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策划-10年人物

　　新世纪10年，我们的时代和命运

　　“著名主持人”、“成功女性的典范”杨澜最近在微博上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时说，“我必须老实地说，其实我个人的勇气与才华都远远不能够和大家相比。但是我生得是时候：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公开招聘主持人，我赶上了；中国的媒体和文化市场逐渐开放，我赶上了；中国和世界加深交往需要有人沟通，我赶上了；奥运赶上了；世博会赶上了。有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你这家伙运气还是不错的。”

　　作为一本人物杂志，我们一直坚持的理念是纪录我们的时代和命运，杨澜这篇140字之内的文字，揭示了她眼中的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的关系，不失为一篇带有主观色彩的优秀自传体人物报道，这么多她赶上的，都是时代和国家的丰功伟业，于是，踏准时代脉搏的杨澜，也成了正面的、典范的成功人士。

　　但这个时代与个人命运间的关系，绝不仅仅都是杨澜式的和谐。在少数成功人士之外，还有着更多的感受到改革益处同时也承受改革代价的普通百姓，他们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被强拆户、房奴、蚁族、血汗工厂的民工、陈尸地底的矿工、困厄的上访者……

　　这，就是我们选取中国过去10年有代表性的个人或群体时，绝不仅仅将目光盯着所谓的成功者的原因。

　　不可否认，正如完美的人不存在一样，完美的社会也不并存在。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成功者、普通人、失意者的存在，而我们所公认的更好的社会中，必定是三者比例更合理，单以财富的分配而论，我们是选择一个富极少而贫极多的金字塔型社会，还是选择一个两头小中间层多的橄榄型社会，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考验这个社会的公义，政府的能力，民众的智慧与决心。

　　换言之，一个人心所向、制度完善的社会，会拥抱更多具有成功感和幸福感的民众。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民众，除了吃饱穿暖小康大康的物质生活、GDP的高速增长外，还拥有对自由公正尊严强烈的向往之心，对它们反面的彻底不容忍之心。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制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

　　社会的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人的提升，绝不仅仅是财富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讨论时代、制度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时，个人绝不仅仅是一个被动者，被时代与制度所笼罩裹挟而毫无作为。在我们所框定的10年人物中，有IT精英马化腾、电影商人王中军、明星运动员姚明，也有不安于书斋的斗士学者于建嵘、不安于畅销作家身份直言社会积弊的青年韩寒，以及挑战公众标准、考验社会宽容度的木子美，还有以血汗驱动庞大经济列车的农民工阶层……无论他们身家是多是少，声名是彰是隐，他们都不是这个时代与制度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参与者，虽然他们的力量有大有小。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社会造民众，民众亦造社会。

　　10年一代人，无论新世纪的这10年如何扰攘复杂，人本之诉求，人心之所向却十分清晰。曾经问过一位自己所尊敬的历史学家，你评价一个政治家、历史人物最关键的标准是什么？他答，能否推动向善的制度变革。

　　也许，这个世上公道的只有时间。“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

陈彤：新闻比大片更吸引人

　　本刊记者 薛芳 发自北京

　　从网络刚刚兴起到现在，网络媒体的基本理念没多大变化。作为网络媒体，最与众不同、需要坚持的还是快速与海量，以及平等的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网民互动交流等

　　众所周知，国外互联网人士评价互联网的中国标准有两个：其一，中国网站的首页过于拥挤、信息量超大；其二是“target=blank”，即标题弹开新窗口。而造成中国网民习惯这样上网的，就是陈彤(微博)和新浪。正是他制定了“首页大信息量”和“标题开新窗口”这两个极具个人特色的互联网中国标准。就连雅虎进了中国也得放弃自己的美国标准，向中国的“门户”们靠拢。

　　在陈彤看来，自己只是一个新闻的发烧友，“我更愿意接受这样的评价，我不愿意接受其他过于正统的评价，但发烧友做到这个分上，当初真没有想到。”

　　从灌水开始

　　一个软件公司嬗变为中国的第一门户，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歪打正着，还有早期所有互联网公司所经历的懵懂。

　　1993年，新浪网的前身——四通利方信息技术公司成立；1996年4月，四通利方组建国际网络事业部，并推出利方在线网站，汪延是这个网站的第一功臣。

　　在新浪诞生的前一年，陈彤只是一个研二的学生。1997年春节，陈彤在中关村一个朋友的公司里第一次上网，当时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上网费用高，陈彤的研究生补助才200多，但有一个月他的上网费曾达到了1700多。

　　网络的交流方式让他吃了一惊。第一次到四通利方的体育沙龙，他很快发了一个骂足协掌门人王俊生的帖子《让王俊生下台吧》，用的笔名就是他后来经常用的名字，gooooooal。

　　从此，到体育沙龙去泡网也就成了陈彤生活中的一个固定节目。几个月后，陈彤在网上结识了四通利方体育沙龙创始人李嵩波。陈彤暗示，如果让他来做体育沙龙版主，保证访问量提高10倍。李嵩波随即在中关村小饭馆“老四川”里请他吃了顿饭。吃完后，陈彤就正式成为了四通利方的体育沙龙版主。

　　陈彤开始辛勤灌水。在国内联赛开始前就四处搜集各队的消息，用不同的笔名贴上去；霍顿领着中国队去英国水晶宫俱乐部集训，他又跑到水晶宫俱乐部的官方网站聊天室问他们的版主要第一手的资料……这么一折腾，沙龙明显就热了起来。

　　紧接着就迎来了历史性的事件——老榕的帖子《大连金州没有眼泪》，不仅对四通利方来说是历史性的，对中国的互联网也是标志性事件，被称为“全球最有影响的中文帖子”，这个业余版主让四通利方开始认识到体育的力量。

　　1997年底，四通利方被《电脑报》评为全国三大网站之一，也获得了美国华登投资集团牵头的三家公司的风险资本共计650万美元，这是国内软件企业的第一笔风险投资。当时的负责人汪延主动提出每月给陈彤600元劳务费，这对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彤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了。

　　新浪网第一个编辑

　　研究生毕业后，陈彤加入了四通利方，头衔很高，网站主编，但手下一个人也没有。汪延对陈彤说，你是四通利方以做内容为主要目的招进来的惟一的一个，以前招的全是网管之类的技术人才。

　　1996到1998年，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不约而同地在内容上发力，争相提供新闻、BBS、电子邮件、搜索等基础性服务。

　　关于互联网，当时公司内部有不同的态度，投资人认为，公司应该专注于软件产品，要求新浪创始人王志东把互联网业务关闭或者卖掉。而在接近年底的12月1日，四通利方正式宣布，和“华渊”联姻，新浪诞生了。

　　31岁的陈彤成为新浪网第一位编辑。其后，他带领新浪网新闻中心在科索沃战争、中国入世、悉尼奥运会、“9•11事件”等重大事件报道中均大捷而还，从而在那个互联网跑马圈地的黄金时代，一步步确立了新浪网在全球中文网站的优势。

　　陈彤大学的专业是通信，但他从小喜欢新闻。前者使得他严谨，后者则训练了他对新闻的敏感。在陈彤看来，新闻是正在播放的戏剧，它比任何大片都吸引人，从情节当中可以得到莫大的享受。

　　“我一直关注媒体的细节处理，上大学的时候在宿舍里听BBC，后来又看CNN。前些年秘鲁大使馆人质事件，CNN每隔15分钟通报一遍最新进展。这个15分钟跟上个15分钟差别不大，但总有新的信息出现，这种精神对我影响非常大。我认为，新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停地提供新的信息。”陈彤如此说。

　　新浪之道

　　这个生于1967年的男人目光锐利，语速很快。他的朋友们评价他为人平和，在工作的时候，又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他常常悄无声息地穿过走廊，走进理想国际大厦19层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东西多，但不凌乱。

　　业内的人都晓得陈彤的为人，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对工作苛刻到变态的地步。有一个编辑在报道武汉水灾的标题用了“武汉群众大撤离”，被他狠狠K了一顿，难道官员们就不撤离了吗？

　　“所有标题的字数必须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标题不能折行：新浪首页20字，新闻中心一类22.5字，新闻中心二类23.5字，科技一类21.5字，科技二类19字。”“这是多年前定的标准了，而现在像这样的细节，新浪应该有几千条，”陈彤说。

　　陈彤对新闻有着惊人的热情，手下的第一个编辑亲身讲述关于他的一个段子，“陈彤多年养成的习惯，开着电视睡觉，一听到有新闻，就能马上起来，然后把新闻记下来，然后睡下去，然后再听到就再起来……”

　　在陈彤看来，从网络刚刚兴起的1997、1998年到现在，网络媒体的基本理念没多大变化。作为网络媒体，最与众不同、需要坚持的还是快速与海量，以及平等的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网民互动交流等。

　　陈彤坦陈，新浪网在早期的频道、栏目设置方面的确参照了国外几大门户网站。“我们将它们的频道、栏目设置依次排列，并找到交集，作为我们的参照系。对于新闻处理方式，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一个叫做www.dailysoccer.com的足球网站，其滚动即时的模式对新浪影响很深。但是国外门户网站和网络媒体的具体新闻操作，对新浪没有太多影响。英文网站的新闻多用机器处理、自动发布，由于中文信息源的格式不规范而没办法做到。”

　　2005年，陈彤写作出版了《新浪之道》，解构新浪。众所周知，新浪新闻的崛起要得益于两件事：第一，1999年率先进行24小时新闻滚动传递，在别的商业网站和官方新闻网站还没有夜间值班制度、网民对新闻的需求也没那么大的年代，是新浪刺到了网络新闻的“穴位”；第二，制定了一全套新浪新闻编辑、上传的规范制度，包括与传统媒体的合作、新闻标题的制作、外电的翻译报道等。

　　在版权方面，陈彤非常谨慎。新浪只打过两个比较大的版权官司，其中一个就是2001年年初的一位IT记者发现新浪转载他的一篇文章，没有经过他的许可，没有署名。新浪为此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回到2000年。当三大门户刚刚想引领中国互联网产业走向红火时，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却让所有的从业者不得不收缩战线——3月10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触摸历史高点5132点后，急转直下，到2001年4月4日，指数已经跌至1619点，全球互联网市场随即陷入低潮。

　　这个低潮期漫长而坚冷。

　　2001年3月，新浪开始尝试新型网络广告，在2000年的十大网络广告媒体排名公布中，新浪已经居于首位。同年4月，网易收购Tianxia研发团队，为日后进入网络游戏产业打下基础。不过在这一年，几大门户中主流的声音依然是“精简开支，挺过难关”。门户网站们纷纷或压缩，或关闭了免费电子邮箱、校友录等服务，转而收费。

　　但也是这一年，网站开始尝试并推出了一项新的服务：短信服务。这在当时拯救了大批互联网站。2003年1月初，新浪并购了移动增值服务商广州讯龙，月底，新浪发布财报，首次以净营收1290万美元实现全面盈利。丁磊后来进入的网络游戏，在三大门户中其收入比重超过了短信。

　　博客之争

　　在总结《新浪之道》后的那一年，在专业博客网站与三大门户的战役中，陈彤打了一个漂亮的战役。

　　“精英们知道博客是因为我，而大众们知道博客却是因为木子美。”方兴东告诉记者。那一年，木子美和她的《遗情书》让众多网民知道了博客。博客就是以这样一种尴尬的方式，走向大众。

　　方兴东被称为中国的“博客之父”，2002年，他将当时欧美流行的新型网络交流方式Blog引进中国，命名为“博客”，并建立起了中国第一家博客网站。博客中国最初主要请IT业界的专家和学者进行专栏写作。

　　最早，业界往往容易把博客的价值等同于网站隐含的精英化信息。博客网站诞生的这一年风平浪静，知道的人并不太多，草根阶层并不了解。不过在2003年，木子美的“横空出世”让博客名扬大江南北。

　　但最后的胜利者却是新浪。

　　2005年9月8日，博客网宣布获得4家VC的1000万美元投资。此次融资成功后，方兴东把刚刚商业化一年的博客中国更名为“博客网”。同一天，新浪高调推出了新浪博客，以名人效应“圈地”博客新运动。接二连三地，腾讯、搜狐、百度都成为方兴东的对手。

　　以新浪为首的门户很快大获全胜。博客前五名里，再没有专业网站的身影。到2006年末，门户的博客力量完全超越了博客网等专业博客，取得完胜。

　　2005年被公认为博客的大众化元年。《2005-2006中国博客发展与趋势分析》的研究报告提到，当年的全球博客数量突破一亿，而在中国，该数字已达1600万，占网民总数的14.2%。

　　陈彤和他的同事们为推广博客，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媒体资源。新浪博客的亮点，是名人博客。用媒体资源和影响力换取名人博客的支持，再用名人博客积累更大的媒体实力。仅仅9个月之后，从用户数、日流量、日原创文章发布量和日评论留言各方面，新浪都成为博客第一品牌。

　　他回忆说，最初他提出的博客拉客目标是“意见领袖”，他并且亲自向300位以IT评论为主的“大尾巴狼”发邮件，邀请他们开博。而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副总编侯小强率领的执行团队很快把“意见领袖”这个目标延伸到了各界名人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他一再强调，“博客是大家的功劳。”

　　方兴东对博客的发展做过很多预测，惟一预测偏差的就是博客的“生活化、娱乐化”。他以为博客会是一个比较精英的东西，没有想到中国的网民如此喜欢凑热闹，博客又会如此喧嚣——这是中国互联网江湖的一大底色。

　　微博时代

　　微博是陈彤现在最兴奋的字眼。新浪编辑请来比尔•盖茨开微博，有关编辑奖励了一万块；新浪微博也请来了苍井空开微博，本来准备去年国庆前上线，但由于又一波的“扫黄”，推迟了一段时间。新浪CEO兼总裁曹国伟把微博信息安全的任务交给了陈彤，他感到“光荣而艰巨”。他告诫下属：“微博无小事儿，任何事情都需要谨慎”。

　　在陈彤看来，微博真正对传播造成了冲击，微博第一次真正做到了普通人能够报道新闻事件。

　　新浪微博出身门户，首先展露的是媒体优势。图片、视频和评论后转发则是新浪微博最成功的本土化改进，因此，陈彤称新浪微博不是简单的中国Twitter。新浪微博引导用户输入MSN和邮箱等地址寻找熟人关系并且永久记录，然后不断推荐联系人之间进行相互关注，这促成了熟人关系向新浪微博的大迁徙。加入了评论等社交化改进之后，互动功能推动了陌生人之间的联系。

