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时代为什么被禁:[中国的通胀下面隐藏着农业危机……

　　【提要】针对国内的通胀趋势，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供给调节和价格管制措施是正确的，但也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次通胀的最初动力来自农业领域，其根本原因是农村人力资源结构的失衡，亦即农村年轻劳动力的急剧减少导致农村劳动力成本上升。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看来还是在于如何满足农业发展对青壮年劳动力的需求。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它可能伤害城市经济的发展。况且，还存在农村信息失真的问题，这使得中国政府的决策面临巨大困难……

　　与八十年代通胀相比，中国今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具有更强的成本推动特征。

　　中国在八十年代发生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需要求拉动的。当时，在经济过热的基本背景下，加上收入政策调整，必然导致工资基金快速膨胀，社会总需求急速上升。但在短期中，总供给量是刚性的，无法通过增加产量而弥补供需缺口，于是只能在一个较高的价位上实现供需平衡。我还记得八十年代末期许多中国城市的一个代表性场景是：有许多商品是“内部供应”的，不少公开供应的商品则被市民“抢购”。有报道说，当年有一位市民为女儿购买了够穿28年的鞋，这正是需求膨胀时期的典型消费心理。

　　直到九十年代以后，生产能力终于实现了显著扩张，使得市场供给日益丰富，加上政府跃跃欲试地运用新古典主义宏观调控手段，中国得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功地控制了通胀的发生，物价呈现出较为平稳的态势。自从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又增加了由于居民对未来预期下调而导致的消费不旺，于是“通货膨胀”一度在中国成为一个罕见词汇，经济界甚至忧心忡忡地谈论“通货紧缩”的问题。

　　今年的通货膨胀是另外一种情形。这种“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动力不是来自需求方，而是来自供给方。在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中，需求曲线并没有发生位移，但由于生产成本提高，在供给方利润预期下降的情况下，致使供给数量相对减少，形成供小于需的情况，从而推动物价上涨。七十年代欧美遭遇的石油冲击是这种情况，今年我们遭遇的猪肉冲击也是这种情况。

　　今年的新一轮通货膨胀，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是从农业生产领域引爆的。按照今年新一轮通胀诸因素的时序来分析，最早出现明显价格波动的农产品是猪肉。几乎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很多城市的居民发现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在一夜之间突然暴涨。在一片惊呼声中，经济学者们开始判断此次猪肉价格上涨可能成为新一轮通胀雪崩的起点。

　　国务院立即对这一价格异动产生警觉，迅速着手遏制对猪肉价格上涨的冲击。源头的对策是扩大猪肉进口，以填补短期供需缺口，同时通过政府补贴等手段，鼓励农民扩大生猪养殖，引导猪肉价格在长期中保持稳定。这是“疏”和“导”的一手。同时，着眼于防范更大范围的价格波动，针对某些企业蠢蠢欲动的涨价企图，使出了准价格管制措施，公开警告任何企业均不得结成价格联盟，甚至通过发改委明确禁止企业乱涨价。这是“打”和“压”的一手。

　　政府的反应并非小题大作。事实上，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控制价格上涨，就可能从猪肉开始，沿着产业链条，以一个“蝴蝶效应”式的连锁反应，形成一场经济雪崩，导致一场整体性的经济麻烦（如果不是灾难的话）。

　　这次价格调控和管制行动足以说明，中央政府完全能够意识到中国经济的脆弱性，绝不愿意为了“自由经济”的假名声而冒经济失控的真风险。通过管制价格，最大的好处就是维护了多数阶层从改革与发展中得到的好处，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鉴于如果价格波动引发各个阶层的预期波动，可能将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步维艰，因此运用计划手段控制价格，也有利于深化各方面的改革。

　　尽管这些价格调控手段在当前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它们是长久之计。实施过于强硬的价格调控，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无法解决农产品价格不合理的问题，因而不利于真正增进农民的利益。虽然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等形式，使农民能够从养猪中获利，但这种做法实质上是维护了工农业产品价格扭曲的不合理现状，并不是有利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长久之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政府试图控制农产品价格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长期比较收益必然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将难以维持。

