。
叶正明回忆父亲叶挺
“父亲是个军人，从表面看他是有些不苟言笑，沉静的。在部队、在战场上可能就更冷峻，但这些情况我们孩子并没有看到。但他对特务很强硬，有时质问斥责起来口气很凌厉，这种感知我们有。”
关于父亲的严厉冷峻，叶正明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给他们讲过，在鏖战激烈险恶的时候，他自己拿着手枪往前冲，并亲自参加督战，谁临阵退却就枪毙谁，他自己真的亲手枪毙过人。
他记得父亲具体讲的是在北伐战争中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的时候。两仗都是敌守我攻、敌众我寡的恶仗。部队里有些人是第一次上战场，见到这种枪林弹雨、血流漂杵的阵势，胆寒后退是完全可能的。但在那种情况下你不严峻，不采取非常手段，就压不住阵势，就不可能夺取战斗的胜利，也就不会有“铁军”的响当当称号。
然而不是在作战的情况下，他就比较和蔼温和了。在叶挺身边当过参谋的颜并南就回忆说：他刚到军部的时候，不会标画地图，老怕挨上级的“克”。一天他正哆哆嗦嗦地画图，来了一位首长。当首长得知他不会画图，便手把手地教他，不仅教会了他画图，还给他讲了标画地图的重要意义。首长走了，他一问其他参谋，才知道教他画图的就是叶挺。与他原来想象的威严的军长大不一样。
“如果渐渐地和你熟了，父亲还会和你讲一些知心话，这时的他就变得非常体贴，和蔼慈祥。像后来我们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用很多时间陪我们，和我们讲他过去的经历，讲他知道的事情。我们因为对他的经历和他所知道的事也不了解，提问常常是东一句、西一句的，他总是不厌其详地给我们解答。”
但总的来说，叶正明等孩子对自己的父亲了解还是有限，一来是在父亲身边的时间毕竟不长；二来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尚未成人，许多事不能理解。
“1962年的一礼拜天，周恩来总理把我们叶家在北京的三个孩子都找去，到西花厅吃饭。那时我们都成家了，所以都带着家属。席间拉拉杂杂谈了许多话，突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关于你们的父亲，由于你们那时年纪小，所以根本不了解。我想等个你们几个兄弟都能集中起来的时候，我来给你们讲讲你们的父亲。有人说他有一个时期脱党，实际上他是被共产国际开除了党籍。那天周总理开了个头就刹住了，我们很想听他给我们讲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都在北京，一直也没有集中在一起。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发生，永远地失去了机会。”叶正明说到这儿流露出惋惜和遗憾。
“我父亲出狱后，第一个提出的请求，就是马上加入共产党。他摆脱囹圄的第二天一早，就提交了一份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文：‘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
由于叶正明是叶挺生命最后阶段，生活在他身边年纪最大的孩子，他对自己很长时间没有为留下父亲历史的文字记载做更多的工作，感到由衷的愧悔，因此现在很愿意静下心来做一番追溯，集腋成裘，搞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口述甚至文字的东西。我们真心希望他能如此，这样，我们也能从他这里听到更多有关叶挺的故事。
叶挺纪念馆
广东惠阳叶挺纪念馆坐落在广东惠阳淡水镇，在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０日举行揭幕典礼。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题词是：“北伐名将，抗日英雄，铁骨铮铮，浩气长存。”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题词是：“叶挺同志一生为正义，光明奋斗不屈不挠，我对他无限崇敬！”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题词是：“学习和缅怀叶挺将军的革命斗志和历史功勋。”
叶挺纪念馆是１９８６年４月８日奠基的。建筑面积
湖北恩施叶挺将军囚居旧址纪念馆
湖北省恩施市叶挺将军囚居旧址纪念馆位于叶挺路112号，占地总面积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恩施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
“皖南事变”中遭国民党无理扣押和非法拘禁的叶挺将军曾两度被秘密软禁于这里，历时2年之久，是叶挺将军被囚禁时间最长的地方。1942年底，叶挺将军从四川重庆押解到恩施时，被软禁在城东门“民享社招待所”（今三义宫38号），二三个月后，陈诚为了表示对叶挺的“宽松”和“自由”，且又易于看守，便选中后山湾这栋民房，将叶挺迁移于此软禁。1943年8月蒋介石将叶挺转押广西桂林，次年1月又押至恩施，仍囚居于这栋民房，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被押至重庆。在叶挺将军囚居恩施2年间，其夫人李秀文，子女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先后到此同住，经陈诚特许，其子女都得以在恩施上学读书。
在囚禁恩施期间，叶挺将军通过开荒种地，饲养家畜，培植茶园，改善自己的生活，并经常接济附近的穷苦百姓。当人们获知他就是战功显赫的新四军叶挺军长，都深感惊愕，更加钦佩敬重他了，而且都喜欢和他聊天，交心谈心，听他讲抗日道理。如今，在叶挺将军纪念馆的展厅里，不仅陈列着叶挺将军当年开荒种地的挖锄、薅锄、镰刀等农具，还展设有将军手捧雏鸡与农民交心谈心的照片。
叶挺故居
叶挺故居是广东省惠州首个获得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惠州市爱国主义和党史教育基地。
叶挺故居是叶挺的祖父叶沛林所建，到上世纪90年代时，房子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故居里摆设了150多件珍贵的照片、实物、文物，大致概括了叶挺的一生。于1978年被列为惠阳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2001年9月开始对叶挺故居进行修缮，并于2003年5月完工，同年9月重新开放。
叶挺纪故居自开放以来，成为惠阳区及周边市、县的学校、机关、厂矿、部队、党组织等单位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党史和军事教育基地。
相关部门于2001年9月开始对叶挺故居进行修缮，2003年5月完工，同年9月重新开放。
叶挺诗作《囚歌》
《囚歌》改编版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囚歌》原文版
（根据作者手迹抄录）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到——
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
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六面碰壁居士
皖南事变后，叶挺拒绝蒋介石的殷切拉拢和所谓“优待”后，被先后囚禁于湖北恩施、重庆和广西桂林等地，这首诗就是写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楼下第二号牢房墙壁上的。
叶挺的婚姻与子女
1925年，叶挺与李秀文结婚。
长子：叶正大
二子：叶正明
三子：叶华明
四子：叶正光，媳董桂芝。
八子：叶启光
大女儿：叶剑眉
小女儿：叶杨眉（周恩来曾认其为干女儿）
幼子：叶阿九
孙子：叶大鹰（著名导演，作品有《大喘气》、《红樱桃》、《红色恋人》等；并在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我和爸爸》中扮演“爸爸”一角。）
“铁军”叶挺独立团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通称叶挺独立团），
叶挺独立团是北伐战争中的左路军急先锋。1927年8月，朱德、陈毅、叶挺、贺龙等率领北伐军三万多人，打响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10月，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随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队长是朱德，政委是陈毅。1928年1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师长仍然是朱德，政委仍然是陈毅。1928年8月，改编为红四军28团，团长是林彪，政委是何挺颖。1929年2月，又改编为红四军第一纵队，队长一直是林彪，政委是陈毅。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叶挺独立团也是开路先锋；1935年5月红二连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强渡乌江天险。
1979年，是参加广西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部队。1984年到1985年，是老山、者阴山的铁军雄狮；1998年8月，紧急奔赴长江洪湖地区高桥闸堤段投入抗洪抢险，被誉为“铁军铁人铸铁堤”……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名将叶挺
2006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名将叶挺诞辰110周年。毛泽东同志曾当面称他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1927年12月爆发的广州起义，首次打出了“红军”旗号，而叶挺担任了红军的总司令。
“第一任总司令”之说由此而来。新四军作为人民军队的重要一支，它的战史也要从叶挺写起。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形势，同意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但内心并未完全放弃“剿灭共匪”的计划，只是变换一下策略，实行所谓“北和南剿”。1937年春，蒋介石密令第157师限期“剿灭”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此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先后在西安、杭州、洛阳、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蒋介石谈判，主要是谈判长征到达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的问题，尚未涉及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问题。陈毅、项英等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内容只是停止敌对，就地集中改编为地方抗日武装，也未涉及集中改编一支队伍开赴抗日前线的问题。叶挺利用他的特殊经历和社会声望，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特殊作用。
提议组建新四军，积极促成改编中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妥善解决
“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后，叶挺根据周恩来赴庐山路过上海时的授意，主动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老同学、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建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编一支部队，开赴前线抗日，并建议这支部队取名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老四军的光荣传统，他表示愿意参与这支部队的组建。随后叶挺又将此事告知老四军军长李济深，还有冯玉祥，他们也向蒋介石进言，终于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了“委员长核准”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的命令。这为我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集中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扫除了一大障碍，因为蒋介石有了对叶挺的任命，国共双方只要商谈如何集中改编就可以了。在以后的日子，国共双方就新四军编制、干部配备、军费供给、集中地点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谈判。蒋介石要求压缩新四军编制人数、要派人来控制部队，不肯承担军费供给，不断刁难，叶挺则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同国民党当局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等据理力争，甚至当着叶剑英的面向蒋介石以“辞职”要挟，迫使蒋介石让步，如果没有叶挺，谈判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自会大大增加。
叶挺在蒋介石任命发布后，听从党中央召唤，亲自赴延安向张闻天、毛泽东等表示，一切听从党指挥。毛泽东提出，新四军编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陈毅、张鼎丞、张云逸、谭震林担任师级领导，叶挺在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向国民党当局力争，最后达成协议，新四军编四个支队(旅级)，一、二、三支队各两个团，第四支队三个团，外加一个手枪团；国民党当局同意不派干部，委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等担任支队领导，后来又争得国民党当局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每月军费核定6.5万元，由于叶挺力争，增加到9.5万元，后来又增加到13.5万元。为解决上述问题，叶挺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新四军在皖南岩寺集中后，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奉命前来点验，罗卓英是叶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老同学，叶挺和他巧妙周旋，罗卓英提出新四军人多枪少，编制人数要减少，叶挺采取把部分干部战士送教导队培训，把另一部分干部战士放到下面去充实基层，把宣传队和华侨服务团上调军部之类的办法，顺利地走完了这个点验过场。
所有这些，基本上实现了党中央对组建新四军的要求，叶挺是作了很大努力的，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
注重新四军的正规化训练，亲自主持编写《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提高了新四军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
新四军组建前夕，叶挺即从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口中得知，经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考验的红军游击队，具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
同时，叶挺以战略家的眼光，也预见其不足:红军游击队员大都出身贫苦劳动人民的家庭，读书不多，缺少文化；长期游击环境，未能经过正规军事训练，更未研究过战略战术；小游击队作战，一个人发号施令就可以了，而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面对的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化日军，不仅要打游击战，还要打阵地战、攻坚战，大部队协同作战，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1938年4月，一、二、三支队在皖南岩寺集中后，叶挺就以主要精力抓部队训练，他亲自给指战员讲课，讲国内国际抗日形势，讲与日军作战的战略战术；他亲自上操场指导指战员演练，列队、出操、打靶、刺杀、搞爆破、越障碍，一一示范，并严格要求。
1939年春，叶挺主持编写了《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对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一年抗日战争进行总结。这份说明书，不仅成为我军的军事教材，连蒋介石都批示:“所陈各节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
为了加速军队正规化建设，叶挺还倡导并主持建立了全军的参谋工作制度。他强调军队干部必须分清指挥员和战斗员的不同责任，连长以上的指挥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观察敌人的弱点，灵敏地指挥部队进行突击、战胜敌人上面。指挥员和参谋各有分工，参谋要随时了解敌情变化、熟悉战场、为指挥员决策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
但由于项英的不同意见，认为部队搞正规化训练会丢掉优良的游击作风，以致叶挺的这一颇具远见的战略决策未能贯彻始终，直到皖南事变后，陈毅、刘少奇又正式提出建设正规化的党军，叶挺的正确主张才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竭尽所能，改善新四军的后勤保障
新四军组建之初，国民党当局排斥异己，军费压得很低很低，枪支弹药和医疗器械及药品更是少得可怜，而且还常常扣押。
为解决这些问题，叶挺花费了大量精力。
