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热播过后激起社会各界人士深入思考

http://www.sznews.com   2010-05-07 09:33  深圳新闻网    【字号：大 中 小】

发扬特区精神续写特区辉煌 深圳特区报记者 马璇

深圳新闻网讯  没有一部电视连续剧，能够像《命运》一样，吸引全城的眼球；能够让那么多的深圳人，心情澎湃，热泪盈眶。

这部讲述深圳经济特区拓荒传奇的“改革史诗”，从４月１１日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到“五一”期间在深圳卫视播出，深圳人或守在电视机旁，或通过电脑和手机终端，甚至在户外大屏幕上、地铁与公交的移动视频上观看这部电视剧，整个城市进入了一个“《命运》场”。

“《命运》场”里激荡着改革创新的锐气。无论是“老深圳”，还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８０后”年轻人、“９０后”大学生，《命运》演绎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激起了人们对特区历史和深圳精神的深入思考。弘扬特区精神，续写特区辉煌，成为深圳人观看《命运》后的共同心声。

《命运》还牵动着每一个关注中国、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的普通观众的心。全国各地的观众们通过它重温深圳改革开放的曲折与惊心动魄，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更在全国文艺界和社会各界引发热议，普遍认为《命运》是我国重大历史题材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作品。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代市长王荣近日充分肯定了《命运》这部电视连续剧，认为“《命运》对总结深圳、宣传深圳、推动深圳新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要求进一步学习和发扬特区精神，推动深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新的发展。

直面深圳的建成史、心灵史、思想史

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广电集团联合出品的３０集电视连续剧《命运》，历经４年精心磨砺，是深圳为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经济特区建立３０周年献上的一部精品力作。中宣部、广电总局、省委宣传部等对《命运》的拍摄和播出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和指导。深圳市委领导亲自参与策划、组织，亲自部署宣传推介，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作为一部主旋律作品，《命运》带来的“观剧热潮”成为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央视首播当晚，深圳市５０００多台公交车、１００００多个电视终端，地铁１号线的所有电视终端以及２０００多个楼宇、电梯中的电视终端，都同步播出《命运》，深圳更形成了全城市民同步观看的热潮。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奇迹，在这个奇迹的创建过程中，特区输出了大批开拓型官员，在这些官员中，以梁湘的仕途起伏最为波折，至今说来仍令人唏嘘不已。    

    马革裹尸还一腔热血上延安    

    梁湘生于华侨家庭，到广州上学时就激进而活跃。1937年，不到18岁的他，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徒步奔赴延安，之后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出生入死。    

    1981年10月27日，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取建设深圳皇岗口岸规划的介绍。左起：胡应湘、任仲夷、梁湘、曾定石。    

    梁湘的弟弟著名经济学教授梁文森忆起梁湘奔赴延安时的情形，他流泪了。他说“梁湘跟母亲说‘忠孝不能两全’”，就怀着“马革裹尸还”的壮烈上了延安。在梁文森眼里，梁湘是个心直口快，很负责任，很坚韧，很有原则性的人。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梁湘南下深圳    

    梁湘62岁时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抱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南下深圳。

    1981年3月，梁湘调到了荒芜一片的深圳任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投身到没有硝烟的“第二次革命”中。到深圳之前，他已经在省政治舞台上有相当一段时间，也相当活跃。先后做过主管工业发展的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副省长等职。

    据说，他当时并不想到深圳来，为此还和习仲勋吵了一架。但他一到深圳，马上找到负责基本建设的副市长罗昌仁，要他不要局限在两平方公里，要按照设计蓝图，在38.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全面干起来。用他的话说，要做，就干脆把“饼”做大。

    五年后，梁湘黯然离职，临走时对着近千名哭成泪人的干部群众泣声说：“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在深圳真正打开局面的，是梁湘。”原广东省领导刘田夫坦陈。梁湘这个大刀阔斧在荒芜的土地上竖起了近千幢大楼的人，一生都在“革命”。

    这个刚烈的汉子，为了特区改革敢跟中央老领导当面叫板，为了深圳甩手向前不怕省里通报批评。顶着特区要“变天”的非议，背着“出卖主权”的骂名，他创下了“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

    梁湘：创建特区最苦时期的“苦官”　　

    据《南方都市报》刊文，谈起自己的父亲，梁湘之子梁明声音有些哽咽“他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刚来时住在铁皮屋里。那时候的深圳只有一条200米不到的街，上步就已是郊区。晚上开会看文件只能躲在蚊帐里，因为蚊子太多。来一年就累得住进医院”。

    《南粤之子》一书中记录了这样的一个故事：1981年夏天，国画大师刘海粟来深。他对梁湘说：“你梁湘在深圳特区率先推行市场经济、引进外资，搞好了也会有人说你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假如你把深圳搞糟了，更会有人说你复辟资本主义！反正一顶大帽子正等着你去戴哩！”梁湘答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为党立功问心无愧，我什么都不怕，千秋功罪，让后人评说吧！”

    那个仍处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国家规定“买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而梁湘“斗胆”拍板，要把“死钱用活”，自己担保，向银行贷款，把当时只能用来办工业的贷款搞了基建，这种被认为“透支”的方式遭到内部通报批评。挨了批的梁湘没停住脚步，他跟相关人员说：“你们大胆办下去，如果错了，要追究责任，由我来负责！”