南方人物周刊：马化腾的时与势

　　10年前，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马化腾差点以100万卖掉QQ，不过，幸好交易没有达成，否则，我们就看不到腾讯的崛起和一个个传奇故事了

　　本刊记者 默少克

　　马化腾的企鹅帝国无处不在，腾讯公司提供的产品几乎可以满足一个中国互联网使用者在网络上的所有使用需求。

　　与这个庞大的产品线相伴随的是恐怖的业绩：截至发稿时，世界第三大互联网公司腾讯市值为471亿美元，比除开百度的所有中国上市网络公司市值总和还要高。2010年第三季度总收入7.8亿美元，期内盈利3.236亿美元。QQ活跃人数6.366亿，同时在线最高达1.187亿。

　　如果不考虑到年底与360的那场“3Q大战”，马化腾的新世纪10年堪称完美。

　　时势造英雄

　　新世纪刚开始时，创业者马化腾最紧迫的事情是找来新的投资，而且还不要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

　　1998年11月，马化腾与曾李青、陈一丹、张志东、许晨晔一起创办了腾讯公司。其他4个人要么是他的大学同学，要么是他的中学同学，要么是他姐姐的同事。

　　5个年轻人看到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态势，决心投身其中。

　　按照马化腾在CFido上的好友丁磊的话说：“我创办了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马化腾就跟着办了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他抄我的。”

　　这虽然很大程度上带有玩笑的意味，但腾讯公司成立伊始，确实也想过走网易走过的路，向地方电信和门户卖类似免费邮局的在线寻呼系统。

　　很显然，这条路没有走通。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外界耳熟能详的财富英雄故事了。马化腾和他的团队打造了一款名为OICQ的IM软件，然后通过并不漫长的过程找到可以赚钱的途径，然后成就了今天的一切。

　　2001年，马化腾需要的只是几百万美元，上一轮融资的220万美元很快就花完了。钱主要用在服务器和带宽上。钱花得很轻松也很明确，但赚钱方向还没影，他们在计划书里含糊地写要靠网络广告和会员费。

　　新世纪一开始留给马化腾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作为股东的机构投资者IDG和香港盈科提供了贷款(可转换债券)100万美元，如果不找到新的钱，那么创始人团队就要让出更多的股份，或者离开。

　　兜兜转转之下，来自南非的投资公司MIH找上了门。这家公司因在中国投资过不少媒体项目而闻名，比如《北京青年报》、《体坛周报》。

　　MIH中国业务发展副总裁网大为看中了腾讯的用户资源，当他发现中国所有的网吧都装有QQ客户端时，他知道这家公司有可能做成了不起的公司，最终MIH用超过2000万美元的价格拿到了32.8%的股份。

　　这个价格已经显示出腾讯的价值，此时中国网络概念股在美国还是一片疲态，MIH对腾讯超过6000万美元的估值已经接近几大门户总市值。

　　3年后，腾讯在香港上市，发行价3.70港元(现在已经超过200港元)。上市成功对于腾讯和马化腾来说都是意义巨大，但没有新世纪头一年的这笔融资，剩下的一切都是海市蜃楼了。

　　最初只是用来聊天的QQ为什么能成就腾讯？而且同样的机会(当时市场上有几十款IM工具)只成就了腾讯？应该说马化腾和他的团队天时地利人和诸多要素都聚齐了。

　　在天时上，腾讯最早产品OICQ是翻版以色列的ICQ，这家公司被美国在线收购后，创始人不愿意去美国工作，公司发展也没什么太大起色，从而留给了中国人一片奋斗的舞台。

　　腾讯在中国尽管不算最早做IM的公司，但也占据了先发优势。当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固定在某个IM工具上，再进行迁移的机会成本对用户来说就显得格外高昂了。

　　腾讯起家不久就赶上网络泡沫，尽管马化腾没有像他的老朋友丁磊赶在高潮时去纳斯达克潇洒走一回，但也逼得这个团队必须要把产品做好。事后证明，产品为王毕竟还是王道。

　　MIH愿意投两亿人民币给一家小公司也不是没理由的。2000年开始，中国移动就开始推动移动梦网战略。这种源自日本NTT DoMo的i-Mode模式给还在摸方向的中国互联网人雪中送炭。移动梦网不但给腾讯解决了支付问题(与运营商分账)，而且腾讯做不仅有常规的图片、铃声和游戏，更具有独家的QQ衍生短信服务。

　　在地利上，深圳虽然不比北京上海那样具有技术和市场上的优势，但也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几位在广东的互联网创业者(网易的丁磊、迅雷的邹胜龙)都提过一点：广东人做产品更有感觉。

　　深圳本地虽然也有一些科研院校(马化腾和几位创始人都毕业于深圳大学)，但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但这里又坐落着中国高科技行业的两座高峰——华为和中兴。马化腾在创业早期是把自己当做虚拟的电信运营商来看的，这或许来自他的寻呼业背景。当中国互联网业需要从短信赚钱时，腾讯可以迅速从华为挖相关人才进行专项攻关。

　　在特区成立30周年大会上，很少出席政府活动的马化腾罕见地作为代表进行了大会发言。在一个试图以高新技术立足的新兴城市里，腾讯是一家极具象征意义的企业。政府的大力扶持自不在话下。

　　网络公司多选择美国上市，或者纳斯达克或者纽交所，但马化腾却选择在香港上市(另一个是马云)，也是考虑到深圳毗邻香港，可以更方便与资本市场进行交流。

　　天时与地利都是相对而言，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人和。

　　马化腾出身不错，他的父亲曾经是上市公司盐田港的董事，早年开着奔驰帮儿子做账。在创业人团队中，家境不错并小有积蓄的马化腾并没有一股独大。他把自己的股份定为47.5%，这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当其他4个人联合起来时，可以推翻他这个大股东的决定，而他要通过决议也必须要有两位其他股东同意。这种结构从一开始就带有集体领导和民主的味道。

　　马化腾并不是一个独裁者。在QQ秀这个项目上，马化腾一开始投了反对票，但其他高管认为这是一个好项目，让其他项目经理又做了报告，并表态这是一个好项目后，马化腾才开始赞同。

　　“首席体验官”是公司员工送给他的称号，内向的性格让马化腾乐意有更多时间去做产品的体验，Pony Ma是腾讯公司的首席体验官，当腾讯推出QQ信箱时，有超过一半创新点都是马化腾个人提出。

　　马化腾的选择需要职业经理人团队的配合，公司许多重要行政事务可以交由总裁或者首席运营官处理。他可以待在自己精心布置的办公室体验公司产品，他未必会事必躬亲，但这也是一个成熟企业所需要的。

　　不过他依然可以听到一线的声音，曾经有媒体报道：一线的普通员工也能通过公司内部的BBS和RTX(内部通讯系统)，与他毫无障碍地直接交流。在下属眼中，他还是那个没有架子的Pony Ma，是公司的精神领袖而非冷冰冰的老板。

　　事在人为

　　马化腾现在的处境很有点像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实力明明已经非常强大，但却依然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这让外人很难看清楚真实意图，不知道应该是拥抱还是防范。

　　“渗透”是马化腾更喜欢用的词汇，尽管外界往往形容他的做法是复制。浩大产品线是腾讯帝国“渗透”战略的产物，这恰恰又形成了一个悖论：当腾讯一再“渗透”到各个领域而形成一个巨无霸时，这个巨无霸却恰恰没有可以学习的对象。

　　中国互联网的巨头大多有一个西方样板，一如新浪对比雅虎(门户)、百度对比Google、阿里巴巴对比eBay……

　　腾讯没有全面的老师，它进入了所有可以进入的领域。以至于中国新的互联网创业者一开始就要面临投资人一个必然的问题：“这个项目如果腾讯做了怎么办？”

　　在3Q大战中，周鸿祎说他和马化腾曾经通过短信，他建议马可以多采取收购的办法进行业务拓展，而马的回复是那些公司没有价值。

　　这个消息没有得到马化腾方面的证实，但以马化腾的个性而言，可信度非常大。互联网资深人士谢文曾经评点马化腾说：“人很谦虚，很简单，不强人所难，那种自傲或者自得压得非常深。”

　　在那张英俊微笑的脸庞之下，外人无从得知他的内心。潮汕人有着闷声发大财的传统，马化腾的内敛与低调让外界一直摸不清他的调子。

　　当企鹅帝国基业已经看起来非常壮观时，马化腾所面临的是大企业病所带来的困扰。每天下班时分，深圳高新技术园内有壮观的腾讯大巴车队，2009年启用的39层的办公楼似乎已经无法满足这家快速增长公司的需要。

　　马化腾和他的团队学习过华为，最近的消息在学习思科。要解决的都是跨部门合作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产品提供给用户时，很容易基于相似的特征产生纠纷，如何划分管理体系成了马化腾的难题。

　　新世纪10年，腾讯公司度过了第一个本命年，12年里马化腾一直是公司负责人，在日新月异的网络时代，他的知识结构与感觉是否依然灵敏，也还需要实践来检验。Yahoo、AOL等多少曾经不可一世的霸主的垮掉也不过是几年光景。

　　因为韬光养晦积攒的冲突终于在新世纪10年的最后一年得以爆发。先是《计算机世界》以《狗日的腾讯》为醒目大标题进行报道。继而是引发所有人关注的3Q大战，腾讯和360中国前两名的客户端企业悍然劫持用户宣称我们和他们不兼容，这一切又都是在用户利益至上的名义下进行的。

　　那只憨态可掬的企鹅要发怒么？在3Q大战中，马化腾说：“我们也在反思开放性不足的问题。过去我们做得的确比较少，这一两年已经开始做大的转变。过去我们所谓的开放是我们自己的部门一家一家谈的，包括很多游戏开发商、内容提供商、生活服务平台上的供应商。我们觉得做得还不够，比如说像社区空间、SNS开放API，的确动作比较慢，还没有做到网上长尾，甚至个人用户都可以接入的产业链。我们也希望能够跟更多草根网站分享我们整个用户平台，这是一步一步走的。”

　　马化腾所遇到的问题是，现在腾讯所有的服务都是基于QQ客户端进行的，这毕竟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没有谁会公布自己的QQ好友以及信息，而社交平台的开放性正对这种封闭提出了挑战。

　　1月12日，腾讯公司宣布，“连接QQ空间”服务已正式推出，并在部分第三方网站进行测试。腾讯方面表示，该服务将“允许第三方在其网站实现一站式登录”，这也是腾讯开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用户只需在第三方网站输入自己的QQ号和密码，便可直接享有该网站注册会员的一切权益。同时，第三方网站的内容也能通过这一方式迅速传递给用户。QQ用户今后可以访问大部分有会员权限的网站，这些网站也将从QQ的庞大用户群中受益。

　　在此之前，上海恺英网络公司透露，接入腾讯开放平台之后，其开发运营的“摩天大楼”游戏总用户量超过7000万，单月盈利分成达200万元。

　　这会是腾讯以及中国互联网的美丽新世界么？

　　马化腾喜欢天文，读大学时甚至险些报考天文专业。腾讯董事会曾经送给他一个天文望远镜的模型作为小礼物，在腾讯公司里他会和同样喜欢天文的员工一起热烈讨论天文界的新闻。

于建嵘：寻根与布道

　　“10年后的于建嵘，较之学者，更像一个社会活动家。中国或许不缺少一两个学者，缺的是为声音微弱的底层代言、为民众的命运奔走呼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人物。他扮演了这一角色”

　　厦门街头上，6岁的杨伟鑫从地上半支起身子，吸吮大拇指，淡露出天真的微笑。身后，一只脏黑的断把水杯孤伶伶地。

　　被拐、弄残、行乞……1月17日，收到孩子父母的求助信后，“愤怒极了”的于建嵘将这张照片发到自己微博上。

　　1月25日，他另设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新浪上一干网友、媒体中人纷纷响应。

　　2月6日，歌手、全国政协委员韩红也在网上传递，将在“两会”上递交提案——“严厉打击和惩罚拐卖儿童”，请问“于先生可否帮我一起来搞这个提案？”

　　同时，也有人在尖锐讥讽这位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通过乐清村长事件，名声大振，一跃成为中国弱势群体第一救世主。但当乐清百姓给他下跪时，他欣然接受并迅速逃离。如今，这位沽名钓誉的民生大佬，又摇身一变，成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发起人……”云云。

　　“在‘乐清事件’中，于建嵘有自己的观点，他不太愿介入其中。”去年年底，与于建嵘同属“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中的一员思忖说道。

　　“我在这里不对乐清发表任何意见，该说的都写出来了。”1月初的某晚，寒冷的北京。单向街书店内，于建嵘在演讲《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结束后，迅即打断了台下的提问。

　　转型社会的医生

　　那场演讲为推广他的新著《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距离他的成名作《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两本书相隔10年。

　　“一部解读了国家行政权力下沉乡村社会的理由及其后果，一部专门研究近年来一系列社会冲突，它们就是我来北京10年的重要概况。”他简明扼要。

　　他自喻为“一个医生”，假如社会是一具人体，他人研究的是细胞，是结构；那么，他则紧盯“溃烂”——“中国底层农民、工人，包括市民在内，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与其维护自身的方式。”

　　顺延这条思路，他从未乐观，“这10年里，中国农民经历了从赋税之争到土地之争，维权方式从上访到自焚；底层意识从仇富到仇官再到‘社会泄愤’；让人焦虑的是，社会公权力越来越失去规范，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社会规则底线一直在突破。”

　　10分钟前，他还在大声驳斥电话那厢的记者，“守护社会规则与幸福指数的高低是两回事。幸福全凭个人感受，当二奶、三奶也有幸福的，有人做狗也有幸福的；可是，社会规则被破坏，意味着底层人的权益无法通过正当途径维护。我们提倡法治建设、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最后一律归结为公权力怎样维护社会规则，这才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杀了我某某，自有后来人

　　1997年，于建嵘第一次找到了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时，俨然已是“成功人士”。

