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boys的专宠吗萌物:朱镕基选择的两个难题

　　(一)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3年能否基本脱困

　　朱镕基于1991年出任副总理，实际上主持经济工作。就任5年，1995年有关部门曾对30.2万户国有企业(等于全部国有企业的99%)进行清产核资，证实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为72783亿元(包括占用国有土地折价20593亿元)，负债为51762亿元，负债率71%。如果减去占用国有土地的份额，所余国有资产仅为51920亿元，与负债额51762亿元基本持平，30.2万户国有企业已成空壳。(《人民日报》1956年5月6日第2版)就任7年，1997年囯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24975亿元，负债达78810亿元，负债率63%。(《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济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朱镕基任副总理7年，囯有企业状况无实质性改观。

　　若问：何以如此?追根究柢，不免涉及国有企业的产权虚置，找不到与产权利害相关的所有者。国有号称全民所有，而全体国民无法直接行使所有权。尽管1992年7月在朱镕基主持下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规定“国务院代表国家(对囯有企业)行使企业财产的所有权”，但是，这个决定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它一方面认定“囯家可以根据需要，有权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政府可以决定企业的合并，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可以采取资产无偿划拨方式进行，另方面又决定国有企业有投资决策权、资产处置权。如果政府决定企业合并，与企业本身的投资决策权、资产处置权冲突，就无法解决两者的利益纠葛问题。囯有企业产权到底如何体现，始终是未解之谜。

　　朱镕基不相信“国有企业产权虚置”的判断。他于1993年接受德国《商报》记者采访时坚称“我不相信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益做不到象那些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一样好”，他说只要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所有权归国家，经营权归企业，“它们将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私营企业的模式运营”，国有企业效益自然会好起来。殊不知，“所有权归国家”，“国家”就要征收所有者权益，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没有这项负担。国家的所有权还拥有对企业经营权(占有权与使用权)的辖制，比如指令生产方向的确定、产品结构的调整、科技力量的配置、企业与企业的合并等等。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只服从董事会的决定和监督，没有“国家”形态的干涉。所以，朱镕基设想“它们将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私营企业的模式运营”，只是一己想象而已。

　　不过，在囯有企业负债率达63%的情况下，朱镕基在2002年召开的中外记者会上庄严宣布：“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三年里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这确是一桩奇迹!它是如何实现的呢?让我们展开看看：(1)降低储蓄利率。以一年期储蓄利率为例，从1997年5月1日的10.98%起步，连续8次降息，2002年2月21日压至1.98%，平均降幅为5.04%，同期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平均值为6.27%，两者相销，有1.23%的储户利益被掠夺而去。还有进一步的措施：1999年11月1日对储蓄所得征收20%个人所得税，储户利益被再次削减，损失更大。与此同时，降低贷款利率，降低幅度高于同期存款利率的下浮度，依靠贷款生存的国有企业由此减付利息支出约3000亿元。简单说，就是把储户的钱拿去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亏空。(2)发行国债，向社会借贷。据《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披露，1991年至1997年共发行国债8031.31亿元，朱镕基任总理时的1998至2002年发行国债6600亿元，两者相加共14631.31亿元。加上地方政府和企业发行的债券，借贷份额就更大了。由此带动1998至2002年形成3.2万亿元的投资规模，用于基础工程建没。朱镕基颇为自豪地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五年的投资是过去几十年的两倍甚至三倍。”(2003年1月27日在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建设规模的扩张使大中型国企有了活路，显示了生机。可是，他主持下的中央财政却年年赤字，《中国统计年鉴》证实，1991至2002年累计达13880.48亿元。以巨额国债发行带动3.2万亿元巨额资金筹集，保证 GDP 连年稳定在8%的增长水平，以挽救国企的颓势。换句话说，就是用1.388亿元的中央财政赤字换取1.463亿元的国家债务，从而开拓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的活路，所谓“三年脱困”就是这么得到的。(3)剥离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使国企摆脱巨额债务。为此于1999年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因国企贷款无法偿还而形成的呆坏账，此次剥离的呆坏账达14000亿元。为此，央行向四大公司拨付400亿元的运行资本金，央行又投入6041亿元再贷款，四大公司还发行8110亿元金融债券。以如此高额代价，把一个个资不抵债的国企拨到一边，让四大公司廉价处理(大约按原资产额的20%出售)，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由此算是摆脱了困境。朱镕基自以为是得意之计，其实，国企本身是离不开银行贷款活命的，旧债剥离，新债又至。2002年四大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17000亿元就是证明。这是国有企业无可逃避的命运。

　　如上所述，或降低储蓄利率，或发行国债，或剥离不良贷款，虽然确实显示了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基本脱困的表象，可是，并没有付予它们以自生的增长机制，这些企业依然无法挺立起来，走上自力更生之路。应该说，朱镕基夸口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3年基本脱困，从根本上说是失败的。

　　(二)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机构减员一半的任务能否实现?

