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颗星的将军皮带:[推荐] [上]科普一下孔子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科普一下孔子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狼 心 苍 苍 

现在网上有反孔子反儒家的，也有捧孔子和捧儒家的。反孔子的人说中国之所以不行，全是孔子和儒家造成的。孔子都死了2400多年了，中国不行还能赖到他头上，这种说法就像一个人又穷又懒，连偷带摸，说自己之所以沦落到现在的境地全是70代之前的老祖宗不教他学好一样不要脸。那些捧孔子捧儒家的人经常笑话反孔的人没文化，这样一说似乎特有优越感，那种沾沾自喜的心情，就像自己是从西安的坟坑里挖出的兵马俑一样，非常有考古价值。但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在网上看了无数骂孔子的捧孔子的，他们连孔子究竟讲了些什么，主张了些什么都不知道。所以，骂的人只不过是为骂而骂，捧的人也只不过为捧而捧，说穿了，两帮人是一路货色，就像黑社会火拼一样，谁也不比谁好多少。这次要谈的内容包括：
    1、仁的起源。仁在中国文化里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含义，这就使得有些人感到迷糊，甚至有人在讨论孔子的思想到底是以仁为核心还是以礼为核心。
追溯仁的起源，可以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文化中仁的实质。
    2、诟病儒家文化的人指责天命论是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工具。
这种说法也有道理，也没有道理，因为天命论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进步的意义。
我们的天命论在不同的事情含义是不一样的，在孔子那个时代它是这样的：天意即民意，执政者只有获得国民的拥戴，才会得到上天的垂青。
    3、礼乐制度的介绍。
重点介绍礼乐制度的作用，让不了解的人了解下礼乐制度究竟包括什么内容，解决什么问题。
古代从政的人要掌握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4、周人行政图，通过介绍一些周王与诸侯大夫的日常工作，让大家了解一下礼乐制度的具体应用。
    5、礼乐制度的性质。
礼乐制度究竟是一套什么样的制度，它的优缺点是什么？为什么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礼乐崩坏？
    6、介绍一些孔子，历史中的孔子究竟什么样子？他是不是很呆板？
    7、介绍一下《论语》，许多人把论语当道德教科书，它真的是道德教科书吗？
    8、《论语》辨析，关于论语中一些章节的介绍，主要指那些影响人们观念的，人们对它的理解存在误区的。
    9、那个时代人和人的关系。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那个时代是奴隶社会，礼乐制度又是等级制度，人和人之间充满了歧视、压迫。真的是那样吗？通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了解一个社会，了解一个社会的制度是非常好的办法。

为了方便起见，在讲孔子之前，先把中国文化约略划几个圈子。
     中国文化从春秋算起，到现在经历了六个时期，分别为：以孔子为代表的礼乐文化时期，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战国文化时期，以董仲舒朱熹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时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回归时期，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新文化时期，以文革为代表的文化凋零时期。

 第一个时期的文化主要包括周朝的政治制度和由这套制度催生出的人文文化。 这一时期的人们承认私欲，认为人们想吃点好的，穿点好的，住在舒服的房子里，跟自己心爱的女人卿卿我我，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主张个人欲望要受到制度的约束，想吃好的，不能抢别人的，想住好的，不能把别人从他的房子里赶屋外头，想要个漂亮老婆得自己争取，硬抢是不对的。 这种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人们认识到了制度本身既要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又需要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要对社会造成危害。 代表这一思想的是孔子的两句话：“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和“克己复礼，仁也”

 如果把周代的社会比做一个企业，王室、诸侯、大夫都是这个企业的股份持有者，民众就是员工，企业的生产力非常低，能招到的员工非常少，决定企业兴衰的，是员工的数量。 在这种情况下，老板们见到员工比见到自己的亲人还亲，都千方百计地提高员工的幸福指数，想把人拉到自己的企业里来。 一年生产下来，能归老板们支配的资金只有年产值的百分之十。他要用这百分之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城市建设与防御问题，公共设施（马路等）的修补，武器的储备，备灾等，本来供分配的物资就不算富余，祭祀用品还要从这里面出，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为了招到更多的员工，企业制度中有许多人性化的设计，给人的感觉，整个企业运转就是为了保障员工最起码的福利，员工就是整个企业的命脉。 人们将这种以保障员工福利为目的的社会管理思想称为仁。

[回答问题]

逍遥六阳掌 不破除君君臣臣思潮，中国没希望。

狼心苍苍 ：请教阁下，君君臣臣思潮指的是什么？

yuanze789 ：君臣以义合，不合则可去。

狼心苍苍：哦，先说一点我的看法吧。这句话源自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说的君臣是当时参与社会管理的两类公务人员，他们是社会的主导。一个国家怎么才能治理好呢？孔子认为只有君主担任起君主的职责，臣下担任起臣下的职责，才能治理好国家。用一个最近几年的故事来做例子。大家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情大概都不陌生，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敢拖欠工资？因为政府没有起到自己的作用，害得温总出来为农民工讨工资，这在古人眼里简直能成为笑话。这是典型的君不君臣不臣的例子，正当的应该怎么样？责罚相关部门，立法解决。君与臣在古代的社会里各有自己的职责。就相当于现在的政府部门要的责任制一样，没有这个东西，社会就乱了套了。现在农民工的问题解决了，为什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管理与原来比，归位了。
    但是我们还发现有许多问题，仍然必须要老总们出来发话，这说明什么？中国离君君臣臣的路还真的很远，不是一个完整的法治社会。
    我当然不是让大家回到春秋社会去搞一个封建制出来，而是要知道古人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学习古人是学习的所以然，而不是学其然。

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有什么不同，儒家从孔子那里继承了些什么？

所以，人们看到，周代的企业主总是在用各种办法了解员工在想什么，非常担心出现大规模员工跳槽事件。 表现在周代的政治上，不但是积极地征求民意，一直到春秋时期，国家之间结盟、君主废立、战争、迁都这等大事都还必须有国人参与，要征得他们的同意。 表现在周代的文化上，反映出的是一种敬畏，一种谨慎与压抑，一种有限度的快乐，似乎对自己稍有放纵，就会大难临头。
 随着社会的发展，员工的数量不断增多，生产力也有所提高。
     这时，虽然每年可供企业主支配的资金总额仍然只有百分之十，但是百分之十的基数已经不一样了，企业开始有了盈余。 物质丰富了，老板们的生活也开始丰富多彩起来，不肯像原来一样勤勤恳恳地管理企业，与员工的关系渐渐地也疏远了。 表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就是礼崩乐坏，执政者开始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追逐享乐，不肯忠实地履行原来的职责，遵守原来的制度。
     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就像现在的有些老板，在创业之初，蹬着三轮送货，和员工睡在一处，吃在一处，做事要看员工的脸色，生活甚至过得不如员工，压力之大，有瘦了老板肥了长工之说，创业之艰难，使老板们常常羡慕员工们的生活。
     有一天，企业发达了，再让他像从前一样去生活，按照原来的模式与员工相处，基本不现实。 周代的情况就是这样。

 社会的发展使私欲的放纵有了条件，需要打破原来制度的限定也是自然的，礼崩乐坏在最初不是制度的彻底崩溃，而是有限地被突破。所以今天看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其政治仍然相当开明。 旧的制度已经无法正常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时候需要一套新的适合当时形势的制度，就像一个瘦子，现在成了胖子，需要一套肥一点的衣服一样。
     孔子却不主张这样，他认为，当时的企业主们仍然应该像他们开创企业的祖辈一样生活工作，遵从先人留下来的企业管理制度。 瘦子成了胖子，衣服不可体了没有关系，那就减肥吧，减到衣服可体为止。 他看到了企业主们放纵自己的私欲破坏了制度，想通过加强企业主个人修养的方式，回到以前对制度奉若神灵的那种状态。 这与现在让官员自己加强个人修养，提高个人道德水平来保障廉政没什么两样，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孔子在政治上注定是要失败的。

子产死了，他哭得很伤心，但如果让他坐在子产的位置上却做不成子产，子产的成功是因古而变，他接受了过去的优秀的东西，又针对现实做了变革。
 让孔子对过去的制度作大的变革是很难的，因为那些制度在理论上仍然成立，不但成立而且描画起来还非常美好。 这道理就像让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仍然像蹬三轮时期一样去努力地工作，企业将无限发展一样。
     孔子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了，在文化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他的崇古，所以才努力地保留下来过去的制度与文化，并将它们传承给后人。
      他对个人道德的要求虽然苛刻了些，总体上对社会还是有益的，因为他要求的是执政者。 当然，如果他能针对当时的现实，提出由外力来约束权力的办法，而不是靠权力自己克己复礼，就完美了。

英国虽然在1215年有了《自由大宪章》，它民主的道路走得却也非常地艰辛，几经波折，直到17世纪末，才最终才彻底解决掉君权。 英国的民主因个人利益的冲突争夺而起，也因为为了保障个人利益而成。
      礼乐制度中虽然含有民主的成分，但在封建体制下，却走了另外一种形式，执政者为了竞争，经常站在平民的角度考虑问题，主动地出让利益来保障人们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这种状况造成了人们不是想办法掌控参政的权力来保障自己的生活，而是想办法寻找一个优秀的执政者，依赖执政者的优秀的素质来带给自己安逸。 对于人们来说，后者比前者从理论上来得容易。
     古代的圣王就像白菜大棚，他们向人们提供比较好的生存环境的同时，也蜕化掉了人们的民主意识。 外国因为没有圣人，所以进化出了民主来保护自己，中国因为有圣人，人们总等着圣人来赐福给自己，所以没有民主。

战国时期，中国在原有礼乐文化的基础上，派生出了道家（道家思想的萌芽期与孔子的时代相仿，是在对礼乐制度与文化反思、吸纳的基础上形成的）、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农家等诸家文化。战国如同中国文化的百花园，各家文化竞相开放，异彩纷呈，史称百家争鸣。 以上诸文化的母本文化都是礼乐文化，是在对礼乐文化或继承或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
     与春秋时期相比，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不能解决现实的困惑，大家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做基础，自己发明创造。 比如墨家，面对几个大国你来我往地厮杀民不聊生的局面，提倡博爱，希望人们生活的更好一些，这种观点与西方的利他主义有点类似。
 农家则主张自食其力，从君主到百姓，只要有一块天地就能养活自己，农家的思想源自农官，农官在早期是非常重要的官职，他不但管理农业，还参与政治规划，所有的人自食其力，有早期氏族公社的影子。

 这一时期礼乐文化的承继者有两位，孟子和荀子。 作为孔子忠实拥趸者的孟子，与孔子相比，显得较为激烈，这既与个人性格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
     孔子时期仅是礼崩乐坏，是制度的破损，就像一件衣服，虽然旧了、破了，缝缝补补还能将就着穿，因此孔子才主张克己复礼。
     到了战国时期，礼乐制度基本不存，欲要恢复类于重建，从春秋到战国，社会距理想越来越远，孟子更有一种迫切感。
     如果说孔子是一位绅士的话，孟子则是一位斗士，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战斗机，他的好斗完全记录在《孟子》一书里。
     早期的礼乐制度含有浓重的民主思想，随着集权的加重，民主思想开始向民本思想蜕化，孟子继续延伸这种蜕化，明确提出“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这使得有些人误认为民本思想起源于孟子。

  因为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他的政治主张也开始变化。 孔子以礼乐制度为基础，主张法治基础上的德治；孟子则更强调德治，主张人性本善，给人留下了忽视制度，只重道德的印象。 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在政治制度方面他与孔子相同，推崇礼乐制度。