新四军在汉口筹建军部机关时，叶挺就亲自动员医学博士沈其震来新四军工作，沈其震又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重视新四军敌后抗日的舆论宣传，大大提高新四军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叶挺本人的社会知名度很高，他善于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去宣传新四军。
纵观新四军的创建史，不难发现，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所作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也是他人难以替代的。
叶挺退出共产党 流亡海外十年之迷
受到不公正批评
广州起义失败后，1928年初，在李立三的实际主持下，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专门总结和检查关于广州起义的问题。广州起义的一些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李立三没有参加过广州起义，对起义的情况也没有作认真的了解与研究，就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他不符合事实地批评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省领导及起义领导人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会上，不少人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李立三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同时还采取了惩罚措施，对起义领导人都给予了各种处分，“任红军总司令职务”的叶挺因“表示消极，应予以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会后，李立三把处分决定上报给中共中央。但是，中央对李立三的做法给予了批评，认为他这种惩罚主义的做法是不慎重的，要求广东省委重新作出结论。广东省委后来重新作出决议，撤销了原来的处分决定。
此时，由于共产党在香港的一些机关接连遭到破坏，香港当局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在香港加紧搜捕共产党人。因起义失败而撤退到香港的叶挺更是成为他们抓捕的重点对象。经组织同意，1928年初，叶挺离开香港，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山区亲友处躲避一下风头。
到达马来西亚后的一天，当地一名流氓突然闯进叶挺的住处，向他勒索钱款，并声称如不答应的话，就要向当局告密。叶挺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镇静地回答说：“你要钱没有问题。请坐一会，我进去取款给你。”那流氓信以为真，在外面坐着等候。叶挺走到屋后，扒开篱笆，机智地跑上了山。
4、5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已经开始。叶挺接到党中央和关心他的一些同志的通知，要他到苏联去休养治病，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叶挺感到了新的希望，在他从南洋回香港之后不久，便搭乘远洋轮船，取道日本准备转赴苏联。
日本人情报灵通。叶挺刚到东京，当地新闻媒介便将他的行踪作为热门消息，争相刊登出来。
事情传到香港，又成了港澳报纸的头版要闻。
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和住在澳门的
接到通知的叶挺迅速离开日本，到了苏联的海参崴。他找到了当时正在海参崴工作的肖三，就国内的革命情况及当前形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叶挺还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广州起义的经过和经验教训等。肖三十分敬重叶挺，内心感到他“英姿勃勃”，“刚毅、寡言，一派儒雅和俊杰气概”，是这次广州起义“自始至终的积极参加者和忠勇战士”。
王明无理攻击
6月间，叶挺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赶到苏联莫斯科去。在莫斯科，他结合自己在广州起义的亲身经历与体会，给党组织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报告，认为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候，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很难取得彻底胜利的。对在起义举行后，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不能死守广州，而应及时撤离，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这一问题，叶挺在报告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六大”正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召集人的“广州暴动委员会”，对广州起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大会上，叶挺的报告受到了米夫、王明(陈绍禹)集团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王明等人并没有认真研究过叶挺所写的报告，更没有认真听取叶挺的申明，仅凭个人主观臆测，就无理斥骂和攻击叶挺，毫无根据地斥责他“政治动摇”。在王明一伙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睬叶挺。
当时，莫斯科东方大学打算邀请叶挺前往作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报告。
共产国际知道后马上进行干预，不让叶挺去作报告。广州起义时，王明根本不在场，但他却把自己装扮成广州起义问题“权威”的样子，主观武断地编造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广东暴动纪实》，毫无根据地攻击叶挺“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责骂叶挺“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极怠工”，等等。这篇文章特别对叶挺在起义中提出的及时将起义部队转移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进行了荒唐的批判。
对于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无理指责，叶挺感到极其的苦闷和彷徨，国内暂时是不能回去了，南京政府还在通缉他这个“反叛要犯”。不要说是内地，即便是澳门、香港那些地方也无法安身，况且回到那里也无事可做。大革命失败之后，不少有志之士前往欧洲考察，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叶挺决定步他们的后尘。下了这个决心以后，他便独自离开莫斯科，离开党组织，开始了艰苦漫长的漂泊生活。他的第一站选择了自己年少时就梦想要去的地方———德国。从此，叶挺在海外度过了十载的流亡生活。
关于这次出走，叶挺在抗战时期曾多次表示这是他“一生的遗憾”。1946年他重新加入共产党时也说过：“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
后来，叶挺曾一再抱着自我批判的态度向别人谈起脱党这件事情的教训：“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可耻！”“干革命不容易的。革命路上，随时都会碰上艰难危险，会有挫折和失败，但是，要干就要干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刀放在脖颈子上，也要把革命继续干下去！”
但是，实践证明，当时对于叶挺的无情指责与打击，是完全错误的。周恩来后来曾就此强调指出：“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流亡中得到宋庆龄帮助
叶挺的流亡生活，前段时问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度过的。
这其间，他的经济来源异常困难，生活十分清贫，不时要出外做些短工，帮老板打零工，秋天就去乡下帮人在果园里采摘果子，这样才能赚些钱来维持生活。
20世纪20年代初，叶挺曾经担任过护卫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工作，任警卫团营长；陈炯明叛乱时，叶挺殊死奋战，奋不顾身地掩护过宋庆龄脱险。宋庆龄对此一直铭记在心，叶挺开始流亡后，她十分关心叶挺的处境。当时宋庆龄在苏联，当她听说叶挺的日子比较因难，曾主动寄钱接济他。1929年5月，宋庆龄从苏联途经柏林回国时，特意抽空与叶挺见面，对他的情况十分关心，这使叶挺十分感激。
刚到德国时的叶挺十分消沉，甚至打算从此再不涉足政治，放弃曾经引为骄傲的军事专长，转而从事德文著作的翻译和著述，以此为国家做些贡献，同时作为谋生手段。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叶挺在柏林加入了德国的一个提倡素食的流派，和一些失意者们一样，吃起素来，大有超脱尘世、修身养性之意。
不久，在莫斯科参加了党的“六大”，又参加共产国际的“六大”的周恩来取道欧洲回国，在柏林看到了叶挺，严肃而诚挚地与他交谈，讲了好多道理和形势，最后批评他：“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周恩来的这番话加上知识阅历的积累，叶挺终于明白要打破旧的秩序建立新的国家，不论在中国在外国，都不会一蹴而就，而必须经过多次失败和牺牲，才能获得成功。叶挺也明白了干革命不能只承认成功、不承认失败这个道理。尤其在遭遇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既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消极沉沦，否则必将一事无成。
叶挺思想上的这种变化，给他的国外考察研究增添了新的动力，使他又重新关心起祖国的革命事业，并主动与当时正在德国的廖承志等人来往。
国民党知悉叶挺流亡德国，也曾利用各种关系利诱他回国为其服务。叶挺“不同意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也不同意它屠杀共产党人和取缔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的利诱断然拒绝。
叶挺在海外期间，在生活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还经常到图书馆等处翻阅报刊资料。德国军队当时被称为世界最强大的陆军，所以叶挺特别加以考察，进一步学习新的军事科学，掌握有关工兵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爆破技术，准备日后有机会时再返回祖国大显身手。
回祖国投身抗战
“九一八”事变不久，叶挺再也按捺不住对苦难祖国的思念之情，决定立即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1932年秋天，
叶挺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平日对孩子们从不轻易发火，而是言传身教，耐心教育他们，向他们讲解做人的道理，启发他们要勤奋读书，不怕困难；要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他有时还注意让孩子们独立处理一些事情，锻炼他们的办事能力。空闲时，他便带领孩子们外出旅行游玩，一家人相处得很好，家里充满了欢乐。
叶挺一直没有放弃与党的联系。1933年春，叶挺写信给当年南昌起义的战友、正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的阳翰笙，希望他从上海来澳门看看自己，自己有很多心里话想要与他倾诉。
共产党十分重视叶挺的情况及要求，由于斗争紧张，阳翰笙无法离开，便委派张云逸前往港澳，与叶挺取得了联系。以后，党组织又派了郑德来往于澳门与香港之间，与叶挺保持联络。1935年至1936年间，宣侠父奉共产党的命令，在香港从事党的工作。叶挺有时亦从澳门专程到香港，主动找宣侠父等人反映自己的情况及想法。
1933年秋冬，蔡廷锴、蒋光鼐和陈铭枢等联合了国民党中的李济深、陈友仁等主张抗日的反蒋力量，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蒋光鼐等与叶挺过去在粤军及第四军中共过事，而且都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敬仰叶挺，因此派人到澳门找到叶挺，邀请他前往福建共事，叶挺欣然应允。
1933年11月间，叶挺离开澳门前往福州，受到了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的热烈欢迎。在福州期间，叶挺住在蒋光鼐的家中，协助蔡、蒋等进行福建事变的筹划工作。
但是由于蔡、蒋等人的局限再加上蒋介石的重兵围攻，福建人民政府存在两个月后，于1934年1月宣告失败。叶挺也于此时离开福建，返回澳门。
叶挺返回澳门后不久，再次赴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担任同盟的军委会委员。同盟以反蒋抗日(后改为促蒋抗日)为宗旨。
担任新四军军长
7月间，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他和叶挺从1928年在柏林分手，已有10年没见面了。借着这个机会，由潘汉年安排，他们见了一面。要谈的话很多，但周恩来时间很紧，只简短地告诉叶挺：当前他正和蒋介石谈判红军部队的改编问题，待这一任务解决之后，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将会提上议事日程，他希望叶挺能够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为此，周恩来示意叶挺可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张发奎等表示一下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借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并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陈诚听了表示同意，答应由他出面向蒋介石疏通。蒋介石迫于上海危急、南京朝不保夕的严峻形势，采纳陈诚的保荐，再一次被动地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
蒋介石实际上是企图在冠冕堂皇的“团结抗战”的旗号下，通过对我军的控制、削弱，达到最后消灭我军的目的。他那样痛快点头并抢先任命叶挺当这个军的军长，就是想借助叶挺的手，或者把这支部队改造成国民党的军队，或者把它送上前线，借日寇将它消灭。
鉴于这种复杂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没有充分了解叶挺对我党的路线政策持何种态度之前，并未简单予以肯定，而是相当慎重地与周恩来保持联系，查询“恩来与叶挺究竟谈了些什么”，多次致电秦邦宪和叶剑英，告以“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并决定请“叶挺来延安商谈”之后“再行决定”。
叶挺也深知情况复杂，向在南京的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慎重处理方针，并郑重声明，他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愿意到延安去与中央负责同志当面商谈。他还表示，如党中央不赞成他做军长，他仍可辞职。
10月下旬，叶挺离开南京，途经武汉、西安，来到延安。在延安，毛泽东等亲自迎接他，为他设宴接风，多次进行广泛交谈，并陪他到抗大、党校等地观光。
叶挺对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走过的这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解剖，再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坦诚直率，溢于言表。毛泽东对叶挺在北伐战争中和南昌、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对他充分理解我党的路线政策和愿意与我党共同抗日的坚定决心表示热烈欢迎。他们的谈话开诚布公，真挚恳切，对于抗战的发展趋势、独立自主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根据地等重大问题，都有详尽的探讨，并相互取得了充分的理解和信任。他们还谈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
交谈结束后，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举行了一次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决定。
叶挺罢官之谜：一山难容二虎
俗话说，一山难容两虎。叶挺和项英都是新四军的军政首脑。过去一个是江南红军游击队的负责人；一个是中共两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现在叶挺是新四军军长；项英是副军长。按惯例，在行政上叶挺应该领导项英。可新四军是中共的武装部队，中共有一条原则是“党指挥枪”。项英是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委分会主席，理应对新四军进行领导，也就是说从党的角度看，项英应该领导暂时“在党的组织外”的叶挺。
就是这么一层微妙的关系，加之他们的性格、爱好、经历的不同，两位新四军领导人在后来的相处中总是磕磕碰碰，直至叶挺两次出走，四次辞呈，项英也向党中央三请罢官。
叶挺与项英的不同之处不少，明显的是两人的性格不同。叶挺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项英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相容性较差。但两人关键的不同之处是：
