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娇女人最好命电视剧:我的文革岁月 (节选四)

　　张春桥在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权后，多次叫嚣“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的野心，张春桥一伙在迅速扩充其帮派势力的同时，疯狂残害上海各级领导干部。在“文革”前800多名部局级以上干部中，受到严重迫害的干部约占四分之三。其中，一批久经考验的党的优秀干部被极其残暴地夺去了生命。我所熟悉的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赵明新和原中共上海市委员、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就是被迫害致死的两位高级领导干部。

　　赵明新193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天津市团市委宣传部长、青工部长。1932年，他在天津被捕，一直到1936年10月才获释。1935年，赵明新由狱中党组织批准转为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鲁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共胶东区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从1949年起，他开始长期在我父亲手下工作，担任中共苏南区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苏南区党委第二副书记。1952年底，他调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人事局局长。1955年，他调吉林任一汽党委书记。1965年9月又调回上海，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赵新明平易近人，又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对党员干部十分关心，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

　　1966年8月，康生、江青阴谋挑起了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赵明新是遭诬陷的六十一人之一，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这六十一个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其中“文革”前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有22人，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这些人大多在30年代初因河北省委遭到破坏而被捕的，长期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里。在狱中，他们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并同外面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与敌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坚决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到1936年，虽然有的人刑期早满，但因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仍然在狱中坚持斗争。1936年春，刘少奇领导下的中央北方局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做出组织决定，并报党中央批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当时在北方局工作的柯庆施通过关系将这一决定通知了狱中党支部。于是，从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先后有52位同志按照中央的指示，分批履行手续走出了反省院，另有9位同志也以其他不同方式获释。这批同志出来后，党组织立即为他们分配了工作。到解放前，其中的10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幸存下来同志逐步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文革”刚开始时，一些红卫兵组织借题发挥，揪斗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中央为此发出两封电报，说明刘、赵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要红卫兵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而老奸巨滑的康生对这件事本来心知肚明，他曾在1948年对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同志讲起这批党员出狱的经过，但为了打倒刘少奇及这批老干部，故意把水搅浑，于1966年8月重新提出这件事，并让专案组立案审查，得到江青一伙的积极呼应。从1966年11月下旬起，南下的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和长春一汽的造反派先后找到赵明新，纠缠他调查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赵明新解释了自己的获释经过，并请示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魏文伯明确答复：“此事中央知道，这是组织决定。”

　　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后，中科院华东分院各造反派组织开始夺权，疯狂批斗迫害领导干部，赵明新首当其冲。赵明新身患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被揪斗得住进了医院。1967年1月14日，一个叫“革命造反团”的造反派组织不顾医院的意见，非要将赵新明揪回长春批斗，强迫医生开具出院证明。医生特地在出院证明上注明需继续治疗，并开了三个星期用量的药品、针剂。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是须臾离不开药物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造反派不仅断绝了赵新明的治疗，连医生给的这些救命药物也扔了。他们把赵新明关押在中科院华东分院七号楼的“革命造反兵团”总部。1月16日，造反派在衡山电影院召开“砸烂华东分院党委，打倒大叛徒赵明新大会”，赵明新被批斗、折磨长达8个小时。他多次向造反派坚定地表示：自己“历史问题从来不认为是问题”，“在监狱中从未承认是团员、党员”，“办出狱手续是服从组织决定，中央批准的，完全可以搞清楚”。18日中午，家人前来探望，赵明新说自己的病情又恶化了。似乎造反派们也知道这么虐待一个重病号是会激起民愤的，当晚，把他秘密转移到生理研究所办公楼旁的一间不见阳光的废弃工场里，并禁止家属探望。19日，造反派又审问了赵明新一通，要他交代与陈丕显、魏文伯这条“黑线”的往来关系。得知造反派要将自己押往严寒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批斗，赵明新当天还亲笔给夫人罗军写了一张纸条，嘱她买棉衣、皮靴等必需品。但是，当罗夫人20日中午准备来送这些东西时，却接到通知，要她去中山医院。罗夫人急急忙忙赶到医院时，赵明新已经停止了呼吸。

