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最正的美人胚子:黄奇帆：重庆300多万农民转移到城市 没出现矛盾

核心提示：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请来重庆市长黄奇帆，介绍重庆的“共富”措施。谈到农民转移为城市市民，黄市长说，一年下来300多万农民“进城”，“没出现财政困难，也没出现社会矛盾，或者该付的钱不付，该承诺的事情结果到了要兑付的时候，兑付不了。”以下为文字实录：
阮次山（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是阮次山，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可能都会感觉到我们今天的《新闻今日谈》的场景跟过去不一样，对的。我们今天把我们的演播室放到重庆来，为什么呢？因为过去重庆在各项的经济发展，或者是民生的政策上面，其实有很大的跟国内各个大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它们有独特之处，而且有创新之处。
那么过去这么半年多以来，大家被重庆“唱红打黑”好像失焦了，其实重庆有很多地方值得外面的参考，值得其他国内、国外的参考，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先生来跟我们现场说法。到底重庆过去的两年多、三年以来的种种，它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黄市长欢迎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我想大家最近讨论最多的就是重庆所谓的“共富”这个概念，那么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很精要的探讨一下，在您领导之下的“共富”概念是什么？
黄奇帆（重庆市市长）：其实这个概念很简单，就是一个社会不应该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能够避免平均主义，又避免两极分化的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社会，而共同富裕的追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最近几年在熙来书记倡导下，重庆市委市政府在围绕着共同富裕这件事，围绕着民生这件事，我们的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我们在去年6月份，市委的全会，我们专门研究了能够改善民生的十大措施，总的花3400多亿，我们叫做民生十条，3000多字，3000多亿，这个民生十条，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经有1700亿的措施到位了，还有1700亿我们想今年年内到明年年底就能把它解决好，这个是十个环节上的促进，缩小差距，促进民生改善的一些措施。
那么我们今年6月份市委又召开了一次全会，就是缩小三大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那么做了一个决定，是12个环节，那么这12个环节如果把它分一下，它的内容的话，有7个方面的条款是和城乡差距缩小有关的，有5个方面的条款是和收入分配有关的，所以这两个环节，各5条、7条，12条形成了我们缩小三大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具体的措施。
那么这里面扯到了一个理论，就是我们讲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理论系数，那么我们说0.2以下的基尼系数是绝对平均主义的，0.5以上的基尼系数呢，这个社会是两极分化，社会干柴烈火，一碰就可能擦枪走火引发社会震荡。
那么0.2到0.3是平均有余，效率不足，0.4到0.5效率有余，平均不足，所以人类理想的境界，共同富裕理想的境界应该基尼系数在0.3到0.4之间，我们重庆市委市政府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把2010年重庆市基尼系数0.438的状态，能够到2015年达到0.35，就是很健康的，比较理想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富裕的阶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这个措施，我们“共富”12条，涉及到11000多亿的投资，其中5000多亿来自于社会，5000多亿来自于政府的财政，那被这个投资的去向，就是有5000多亿是投向农村，也有5000多亿是投向城市，那么总的这样一个投入过程，我们希望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
那么在我们的共同富裕的纲领或者措施当中，有7条措施是专门解决城乡差距，为三农，就是农民、农业、农村改善生活水平做的努力，那么这个7条措施里面，有农民工转变户籍的问题，有农村的住房的改善的问题，也有农村的基础设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要改善的措施问题，也有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中的各个环节上的事情，我们总的也包括农村、农民，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空巢老人，或者是留守儿童这些问题。