首先他们的战略思想不同。叶挺认为，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思想无比正确。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迅速壮大自己，是富有胆识的战略决策，应该尽快执行。项英却坚持株守皖南，怕新四军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同时他怕“东进北上”后新四军打破了国民党的限制，发展抗日力量，得罪了国民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对国民党、蒋介石加紧迫害新四军的种种阴谋毫无察觉，一再迁就退让。他把许多同志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自筹武器、经费，迅速发展部队的正确做法，说成是破坏统一战线，是“人、枪、款主义”。一个习惯打游击战，打不了就走；一个主张既要坚持游击战，又要注重运动战。一个出身于产业工人，一个出身于正式的军官学校。
其次是组织形式上的不同。叶挺不是党员，更不是党委领导成员，党的重要文件他不能看，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有关党的军事重要会议他不能参加；项英是书记，根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新四军的一切军政大事，基本上由项英说了算。
军政大权掌握在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手里。叶挺虽然是新四军的一军之长，但是反而成了项英的副手，处在“客卿”或统战对象的地位。特别严重的是，项英极少向干部战士宣传叶挺，宣传党中央、毛泽东对叶挺的信任和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在组织上又不放在党内的良苦用心。
再次是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叶挺出过国留过洋，在国民党革命军中威名远扬。现在是新四军军长，当然要像个将军的样子，着装仪表，十分注重军容风纪。他即使不穿军装也是西装革履，穿着整洁，打扮仪表堂堂，手拿文明棍，头戴礼帽，出门以马代步，表现得气度不凡；项英在大山中打了几年游击，穿着朴素随便，以艰苦奋斗者的形象自居。他经常和别人说，现在比油山的时候强多了。叶挺兴趣广泛，爱好摄影，有时还喜欢到田里抓几只田鸡亲自炒几个菜改善改善生活，喜欢与国内外各界人士畅谈天下大事。这一切项英都看不惯。
生活习惯本是小事，但由于思想观点上存在的分歧，项英对叶挺这也看不习惯，那也看不顺眼，最终导致格格不入。叶挺在1928年第二次抵达莫斯科受到错误批斗时，没有耐心等待，一气之下不辞而别，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队伍，在党外赋闲10年之久。根据党的法规和革命斗争哲学：脱党、出逃是绝对不容许和不可饶恕的大事。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
叶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军事家和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他在皖南一开始就对项英的一些主张不能苟同。项英搞“精兵主义”，“以质代量”。
叶挺却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要迅速壮大革命队伍。项英认为：日军占领浙赣路之后，皖南就是一片根据地，主张守株待兔，坚守皖南和向南发展。而叶挺根据中央的批示精神，认为东进北上更有利新四军的发展。项英当然不听叶挺的意见。叶挺对他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他知道，他越是和项英争论，招来的只是更大的冷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了叶挺的处境后，要求项英与叶挺团结一致，共举抗日大业。并要他注意尊重叶挺，在军事上多让叶挺负责，让他实际上担负政委的职责。毛泽东特别指出，与叶挺搞好合作，对于领导好新四军，推进抗日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项英并没有把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放在心上，相反对叶挺更有成见。新四军开始成立时，他只当了个副军长，本来心里就憋着气。他总以为形式上叶挺是个军长，但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我这共产党的最高长官，指挥权应在我手里，应该由我说了算。现在中央真的要把军事权交给叶挺，项英有逆反心理。开始，有些鸡毛蒜皮的事还与叶挺商量商量，走走形式，后来干脆连这种形式也不走了。中央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指示，也不及时向他传达，也不和他商量，往往自命不凡，自作主张。对于叶挺提出的一些正确主张，不但没有认真考虑，吸收其精华，反而动辄采取否定态度，令叶挺处境尴尬，心里十分难受，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
叶挺以大局为重，宽宏大量，项英却在有些军事问题上压根儿不与叶挺商量。有时，叶挺不知道的事却以他的名义请示报告，中央还以为叶挺知道这些事情。项英甚至背着叶挺向中央告叶挺的状。例如，1938年4月蒋介石令新四军集中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叶挺以为此举对我军乘机发展有利，主张可以及早执行。陈毅等领导人也认为可以执行。而项英看不到这一点，前怕狼后怕虎，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又主张不执行。对此，项英背着叶挺向毛泽东发了电报，告叶挺的状：“我意由叶挺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越弄越棘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项英在此电中排斥叶挺的用意，十分明显。党中央、毛泽东对项英这一行为有所觉察，及时提出了批评，要他“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不要把叶挺当作“党外人士”、“统战对象”。叶挺向毛泽东当面表示过，“全面接受党的领导”，并为便于工作，暂留在党外。这是个权宜之计，形式问题。而项英曲解了中央的意思，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和使用。
在平时的生活中，叶挺的行为与项英确实有不同。他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到部队检查工作时，喜欢以马代步，携带的随行人员也多一些。
他还有一个从广东带来为他办伙食的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名菜，邀请项英等军部领导和来访的国外客人以及国民党三战区的长官、参谋以及亲朋好友。项英后来就不和叶挺一起用餐，而是拿着饭碗到军部食堂去吃饭了。叶挺随身携带的一架德国进口的照相机，举凡行军战斗，外出巡访，宾来客往和军民集会等等，他总爱照些纪念照片，或送报刊发表，或存军史资料，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爱好，先后有几百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照片留在了人间。
叶挺的这些爱好和交往活动，既是他长期养成的个人习惯，又有利于扩大我新四军的影响，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应该说是好事。但在项英的眼中，好像什么都看不惯。请客交往是“拉帮结派”；个人开小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骑马下连队检查工作是摆官架子；摄影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穿戴整洁是不讲“艰苦奋斗”的作风。总之，项英把一些小事都说成了问题，问题多了就少了共产党的作风，少了共产党作风就不谅解，不与之“同流合污”。
豁达开朗又饱经风霜之苦的叶挺，受到如此的冷遇，那心中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心中对项英的所作所为开始感到不满。但为了顾全大局，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抗日机遇，他努力克制自己心中的不快，甚至用更加努力工作来克制自己的情绪。在加强新四军建设中，他全力以赴，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项英看到叶挺没有多少反应，以为软豆腐好吃，于是变本加厉，甚至连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也以军党委的名义召开，弄得叶挺无法参加。作为一个军长，无法履行军长职责，对于一些军事上的重大的方针决策，自己不能决断拍板，反而一切得由副军长项英说了算。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叶挺实在无法工作。但叶挺还是没有与项英公开交锋，他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上级组织上，自己仍然一如既往做力所能及的工作。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过这样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对于叶挺军长的困难处境，当时正在新四军军部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略有所闻。她在一篇《中国的战歌》文章中客观地记叙了这一情况：“作为一名坚信统一战线的将领，叶挺受到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拒不满足他增加经费和装备以便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强大的攻势的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行使控制权。”“沉默寡言，深沉不露”的叶挺终于1938年元月上旬，在新四军各支队进军敌后不到3个月的时候，乘前往武汉解决有关部队经费问题的机会，找到中共中央长江局，要求在新四军内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周恩来等人认真听取了叶挺的意见，知道了他十分困难而尴尬的处境，认为他的意见是合理的，必要的，对搞好工作有利，于是迅速将叶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汇报：“叶挺来汉，军费增加，情绪很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并提出了一个方案：“拟组织即外间知道也不要紧新四军委员会，人选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张鼎丞7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叶副。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意见，很快进行了研究，3天后即
组织上的这种安排，应该说是对项英独断专行的一种制约，可项英置若罔闻，对于中共中央要他与叶挺搞好关系的劝告当作耳边风。
党权、军权在握的项英仍然我行我素。叶、项关系没有得到改善，叶挺的工作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相反，项英依然抱着傲慢的态度对待叶挺。项英接到毛、张的电报后，也没有开会，也没有对外宣传，新四军委员会形同虚设。
这样一来，叶挺更无法忍受下去了，他反复对一些较知己的战友说：“我是磨盘中的一粒砂子。”叶挺于8月间打了个电报给秦邦宪、周恩来等人，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周恩来等人接到叶挺的电报后，十分不安，经认真研究后，一致认为要予以挽留。
此时，项英也离开了新四军军部去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项英行前与叶挺对部队工作作了安排。项英并关照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与李一氓、赖传珠等人多支持叶挺的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说服下，叶挺在新四军留了一段时间，叶挺一个人留在军部主持军务，情况比以前好些。但仍然没有打消离开新四军的念头。因此，于
项英接到叶挺的电报，觉察出叶挺不安的情绪，预计叶挺要离开军部，于是向党中央请假提前返回军部。项英从延安回到新四军后，虽然找了叶挺，也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有关精神，但依然态度冷淡，没有认真检查自己排挤叶挺的错误，当叶挺提起要回广东抗日时，项英不仅没有诚意挽留叶挺，相反大为赞成叶挺离开皖南。正如当时的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所说：“我隐隐约约地感到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因此，叶挺要离开新四军的态度更为坚决。对叶挺的出走，项英似有如释重负之感。项英一面电告中共中央军委转周恩来：“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新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恩来与蒋介石解决继任人。以后新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一面将数百支枪运往广东韶关，还答应选派一些广东籍的军事政治干部给叶挺，以便让叶挺安心于广东抗日。
事已至此，叶挺再也没有回头之意。加之叶挺当时闻讯，日本侵略军在家乡广东惠阳县大亚湾登陆，乡亲们在日寇的铁蹄下惨遭蹂躏；他悲愤交织，恨不得立即返回家乡带领广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叶挺离开了军部，南下华南。这是叶挺第二次提出辞职新四军军长职务，第一次出走军部。他此行不是逃避抗日，而是寻找更有利抗日的机会和出路。
周恩来曾亲自调解:项叶失和导致皖南悲剧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虽经党中央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多次调解，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不无关系。
项英一见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
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周恩来亲赴皖南调解，项、叶矛盾缓和
叶挺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内，职权行使难免受到一些限制。
作为党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项英无视党中央的重托，始终以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待叶挺，与叶挺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加之叶挺无法出席某些会议和看不到党中央的指示电报，在工作时心情不愉快，甚至产生了想摆脱项英离开新四军的想法。
1938年6月初，叶挺为继续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来到武汉。他向驻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汇报工作，倾诉了自己虽是军长却又有职无权的苦衷，并建议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叶挺的困难处境，周恩来和叶剑英很同情，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他们当天便向延安发了一个电报，请求中央批准叶挺的建议。
党中央很重视叶挺的意见，很快作了批复，回电表示“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但由于项英对此抱有抵触情绪，新四军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叶挺依然没有发言权。自尊心很强的叶挺感到难于忍受，遂致电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
在粤期间，叶挺接受执掌广东大权的余汉谋的邀请，准备出任东江游击司令。但对于这一任命，中央认为不妥。中央认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若叶挺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中央通过在粤的廖承志，将这个指示传达给了叶挺。叶挺的出走，在国民党方面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2月，在西安开会的蒋介石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说：“是你们共产党排挤、打击叶挺，逼他出走与辞职。这样一位优秀人才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能与你们合作。”国民党当局扬言，将对新四军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2万。
在这种情况下，刚参加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接替王明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原长江局撤销）的周恩来一回到重庆，便发电报请叶挺返渝。鉴于此，叶挺只好回到了重庆。周恩来把党中央希望叶挺留在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意见，再次面告叶挺。叶挺表示，愿意顾全大局，但仍有与项英难以相处的种种顾虑，不愿再回皖南。他问周恩来，可不可以让他到八路军去直接带兵打仗，如可以，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他都愿意。