　　关于赵新明的死因，上海市公安局治安处的技术鉴定是“系高处坠落颅脑损伤，引起死亡”。20日上午11时，生理研究所有人发现赵新明仰面躺在生理所办公楼的外面，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他究竟是如何“坠落”的，当时并没有认真追查。赵明新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一月风暴”中被迫害致死了。

　　“文革”发端于文化、教育口，身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长的常溪萍理所当然地成为江青、张春桥一伙轰开上海市委“堡垒”的突破口，除此之外，常溪萍与聂元梓的一段宿怨也是他在劫难逃的原因。常溪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宣传干事、黄县县委组织部长、中共胶东区委秘书长。解放后，常溪萍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54年6月调华东师范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1964年11月，中央要求全国各地抽调200多名干部到北京大学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上海从各高校抽调了40名干部，由时任市教育卫生部副部长兼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常溪萍带队前往，并担任北京大学社教队党委副书记兼西语系工作组组长。在如何看待北大的“阶级斗争”总的形势、如何对待北大党委特别是党委书记陆平的问题上，常溪萍与时任社教队党委书记的中宣部副部长Ｚ某产生重大分歧。Ｚ某听信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的介绍及建议，认为“北大党组织严重不纯，坏人混入了党内”，片面夸大了北大问题的严重性，工作队进驻后不久就夺了校党委的权，仅仅根据揭发材料就揪斗了50多个校、系干部，而且不问实际情况，规定各系一律在十天内形成批斗高潮。校党委书记陆平被视为“坏人”，挨了打。而常溪萍对这种明显脱离实际的“左”的作法有不同的意见。1965年1月中央制定下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常溪萍在学习《二十三条》过程中，认为这些规定确实打中了北大社教工作队存在问题的要害，建议工作队认真学习《二十三条》。而工作队的Ｚ某竟在常溪萍写的一份报告上批了一个大大的“右”字。

　　常溪萍回上海过春节期间，向上海市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张春桥和候补书记杨西光汇报了北大社教的有关情况及自己的意见。张春桥和杨西光听了后，都表示同意常溪萍的看法，并认为有意见可以在工作队里提，也可以向中央反映。

　　3月3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北大的社教问题时，对北大工作队的这一作法提出了批评。常溪萍听了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后，对照北大社教运动的实际情况，又向Ｚ某提了意见。但Ｚ某不但不接受，还把常溪萍调离了西语系。3月4日和11日，常溪萍先后两次写信给张春桥和杨西光，信中说：“在总结工作中，我提了意见，基本上都遭到拒绝，我没有再说什么，以免形成顶牛。不知可否，请速示。”张春桥首先圈阅了这封信，还批给市委其他书记阅。这件事还在一次书记办公会上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常溪萍向中央反映问题。

　　3月17日，常溪萍遵照市委的指示，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信。随后，中央办公厅约他谈了话。4月初，中央调整了北大工作队的领导成员。在新的三结合“社教运动核心小组”领导下，常溪萍等对过去揭发的材料进行认真负责的调查核实，推倒了那些不实之词。6月底，工作队放假，常溪萍回到上海，经上海市委决定并报中央同意，他不再回北大社教工作队工作，提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本来，常溪萍在北大参加“社教运动”的一段再正常不过的工作经历，在“文革”初期却成了他横遭诬陷攻击以至受迫害致死的源头。

　　1966年5月25日，由聂元梓等七人署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横空出世。这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是康生通过她的老婆曹轶欧怂恿、组织聂元梓等人撰写的。6月26日，曹轶欧把北京大学13人写的一张题为《常溪萍在北京大学反革命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及有关材料，别有用心地寄给在上海的张春桥。大字报中“揭发”常溪萍是北京大学社教工作团“内部跳出来的反攻倒算的急先锋”，为北大“极端严重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张春桥接信后，让市委办公厅把大字报及有关材料摘要印发给市委各位书记。20多天后，聂元梓等人又炮制了一张题为《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一式两份，想一份贴到常溪萍现在的工作单位，一份贴到华东师范大学，但没有寄出。聂元梓等人在大字报中，给常溪萍扣上了许多吓人的大帽子，如“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等。