 荀子是另一位被后人认为是儒家传人的重量级人物，与孟子不同的是，他更重视制度建设。 荀子不怎么看得上孟子，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仁政是需要制度来保障的，他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这是孔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翻版。 单从这一点论，荀子的思想似乎与孔子更为接近，礼乐射御书数本来就是礼乐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政治目标的实现需要具体制度的实施才能得以达到。
     正因为荀子的主张偏重于制度建设，所以他的弟子中出了两名重量级的法家人物，一位是李斯，协助秦始皇灭掉六国；一位是韩非子，法家文化之集大成者。 荀子与孟子同为礼乐制度与礼乐文化的传人，一个主张性本善，偏重道德，一个主张性本恶，偏重制度。 荀子、孟子所坚持与主张的文化与后世的儒家文化还不是一回事情。

第三个时期，是儒家文化的形成期。 这一时期从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到朱熹的灭人欲存天理，历经上千年。 它的主要特点是文化开始投靠权力，走权力路线，后人批评儒家文化为权力的走狗，主要是指这一时期。 简单地比较一点，就很可以很容易发现礼乐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异同。 礼乐文化主张忠，儒家文化也主张忠。 礼乐文化主张忠，不但要民忠君，更要君忠民，只有君忠于民，才会获得民的拥戴，这是礼乐制度的立政根基，是春秋之前的执政者世代相传、国家赖以延续发展的不二法宝。
     儒家文化主张忠，但他的忠被后来的儒家概括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只有下对上的义务，完全舍弃了上对下的责任，它的特征是服从权力，社会的进步与否依赖于权力的自觉性，老百姓是否能过得上幸福的生活完全靠命，命好的都出生在李世民的贞观年间。
     礼乐文化的特征是约束权力，要求执政者加强自我修养，其行为要符合礼法的要求，这是孔子及其忠实的信徒们在现实中不能如意的原因。

 叔孙通为刘邦制定礼乐的故事可以完美地诠释这一点。 汉朝之初，叔孙通回曲阜招集儒生为刘邦制订礼乐，有俩个儒生拒绝了叔孙通的邀请，说：天下刚刚安的人定，死了还暴露在野外，受伤的人还躺在床上，现在又要兴礼乐，礼乐这种东西需要帝王百年的德行为基础才可以兴起，--你走吧。
     “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叔孙通之前的儒生们秉持孔子的主张，坚持以社会套制度，整车出售，不卖零件，很有点削足适履的意思。
     无论孔子还是孟子，都不肯在原则上做半点让步，他们的这种作风养成了后来一大批迂腐的儒者。 叔孙通则不然，他更像一个小贩，儒家的政治主张对他而言则是零件仓库，只要买主的价钱公道，什么都可以拆下来卖掉。
     “足著远游屐，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那些真正信奉礼乐制度，秉持孔孟主张的人，成了急于出仕的李白笔下嘲讽的对象。 跟着叔孙通的儒生都发达了，大家称叔孙通做圣人。对更多的人来讲，学习礼乐是为了混碗饭吃，只要能过得比别人好些，何必那么认真呢？

 与礼乐文化相比，儒家文化不断地向权力妥协，不断地对其作出让步。 说句公平话，儒家文化的妥协是被动的，不得已的，就像东郭先生与狼拼命的时候，请老牛做裁判一样，老牛打心眼里倒是想公正地裁决狼和人的纠纷，问题是它自己的腿肚子吓得也转了筋。 儒家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向权力妥协、为权力驯民的过程。

 中国文化在孔子时期，不但表现为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制度的延续，孔子及其弟子研究学习的就是当时的政治制度，即治国之道，制度映照在人们的思想上，反应出来的是依附于制度之上的礼乐文化，其对道德的要求以推行制度、实现仁政为目的。
     自董仲舒之后，中国文化更多地表现为强调个人道德修养。 孔子强调执政者的个人修养，认为执政者的道德修养高了之后，社会才会走向大治；儒家文化强调平民的道德修养，要求平民降低个人欲望需求，就像蜂巢里的工蜂，无欲无求，劳而无怨，可以任凭盘剥。
     儒家文化为迎合权力需要而生，而没有外力约的权力最终总会走向腐化和滥用，这是权力自私性导致的必然结果。
     权力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儒家提倡的个人道德修养也是没有止境的，克尽私欲，天理才能流行，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道德从孔子的要求执政者到儒家的要求所有人，这一华丽地转身，导致了中国文化开始走向末路。因为礼乐制度千好万好，却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缺少约束权力的机制，遇到问题全靠执政者自觉。这就是孔子一再强调道德修养的原因，他强调的是执政者的道德修养。
    礼崩乐坏主要是因为执政者不肯约束自己，不遵守制度，造成礼乐制度的被破坏。这种情况跟现在一样，老百姓可以违法，但你没有办法破坏制度，能使制度有而不用，不发生作用的是执政者。老百姓可以杀人，但是在正常社会里，杀人要付出很大代价，所以对比起好好过日子来，大家就不会轻易地拿自己性命开玩笑。老百姓也可以打人，但打人的后果也很严重，所以，在正常的社会里打人的现象就比较少。

但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却不是这样。所以才有李双江的儿子非常猖狂的打人举动，才有京城四少的疯狂撞车举动。如果他们第一次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受到法律很好的约束，就不会这样。为什么他们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是谁在渎法？只有权力才能执法，也才能渎法。明白这一点就会懂得孔子为什么周游列国而不被重用，因为他总想让当权者收敛自己。儒家为什么在后世非常受欢迎？因为他总是鼓励老百姓克制私欲，提高被盘剥的忍受指数

 儒家虽然总是抱着孔子的粗腿不放，把孔子当成自己的老祖宗，但儒家的学说与孔子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根本抵触的。这个后面再讲，现在继续讲中国文化的时间框架。

 儒家文化为迎合权力需要而生，而没有外力约的权力最终总会走向腐化和滥用，这是权力自私性导致的必然结果。 权力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儒家提倡的个人道德修养也是没有止境的，克尽私欲，天理才能流行，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孔子主张，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你认为应该要做到的，先要自己去做做看。
 儒家虽然以孔子为宗师，显然没有想过要履行孔子这一原则，否则，就不会提出那种非人性的道德准则出来。 儒家用圣贤们也做不到的道德准则来要求人们，使许多有思想的人感到困惑，并开始反思儒家文化，王阳明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王阳明提出了自己对儒家学说的认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阳明心学从儒家道德的约束别人到约束自己，从务虚到务实，从天理到良知，是从儒家思想向孔子思想的回归，它虽出自儒家文化，却撕开了儒家文化笼罩在中国大地上沉重的帷幕，给中国文化透进清新的空气进来，使中国道德开始重新回归理性。 王阳明之后，对明朝政治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徐阶、张居正等都是王阳明的信徒。

清朝后期中国陷于内忧外患之中，国难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这使得许多人起来怀疑和否定中国文化，外来文化形成了对中国本土文化强有力的冲击，这种冲击于中国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就像一条大河经过几百年的流淌已经为泥沙淤塞，需要激流的冲刷才能流畅。 
     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对本土文化的坚守开始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无论是中国文化的反对者还是坚持者，大家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强国。
 那些旧文化的反对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深厚的古文化的底子，他们是在古文化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一辈人，深知古文化的优劣，他们反对的只是古文化中不适于今的部分（也有因局部而反对整体，主张全部否定的），其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鲁迅反对的也只是其中仁义吃人的部分，儒家文化主张由孝而忠，他自己就是一个大孝子。
     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无论是反对旧文化的和赞成旧文化的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他们的为人处世大都可圈可点，足为后世楷模。 由这些可以想见，旧文化有值得继承的部分，外来文化有学习的必要，继承旧文化不是复古，学习外来文化也不是媚外，这二者并不是矛盾不可统一的。

 新文化运动带给中国的不仅有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和接受，还有对本国文化的发掘和继承，二者在互相碰撞冲击融合本来非常有可能形成新的健康的中国文化，这一切被新中国的成立打断了。
     从清末到四九年的中国战火一直不断，文化环境却相当地宽松，军人们对文人表现出了相当的尊敬，章太炎可以骂袁世凯，刘文典可以与蒋介石厮打，虽然国民党执政大陆时期也限制言论，但限制的程度并不重，这从《鲁迅全集》就可以看出，要知道那些都是在国民党执政大陆时期公开发表的。
      如果将国民党换做一个别的党，鲁迅早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说不定最后的罪名还是自绝于人民。

 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对它抱着热望，但这注定是一场空望。 开国之后的几场政治运动荡尽了几十年来在中国培育出的民主空气，所有留在大陆的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无论是主张新文化的还是坚守旧文化的，留在他们前面的出路只有两条：第一是三缄其口，第二是吹捧新的政治和新的权力，如果说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条路的话，那就是死路。
     每一个政权的建立都意味着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新中国财富的再分配是建立在对其始有者剥夺的基础上的，这种剥夺既有豪取也有巧夺，名目叫做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和人民公社，为此许多人丢掉了性命，那些财富的拥有者们真的就那么十恶不赦吗？谁知道那些被以大地主大资本家杀掉的人当中，有多少是十足的冤魂？

 以古视今今亦古，现在的有钱人是不是也该杀呢？哪个社会的穷人不想做有钱人？难道大家追求的是做被杀的材料么？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没有思想，不知道反思，是历史中最令人悲哀的一面。 曹丕取汉而代之后，就不谈忠提倡孝道，谈忠的话自己夺了刘氏的江山说不过去，司马篡魏依然如故。 为了给阶级斗争提供理论依据，权力开始了对历史的又一轮再造，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历史篡改运动。 这次篡改将中国历史以往的所有社会形态全部两极化，简单明确地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此外再无第三态。

 一个社会只有在多元化的状态下才是稳定的，如果只剩下贫穷和豪富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冲突，每当历史走到这种关口总会有一场血雨腥风。
     于是，所有的穷人成了真善美的代表，所有的富人成了腐朽没落的代表。 这种教育影响到现在造成了人们盲目地仇富和怜贫心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常出现的砸车事件和前俩年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地农民工坐公交车事件。研究历史，与现今社会互相参考，就会发现穷人未必善良，常有烧杀劫掠之徒，富人未必残虐，时有好义行善之士，这种状况从古至今就没有改变过。
     当时的文人不但用二元阶级论歪曲当时的社会，而且将之应用到历史中，将所有社会形态都简化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总是腐朽没落残忍暴虐，而被统治阶级则代表着社会进步的力量，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人民竟然总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常常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他们进步在哪里？

  所有的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生活得好一点，这不过是人之常情，在那些年代里人人却不得不以穷为美，战战兢兢地生活在烂泥坑里，大概是无知与愚昧送来的报应吧。 以阶级论社会，美化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丑化生活在社会上层的人们，不过是为革命寻求理论支持的一种手法而已。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知之者为了保命，对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灿烂光辉的文化只能是讳莫如深了。
     人们可以用假话来赞美新的政权，却不敢用真话来叙说过去的历史，新中国的文人这种对待历史的方式扭曲了人们的历史观，在某些人眼里，历史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根据需要编造的故事，它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供官僚发泄欲望的妓女。 历史总是被有意无意地掩埋。

 以上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总体上说，它经过三个断代，第一个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断烧毁了书籍，紧接着是秦汉之际的战乱，将懂得这些书籍的人也熬死了很多。到了汉武帝独尊儒家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断代，这次时间非常长，横跨近2000年。