周恩来紧握叶挺的手，内疚地说：“我代表毛泽东同志向你赔礼道歉。项英给你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真对不起你。”针对叶挺想去八路军的想法，周恩来明确指出，华中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且经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职务，不好随意变动。同时告诉叶挺，经过他的建议，党中央同意新四军委员会改由叶挺任正职，项英为副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对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针和内部团结方面所犯错误，党中央很重视，正在设法纠正。鉴于项英在六中全会上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态度暧昧，中央对他在会后能否在新四军中贯彻执行会议精神很是担心，故授权周恩来在适当的时候到皖南去一趟，就新四军贯彻六中全会的决议和解决叶、项矛盾等问题，给予指导和推动。
1939年2月，周恩来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为了保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战略方针在新四军中真正得到贯彻，他在军部进行了许多重要活动。由于项英对于党中央早在1938年5月便已决定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始终抱着将信将疑、既执行又打折扣的错误态度，而是总想实施他自己的向南发展的想法，因此周恩来此行还负有重申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纠正项英在这方面错误的重要责任。为调解叶、项关系，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意义，就由来已久的叶、项关系问题批评了项英。周恩来专门指出:“中央认为叶挺作为党外人士是暂时的，这对国共合作更为有利，如果不是考虑这一点，他的党籍问题很容易解决的。”周恩来要求项英主动地采取团结叶挺的具体行动，并严肃指出：团结叶挺是新四军内部团结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犯错误。
对于周恩来这些富于原则性与情感的耐心劝导、批评，项英表示愿意接受。他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
高敬亭事件后，党中央极力挽留已提出辞职的叶挺
正当叶、项关系开始缓和时，高敬亭事件发生了。
高敬亭是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军长。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他临危受命，独立领导红军游击队千余人在湖北与河南、安徽边境坚持了极为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了队伍。新四军组建时，红二十八军改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高敬亭对敌斗争坚决，作战指挥上有自己的一套，但在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下，养成了谨慎从事和顾虑多疑的性格。新四军实施东进政策之后，高敬亭一直舍不得离开大别山，担心东进后被国民党军队吃掉。
叶挺对此很生气：“高敬亭目无中央，蔑视军部，骚扰友军，太不像话了。”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上提出，自己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叶挺的意见，他提醒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来到庐江县东汤池，主持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限四支队7天之内开赴皖东指定地区。见军长发火了，高敬亭不得不有所行动。翌日，高敬亭带着四支队七团、九团和手枪团开拔。两天后，叶挺接到高敬亭急报，说四支队发生了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团投奔桂军李品仙的事变。叶挺立刻飞马赶往出事地点，与邓子恢主持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高敬亭因病缺席。本来会议的主题是进行反杨、曹斗争，但很快大家就联系到了高敬亭的责任问题。对于高敬亭许多人很有意见，只不过平日不敢说，现在见叶挺军长来了，纷纷揭发他。叶挺疾恶如仇，但做事欠思考，容易为表象所迷惑。他对高敬亭的“罪行”深信不疑，同时致电延安毛泽东和重庆蒋介石，要求严惩高敬亭。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批转叶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叶挺收到蒋介石的批复后，在没有得到延安毛泽东回电的情况下，仓促地将高敬亭处决。
叶挺回到军部，项英责备道：“希夷，你怎么这样不冷静，冤杀高敬亭，上蒋介石的当了。你看，他高兴得要向你发奖章了。”此时，叶挺才得知中共中央有教育挽救高敬亭的指示，感到自己太鲁莽了，但为时已晚。
高敬亭事件后，一度趋于好转的叶、项关系又出现阴云。项英认为叶挺太单纯，好冲动，容易上当，新四军的大事还是自己掌舵，于是又大权独揽。叶挺也感到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
针对着日军是一支高度现代化军队的状况，叶挺提倡加强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克服游击习气，以提高战斗力。但项英对叶挺这个主张不以为然，担心叶挺反游击习气，会把我军应该永远保持的“优良传统”也一起反掉了。叶挺认为这完全是糊涂观念，因而非常生气。叶挺年初去江北，离开项英，相对独立地执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干得比较顺心，解决了江北部队的东进问题。但当他回到云岭汇报工作时，项英却表示并不完全满意。
1939年8月，叶挺再赴重庆，就全军经费和新四军江北部队扩充后的编制问题向蒋介石进行交涉。叶挺这次出行，内心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再次要求辞职，离开项英。辞职的原因：在外部是由于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执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地制造进攻、限制新四军的摩擦事件，国共关系愈来愈紧张，他在两党两军间调解的作用愈来愈小；在内部则是他和项英的关系。高敬亭事件后，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加剧，使他觉得当这个军长，实际上徒有虚名。
10月初，叶挺经桂林飞赴重庆。11月，叶挺应召去见蒋介石，提出辞呈。以前叶挺要求辞职，蒋介石都是讳莫如深，但这次却一反常态，爽快地答应了，还假惺惺地向他征询新的军长人选。叶挺说最好是叶剑英。蒋介石很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叶挺辞职后，蒋介石借机大作文章。他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扬言要另派新人当新四军军长。毛泽东得知叶挺辞职后，当即致电周恩来，指示他立即找叶挺做工作，彻底解决新四军的领导问题，要叶挺主动收回辞呈，打消蒋介石重新委派军长的企图。
1940年5月，从苏联疗伤刚刚归来的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找到了已返渝的叶挺。周恩来向叶挺指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利用叶挺要求离职这个机会，另派一个所谓“能够完成他的希望”的人担任新四军军长，借以达到既可从政治上打击共产党，又可为以后进攻新四军作准备的罪恶目的。他们希望叶挺能从他的去职会给新四军和抗战前途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去考虑问题，不计个人处境困难和委屈，与新四军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抗战到底。叶挺听后很感动，爽快地答应了。
征得中央同意后，周恩来致电项英，要他派一名高级干部来重庆接叶挺，并与南方局讨论彻底解决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和实际职权的问题。
对这个电报，项英比较重视，立即指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执行这个任务，并立即启程赶往重庆。袁国平抵渝后，周恩来对他作了大量的工作，指出：党中央从组建新四军开始，便要求项英处理好与叶挺的工作关系。但项英做得很不好，以致弄得叶挺感到呆不下去了，再三要求辞职。党中央要求项英必须立即改正对待叶挺的错误态度，尊重他的军事首长的地位和职权，避免再发生叶挺出走的事。周恩来还告诉袁国平，如果项英以后继续坚持不改，可以在团级以上干部的范围内，批评他的“左”倾右倾错误。右倾就是害怕国民党，不敢斗争；“左”倾就是排外，关门主义，不团结叶挺。但周恩来这个指示在实际中很难贯彻。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袁国平一个政治部主任怎么能随便批评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
7月底，叶挺回到了皖南。这次叶挺回来之后，项英主动向叶挺表示友好，工作上尽量做到多和叶挺商量，生活上也有所关照，隔三差五还到叶挺那里，和他一起吃顿小灶，有时饭后还要下几盘象棋。
叶挺为了顾全大局，也做出了友好的姿态。经过一番思考，叶挺给自己定下了行动准则：凡属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情，应该做而又能够做的，一定要努力做好；凡属叶、项两人职权范围的事情，自己应该做，但项英不采纳他的意见，或不愿让他多参与的，那就满足项英“大主意由我来拿”的欲望，让他去决定。
项英为了执行中共中央有关尊重叶挺地位、职权的指示和表示自己的坦诚，所有电文都送叶挺过目，由两人联合签署，并将自己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告诉了叶挺。对于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项英一开始并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殷切关怀，中共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项英由于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与发展，仍然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不少很长的电报，还是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
叶挺认为，中共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的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又能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皖南事变前后的叶、项仍是分歧不断
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国民党方面以7个师8倍于新四军的兵力，在贵池、宁国、泾县、郎溪等地，布成袋形包围圈，企图歼灭新四军。但项英还没有下定决心按时北移和在北移中打破顽军围攻，他的思想还在撤和不撤两者之间打圈圈。叶挺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况下，心情极其难过，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
1940年12月，皖南的形势日趋严峻，项英急电中共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
毛泽东代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人，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这个批评深深震动了项英。叶挺作为军长，在新四军收到中共中央严历批评后，感到惭愧，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项英极力劝解，没有把叶挺辞职的电报发出去。
随后，项英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电报。电报念完后，项英心情沉重地说：“大家再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叶挺严历地指出：“什么时候了，还要讨论行动方针？现在需要的不是讨论，而是决定走哪条路线。”项英也感到自己说得不妥：“就按军长说的，挑选决定一条路线。”参谋长周子昆提出三条路线供选择。在确定突围路线上，叶、项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会议不欢而散。
听到项英死讯后，叶挺称“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
最终的突围路线是按照项英提出的方案走的。
由于转移时间和转移路线都是在受到党中央批评之后临时决定的，因而全军的序列编组和政治动员也都显得很乱。这时我皖南部队共有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新四军前进到茂林地区时，已经进入国民党顽军袋形包围圈之内。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顽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终于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得已经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
这时，项英一行久等不见叶挺，也不见叶超，在雨中听到密集的枪声，错误地以为敌人很快就会逼近，便与一行人爬上北面的山坡。叶超在叶挺那里烤了一会火，对叶挺说到外面看看情况，去回复项英等人。叶超到项英等人原来的地方一看，人都不见了，就回来报告叶挺。叶挺找当时来东南局任副书记才两个月的饶漱石商量。叶、饶马上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项英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踪不明”。中共中央电告叶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
在失去星潭突围这一最好战机之后，叶挺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最后突围出去的总共有1000余人。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与敌谈判，结果被扣入狱。项英、袁国平、周子昆3人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项英与周子昆携带着作为新四军经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他们在一个叫蜜峰洞的山洞中熟睡时，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听到项英的死讯后，已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叶挺对探狱的朋友说：“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而是对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
叶挺1946年经党中央营救出狱后，不幸罹难于“四八”空难。
皖南事变的六个历史谜团
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新四军北移出发不利？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究竟有没有成功？遭围剿皖南新四军部队究竟突围出来多少人？
难忘，1941！那是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惨事件。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
65年前发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决定北撤到长江以北苏皖敌后地区时精心策划的聚歼新四军部队于泾县茂林地区的一个极其险恶的反动阴谋，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一、“千古奇冤”的由来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先是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以后，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内各小党派和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在军事上，尽管新四军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齐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的阴谋化为泡影。而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
二、皖南事变的难解之谜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
谜之一：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