　　“他自驾私家车前来，这在我接触的人中较为少见。”徐深记，于建嵘自报家门，湖南衡阳人，硕士毕业于湖南师大社科系，曾在体制内的媒体做过记者。其后打破铁饭碗，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执业律师。在海南等地闯荡8年，金钱固然不再存有负担，却也从不是他的人生根本追求。

　　“与一般人在商言商不同，他是在商言政。他坦承，知道我们做农村研究，他就想来做访问学者，了解农民问题。言谈中，我感到他具有很敏锐的政治意识、强烈的国家情结。90年代初期，三农问题还只初有呈现，他就预感这一趋势将日益严重，必会影响中国发展。他决心要为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寻找一条出路。”徐勇说。

　　做完访问学者后，于建嵘心不满足，既而在徐勇门下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1999年，于建嵘筹写博士论文。徐勇对自己最早的博士生明确提出：一要走向农村；二是亲历调查。他进而建议，“1927年，毛泽东写过一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震撼了中国。你也是湖南人，能否按照那本报告中走过的路线再去行走一番，考察当今的农村发生了什么变化？”

　　当年5月，于建嵘按图索骥——在湖南中部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跑了一个来回。“他一跑回来，就向我大谈新发现：当年的这些地方又冒出了新的农民运动。由于当地农民对征收农业税极为不满，发生了群体性反抗事件。我要他全身心投入进去，摸索为什么它们会在70年后又会重现。”徐说道。

　　2000年1月，于建嵘四度到达衡山县后，终将研究重点落在那里的白果镇绍庄村。

　　那个不足700人的小村庄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早农民协会“岳北农工会”的发祥地，于建嵘在村中安营扎寨，按照学术研究的通行方式，为它命名“岳村”。

　　2000年年初，于建嵘几乎调查了湖南省近10年来所发生的全部较严重的农民对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他本想利用这些调查资料撰写博士论文，“但后来，我改变了写作计划，决定通过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那便是《岳村政治》的由来。

　　徐勇曾预言，《岳村政治》所附录的《衡山调查纪事》会更有长远价值。

　　《纪事》中6.2-6.4记载的文字，10年后在新作《抗争性政治》的第二章“集体行动与维权抗争”中被隐名引用——

　　3月20日晚，衡阳县两村民范某、彭某来访。……问：你们认为负担如何？

　　……彭答：现在农民的负担重得已没有办法承受了。从1998年我们团结起来减负，1999年负担要轻一些。

　　问：你们如何团结起来减负？

　　范答：农民负担这么重，农民肯定没有钱交，这样，那些乡村干部就组织黑社会的人(社会流氓)到农民家里收钱。这些人很不讲道理，看到什么值钱的就拿什么，并作抵价出售后算上交款。只要和他们讲理，他们就打。真是喊天天不应。……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不服，开始有人单独上访到省里，上访后省里给他们一些文件看。他们把文件拿回来后，给大家看，这样大家才知道有不超过上年农民纯收入5%的规定。有的农民提出，党的政策是好的，是地方基层干部败坏了共产党的名誉，有些愿意为党和农民做好事的人就发起成立了减负组，谁愿意加入就加入，开始只有13人，都是同乡村民，属于13个村，由最早上访的一个退伍军人彭某当头，……等了五天，管区与减负组彭某等人和谈。那天镇请了两中巴黑社会的人在管区附近，管区干部召集村干部守在通向管区的各路口。……在谈的过程中，管区主任打了一名代表。这时街头就有人喊“打人了”，彭某爱人听见后认为是打彭某，所以就找到乡政府去了，喊了两声，那些镇里面请来的人将她打得鲜血直流，昏倒在地。……

　　彭说：农历11月25日夜里，政府就派人到处捉减负代表。农历11月28日晚，到我家里捉我，我听到消息后从后门跑了。事实上，我不是减负组代表。

　　范说：只要捉到的，就打。阴历12月初一，镇干部以综合治理为名召开万人大会，搭了台子，用绳索将捉到的6名代表捆绑挂牌在大会上亮相。由于群众愤怒，团结起来围攻干部和那些戴了红袖章的黑社会的人，群众将车子砸坏，搞得会也不敢开了。干部们只得草草收场。减负代表让群众解救出来，自此之后，减负组就没有活动了。

　　……面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完成这一研究课题。尽管我已体会到这中间的无比艰难。

　　“在那些日记性的文字里，我想表达自己思想最深处的某些东西。”今年1月初某夜，寒风飒飒，北京单向街书店内，于建嵘的演讲《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正进行中。

　　他急速展示一张张PPT，“这是2002年12月22日，我在湖南衡阳拍下的片子，叫作‘皇粮国税不可抗拒’——你们看，这些农民在做什么？他们在组织农会。可当地就是毛泽东主持第一个农会的地方，那里还出过一位人物——夏明翰。”

　　在《抗争性政治》一书中，他如实记述，一次，H县农民廖某某宣传党的减负政策时，被当地派出所找去。

　　派出所的就说：廖某某，你告乡政府，你以减负为名，你是反党为敌，乡政府奈你不何，我派出所能奈何你，你这个钉子我就要钉服你；……你这个组织，还有后台，你组织有哪些人，要把人员交给我。要按政策落实，拿你这些人搞死，……我(廖)当时讲，只要主义真，杀了我廖某某，还有后来人。你拿我搞倒，还会有后来人。

　　说者平静，闻者伤心。于建嵘当时笔不停歇，热泪盈眶，“感到有些迷茫与心痛。当年夏明翰烈士说这些话时，面对的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今天这些农民维权精英们高呼‘杀了我某某，还有后来人’时，恰好面对的是夏明翰们为之献身的政权。而且他们赋予了这首诗基本相同的意义——‘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比泰山还重’。”

　　当代中国出现的这些农民抗争活动的根源、动态过程和结果是什么？有组织的农民争取权利的斗争对农村的治理和政治稳定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可能有什么贡献？为了防止中国农村踏上通向深刻政治危机乃至不可控制的动乱必须引进哪些制度变革？

　　回北京后，他奋笔疾书《农民有组织抗争是政治风险》，呈请社科院上交中央高层，“中央曾派出两个调查组沿着我的报告进行调查，但没有足够重视。”

　　“群体性事件中的领头人物，有一些曾在外地打工，他们有视野，有头脑，敢说敢干。江西安源煤矿离衡阳较近，矿工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与事。于建嵘在写完《岳村政治》 后，又依这条轨迹寻到安源，与工人们同下矿井，写就了《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可以说，一个村，一个矿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基础。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反映了于建嵘的底层情结。他关心不被社会重视的小人物的命运，恰恰是这些名不见经传、默默付出的小人物才可能出大事情。”

　　当年，徐勇鼓励于建嵘上北京，“跟随更有名望的老师。加上湖南人天生的政治情结，适宜到那个更宽广的舞台。”

　　以法抗争

　　“2004年3月5日，中央在两会上宣告取消农业税。可是，中国的农村问题迅速从税收之争变成了土地之争，土地是矛盾的焦点。”于建嵘说。

　　PPT中，某村的老弱妇孺并肩站在抗议最前沿，“我在调查农民抗税时，没有发现人群中有老年妇女。面临土地问题时，她们站到了前面。我问她们为什么？她们简单地想，当官的可以打年轻人，却不敢打我们这些老的。我称之为‘软实力’。”

　　当年农民抗税主要分散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安徽等地。而土地之争却蔓延在广东、浙江、江苏、河北、山东等发达地区。农民抗税多处边缘农村，土地问题则到了城市的周边。

　　“农民抗税时，是地痞流氓介入。土地之争时，不仅有大量的黑社会，地方政府还动用武警。”

　　他以2005年6月的河北“定州事件”为例——那起抢地惨案中，一边是使用原始器具的农民，一边是持有枪支利器的“进攻方”，“一个小时战斗中，6个农民死于枪下。”

　　事后，他访问已被关押的定州县委书记和风，“我对他说，当一个县处级干部不难，但要当上县委书记可不容易。你为了坐上这个位置，你得吹牛拍马、请客送礼、投机钻营多少年？你怎么做事这么没水平，开枪打农民呢？”

　　和风直喊冤，声称自己并没下令，“他说，是买土地的公司表示，如果政府解决不了，我们来干行不行？结果，他当即表态，那你们就去干吧。他没想到他们会真的开枪。所以，你们这些当官的以后遇到这种事，千万不要轻易表态。实在要表态就说，你们依法干吧！这样责任会少许多。少说‘依法’两字——坐牢！”

　　台下哄堂大笑——他又熟悉地跑回为官员上课的状态。

　　“你们这些当官的”——“我今天再次提醒你们，你们不要随意去侵犯老百姓的权利，假如要搞拆迁什么的，你千万不要冲到最前面，你走到最后面，能不去千万别去，宁愿官当小一点，你不要吹牛皮，假如为这个事，老百姓把你打死了，我告诉你白死，没有人敢把你追认烈士，因为只要追了，全国网民会把你骂死的，会把你的领导搜出来，把他变成贪官。”

　　——“你们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

　　——“宜黄强拆自焚事件过后，当地官员请我去讲课。我不去，多高的价钱请我也不去。把人房子拆了，还逼得人自杀，我怕我会指着鼻子骂娘。”

　　2010年，于建嵘活跃在北京、上海浦东、江西、杭州、广州，各个为官员们“布道”的讲堂上，10月份所开的微博，也为他的“道场”，迄今拥有粉丝超过45万。

　　也是这年，他最为焦虑，“年初开始，冒出一个‘拆村运动’，即增减挂钩，抢夺农民的宅基地，突破了社会最低底线。整整一年，我花了大量心血，四处呼吁不能抢夺农民的房子，不能强拆。”

　　他的好友、另一著名三农专家李昌平说，即使早年，每次聚会上，他们的谈论话题也是土地。和于强烈反对强拆相比，李昌平主张“土地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有什么不好？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强拆又不是官员的个人行为。这个世界上可不可以找到一种制度，让人自愿拆？如果说没有，为什么别的国家就没那么多强拆？”

　　面对于建嵘的呼吁，“底层农民在征地等问题上，与公权力的博弈中，要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要‘以法抗争’。”

　　他以为自己提供了另一视角，“现在乡村干部事权很大，财权与治权很小。应该完善乡村两级治权，加大财权、治权，将农民问题在乡村解决，不用上访。”

　　“李昌平、还有搞过‘咸安政改’的宋亚平，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我们一见面就争。他们认为地方官有道理有苦衷，上面要政绩，地方要发展，一两个钉子户还让不让人做事了？”

　　即使他那篇被热捧的“谈心体”——“有一个任省级官员的同学，一次与我谈心里话说：兄弟，你总批评我们这些当官的拼命往上冲。这是因为你没有当过官，不知道当官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非常受用，就是不贪污受贿，那种前呼后拥，指点江山，有什么事给个眼色就有人办等等官威，也让人感到此生没有白过。而官越大，这种感觉就会越明显。”

　　“我说，我和你们的基本观念不一样。你们是发展主义的理念，我是权利保护主义的理念。我永远认为没有理由，为了所谓发展牺牲一个合法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新农村建设，去把农民的房子拆了，打死人，然后装糊涂，说要一分为二看问题。没什么一分为二的，有些事就得一根筋，你要拆我的房子，我就有权不同意，有权讨价还价。如果你认为抬价太高，不开发不就完了。这个社会少建十座百座千座高楼大厦，都没有比破坏规则更危险，底线一旦突破永无止境。”他斩钉截铁。

　　在单向街书店，于建嵘绘声绘色讲起“去年的一桩亲身经历”——11 月1日，万载县的县委请我去给干部演讲。在中间，我反复讲你们不要拆农民的房子，你们不要这么去打农民，不要去抓农民。万载县的县委书记不知道我会这样讲，他特别生气。在吃饭的时候，他把安排我去做演讲的那一帮人都叫去了，想教训他们，并同我发生争吵。他说，于老师，你今天讲得很生动，但你这样对我的工作不利。我说怎么呢？他说，你要大家不要去搞强拆，不拆我的任务怎么完成？我说，宁愿当官当小一点，也不要这么去拆老百姓的房子，人要将心比心，……他更生气，把桌子一推，说没有我们这么干，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请我的是他们公安局局长，我想开个玩笑算了，于是打哈哈，你们菜都没上，我怎么知道吃什么。他见我开玩笑，再次一拍桌子，第三次拍的时候，我一下火了，我说去你奶奶的，老子不吃了，你这种鸟人没有资格和我吃饭，把桌子一推走了。

　　请我来的公安局长很紧张，跟着跑出来想拦住我。县委书记还在里面拍桌子骂，随他去，在我这个地方，看他能怎么样。

　　他想错了，原来我是没有想把他怎么样，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因为今天我开微博了。今天的现代科技已经解构了中国的政治生态。我们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大，我的可能大一点，你的可能小一点，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抢到一个话筒……

　　于建嵘的困惑

　　“10年后的于建嵘，较之学者，更像一个社会活动家。中国或许不缺少一两个学者，缺的是为声音微弱的底层代言、为民众的命运奔走呼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人物。他扮演了这一角色。”徐勇说道。

　　“社会泄愤”——“这个概念就是我胡起的！原来没有这个学名。”于建嵘高声道。

　　2007年11月30日，他前往美国伯克利大学演讲。在台上，他放言，“中国不但有威权活动，还有泄愤事件。老百姓发泄对官员心中的不满，宣泄心中的愤恨。

　　他列举了2004年10月的重庆，一个于姓挑夫，偶撞一曾姓妇女。争吵中，妇女的丈夫掌掴挑夫，并扬言，“你知道不，我是国家公务员”，从而引发围观群众不满，由此误传“国家公务员打死一个农民”。迅即，群众四面八方围攻当地派出所，要求“交出尸首”。在砸坏政府机构后，他们兴高采烈宣称，“我们不给农民主持公道谁主持公道？”

　　还有，2005年6月安徽某地，一个来自江苏的商人撞伤一小孩后，无意中说“不是没撞死人么？就算撞死了人，在你们这里顶多赔30万。”——“这句话麻烦了，人们里三层外三层，里面人告诉外面的人，江苏的一个老板开车撞死了我们的小孩，还说……二话不说，打人砸车，砸派出所，还有旁边的超市。”

　　同年12月8日，他从美国返程后，即被火速召回社科院，“到单位后，领导看了我一眼说，你在美的演讲已有中央某部门专门上报高层。有领导批示，建议社科院好好与于建嵘谈谈，不要随便乱讲话。”