　　同时，政府限制工业品价格上涨，等于是封堵了市场价格正常调整的空间，在更大范围内扭曲了价格关系，使得价格无法传递市场得以正常运行的准确信息，这对于政府和企业决策是十分不利的。在微观层次上，企业为了增加利润，在厂商过多而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被迫通过数量扩张和价格战谋求发展空间，导致市场恶性竞争，并且致使员工工资增长停滞甚至出现下降。这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更麻烦的是，如果政府的调控措施没有见效，农产品价格继续上涨，各类雇主（包括政府）就将面临强大的增资压力。特别是由于贫困家庭生活进一步陷入困难，政府将被迫调高救济保障标准，并相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由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强制性，很多企业在人力成本上升而产品价格不能提高的情况下，唯一的选项就是压缩生产、裁减员工，引起社会消费与生产的同时萎缩，从而点燃经济萧条的导火索。这无疑是最为可怕的情况。

　　因此，在长期中如何解决价格问题，看来还值得深思。在我看来，如果不能针对根本原因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根治，单纯的价格调控手段就只能是一种治标之策。那么，什么是猪肉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为此，需要分析猪肉价格上涨背后的动力机制。但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多数分析都没有触及根本性的问题。多数分析人员简单地断定：农民由于养猪成本高、收益低，因而减少了生猪养殖量。

　　这是一个看似合理的结论，并其实并未触及实质，没有能够指出生猪养殖滑坡的真实原因，因此忽视了在猪肉价格上涨这一表象下面的更大危险。其实，只需要稍作分析即可发现，推动猪肉价格上涨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农业领域中资源配置的失当。具体地说，就是现行的经济体系使得资源根本无法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进行合理的配置，农业生产在资本短缺、技术落后、土地减少的基础上，继而出现了人力资源危机！这就意味着，农业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全部基本条件。如果不扭转这一趋势，农业农村发展必将难以为继。

　　不久前，我参与一个新农村建设调研活动，在一个新农村示范点转悠了一天。这个示范点位于山区，公共设施搞得不错，水泥路通达村里的每一户人家，而且家家户户都能接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但是，在走访了几户人家之后，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人家都只有爷爷奶奶和孙子孙女，却没有20—3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这一疑问被提了出来，尽管这些人家都不肯承认青壮年劳动力在外面打工，但这一天我始终没有在这个村子里发现较为年轻的村民。

　　其实，这已经不是我的新发现。在每年春节回家的时候，我总是要找机会到附近农村走亲访友，所见所闻无不证明着一个可怕的事实：农业和农村已经留不住青年男女；处于就业年龄的男女青年总是把一年中的大部份时间用于外出打工，多数人甚至不会在农忙时节回家帮助父母干农活。因此，广大农村的田间地头往往只有老弱病残在干活。这样，在农村劳动力的供需关系方面，随着供给曲线的左移，劳动力的平均成本实际上是提高了。

　　这可能才是猪肉生产下滑的深层次原因。但为什么先是生猪养殖业，而不是种植业受到冲击？因为种植业的人力投入主要集中在播种和收割两个环节，养殖业则需要持续的、每天强度大致相同的人力资源投入。在年轻劳动力外出的情况下，如果留守农民觉得人手不够，以至于个人的边际投入小于边际收益时，就会理性地选择停止对养殖业的投入，导致生猪存栏量下降。

　　这就是中国农村的空壳化现象。这才是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最大危险。

　　导致这一问题的，一方面是农业与非农产业收益的巨大落差，另一方面则是致富梦想下的城市化幻觉。在这个电视屏幕上充斥着城市伪贵族们虚假矫情的“青春偶像剧”的时代，农村青年男女不可能在几十年来变化甚少的农村家乡找到自己的希望。与此同时，过度集中在城市的投资又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就这样，农村的年轻人走了，他们来到各类大中城市，注定会立即被城市的整洁干净、车水马龙甚至灯红酒绿所吸引，并且渴望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城市居民的一员。

　　不是所有的农村青年都取得了成功。但有一点是必然的：他们将为了自己的城市梦，而在城市里耗尽自己的青春年华。纵然结果是失败的，他们也只有到青春逐渐流逝、体力逐渐耗尽，甚至到了身残心碎的时候，才会勉强地承认自己的失败，于是开始思考回乡度余年的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离开农村，一代又一代老弱病残外出打工人员回归农村的结果。这似乎决定着农村劳动力的主力将永远是老弱病残者。