新四军选择南下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有学者据此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笔者认为，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本性，鉴于国民党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鉴于黄桥战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和实力的显现，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可以移易，但是，笔者还认为，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能是猜测。
谜之二：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
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
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
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
谜之三：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的问题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
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
谜之四：新四军北移出发不利？
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经
谜之五：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究竟有没有成功？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
谜之六：遭围剿皖南新四军部队究竟突围出来多少人？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人数，学术界持论不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由马洪武、童志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军发展史》认为，“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总数应为1000人左右。”《皖南194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的作者房列曙认为“新四军突围人数为1300人。”新四军指战员的突围人数，十分精确的数字已经永远是个谜了，但概数究竟是1000人左右、1300人，约2000人，还是2000余人，尚需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
项英
项英（1898.5—1941.3.14），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历任平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后移葬雨花台烈士陵园。
中文名：
项英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湖北武昌
出生日期：
1898年5月
逝世日期：
职业：
军人
原名：
项德隆
化名：
化名江钧，江俊，张成
早年经历
项英（1898.5—1941.3.14），原名项德隆，化名江钧、江俊、张成；湖北武昌人；他在武昌涵三宫的日新预备学堂读完初中后，15岁便进入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工人。他白天做工，晚上还坚持读书。工作的磨砺和社会的淬炼塑造出他求识自强的不屈性格；俄国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爆发，又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在和包惠僧的会面时项英说：“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其决心溢于言表；1920年曾在武汉组织过纺织工人罢工；1921年12月起在武汉江岸筹建铁路工人俱乐部。
工人领袖
项英同志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1922年10月，项英领导汉口扬子江机器厂罢工，并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条件。厂方对工人提出的要求拒绝采纳，还关闭了厂门，企图“厄工友于困苦之境”。项英鼓励工人们“要提起精神，努力奋斗，争回人格，宁死不屈，为扬子工人争口气，为天下工友争口气”。经过细致的组织宣传和思想工作，工友们团结一心，意志坚定，最终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项英很快成为武汉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之一，深孚众望。
项英同志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曾任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参与领导的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6年秋起，在武汉组织工人纠察队，任总队长，配合北伐军作战，维持社会秩序，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和反夏斗寅叛变的斗争。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领导苏区
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后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
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1年1月起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朱德、毛泽东一起，决定建立红军总政治部，明确其职责以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之间的关系。对江西红军和苏区的“肃反”扩大化进行严肃批评，提出以教育为主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主张，但受到错误的批评。4月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任军委副主席。1933年5～1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发布命令，确定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曾主持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南方游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一起，率留在苏区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1.6万余人，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11月底鉴于形势恶化，逐步作出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部署。 1935年2月后，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红军和游击队分路突围，转入分散的游击战。在与中央失掉联系、国民党军持续“清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紧紧依靠群众，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及时调整策略，变换斗争方式，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军民作殊死斗争。曾将游击战术编成歌诀，教育红军游击队提高斗争艺术，巧妙地与敌周旋，灵活地打击敌人。和各游击区指战员共同努力，保持了南方游击区革命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
抗日战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和陈毅一起，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精神，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止冲突、合作抗日的谈判。同年12月起，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依据中共中央指示，代表中国共产党到武汉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就新四军的具体编组达成协议。
1938年春，向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用很短时间将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接着，派出先遣队赴敌后作战略侦察，陆续组织部队向苏南、皖南、皖中敌后挺进，开展游击战争。抓紧东南各省中共地方组织的恢复、建立和发展，在长江南北地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重视部队建设，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
1940年4月在皖南指挥春季反“扫荡”，10月参与指挥秋季反“扫荡”，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向敌后发展的措施不力，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准备不充分，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在1941年1月转移途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负有一定的责任。
壮烈牺牲
皖南事变后，项英、周子昆等率军部10余人隐蔽于附近山区，
项英同志遗骸于
个人著作
项英同志主要著述有《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项英将军言论集》（1939）等。
人物评价
项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担任过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等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
然而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项英的功绩多被抹煞，在“文革”中被扣上“大叛徒”等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被说得一无是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党史资料的披露，学术界对项英功过的评述逐步有了改变。目前，尽管某些小说和文章还在贬低项英，但肯定项英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占主导地位。
鉴于对项英的看法有争议的实际情况，笔者在研究项英和撰写《项英传》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史料为依据。二十多年来，我查阅到直接或间接与项英有关的史料达数千万字。我特别珍惜皖南事变前形成与项英有关的史料，包括当时的文件、电报、会议记录，项英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皖南事变后形成的各种史料，我注意到当时形成的历史背景，注意进行分析、比较和鉴别，并不机械地照抄照搬。
大量的史料表明，项英对人民解放事业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他长期在白色恐怖情况下，秘密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为工人的翻身解放进行了坚决斗争，参与领导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1927年初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中央苏区战斗多年，为工农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壮大做出了贡献。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和陈毅等领导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持了南方的革命支点，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军，保存和造就了大批革命骨干。在抗日战争中，他和叶挺、陈毅等一起，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些，都是有史为证的。
研究与项英有关的史料，他的许多优良品质和作风会很自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第一，坚定的革命信念。项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碰到许多艰难曲折，然而他不灰心丧气，总是满怀信心地前进。他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极其艰苦的岁月中，长年在深山野林里和敌人浴血奋战，但仍然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书籍带在身边，有空时就读一读，从中吸取力量。第二，无私的奉献精神。项英参加革命后，公而忘私，埋头苦于，脚踏实地办事，不空说漂亮话，忠心耿耿地为革命日夜操劳。他严于律己，密切联系群众，和指战员们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第三，实事求是的、正派的作风。项英秉性耿直，刚正不阿，遇有不同意见，敢于坦诚地向组织上反映。1930年，他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武汉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使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所要求的武汉暴动没能举行起到一定作用。1939年，他得知即将与毛泽东结婚的蓝苹(江青)在上海时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的不良表现，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报告。项英上述优良品质和作风，都是难能可贵，值得珍视、学习和发扬的。
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项英自然也不是足赤之金，他在革命过程中也是有缺点、错误的。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执行过“左”的错误路线，提出过“左”的口号，指挥过红军力不胜任的战斗。在抗日战争中，他对华中战略地位的认识不够，对向北发展的自觉性不够，措施不够有力，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不够，对合法的手续、方式考虑多了，对自主的发展强调不够，结果使一些部队和地区受约束多，影响到活动和发展；特别是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不够，对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应迅速撤至江北指示的执行迟迟下不了决心，使转移丧失有利时机，加之在转移途中处置失当，因而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但是，尽管如此，并不能否认项英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对于一个历史人物，“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笔者认为，这一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是非常正确的，当然适用于评价项英的一生。
项英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在革命征途中功大于过，他创立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
遇害经过
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在泾县蜜蜂洞被副官刘厚总枪杀遇难。
藏身
项英与周子昆遇害前，还在躲藏的蜜蜂洞内下棋，谈笑风生。叛徒刘厚总将两人杀害后，也没有得到国民党的赏赐，反而被关进了监狱。
皖南事变中，军长叶挺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由于濂坑村的群众基础好，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来到这里。茂林镇党政办主任王永明介绍说，项英他们在地下党的带领下来到他岳父的父亲姜岳凡（又名姜德贵）家。姜岳凡是地下党，能够充分信任。在姜岳凡家住了三天后，转移到了附近山上的蜜蜂洞。姜岳凡则担负着部分警戒任务。看到国民党部队进山搜查，他便在门口挂一件白色衣服，通知山上人员注意躲避，减少活动；国民党部队走了，他就在门口挂一件红色衣服，表示暂时安全，可以出来活动了。由于这里树密山陡，始终没有被国民党部队发现，然而，项英和周子昆却倒在叛徒的枪下。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副馆长张必虎介绍说，他们住的蜜蜂洞洞内比较狭小，只能睡4个人。于是，项英、周子昆、警卫员黄诚和副官刘厚总在里面睡，其余人在外面搭棚子住。