　　最后，社科院将他的演讲原文整理出来呈交中央。一位首长阅后却称“太好了”，“并在文件旁批示，为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下批评变成了表扬。”他笑说。

　　事后，很多人就“社会泄愤”赞他有“先见之明”，他矢口否认，“重庆与安徽的两起案例，让我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怀疑，一说当官，一说有钱，老百姓的心中怒火丛生，不需要事实，不需要理由。”

　　“2008年的瓮安事件、2009年的石首事件……”徐勇在电话中说，“他这10年接触社会的不积极因素比较多，所以易感性，热血沸腾。我的理性成分多一点。”

　　故而，他对于建嵘的新作书名“抗争性政治”，以及书中多次使用“底层社会”有所保留，“于建嵘在美国的导师裴宜理研究的是造反。研究造反的人天然就假定造反者都是有理的。我建议过他要警惕这种现象。‘抗争’是引用的，在一定范围内有它的作用，但不能简单地照搬，否则容易造成民众与政府的对立。

　　“还有，‘底层社会’对应的是‘高层’，这样形成相互关系的不可调和。除了抗争以外，农民还有各种各样非直接方式和国家去对抗，用自己创造性的行为去改变国家。我们这个体制的创新都是农民带来的率先举动，后来得到政府的认可。说到底就是农民和政府也可以建立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我们研究农民、关心农民、同情农民，同时也要超越农民，防止极端化。”

　　不断有电话打入。据说于建嵘24小时开机，每天只睡4小时，他的家中备有2000多名上访人员的资料库。

　　他前往浙江乐清调查“上访者钱云会之死”，邻近苍南县灵溪镇前蔡村郑继来叔侄与数位村民从网上得知后赶来，递交材料，向他诉苦：2003年村里瞒着村民，将基本农田卖掉。2006年征地款打来，村民不肯接受，但土地仍被全部强征。2009年到2010年，二十多家村民的老屋又被强拆，赔偿款不能让村民满意，安置地也没有，既无田种又无屋住。现住在村外临时搭盖的草棚里。

　　“他们都在电话中哀叹，我们农民苦啊——”

　　“可我也不是他们的保护神。他们说，不行，于老师，天要塌下来了。可我想，这片天怎么能靠我来撑起？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于建嵘瞪大眼说。

　　“我总以为，于建嵘的困境就是中国的困境。”李昌平说，“他现在身心憔悴，就像我那时候在湖北监利搞改革一样，每天都有几十个农民找我，每天都人在我面前哭诉，我也陪着掉泪，活得很没有人样，日子过得真难。”

　　“他长时间的坚守，非常不容易。说到底，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他能解决的。如果我们体制里面的官员都像他一样跟农民去打交道，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找得到好的制度。”李昌平说。

　　学界鲜有提及于建嵘在2009年第5期《长城》上发表的小说《我的父亲是流氓》，文中有颇可玩味的一段——我探亲回家同完全闲赋在家的父亲小饮，他在几杯茅台下肚后，看看左右无人轻声地对我说：“妈巴子的，你俩个弟弟比你强，为官的如鱼得水，为财的合理合法。你啊，就会读死书。如果想通了，还是回老家来吧，我叫人给你个职务。这里干点什么都方便。”说完就嘿嘿地笑了起来。可以看得出，父亲尽管为自己不能亲自再在官场上拼杀感到有一些失落，但为自己的后人有如此造化也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我总感到，那充满父爱的笑声又多么像狡诈的老农骗取了他人财物后的窃笑。

　　虚构中的“父亲”是一位彻底的流氓无产者，现实中的父亲在解放前是一名地下党员，参加过“湖南民联”。文革初便被打倒，母亲带着子女下放农村，一度困苦不堪。

　　1977年父亲“走”后，官方下文平反。母亲说，人都让你们整死了，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参加这些组织不是好事。自此，他奉行一条：不参政不从政，只议政。

王中军：主演中国电影10年

　　他是中国企业家里最懂电影的人，中国电影界里最懂商业的人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实习记者 张晴 发自北京

　　在王中军的年轮上，过去的10年，炽热如火一般。

　　原本，他所涉足的圈子里，永远是那些导演、艺人们头上光环灿烂。现在，不管从哪个角度考量，他已决不亚于任何一位大腕级明星。

　　“运气好，赶上了光景，天时、地利、人和”，王中军半开玩笑似的调侃着，欲借此总结一切。

　　在过去10年，中国电影的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印度和美国；票房收入挺进世界前十；总产业收入以远超年GDP增速的频率狂飙突进，2010年较2009年更是上涨了接近50%。一个到不了10亿的盘子，10年间翻了16倍。

　　如果这也是一部电影，那王中军的名字，应该出现在“领衔主演”的字幕里。

　　他觉得自己演得不错——“倘若一切重新推倒再来，结果也不会比现在好”；他也很享受演出的过程——“拍电影是名利双收的事情。这个世界上，除了拍电影，哪儿还有这种好买卖？我曾经是一个很成功的广告人，但没有人知道我。做了几部电影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华谊兄弟最初是一家并不起眼、甚至方向都不甚明晰的蹩脚公司，恰逢“中国电影市场化与产业化探索期”，王中军以国外打工赚得的10万美金起步，以“口头形式商议股权分配”，在“尚不被投资者看好”、“竞争也不激烈”的彼时经受聚合离散。在路上10年，王中军尽遇到贵人，比如冯小刚，比如包括马云在内的天使投资人。失去前者，华谊兄弟的电影票房也许将与今天大相径庭；没有后者，创业板上市的敲钟礼也许还在紧张排练。

　　这些都是王中军嘴里的“运气”。 10年里，他将运气转化成了底气。

　　当王中军遇上冯小刚

　　要是按照年少时的抱负，王中军应该去当个画家。他当过兵，复员后干过体制内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又做过广告经理，但这些都无法让他感到兴奋。1989年，29岁的王中军赴美留学，回国后便开始在市场经济初开的混沌漩涡中游泳。

　　1998年的一天，他在路上偶遇出国前的老同事，对方正在做电视剧生意，并给他详细讲述了电视剧行业的生意经。王很激动，很快就投资拍摄了一部片子——《心理诊所》，这为他带来100%的盈利刺激。第一桶金攫取得如此轻松，他对影视圈开始萌生了欲望。

　　紧接着，他和华亿的董平一起投资拍摄了《荆轲刺秦王》、《鬼子来了》和《没完没了》。但3部片子中只有《没完没了》挣了钱，但真正让他改变命运的，是遇见了冯小刚。

　　在这个问题上，王中军的眼光是敏锐的。从2000年他与冯合作《一声叹息》起，华谊兄弟就以导演工作室的机制紧紧拴住了冯小刚。一开始，冯小刚并不太喜欢王中军，觉得他“不好接近”、“挺难相处”；更重要的是，在冯的内心中，要做一家自己公司的念想一直没有放弃过。

　　1994年，冯小刚和王朔、彭晓林一道，开办了“好梦公司”，两年时间投拍了5部半片子，两部半被禁，被称作“票房毒药”。那是冯氏电影的最低谷。

　　10年后，冯与张国立合作，欲再开公司，最终又以分手作结，回归华谊。冯小刚说，自己并不抗拒商业，但他还是更擅长当导演。在华谊兄弟日子久了，他觉得王中军其实是个“有江湖气”、“重哥们儿意气”的人。所以他甘心“我就做我的导演，你搞你的公司”。至今，冯小刚与华谊兄弟的签约年限已超过10年，冯氏电影也一直是华谊帝国的中流砥柱：从《大腕》到《手机》、《天下无贼》、《集结号》，直到《非诚勿扰》、《唐山大地震》。

　　有意思的是，若追溯华谊兄弟的历史，它与“好梦公司”恰同年出生。1994年，刚刚回国的王中军创建了华谊兄弟广告公司。所不同的是，现在华谊的“好梦”还在延续。

　　圈内人士做过一个总结，10年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前两者所走的路径明显与后者不同。他们选择了一种“项目制”的思路，并努力将艺术与商业兼顾。固然这样的运作结果也相当不错，但难成规模，并留有作坊的痕迹。“冯小刚+王中军”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是为中国商业片的经营提供了一个重要样本。

　　“搞艺术的人在一起扎堆很难成事，”易凯资本CEO王冉说。圈内人士也曾断言：“在影视业，艺术和商业既需水乳交融，也得条分缕析，要不然只能成就个人品牌，或者集体阵亡。职业经理人是一种召唤。”

　　在这样的召唤下，王中军走向了另一块银幕的中央。10年光阴，由他出品、冯氏导演的商业片，创下了同期中国电影票房的记录。

　　明星生产商

　　阅读战争题材的报告文学和人物传记，是王中军这10年的偏爱，也是他没有放弃的一个生活习惯。他选择利用零碎时间看书，看《拿破仑》、《丘吉尔》、《苦难辉煌》；有时候，他会把10年前读过的书重新翻出来，“也许就产生新想法、新体会”。在接受访问的前一晚，王中军又一次地整夜失眠。他拧开灯，读了几十页的《朝鲜战争》，直到清晨。

　　不过，对军事题材的偏好，并没有让他脾气变得暴躁，或者绝对独裁。身边的人觉得，王对人相当客气，并且尊重。无论这确是他本性的流露，还是商业逻辑使然，“和气生财”在王中军身上最终得以印证。他自己也承认，10年间，华谊始终不敢轻视的企业元素，就是“人”。

　　他所处的影视行业，导演、明星，本身就是天然的市场号召力。这10年，王中军创新了很多机制，比如工作室制度——“改变了导演拿着剧本找8家公司谈合作的局面；现在是你专心搞艺术，商业可以不操心”；比如完整的艺人经纪链条，“细化到为每一位艺人上位定制方案”，做到“规模化地经营明星”。王中军对此颇为自豪。“我们公司甚至为演员做报表，演绎他们的成长线路。”“范冰冰、李冰冰、黄晓明他们，之所以能站到一线明星的地位上，与华谊兄弟的机制无法分开。”

　　在对待人的问题上，王中军说“自己并不吝啬”。他拿出了公司20%的股份送给核心团队；持股者名单中，既有名导演、名制片人、名演员，也有秘书和司机。“我们一共有七十多个自然股东。至于持股比例究竟应该定多少，其实都没有太多财务顾问和我说这个，所谓的比例就是当时我脑子里的一个概念。合理不合理，不知道，也没有依据。我觉得该给大家多少，就给了。”王中军的“义气”，使得华谊兄弟在上市满一周年的时候，冯小刚、张纪中、黄晓明等人持股的市值均超亿元。

　　明星出走之后

　　面对越来越诱人的市场，“演而优则商”渐成时尚。而经历过这个特殊10年洗礼的新生代艺人，对于商海沉浮的敏感以及智慧，超出了他们的前辈一大截。早先，中国包括港台艺人经商，多以失败告终。2007年从华谊离开、自立门户的范冰冰，短短3年间，已经成就了这批下海明星中相对成功的案例：处女作《胭脂雪》给她的新公司赚来了几千万。

　　范冰冰、周迅、黄晓明的相继到约离开，也被外界视作华谊兄弟遭遇“明星荒”的标志。对此，王中军并不认同。他的理由是，华谊兄弟现在并不是一家依赖明星们吃饭的初级公司了；在大娱乐产业链条的上、中、下游乃至支流，华谊都完成或即将完成战略布局。

　　2000年，华谊和太合合并，双方各占50%的股份。不久后，华谊又收购了王京花的经纪公司；2003年收购西影发行公司；2004年收购战国音乐；2005年进军电视行业，并收购天音传媒。2007年开始，华谊兄弟电视剧板块的毛利率一直保持在38%以上。去年又在重庆等地开了3家影院，正式进军影院市场。与此同时，音乐、游戏、文化旅游等也都显山露水。今年2月，华泰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给出了这样的评语：“华谊兄弟艺人经纪业务对排名前五位明星的依赖性在降低。”

　　说王中军一点不惋惜大腕儿出走，那绝对是撒谎。但人才流失是企业无法避免的常态事件。证券市场研究报告称，没用几年时间，华谊兄弟建立起的大娱乐完整产业链条，是至今为止能够找到的抵御此类危机的最有效利器。所以，王中军也只有用商业的办法，应对这个商业的难题。

　　“冯小刚、李冰冰都是签约超过10年的，张纪中超过5年。今年不少华谊的女艺人都已进入怀孕生子的阶段，我有时候想着挺开心的，她们和华谊一起成长，一起收获。这种情感是华谊10年来的财富。”王中军告诉我，即便大家看到几位一线明星出走，但华谊兄弟的人才稳定程度，在圈内还是首屈一指。范冰冰也曾表态：“我很感谢王中军、王中磊兄弟俩，即使我离开了，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假使有一天他们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也一定会义不容辞。”

　　上市之路

　　2009年10月30日，王中军出现在深圳五洲宾馆。这个隆重的亮相正是“投资者精打细算”最愿意看到的结果。这一天，华谊兄弟作为首批28家公司之一在创业板上市，并且开盘涨幅居首。王中军觉得，上市让自己感到了安全。

　　作为中国首家在内地上市的影视娱乐公司，业内评价它“带了个好头”。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就认为：“与戏剧、文学不同，电影工业需要规模效应，强大的资本和完整的产业链对维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规模化发展是打造企业品牌的必由之路。”果然就在去年，博纳影业紧随华谊兄弟的步伐，成为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中国电影企业；而光线传媒、小马奔腾等一批民营企业也正在积极筹谋上市。

　　王中军认为，10年来他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华谊如何与金融资本无缝对接”。最开始，王中军学会了向银行要贷款来拍戏，并让这一动作成为常态。“原来我们整个圈子没有拿银行贷款拍片的事情发生，个别某一部有可能，但是华谊是系统地把这个行业和银行对接。”作为没有抵押的轻资产公司，银行根本不会放贷。王中军就一家一家银行地跑，向银行宣讲这个行业，甚至和银行合作做相关课题的调研。10年中，华谊兄弟从有抵押连带责任贷款，到无抵押贷款到最后打包贷款，形成了一个系统模式。如今，各家影视公司依靠银行贷款拍片已是司空见惯。