 第三次是共和国的建立，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所有的中国人洗脑，篡改历史与文化，它的危害大家已经看到了， 中国今天没有思想，没有道德，金钱至上，整个比如一个毫无廉耻为了物质争得你死我活的原始社会。那么在礼乐社会下，人们是什么样的？为了搞清楚这点，下面为大家讲解仁。
    仁是一个非常绕的概念，许多读过论语的人会奇怪，到底是礼重要还是仁重要？仁在孔子的学说中到底是什么地位？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孔子的学说是什么。孔子这一辈子最希望做的事情既不是教育家，也不是哲学家，而是政治家，他穷其一生奔波地就是想从政。
    为此，他做了充足的准备，分别研究了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并做了对比，他认为还是周代的比较好。所以，他一生给弟子们讲解的都是如何从政，讲解的在礼乐制度下人们应该怎么样做，礼乐制度有什么好处。既然如此，仁和礼乐制度的关系在哪里？为了更清晰地让诸位看到仁的本质，请跟随我回到四千年前。
当然也可能是三千多年，因为我讲的这段历史没有确切的记载，中国的信史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尽管年代不确定，但这些事情肯定发生过，即便不发生在张三身上，也发生在李四身上。

大约在离今天三四千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之所以没法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坐标，是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它准确发生在什么年代，因为中国的信史始于2800年前。但我确信它发生过。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孩子被丢弃了。这本来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民族都有这个习俗，大家会被自己女人生的第一个孩子丢掉。原因很简单，过去对性没有什么禁锢，很难搞清那个孩子是谁的。搞不清到底在人类历史上有多少孩子因为一生下来就被放弃而失去了性命。但这个孩子却非常奇怪，他被丢在巷子里的时候，牛群从他身边经过却不肯踩他。他被丢到野外的时候，有一群鸟用翅膀来遮护他，而且他饿了的时候，有虎狼来给他喂奶。
    这确实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但最神奇还不是这些，据说这个孩子从怀孕到出生，基本上没有孩子的父亲什么事情，因为孩子的母亲去野外，遇见了一个硕大无比的脚印，她非常好奇，把脚套进去试了一下，忽然身体就有了感应，所以有了这个孩子。这简直太灵异了，这孩子简直就是最早的克隆人。

 如果抛去这些神神叨叨的部分，我们也许可以剥离出这样一些事实：一个母亲有了孩子，或者他本不是丈夫的，或者是丈夫的但按照规则孩子应该被丢弃，所以，她编造了大脚印的谎言，编造了鸟护兽育的谎言。因为古人非常迷信，这是一个母亲能让丈夫接受她的孩子最好的方式。孩子终于捡回了一条命，当时的人们也不怎么讲究，给他起名字就叫弃。有人会奇怪好好地为什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聊起了这个。
    因为这个弃他不是一般的人，中国人常说社稷，社指社神，稷是谷神，土地和谷子是中国人的命根子。谷神有好几位，而弃则是最后一位，他是周人的先祖。

在中国每个成功的人士都会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或者小时候非常傻，或者小时候非常聪明，弃就是这样，他小时候爱玩种地的游戏。如果是现在，一个农民的孩子喜欢种点东西确实没啥，耳熏目染嘛。但那时三千几百年前，人们对狩猎比较在行，耕作的认识还非常浅薄，这对于弃来说是一种天分。长大之后，他成了尧的农官，据说舜还专门表扬过他。弃懂农业科学和农业管理，这门手艺就传给了自己的子孙。到了他的儿子不喾这里，因为社会动乱，他只好带着家族向西迁徙，当时西边属于野蛮之地，虽然文明程度低了些，但是比较安全，这一家族就这样在中国的西部开始繁衍生息。弃的后人迁徙到新的地方出了好几个名人，所谓名人也就是在历史传说中留下过名字的意思。
    由于历史的空白，不知道从他们迁徙到新址之后都发生过什么，从留下的简短的一些资料（包括传说）可以知道，他们依然以种地为生，而且跟当地的部落相处得并不融洽。如果用文化人的话来讲，叫做农耕文明跟游猎文明之间的冲突。
事情的起因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没有太多的历史资料供佐证，我只能推测。

农业在当时虽然产量不高，但与打猎相比属于先进产业，起码能让人有指望，一年干下来，把粮食打到手，计算着日子过，总不至于挨饿，但是打猎就不同了，运气好的话，弄个大家伙饱吃一顿能撑死，运气不好的话，几天下来打的全是小玩意儿，不够塞牙缝的，过的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有人能吃饱，有人吃不饱，于是矛盾就来了。
    从不窋一直到古公，弃的后人经过了若干代，他们一直都受着当地土著部落的欺负，这是一桩非常令人头痛的事情。那时候也不讲什么民族团结，这帮老兄显然也没什么觉悟，如果能打到猎物有吃的还好，打不着猎物就开始做强盗，抢劫，专门干些没本钱的买卖。古代所谓文明的冲突是好听一点的说法，实际就是利益冲突。

一般情况下，大家对于抢劫都很反感，对于强盗的印象就更差了。古公和他的族人似乎是一个例外，土著们来抢，大家都在旁边看着，有时候还帮个忙啥的，似乎抢得不是他们自己，对此，司马迁的《史记》里是这样记载的：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想要什么给什么，简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了。

 终于，土著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明火执杖地打劫了，他们想做土地的主人。
古公和他们的族人得到一个消息，说当地的土著准备抢人抢地自己做农场主。
人们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大家围在古公的身边说：拼了吧！
    这种场景在我的想象里大概跟革命电影里的鲁莽的战士差不多，每当这时，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领导就会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能拼啊。
革命电影的场景也适用于三四千年前的古人，古公虽然没有经过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但他的觉悟依然非常高，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这段话翻译出来是这样的：人们之所以找个头领，是为了领着大家过上好日子，现在这些土著之所以要攻打我们，是因为我的土地和人民，你们跟着我和跟着他们有什么不一样？你们因为我的缘故跟人家拼命，父子兄弟战死，我怎么忍心?

大家听了古公的话都非常感动，感动的热泪还没有流完的时候，却发现古公领着他的人收拾收拾东西走了，不在这里过了。这下把大家搞懵了：真日了，那边人家要来抢地抢人，这边头儿跑了，这算什么事？
    相信看了以上故事的人都会觉得古公非常憨厚，是一位厚重的君子，人家来抢东西就让他抢，人家来抢地抢人，就躲开，真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但很少有人想到这背后隐藏的玄机。下面就拨开时间堆积在历史之上的尘埃，看一看历史真实的一面是什么。

首先说土著们经常来劫掠，抢的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才能任凭对方抢而不怎么影响自己。对古公和他的族人来讲，他们唯一比对方有优势的是多掌握了一门手艺，会种地，而这恰恰是对方缺少的，就因为这项手艺，使古公和他的族人从经常忍饥挨饿的行列里脱离了出来，而当地的土著们还停留在原始状态，靠采摘野果、打猎之类的为生，这使得自己的生活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可以撑死，有时候简直能饿死，所以一饿了的时候，他们就跑到自己的邻居这里打劫，他们来抢的不过是一口吃的。既然如此，古公和他的族人为什么不肯抵抗?任凭对方劫掠呢？

粮食跟别的不同，我不知道古公那个时代一年是收两季还是一季，但无论是一季也好，还是两季也好，如果土著们把粮都抢走了，古公吃什么？岂不轮到古公和他的族人挨饿了？而且他们一旦没了粮食下场比土著们还要悲惨，虽然古公他们打猎的水平也不差，但和专业选手还是有差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土著们只能抢现成的吃的，他们没法把粮食全部抢走，他们找不到盛粮食的器具。
    三四千年前，衣服都是奢侈品，口袋这类东西很难找，而粮食又不是牛羊，活得能赶，死得能抗，总不能大老远地用手捧几捧粮食回去吧？土著的劫掠跟乞讨没多少区别，带着一副空肚囊来，填饱肚子就走，如果有什么能拿的再捎带点，三千几百年前的抢劫也不过如此，原因就是大家都不富裕，都在为了肚子而奋斗。
被抢的看着强盗抢，有时候还帮点小忙啥的：这个您不捎回去吗？
    把抢劫干成乞讨，受害人的友善简直是绝大的侮辱。
    强盗们痛定思痛，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古公之所以这么牛叉，可以放任自己来抢，全是因为土地，农业是先进产业这块牌子不是白抗的。所以，大家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也来当一把农场主。先进产业是需要技术的，这些在土著们的眼里都不成问题，地是现场的，人也是现成的，抢来就能用，吃的能抢，别的为什么不能抢？古公走了，他说他不愿让别人为了自己拼命，这种仁德的心肠一直感动着古往今来的人。
    但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古公这样一走了之其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什么你们跟着我和跟着土著都一样，这更是一句大睁两眼说的瞎话

跟着古公大家是自由民，自己种地自己吃，不需要交什么公粮，而跟着土著人们则是变成了没有自由的奴隶，是没有户口本的黑人。古公和他族人的关系，并不是今天想象中的君民关系，古公虽然说自己是君，但那时候的君跟村长的含义差不多，就是一伙有些血缘关系的人为了生存选出来的头。
    如果是游猎部落，大家的关系还要紧密些，因为要组织打猎，尤其是大型猎物，需要大家通力合作。但是农耕部落人们则疏远得多，大家都种自己的地，那时候的地也多，只要你愿意想种多少能行，就怕你种不过来，也没啥土地纠纷。
这就是古公讲完话把大家一扔就跑的原因，说起来他是这些人的君主，实际就是大家有事让他带个头，基本上属于义务服务。
    司马迁在说到古公把大家扔下就走的时候，用了这样一句话：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止於岐下。也就是说他带着属于他自己的人马走了，把那些跟他没啥关系的人全扔给了土著们来收拾。

原来在豳地的时候（古公原来生活的那个地方叫豳地，至于具体是哪里，现在有些争议，大体位置在陕西、甘肃一带）大家都“穴地而居”，我一直在想，这种穴地而居究竟是怎么一种方式，下雨灌了水咋办？也许古人所谓的穴地而居就是现在陕西一带的窑洞吧。
    到了岐山古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房子，建完房子再跟外面垒上墙，这种建筑人们后来都管他叫城郭。它最大的后好处就是可以抵御侵略，为人们的安全提供了保障。而且在岐山的南边是一片平原，他的名字叫周原，非常适合耕作。
古人经常以地名称人，古公他们在豳地的时候，被称为豳人，到了岐山，因为周原的关系就被称为周人。当时没人知道，这部分人的后代将在中国建立一个朝代，它将横跨中国八百年的历史，人们称这个时代为周代。

古公到了岐山，建起了城堡之后，人们开始纷纷去投靠，史书上如此记载：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
所有的这一切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因为古公仁德，不喜欢杀戮，所以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其实这都是在胡说八道。古公是仁德的，但是他的仁德并不是不喜欢杀戮。

古公到了岐山，周围的人纷纷投靠，投靠的原因很简单，有城堡，安全，不怕土匪骚扰，农业是先进产业，能吃饱饭。如果说古公是仁德的，那么他的仁德就是给人们解决了生活问题。至于说人家抢东西就让他抢，那是没有办法，总不能为了口吃的弄出几十条人命来吧？？而且从古公迁徙到岐山这一事件中，还可以发现其他的信息。

第一，古公的这次迁徙是事先考察好的。农业部落的迁徙必须事先选好地方，不适合农作的地方是不能去的。
    第二，原来所谓的土匪抢劫就给，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是一个一直困扰着古公和他前辈的难题，到他这里给解决了。解决这个难题之后，就再也不将当地的土著放心上了。
    因为古公部落祖祖辈辈的软弱，使得当地土著认为他们是天生的软蛋，所以古公迁走了之后，到古公的儿子季历的时候，这帮人还是不改原来的习性，有事没事的来骚扰下，季历凭借城堡，狠狠地教训了土著们几次，很少为祖先们出了口气。这充分说明，原来古公不愿土匪发生正面冲突只是没有办法，有办法谁也不愿装孙子。