另外农村还有一些贫困山村，贫困县，贫困农户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这个纲领措施有6、7个方面，如果把它归纳一下的话，实际上就是三大方面，第一，政府要出钱作为公共服务为农村广大地区做好三件事，就是覆盖全面的养老保险，还有医疗保险，低保，这是一个。第二，城乡一体化的覆盖，教育、卫生、医疗，或者文化，文化事业、公共服务的事业。第三，要为农村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或者它的环保，它的自来水、电力、通信等等，如果政府出力把这三大公共服务搞好，这只是做了农村的一件事。
第二件事政府就是要处理，把农村的，农民的劳动收入水平能够提高，那么在重庆原来的农民，一千几百万的农民主要是在我们的3400万亩耕地上工作，但是我们重庆是大山区，80%的地方都是山林，那么有六千多万亩林地，几乎没有为农民增加劳动收入，林业的收入，因为我们3400万亩耕地一年农民的销售值，农业销售值，营业额是650亿，但是我们6400万亩林地，全部目前的收入在两年前只有30多亿，所以我们觉得这6000多万亩林地应该更多的增加收入，所以我们搞了个两亿增收，两亿万元增收，由于把土地空间充分利用起来，林下的经济搞起来，唤醒沉睡的大山，让大山的土地能为农民增加收入，当然农民也要增加劳动投入。
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过程，我们可以说去年增加了，农民人均增加了3000块，今年农民人均又增加三千几百块，那么我们明年再增加三千几百块，三年使每个农民通过这样的活动劳动收入增加一万块以上，这是一个农业方面投入、产出形成一个发展。
但是我们认为这还不是足以支撑重庆农民致富的核心环节，核心环节是要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中国农民、农业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没有财产性收入，据整个国家统计局统计，我们国家去年农民收入五千多块，一个人，就人均，农民的收入是五千多块，一部分是农民的劳动收入，一部分是政府对农民关爱转移支付的收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只占农民整体收入的3%，也就是五钱多块里才150块左右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阮次山：换句话说他缺乏现金、钞票？
黄奇帆：对，缺乏资本，缺乏资本生钱，利息生钱，钱生钱的能耐，而我们城里人是可以把钱变成房产，房产升值，就变成资本生钱，钱生钱的过程。
所以怎么样让中国的农民能够钱生钱，能够资本生钱，能够资产生钱，这是中国农民改善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所以重庆的“共富”12条，我刚才说有7条涉及城乡差距缩小，涉及三农问题，其中7条里面有4条都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比如有1条说我们整个的重庆，现在农民各人跟银行借钱没有超过40亿，这是讲2010年，我们希望重庆的农民，到2015年能够跟银行融资，借款达到1000亿元以上，那么如果农民有1000亿元的融资，他投入到生产力以后，至少就产生1000亿的产值，那么也就使我们的农业，农民本来如果没有钱在里面，没有融资在里面，光靠劳动力生产，其实它也只有1000亿，600多亿农业，几十亿的林业，还有几百亿的养猪、洋牛，畜牧业，这样整个加起来就是1000亿。
所以如果有1000亿的融资投入了以后，农民也许就变成了2000亿的营业额，它就会大大增加收入，所以那么要解决这件事呢？就要解决农民生农融资难的问题，融资难的问题一般大家认为是大银行不愿意为三农服务，需要增加许多小金融机构为三农服务，这个从生产力，工作操作方便角度讲，是有道理的，但本质上，中国的农村、农民借不到银行的钱，本质上不是一个技巧问题，一个管理方法问题，而是农民的质押物问题，如果农民的三块地，比如说他的承包地，林业用地，以及他的宅基地都叫集体的，是集体所有制，既然是集体所有，农民就不能自己支配，拿来融资，质押，这个时候农民是没有资产，是真正的无产者，无产者没有质押物，光凭信用，要去借一万亿，几万亿的钱是不可能，哪怕有许多小金融机构，它能做一些服务，但也不可能真正的转动起来。
所以讲到底解决农民财产的基本权力，我们重庆就为农村，首先三个确权，就是他的宅基地，他的林业用地，以及他的承包地，丈量范围，都把它确权。
这个呢，我们在过去几年大面积的进行了重新确权，这是一个。第二个确权了以后，它还有集体所有权的概念，它又有农民的使用权概念，那么农民的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在物权法里，使用权也是财产权，所以我们进一步量化了一下，就是说所有权占多大比例，使用权占多大比例，只有这么量化了以后，农民才有自己当家作主把自己的宅基地抵押，算多少钱，那么我们大体上呢，我们有一个地票交易所，形成的地票制度。
那么如果一块地，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以后，它的地票能卖20万的话，那么我们说15%是集体所有权，85归农民，这样我们就把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资产价值的量化把它分离了一下，分离了以后呢，农民就可以拿他的85部分，由他自己家里当家作主进行质押，这样质押以后，金融融通就可以帮助他转动起来。
同时我们也做一件事，就是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政府的农民融资质押的担保公司，市政府拿了30亿搞了一个30亿资本金的担保公司，能担保300亿，那么这个担保公司为农民担保了以后，万一农民融资，一百个农民融了一百个资，如果有五个农民导致经营失败，95个是正常还贷，但如果有五户出毛病，真要坏账了，那么我们有个约定，就是银行在这里面坏三分之一，重庆政府的担保公司也帮助赔三分之一，农民当然自己质押了，本来他应该全部赔款，也至少要赔三分之一。