　　资本的涌入，让他不再为金钱焦虑。

　　尽管创业板解禁后，马云等抛售了部分股权套现，但去年前三季度，华谊还是实现净利润同比大增近138%。不过，从股价走势上看，不管是解禁前还是解禁后，华谊兄弟普遍跑输创业板综指已经是既定的事实。

　　上一个10年，王中军开始率先玩起资本游戏，但这个游戏如何玩下去并能通关升级，该是下一个10年王中军和华谊的重要关键词。

　　电影之外

　　华谊曾经的投资人之一汪潮涌即使现在也不吝啬对王中军的评价：他是中国企业家里最懂电影的人，中国电影界里最懂商业的人。

　　“这都是10年后的事儿了。现在财经媒体写我、娱乐媒体写我，或者圈里人夸我，都算总结回望。真的在10年前，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懂，却总爱说大话。”王中军的笑容里带着霸气。

　　抛开生意不谈，这10年，王中军觉得自己的生活开始有品质起来。他喜欢品鉴雪茄，以及收藏当代油画和雕塑。他经常出席佳士得或者保利的拍卖会，即使不买，也愿意去一饱眼福。

　　“我还有一个小众的嗜好，就是爱种树！”王中军喝下一口牛奶，望着酒廊外被春雪覆盖着的松柏，忽然间来了兴头。“我现在已经种下了500多棵树，大部分是古树名木。有朋友会主动告诉我，说中军，哪里搞拆迁，又出来一颗多少年前的古树。我跑去一看，别提有多满足。”

　　他告诉我，在远离北京市中心7亩大的院子里，自己尽可以享受这些属于艺术家风格的生活。“我时常在幻想，假定过了五百年，这些树还在，又会是谁像今天的我一样，坐在某棵大树下思考着什么？他们会想象种下树木的祖先的模样吗？”

　　“不知道”，他自己回答。

　　结束幻想，他一口气签下了十几份文件，并将牛奶一饮而尽。

南方人物周刊特辑：像韩寒一样活着

　　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应该有更多的“韩寒”，活得和谐、从容和骄傲，不一定要用眼泪和暴力来对抗威权，也可以用风趣和迂回，来消解压迫

　　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关于韩寒，常有一个争论——韩寒的经历，究竟有没有普遍意义？

　　反对者有反对者的道理。韩寒今年28岁，高中肄业，是畅销书作者、赛车手、前杂志主编，中国个人博客点击量最大者，他还出过一张专辑，代言的服饰品牌广告在各个地铁公交车站里轮番轰炸着大家的眼球。他在多个身份间游刃有余，像玩票一样轻松自若，却都“玩”成了个中翘楚。2010年4月，他还入选了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榜单。

　　与此同时，他的同龄人在做些什么？在21世纪的头几年，令韩寒崭露头角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仍然红火，当时的语文课堂上，老师们喜欢训斥学生的一句话是“韩寒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但这也阻止不了雪片般的稿件飞向新概念主办方。参赛人数由最早的4000递增至如今的每年7万，人人都怀着成为下一个韩寒的梦。

　　老师是对的，韩寒只有一个。或许有人同样取得了商业价值上的成功，如郭敬明，但对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的复杂影响力，再也没有人能超越韩寒。这个来自上海郊区的年轻人，无论情愿与否，都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出走

　　而在过去10年间，中国在校大学生数量极速膨胀。从2000年的1230万，扩张到了2010年的2800万。对韩寒的同龄人和后来人，高考早已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血腥，上大学成为了一种相对顺遂和平坦的选择。

　　如果，当年的韩寒也在2000年，自己的18岁选择上大学，和这10年一个多亿的中国年轻人做出相同的选择，他的人生轨迹会发生多大的变化，没有人知道。人们只看到，那些像洪流一样数量凶猛的年轻人在这10年里毕业、求职、娶妻、生子。社会矛盾在这些年轻人身上露出了最为尖锐和狰狞的獠牙，求职难，买房更难。在韩寒的老家上海，因为买不起房子而被迫分手的情侣，比比皆是。一套带有名校学位的老公房，也能在考虑到未来子女教育问题时，被炒上天价。

　　注意，又是教育。当那些曾经带有书生意气，希望能像韩寒一样逆潮流而动，脱离中国应试教育的年轻人有朝一日，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一块被冲刷得圆润的石头时，他们最本能的反应，仍然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做普通人中的佼佼者。当密布的荆棘变成牢笼，束缚住他们的自由，社会的上升路径被缩短至羊肠小径，还常有外力左右之时，不能打破，就只有融为一体。

　　和他们相比，年少成名的韩寒，的确可以称得上是运气好极了。一位韩寒的朋友说，“他的每一步，都踩到了点儿上”，想了想，他又说，“但他从没强求过。”

　　1998年，凭借一篇《杯中窥人》，书读得不好，文章却写得很好的韩寒引发了教育界与文化界大讨论。韩寒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三重门》卖了接近200万册，他却选择在高一退学，他告诉老师，“我要靠写书挣稿费来养活自己”。后来，他还拒绝了复旦对他发出的旁听邀请。

　　此后数年，他写了几本杂文集，几本小说，稿费真的能养活自己，他又“不务正业”地去开赛车了，理由是从小就喜欢。韩寒从上海去了北京发展，辗转数年又回到上海。大多数时间里，他没什么曝光。不像其他同龄人，在那个阶段，韩寒不需要别人来证明自己。

　　给你一点颜色

　　2005年起发酵的博客热，再造了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求的韩寒。从那时起，韩寒才终于找到了大众所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他的秉性没变，他相信的、坚持的东西从17岁起一以贯之，就是“常识”二字。但直到他开设博客，针砭时弊，用他良好的幽默感和一股子机灵劲儿，辅以直白的话语，诉说着浅显易懂的道理，这个帅小伙，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为大众所理解。

　　起初，韩寒更倾向于在熟知的领域发表见解。2006年3月，他在博客上以《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一文，批评白烨。“韩白之争”让白烨、陆天明、陆川与高晓松等名人和他就文坛门第观念争论不休。接下来，战火烧到了诗歌、选修乃至近现代文学“大师”身上。他像童话里的小孩，拿起把剑就敢于挑战所有道貌岸然的国王，再掀掉他们身上最后一块遮羞布。

　　2008年伊始，小孩已经不满足于挑战穿着衣服的国王，还有更多国王连衣服都没穿，却伪装得仿佛身着华服，韩寒就是那个嚷出来“他们没穿衣服”的人。奥运火炬传递期间，他直指国人“非理性爱国”；汶川地震后，他冷静分析莎朗·斯通的“报应”言论，对被骂汉奸一笑了之；“周老虎”事件、三聚氰胺事件、上海大火事件……韩寒和这个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他并不是个多么深刻的学者，唯一坚守的或许是普世价值，就像他所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的一样，“是否适合人类”就是根本的评判价值。没有什么“逻辑和中国逻辑之分”，也没有“东方与西方价值之别”，只有最根本的自由和公平令他信服。也许，韩寒的见解也并不周密、独到，但他的对手却几乎清一色地更加孱弱无能。

　　他独特么？也许。但仔细想一想，韩寒所做的每一件事儿几乎都出自本能。一个人接受了完整的基础教育，然后他不想再上学，为什么不能去做他喜欢的事儿？一个人觉得茅盾的书写得不好，为什么不能批评？一个人不偷不抢，戴Armani的墨镜和穿20块钱的拖鞋，为什么不可以？

　　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活得拧巴，活得不高兴，活得遗憾连连的时代，有个像韩寒一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说自己想说的话，穿衣服不被时尚左右，吃东西随心所欲，挣钱挣得理直气壮，花钱花得心安理得的人，还是个年轻人，还是个又酷、又帅、又聪明、又有趣的人。实在是太好了。

　　新世纪的这10年，我们在韩寒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可以在很难撼动的体制高墙下松松土、伸伸腰，没必要硬扛着，也没必要低头哈腰。韩寒证明了一点，直起腰杆子生活，把那个被无数阴影湮没的自我找出来，并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艾未未的评价是，“韩寒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我们经过异常泥泞的、曲折的、阴郁和黑暗的跋涉之后所看到的那一片平原。”

　　他并不伟大，事实上也并不特别卓越。他的很多文学作品，都并不精细；很多观点，不一定都能说到要害，但这不能掩盖在写出那些文章、说出这些观点时，他怀着美好而善良的愿望与心情，在他的胸腔里有基本的是非观在搏动。

　　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理应由更多“韩寒”而组成。不一定像他一样有名、富有又拥有极高的影响力，但却活得和谐、从容和骄傲。不一定要用眼泪和暴力来对抗威权，也可以用风趣和迂回，来消解压迫。

　　超越那一天

　　最近的一条关于韩寒的消息是，没有官方微博的他在1月17日下午注册了一个新ID：韩寒0117，和蔡康永一起，为自己代言的某洋酒做起了推销。活动结束后又迅速注销掉了这个ID。3个小时为他引来了71000余名粉丝。

　　有人骂他，为了钱出卖自己。韩寒没回应，他应该也不会在意。坊间隐秘流传的消息是，韩寒已不能再用“韩少”称呼，一个有女儿的父亲，是韩寒所有令人目眩的身份中，最新的一个。

　　站在上一个10年的末尾上，韩寒关闭了那本为他带来争议和无数压力的杂志《独唱团》编辑部，他在博客上表示将全薪供养团队所有员工半年，而所有被选用但未及刊登的未来几期稿件，都可以得到1000元一篇的投稿费用。

　　韩寒在他的博客上放了一首叫《浪子心声》的粤语歌，歌词里唱，“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也是在宣布独唱团死亡的那篇文章里，他最后写道，“希望朋友们新年快乐，因为此事既无关死亡，也无关永别，而冬至花败，春暖花开，都是生活常态。”这好像是他对自己过去生命的一次小结。作家、赛车手、公民或者意见领袖，他从无强求，水到渠成，自然为之。

南方人物周刊特辑：电视湘军的10年

　　在过去10年里，湖南卫视是娱乐业的急先锋，是这个行业的明星制造者和话题生产商

　　本刊记者  乔格里

　　从改革开始

　　2001年元月，欧阳常林出任湖南电视总台台长。

　　6年前，深感湖南广电内部改革阻力重重的“电视强人”魏文彬，决定开辟一块全新的试验田——创办经济电视台。在影视市场上打拼多年的“骡子”欧阳常林从77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出任湖南经视台台长。

　　经济台以全面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搅动了湖南广电的死水，《真情对对碰》、《经济环线》等一批深受欢迎的栏目应运而生。“电视湘军”、“湖南现象”随即成为业界热门话题。

　　此时，湖南唯一的上星频道湖南卫视却经营困难，很多员工每月只能领取固定的990元工资。欧阳常林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第二年10月30日，湖南卫视的定位由传统的新闻综合性频道，变更为“以娱乐、资讯为主的个性化综合频道”。

　　具体的操作是，凡在地面各频道运作成功的节目，经过“改良”后移植培育到卫视。2003年，锁定“年轻、娱乐和资讯”的湖南卫视的经营收入由1.6亿猛增至3亿多元。

　　“死掐”，是王鹏用来形容各地面频道收视率、广告争夺战之惨烈的词。卫视面向全国市场，经视是本地的老大。娱乐频道的当家人张华立等几个副总监整天为如何能从其他台里抢点“残羹冷炙”而愁烦，他们挖空心思地尝试各种大胆、出格的“夺眼球”招式。2003年，娱乐频道一档性感美女播报气象的《星气象》，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了广电总局的严厉处罚。

　　到2004年，娱乐频道运作的一档平民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取得了相当的成功，5月份放到卫视播放，受到了观众的欢迎。理所当然地，娱乐频道让出了2005年的超女“承办权”，由旗下负责商业运作的天娱传媒和湖南卫视合作。

　　借助卫视的平台，“超级女声”迅速火爆全国，一批平民明星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等横空出世，不仅是娱乐话题，已经演变成社会乃至带着政治意味的话题。

　　首席播音员出身的王鹏曾向我坦言：“都是被逼出来的。湖南的盘子就这么点大，我们只有扩张到全国，才能求生存。”他雄心勃勃地谈起天娱的未来，“我们要盘活整个中国的娱乐资源，做到10个亿”。这家新公司在发起之时就采取了管理层入股的方式——这正是张华立的精心设计。

　　这位自认为入错行、打心里瞧不上娱乐的复旦中文系才子，很早就在思考媒体体制改革的道路。“中国广电未来3到5年，远不过8年，会有一个跨地域、跨行政、跨专业的大整合。到时候，我们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同质、同构的垃圾频道。整合浪潮到来的时候，谁会成为主导者？”

　　不过，2006年，率先吃螃蟹的张华立、王鹏和张勇遭受了一个小小挫折：在高层的劝说下，他们退出了个人持有的股份。从此，每次面对外界，湖南干将们都会特意强调一句：“天娱传媒是一家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

　　“MBO”的改制梦想似乎更遥远了。

　　两封辞职信

　　2006年春夏之交，经视台长吕焕斌意外收到了一封辞职信。

　　这是“镇台之宝”龙丹妮的辞职信。这个瘦瘦小小的黄毛丫头有着点石成金的能力，自加盟经视以来，她策划了一系列收视大热的节目，连“超女”的创意也脱胎于她所做的选秀节目，PK、短信投票这些关键环节的设置，就是她的原创。

　　平台的问题，也困扰着她和其他金鹰城里的精英们。在东方卫视力邀下，龙丹妮带着团队来到上海滩，帮助打造一档男色选秀的节目。这就是东方卫视后来的《加油！好男儿》。

　　“萧何月下追韩信”，吕焕斌赶到上海，把龙丹妮带了回来。回到长沙后，当年的“老领导”欧阳常林一天数次找龙丹妮做“思想工作”，并提出她在经视台做火的节目《越策越开心》拿到卫视播出，作为挽留条件之一。最终，魏文彬亲自出马，许诺她调任卫视，出任卫视副总编辑，留住了这个“镇台之宝”。

　　在新的平台上，龙丹妮全力施展自己的才能，随后着手2006年《我是冠军》和《名声大震》，2007年担纲《快乐男声》的总导演。

　　2008年9月，在高层安排下，龙丹妮再次从湖南卫视调到天娱传媒，正式从娱乐节目金牌制作人“转型”为娱乐产业职业经理人。

　　在天娱公司，除了无线增值业务和艺人衍生产品，龙丹妮还新增了影视剧投资和综艺节目开发制作。被外界嘲笑为“人贩子”的天娱也有了更多盈利渠道，新增收入占到总收入的近40%，支撑着其他业务的运转。

