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问题与文化自觉

——刘士林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演
日期：2011-08-08 作者：刘士林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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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都市化进程导致的城市环境恶化、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城市危机不断加重，是城市人气削减、人心思散直至城市可能走向衰落的客观原因，那么，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谐与精神生态的严重污染，则是人们对城市产生怀疑、不满、厌恶甚至怨恨的内在根源。
    
    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在这个意义上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急需加以研究并通过制度建设加以疏导和化解的重大问题。
    
    刘士林  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副会长等。
    
    主要从事美学、中国诗学、江南文化、都市文化研究，著有《中国诗性文化》《先验批判》《苦难美学》《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江南文化精神》《江南文化理论》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及国内省市委托项目多项。先后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曙光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奖励与荣誉称号。
    
    2010年以来，城市文化开始成为中国都市化进程面临的重要节点问题，以城市规划的“过度化”、城市品牌的“低俗化”与都市主体的“离心化”为标志，文化问题正在成为影响中国都市化进程可持续发展的深层矛盾，这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和认真对待的现实挑战。
    
城市规划：“富裕的贫困”与“媒介异化”
    
    表面上十分繁荣和众多的规划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粗放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现实需要和规划意识、理念、政策、技术等方面的匮乏，使规划缺乏和乱规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特别是“规划跟着项目走”和“根据投资需要调整和修编”，对很多城市已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与损失。最大的后遗症是城市空间形态的同质化和城市经济功能的批量复制。新世纪以来，在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教训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城市的规划意识不断得到强化。但受城市综合素质和发展水平的局限，特别是在实际操作中“换得太快、操之过急”，以“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图”和各种“雷人”规划的频繁出台为代表，中国城市正迅速地由“规划不足”走向“规划过度”的另一个极端。
    
    问题在于，尽管城市规划在爆炸式地增长，但由于在论证、编制、出台和实施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评估和监管程序，众多的规划并没有引导城市走向理性的增长，反使城市频繁陷入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中。而规划的数量越多，更换越频繁，对原有规划的否定越彻底，其危害也会同样呈几何级数地增长。如成都倾资40亿元打造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使原建于2007年的老园仅仅三年就弃之不用。而西安耗资400亿元的大明宫遗址公园，尚未开园就面临着要被拆除的命运。由此带来一个新的经验教训是，不仅规划不足或不科学会影响城市发展，过度规划同样也会影响与干扰城市的健康发展。
    
    与以往无规划或缺乏规划的“绝对贫困”不同，当下的“规划过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富裕的贫困”，由于理念太杂、数量太多和相互因袭，表面上十分繁荣和众多的规划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粗放发展模式，相反却使中国城市陷入“恰似暴富儿，颇为用钱苦”的尴尬和困境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介异化”。
    
    规划本应是因地制宜和适度超前的统一，这需要认真研究城市发展的现有基础和资源条件，依据世界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规律制定相关目标。但在“媒介社会”背景下，原本作为指导城市科学发展纲领的规划沦为吸引眼球的城市形象炒作或信息社会背景下的直观政绩形态。这是各种“雷人”规划在当下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在“媒介异化”中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不少城市规划多半属于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表现在具体的规划中就是内容上的雷同和相互因袭，除了常见的主题公园、文化产业园区、市民广场、商业一条街、名胜风景旅游区、城市标志性建筑等，2010年以来最值得关注的是，城市规划上的内容因袭已由单体城市蔓延到城市群中。如珠三角和京津冀在“十二五”规划中均提出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战略，但实际上，以央视等媒体频繁曝光的中国物流业为例，真正影响城市间物质与人口交流的，并不是高速公路、运输工具等基础设施和设备，而恰恰是建立在其上的交通运输管理和服务体系。又如中国主要的城市群都有文化产业战略规划。发展文化产业当然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像这种一哄而上、大略相同的文化产业战略规划，不仅与“十一五”期间很多城市以集成电路、纳米材料、计算机网络、软件、石化、汽车、通信等为主要内容的高新技术产业规划“貌离神合”，同时与城市群的本义——建立区域内合理的层级分工体系及解决单体城市间的恶性竞争——也是背道而驰的，并有可能在文化产业上重蹈高新科技产业的产业同构与同质竞争的覆辙。
    