阮次山：我们继续和重庆市长黄奇帆先生探讨重庆市“共富”的计划问题，“共富”方案，黄市长您刚才也讲到，有关农民的抵押性担保的问题，那么还有其他的财产分配问题呢？

黄奇帆：我们农民的致富，我刚才说有7条，其中4条是跟农民增加财产收入有关，其中我讲到了我们关键是把农民的三块地，一是确权，二确权以后再把农民的使用权和财产的所有权量化分离，有了这个量化分离以后，农民可以把他的使用权部分表达的财产，可以跟银行抵押，可以融资，同时也可以把这个部分的财产量化以后，可以入股，成为股份合作社，同时还可以拿了这部分财产，退出农村的时候，把它变成现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劳动者的时候，成为一个城市资产的原始积累。

总体上说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是重庆的农民增加收入的关键环节，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怎么样搞好国民经济的分配，也是一个社会共同富裕的核心环节。

阮次山：这是不是以前有人谈到说就是“分蛋糕”的概念？

黄奇帆：对，是这样，那么这个分配呢，里面有四个内容，四个关键内容，一个是GDP的一次分配，给老百姓的一次分配占的比例，那么一般合理的是在50到60，我们国家目前是40左右，所以这样的话，每年GDP总量当中40%是老百姓的，那么有20几，30是政府的税收和收入，然后还有那么3、40呢是企业的利润加折旧等等。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把这个分配做好，重庆政府明确提出，2010年43%的分配比例到2015年我们应该提升到50%左右，我们重庆到2015年GDP可能是在18000亿，那如果50%的话，就是9000亿，那我们去年8000亿的GDP，43的分配实际上是3400亿，这个预示就是今后五年，重庆老百姓工农群众一次分配的数量，要从2010年的3400亿增加5600亿，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财富收入的分配调整，这是第一个环节。

第二个环节，就是这个政府制定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这种政策法规，不合理的要调整，这个涉及到一次分配的概念，两次分配，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包括政府的直接税，遗产税或者我们讲的物业税、房产税都属于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包括慈善事业，以及政府的许多转移支付，那么这些方面有很多要调整的措施。

第三个环节还涉及国有企业，一个社会的国有企业，它的财富是全民的，那么它的收入不是给国有企业给经理卡拉OK，亏了让财政补窟窿，盈了就变成他们内循环，这个不行，我们重庆政府规定，国有企业的利润每年要上交30%，你利润少的时候，交少的30，利润多的时候，交多的30，总之你按比例交30，这条我们过去五年已经让国有企业每年至少交15到20，在全国是交的最多的，我们国有企业一年要交两百亿左右。

那么这个交了后成为财政公共预算，就用来可以保民生，重庆政府这几年有一个比例高于全国，就是我们每年预算内的财政50%以上用于民生，全国一般30%左右，我们为什么能到50呢？是因为我们国有企业交了预算，这些预算呢，交来以后，用于我们重庆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投资，本来如果没有国有企业两百亿的投入，可能政府就必须拿预算内的财政去投入，这个投入了以后，因为是一个硬支出，这个投的多了，公共服务，扶贫帮困，民生的投入就会减少。

那么我们因为有国有企业补充了一块，我们叫做预算内的财政是示范财政，然后预算外的资金是建设财政，国有企业的财政上交的利润，叫第三财政，补了我们这一块，所以我们认为国有企业一方面内部不要搞的差别太大，另外一方面合理的交交利润，预算，成为公共预算的一部分，那也是造成社会公平的很重要一块。

第四块就是防止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造成所有老百姓的工资减少，储蓄减少，所以政府一方面要治通胀，一方面当通胀发生的时候，要通胀补贴，物价补贴，补贴到食品中，补贴到工资中去，那么这些措施大体上是能够，在分配体系角度搞好整个社会平衡的，能够缩小差距的一个关键措施。

阮次山：换句话说，刚才市长所讲的，解释了外面很多人谈的问题，说重庆搞所有的改革，钱从哪儿来，你现在已经有钱呢，自己已经筹措了这个钱。

黄奇帆：这个其实呢，钱都在GDP里循环而来的，因为GDP可以循环出税收，GDP可以循环出利润，GDP也循环出老百姓收入，这个钱从哪儿来呢？其实是一个运用方式，经营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搞户籍制度改革，我们事实上一年的时间，已经转了280万人，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我们一直到今年年底呢，一年半左右我们转300万，那么300万大体上一个人一年是要一个人转户口以后，整体上的社会配置，是要十几万的，300多万人，差不多就是3000多亿，4000亿，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计算过的一个成本。

但是如果这3000多亿都要财政拿钱，那政府就可能头皮发麻不敢做了，那么我们也具体分析了，一千多亿是企业拿，因为当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以后，企业对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方面的成本会有所增加，这个一千多亿就是企业拿。

第二个部分农民工进了城以后，他在城里面设施，公共设施，学校医院、城市道路，各种各样的城市道路，这个一千多亿该政府拿。

第三个就是农民工在农村里面退出宅基地，它需要有个资金去接盘，这个接盘比如说土地交易所，房产商进行接了盘，有的是在城里面租房子，买房子，可能农民工自己也会掏点钱，所以社会收入，也有一千多亿，所以实际上所谓三千多亿，是三个方面来承担。

第二个概念时间、空间上讲呢，就是这三千多亿是15到20年来完成的，它不是一年要你出三千多亿，它是，比如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15年以上形成一个基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时间和空间来说，如果一分为三，又分成15到20年，这件事就不是麻烦的事，你只要算清了账，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会很从容的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对这件事，重庆政府因为算的很清楚，这一年下来300多万人也在转移，也没出现财政困难，也没出现社会矛盾，或者该付的钱不付，该承诺的事情结果到了要兑付的时候，兑付不了，我们都没出现这个问题。

阮次山：非常谢谢黄市长给我们做的深入解释，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可能还要继续麻烦黄市长上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再探讨另外一部分重庆的有关经济发展和民生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