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三国麻辣烫如何:天眼看历史---激烈的民族碰撞年代

天眼看历史---激烈的民族碰撞年代（6)

  五胡乱华的根源是什么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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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需要明确，五胡乱华的大背景是东汉末年以及三国时期，气候大幅度转冷，东汉末年的两次海侵事件就是最明显的自然现象，前文也说到神医张仲景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写出伤寒论这样的著名医著。

  五胡基本上都居于北方，鲜卑族来自大兴安岭东麓，属于极寒地区，在气候转冷的背景之下，生存困难，只能南迁,而原居于蒙古高原和河套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到鲜卑族的强大压力，也只能向南迁徙。

  东汉末期，虽然汉朝的中央政府开始衰败，但是相对五胡来说依旧是强大的，所以只能生活在汉朝北方边境的周边，三国时期，虽然中原动乱，但是靠近北方边境的是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曹操辖地，北方游牧民族依旧徒唤奈何。

   必须密切关注的是：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中原大瘟疫以及战乱，使中原人口急剧下降，而军阀之间征战是需要兵员的，因此，从三国时代到西晋，不断开放少数民族进入内地，即从事农业劳动为国家增加税收来源，同时又提供兵员。
　　曹操击败袁绍后，远征辽东，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并将亲附袁氏的三郡乌桓迁到河北，后平定关陇，又将大量氐族人迁到关中各郡，与氐族一样原居于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地区的羌族人也大量地迁居关中。
　　东汉初年举国内徙至今内蒙古草原的南匈奴则逐渐南移，曹魏时分为五部，族居于今山西汾水河谷，曹魏及西晋初期，游牧于蒙古草原的众多的匈奴部落受到草原上新兴的鲜卑族的压力，亦纷纷迁到长城以南地区。
　　在今汾水河谷与匈奴杂处的还有一个自称为匈奴后裔的民族——羯族，不过他们鼻子高耸，眼眶深陷，与源出蒙古人种的匈奴人差别颇大。
　　在上述内徙的氐、羌、匈奴、羯人的外围，东到辽东，西至今青海，横跨蒙古草原，是总称为“鲜卑”的民族集团，起源于今大兴安岭东麓，当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帝国在西汉武帝以来连续打击下解体后，他们逐渐向西迁徙，吞并融合残余的匈奴部落及从西伯利亚南下的丁零族，力量逐渐强大。
　　东汉末年及曹魏初，鲜卑先后在蒙古草原上建立起以檀石槐及轲比能为首的部落联盟，其内部社会关系也逐渐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曹魏末年到西晋初期，鲜卑慕容部、宇文部、段部据有辽东、辽西；拓跋部雄居塞北，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其政治中心，并先后与魏晋政权发生政治联系。
　　鲜卑乞伏部及拓跋部的一支迁徙到今陕西、甘肃北部边境地区，而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则移居到青海草原。
　  这是西晋末期五胡的生存状态，也是五胡十九国的雏形。

    西晋八王之乱，彻底摧毁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基础，最终晋室东迁，东晋（司马睿）据守长江以南，永嘉之乱使北方进入长期的民族之间的战争。