以古公的故事做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从政治的角度看到的仁应该是什么样的： 仁者爱人，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见了老的扶一把，见了弱的帮一下，这自然可以算是仁，但这种仁只不过像蜡烛一样，只能给一室光芒，作为国君，作为一个团体的首领，却需要让所有跟随你的人感受到你的温暖。
     所以，古公的仁不但是他在需要拼命的时候不去拼命，还在于他用更好的办法替代了拼命，在一个崇尚武勇的时代里，谁也不会跟随一个懦夫。
     到了岐山之后的古公兵强马壮，对抗猃狁的劫掠有了本钱，到了古公的儿子季历的时候，跟猃狁狠狠地干了几架，很是扬眉吐气。 古公是仁德的，他的仁不是老大妈慈祥的眼泪，而是给跟随他的人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让大家可以吃一顿安稳的饱饭。
     如果仅是不愿与猃狁争斗，不愿意族人有所杀伤就可以称作仁的话，那么所有的懦夫都成了仁者。 优胜劣汰，人们为一顿饱饭互相残杀，不是抢人就是被抢，不是杀人就是被杀，在这种形势下，谁能真正地放弃武力？
     今天，再回首去理解古公的仁的时候，理解政治家的仁的时候，应该与常人之仁区分开来。 就像李世民，虽然他玄武兵变杀死了自己的兄弟，逼得老爹退位，把自己的兄弟媳妇儿变成自己的妻妾，但对比于其他的帝王而言他的政治开明，在他的统治下，经济发展，人民安家乐业，国力强盛，万国臣服，现在提起李世民来很少有人拿他的作风说事。

古公到了岐山之后，原来在豳地的人都跟着他到了岐山，不但如此，附近的人也纷纷地来了，人多得一个城都盛不下了，只好别建分城。这非常说明问题，古公在豳地的时候，大家咋不去投靠他？虽然说他还是那么会种地，还是能填饱肚子，但三天两头有打劫的，谁也受不了，谁愿意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到了岐山就不一样了，有城堡了，这个玩意在早期的时候，要多牛叉就有多牛叉，虽然说没有像后来的城堡那么坚固，但像鲁班墨子这种会做攻城工具的牛人们都还没出世，这个玩意儿应付拿着竹箭、木棒的土匪足够了。

古公从豳地带去的人马用一个城就装下了，这说明古公的部落很小，没有多少人。现在提起城市来人们概念里都很大，动不动数十万几百万人口，可是早期的城邑很小，容纳不多少人。有兴趣的可以研究共和国建立前各城市的城址，就知道了。古公远在三四千年前的城郭比县城的那些老城小得多。古公到了岐山之后，这个部族才开始了他第一次的腾飞，原因就是他的仁德，而仁德简单地说就是解决了两大难题:吃饭，安居。所谓天下归仁，就是人们找个安乐的社会环境而已。

仁到现在为止有各种各样的含义与解释，如果用在政治上，就是执政者要让跟着你的人民有个好的生活环境，这就是仁。执政者只有实现仁政，老百姓才会拥护，就像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居北辰而众星共之。如果执政者实行仁政，人们就会像众星环绕北极星一样，簇拥在执政者的周围。

古公尝到了仁的甜头，自己的部族大大发展了，生活安定了，而且非常可能在这一时期，开始有了籍田。籍田在礼乐制度里是人们共同为天子、诸侯耕作的一块田地，它的收入归天子、诸侯所有，地里的活计归大家。从来没有人考证过籍田的来历。
    古公到了岐山之后，已经没有办法像原来一样自己耕作了，跟随他的人太多，他开始成了专业的公务员，而且又请了几个人来协助自己管理，这就是历史上古公设立五官制的故事。
    那么古公和五官们的待遇怎么办？周是农业部落，最简单的办法是大家合力开垦出几片土地来，算是古公和他的五官的，这些土地由大家合力耕作。周灭商之后实行井田制，但籍田也同时保留。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所谓井田制实际是籍田制的微型版。将一块土地划成九块，周围的八块分给八户人家，中间的一块是公田，大家合力耕作，收入根据土地的归属，分别归天子、诸侯。大夫。
这也比较好理解，周人在版图不断扩大的时候，人们已经没有办法像原来一样，都涌到籍田去干活了，只好采用这种变通 的方式。
    随着周的势力不断扩大，井田的收入大大超过籍田，实际籍田的收入相对已经很少。周宣王就不怎么重视籍田，甚至每年一度的籍田大典都废弃了。

如果古公是周人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而且找到了征服人心的手段，那么文王姬昌则主导了周人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他将发扬光大仁的理念，并用政治的手法来诠释他。

仁在一般的人眼里，就是要对别人好一点，要仁慈，但这只是普通人的仁。古公用自己的故事告诉人们，当一个人能给别人带来利益，带来安稳的时候，这才是大仁，是政治的仁，他将获得万人的拥戴。
    也许古公是无意的，他只是在追求自己美好生活的同时，解决了大家的困惑，但这并不妨碍大家一窝蜂似的去跟随他。到了他孙子姬昌这里，将扛起仁字大旗，在仁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在姬昌那个时代，人们除了生活经常不得温饱，常受到别的部落劫掠的威胁之外，还有一桩人人都非常头痛的事情，老无所养。现在史书上说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传统显然不包括姬昌以前的时代。
    那个时候生产力非常低下，成年人忙死忙活都吃不饱，所以人到了老了的时候境遇非常悲惨。
有一句描述人老了悲惨境地的俗语，叫做老而不死是为贼。贼在这儿不是指土匪，强盗，杀人犯这样的犯罪分子，是古人指庄稼的一种害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老了，没有能力了，只能消耗粮食，就像庄稼的害虫一样，成为大家的负担。

你当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孟子是主张性本善的，而你却认为四端不是生来具有的。你先与孟子的思想矛盾了。既然不是生来具有的，那么善良可以说是人性，丑恶也是人性。

首先感谢诸位捧场，孔子一生追求的是从政，他研究的是中国早期的一套政治制度，由此体现出来的文化叫礼乐文化。因为到春秋时期这套制度被破坏了。
像许多制度一样，能破坏它的都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可能触犯刑律，但却无法亵渎刑律。孔子正是处在这么一个时期，于是他开始挖掘整理礼乐制度，希图执政者重新用制度来约束自己。
    顺便说一句，礼乐制度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的产物，对执政者要求非常高。
孔子提出的办法叫克己复礼。
    当然，克己复礼，不但是对老百姓有益，对执政者也非常有益，这就是我本贴开始为什么先讲仁的原因。仁是礼乐制度的核心，只有了解了他，才懂得礼乐制度。既然老七先生不愿对道德做进一步探讨，我继续下面的探讨。

下面继续讲文王的故事。

文王的成功是解决了当时的一个社会难题，即老有所养的问题。当时人老了的时候，下场都非常悲惨，虽然我们早期的历史记载中经常笑话华夏民族周边的民族很野蛮，不知道尊敬老人（时称贱老），但在周文王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和那些后人笑话过的民族并没有什么两样。文王发现了老人在体力衰弱之后的悲惨境遇，开始出台养老政策。当时的养老政策究竟具体有哪些，现在已经遥不可知了，但是文王的养老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一点。
1、姜子牙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去了岐山。
2、伯夷叔齐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也赶去了岐山。
    这三位都是后世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被周文王的养老政策惊动了。
周文王的养老政策带给人们的好处就不必说了，那么这个养老政策给文王带来了什么呢？荀子用一句话揭开了这个谜底:老老而壮者归。就是说文王尊重老人，使老人老有所养的结果，是当时社会上年轻力壮的人都纷纷去投奔，形成了一股涌向岐山的移民潮。
    在周文王时代，地多人少，人是宝贵的财富，有了人就有了一切。无论周文王养老是天生的仁慈也好，还是有意的政治举措也好，客观上解决了人们老年之后的后顾之忧。周人自文王的祖父古公开始打下基础，到文王事情实现了又一次腾飞。所有的这些发展无不得益一件事情：使人民获利，让跟随自己的人得到安宁的生活。这就是政治家的仁。

（回答问题）

xingyanglan  的原帖：孔儒之学是春秋战国时最不受待见的学说

    孔儒之学缺少士的精神，是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说里最没有骨气最不受待见的学说。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士人最活跃，最牛气的时期。这些士人主要是没落的贵族、王官和地位上升的庶人。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社会秩序极不稳定，贵族王官很容易失去原有身份地位，他们流落民间便成为士人，由于他们数量庞大，异常活跃，所以对社会影响的能量也大。随着诸侯争霸的需要，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甚至有“士贵于君”的说法，他们在社会中起着沟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作用。大多数士人参与政治活动，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士人对于当时的社会起着决定性作用。
    当时从上到下最讲究实用之学，摒弃虚幻的东西。老子的道学，墨子的实用显学，孙子的兵学，还有什么阴阳学说，辩学、霸王学说，纵横家的学说等等。往往信奉这些学说的士人说客周游列国都牛逼哄哄，哪个国家君王不把他当贵宾接待？如苏秦、张仪们都信奉老子黄帝的实用理论加上他们过人的口才走到哪，哪儿的君王都亲自接待，唯恐得罪。
    像墨子就更不用说，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经常周游列国，东到齐国，西到郑国、卫国，南到楚国、越国，每到之处没有不君主接待的。最牛的是他在七老八十的年纪还曾和公输班论战，成功地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他曾制成"木鸢"，据说三天三夜飞在天空没有掉下来。当然，最让人佩服的是越王，许以五百里封地。还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邀墨子作官，墨子竟然不计较封地与爵禄，断然拒绝。
    说到拒绝做官的当然还有庄子。庄子写有《渔父》、《盗拓》、这些都是与儒家过不去的文章。他还写了《畏累虚》、《亢桑子》等书庄子善于文辞，细节描写，是文学天才和哲学天才，他的牛气还在于他拒绝了楚威王用千两黄金去迎接他出任曹国国相（楚国的殖民国）庄子笑着对楚官吏说：“千金的确是丰厚的礼物，国相的确是高贵的地位，难道你没有见过祭天的牛吗？喂养他好几年，给它被上好的绸缎，把它当祭品牵进大庙，这时它即使想做一头小猪也不能了。你赶快滚吧！”看看他们一个个都有多么牛气！
    当然，不拒绝做官的也有，如申不害，原来是郑国的小吏，后来任韩国国相，他的学说是信奉老子和黄帝的，主张循名责实，对儒家那套虚假的“礼“不屑一顾，他在韩国执政十五年韩国国治兵强。
    还有齐国国相管子，晏子等。管仲是世人都知道的贤德之人，在齐国做宰相给人民带来了许多实惠，孔子却瞧不起他，原因是管仲所作所为不符合他礼的标准。晏子也是宰相，既廉政又耿直，在君王面前也是牛气冲天，常常冒犯君王威严，就因为这个也孔子非议的人物。细细想也是报应，齐国君主发善心想给孔子一点赏赐被晏子阻止了。

