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汉修仙小说:群体性事件的沟通机制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沟通机制研究

作者:李亚敏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矛盾普遍存在在各个领域,社会学家预测,今后若干年内仍是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政府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处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民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稳定。故必须高度重视各类群体性事件,并通过理论研究找出其规律,积极引导,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维护社会稳定。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瓮安事件 沟通机制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6-194-02
　　
　　一、群体性事件研究综述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矛盾普遍存在在各个领域,据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5年,全国有87000起群体事件,平均每6分钟一起。2006年中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超过9万起。故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各类群体性事件,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最初介入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大多是公安机关、武警部队。其所关注的领域,集中在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处置。当群体性事件逐步演变为转型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时,各级地方党委、政府迅即重视对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探讨。随着对群体性事件成因与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化,党中央、国务院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条件、内在规律、工作原则和长效工作机制上。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上看,既有对全国范围内群体性事件的整体考察,又有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群体性事件的局部探讨;既有宏观对策分析,又有个案实证分析,表现出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国内外对关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国外理论界偏重于:1.“自力救济”是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和意识渊源;2.政治、经济、宗教、种族等问题仍是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3.沟通、表达意见的渠道不通畅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4.法律不适应社会发展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深层原因。国内理论界以及行政部门认为,引发冲突事件的原因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即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国外对群体性事件原因的分析主要是从事件发生的内部机制着眼,而国内的研究则注重从上述外部激发因素中找原因。因此在管理和处理方法上,国外偏重于疏导内部机制,在现行体制下扩大民意表达渠道,将群体性活动置于法制框架之内,起到社会减压阀的作用。而国内则致力于通过综合治理,消除社会不公、官僚主义等外部激发因素,从根源上减少群众不满,实现更高层次的公正和民主。从长远来讲,国内的做法更具理想化和战略意义,但因其工程量巨大,难以在短期内奏效。
　　已有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缺憾,表现在:第一,已有成果缺乏对社会转型与群体性事件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刻分析,也鲜有前瞻性的预测研究。第二,已有成果不少仅从公安机关的角度谈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视野较为狭窄,操作价值有限。第三,已有成果泛泛议论者多,对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深入进行实证分析和个案分析者寡,对策建议的针对性不强。故而借鉴国外的群体性事件研究视角,结合转型时期的时代背景,笔者从完善群体性事件的沟通机制入手,探究更好的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途径。
　　二、群体性事件相关理论
　　(一)定义
　　群体性事件是指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行为人,因利益受损的求偿需要或避免利益受损的利益表达需要而聚集在一起,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下发起的,以暴力或非暴力形式进行的,易于破坏社会治安秩序、影响公共安全的群体行动。
　　(二)相关理论
　　社会冲突论、集体行动理论、政治参与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洛克认为具有唯一合理性的政治社会是公民志愿联合和授权政府所形成的“公民的社会”)托克维尔将自愿结社作为美国民主的基石,博兰尼所言“自发秩序”和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的秩序”,奥斯特洛姆讲的“多中心治理”,均是在自由秩序的意义上使用公民社会的概念,强调了以公民自治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三、群体性事件沟通机制研究
　　石宗源说,“6.28”事件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概括地讲,在于当地积案过多,积怨过深,积重难返。
　　许多群体性事件往往就是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形式之一。这是我们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认识和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最基本的背景和基点。在现实生活中,将群体性事件作为治安性事件,用解决治安问题的方式处理,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这种认识容易导致突发群体性事件升级。
　　妥善预防和处理突发群体性事件需要从多方面努力。笔者仅从沟通机制的角度着手予以探究。
　　(一)群体性事件沟通机制之群众心理公关论文代写
　　从瓮安事件来看,极个别干部作风粗暴,甚至随意动用警力。这些损害了“政府的合法性”,使民众的政府产生了“信仰危机”,这就使得很多“泄愤群体”加入到事件当中。在此种心理情况下,只要是略带敏感性的事件都可能升级为突发群体性事件。