    “规划过度”与“内容因袭”正成为影响中国都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质量的主要矛盾之一。2010年以来，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风云突起，不仅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沈阳等已正式启动，不少大中城市因为发展需要也酝酿调整行政区划，由此可预见“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将出现新一轮的规划热。如果说，“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是对一个建筑的要求，那么对于城市空间而言，则可以说“千年大计，规划第一”。因为规划一旦完成和实施，一个城市的结构和功能就基本确定，如果不是遭遇大的自然与社会灾难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中国城市在当下发展的过热和过快，特别是大城市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和都市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城市规划本身的问题直接带来的，认真研究中国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并以制度建设的方式提升其质量，无疑可为中国城市的科学发展起到重要的调节和引领作用。
    
城市品牌：灵魂隐匿之后的物欲与肉欲追逐
    
    不少城市都乞灵于干一件文化大事，希望以此获得外界的关注与尊敬，从而摆脱内在的焦虑与空虚。标志性建筑是很多城市首选的品牌战略。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在城市史上的反面典型是古代罗马城，它的突出特点是“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但与此同时，城市在社会人文等方面则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滑坡和危机。在注意到城市形象、识别度等在聚集人气、提升城市影响力的重要作用之后，很多城市开始竞相追求和实施品牌战略，以改变其物质发达而文化简陋的现状。
    
    但正如古人说“百年而可以谈礼乐”，城市文化需要长期的积淀和传承，而不是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来的商品。由于这个深层的问题，在很多城市的品牌战略与追逐驰骛中，上演的多是一出出暴发户附庸风雅的闹剧。
    
    标志性建筑是城市品牌的重要代表。但正如身体长得过快而心理、情感和思想明显滞后的青少年一样，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在空间、人口与经济规模上的迅速扩张，只是获得了一个庞大的物质躯壳。特别是由于这个过程本身严重透支城市的文化资源、恶性损耗了都市人的精神生态，因而表面上繁华和强大的城市躯壳包裹的却是一颗极为孱弱和发育畸形的文化灵魂。中国城市由此在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上日益陷入焦虑与危机中。
    
    为了应对这一矛盾和困境，不少城市都乞灵于干一件文化大事，希望以此获得外界的关注与尊敬，从而摆脱内在的焦虑与空虚。标志性建筑是很多城市首选的品牌战略。但问题在于，由于在心态上过于焦虑、在情感上过于单纯、特别是缺乏独立的理性思考和判断力，很多品牌战略千篇一律地成为雇一个国外设计师以及建一个洋气十足的建筑物，以为这就可以提升或展示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对西方设计的崇拜已成中国城市的通病。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近年来新建的标志性建筑大都出自国外设计师之手，尽管其中也有成功之作，但由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艺术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更多的则是日益严重地“妖化”着中国宝贵的城市空间和形象。因为这种城市品牌战略在智力与审美水平上，与一个一心追逐LV包的小女孩并无本质差别。
    