    再看看孔子。公元前497年，55岁时，孔子开始周游列国，他和他的几个学生一路逶迤南行。第一年春天，孔子到达卫国，居然第一个比较看好的君王也没有见到，反而受谄言之害，离开卫国前往陈国。路经匡地，被围困。后经蒲地，遇公叔氏叛卫，孔子师徒又遭围困。后又返回卫都。几次三番展转最后还是回到鲁国。由于在鲁国一直没有被重用，几年后来到了卫国，这次见是见到君王，只是卫灵公不看好他，只好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到达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于孔子，孔子微服而逃。孔子经过郑国到陈国。在郑国首都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被人嘲笑，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犬”。
    在一路颠沛流离之际居然一个君王也不愿意与他相见，光跟山里的大虫，水里的怪鱼，蛇神老鳖见面，确实被吓得不轻。想求助人，碰到几位老农，人家 不理不睬，根本不把他当根葱。一路风餐露宿几次差点饿昏，要不是子路还算坚强，实在对付不下去。
    在孔子带领他的几个学生周游列国不受待见，“累累若丧家之犬“之际，最令人可叹的是颜回。这位人人认为是孔子的正宗得意弟子，曾经被孔子称为合格的”仁德“之人，居然成了孔子的出气筒，受气包。孔子曾在心烦时迁怒与他；在肚子饥饿时赖他是小偷，；在他被囚匡地，颜回仅仅来晚了一步竟然骂他死！从这点上看孔子也是找软的捏，欺负弱者的。不就因为颜回比子路要懦弱，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吗？那还不是你孔老先生教育的结果？你不是看重的就是这个吗？
    说来说去还是你孔老先生学问不济，不被君王待见才带累大家受苦啊！
其实，孔儒的学说不只是在他身前不受待见，而且在他死后战国几百年里也没有谁理睬过。

    据说体现儒家学说的《论语》原稿一直躺在一所破房子的垃圾桶里，是后来被汉朝的学者董仲舒无意中从垃圾里翻了出来，以为意外之宝，经过他修葺后推荐汉武帝，这才使儒学发扬光大，有了独尊儒术。所以有后人假托孔子责怪董仲舒“乱我书，董仲舒”。其实孔子如有在天之灵是要感谢董仲舒的，因为在以后的历史上孔子被举得很高很高，全是因为这个董仲舒，这时后话。
    那么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学没有被重视呢？这里有韩非子，李斯们看得最明白。他们都认为黄帝和老子的学问实用，儒学不实用。因为他们最崇尚实际效用的。他们对两种学说力求贬之，其一是孔儒的文学游说，认为儒学这些文学游说都是扰乱国家法度，只能在国家太平时期徒有虚名搞搞样式，而且常常有百害而无一利；其二是武侠游说，他们认为这种说法与儒学是一件事的两个极端。往往因为太平时因为实施儒学导致国家危机，再来用那些背甲戴盔武士来弹压。他们认为这两种学说相互致因。都是有害于国于民的。
    韩非子和李斯们真的很牛，他们是对的。的确是这样。在独尊儒术后的中国两千年里，中国历史真的不断重复着文学游说和武侠游说这两个极端。历朝历代的君王在国家太平时高喊“以德治国”，在国家危机↑又高喊“杀！杀！杀！”
    其实，还有一重要原因就是儒学是一种愚民弱民的学问，是缺少士人的硬骨头精神的学问，它带来的只有民弱国衰。有哪位君王能看中它啦？

狼心苍苍  你说得很对，孔子这些人为什么在春秋时期不受待见？因为他想约束的是权力，而权力恰恰不愿意被约束，这就是孔子在政治上失败的原因。他的失败恰恰证明了他的伟大。

(续)

从古公的仁到文王的仁，仁政带给了人们好的生活，也给了周人腾飞的机会。从古公到他儿子季历到他孙子姬昌，短三代的时间，就从一个村庄级别的部落，发展到了拥有从岐山一直到现在西安附近广大的土地和人民的巨大国家（在当时这种领土面积是非常惊人的）。
     文王这一辈子除了躬行仁义，广揽人马之外还做了些个别的事情，他先后攻打了犬戎（猃狁）、密须、耆国、邘国、崇国等国，《封神演义》里的崇侯虎，就是当时崇国的国君。
     文王是崇尚仁义的，攻打这些国家一定有他讲得出的理由，但无论当时给出的理由是什么，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些国家阻碍了周的发展。 比如崇国，位置在丰镐之间，平时跟商王走动得比较近，文王东扩图商，必须灭掉崇国。
 利益是一切人类社会活动的源动力。

“邻之厚，君之薄也”，一个国家的崛起势必会损害另一个大国的利益，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 周人的发展非常迅猛，这种势头引起了商王的注意，他开始派兵讨伐周人。 在周崛起的过程中，商、周之间摩擦不断，摩擦的结果大多对周不利，以周的屈服纳贡贿赂了局。 在殷的不断打压之下，周人怂了，开始示弱。 示弱并不等于真弱，屈服是为了求得发展的契机。 
     朱镕基总理曾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我们的做法美国人不高兴了，我去解释一下，让他们出出气，气出了也就好了。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祸福避趋之。
 为了国家的利益，忍辱负重，这才是一个国家需要的总理，这是一种比慷慨激昂、动不动就要为国争光的行为更应令国民尊重的行为。
     慷慨激昂可以让国民们热血沸腾，需要国民的血汗钱垫底，给国家竖起了许多敌人；屈己从人牺牲的是政治家的脸面，让人觉得压抑，却为国家争取了发展的空间，其间高下，自不待说。

据说文王的父亲季历是死于商王太丁之手，太丁是纣王的父亲，而文王也曾被纣王软禁在羑里。 所有这一切周人都忍了，实力不如人没有办法，他们用厚礼赎出了文王。 季历和文王的隐忍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全都报销”，周人的忍辱负重很快得到了回报，终于到周人主动出击的时候了。
     文王死的前一年，将都城移到了丰地，这儿曾经是商的属国崇国崇侯虎的地盘，距离商的势力范围很近，这次迁都说明周人已经具备了与商直接对抗的能力。 文王死后两年，武王与盟国在孟津会盟，这等于是在商王的家门搞军演，史书上找不到有关商王对这次挑衅反应的记载，从他不断打压周人以阻止其发展来看，忍耐不是他的性格。 不过，这次他确实忍了。
     原来，商正在全力对给它造成困扰的东南方的另外一支力量用兵——东南夷。 古人信神也信鬼，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会用占卜来预测吉凶，在对东南夷的军事行动之前，纣王占到的必定是大大的吉兆。 这次行动非常之大，商人做了充分的准备，甚或战士已经出发，就在此刻周人来到了家门前。
     不知道当时的纣王是如何决断的，换了谁都会感到很难抉择。 所幸周人这次只是来示威游行，并不是玩真的，纣王松了一口气。

 气虽然松了，警惕却不能放松，周人的会盟无疑分散了商的力量，殷商在东南的战事拖了三年，如果全力以赴，也许不用这么久，耗费不必这么大。 孟津会盟，许多盟友主张此刻就对商纣用兵，武王却说：不行，诸位不知道天命。
 此时商王的力量依然还很强大，他没有取胜的把握，这就是武王说的天命。
     又二年之后，武王开始了真正的伐纣之旅。 这是东南战争刚刚结束的时间，征尘未掸的将士正放松神经准备享受家的温暖的时候，周人来了。 东南的战争大大消耗了商的国力，许多优秀的战士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土地上，活着的也已衰疲不堪，没有办法的纣王只好用士兵裹挟着上次战争抓来的俘虏作战。
     古语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战俘们回转身躯，挥起木棒冲向了那些杀戮他们父兄使他们失掉家园的仇人。 周人在战俘的协助下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它使中国进入了又一个纪元。

有人如是形容牧野之战的惨状：血流漂杵。 杵是大木棒，当时最便利的武器，到春秋楚晋争战的时候还用它，“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是当世称暴民后世称义军的人们常做的事情。 有一个人对“血流漂杵”这四个字很不以为然，甚至有点深恶痛绝，这个人是孟子。他说以仁伐不仁哪里用得着血流漂杵呢？在他的想象里，对待武王这种仁义之师，老百姓应该路列两旁“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也”才合理。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不会以个人美好的愿望而改变。
     周人在灭商之后，用了三年时间才将忠于商的残余势力剿灭，这还不包括后来与管蔡一起反对周公的武庚。 利益是驱使社会变革的最终动力，不管你如何包装它，仁还是不仁，正义还是非正义。人们对社会利益的分配满意，社会就稳定，不满意社会就会有动乱的因素，当不满意的人群达到一定数量，就会产生大的变革，无论这种变革以何种形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它的产生是必然的。
 这就好像空气中的易燃易爆物质，达到一定饱和度就会爆炸，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火星而已。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人们说古公仁德，因为他带领人们摆脱了土著们的骚扰；人们说文王仁德，因为他解决了人们的养老问题；人们说武王仁德，因为他拓展了周人的版图，不必再担心殷商的打压，许多人因为他改变了命运。 人们说纣王不仁，因为商的天下在他手里失去，商人因他而落魄。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后世的考古发现与学者的研究表明，纣王并不如何荒淫残暴，所谓荒淫残暴大多是周人向纣王身上泼的脏水， 子贡的话被现代的考古发现与专家们的研究所证实。
     仁，就是让跟随你的人能安稳地生活下去。 安稳，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在古公时代，它也许就是一顿饱饭，也许就是不再担心不速之客的棍棒。
 当然，如果你不能在物质上给大家以安稳，起码也要在心理上给大家以安稳，比如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人们除了瞎折腾之外并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但许多人仍然认为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周的后人这样评价武王：“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 但孔子和孟子总感觉武王在伐纣这件事上做的稍微有些缺憾，他们认为文王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还能忠于商王，这才是世人的典范。
     其实对文王和武王而言，伐纣只是时机问题，上天只不过将机会赐给武王罢了。
     一千多年之后的司马迁，在掌握了更多的史料之后，用一句话点明了这一点：“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 两雄不并立，火拼是早晚的事情，武王不过是继承老爹的遗志而已。 对周人来讲，武王对商对纣王如何并不重要，而是对他们如何。 只要能从武王策划的各种活动中获得利益，他们就会跟着走。 正如美国人对于奥巴马的态度类似，美国人选的总统首先要使美国人获益，对待中国如何，那要看美国人的利益。

 周人的发展历程使他们懂得，只有能解决别人的困难，让别人得到从别处得不到的东西，别人才愿意跟随你，你才能发展壮大。 周人取代殷商之后，将这种经验书写在他们的政治中，向后代流传：仁，就是让人们获得稳定生活的同时，来安定你自己，如果你对你的人实行仁政，他们将跟你同甘共苦，因为你就是他们美好生活的希望。
     这就是礼乐制度的仁，简单的说，仁就是执政者要 照顾到社会各方的利益：首先是平民，其次是贵族，其次是国君，其次是天子，一层层推进，平民是生产者，是其中的基础，基础牢稳了，社会就安定,自己的利益也就得到了保障。
 有许多人反对将仁功利化，认为它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道德，掺不得任何杂质。

 这种对道德唯美式的幻想十分不靠谱儿，就像喜欢林黛玉的人对林黛玉的想象一样。 林黛玉再美，再优雅，她也是人，她也有人的需求，也要吃饭、放屁、上厕所。就这些事情来讲，美人儿放的屁与常人放的屁无异，闻起来绝没有麝兰之气的香味儿，从厕所出来之后的遗留物，即使是最忠实的粉丝也不会将它捧回家作为纪念物供奉。
     这种比喻对高雅的人来讲，有些大煞风景，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如果道德、制度不能为人们提供服务，带来好处，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许多人都想把仁成圣人的天生美德，它是崇高的伟大的高尚的只知有人不知有己的，毛泽东提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高尚情结，这也是这一主张为万众欢呼鼓舞接受的原因，一心一意地为别人服务，生为别人生，死为别人死，一生忙忙碌碌只为他人活着，多么美好的道德。
      但这种道德也就是这么一说可以，不能往深处里想，如果往深处里想，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俗人问一句：道德高尚到这个地步，很好，你们谁愿意拥有？
 最高尚的道德往往意味着最高尚的摧残，就对人身心的戕害而言，高尚的摧残与下流的摧残没什么两样，如果非要比出个高低，高尚的摧残可能对人的伤害尤甚，因为它在伤害之余，还击碎了人们的梦，这已经为高尚年代的许多故事所证实，贻害到现在，人们已经不再相信道德。