    八王之乱中，争战的各方及依附于八王的西晋州郡牧守纷纷联络各族居的少数族，以扩大势力，为少数族参与西晋政争并自求发展创造了条件。
　　早在晋惠帝即位之初贾后专权时，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伷及并州刺史司马腾均私自遣使到塞北的鲜卑拓跋部，加以笼络，司马颖还上奏朝廷，让并州匈奴左部帅刘渊作行宁朔将军、监匈奴五部军事，晋安北将军王浚竟先后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辽东鲜卑首领务勿尘、苏恕延。
　　司马颖将刘渊收罗在自己麾下，他受封为皇太弟时，任命刘渊为太弟屯骑校尉，后击败司马越，又任命刘渊为冠军将军，封他为卢奴伯。
　　当司马腾招集鲜卑拓跋部，王浚拥辽东鲜卑及河北乌桓，连军进攻邺城时，司马颖接受刘渊的建议，任命他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让他回并州招集五部匈奴反击司马腾等。
　　刘渊还至匈奴族众所在的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后，匈奴贵族认为摆脱西晋统治的时机已到，于是共推刘渊为匈奴大单于，迅速建成一支5万人的军队。
　　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司马颖被王浚击败，逃奔洛阳，刘渊便自称为汉代皇室刘氏之后，追尊蜀汉后主刘禅，自封为汉王，年号元熙，公开反晋。
　　刘渊称汉王后，击败司马腾，并州地区两万多户汉族百姓随司马腾向南流亡，号称“乞活”，随后数十年中，这些“乞活”的流民组织一直与匈奴及羯族政权为敌。
　　刘渊不久得到在青徐二州起兵反晋的东莱（今山东掖县）人王弥及羯人石勒的归附，势力很快扩大到黄河以北地区。
　　石勒（公元274—333年），字世龙，出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羯人，他的祖父和父亲均为羯族部落小酋长。石勒曾因作小生意到过洛阳，后还乡耕种，代其父统辖所部羯人。
　　晋惠帝太安年间，并州地区饥荒骚动，刺史司马腾虏掠羯人，卖到河北，以获取军饷，石勒也被卖给茌平（今山东茌平县西）一家人作奴隶，不久被主人放免，为人佣耕求食。当时西晋在茌平设有养马的马苑，石勒与马苑长官汲桑联络，招集王阳等八个伙伴，乘苑马抢掠财物。
　　及成都王司马颖败于王浚、司马腾，司马伷将晋惠帝劫持到长安并废黜司马颖皇太弟名号后，原司马颖部将公师藩在河北起兵，抗击司马伷，石勒与汲桑率马苑牧人投靠公师藩。公师藩不久被晋濮阳太守苟晞击杀，石勒、汲桑逃回马苑，率牧人劫郡县囚徒，招山泽亡命，以拥成都王司马颖为名。
　　后奔袭邺城，杀从并州逃亡而来的司马腾，但不久却遭到司马越部将苟晞毁灭性的打击，汲桑战死。石勒逃回上党，率于当地筑垒自守的羯族酋长张郃督、冯莫突等投奔刘渊，被任命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统领羯人，时在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末。石勒从此成为少数民族反晋的领袖人物。
　　永嘉二年，刘渊基本上控制了并州全境，于是称皇帝，以汉为国号，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任命石勒为汉持节、平东大将军、都督山东征讨诸军事，进军河北。
　　石勒迅速攻占冀州（治今河北冀县）各郡，杀西晋地方官吏及冀州刺史王斌，攻陷100多个汉族豪族及百姓屯守的坞壁堡垒，将强壮者充作兵士，并将其中“衣冠人物”集中在一起，称“君子营”，以赵郡中丘（今河北内丘县东）人张宾为谋主，“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
　　这时，刘渊之子刘聪也奉命攻下上党郡（治今山西黎城西南），打通了进军洛阳的道路。
　　永嘉三年，刘聪渡过黄河，进至洛阳城外，司马越据城迎战，将其击败，乞活帅李恽等赴救洛阳，刘聪退走。永嘉四年六月，刘渊病死，刘聪杀其兄刘和，自立为汉皇帝。九月，刘聪命刘曜、刘粲、王弥等再次进攻洛阳，石勒也渡过黄河，攻占南阳、襄阳等城，收降王如等反晋的流民起义军，对洛阳形成迂回包围的态势。洛阳发生饥荒，司马越发羽檄急召州郡赴援，晋怀帝对使者说：“为我语诸征镇，若今日，尚可救，后则无逮矣。”但司马越执政后，专擅威权，谋取帝位，“州郡携贰，上下崩离”，而州郡牧守如琅邪王司马睿等各图趁乱发展自己的势力，“所征皆不至”。

    　十一月，司马越弃怀帝，率众20多万逃离洛阳，向东进发。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三月，司马越病死于项城（今河南沈丘），大将军、襄阳王司马范与太尉王衍率众继续向东逃窜。
　　四月，王衍等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县东）被石勒大军追上，王公以下及士卒共10余万人被杀，王衍及晋宗室诸王48人被俘，不久亦被杀。

     司马越逃亡之军覆灭后，洛阳孤城对敌。永嘉五年六月，刘曜、王弥、石勒挥师洛阳，洛阳城中的西晋公卿作鸟兽散，晋怀帝试图逃奔长安，被刘曜等追上，公卿士卒3万多人被杀，洛阳宫殿被烧，妃后受辱，晋怀帝被掳入平阳。永嘉七年二月被刘聪所杀。
　　洛阳失陷，怀帝被俘后，逃亡在外的晋司空荀藩传檄州镇，推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市）的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青州刺史苟晞则拥立晋武帝孙豫章王司马端为皇太子，自封为尚书令，拜置官属；驻于幽州（治今河北涿县）的大司马王浚也承制假立太子，署置百官。
　　永嘉六年，豫州刺史阎鼎挟持晋武帝另一个孙子秦王司马邺西奔长安，雍州刺史贾疋遣兵迎接。次年四月，怀帝死讯传到长安，司马邺被拥立为帝，即西晋愍帝。
　　晋州镇势力人物如司马睿、王浚、凉州刺史张郃等虽遥奉晋愍帝的号令，但他们对长安这个几乎由清一色的关陇人组建的临时政府并不感兴趣，各图自保，未能响应晋愍帝的号召，派兵共骧义举，“荡除凶寇”，“奉迎梓宫，克复中兴”。
　　这时长安频遭战火洗劫，“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关中地区发生严重饥荒，疾病流行，盗贼遍起，百姓被迫相互残食，关中豪族各筑坞自守，临时政府分别任命他们为将军、太守，朝廷大臣阎鼎、索綝、梁综等又相互猜疑，甚至兵戎相见，因此晋愍帝长安政权难以形成稳定局势的力量。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八月，刘曜围攻长安，“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
　　在外援不至的情况下，晋愍帝决定投降，“庶令黎元免屠烂之苦”，于十一月“肉袒衔璧，舆榇出降”，与其公卿大臣一同被俘入平阳。次年十二月，晋愍帝被杀，西晋灭亡，琅邪王司马睿随即称帝，仍以晋为国号，在江南建立起司马氏流亡政权，东晋，而北方开始进入少数民族之间   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不断的征伐，五胡开始登上大舞台。

   西晋王朝的堕落是五胡乱华的历史条件，而东汉末期以来，气候转冷，北方民族生存压力加大，只能不断向南不断迁徙，激烈的民族冲突就成为必然，五胡乱华实际上是各个民族在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