遇害
事发前一天晚上，项英、周子昆等人还点蜡烛用树枝做的棋子下棋，刘厚总在旁边观看。不料，到了下半夜，刘厚总下黑手枪击三人，将熟睡的项英枪杀，将黄诚击伤。附近的警卫员听到枪声后赶来查看，发现项英和周子昆遇害。因为曾遇到慌张下山的刘厚总，警卫员立即追击，但没有追上。随后，在老乡的帮助下，项英与周子昆的遗体被掩埋在附近。
叛徒
刘厚总离去后，经过一番周折投奔到国民党太平县党部，随后被送到皖南行署。虽然刘厚总多次表明卖身投敌的心迹，但国民党并不信任他。皖南行署将其递解重庆，关进监狱。直到1948年，刘厚总被军统局本部重庆看守所释放。
关于刘厚总的最终下场，目前看法趋于一致。1949年刘厚总去江西新余县的一家盐铺当
陈毅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
1952年8月初，刘厚总这个可耻的叛徒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历史评价
革命事迹被掩盖
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历史原因，项英的业绩多被抹煞，名字很快在党史、军史资料中消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史学界和新四军的老同志就提出重新评价项英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美双方达成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协议后，由我方重新撰写我党我军历史和人物条目。
有一天，胡绳同志主持开会讨论编写中的一些问题。这时，中央档案馆刚刚公开出版了有关皖南事变的电报。李维民在会上提出，这些电报充分证明了当年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损失的全部责任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请示在项英条目中应当如何表述。当时重新评价项英的条件尚不成熟，富有经验的胡绳同志表态说：“既然是简明百科全书，字数不能太长，皖南事变的事就不要写了。”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项英的条目中，没有提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1982年，开始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王辅一负责撰写项英条目。对于皖南事变问题如何表述，经过许多同志集体讨论，1984年12月先后经胡绳、余秋里、杨尚昆、胡耀邦同志一一审定，对项英的历史功绩做了充分的肯定，对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只写了“负有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纠正了当年的片面指责。后来，王辅一根据中央和军委审定的项英条目的基本评价，写出了《项英传》，1995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1998年，在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迟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做了全面的评价，他指出：“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项英得到公正评价的几个重要事件
1990年9月，中央办公厅批准项英家乡——湖北省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为项英塑一尊铜像，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为铜像题字:“项英同志浩气长存”。1995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项英传》，全面介绍了项英的斗争经历、功过所在、优秀品质，论证了对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都推给项英不公正，进而否定项英的业绩不实事求是，为重新评价项英提供了史实。
1998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举行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原国防部长迟浩田代表中央和军委讲话时，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高度评价了项英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
2000年12月，中央批准在皖南经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竖立项英铜像。
2000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军事科学院组织编《项英军事文选》 ，中央党校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这是项英军事实践、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发展所作贡献的历史见证。
1941年后，党史、军史讲到皖南事变时，总要批项英一通，可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简史》，2005年军事科学院重新修订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在叙述皖南事变时，均没有再指责项英的话了。
人物生平
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项英同志1898年5月出生于湖北武昌，从小家境贫寒，迫于生计，小学毕业后进工厂学徒，深受阶级压迫之苦，萌生了寻求解放的思想。在做工之余，开始阅读《劳动周刊》等进步书籍，逐步树立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奋斗的信念。
从1920年起，项英同志就投身于工人运动，1922年4月在包惠僧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项英同志是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
1922年初，他依照党的指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消除帮会影响，促进工人群众的团结，局面很快被打开。他和林祥谦等人迅速建立起江岸工人俱乐部。
1922年7月，项英同志为作为武汉地区的代表出席了党的“二大”。会后，参加了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被选为筹备会的总干事。军阀吴佩孚阻挠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项英、陈潭秋、林祥谦等领导2万多名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全路
“二七”惨案后，项英等17名工人领袖遭到通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项英和其他同志一起根据党的指示进行善后工作，抚恤受难工人家属，并编写了《二七工仇》，讴歌“二七”烈士的崇高革命气节，鞭笞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充分表现了项英同志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1924年5月党调项英同志到上海任沪西平民学校教师，他在沪西平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通过平民学校和工友俱乐部，项英及时把党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工人群众中，工人群众很快被团结和组织起来，不久便迎来了沪西日商纱厂大罢工和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
项英同志夜以继日的工作，与邓仲夏、李立三等人一起指挥22个纱厂近4万名工人的大罢工，直至取得胜利。从沪西纱厂大罢工到“五卅”运动，项英同志一直活跃于基层工人群众之中领导实际斗争。
1926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项英同志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副委员长，同年9月，在北伐军攻克武昌前夕，他又返回武汉指导湖北的工人运动，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在他的领导下，又组织成立了武汉总工会，统一了武汉工人阶级的力量。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办事处，项英同志负责指导湘、鄂、赣、皖、川五省工人运动。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项英与刘少奇、董必武、李立三、恽代英等人一起培养了一大批工运骨干，极大地促进了湖北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项英同志转移到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会工作。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后，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11月，曾经是一个纺织学徒工的项英以他在工人群众中极高的威望，当选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而在8个月之前，他已和周恩来、蔡和森等一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时年30岁。
中央苏区的革命生涯
1930年8月，项英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同年底奉命调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朱德、毛泽东会合。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小布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书记周恩来）、中央军委主席。委员有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毛泽东、王稼祥。
项英初到中央苏区，就碰到当时红军内部和江西地方团因抓AB团（AB团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反革命右派的秘密组织，仅存在四个月就被摧毁了）引发的“富田事变”的问题。然而，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却相信了敌人方面有关AB团的资料，认为AB团已混入共产党内部和红军中来，为此开展了我党有史以来第一次肃反运动。在不到40000人的红一方面军，打了AB团分子的就有4400多人，也就是说每9个红军指战员中就有一个AB团分子。1930年12月，在人人自危的肃反扩大化中，被打为AB团分子的红二十军一些指战员，冲到富田释放了近百名被关押的人员，这就是在苏区轰动一时的“富田事变”。对肃反中采取严刑逼供、乱咬乱杀的情景深感不安的项英，经过深入调查后当机立断，要求立即纠正反AB团斗争中的缺点错误，并提出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教育全党党员，处理“富田事变”就按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否定了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是“反党反革命的暴动”的定性。正是由于项英做出的决定，才使得当时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一度缓和下来,暂时保护了一大批同志免遭杀害。但却遭到以王明为主的中央代表团的否定，并将他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撤销。一年后，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主持了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批判。
1931年2月，项英作为中革军委主席，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建立了红军总政治部，并明确规定了红军总政治部的职责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的关系。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改组，项英同志任苏区中央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副主席。11月，项英以极大的热忱参与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临时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个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红色内阁从此诞生，她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最早尝试。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岗位上，项英积极协助毛泽东主席，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打破了敌人经济封锁，发动了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健全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制裁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他的主持下，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司法机构，制定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第一次制定的有关婚姻方面的法规，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解放妇女的法规。
鉴于项英竭尽全力开展苏维埃运动而闻名与世，美国友人尼姆?韦尔斯将项英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1940年，陈毅在一篇报告中这样评价项英：“中央苏区过去还是一个模范区，是项英同志直接领导的。”“项英同志确实是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南方苏区的最高领导者。”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红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绩。再也无法抵御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进攻的红军主力只得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此时的红军部队面临的局势是十分严峻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由谁留下来承担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并准备牺牲的重任。在危难时刻，历史又一次把项英推上了特殊的战争舞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部策应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当时中央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并划定瑞金、宁都、会昌、于都之间的三角地区是项英率领部队必须最后死守的阵地。忠于职守的项英送走中央机关的最后一支队伍后，面对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局面。留给他的只有红军加上政府工作人员名义上的约三万人，而在这些人中有一万多人是需要别人来照顾和保护的伤病员。队伍中有一半多的人手中只有大刀和梭标，他们将迎战五十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在红军主力离开后的第三天，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会议。会上他下了两道命令：第一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能否胜利进行战略转移，事关全党全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每一个都必须以积极的行动配合。第二作为共产党员、革命军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不许任何人在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还没有离开苏区前搞疏散。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都必须坚持到敌人的刺刀顶到胸口的最后一刻。项英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正常对外办公，处理公务，以迷惑敌人，隐蔽红军主力的转移。直到一个月之后，国民党才弄清了红军主力已经转移了。当蒋介石知道本已陷入绝境的红军从包围圈中消失了之后，便开始用极其严酷的手段来围剿留守的红军，将苏区害割成无数个小块，构筑了大量的堡垒封锁线，开始了全面清剿。