制度也有灵魂，仁就是礼乐制度的灵魂，它代表着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只有以仁为目标的礼乐制度，才是真的礼乐制度。 失去了仁的礼乐制度只是一具制度的尸体，徒有其名而已。 这样的设计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奇迹，对古人而言是却水到渠成的事情，以上是用一种类于模型的方式对仁的进化做了介绍。
 建立模型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史料的缺少，使它在许多人眼里更像半史半推断的一种理论，而未必是真的历史。
     其实它就是历史，它的出现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春秋之前的历史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
     按照制度，周王在执政的时候，会经常地让大臣们到民间采风，把收集到的信息呈现上来，收集到的信息多是民歌，民歌在当时类似于今天流传在人们当中的顺口溜，多代表着民众的心声，有很多反应了老百姓对政治的看法，通过对民间诗歌的采集可以了解到民意的动向，像“三天一只鸡，五天一只羊，天天晚上入洞房，站在村口看，村村都有丈母娘”这类诗歌被呈送到周王面前，他知道民已经实在撑不住劲了,就会派人问责。
     只要你是平民身份，就有权对执政者说三道四，不朝见也会有人将你的意见传达到周王面前，──不是告密。 对于收集上来的信息，周王会让资格老，经验丰富的大臣参考以往的典例和自己的经验拿出意见，以供他做决策参考。

能证实周的这种制度确确实实运行过的证据就是现在留存在《诗经》中的一部分：《国风》。《国风》是采自各诸侯国民间民歌的合成，执政者就从这些民歌中了解民众，了解他们喜欢什么，反对什么，如何看待生活和政治，然后想办法满足他们的意愿。
     收集民间风情古称采风，采风为孔子删削《诗经》留下了大批的素材。 在民意已无足轻重的后世，采风演变成了皇家乐官们采集民间俗曲的专称。从收集民意佐政，到采集民歌助兴，采风的变化见证了权力走向专制的过程。
     除了采风之外，王周围的乐官、史官也经常会有选择性地给王讲解一些历史典故，就像蒸桑拿一样，用前人的经验教训来对他进行全方位地熏蒸，既长了见识阅历，又消愁解闷。
     周王周围的近臣则有责任和义务规劝周王，别让他做出超越本分的事情，至于宗族亲戚因为利益关系密切，其责任则更为重大，进谏在在春秋之前是最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晋国大夫荀知悼子死了，还没有下葬，晋平公在宫内饮酒，乐师师旷和晋平公宠臣李调在一边侍候，演奏者钟鼓乐。负责厨房工作的杜蒉听到了鼓声，直接找到了平晋平公饮酒的内堂，斟了一杯酒，对师旷说：师旷，喝掉！又斟一杯，对李调说：你也喝掉！又斟了一杯，朝北跪下，自己喝掉，然后掉头就走。
     平公把他招呼进来，说：你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讲？为什么要罚师旷喝酒？
     杜蒉说：夏桀在甲子那一天被放逐，商纣在乙卯那一天被杀死，后人为了以他们为戒，特别规定在这两个日子不能寻欢作乐。现在，知悼子死了，灵柩还停放在堂上，这是比甲子日与乙卯日还重大的忌日。师旷身为太师竟然不向国君进谏，所以要罚他。而李调是您的近臣，为了贪图一杯酒一顿饭，竟然不顾君主应该的忌讳，所以也要罚他。
     平公说：你罚自己是什么意思？
     杜蒉说：我负责厨房，放着该做的活儿不做，跑来越职向国君进谏，所以也罚一杯。
     平公说：我错了，请也罚我一杯。
     杜蒉将杯子洗干净，斟了一杯，举起来献给平公。
     据说从那以后留下了一个习俗，每当主人敬完酒，就会举起杯来，称之为“杜举”，就是纪念杜蒉向晋平公进谏这件事的。

翻看春秋时期的历史经常会看到看病的大夫、做饭的厨子、弹琴的乐师向国君喋喋不休，奢谈治国的道理，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当属曹刿论战的故事：
     鲁国遇到齐国的入侵，一介布衣的曹刿跑到宫里对着鲁庄公一通指手画脚，鲁庄公不但不以为忤，还像学生对待老师一样，有问必答，毕恭毕敬，最后在曹刿的协助下，以弱胜强，在长勺打败了强敌齐桓公。
     这些都是周初执政中的民主形式退化后留下的残迹，换到现在，你去见个县长试试。 现在人向领导提意见经常担心被穿小鞋，杜蒉一个管伙食的伙夫竟然可以对国君言三道四，这是权力带给人利益的方式不同造成的。 如果今天的领导干部做不好工作就没饭吃，他们会哭着求别人给他提意见，就像过去的君王一样。

 春秋之前的君王，在执政过程中违背了仁的宗旨而倒霉的例子比比皆是，周厉王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在周代诸王中是最为贪财的一位，他的贪财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异类。 用今天的话讲，王在古代被包装成一个生来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角色，你不为人民服务倒还罢了，反过来还与人民争利，所以大家对周厉王贪财都很不满，议论纷纷，卿大夫们也一个劲提意见，不过卿大夫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为人比较圆滑，提起意见来也不愿得罪人，总拿老百姓说事，说：你这么个弄法，老百姓不满意了，你要找倒霉哦。
     周厉王人虽然贪财，脑子却很单纯，听了大夫们的话之后，立马从卫国找来一位神巫，专门用来监视老百姓，见谁对此不满，就抓起来。 从卫国专门请一位神巫回来，可能是因为卫国的神巫比较灵验些，古人都迷信，可能认为神巫与神相通，有超能力，就算老百姓嘴上什么也不说，也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比较有威慑力。 贪财还好理解，不让人说话就有点过分了。

财这个东西人人都喜欢，自己贪财的时候，如果知道别人心中的想法，起码还能有个防备，小心别被人黑了，你现在把大家的嘴堵上了，知道大家在心里想什么？
     高压政策从来都是见效快的办法,见效快最大的缺点就是有时候副作用太大。 怨声载道的局面很快被控制住了，大家在路上见了面都不讲话，彼此之间用眼神打招呼，免得招惹得那位有着超能力的卫巫瞎琢磨。 这让周厉王非常高兴，可能在他看来，不让老百姓把话讲出来，就等于老百姓没有意见。结果不到三年，他就被国人流放到了彘地，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国人暴动。
     国人暴动听起来比较血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了解那个时期的历史都知道，那时候赶走一位王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只要大家愿意。
 王可以轻易被流放的玄妙全在于当时没有常规军队，军队是在有战事时按照事先训练好的方式临时组成，武器装备也是现场发放，军队的统帅通常是天子或者国君，卿大夫作为辅佐，军队的主要成员就是国人。
     周厉王不但没有自己的军队，连像样的警察队伍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周厉王敢与大多数人为敌，胆量也不是一般的大。
     他的被流放毫无悬念可言，国人手里没有趁手的家伙，就拎着棍子棒子来找他算账，他请大夫来们帮忙，大夫们说我们能怎么办呢？军队都是国人组成的，总不能指望他们自己打自己吧？ 周厉王被国人用棍棒就赶跑了，这种事情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奇迹。

 被流放到彘地的周厉王，在理论上还有回来的可能性，只要大家肯接受他，这种事在他之前有过先例，商王太甲就曾被流放，后来改过自新，又被接回来继续做王。 不知道是周厉王一直不肯悔过，还是他留在大家心里的阴影太重，人们让他一直在彘地待到死，中间也没有人敢说接他回来，他在彘地的这段时间，王室一直有周公和召公联合执政，史称共和。

 周厉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姬静开始继位，这就是周宣王，这种程式完全符合礼乐制度的要求。 在宣王执政之初，发生了一件很重要事情，他废弃了周王每年都应该举行的籍田大典，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被记载在《国语》里，文章的名字叫做《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
     千亩是一种代称，指王的籍田，按照制度王的籍田的规模是一千亩，诸侯的是一百亩。这大约是从古公时代起就有的一种作为农业部落头领的一种待遇。
 籍田之礼的兴起也可能跟古公有关系，也可能是古公采用了前人应用过的一种形式。
     古公到了岐山之后，前来追随的人越来越多，来的人未必都农业部落的人，有些人可能对农作并不是熟悉。 所以每年开春的时候，古公就将大家召集起来，在自己的籍田旁边举行一个开耕仪式，这个仪式有如下几个作用：
 一，祭天，这毫不奇怪，古人都迷信。
 二，通知所有的人开始春耕了。
 三，可以指导那些不懂农业生产的人如何耕作。《国语》中记载，在籍田的耕作过程中，有专职官员负责检查耕作质量，这很可能是由初期指导新手耕作演变而来，早期的农业部落的首领，自然都是耕作好手，所以有指导之责。
 四，代古公耕作，可以换他出来做管理工作。
     人们每个季节都要到籍田去劳动，先做完籍田的活，才能回去做自己的活，对于古公来说是帮助他生产，对于新人来讲，是学习耕作的机会，可以知道什么自己该回去做什么和怎么做。
     籍田和籍田之礼就这么延续下来一直到了周人取代殷商之后，成为了王室的大典，每年开春的时候，都要在王室的籍田上举行一个开耕仪式，它在农业社会里确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代表着民生。

 到了宣王时候，因为井田的收入大大超出了籍田部分，籍田对于王室来讲已经无足轻重，籍田礼作为王室一个重要的典礼，它更多的意义代表着农业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对民生的重视。
     这个典礼的过程琐碎而又漫长，事先几天就要开始斋戒，中间又掺杂着祭祀的仪式，非常麻烦，以今天的价值观说，就是效率太低，所以宣王取消了每年的这个典礼。
     对于宣王取消籍田典礼的后果，《国语》是这样的描述的：“王不听，三十九年，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古人将宣王不籍千亩与在千亩被姜氏之戎打败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许多人对此很不解，八竿子划拉不到一起的两件事情，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古人一贯故弄玄虚的做法，旨在说明礼仪的重要性， 这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战争一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能不打还是不要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战争一直是需要谨慎对待的事情。
     周厉王被流放在彘地十四年，周宣王作为太子做了十四年的政治旁观者，这十四年的旁观让他懂得了许多，他执政之后开始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这些有能力的人，让利于民，重新获得了民众的支持，然后就开始统率诸侯国对外用兵，当时正值遇上大旱。
     按照通常规则，即位之初，又遇上大旱，在这种情况下对外用兵是很危险的事情，很容易招致民怨。 但周宣王刚即位时的情况不一样。
     周厉王之后，召公与周公联合执政，联合执政代替不了王的作用，没有王的王室就像没有蜂王的蜂群，没有向心力，周围的异族开始趁机入侵，这种入侵使得周人的生活非常痛苦，这种痛苦大概跟古公在豳地时候的境遇差不多。
 对于常人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志向，他们只图安安稳稳地过好自己的日子，戎狄的侵扰显然让人们不能安生，但因为没有人领头来反击，大家只能忍着，这一忍就忍了十四年。
     周宣王正是看准了这点，才顺应民意，带领大家奋起打击异族的入侵，无论平民、大夫还是诸侯国的国君对宣王的这个决策都积极响应，被欺压的时间太久了，终于盼到扬眉吐气的日子了。这样一种背景下，周宣王带领大家连战连捷，从这里可以看出异族侵扰对周人生活的危害程度和周人积聚起来的仇恨。 宣王的胜利充分说明人只有在为自己而战的时候才最有积极性。