　　7月26日，“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一批人来到北京大学，准备当晚召开师生大会。会前，江青找聂元梓等所谓“左派积极分子”谈话，聂元梓乘机向江青告上海市委的状，说大字报一个月前就送去了，却没有动静，“中央文革”能否把这张大字报帮助转到上海贴出来。江青当即表态“可以帮助转”，还狠狠地说：“上海不贴，我去贴！”并把大字报交给了张春桥。在骄横的江青面前，老奸巨滑的张春桥虽对所谓的常溪萍问题非常清楚，但他仍点头哈腰地附和着，答应叫上海市委把大字报贴出来。而就在第二天，张春桥把两张大字报交给了来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曹荻秋，也许是碍于当初他曾认可过常溪萍的做法，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把自己也填了进去，所以当时他未对曹荻秋讲任何处理意见。

　　接到大字报的曹荻秋认为不应草率地把大字报贴出来，就去请示小平同志。邓小平指示：北大的社教问题，中央书记处已经作过处理，这个问题就不要再挑起了。小平说“可以不贴”，并要曹荻秋再同康生研究一下。曹荻秋在会场碰到康生，康生说：“研究研究再说。”因此，曹荻秋在给杨西光打电话时说，贴大字报一事可暂缓处理。

　　上海不贴大字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江青耳朵里，她火冒三丈。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8月6日，她找来曹荻秋，要求上海把北大批判常溪萍的大字报贴出来，并疾言厉色地说：“不贴，你们市委要被动。”而此时看清了风头的张春桥也于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这一天，给曹荻秋写了个条子，替江青帮腔，要曹荻秋回到上海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上海市委被迫将这两份大字报贴了出来，同时不得不宣布停止常溪萍的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领导职务。

　　9月20日，聂元梓等成立所谓的“常溪萍问题揭发小组”，并又写一张长达8000字的大字报，题为《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革命倒算的急先锋》。11月20日，聂元梓受江青指使，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来沪兴风作浪。她说：“常溪萍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在上海，揪出了常溪萍，就意味着上海市委负责人包庇了“黑帮分子”，造反派就可以此为借口“炮打”上海市委，这就把矛头指向了上海市委。

　　常溪萍被“揪出”后，立即陷入了被红卫兵揪斗的旋涡之中。上海许多大专院校的红卫兵造反派争抢着把他弄去批斗。挨斗时，常溪萍被戴上高帽，挂上黑牌，长时间弯腰、罚跪，经常遭拳打脚踢。有一次批斗时，常溪萍从头到脚都被贴上大字报，衣服上沾满了浆糊。1966年底，在“华东师大造反大队”等组织的所谓“红色风暴”事件中，一些造反派在校内外游斗常溪萍，居然用几根绳子套住常溪萍的脖子，从不同方向拖，哪边劲大，人就得往哪边走，还一边开心地喊着“绞死常溪萍”，一边拿竹杆赶打他。“文革”啊，居然拿人命取乐，道德沦丧！

　　“一月风暴”后，对常溪萍的揪斗更加频繁了，谁想拉去批斗都可以，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有一段时间，他被从早斗到晚，深夜押回来，还要继续写“交代”材料。常溪萍的一条腿被打坏了，不得不用一根木棍撑着走路；长达数小时批斗，他实在支撑不住，要求跪下来。造反派不仅不允许，还对他拳打腿踢。一次他到厕所大便，有学生到房间没见到他，就说常溪萍逃跑了。一群造反派把他从厕所里拖出来就是一顿痛打。还有一次，一个造反派一面呵斥常溪萍，一面用小榔头狠狠地向他头部敲去，鲜血立即从他头上往下流，而他忍受着疼痛，一声不吭。学校文艺小分队演戏时，造反派假戏真做，把常溪萍拉上台扮演被打倒的“走资派”。台下一喊“打倒常溪萍”，台上就将常溪萍猛然推倒在地，几只脚踏上去，狂喊“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有时还会用枪托等砸下去。常溪萍被打得爬不起来，就被拖到后台一丢了事……