　　一年时间里，天娱、湖南卫视一起投资了诸多影视剧，尤其是山寨版的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丑女无敌》，因无处不在的植入式广告、雷人不偿命的造型等被骂得狗血喷头，收视率却在骂声中一路创下新高。湖南人又一次赚得个盆满钵满。

　　2009年年中，龙丹妮再一次向老领导递上了辞职信。

　　这次挖墙脚的是陈天桥。龙丹妮曾为天娱融资找过陈天桥，两人因此相识。当陈天桥打造自己的娱乐帝国时，他立马想到了这位享有盛誉的“娱乐教母”，以3000万年薪、雄厚资源和发展空间，说动龙丹妮加盟盛大。

　　欧阳常林再次大打感情牌，竭力留住龙丹妮。这场人才争夺战最终促成了意外的合作：11月，两家宣布共同投资6亿元成立一家影视制作公司——华影盛视，盛大控股，龙丹妮出任总裁。同时，她将继续担任天娱传媒总经理，保有湖南卫视副总编辑的身份。

　　一年后，龙丹妮突然对外发表声明，称由于“精力有限”，决定辞去华影盛视总裁一职，全力打造天娱公司。据内部消息，双方的合作并没有预想的结果，矛盾摩擦重重，跨行业的联姻宣告失败。

　　湘军二代

　　2008年，临近“60大限”的魏文彬卸任湖南广电局局长一职，出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毫无悬念地，第一交椅落到了欧阳常林手里。

　　金鹰城的大楼里依然保留着这位电视强人的办公室。他将不再作为操盘者，旁观由他拉开的改革如何继续深入。

　　2008年9月22日，电广传媒对外公告，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事宜。根据披露的信息，上市公司将收购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下属的经营性资产，但未透露计划购买的资产细节。28天后，电广传媒再发公告，声称重组中止。

　　这意味着湖南广电的“第三轮”改革开局并不顺利。

　　早在五六年前，当湖南人借“超级女声”如日中天之时，张华立就谈到过对未来的忧思：如果体制改革不能继续突破，电视湘军的优势将消息殆尽。

　　连续8年占据地方卫视收视之首的湖南卫视，正在面对越来越强大的挑战——这些东部敌人们所能动用的财力、物力和资源，都不是湖南这个内陆的农业省份所能企及的。

　　“一哥”争夺战从2010年的元旦打到年终。年初，江苏卫视改版，喊出“幸福中国”的口号，与湖南卫视的“快乐中国”形成对比。随即，一档以婚恋配对为主题的《非诚勿扰》火遍大江南北，江苏台风借火势。

　　这一年，湖南卫视“四小天王”李响、李好、马可、彭宇全部跳槽到江苏卫视。亮相《时刻准备着》时，马可和李好还调侃了转会事件。李好以“我们是不是来错了地方”作开场白，马可接上一句“没错，我们就是在湖……”之后，马以“湖边，玄武湖边”圆场。

　　令金鹰人担忧的是，只比魏文彬小两岁的欧阳常林，一样也面临着“60大限”。

　　2010年1月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免去欧阳常林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总经理、湖南电视台台长职务，出任湖南广电总台筹建小组组长。未来，他将重走魏文彬的淡出之路。

　　在人事变动中，两位60年代出生的干将——吕焕斌和张华立浮出水面。据神秘的“舞美师”透露，拥有快乐金鹰、快乐购物、天娱传媒等子公司的湖南芒果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在2013年底上市，张华立担任董事长兼总裁，龙丹妮、李湘等一干名将都将拥有个人股份，出任董事。

　　一切都充满变数。对于这一次改制，当事各方都小心翼翼、守口如瓶。

姚明：穿球鞋的大使

　　姚明 穿球鞋的大使

　　有人开玩笑说，姚明退役之后，最好的职业选择不是回上海做东方大鲨鱼俱乐部的老板，而是留在美国做驻美大使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2010年最后一天，火箭主场对阵猛龙，众多媒体和近两万名观众入场观看跨年比赛。再度受伤后的姚明带着7个月大的闺女Amy也出现在球场。

　　他躲避着记者们高高举起的录音笔，不回应可能被交易的传言。即便是对最相熟的记者朋友，他也拒谈自己的下一步。

　　许多人猜测，近两个赛季频繁因伤缺阵的大个子已经走到职业生涯的尽头，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发表自己的退役声明。

　　10年前的初春，姚明为了锁定来年的NBA状元秀而赴美试训，29支球队中26支球队把他们的主教练或高层主管派到了芝加哥，实地考察这个中国大个子的技术能力。姚明在离开芝加哥时给记者们留下了一份声明，这是美国篮球记者初次领略这个中国年轻人的友好和幽默，“我期待着未来有一天能请你们每个人吃饭，但如果你们的报道让我看上去很不好，那就自己付钱。”他对着自己即将开始的美国梦挥手，“让这美好时光一直持续！”

　　这的确是美好、丰盛的10年。姚明在加盟火箭的前两个赛季全勤，第三个赛季出场80次。鼎盛时期，他在进攻锐不可挡，2006年场均25分，2007年场均22分，连续6个赛季投篮命中率保持在50%以上，2005年投篮命中率居全联盟第三，罚球命中率达83%。尽管他从未赢得过总冠军，甚至连西部决赛都没有打进过，但没有人会否认他是NBA近10年来最具统治力的球员之一。

　　球场外，他的影响力同样巨大。10年间，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3任总统都曾在公开演讲中提到他，克林顿的金句“姚明是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单笔出口”流传甚广。

　　法国《回声报》副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写道，“这位来自上海的年轻人在美国已经成了中国整体形象的代表。他用自己的活力、自信、富有、集体精神和微笑赢得了公众的赞赏，几年之内，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民族象征。”因此也有人开玩笑说，姚明退役之后，最好的职业选择不是回上海做东方大鲨鱼俱乐部的老板，而是留在美国做驻美大使。

　　“NBA就是一门生意”，火箭队的更衣室里，姚明从菜鸟熬成了老大，身边的队友走的走、卖的卖，足足换了两三拨人马。现在，他也被放进了球员交易名单。

　　卖掉姚明，对于火箭管理层来说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姚明是NBA全球化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NBA总裁大卫·斯特恩深信这个中国年轻人能够“Be Part Of Something Big”！(和我们在一起开创大场面！)

　　有了他，火箭队的一场赛事转播可以引来2亿人观看，这个数字比季后赛的场均观众多出了1.95亿，几乎是超级碗观看人数的两倍。

　　火箭队的招商计划书上写着，“中国球迷早已经把火箭队当作他们的国家队来看待。”火箭场边的广告牌每个赛季都炙手可热，精明的中国体育用品生产商还采用搭车销售策略，为姚明的队友提供球鞋装备赞助。火箭队老板亚历山大这些年频繁登上《福布斯》杂志，当初他收购火箭只花了8000万美金，如今球队总资产已近5个亿。

　　2004年10月，NBA首次把季前赛放在中国举办，火箭对阵国王，上海一场，北京一场，万人空巷、一票难求。麦迪和其他队友发现，姚明在中国受到帝王般的拥戴，而可以在纽约、加州商场里随意闲逛的他们，漫步在上海街头，竟然也有球迷为他们大呼小叫，中国巨大的市场同样也向他们敞开了。

　　2004年中国赛之前，队友们对中国所知甚少，常常抓住姚明问这问那。如今，火箭队里几乎人人都来过中国，巴蒂尔来过7次，布鲁克斯来过4次，斯科拉来过3次……

　　开掘中国篮球市场，被NBA总裁大卫·斯特恩视为“这个时代的机遇”，他自上任不久便致力于联盟全球化。1990年代，NBA已经扩张到整个欧洲，在日本东京也举办了季前赛。

　　斯特恩渴望把自己的篮球主题公园兜售给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1990年，当他登门拜会CCTV时，被冷漠地拦在传达室外，抱着胳膊在那里晃了好几个小时。那位领导的秘书语气严厉地告诉他，由于没有预约，“领导今天非常忙，他不可能来会见你们。”

　　5年后，斯特恩终于跟CCTV达成第一份大合同，他们给了CCTV一张支票，同时向他们提供免费的节目。正值壮年的乔丹是彼时NBA在中国的第一代言人，许多中国年轻人通过CCTV 录播的1991-1993年的NBA总决赛迷上了篮球。

　　1994年6月8日，CCTV第一次实况转播当年NBA总决赛，那一年王治郅16岁、姚明还不到14岁，他们守在电视机前看奥拉朱旺(休斯顿火箭)与尤因(纽约尼克斯)大战7个回合。

　　几天后，上海第一家麦当劳开业；耐克在广州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办事处；在珠三角的工厂里，来自全国的工人们在流水线上生产着儿童玩具、电脑零件，以及耐克鞋。它们发往世界各地，直到某年圣诞，一位美国主妇发现她的购物车里从圣诞树到各类圣诞礼物，都附有一枚“Made in China”的标识。

　　一旦姚明退役，NBA在中国市场能像以前那样火爆吗？根据《篮圈世界》的报道，NBA中文官方网站是中国最火爆的网站之一。近几年，尽管NBA裁员近9%，联盟还是宣布了和AEG公司进行合作，在中国各大城市设计、推广、营销多功能的体育娱乐场馆。

　　姚明对中国体育传媒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体坛周报》副主编杨毅将中国媒体NBA报道史划分为3个阶段：

　　1990年代中后期是发轫阶段，徐济成(新华社记者)、苏群(时任《中国体育报》记者)、阎小娴(《新民晚报》记者)是第一批实地采访NBA的记者，他们每次赴美，采访时间为一到两周，多数时间隔岸观火；

　　2001年王治郅加盟小牛队之后，三大中锋先后登陆NBA，国内体育媒体记者也开始长驻美国，追踪报道；

　　2004年，因着NBA史上首次中国赛，《篮球先锋报》、《篮球报》、《MPV体育天地》3份篮球专业报应运而生，以足球报道为主的《体坛周报》也开设了“扣篮特刊”，篮球迷、纯NBA球迷从体育迷中细分出来。媒体竞争日益加剧，“通过网络和平面挖地三尺的报道，球迷对NBA的了解细入骨髓，出现了大量专家型球迷。”

　　如今，姚明这块金字招牌的飘摇不定令篮球传媒界不安，一位国内篮球专业媒体的副主编甚至悲哀地预计自己的刊物有关张之虞。

　　新秀赛季，教练范甘迪曾送给姚明一本书《From Good To Great》(《从优秀到卓越》)，在扉页上，他提笔提醒姚明，“很多人因为满足，无法从优秀进步到卓越……”

　　和姚明相处两年之后，范甘迪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姚是一个伟大的中锋、伟大的球员、伟大的人，这毋庸置疑。他不会有飞跃，可你仔细看他每一年的表现就能发现，他一直在进步。”

　　这个美国篮球文化的外来者，8年间如何成长、蜕变，最终稳稳站立在NBA的球场和更衣室里？《体坛周报》常驻休斯顿记者王猛在《平视姚明》一书中翔实生动地作了记录：

　　2003年，新秀姚明被中国球迷的网络选票推进全明星西部首发阵容，另外四名首发是科比、弗朗西斯、加内特和邓肯，超级中锋奥尼尔被挤到了替补席上。

　　姚明知道自己名实不符，心里不踏实，他甚至跟经纪人商量是否应该把首发位置让出来。开场跳球时，身为首发中锋的他悄悄走到邓肯旁边，“你帮我跳球，好不好？”被邓肯谢绝之后，他又找到加内特，“你愿意来跳球吗？”加内特把他推到场地中央，鼓励他，“你没问题的，肯定会跳得很好，肯定能把球争过来。”

　　他的谦逊、善良来自遗传和严格的家教。从11岁进入上海徐汇区少体校开始，常年的专业训练让他养成了高度的自律和纪律性，以及NBA球员身上罕见的集体主义精神。

　　进入NBA的头两个赛季，经常被撞倒在地、喜欢飘在外面打的姚明多次被批评，范甘迪甚至尖刻地责骂姚明迈步的样子“像个娘儿们”。美国的体育专栏作家用“soft”来形容他，中国的“姚黑”不客气地把这个词翻译为“软蛋”。

　　早在17岁时，姚明就因为球场上太过温和、不够强悍饱受美国教练的责罚。那是1998年的夏天，在耐克赞助的“美国五大长人训练营”里，姚明因为不肯扣篮，被教练尼尔克斯狠狠训斥。利用这个温顺的中国男孩对队友情绪的敏感，尼尔克斯最后想出了一个连带处罚的新规则，“如果你在篮下得球而没有扣篮，你所有的队友就要去跑圈。”

　　尽管姚明后来开始享受扣篮，但骨子里他与最大程度彰显自我、不给对手留任何余地和面子的扣篮文化相距甚远。他始终是更衣室里的谦谦君子，用行动而非言语建立起自己在球队中的影响力。

　　他跟奥尼尔的交道被视为以东方人的善良与智慧化解争议的典例。两人第一次交手前，奥尼尔放出狠话，“我第一节就可以把他搞定。”

　　姚明听了这话，虚晃一枪，笑呵呵地说，“如果是这样，杰夫(范甘迪)一定伤心死了。”说完，他补充一句，“我和奥尼尔只是在球场的那48分钟之内是对手，其余的时候我们是朋友。”

　　加盟NBA的第一个圣诞节，姚明给所有成名的现役中锋，包括奥尼尔都寄了圣诞卡。奥尼尔的父亲看到贺卡后，告诉儿子，“把你对那个人说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给丢掉。”他给奥尼尔看姚明寄去的贺卡，上面写着“SHAQ，你是我最喜欢的大个子，我想在几年后变得像你那样出色。”

　　奥尼尔后来对媒体说，“当时我就觉得以前我对他太糟糕了，我总是试图在和他比赛之前贬低他，可是这些没用。他不像其他的那些人，我可以轻易击垮他们，只要我在报纸上说点什么，然后他们作出了回应，那我就一定胜利了。可是对姚明，这没用。我很尊敬他，你必须尊敬一个你无法击垮的男人。”