　　不难看出瓮安事件的性质中包含三种成分:家属维权事件、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民众泄愤事件、部分黑社会有组织的犯罪事件。明确了这三种参与主体,政府便可有针对性的进行心理公关。并非任何群体性事件都有黑社会组织的参与,所以此点具有特殊性,但是直接利益人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具有泄愤性质的民众却具有普遍性。但直接利益人是事件起因的根本,也是政府公关的首要目标,只要直接利益人的诉求得到公平对待,事件便可平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具有泄愤性质的民众因其人数众多,也必须作为公关重点,如果政府满足了直接利益人的诉求,便可避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具有泄愤性质的民众的参与,从而避免事态的扩大。深层群众心理公关,就是政府提高自身“合法性”,将“权力”上升为“权威”,从表象心理公关来看,政府对于敏感事件必须迅速作出反应:一是彻查死因,公布的信息要及时、清楚、明白,切忌遮遮掩掩,切忌慢半拍,不要留下想象空间;二是如果一时无法查明,一定要解释清楚,对特定的相关人员不要隐瞒真相;三是政府的处理要公正,处理程序要公开透明;四是处理过程中切忌简单粗暴,要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不满是一种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它通过一定的载体传播而与相同社会处境者产生共鸣。目前,表达社会不满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利用民间的歌谣、顺口溜、政治笑话、小道消息等等。特别是随着手机短信、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这种传播变得更为容易,影响也更大。
　　综上,政府合理性的缺失以致民众对政府信仰的缺失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本质原因,而政府处理突发群体性事件能力有限,又使作为导火线的敏感性事件得以迅速升级,最终造成重大损失。突发群体性事件中对群众心里的公关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必须注重深层次的政府“合法性”的构建,建立群众对政府权威的信仰体系;二是表层上必须提高政府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迅速反应能力,并形成相关的制度、应急预案。同时避免在群众中造成“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误导向。迅速对事件作出反应,加强对群聚场所的管理,要采取果断措施让非中坚分子离开群体,并打消其他人加入群体的念头,以免事态扩大。
　　(二)群体性事件沟通机制之媒体公关
　　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是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传播公共政策信息,实现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双向沟通。第二,引导社会舆论,影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府逐步向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转型,对媒体的发展持支持态度。
　　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民众对政府运作过程缺乏了解,难以对政府形成有效的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提高绩效。因为媒体不中立,民众对其缺乏信任,媒体宣传的政府正面形象民众也持怀疑态度,一旦有任何政府的负面消息被披露,哪怕是谣言,民众也会马上将矛头对准政府。另一方面,下情难以上达,政府对民情民意难以把握,故常常后知后觉,在面临突发群体性事件时候不知如何应对,使事态扩大。政府不做好和媒体的沟通,试图凌驾于媒体和民众之上,控制媒体的声音和民众的思想,使三方处在不均衡博弈之中,对政府、媒体、民众来说无疑都将利益受损。为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政府必须和媒体建立有效沟通。
　　对于有争议的事件,政府不仅要“亲自调查”,还应容许媒体独立采访,形成独立消息来源,发挥“证人”作用。公众有多个信息来源,更接近真相,从而消除对真相的焦虑,降低非理性情绪。另外,政府应该鼓励媒体保持中立地位,鼓励其建立国情民意调查机构或者与相关的NGO合作,成为民众和政府沟通的桥梁,促进民意的上达和政策的下达。在面临突发群体性事件时政府第一时间将真相通过媒体告知公众,采用勒庞所说的断言和重复,与流言争取受众,让群众及时听到另一种声音,避免更多的人做出草率判断,从而不轻易形成群体,或者促进群体瓦解。当然也要注意处理的艺术,政府一方明显有错误时必须及时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责任,主动向民众致歉,但同时也不能将所有责任都揽到政府身上,避免民众因政府个别人员的错误对政府的信任度产生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妥善的处理突发群体性事件,及时平息事态,稳定局面。
　　四、结语
　　转型期的中国,正处在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可看出各级政府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信心和努力。深层次上要在多元利益分配中均衡各方利益,重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高效政府、廉洁政府的形象,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仰体系,使政府具有合法性,从“权力”走向“权威”,从而减少民众不满,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本质诱因。但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的解决很难一蹴而就,在渐进改革深层体制的同时,当前能做的便是提高政府处理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能力,通过改善群体性事件的沟通机制,改善和民众及媒体的关系,从而有效处理群体性事件。完善预警机制、处置技术和问责制度,改变“体制性迟钝”,即走出“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的怪圈,维护社会的稳定。
　　
　　注释:
　　王晓东.创新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机制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06(3).
　　万川.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5(3).
　　李琼.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8(12).
　　范明.中外群体性事件问题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3(1).
　　王名.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3.
　　瓮安事件始末.新华社.2008.7.5.www.people.com.cn.
　　于建嵘.注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对“瓮安事件”发生机制的一种解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