　　当常溪萍被造反派批斗得焦头烂额、遍体鳞伤的时候，一直躲在幕后指挥这一切的张春桥终于要落井下石了。1968年1月15日，已当上上海“革委会”主任的张春桥，亲自来到华东师大，参加全体师生大会。他在大会上狡诈地说：“华东师大在我们上海地区是很有名的，这个有名无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出了常溪萍。有了常溪萍这个对立面，就有红卫兵……”“你们红卫兵有打倒常溪萍的战功！”他别有用心地说：“不要认为校革委会成立了，就太平无事了！要把队伍清理好，把坏人清除出去！”华东师大造反派心领神会，自然把常溪萍当作最大的“坏人”进行清除。当时的《新师大战报》上，就赫然登载了这样一篇肉麻的文章：

　　“敬爱的张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他最坚决最坚定地支持我们新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他，将揭发大叛徒常溪萍出卖北大社教的大字报转到了上海，燃起了我校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是他，在毛主席的身边亲自授给我们“文革会”的大印，宣判了常家王朝的死刑；又是他……”

　　张春桥视察华东师大半个月后，造反派变本加厉对常溪萍进行折磨。他本来就有糖尿病、慢性肝炎、胃病等病症，经此摧残，病情明显加重，但他还倔强地活着。不把常溪萍从这个星球“清除”掉，张春桥是不甘心的，1968年4月4日，他在“上海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再次公开点名攻击常溪萍，说：“我们上海有没有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我们说有的。最近几天我看到材料，华东师大不是有人起来为常溪萍翻案吗？常溪萍这样的人，我看全市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了，现在居然有人跳出来要给他翻案，说常溪萍是个好同志！”文汇报等“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纷纷大放厥词，其中文汇报一篇题为《右倾翻案风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的社论中说：“最近，在一个大学里，还有人公然跳出来，为臭名昭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常溪萍鸣冤叫屈。”该报还在4月11日一篇“编者按”中说：“值得深思的是，像常溪萍这种投靠彭真的大叛徒，为什么居然还为他翻案呢？这就说明，要彻底打倒这一小撮凶恶的敌人，还要花很大的力气……谁想为他们翻案，那就和他们一起上‘西天’！”

　　尽管常溪萍并不知道有人为他写大字报鸣不平，但因他又被张春桥点了名，而且又被报纸宣传是“时时刻刻准备翻案复辟”的“凶恶的敌人”，等待他的命运如何便可想而知。张春桥大放厥词一个星期后的4月11日晚上，常溪萍被一批打手拉到文史楼的一间小教室里殴打，打折了三根扫把柄后，就换上木拖把再打，打得常溪萍在地上打滚，不断凄声呼唤着：“求求小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我吃不住了，我吃不住了。”凄惨的声音，使人毛骨悚然，不忍卒闻。可这个打人凶手仍然边打边骂：“打死你这条老狗！打死你这条老狗！”又朝常溪萍身上猛踢几脚。还有一个造反派，竟用一根头上带有铁钉的三尺多长木棒朝常溪萍身上打去，打得常溪萍在地上打滚惨叫，瘦瘦的脸立即肿胀起来，眼睛几乎都张不开来，嘴角上淌着血……

　　旧病新伤，使常溪萍奄奄一息，可造反派不给他看病吃药，也不许常溪萍理发、洗澡。关押他的那间屋子臭气熏天，连来向他了解情况的“外调”人员都受不了，只好把他带到室外问话。5月25日，常溪萍上午还在写一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心得体会，下午快两点时被发现从三层楼窗口坠下。在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抢救时，他仍然清醒着。医生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他很艰难地回答：“我……不是……自杀。”一个小时后，常溪萍经抢救无效，含冤离开人世。这时，距张春桥最后一次点他的名不过两个月。这是张春桥欠下的又一条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