　　朱镕基任总理时的另一壮举是宣布将国务院机构和各省市区政府机构减员一半。从全国政府机构的精简看，早在1983年、1988年和1993年已经进行了3次，机构人员没减反增，从2015万增加到1997年的3675万，增长80%以上，是同期全国人口增长速度的3倍多。所以，1998年朱镕基宣布对国务院机构减员一半的任务相当艰巨。他约见60多位各部委负责人，逐个征求意见，还分别同96位部长级负责人反复交谈，没有一位负责人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应该撤并。显然，朱镕基在这里踫到了权力的抵制。国务院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是专司所属国有企业资源配置的部门，这种权力及其利益当然不能轻易放弃。国务院宏观调控部门拥有对国有企业的宏观决策权，这种权益也不是轻易能松手的。权力的威势是人见人爱的倾心追求对象，很少见到对此种威势的洁身自好者。

　　朱镕基虽然在试探机构精简时踫了软钉子，但他是握有大权者，权盖所属各部委厅办，因此，他强制、限期搞出对所属机构“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方案。他还要求当年必须做到人员定岗、冗员分流。所属官员不敢违背他的意志，于是，精简工作如火如荼进行。大者，如副总理由6位减至4位，国务委员由8位减至5位，其中两位还是兼职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由10位减至5位，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为29个，部委办局工作人员减少一半，由3.3万减为1.65万。朱镕基的权力得到尽情体现。

　　然而，他大约不懂得权力具有自我扩张的本性，被他剥夺或削减的权力层会想尽办法自我扩张。2003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其党政领导职务不经中组部而由中央直接任命。这是权力的自我扩张之一。各种因临时性的应急事务而成立的领导机构，如防讯抗旱指挥部、南水北调办公室、扫黄打非小组，没有人会反对成立这些机构。这是权力的自我扩张之二。既然有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此事例，成立电力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就无可厚非。这是权力的自我扩张之三。国家统计局必须调查某些新的社会动态，因而必须增加城调队和农调队的成员。这是权力的自我扩张之四。这几项自我扩张足以说明，在权力不被民意监督的情况下，权力自身的膨胀是必然趋势，挡不住的。

　　朱镕基不会忘记，还有一项任务：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机构减员一半。当然，他心里清楚，国务院减员一半只涉及将3.3万人减至1.65万人，除去该离退休者，只有1.5万人需要安排，虽然颇费脑筋，总算平安渡过。地方政府减员涉及的却是500万人，减员一半就是250万人，这些人如何安排，搞不好会影响稳定，引发地方政权不满，甚至发生骚乱。所以，他只得知难而退，这项任务自行消隐。至于县市级政府机构减员20%的任务也无疾而终了。

　　省市区政府减员没有动静，政府机构自行膨胀却未停止，膨胀程度达到令人吃惊地步。边远地区一个只有30余万人口的贫困县却设置6名副县长和12名县长助理，发达地区一个县级市设置直属机构45个，包括“防空办公室”、“节日工作小组”等。吃官饭的越来越多，由此形成的官民之比，上世纪50年代为1：600，1997年为1：33，国务院参事任玉岭于2005年做过专项计算，为1：26，官府人员猛增的态势由此可见。

　　对权力的贪欲是无止境的。请想，每年官员的卧车购买和保养费就要3000亿元，供官员美食的招待费又要2000亿元，供官员到境外游山说玩水的出国考察费达2500亿元。此外，从各种途径扣下的不名之财“小金库”，是官员任意挥霍的财源。要割除这些弊端，中纪委、监察部是无用的，预防贪污腐败局更无能为力。唯一的办法是将主政官员切实置于民众监督之下，使其不敢越出雷池一步。不过，这已是另一话题了，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容有机会再申述吧。

　　(20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