　　城市就像一台贪婪的抽水机，抽空了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支撑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各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甚至“血汗工厂”得以存在和发展。但是，城市和企业却断然拒绝为他们的未来买单。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但却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因为如果我们坚持改善农村打工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就等于强制性提高人力成本，这只会导致我们迅速丧失劳动力资源优势，迫使大量的内外资企业离开中国，到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国家寻找发展机会。

　　在某种意义上，农村年轻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它们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亦即农民工工资率的提高）又将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基础。因此，在城市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的“可喜”情势的后面，潜伏着一个值得忧虑的前景：如果有一天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成本上升（或者其他原因）而出现了危机，那支吃苦耐劳但素质不高的农村劳动力大军将何去何从？

　　这就涉及到土地私有化的问题。目前一切关于土地私有化改革的考量，都是立足于“经济将永久繁荣”的假设。按照这样的假设，农民完全可以离开自己的土地，而且城市也能够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假设，事实上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将无止境地发展下去。也许“新土改”的真相是：在农村实行幼稚而无情的土地私有化改革之后，很多农民不顾一切卖掉土地，到城市来谋求发展。然而，一旦在残酷的城市经济中无法找到生存之地，而且又年老体衰之后，他们将注定无法回归到曾经能够提供生活保障的广阔农村，如果不想成为极度廉价的佃农，就只能无奈地成为城市贫民，在城市中搭出拉美化发展道路的靓丽风景。

　　我常常希望我们能够像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一样，在实际生活中“模拟”土地私有化的前景。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任何必要的时候选择“停止”，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撤销”命令来使生活回到改革前的初始态势。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任务。任何一项社会试验一旦开始运行，就往往以其自身的逻辑绑架试验设计者，使试验的过程和结果完全脱离设计者的预期。

　　因此，涉及“三农”的改革必须慎之又慎。有时候，一项看似渺小的失误往往是需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来修补和挽回的。例如，前面提到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的问题，我就看不到有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除非城市经济出现危机，导致大量就业机会的损失，使离家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

　　但这又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如果农村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不仅无法控制农业产品价格上升的长期趋势，而且也使我们回答不了“谁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难道我们将不得不依靠农村的老弱病残人员来建设和享受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弱智得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提供标准答案。因此我决定知趣地停止推论，转向另一个同样有趣然而也许同样没有答案的问题，这就是：统计部门真的能够向决策部门提供至为重要的准确数据吗？这个问题之所以紧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政府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关系到政府是否能够对各种紧急事件进行事先预测和及时处置。

　　正是猪肉供应量下滑和政府的紧急调控使我想到了这个问题。

　　就在猪肉价格猛涨的时节，我手上正好有一些省份2006年的生猪存栏量数据。我简单地查看了其中一个省的情况，然后禁不住苦笑。因为这个省九成以上的县市报告当年底的生猪存栏量呈现增长态势，只有几个县报告当地生猪存栏量下降！然而，这些县级统计部门的话音未落，各地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就普遍上涨！这至少能够证明了我们的统计部门未能正确地反映经济运行情况，报告了错误的数据。国务院对于此次猪肉价格上涨事件感觉措手不及，足以说明统计数据失真的问题是普遍存在于各省市的共性问题！

　　我并不是责备中国的统计部门好大喜功。其实，统计数据失真的问题更反映出中国的统计机制存在严重不足。多年以前，我曾经作为“三农”工作队员，与乡村干部们一道做过统计工作。当时我发现，基层提供的统计数据基本上是靠经验加期望。村干部们先是凭借与村民的日常接触，估算出各个村民小组的数据，然后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提出一个偏差值，对估算值进行校正。这个数字上报到乡、县统计机构后，有关人员又会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主观的调整。这样层层估计和调整的结果，最终汇总而成的数据就成了一个被主观判断严重扭曲了的“合理数据”！至于它与实际的差距，则可能只有上天才知道。

　　联想到那个小山村的村民一口咬定“没有人外出打工”，我就隐约感到眼前冒出一大片浓雾，使得我再也无法看清“三农”问题，更无从谈起“解决‘三农’问题”。这是一种令人揪心而又无可奈何的感觉。也许，有一天我能够透视这层雾，去发现农村存在的真正问题；也许有一天，我会根据自己发现的问题，在思考后提出一些有意义的答案……

　　但我真的不知道那究竟会是哪一天。

　　作者：地球村过客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