    与之相类的还有城市品牌营销。品牌营销既需要有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更需要有现代的文化创意与设计能力。对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而言，前者基本上不成问题，城市品牌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后者。和粗放增长的中国经济一样，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上也普遍存在着两大问题：其一是粗制滥造，缺乏创意。媒体曾将之归纳为四种基本模式：一是某某之都或某某之城，有什么资源，有什么产业，填上就得。二是由苏杭领队的“天堂在人间”，使天堂、仙境、伊甸园成了许多城市的标签。三是以“桂林山水甲天下”主题的山水类口号。四是给做成“东方版”。如以“东方日内瓦”自居的就有石家庄、秦皇岛、肇庆、昆明、大理、巢湖、无锡、上海崇明等。其二是“低俗雷人”的营销术。其中以山东的西门庆文化旅游规划和江西宜春的城市口号为代表。如果说城市口号缺乏创意和平庸化是由于文化和美学素质偏低，那么，像这种以色相为主题的品牌营销和形象传播，则表明一些城市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已丧失最基本的文化底线与尊严。在某种意义上，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无论是任人打扮的城市标志性建筑，还是以色相诱的城市品牌营销，它们折射出文化资源丰富但文化灵魂孱弱、文化发展热情很高但先进文化素质匮乏的中国城市的现实困境与深层矛盾。
    
    文化品牌需要长期经营和积淀，因而多半与老字号联系在一起，如文明古国、千年传承、一代代生命的薪火相传。文化建设最忌讳的就是急功近利。当下出现的这些问题，都可追溯到越来越急躁、越来越急功近利的现代国民性。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传统上没有时间概念的中国人已变成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如上网最爱快进、评论要抢“沙发”、寄信要特快专递、拍照要立等可取、出行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和直航、网购要能“秒杀”、创业最好一夜暴富、结婚要有现房现车……这种深层的心理问题自然也蔓延到文化品牌建设上。无论是在地标性建筑设计中的崇洋媚外，还是在城市品牌营销中不择手段地玩弄噱头，都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的成功，以最小的付出赚取最大的利润。但由于这从最根本上颠倒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因而最终使文化品牌成为没有文化的文化品牌，使文化营销沦为赤裸裸的物质与欲望狂欢。正如古人说“积德百年而可以言礼乐”，中国城市文化建设也将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这是特别需要我们及早准备并要有足够耐心的。
    
城市文化病：“居之不易”与“身在曹营”
    
    2010年以来，高房价问题不仅在大都市和中心城市变得越来越严重，也开始蔓延向二线城市甚至是中小城市。没有住房就不可能产生起码的归属感。
    
    柏拉图曾说，城市最大的灾祸“不是派别纠纷，而是人心涣散”。在城市中最可怕的不是不同人群的矛盾和冲突，而是同城异梦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精神离心运动。以“逃离北、上、广”和“大城市伪幸福”为代表，2010年的中国城市开始直面这一文化的临界点。尽管城市仍在高速发展和扩张中，但在城市道路继续拓宽、新建筑层出不穷、人口大量增加等繁华表象的背后，对城市本身的怀疑、失望、厌恶、憎恨甚至敌视等极端心态与行为也与日俱增。
    
    从现实上看，引发“人心涣散”的主要原因可称为“居之不易”。近年来，高房价已成为城市首要民生问题。与农村最看重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不同，城市人最重要的是住房和工作。2010年以来，高房价问题不仅在大都市和中心城市变得越来越严重，也开始蔓延向二线城市甚至是中小城市。没有住房就不可能产生起码的归属感，如同现代主义文学经常表现的“生活在别处”主题一样，“城市再好，也是别人的”、“城市好坏与自己无关”甚至对城市本身的辱骂、痛恨和破坏冲动等典型的现代焦虑与荒诞生存，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正日益严重。
    
    2011年一篇题为《请让我来相信你》的文章写到：怀疑和警惕已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住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和楼薄薄；吃要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甲鱼、洗衣粉炸出的油条；行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和钓鱼执法的；上医院要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过度治疗。此外，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物质空间的居之不易和对社会空间的怀疑与警惕，既直接揭示出城市生活环境和精神生态的不断恶化，也是很多人对城市发展本身日益感到灰心失望的重要原因。
    