项英多次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中央给予“详细指示”，明确行动方针。由于党中央忙于红军主力转移，致使3个月“无指示”、“无回电”。
直到遵义会议后，中央才于
1935年4月上旬，项英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长岭会议”。会议决定在“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战略方针下，实行“化整为零，分兵游击”的计划。5月，国民党大军约50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要求三个月内“打死、饿死、困死”游击队员。游击队员只能在山林里住，敌人就采取“移民并村”和赶老百姓出山的“封坑”手段，企图断绝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使游击队得不到粮食、盐和基本生活用品。此时的项英和游击队员们过着像野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只能与山中的动物为伴，吃野菜、摘野果、挖竹笋、甚至于烧马蜂窝吃。当什么也找不到的时候就只能是忍耐。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这样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这就是当时游击队真实生活的生动写照。就在这样每天都生死未卜的环境中，项英还经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
项英领导游击队运用游击战术原则，在群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英勇机智，九死一生，历经无数艰难险阻，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正是他们的存在，使人们始终意识到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国民党原定的三个月结束清剿的任务，就这样由半年改为一年，最后改为无结束期的“长期清剿”。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这个决议，是党中央给予项英和他的战友们最高的奖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句话：“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驰骋在抗日前线
项英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分局（后东南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担负着领导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战的重任。
1937年12月，项英参与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编组原则的确定后，到达武汉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和长江局的意见，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在坚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插手干部配备的前提下，就新四军的编组达成协议。1938年春，他和陈毅等分赴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改编，开赴前线。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4个支队，共10300余人，分别在皖南、皖中集结，完成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使命。后来陈毅同志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组建和领导新四军
完成组建新四军的任务后，项英随新四军军部进抵皖南不久，就建议派先遣支队去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先遣队出动后，第一、二、四支队也相继出动，取得蒋家河口、韦岗等初战的胜利。同年11月，他根据中央指示，派张云逸参谋长赴江北、加强抗日斗争的领导。
1939年，项英不仅参与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制定，还认真组织贯彻。在皖中，组建了江北指挥部，组建第五支队，负责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先后派军部特务营、第四团第一营和第五团第三营赴江北，增强了江北部队的骨干力量。在苏南，成立了江南指挥部，当“江抗”西撤后，立即派何克希等同志东返主持，后又派谭震林同志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治委员，命令六团和四团和管文蔚各一部，从扬中北渡长江，为陈毅、粟裕同志随后率江南主力北渡开辟苏北作了准备。在皖南，进行了坚持抗战阵地的激烈斗争，取得了五次繁昌保卫战和1940年4月、10月两次反“扫荡”的胜利。在三年期间，新四军共歼敌九万余人，部队也发展到近十万人。在严酷的环境中，项英仍十分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和干部队伍建设，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举办教导总队，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他的《新阶段中我们江南抗战的任务》、《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等文章，是新四军建军和政治工作史上的重要文献。
重视党务工作
在新四军时期，项英还十分重视东南地区党的工作。他指导各地党组织，以抗战初期新四军在各地建立的办事处、通讯处作掩护联络失掉关系的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新四军军部驻扎云岭期间，项英于
出师未捷身先死
1938年12月，上海英文《大美晚报》记者贝尔墩在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时，谈他对项英的印象时说：“他有时跟活的《共产党宣言》一样和你谈话，过会又用中国式的殷勤款待你。”贝尔墩称项英是“新四军的灵魂”，认为“史沫特莱说项英是个铁人，我觉得很对。”
勿庸讳言，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时，因项英同志对中央的方针理解不够，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认识不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性不够，在顽军进攻时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损失负有责任——项英在突围中不幸遭叛徒刘厚总杀害，年仅43岁。
两代人的沧桑往事 女儿揭密"项英杀妻"真相
口述：项苏云
事后证明，离开南昌后，坚强的母亲把弟弟送到了延安。徐明清是原延安市妇联主任，当年妈妈送弟弟去延安时，她还接待过我妈妈，所以“项英杀妻”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也没人知道她的下落。
我与父亲项英：两代人的沧桑往事
苏云，是陶行知为她取的名字，寓意为飘来飘去的一朵云，细品之下，总有那么一丝难言的苦涩与悲凉。作为项英的女儿，项苏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仅12天，而关于母亲的记忆更近乎一片空白。“偶尔想起来也会有些感伤，但是那个年代又不是我一个是这样的遭遇。”爽朗的项苏云轻轻一挥手，似乎不愿让自己陷入到那种情绪中。
父亲项英牺牲60多年了，项苏云愿意到新四军纪念馆去参观，却很少参加关于新四军的各种研讨会。“我对父亲的资料了解不多，我不愿以项英女儿的身份参加辩论。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吧，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会接受历史的评价。”今年77岁的项苏云已经看淡了很多。
漂泊的云
很多知道我身世的人，多少觉得我的经历有点不一般。我时常想，从某种角度，我与父亲项英，我们两代人的经历，其实也正是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那些不平常岁月的一个缩影。
我人生的记忆是从上海劳工幼儿园开始的，那是著名教育
那时我当然不知道我的爸爸是新四军军长项英。关于我的身世，我也是长大后了解的些许零碎片断：我1931年出生，妈妈生下我不久就把我托付给别人，自己离开上海去苏区找爸爸。有一年，我碰到徐明清阿姨(注：前农业部部长王观澜的夫人)，她说她在上海时帮妈妈带过我，妈妈离开后，她把我带到了浙江，把我交给在浙江的地下党林迪生(注：前兰州大学校长)。可是大家也没办法养活我，最后只好把我送到
“苏云”的名字还是陶行知先生给取的。陶先生的孤儿院开在上海英租界，可能觉察到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密切，英国人不让他再办下去。孤儿院要解散了，我记得女老师把我送到陶行知先生的家里，坐了没多长时间就离开了。她刚出门就被自行车撞倒了，陶先生很着急，赶紧叫人把女老师送到医院去。我听到后就在那里号啕大哭。
没人管我了。陶行知是名人，他不能一天到晚带着我。
现在回想，
新安小学是
好景不长，不久抗战爆发，日本人很快占领了徐州。新安小学的校长叫汪达之，他把大一点的孩子组成新安旅行团，到各地演出宣传抗日。汪达之校长写信告诉
但是
我们到达西安，完全人生地不熟。在西安住了一个月后，
那时候在西安还不敢公开谈论八路军，当时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是伍云甫，也就是伍绍祖的父亲。听说
那时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把很多投奔而去的青年学生送往延安，而且是用大卡车公开地送，一次大概有五六辆车。我是1938年4月出发的，送我去延安的那辆卡车有些特殊，除了我
12天的父女
我从小到大就习惯了自己的孤儿身份，在延安能见到爸爸，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938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吃晚饭，郭青老师来了，说你爸爸到延安了，有人接你去见他。记忆中我又惊奇又高兴，急得马上要走，饭也顾不上吃完。
爸爸在武汉搞工运时有一位战友叫林育英，革命时期化名张浩。张浩派警卫员把我、也把张浩的两个儿子带到延安城里一个院子的一间平房里。见我们来了，张浩伯伯一一做了介绍：坐在床上的是朱爸爸(朱德)；抱着小女孩坐在那的，是刘爸爸(刘少奇)，怀里抱的孩子是刘爸爸的女儿刘爱琴。我记得刘爱琴只有六七岁的样子，穿一件小花布旗袍，梳着一个童花头。张浩告诉我，等一会儿就和朱爸爸一起去参加欢迎你爸爸的欢迎会。
我后来才知道，爸爸这一次是从皖南根据地来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的，延安为外地来的成员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欢迎会是在八路军大礼堂开的，记忆中我乖乖跟着大人们走了进去。大礼堂条件十分简陋，人们都挤坐在木条板凳上，但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我跟进去以后，大人们都相互招呼，可我谁也不认识。我就走到主席台前，转身面对着整个会场，找我爸爸。陈云走过来叫我：“苏云，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他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指着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这是你女儿。”又转过来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
记忆中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他腿上。他看我，我也看他。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在问别人家的孩子。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虽然我一直很羡慕身边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可以撒娇，但爸爸真的突然“冒”出来后，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我长到了7岁半才第一次见父亲。散会后，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不好意思，就说宿舍的同学都在等我，要先回学校去。于是爸爸派警卫员把我送回了学校。
直到第二天放学，爸爸来学校接我，带我到他住的窑洞，又带着我一起到保育院见弟弟，弟弟是早我几个月到的延安。就这样，爸爸和我，还有在延安保育院生活比我小4岁的弟弟，总算在延安团聚了。可惜弟弟到了晚上拼命哭，要找保育院阿姨，吵得爸爸没法休息，又给他送回了保育院。
记忆中爸爸对我很好，白天他去开会、工作，晚上接我回来，早上送我上学，有空时还给我洗脸、洗脚、洗衣服。有一天，爸爸请
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马海德医生为我与父亲、弟弟拍摄的照片，就成了这次团聚的纪念，也是我们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里我戴的帽子，就是父亲去延安时送给我的。爸爸在里面笑得特别开心，后来有人说，这是项英一生中笑得最灿烂的一张照片。爸爸特别高兴，把照片洗了很多张，送了好多朋友。我是上世纪50年代去邓妈妈那里看到了这张照片，邓妈妈赠给了我。
有一天晚上，
虽然爸爸不在身边，但我还能感觉他的牵挂和怜爱。半个月后，西安有人捎来父亲给我的东西：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很多新四军的人到延安来，都会到学校来看我。薛暮桥的夫人罗琼到延安看到我时说：“有这样一对儿女，项军长可满意了！”很多年后我去拜访陈丕显伯伯，他还特地把夫人喊过来见我，原来爸爸告诉陈伯伯说，我长得很像陈伯母。陈伯母当然长得比我漂亮。
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便是与父亲只相处了12天。直至今日，我对父亲的性格没什么直接印象，但一个“慈父”的形象永远深植于我记忆深处。
父亲与“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现在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我是学工程的，之前对党史并无多少研究，只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了解这段历史。
“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军事科学院有位专门研究项英的专家叫王辅一，他是用白纸黑字的电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是怎么回的，当时都有记录在案。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40年10月底，国民党大军包围，中央对项英交待一直是要交涉。
1941年1月，父亲带着一拨人马突围后，藏身在一个石洞里。据父亲身边的人回忆，父亲在山上时还很痛心，觉得新四军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他有很大责任，决定出来后先好好检讨，东山再起。打死他的人叫刘厚总，
刘厚总并不是电视剧《新四军》里描述的那样，是项英的贴身副官。据父亲的秘书顾雪卿回忆，刘厚总是军部副官处负责管理马匹的副官，平时与项英没有联系，是在“皖南事变”突围时在山沟里跑到一起的。刘厚总个子高、力气大，枪法比较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所以当他要求留在父亲身边时，父亲也很自然地答应下来。父亲带着几个人突围出来后，刘厚总自认前途无望，情绪低落，一直念叨着“完了完了”，所以才起了杀人劫财的邪念。可怜父亲英雄一世，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刘厚总下山时被国民党捉住，国民党也并未给他什么优待，在长期关押后释放了他。全国解放后，他隐姓埋名，到处躲藏，但听说在1952年8月初在江西南昌被抓获处决。
现在一直有人写文章说叶挺与项英不和，将“皖南事变”的原因归结为项英与叶挺的矛盾，说党内机密会议，叶挺都被排除在外，叶挺儿子在回忆录里提到叶挺有时无所事事，背个相机到处走，显得很孤单。总的感觉是叶挺在新四军很受孤立。
我很奇怪有人拿这一点做文章。因为从当时的历史看，叶挺早期脱过党，虽然在“皖南事变”后的表现证明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但在当时，项英对他有戒备是不奇怪的。直到现在党内和党外还是有区别的，何况在那个非常时期？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问题，在我看，只能说他太忠实于党的路线了。
由于叶挺当时已经脱党，没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让他看，作为政委的父亲还主动要求中央来文来电时添加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父亲对叶挺生活上也很照顾，那时候他们真是同甘共苦，叶挺曾几次萌生离开新四军的念头，不可能全是因为与父亲个人的矛盾。项英突围出来后还担心叶挺，又回头找他，结果叶挺下山去谈判被蒋介石扣押。
叶挺的儿子叫叶正大，是我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我们俩关系不错，他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说：“父辈的事情随他们去吧，我们俩永远是好朋友。”我们相视一笑。