　　这几年下来，姚明的英文越来越纯熟，喊战术、跟队友开玩笑，在对手挑衅时回敬几句狠话，比如芝加哥公牛队中锋泰森·钱德勒听到的那句，“小心点，否则我把你的嘴打到你的喉咙里去！”

　　但在NBA那帮坏小子堆里，洁身自好的他还是难得一见的好男人，特里·霍兹(曾任耐克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主管)开玩笑说，“如果NBA有人需要一个警察，那就是姚明。”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布鲁克·拉尔默从1999年起开始对姚明、王治郅进行细致的追踪采访，这个中国体育的探秘者在《姚明行动》一书中展现了姚明、王治郅复杂的篮球故事和人生抉择。他在美国的同事们坚信，这两个中国大个子的NBA之路，能够成为中国崛起的绝妙隐喻。

　　他们被称为中美篮球、中美文化的桥梁，而要实现从一个封闭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跨越，他们本人及其团队付出了几乎断裂的代价。

　　1999年夏天，王治郅被达拉斯小牛队以第36顺位选中后，其经纪人夏松花了很长时间向国家篮管中心的官员们、八一体工大队的领导们解释，一个球员被NBA选中，是一项荣誉而非冒犯。

　　3年后的夏天，当王治郅为了自己在NBA的前程，切断与国内的连线，冒着叛国的危险，在夏季训练营里苦练投篮和肌肉时，火箭队的常务律师迈克尔·歌德堡和火箭的总经理道森、主教练鲁迪，还有新闻官尼尔森沮丧地坐在中国官方面前，时任中国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信兰成要求火箭方面签署一份保证书，确保姚明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可以安全归来。

　　距离当年的选秀日仅有36个小时，双方仍未达成协议，因为NBA没有干涉球员事务的权力，它的规则规定更多是为了保护，而非禁止球员个人的权利。

　　中国方面问，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怎么可能对运动员只有这样小的影响力？美国人则想知道，CBA怎么可以把球员控制得这么严？

　　命悬一刻的时候，姚明自愿向官方提供了一份保证书，承诺会让中国人引以为豪，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归来，是对培养他的体育系统最微不足道的报答。

　　登陆NBA后，他践行了自己的承诺。每个夏天，当他的队友、对手享受休赛期时，他乘坐长途飞机回到国家训练总局报到。不少NBA球员把姚明职业生涯过早报废归咎为这些年的疲劳征战。

　　卡塞尔对ESPN记者说，“他每个夏天都在为中国国家队打比赛，从来没有休息满3个月过。一个篮球运动员是需要时间来休息、调整状态的。每年夏天，我都会有两个月的时间好好休息，几乎不去碰篮球。但姚明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假期。”

　　姚明的队友巴蒂尔说过，“如果一个人的目光是37度，那所有关注在姚明身上的目光能把他给烤化了。”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不去担心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这是姚明3年前接受本刊采访时的回答。他已经走过最艰难的时光，习惯了外界对自己的高度关注，“我觉得我应该去适应和享受做一个名人的乐趣，并且我有责任好好利用我的影响力。”

　　从马健到宋涛、胡卫东，再到王治郅、巴特尔、薛玉洋、姚明，以及有着一张孩子脸的易建联，姚明是中国人在NBA走得最远、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如果他真的退役，他所留下的空白未来若干年内也无人能够填补。

木子美：脱下衣服和这个世界谈谈

　　木子美 脱下衣服，和这个世界谈谈

　　爱男人，爱做爱，不爱标签；爱自由，爱直言无忌，不爱伪装。她只代表她自己，她是木子美

　　本刊记者  蒯乐昊

　　21世纪的最初10年的中国，木子美作为一枚标签，基于两大原因被人们记住：第一，从世界观上，她挑明了人性解放和观念变革的潮流；第二，从方法论上，她赶上了网络传播和个人博客的潮流。这两大潮流也许是10年中最重要的潮流，木子美因此被快速符号化，成为你眼中拔不去的一枚钉子。

　　作为佐证的是，在木子美以及她之后，所有引起人们关注的性观念事件，比如换偶女警、艳照门、兽兽门……都是要么暗合着第一股潮流，要么折射着第二股潮流。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性？以及当网络的窥探器和极速传播器无处不在时，作为个人私隐的性，与这个社会之间，到底还有没有安全边际？

　　李银河说：“观察在如此短暂的历史时期之内，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行为模式所发生的如此剧烈的变迁，应当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要放在20年前，像木子美这样的人是要判流氓罪的。”1989年，李银河在北京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只有15%，这其中还包含着相当一部分准备结婚的伴侣，到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70%。李银河说，这足以说明，中国正处在性革命的前夜，很多观念，正在静悄悄地嬗变和沿革。

　　大众要把我灭了

　　西方有学者将性道德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类的性活动处于自由散漫的状态；在第二阶段，只有婚内的性活动才是道德的；在第三阶段，人类将享有完全的性自由。第一、三两阶段的区别在于，第一阶段只有男性享有自由，第三阶段女性也享有自由。“从‘木子美’现象，我感到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向第三阶段过渡了。”李银河说。

　　综观西方社会女权主义的数十年发展历程，女性逐渐实现了情欲自主和身体自主，但木子美自己却一点儿也不愿意接手“女权主义”的大旗。“我除了自我没别的。我不需要为某种形象、某种意义坚持，本来，我就不是为什么‘颠覆道德’存在的。”

　　瘦削得几乎要折断的脚踝、蓬松爆炸式的红棕色头发，松垮而鲜艳的对比色穿着，是木子美的典型打扮。在你的视觉被她通身的色彩分裂以后，如果还有余力，你会发现，她骨感的脸上稚气未脱，独特的嘴部线条使她的笑容能够同时具备温柔和嘲讽两种素质，薄施的脂粉下面有几分隐藏的憔悴。

　　她语速奇快，出言无忌，音色有着玻璃般脆弱的质感。“那个著名的女人被全国人民痛骂”的时间里，她咽下了特立独行带来的后果。

　　因木子美日记而成名的酒吧，因为她破坏了游戏的潜规则，不再欢迎她去。酒吧的女主人在法国音乐节的公开场合对木子美大打出手，并威胁她不许再把酒吧和自己的丈夫写进日记。

　　母亲在梅州的老家风闻了这场事件，她为女儿感到伤心，木子美在电话里对她的交代是，“妈妈，跟你详细解释这事可能得几个小时，简单来说，就是我的生活方式跟大众不一样，大众要把我灭了。”

　　她丢了工作。收纳了数十篇日记、诗歌、随笔的盗版《遗情书》在大小书摊偷偷卖得火热，正版书缺在卖出8万册后被查禁了。她在几个地方开着的专栏也是朝不保夕，写几天就被查封。“木子美”商标被注册，并转卖给老鼠药生产商，这一切都让她啼笑皆非。因为博客成名，她一度成为博客中国的营销代言人，但最后依然是悄悄离场。

　　婚姻有大合同之外的小合同

　　小时候，木子美是个孤僻的孩子，大家都恪守的规则，木子美却喜欢质疑，“放学要排队，明明是各自回家，为什么一定要排队走。”她讨厌这样的队列，就故意走得拖拖沓沓。后面的小朋友不耐烦了，很快，所有的小朋友都绕到她前面走了，木子美就散漫地自己走着，直到彻底离群。

　　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身体，是在小学五年级，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在监督下午睡，这自然又遭到了她的质疑。她常常假装酣睡，心里却在偷偷地性幻想，“那次性幻想，持续了整个夏天，编出了一整套故事，主人公自然是俊男美女：女主角是芭蕾演员，舞蹈时做劈叉动作，把私处拉伤了，男主人公就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为她治疗，使她感到舒适，最后两个人竟然成了连体的，走到哪里都不能分开……”

　　冗长而自由的性幻想，并没有给身体尚未发育成熟的木子美带来不安的犯罪感，相反，她快乐地沉浸在自己编造的隐秘世界中，从那个时候起，她开始隐约意识到，性，可以用来改变无趣的人生。

　　“我是个花心的人，总是很轻易地喜欢上一个人。但我对婚姻有自己的诠释，婚姻是一种契约，结婚证是社会公认的大合同，两个人要怎样过日子，可以有自己的小合同。在保持爱情的前提下，如果想保持婚外性关系，只要双方能够接受，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方式。所谓‘忠贞’，是对自己感觉的忠贞，如果不爱一个人了，就不要勉强自己和他在一起，但如果真爱一个人，愿意对他忠贞不渝，我觉得也很好。”木子美说，生活放纵是因为喜欢如此，文字坦白也是因为喜欢如此，既不是替女人出恶气，也不是给男人敲警钟。

　　她曾经交过一个相对稳定的男朋友，对方跟她一样，游走于多角的性关系中，但曾有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彼此忠贞，她再也不能接受他人的身体。

　　故事的结局很老套，木子美拎着行李箱从广州正式搬到上海的时候，发现她与男友同居的房门被反锁上了。“门边有一双陌生的粉红色高跟鞋，不是我的。”

　　臭鸡蛋之外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木子美。”现实生活中，她叫李丽；在她的随笔里，有个不常出现的角色，叫酱子……看过木子美的邮箱地址，你会发现这个叫酱子的女孩，也是她自己。这三个名字只是三个符号，也许她还有更多的符号，它们时而多位一体，时而各行其是，组成她裂变的人生。

　　她在做“荡妇”的同时，还是“敬业”的性专栏作家、记者、网站代言人，她在几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中间切换，用她自己的话说，即使是在木子美事件最“鼎盛”的时候，她身边最好的朋友也并没有把她当成“木子美”。

　　《遗情书》的自序中曾这样写道：“从我迷恋文字表达的某天起，就像一个固执的鼓手，在敲、在打、在抚摸，那面叫做成长的鼓。”她曾经揶揄自己是“人渣”、“荡妇”……但有一个称谓是她自小心向往之的，那两个字叫做“作家”。

十年一觉打工梦

　　十年一觉打工梦

　　实习记者  林珊珊  发自东莞、深圳图/本刊记者 大食

　　打工至少能解决温饱，可它就像一块鸡肋，消耗了他们的所有青春，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胆小，没有希望，也不敢绝望

　　原地踏步的群体

　　东莞南城步行街坐落于新城区中心。冬日，这里行人稀少，各路品牌服饰安静地陈列在敞亮的商店。巨幅广告里，女人裸露出曲线，男人西装革履，卖弄着欲望与格调。步行街的对面，硕大烟囱兀然耸立，滚滚浓烟扶摇直上。错乱的时空感。 

　　偶尔，36岁的吕莲娟会来这里走走，看着模特身上的时髦服装，有时也幻想自己穿上的模样。但也仅是幻想而已。身上的外套，是花32块钱在地摊上淘来的，已伴随她度过3个寒冬。

　　她来东莞10年了。2010年以前，她在东莞南城一家电子厂的无尘室里，日复一日地擦拭电子零件，悄然消耗着青春岁月。

　　吕莲娟是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过去二十余年，他们潮水般从各地农村涌向城市，涌向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他们聚集在城镇，提供着最低价的服务；他们建造起城市的一砖一瓦；他们进入工厂，推动工业化工程，实现着中国的崛起梦。

　　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实行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各国资本纷纷涌进中国，出口工业企业从珠三角开始发展起来。

　　这些出口工业的工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吃苦耐劳，夜以继日出卖着最廉价的劳动，生产各式产品：从玩具、服装、运动鞋到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甚至波音飞机、空中客车的零部件。“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充斥全球市场每一个角落。

　　2009年，中国农民工达2.3亿人，他们之中37.9%从事制造业。这一年，他们登上《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榜。《时代》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2010年，中国产业工人再次作为一个群体，登上美国知名杂志《财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被称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1992至2008年，中国货物出口额增长率高达19.6%，制造业创造了中国GDP总量的1/3。正是中国农民工支撑起中国的经济奇迹。

　　过去10年，“中国模式”开始被讨论、被总结、被欢呼、被沾沾自喜。2008年，中国举办豪华的奥运会，向世人展现其高大的身躯。2009年，《福布斯》文章称，廉价产品为中国积累了2万亿美元，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全球收购行为，令世界惊呼：“中国太有钱了！”

　　然而，“中国模式”背后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命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2008年，中国人均GDP 已达3267美元，但最低工资标准的全国平均水平只有687元，约一半农民工的正常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9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1417元，但这以超长加班时间为代价——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农民工占89.8%。6成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障及福利，他们的权利被人为压低，他们议价的空间被压缩到最小，他们原子般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

　　过去10年，这个群体始终伴随着耸人听闻的故事：切指断臂、 跳楼讨薪……不断刷新人们对生活的想象，被关注、被同情；被窥视，被消费。

　　“东莞在剧变，但我们没有变，”对于吕莲娟来说，10年来，工资的增长如逆水行舟，物价的飞涨却像脱缰野马，而她摇身变成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负担日益加重。10年前，她和丈夫从广西桂林的乡村出发，来到这个世界工厂，埋进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推动这个国家迈向现代化。10年间，世界一日千里，吕莲娟及所属的群体，极少数人幸运而艰难地跃进另一个阶层；另一些人，却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带着一身伤残，被抛回了农村。而她则如同沉默的大多数，在原点徘徊，接受命运，节衣缩食经营每一个日夜。

　　被收容的流民

　　2000年，孩子才满两岁，吕莲娟随丈夫来东莞打工。当时南城步行街还只是一条臭水沟，要3年以后才建设起来。她在臭水沟旁边的下潡村住了下来，下敦村的楼房当时还毫无踪迹，她望着一片矮小丑陋的瓦房，心想，家里的村庄真是比这里美多了，只是那里太穷了。

　　在广西灌阳县江口村，吕莲娟一家3口人种着6分田，“根本没法养活自己”，她说。大多数内陆农村遭遇着江口村同样的贫穷。中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大量过剩。1997年之后几年，农产品市场疲软，销售困难，农业生产收入连年下降，还得上交各种沉重的税费。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过着贫困的日子。

　　1998年以后，幸免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带，承接起产业的转移。2001年，中国加入WTO，制造基地大量向中国转移。这一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白皮书，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世界工厂敞开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召唤着贫困的失地农民。2000年，像吕莲娟一样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有1.2亿人。