    对城市本身是执着还是放弃，在当今已远非一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可以了断。在城市中固然存在着很多令人痛苦和纠结的矛盾冲突，但由于只有城市才能为个体提供更广阔自由的发展空间，“蜗居不易，逃离更不容易”正成为当代人特别痛苦、艰难的生存写照和真实状态。从2009年电视剧《蜗居》的热播开始，“去留”问题日益焦点化。同年12月11日，搜狐文化频道第90辑“文化重磅”《逃离北上广》发布。由于矛头直指中国三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该专题一面世立刻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仅当天参与PK、投票的网友就超过了3万人。在后来参与PK的近6万名网友中，其中支持“逃离”的竟然高达82%。还有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一线城市，有部分年收入在5万至10万元左右的家庭，正积极准备摆脱大都市的“伪幸福”，去二三线城市追寻真正的幸福。在城市生活成本不断加大的当下，出现这种逆城市化思潮，可以说一点也不奇怪。
    
    然而，知易行难。在城市化已成为世界发展主流的当下，要想把“逃离北上广”的愿望真正付诸行动同样是一个过于艰难的决定。一家大型视频网站的随机采访显示，真正愿意化为行动的只有25%。这完全符合都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规律。就此而言，是蜗居还是逃离的矛盾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存在，每个城市、每个人都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
    
    “蜗居不易，逃离更不容易”并不是最坏的结果，它表明人与城市的博弈仍在激烈地进行中，人们并未放弃对都市生活的“痛苦的爱”。但这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城市出现了很大、很严重的问题，并有可能逐渐滑向“人心涣散”、人去城空的危险边界。
    
    如何通过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切实努力，重建“过美好生活”的城市文化本质和功能，是中国城市面临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最需要解决的现实矛盾。
    
城市异化与文化自觉
    
    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谐与精神生态的严重污染，则是人们对城市产生怀疑、不满、厌恶甚至怨恨的内在根源。
    
    尽管“规划过度”、“品牌低俗”和“人心涣散”产生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在深层上都可归结为文化问题。按照一般的理解，文化至少包括真、善、美三个层面，如果说“规划过度”是由于不理解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品牌低俗”是由于丧失了城市精神的基本伦理底线，那么“人心涣散”则是由于曲解了城市的美，而最终背叛了城市发展的真正目的。这三方面相互缠绕导致了人在城市中的异化现实。人们来到城市本是为了过更美好的生活，但在房奴、车奴、卡奴、“月光族”、“路怒族”、“胶囊族”等身上，实际情况却变成：他在城市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和痛苦；不是找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而是处处受到钳制和约束；在城市中的一切奋斗不是实现了自我，而是越来越磨损了他最初的热情和理想。正如中国古人谈论国运浮沉时所意识到的，人心的向背同样也决定着城市的存亡与兴衰。由此可知，现代城市社会的解体与危机，根源就在于文化灵魂的隐匿；要拯救当今正在沉溺的城市精神，首先要拯救的是城市文化。
    
    如果说，都市化进程导致的城市环境恶化、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城市危机不断加重，是城市人气削减、人心思散直至城市可能走向衰落的客观原因，那么，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谐与精神生态的严重污染，则是人们对城市产生怀疑、不满、厌恶甚至怨恨的内在根源。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在这个意义上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急需加以研究并通过制度建设加以疏导和化解的重大问题。
    
    当然也要看到希望，一方面，城市的现实困境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关注。以一年一度的城市排行榜为代表，2010年，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对城市生活成本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取代了以竞争力、GDP排名、总部经济、投资潜力、百强等硬实力排行榜。尽管这主要是中国城市化“倒逼”的结果，但对疗救在经济发展中被恶性损耗的城市文化机能无疑是一方良剂。另一方面，一些城市已开始出现新的文化觉悟，如2005年最先提出建设宜居城市战略目标的首都北京，如2007年明确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的上海，都把精神文化、城市文明等软实力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这对于化解当代人与城市之间日益严重的离异感或流浪感，集聚离散的人心和逐渐冷却的人气，把城市建设为中华民族的当代家园，无疑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觉醒。目前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城市文化功能严重萎缩的当下，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把文化建设扎扎实实地推进下去，为中国都市化进程的“软着陆”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