 周宣王在初期的战争是一种自卫战争，它安定了当时被周边异民族不断侵扰的局面，符合民众的利益，宣王的威望在此时达到了顶峰，历史称这段时期为“宣王中兴” 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之后，对更多的人来说，还是想回到从前，过几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宣王却不这么想，他仍想扩大战果，强行对外用兵，彻底解决问题，不打则罢，打就打死，让敌人永远不敢再回来。
     宣王的这种决策虽然符合王室的利益，却与民众的利益有了冲突，周人连年征战，民力衰疲，人们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被别人侵扰而不得安生与主动侵扰别人而不得安生，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
     从周宣王即位开始到宣王三十九年，在这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宣王不停的对外用兵，宣王自己也从顺民意变成了逆民意，所以在宣王三十九年的这一年，宣王的军队在王室籍田处被姜氏之戎（戎狄的一支）打败。
     宣王的境遇与做法跟后来的汉武帝有些相似，结局也差不多。
     不籍千亩是一个符号，宣王放弃了籍田之礼，实际上是让人们放弃自己的利益，要求所有的人为自己的天下而战，他不懂得人们更多的时候是在为自己拼命。 对许多人来讲，当戎狄被赶跑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去找人厮杀是图什么许的呢？ 
     反过来，如果宣王在取得初期的战果之后，重视农业生产，人们的生活富足安康，身心能得到歇息，那么他们就像一把锋利的剑，随时可以重创那些祸害他们的敌人。 对于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谁还敢轻易地侵犯它呢？
     按照礼乐制度，致力于富民，练兵，而不是时刻准备着与别人为敌，就是是治本，可以收到比战争更大的成果，后来的李世民就是这么做的。
 这就是古人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有了外敌入侵要奋起反击，没有外敌入侵要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周厉王和周宣王的故事说明，仁就是执政者要顺民心，执政者要带领民众解决他们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谁违背了这一原则，谁就倒霉。

仁有个人修养角度的阐释，也有从政治角度的阐释，其实二者有相同之处，之前就政治角度的仁做一解释，礼乐制度既然是一套制度，制度的目的是什么？
每一套制度都有他的目的，仁就是礼乐制度的目标，所以搞清楚隐藏在仁背后的东西，才能了解，礼乐制度为什么要把仁作为目标，它的好处在哪里。只有如此才能明白礼乐制度。
    下面介绍与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另一个相关的概念：天命论。
    同仁一样，天命论在儒家文化之前和之后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下面就从礼乐文化的天命论讲起。现在许多反对儒家的，反对孔子的，都认为天命论是统治阶级愚弄老百姓的工具。在早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吗？

 吃了一顿饭，想起了一件事情，在谈天命论还是再啰嗦几句关于仁的事情吧。周武王灭了纣王，周取代商成了天下的盟主，开始分封诸侯，纣王的儿子被封在商的旧都殷。杀死纣王，却封他的儿子在商的旧都，在今天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仁就是要人们安定，只有安定了执政者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纣王虽然死了，但是商人还在，他的家族还在，这在当时是一股非常大的力量。将他们封在原地，而不是逼迫他们迁徙，背井离乡，可以避免他们继续跟周人死磕。对于商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局面，无论纣王是好还是坏，现在毕竟是周人主宰天下，跟强大的周人对敌，无益是以鸡蛋碰石头，在纣王还在势力强劲的时候都不行，何况纣王死了之后呢。
    纣王的后代被封在殷地这件事情历史记载不多，但通常的仪式都是武庚（纣王的儿子）要与周武王或者周武王的派去的使臣盟誓，双方都要有一些承诺等等。
尽管如此，周对商还是有些不放心，这种不放心不好明说，就封周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在殷的周围建国，实际上就是控制殷人。只是没有想到武王的这三位弟弟最后竟然联合武庚叛乱。

 也许是得自古公在豳地的经验吧，周人对战争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在一般情况下主张只要能不打的仗还是不要打，这从武王封武庚的事情上也可以体现一二。    不但武王对于商移民是如此，武王灭商之后开始大封诸侯，这些诸侯到了自己的封国之后，与原住民之间也采用了这种办法。

     这一部分人到了自己的领地之后，并不是像某些人说得那样，利用武力镇压当地人民，将他们变为自己的奴隶，而是继续采用周的政治理念与管理模式，发扬仁的精神，利用怀柔政策来争取当地人心甘情愿地归附，被当地人所接纳，成了当地人领袖与护卫者。
     周公的儿子伯禽在鲁国的都城里保留了当地人祭祀的场所，都是上述观点很好地作证。 到了西周末年，新封的郑国与商遗民相处，仍然采用这种方法确保彼此的利益，以求共同发展。
     随着周王室将诸侯国封在各地，各地又以诸侯国为中心，进行下一级的分封，从王室到诸侯国再到大夫，周人仁的理念迅速普及，新来的殖民者与原住民很快结为一体，继续向外扩张。
     这种方式与肯德基在全球开连锁店的方式有些类似，周人负责向外输送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保障加盟者的利益,并从所有的加盟者中抽取一定的利润作为回报。 礼乐制度由此得以迅速普及，成为当时中国的主流政治模式。 有人将周人从西部入主中原称为殖民扩张。这种叫法就算成立，周人的这种殖民扩张与我们脑子里血腥的殖民扩张却有很大的不同。 就算是殖民扩张，周人的成功首先是文化扩张的成功，而不是武力扩张的成功，它的成功说明了一件事：礼乐制度在当时深得民心。

我曾见过一九五几年出的一本书，说很早之前对待奴隶非常凶残，因为奴隶最初的来源多少战争中的俘虏，抓来经常先要剜掉一只眼睛。而且这位老兄还从当时对奴隶称呼的一些字上发现了证据。我对于字的起源没有研究，但我知道这种说法几乎是胡说八道。在吃不饱饭的时候，没人想到去抓奴隶，即便抓了不是煮了来吃，就是杀掉。等有了奴隶的时候，起码说明奴隶不但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养活别人。这种情况下去剜了眼睛，他还能养活自己吧？再说几千年前的医疗条件，剜掉眼睛究竟能活下来几个人？那时候奴隶可是奴隶主的财富，像牛羊一样，谁家的牛羊抓来家先剜掉眼睛的？
这是题外话，下面谈天命论。

 天命论是礼乐制度的又一指导理论，它在本质上与仁的思想一致，与仁一起可以合称是是礼乐制度的两大思想支柱，那时的人们在有政治分歧的时候，不是从仁的角度就是从天命论的角度入手来统一思想。
 在一般人的认识里，天命论就是君权神授，指君王也好，皇帝也好，他的地位是上天给的，符合上天的意志，因此人们应该无条件的服从他。
 这种观念是儒家文化兴起之后，对古人天命论思想改造之后形成的，它与三从四德打包到一起，成为了人们思想上的一种束缚。
 同为天命论，在礼乐文化下与在儒家文化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为了能比较好的理解孔子时代天命论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天命论分为礼乐文化下的天命论和儒家文化下的天命论。
现在从天命论的起源开始聊起。

  在礼乐文化里，天命如果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执政者的所作所为符合大众的利益，上天就会承认他的执政资格；反之，如果他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大众的意愿，人们就会抛弃他，上天就会取消它的执政资格。
 在早时候，在天命论的构思里，以天子为法人的执政机关，是上帝人间事务的代理机构，负责统管天下民众，但上帝又是民意代表，老百姓喜欢谁，他就让谁得逞。 因此，从上帝到君王到民众在到上帝，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可循环的控制环，君王听上帝的，上帝听民众的，民众听君王的。
     如果抽掉中间那个虚无缥缈的上帝，就会发现，天命论实际上是民主思想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上帝代表民众的意志，君王代表上帝的意志，所以君王的所为应该符合民意。 天命论的中心思想并不是让人们迷信天命，无条件地去效忠君王，而是恰恰相反，它告诉王如果想要长久地拥有天下，就不要违背民意。
 这正说明在古人的天命论思想里，天下并非是一家一姓之天下，谁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他就是谁的，因此帝王们才以天命来告诫自己的子孙们，要慎重地对待民意。

无论仁也好，天命论也好，一种理念的兴起，被人们接受，总有它的发展过程，现在同样让我们模拟这个发展过程。

 在大地还是茫茫草原荆棘丛生的早期人类社会，人们与狼虫虎豹斗，与恶劣的天气斗，与同类斗，为了生存大家团结在一起，一起应付那来自四面八方的危难。 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每个人都想生活得更好，大家选出他们之中最优秀地人作为首领，他不但要身强力壮，拼杀时冲在前面，还要机智勇敢，能带领大家绝处逢生。 作为首领，也许他拿到手的食物比大家的多一些，对此大家也都认可，因为他付出的最多，就像动物种群中的兽王。
     而对首领来讲，要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要应付恶劣的自然环境，要对抗别的部族的掳掠，就需要有更多的人，人多力量大是此时绝对的真理。 对于人们来说，谁能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他们就跟随谁。他们就像草原上流浪迁徙的牛羊，总是奔向那草肥水美的地方。 一方需要保护，一方需要人手，二者之间似乎一拍即合，所缺的只是中间环节。 “人之归仁也如水之归下”，对人们来说意味着美好的生活，对首领来说意味着强大，仁就由此而生了。 如果你能得到全天下人的拥戴，你就是天下人的王。 仁道，致王之道，故被后人称作王道。

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有限，各种不好理解地现象堆积起来，使他们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个主宰在操纵着一切，大家将发生的一切自认为重要的事情报告给他，请他来拿主意，神由此而产生；每天的收获虽然不多，大家都会先拿出一部分来献给这位从未谋面的先生，只有得到他的护佑明天的收获才会更多，这是人类祭神之始；神享用之后的部分才由部落首领合理地分配到每个人手里，让大家都能生活下去，芮良夫在评论周厉王专利时所说的王对天地出产的分配原则分明就有这个时期的影子。

 时间在流逝，人们有求于神的事情越来越多，神虽然没法直接跟大家对话，但他老人家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向人们暗示吉凶，人们需要一种窥测神意的方法，于是占卜产生了。占卜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问，耳熟能详的周易是周人与神沟通的方式，周之前的夏、商都有自己领悟神意的独特法门，《三字经》中的“有连山，有归藏”即为此也。
     人们相信神，也愿意相信作为神的使者的部落首领（据有的专家考证，曾经有个时期是神巫把持，不过从现在出土的一些文物来看，似乎部落首领也兼有神巫的职责）。 神的使者很快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他的所为能为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时候，拥戴他的人就多；反之，当他只考虑自己、背离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人们就会背离他。 没有人拥戴的首领就像《动物世界》里王位争夺的失败者一样，结局总是很悲惨。 这使他相信，神让他行使的职责是照顾属下所有的人。

  不知道他用了多长时间才发现了这个规律，也许是一百年，也许是二百年，也许用的时间还要多。 得到这一宝贵经验的人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地丰富它完善它，渐渐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这套理论为所有的人所接受，一代代流传了下来。 这就是早期天命论，或者说天命论的雏形。

随着时间的延伸，天命论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人们对它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楚。 部落首领是代表大家跟神沟通的中间人，当天下变成了一个大部落的时候，部落首领也就变成了天下之王，成为了天子，专门代理天帝在人间的事务，事神奉民是他的职责。 百姓安定了，收入高了，才有东西献给神灵，——神也是要吃饭的。所以对王来说，事神和保民是一件事情，只有人民满意了，神才会满意。
 子路曾向孔子请教如何伺奉鬼神，孔子告诉他：“未事人，焉事鬼？”就是在告诫他，只有政治清明了，人民生活富足了之后，才能去考虑事鬼的事情，没有民众的支持，鬼神是不会护佑的。

 许多人将孔子这句话作为了孔子不信鬼神的证据，这是很扯的一件事情，鬼神的信仰是礼乐制度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对礼乐制度的崇拜已经到了“传而不述”的程度，又怎么会不信鬼神？这句话的真正用意是告诉子路，政治要先事民，后事神，人民满意了，神自然会满意。