　　在堂妹的介绍下，吕莲娟进入东莞新科电子厂，400块钱包吃包住。丈夫则在家具厂的流水线上，做油漆工人。两人拿着不到1000元的月工资，花去120块钱，在村里租下了一间小房子。下敦村遍地是打工者，夏天夜晚，卖西瓜的小摊贩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卖上两千片。出租屋挤不下太多人，少年都睡到门口、街上。夫妇俩的小房间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劳累了一天之后，他们偶尔躺在床上，畅想着未来。那时，他们还有梦想。

　　生活的艰辛在于，满是未知和惊险。那时，每个农民工都要办理暂住证、就业许可证、外出打工许可证，每年办理各种卡证要花上三五百元。若是被查出没有证件，就要被抓到收容所改造劳动。不仅要补办证件，还要罚款两百元以上。每一天，治安队都要到村里来查证，治安员随意闯进他们的屋里，搜查、抓人。一些孩子躲在窗帘后，他们连同窗帘一起扯下来。

　　吕莲娟夫妇老老实实办证交费，提心吊胆，总算平安度过那几年。可她的老乡则没那么幸运——保君三度被抓进收容所，谭大哥掏出暂住证，治安员接过后就将之撕成两半。孙大叔因为操着和打架者同样的口音，也莫名其妙被抓进收容所，不仅罚款两百，还要被惩罚扫地、洗被子。

　　尽管早在2001年，有关部委便联合发出通知，规定2002年3月1日，取消暂住费等不合理收费，然而，撼动限制着农民工流动自由的制度沉疴，则要等到两年之后，一名大学生的悲惨死亡。

　　2003年3月17日晚，这名大学生走在广州街头，他因没有暂住证，被广州市黄村警方抓走。在收容所，他被脚踢拳打、肘击棍捅，3天后，死于救治站。

　　事件经《南方都市报》曝光后，民众愤怒声讨，3名博士、5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6月，实行了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国务院废除。

　　大学生的墓志铭写着：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艰难涨薪

　　2004年春节刚过不久，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由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一些农民工选择在家务农，不愿回到工厂，不愿继续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

　　这一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表《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称，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块钱，外来工月薪在600左右，长三角地区略高。工资不仅超低，需要以加班来获取，还常被拖欠。政府工程是拖欠工人工资的最大祸首，仅2001年各级政府拖欠的工程款就高达660.75亿元。中华全国总工会数据显示，到2003年，全国各行业共拖欠农民工工资1000亿元。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及福利，直至“民工荒”的那年春天，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紧俏商品”之后，政府才敦促企业为农民工支付法定的社会保险。

　　次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发布报告称，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2004年，因为缺工，吕莲娟成了新科电子厂的正式员工。她有了工资卡。9月，她的底薪为440块，加班114小时，再扣除16块钱绿化费，最终能拿到1179块钱。两个月后，她开始有了养老保险。这突然的改善让她开心了好一阵子。

　　每一天，她6点钟起床，在6：50之前赶到无尘室的流水线上，开始清理磁头，到了下班，通常已是晚上七八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她难以见到厂外的太阳。每一天都累得腰酸胃痛，可她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一切，赚钱的唯一办法是，加班、再加班。

　　此后几年，工资缓慢提升着，直到2008年，新劳动法出台，底薪才被提到815块钱。这一年施行的《就业促进法》规定，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农民工的平等就业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同年，国务院加设新的办事机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专责处理农民工事务。

　　好景不长。9月，金融危机暴发了。押宝于出口导向的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倒闭，25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他们大多数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默默返乡，或是往其他地方迁徙。

　　吕莲娟所在工厂也遭到金融风暴的袭击。2009年开始，工厂不再让她加班。赚不到更多钱，她也“跟着感觉走”，跟着其他工人消极怠工，在正常上班时间，故意放慢速度，或者干脆站着不干活。

　　当不满情绪向生活蔓延之时，新的生命悄然降临。2009年6月，肚子里的小女孩已经4个月大了，吕莲娟忐忑不安地辞掉了工作。她想起那个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一个浑身乌黑的婴孩，那孩子不久之后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个早晨，她刚去上班，因为吸入过量消毒水，晕倒了。之后住院四十多天，除了医疗费，吕莲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她经常头痛，她想那也许是工作落下的后遗症。

　　吕莲娟孤独地面对农民工群体共同的问题。他们不仅经常面临工伤的危险，还占据着90%职业病患者份额。有害的工作环境正在夺走这些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患上职业病似乎是家常便饭，维权却是举步维艰。

　　2009年，患肺尘病的河南工人张海超在维权无门后，只能跑到医院，“开胸验肺”，才最终引起关注，获得赔偿。职业病顽固的维权之门，因为一个农民工的悲怆之举，才艰难地得以开启。

　　无力消费

　　吕莲娟一家四口挤在下敦村一个小单间里，儿子睡一张床，她和丈夫、小女儿挤一张。小女孩总是哭闹，鼻涕滴答。没有衣柜，衣服都挂在儿子的床尾。房租一直涨，她在村里辗转换了几个住处。这个几平米的小单间，一个月要花去300块钱。

　　阳台用铁皮遮顶，铁皮挖出一个洞，让阳光透进这个潮湿的小房间。阳台一端用来做饭，一端是卫生间。下雨时，她就把小煤气炉拖进房子，在地上做饭。

　　儿子王大顺是去年接过来的。过去10年间，他都随着外婆留在老家。为了省去春运的费用，夫妇俩也从未回家过年——来回的车费要700块钱 ，是平常的两三倍，过一次春节，要花去一两个月的工资。如今儿子长大了，外婆渐渐管不住他。吕莲娟害怕他像村里其他留守儿童，去网吧上网，沉迷于游戏，或是像那个14岁的孩子，吸毒过量而死于非命。

　　因为户籍制度，农村户口的王大顺没法享有城市的义务教育。到了东莞，他只能在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一年的学费将近5000块，她退回来的社保金，只够支撑他读两年书。

　　辞去工作后，一家四口都要靠丈夫一个人养。他在工厂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任何保险及福利。扣掉300块的伙食费和32个小时休息费，每月只能拿到1400块。

　　比起10年前， 生活变得更糟糕。她的工资从未超过两千块，底薪最高的一个月，加班100小时，最终也只能拿到1949块。物价却一路飞涨：2000年，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只能买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10年间，物价总上涨为25.37%。

　　猪肉涨价后，吕莲娟便极少吃。前几天生日，才买了5块钱猪肉煮白萝卜庆祝一番。但她坚持每天煮一个鸡蛋给女儿吃，孩子是她通往未来的入场券。她想着，即便没有储蓄，没有保险，有了孩子，她就不至于老无所依。

　　家里几乎没有电器，那台小小的电视，起初吕莲娟因为怕浪费电而不愿意买，还是在丈夫的坚持下，花上60块钱在废品站买来的。

　　10年来，最大的消费是去年为儿子学英语买的影碟机，花了将近500块钱。可儿子并不喜欢学英语，影碟机被废弃在一边。他想回家了。他怀念在家乡的河里恣意游泳，怀念在田野间和小伙伴戏耍。他开始在学校里结识老乡、组成阵营，对抗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他个头矮小，每天都挨人打，可他总是全力反击。“打不过也要打”，这是12岁的王大顺最新领悟的道理。

　　吕莲娟想，这个城市永远不属于自己。她也想着回去，可是，老家没有房，结婚时用的屋子还是借来的，再说，生了第二胎回去还要被罚款。

　　最近一年，中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民工荒。她就想，现在工厂都缺工人，也许还会有机会呢？

　　在去与留的彷徨之间，在随时准备迁徙的不确定之中，在展望未来一片茫然之时，吕莲娟唯一确定的，就是尽可能节省，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费。

　　人，变成机器人

　　和老乡吕莲娟一样，30岁的保君在东莞打工10年，也从未在春节返乡与家人团聚。他是家里的支柱，每月挣到手的一千多块钱，除了支付自己的房租、伙食，还要养活老婆及女儿。

　　“工资越来越少，物价越来越高。城市越来越繁华，可那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他10年来最大的感受。3000多个日夜里，他有一半的时间，面对同样的流水线，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有时他抬头望望周围，千人一面、整齐划一，再望望那些轰隆隆的大机器，他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机器人。

　　许多次，他想逃出工厂，去创业，可最终总是以平息冲动、镇压欲望收场。要是失去了几年来的省吃俭用拼命加班才有的小积蓄，一家便沦为赤贫。

　　最近几年，这种欲望越来越淡，有时刚泛起一点小涟漪便消失在一潭死水之中，再后来就几乎不再出现了。

　　“打工至少能解决温饱，可它就像一块鸡肋，消耗了我所有的青春，让我变得越来越胆小，没有希望，也不敢绝望”。

　　10年来，如同所有的工厂工人，他要日夜轮班。夜晚工作是他最难受最孤寂的时候，他想象女儿的模样，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女儿是他惟一的希望，他想把她健康养大，不再让她出来打工，重复自己的命运。

　　保君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打工10年，东莞仍是陌生。自己不属于东莞，他觉得把养老金存在这里，心里特别不踏实。“以后要办理转移，又得一笔路费”，再说，“政府一个字把你卡死了，以前连办个暂住证都很困难，他们三番两次把我抓去收容所，然后罚钱。”

　　“中国的社保像是在抢劫”，保君的不信任感源自日积月累的制度剥夺。2002年以前，广东地区的外来工如果中断缴纳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在这之后，广东开始办理外来工退保业务。如果终止劳动合同，他们能拿回个人缴纳的那一部分。学者刘开明推算，2002年到2008年间，广东从退保外来工收取的养老保险金至少有300亿以上。直到2010年，他们才能转移社会保险关系，而不能退个人所缴金额。

　　休息的时候，保君偶尔也去南城步行街走走，自己永远消费不起，只是看着别人消费，幻想自己身着千元西装，“也有个人样”。可他不敢往商店多看几眼，他害怕遇到服务员盯着他的眼神。

　　闲暇时光，他大多在老乡范大叔家里打牌，或是看看电视。可是电视越来越不顺眼，他觉得“新闻联播完全不可信，都是假新闻”。

　　近几年来，保君开始上网了，他看到国外的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羡慕不已，“自己工厂的工会，最多组织大家去看电影。”

　　“外国工人最苦最累的活，他能买房开车，在中国，打一年工，打10年工，打60年工，还是那个命。”

　　他指了指身边 80岁的范大爷。范大爷耳背，没有任何的保障，靠着57岁的儿子赡养。儿子范大叔进东莞10年来，每天都在城中村穿街走巷，靠拾荒收废品为生。范大爷呆坐在小凳子上，烤着炭炉度过漫长的冬天。保君觉得他们就是自己在这个城市的未来。“东莞只是一个站台”，他想回去了。

　　“炒掉东莞，炒掉老板”，他说。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快意。

　　回不去的故乡

　　如果说，广西老家的山水，仍为保君留一条退路；那么，对于22岁的孙平来说，广西老家的山水，只能永远驻足在童年。

　　他的父母在东莞打工10年，每隔几年，就回家盖一点房子，陆陆续续盖起一层楼。作为留守儿童，他也每隔几年就来东莞和父母相聚。18岁那年，他从高中辍学来莞打工。

　　几年下来，他辗转了几家工厂，“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机会学东西，就不想呆下去”，相比起金钱，他更看重技能积累。

　　今年，他回家了一趟，竟觉得“看哪里都不顺眼”。连续几天，他都感到单调无聊，无所适从，“没地方可去，一眼望到尽头”。

　　在工厂，仍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孙平并不觉得累。他蜗居在城中村，热爱城市的繁华。他最大的消费是买衣服，一件几百块钱，全是运动品牌。他觉得，唯有穿上时尚品牌，才显得“整洁”，显得与这个城市相匹配。

　　对孙平这一代人来说，很早接触网络，打开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视野，接触的是世界最主流的叙述：城市化以及消费主义。他们成长的中国，是一个时空混乱的转型中国，他们从前现代的村野走出来，迈进现代化进程中的血汗积累，消费于后现代的狂欢之中。

　　18岁的张柱，在一家皮带厂的流水线。每个月，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买衣服，然后和朋友到大型舞厅摇头晃脑地蹦迪。那是他摆脱机械感的一种方式。他讨厌被称为“农民工”，他说，非得带“工”字的话，请将他归类为“员工”。

　　他在小卖部里和母亲吵了起来。过去10年，他的父亲在工厂做保安，母亲是清洁工，辛苦攒了3万块，回家打个地基就没了。她希望儿子安心打工，完成全家建房子的心愿。“谁想回去住！”张柱厌烦母亲的牢骚，他希望母亲把钱拿出来，支持他创业。

　　“他们这一代人，赚一分钱就想把它埋到房子里面去，我想的是，如何把一分变成两分。”张柱看人的眼神坚定，毫不闪躲。

　　张柱利用网络学习劳动法，看看老板的行为哪些地方不符合规范，同时还向母亲普及法律常识——这也是一个大趋势。在过去几年，网络成为新一代农民工了解自身权利、维护自身权益、表达自我的发声渠道。

　　2010年5月，广东南海。一群本田工厂的年轻工人行动起来了，因为不满过低的工资待遇，罢工抗议，要求与资方谈判。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改革薪酬机制、改革管理制度。

　　此后，工人有条件复工，推举出一位代表，并组成谈判代表团。代表团在网络发出公开信，要求资方同意召开员工大会，要求由一线员工选举产生工会等，并声明若得不到满意答复，将在3天后再次罢工。他们写道：“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

　　他们以积极的方式，反抗中国劳资双方的不平等。他们打破了群体的沉默、无力与沉沦。

　　同年，在富士康，13条年轻的生命从高楼坠下，以死亡表达人生之绝望。他们的悲剧唤起了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命运的思考和关怀。而他们，在过去的10年，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工的主体。

　　“那些跳楼的人脑子都是浆糊，”孙平谴责自杀的同龄人。然而，和他们一样，孙平觉得打工几年，最大的收获是：现实是残忍的，金钱是惟一的逻辑。没有钱，就没法在这城市立足。

　　他觉得自己不会一辈子打工，他觉得他能改变命运，虽然暂时还不知道改变的方法。但他确定，他不愿再回到农村去了，因为他们和这个飞速发展的国家一样——“童年的感觉已经消逝了，农村是老一辈的事。”

　　(感谢刘开明先生、林涛先生、曾飞洋先生提供的大力帮助，部分资料参考刘开明的《出口型增长与工资不平等》，文中未成年人王大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