而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上级起草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后来还是陈毅在会上讲了“皖南事变”经过，那份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有人所说的项英与陈毅的“重重矛盾”是毫无根据的。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住在李富春家的窑洞里，对我和弟弟特别好，正逢过年，蔡畅妈妈拉着我和弟弟给陈毅拜年，说我俩都是新四军的子弟，要给压岁钱。陈伯伯一边说“要得要得”，一边掏钱，每人给了1万元边区币。1956年我从苏联回国时，听说陈毅伯伯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舞会，我特地去见他。陈毅伯伯看到我，立即抛开舞伴拉着我在舞场上转圈，然后特别兴奋地逢人就说，“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旁边的一个女的不解地问他：“谁是老项？”陈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话回答：“老项，就是项英嘛！”我想陈毅伯伯如果活着，一定不会同意挑拨他和父亲的那些言论。
尽管当时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解放后，对项英的评价跌入了低谷，而且很奇怪的是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却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位；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却不提施洋还是项英介绍入党的。陈丕显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有一次去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特地纠正他们不提项英的错误。“文革”中，全上海都贴了“项英是大叛徒”的大字报。几年前有位作家写了《皖南事变》的小说，把项英写得糟糕透顶，我没有资料反驳无力，是新四军的100多位老干部写信提出反对意见，这部小说才最终被禁止再版。我相信对父亲的评价，自有历史公论。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悲痛，跟父亲一起也就12天，坦率地说，感情会有多深？另外，周围同学也经常有父母牺牲的，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平常事。但是“皖南事变”之后，我把名字从张苏云改成了“项苏云”，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我是项英的女儿。
母亲之谜
1938年，郭青老师把我带到延安时，我听说妈妈就在一个月前刚刚到过延安，把弟弟留下来后离开，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我也错失了跟妈妈见面的机会。
母亲后来的命运多少与瞿秋白有关。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万多人被敌人包围。当时重病的瞿秋白、年老体弱的何叔衡、已怀孕的母亲与中央苏区政府的妇女部长周月林一起撤离，突围时，何叔衡牺牲，瞿秋白、周月林与母亲一道在福建被俘。被俘时，母亲他们用的都是假名，审问中也没有露什么破绽。他们在监狱中被关押了3年多，我的弟弟就出生在监狱的牢房里。但就在母亲和周月林被保释、瞿秋白也快要获得自由时，国民党却突然知道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杀害了他。
化名为“林琪祥”的瞿秋白为什么会暴露身份？很长时间一直是个谜。最近几年，一些正式出版物上还发表过这样的文章，说我母亲出狱后找到了父亲项英，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瞿秋白的死是不是和你与周月林有关系？父亲看母亲显得很紧张，就认为是母亲出卖了瞿秋白，一怒之下，拔出手枪把母亲枪毙了。我不知道这个说法从何而来，但这完全是个谣言。
为了写父亲的传记，军事科学院的王辅一找到曾任项英警卫排长的李德和。李德和回忆1938年2至3月间，项英在南昌着手编组新四军时，母亲张亮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找到东南分局，李德和随项英由军部去分局驻地同张亮会面。他们在一间房子里谈话，小孩由李德和带着在门外玩，大约谈了个把钟头，他们讲些什么不知道，声音时高时低，项英态度严肃，但根本没发生枪毙张亮的事。谈话后，项英到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处去了一下，就返回军部驻地，此后再未与张亮见过面。
王辅一也走访过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张亮找到项英时，由于项英早已知道张亮1935年春突围时在福建被国民党军俘虏，而且俘去后的情况当时无法查清，故没有把她留下，而是给她一些钱让她走了——我猜想，父亲大约是在质问母亲：瞿秋白被杀害了，你为什么能活着出来？肯定也对母亲有所怀疑。
事后证明，离开南昌后，坚强的母亲把弟弟送到了延安。徐明清是原延安市妇联主任，当年妈妈送弟弟去延安时，她还接待过我妈妈，所以“项英杀妻”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也没人知道她的下落。
1955年，瞿秋白的遗骸从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取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抓到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与瞿秋白同时被捕、知道瞿秋白身份的周月林与母亲张亮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周月林是一位传奇人物，早年曾被派到苏联学习过，与海参崴华工工作负责人梁柏台结婚，1931年经请求获准与梁柏台回国工作，把一双儿女留在了苏联，后来也下落不明。1934年，她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17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且是主席团中的唯一女性。她曾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从资历上讲，还是邓颖超的上级。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因为周月林懂医，所以留下来护送瞿秋白。周月林被捕后，被判刑10年，关押于龙岩监狱，1938年经人保释出狱。周月林后来辗转回到上海，解放后，担任街道普通干部。好日子没过几天，瞿秋白专案组成立后，周月林在1955年被逮捕，被送到秦城监狱改造，1965年又被判刑12年，送到山西的工厂劳改，吃尽了苦头。
周月林一直没停过申诉，直到若干年后，有人在当年国民党的一份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瞿秋白被捕才真相大白。原来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的妻子徐氏。1979年，周月林获得平反，她已蒙冤25年。平反后的周月林回到丈夫的老家浙江新昌县度过余生。1997年，91岁的周月林在新昌县去世。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周月林的晚年还算安定。新昌县对她很好，还有人专门采访她、给她写了传记。当中周月林也回忆说，张亮出狱后告诉她，自己要去江西找项英。写传记的人把书寄给了我，可惜等我看到这些材料时，还没来得及找周月林，一年后她就去世了。
妈妈的名字，也是我到延安之后才知道的。7岁那年爸爸来延安看我时，我曾问过他：“妈妈在哪里？”他只是回答了一句：“妈妈不在了。”然后什么都不再说。周围的大人也很少提我妈妈的事，像都在保持着一个默契。我的婆婆涂俊明也是一个老革命，当年在上海开家具店掩护工人运动，偶尔她会对我说：“你妈妈年轻时很漂亮，比你漂亮。”
很多年，我也根本不知道母亲长什么样子。“文革”时期，我去上海参观，住在我丈夫的朋友家里。有一天，朋友的一位友人来拜访，看见了我，忽然说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是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要来的。他给我翻印了一张，我一直把它保存在身边，这是母亲给我留下的唯一纪念。从照片上看，妈妈的确漂亮，我也只有下巴这里像妈妈。但是看到照片，我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对于母爱，我没有得到过，所以也没有失去的痛苦。
关于母亲的下落，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最新说法。去年底，一个记者去访问公安部的一个老同志，他以前在延安待过，在康生手下参加过一些专案组的审查工作。据他回忆，他们抓住了一男两女，怀疑是托派，找人审查，这位老人家审查的男的被枪毙了，两个女的被康生下令勒死。他听说其中一个是
我是70多岁时才听说这件事的，我能有什么感慨呢？
对于母亲，我只知道她是四川人，但究竟是四川哪里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也无从去追寻她的家族、她的身世。我只知道她与父亲是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相爱的，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在一起。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他们的情感，但我想，在父母这一代人的心目中，他们的理想是高于一切的，在需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感情、家人乃至生命。
延安岁月
1938年到了延安后，我被送进了徐特立创办的鲁迅小学学习，1939年学校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也称延安保育小学。延安保育小学的学生是革命烈士子女和中共高级干部的后代。郭青老师则被送到延安抗大学习，他后来当上了保育小学的校长，成为很多孩子的大家长。
刚到延安时，我只有7岁，独立生活比较困难，有一个保姆专门照顾我。那时还没有窑洞，我们在平原地区住的平房，房间里用大木板桌搭的床，一张床能睡十二三个孩子，像一个大通铺。我们这些孩子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过着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
在延安，我们随时都能看到毛主席，他对我们每个小孩都叫得出名字。有一次我们采了一大捧山花，我们跟老师说：“这些花真漂亮啊，我们把它献给毛主席好吗？”老师答应了。于是我们一群娃娃，排着队、唱着歌，向毛主席的住地走去。毛泽东在窑洞前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江青也在，她还从窑洞里拿出一桶饼干让我们吃。有时候想起来，还挺怀念那时候的延安气氛。
我因为记忆力好、胆子大、不怯场，经
我后来才知道，延安地区缺水，卫生条件比较差，很多人身上长了虱子。他们习惯边晒太阳边抓虱子，那个老乡就是在捉身上的虱子。当地老乡还认为，虱子吃了我的血，我就应该把虱子也吃了，所以刚才那个老乡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没有爸爸妈妈的生活，让我从小养成了自立、好强的性格。带过我的大人都喜欢我，像蔡(畅)妈妈、康(克清)妈妈、任弼
中组部对我们特别照顾，陈云、李富春常接我们去他们家吃饭，蔡畅妈妈待我们更像亲生儿女一样。当时在延安，我们只要往口袋里装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谁家都有饭吃。
我到延安时，才知道我还有个弟弟在这里。我的弟弟项学成是在监狱里出生的，是周月林为母亲接的生。弟弟和我的关系很好，平时和弟弟去的最多的就是李富春和蔡畅家。
蔡妈妈很喜欢我，教我洗衣服、织衣补洞。蔡妈妈很爱干净，摆在桌上的东西别人是不能随便挪动的。她也嘱咐我：“小朋友来玩可以，但我的东西你们不能动。”有一次来了个同学，只是好奇地翻了一下，我都没有感觉有什么变化，蔡妈妈回来问我是否有人动了她的东西。
有时吃完饭，李叔叔、蔡妈妈带着我在窑洞后面的山坡上散步，我还牵着李叔叔的小狗“路路”。路上遇见认识的叔叔阿姨看到我们，会过来逗我：“你家几口人呢？”我认真地看了一眼小狗，然后回答：“4口！”李叔叔与蔡妈妈的女儿李特特很嫉妒我，说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她长得多。
1943年，延安搞了个“整风运动”，后来康生又搞了一个“抢救运动”，弄得人人自危。我们保育小学也开始搞起了“抓特务运动”，老师不允许我们回家，留在学校搞“运动”。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要受审查，每人要交代清楚自己的经历，如果说不清楚，就会被怀疑是特务；同学之间也互相揭发。学校还专门组织我们学生到礼堂，听一些表现好的人现身说法，我们小学生坐在下面，跟着大人喊口号。
弟弟告诉我一件事情：他们的老师把一个小同学叫去交待问题，老师问他是不是特务，他否认。老师说不老实交待的话，就罚他站凳子上。小同学被罚饿得受不了，实在坚持不住，就
老师很仔细地拿本子记下了小同学的揭发，然后很满意地告诉他，过关了，可以回宿舍睡觉了。小同学后来听说靖边县真的把小李打成了“特务”，被整得很苦。长大后，他很后悔自己9岁时的无知，伤害了一位不熟悉的大哥哥。
整风期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不准回家，过了几个月后，紧张的气氛才慢慢缓和下来。
夏天，我和弟弟去李富春和蔡畅家。李叔叔问：“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回家来啊？”我说：“校长说大家都在整风，整风不能回家。”李叔叔很奇怪地问：“一群娃娃，整什么风呀？”他这一问，弟弟可来劲了，他不顾我劝阻，马上眉飞色舞地说：“我们学校整风可热闹了，还把人吊起来打呢！大家跟着喊口号！”李叔叔很认真地听着弟弟的话，很生气的表情。他马上拿起电话给中共西北局的负责人高岗打电话：“怎么我们大人整风，娃娃里面也在抓特务，还打人？！”结果一周后，西北局就派人来学校调查，学校领导还向几位被错整的老师道了歉，承认过去的错误。
李富春与蔡畅去了东北之后，把我交给了任弼时。有这些叔叔阿姨的照顾，在延安时，我从不觉得孤单。
往事
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的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高岗的儿子高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和我一共21人。给我们送行时，领导对我们说，现在国家正在打仗，仗不要你们打了，由我们来打，你们去努力学习，回来好好建设新中国。
我们在苏联学的专业都是从建设角度挑选的。叶挺是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他的两个儿子就下决心制造自己的飞机，去了航空学院。林汉雄的父亲死的时候，说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于是他就学了水电。但是“文革”期间，中央成立了一个“4821专案组”，专门审查留苏的21个“苏修特务”，“
我的丈夫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也是我留苏时的同学。现在很多人把林育南、林育英与林彪放在一起，称他们是林氏三兄弟。林家是一个大家族，林育南是林彪的哥哥，是林家第一个出来革命的，他与董必武是同一时期的，资格比较老。林育英是林育南带出来参加革命的，在革命时期化名张浩，而林彪又是林育英带出来的。他们确实是从林家大家族出来的，但单纯从血缘上讲已经没那么近了。
张浩早期在湖北参加工人运动，资格比较老。1942年去世前告诉身边人，死后要葬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上，意思是要天天看着党中央和毛主席。中共在延安还为他举行了公祭仪式。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安葬，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解放后，林彪对
我们去毛家湾见林彪的次数并不多。那时林彪的父亲还在世，我们喊他“林四爹”，去见林四爹的时候，偶尔会见到林彪。林汉雄的大哥在哈尔滨任市委副书记，“文革”期间受了冲击，他想到北京见“林副统帅”，我们给林彪打电话，结果他的秘书只是送来了几本《毛主席语录》。婆婆通过林彪的姐姐还是联系上了林家，叶群带话来，说林彪身体不好，只能谈20分钟。林彪出来见我们的时候，话并不多，脸色也很不好。我那时已经听说林彪在战争时期落下很多毛病，怕光、怕风。我们也只是简单寒暄了一会儿，见了林彪的两个孩子，只知道叫老虎和豆豆，也是“九一三” 事件之后才知道他们的大名叫林立果和林立衡。
1971年“九一三” 事件后，我们家也受到了牵连，在水电部工作的林汉雄被关了起来，公安局也进驻了我们家。我被关了一年之后放了出来，我的婆婆是一位老革命，她很不服气，到处找人申诉。
1975年左右，有一次一个老朋友偶然跟我们说：听说江青和毛主席闹翻了，写给毛主席的信可以直接到他手里了。于是我们赶紧以婆婆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将家里情况反映了一下。很快水电部派人来，接我和婆婆与林汉雄见了一面，原来他一直被关押在总后勤部的某个地方，负责他的专案组成员人很多。
沉寂这么多年的“项英”，最近几年也走进学术界和大众评论的视野，对那段历史的评价也日趋客观。我不会以项英女儿的身份参与其中，我想，还是把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吧，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接受历史的评价。我相信历史最终会还原其真实面貌。我和父亲两代人的这些往事，是共和国的一代记忆。但愿那些伤心的故事，永远地成为这个国家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