孔子“未事人，焉事鬼？”表达出的思想与礼乐制度中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思想完全一致。 如果在周朝举行一个听证会，向大家解释赋税用途，就会看到其中有一个用于祭天的专项资金。 祭天不是为了王自己，而是王代表大家来做的一项工作，所以费用由大家要摊，这是那时候的人们都接受认可的一个观点。 天命论产生发展过程大体如此。

 古人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这儿说的道，就是治国之道，也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礼乐制度，意思是治国最重要的是忠于民事，让人民安定，其次是信奉神灵，让神灵相信你。 如果深入研究会发现，所谓“信于神”竟然是“忠于民”的另外一种方式。   “信于神”就是广受今人批评的被认为是作为统治阶级愚弄广大人民群众工具的天命论，许多人都说这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用人们对鬼神的迷信而抛出的愚民思想。

 认为天命论是愚弄人民的工具的观点有些狭隘，当时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一样愚昧，他们自己也非常迷信鬼神，否则就不必费劲巴力地搞什么祭天大典了。 祭祀不是歌舞，不会让人感受到愉悦的快感，反倒是每次大的祭祀活动前都先要斋戒，先从饮食上折磨自己，再从生理上虐待自己，为了纯洁心灵，不能跟妻妾同房，非常痛苦。 古代的祭祀又特别多，大事小事都要祭，不信而又天天做，劳民伤财，难不成贵族们喜欢自虐么。

前面写的有些乱，总结一下天命论的论述吧：

 在早期天命论的构思里，以天子为法人的执政机关，是上帝人间事务的代理机构，负责统管天下民众，但上帝又是民意代表，老百姓喜欢谁，他就让谁得逞。 因此，从上帝到君王到民众在到上帝，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可循环的控制环，君王听上帝的，上帝听民众的，民众听君王的。 如果抽掉中间那个虚无缥缈的上帝，就会发现，天命论实际上是民主思想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上帝代表民众的意志，君王代表上帝的意志，所以君王的所为应该符合民意。
     在古人的天命论思想里，天下并非是一家一姓之天下，谁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它就是谁的。 因此，帝王们才用天命论来告诫自己的子孙们，要慎重地对待民意。 鲁昭公在与鲁国大夫的冲突中失败，被赶出了鲁国，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件事情，晋国的赵简子为此专门请教史墨（晋国史官），他说：季氏赶走了国君，老百姓服从他，诸侯亲近他，现在国君死在了国外，竟然也没有向他问罪。

 史墨说：自从东门遂杀掉适子（应该继位的太子）立了庶子，鲁国的国君就失去了权力，落到了季氏手里，季氏世世代代勤勤恳恳，而国君则放纵自己贪图安逸，这种情况持续到现在已经有四代了。季氏对待民众很好，民众顺从他没有什么不对的。民众只知道季氏，不知道有国君，国君又怎么会有权呢？所以，死在国外不会有人怜惜他。君臣无常位，社稷无常奉，自古皆然。古代三王的子孙，现在已经变成了平民，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么。
     史墨所论，可看做古人对天命论最直率的解注，天下是民众的天下，而不是一家一人的天下，天命论与家天下的主张正好相悖，它认可天下的更迭。天命论也不是告诉人们要忠于君王，不要违背上天的意志，而是君王的先人警告自己的后人，不要违背民意，不要被民众抛弃。 古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 道，指治国之道，也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礼乐制度，意思是治国最重要的是忠于民事，让人民安定，其次是侍奉神灵，让神灵相信你。
 如果深入探究会发现，所谓“信于神”其实是“忠于民”的另外一种方式。
     许多人都说天命论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用人们对鬼神的迷信而抛出的愚弄人民的工具。 这种说法如果是针对春秋之前的时期，是有些狭隘的。
 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一样愚昧，他们自己也非常迷信鬼神，否则就不必费劲巴力地搞什么祭天大典了。
     祭祀不是歌舞，也不是到游戏厅玩游戏，那个玩意儿不会让人感受到愉悦的快感，反倒是每次大的祭祀活动前都先要斋戒，先从饮食上折磨自己，再从生理上虐待自己，为了纯洁心灵，不能跟妻妾同房，非常痛苦。 古代的祭祀又特别多，大事小事都要祭，不信而又天天做，劳民伤财，难不成贵族们喜欢自虐么。
 而且如果天命论是用来愚弄老百姓的，一定要对老百姓来宣讲天命论，让老百姓对君王有一种敬畏之心。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如果在春秋之前的时期（包括春秋时期）你不想做官，就不用管什么鸟天命论，那个东西跟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关系。 也就是说，作为普通老百姓没有接受天命论愚弄的机会。 本来嘛，我就是一种地的，偏偏要对着我说什么天命即民命，让我对老百姓好一点，这不是有病么？说得着嘛，天命论与我有一毛钱关系。 

春秋时期有关天命论的论述大多散见于君臣之间的对话。 天命论的中心思想并不是让人们迷信天命，无条件地去效忠君王，而是相反，它要告诉执政者们的是，如果谁想要长久地拥有天下，就不要违背民意。 大人们都有一种经验，当孩子哭闹不休的时候，经常用鬼怪来吓唬他，而且百试百灵。
     与一贯愚弄和欺骗劳动人民相反的是，天命论就是一只长期用于威吓统治者的神怪，每当这些人间的王们做出一点出格的事情，就会有人来对他大讲天命论。 在正统的天命思想里，天帝不会对某一个人特别钟情，这位老先生只钟情于那些民心拥戴的人。 如果王的所作所为让天下人离心离德，被天下人抛弃，那么上帝也会抛弃他，去选择另一个民心所向的人来替他代理人间的事物。 天帝常常会移情别恋，这让作为天下之主的王们很头疼。
     最让王们头疼的还不是天帝的移情别恋，而是天帝移情别恋之后自己的下场：或者被放逐，或者被砍头。 “天道无亲，唯德是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些古代君臣之间对话中透露出的信息无不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的先祖们早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天命就是民命。
     通过对仁的起源的研究，可以了解仁在礼乐制度中的作用，通过对天命论的研究，可以发现，天命论就是站在执政者的角度，阐述了实行仁政的必要性，它用一种迷信的方式将天命与民意完美地融合到一起，作为约束权力的一种措施而在那个年代流传着。
     在礼乐制度的设计里，畏天命是礼乐制度下制约权力的最后一道关口，权力有所畏惧才不敢放肆。

 到了西汉时，董仲舒在古人天命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认为上天会通过一些自然现象向人们表达自己对于执政者的意见，如果满意执政者的行为，就会降下祥瑞；反之则降下灾害。 因此，执政者应该时刻留心自己的政治，注意天地之间异常的灾变。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是天命论思想的一种延续。 与之前的天命论思想相比，董仲舒在强调执政者会降下灾变警告执政者对执政者表示自己不满的同时，也着重说明了祥瑞的作用，认为在执政者顺天应民的时候，上天会降下一种人力无法创造的特有的征兆，来向人们显示自己的意志，表示对人间帝王的支持，这种征兆被称为“应命之符”。
     这种观点在春秋和之前时期是不大有的，那时候的人们只关注灾变带来的影响，春秋也只记灾，有对人们生活有影响的灾难就记录下来，每当有灾变的时候，就赶紧祭祀，反思自己，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很少有祥瑞的记录。

 在西汉同时流传的还有天命论的古老版本，刘向在写给汉成帝的《谏营陵疏》中说：“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 刘向是汉室宗亲，敢这么大胆地同皇帝讲话，不独因为他的正直，还在于当时的人们对这种观念的认可，这样的话在后世是不大多见的。
     纵观春秋的历史，几乎找不到执政者为了证明自己特殊的身份而征集祥瑞的历史故事，那时候的国君与大夫将精力更多地放在民意身上，关注老百姓的满意度，对于上天只关注灾变异常现象。 自天人感应说被提出之后，人们通过灾难来反思政治的力度就小了许多，有了天灾之后，多是丞相出来顶缸，上表自责，要求换掉自己。 另一方面帝王们对寻找祥瑞的热情倒大了起来。 君命神授，既然上天会降下祥瑞来证明权力的合法性，许多执政者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就热衷于寻求祥瑞乃至创造祥瑞向世人宣示。

 天命论表现在政治制度上，是不同等级的人只能祭祀不同等级的神，只有作为天下之主的王才具备祭天的权力。
     祭祀天帝的时候，备下丰盛的祭品，不但要请天帝自己来享受祭品，还要请身份地位相当的祖先来作陪。这类似家里来了贵客，请人作陪的做法。 祭天是天子跟天帝在交流，交流的内容有三项：一是向上帝述职，报告治下的情况，二是向上帝祈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三是谢恩，摆下祭品请上帝享用。
 最高规格的祭天典礼是封禅，到泰山顶上直接跟天帝对话。周之前祭泰山已经是很重的大典，有些诸侯在泰山周围有专门的采地，设有驻泰办事处，以便陪周王参加祭天大典。
     周王朝衰落之后，各国纷争不已，祭泰山之礼随之荒废。 《论语》有季氏祭泰山的记载，孔子对此很不满意。季氏是鲁国的大夫，按照制度只有国君才有祭祀山川之神的权利，他的做法显然违背了礼法。
     不过这在当时好像也不算怎么一件大事，违背礼法的事情大家都在做，反对季氏就等于反对自己，如果不是为了灭掉对方找借口，谁会跟自己找别扭呢？所以除了孔子表示了自己的异议之外，没有多少人在意它。 这种状况与现在的官场类似，大家都不干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真要叫起真来，自己贪腐的空间也没了。
     季氏祭祀泰山采用的规格还只是诸侯级的，是诸侯对境内山川之神的一种常规祭祀，其规格与帝王泰山封禅还有很大的差距。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到泰山封禅，向上帝报告自己不朽的功业。 也许是周王朝衰落的时间太长，到泰山祭天久已不作的缘故，秦始皇的泰山封禅赋予了它格外的涵义。

之后，不知道哪位老先生拔高了封禅的条件，指出封禅的君王不但要有政绩，还要有祥瑞。政绩和祥瑞合二为一正是天人感应说特色。

因此，封禅不但神圣，而且成为了一种标志，标志着君王的丰功伟绩。

有人怂恿李世民封禅，魏征出来阻止，李世民咄咄逼人地问：你说我哪里不够资格封禅？！

到泰山封禅成了帝王们的梦想，有德的和无德的。

不过，尽管自汉之后天命论与之前的有了很大的不同，可以体现自己政权的合理性，但到泰山祭天这件事情毕竟非同小可，跑到泰山上去对着老天说“我最近干得不很好，老百姓也都不怎满意，但是不要紧，以后我会努力的。”这样的话是不怎么合适的。

所以，秦之后的帝王数以百计，没有凤姐的心理素质，不是自信心好的爆棚的天子，敢跑到泰山顶上去跟上帝他老人家套磁的寥寥无几，足见泰山封禅要求的条件之高，天命论对帝王们的愚弄之深。

一个人站在那山的最高峰，面对着天底下最威严的权力，总要回想一下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只有那些确有功绩，自以为实无愧于天子这个称号的人才敢来到这个地方。

对于更多的帝王，来到这里将意味着是一场最高规格的审判，站在这与天相接的地方，只能用颤抖的心来回视自己的所为，回顾那些与天子职责背道而驰的行为，一个人可以欺骗别人，却无法欺骗自己，欺骗上天。

欺天者，不详！

当然，什么事情都有例外，从宋真宗弄虚作假把封禅做成闹剧之后，封禅开始受到冷落，很像倾国倾城令人不可逼视的美女遭受玷污之后落到无人问津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