    1985年1月起，全国推行梁湘的做法——全国各地的基建投资由原来的国家拨款改为向建设银行贷款。

　　招兵买马筑巢引凤　　

    蓝图虽已绘但深圳面临的是人才“奇缺”境地。梁湘主政深圳之初，所拥有的将相兵马才仅有2000余人，宝安县仅1名工程师。梁湘让当时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常委刘波上广州弄几百人来，但没人愿意。之后深圳筑巢引凤，出台七条优惠政策。希望通过住房、工资、户口等方面的优惠笼络人才。

    以刘波开道的“招贤团”上北京，走上海历时数十天，跑遍全国12个大城市，四处出击，所到之处采取在当地媒体发布招聘公告。筑巢引凤为深圳的人才储备打下基础。

    “卖裤子也要把深大建起来。”老深大人还记得梁湘说的这句话。在梁湘的倡议下，特区计划兴建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科学馆、体育中心等“文化八景”。梁湘主政深圳时，几年来拿出了占地方财政开支三分之一的资金，办文教卫、科学和体育事业。办起了《深圳特区报》、《深圳青年报》等八家报刊杂志。创办了深圳大学、教育学院、电视大学、各类中专和一批中小学。“勒紧裤带也要把文化科学建设起来”这是当年梁湘立下的军令状。

    邓小平认可梁湘功绩    

    1981年11月前后，梁湘到职不到一年时间，中纪委很快派来了调查组；深圳的“告状信”也交到了调查组手中，不久北京有人发表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直至1984年1月29日，视察了深圳的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之后宣布开放全国14个沿海城市。梁湘才渡过险滩，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当年《人民日报》称“深圳城市建设是现代化建筑史上的奇迹”。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视察深圳，下榻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稍事休息后，便听取了当时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汇报。汇报完毕，邓小平未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当即作指示，却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看，只看不说。”

    随后的几天，邓小平果然只看不说。但是，在视察途中，他却不住地询问。直到1月26日邓小平离开时，他也没有给深圳留下只言片语，当时，深圳人真的有些不安了。

    后来，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传到深圳，当年2月1日，大年三十，小平在广州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深圳迎宾馆6号楼大厅墙上，一直将这个题词挂到现在。

    调离深圳梁湘被遗忘    

    1986年对梁湘来说，可谓悲喜两重天，新年伊始，梁湘成为《半月谈》杂志的封面人物，被推举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但仅仅几个月后，梁湘失去了领导职务。他在当年的离职会上说：入党已半个世纪，他“没有虚度年华”。

    短短一年过后，梁湘被再次起用，先后担任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海南省委副书记、首任省长等职，直至1989年9月14日被撤销职务。

    1998年12月13日零点10分，79岁的改革家梁湘在将近十年的“长期审查”中于广州病逝。

    “深圳的历史上抹不掉梁湘的名字！”当年他花了6万元请人雕刻了孺子牛，有些老人认为梁湘是在那头倔强的牛身上看到了自己。而据《深圳人重评梁湘》的作者朱健国先生称，民间有一批人准备自己投资为梁湘立碑。

    不过，即使是梁湘这样在深圳乃至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人物，今天许多深圳人已不知其为何人了。          《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疾呼：一座忘记历史的城市，如同一个没有家园的灵魂。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能承荷得起1000万人口的精神流浪？（原载南方报业网 2008年1月14日）

血路 想起袁庚与梁湘

　　深圳的冬天，温暖如春。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起的全省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今天召开的深圳市委四届八次全会，也将不断为深圳这座以改革著称的城市肌体植入新的思想大解放的因子。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前日更以“深圳解放思想要有胆有识”、思想理论界要敢于“亮剑”与特区官民共勉。

　　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在深圳特区正向纵深推进，本报继推出《再造深圳》、《思想大解放，深圳再出发》系列报道之后，今起再次推出特别报道《血路》，首先刊发“想起袁庚与梁湘”系列，重温老一辈特区“拓荒牛”那种“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和干劲，张扬先行者不畏风险、不计个人荣辱、勇于改革的精神，再蓄拓荒的果敢和智慧，自觉抗拒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停滞不前的精神状态，破除思想观念和机制体制中还存在的制约与障碍，并以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袁庚：1917年生于广东宝安县大鹏镇，1937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9年入党，参加过淮海战役，1949年任两广纵队炮兵团长。上世纪50年代曾出任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总领事。1968年3月-1973年9月，被康生等以“美国特务”罪名投入秦城监狱5年半，直至周总理再三过问，才得以脱离牢狱之灾。1978年秋，袁庚奉命调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开始缔造“蛇口试管”。1992年12月离休。

　　梁湘：1919年11月出生，广东开平人，1936年入党，曾任广州市副市长、韶关地委副书记、广州市第三届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等职；1981年10月至1985年8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1985年8月至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1986年5月至1987年9月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9月至1988年4月任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1988年2月任中共海南工委副书记；1988年4月至1989年9月任中共海南省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第一任省长。1989年9月14日被撤职。1998年12月13日零点10分在广州病逝。

　　 启事

　　在推出特别报道《血路》，重温历史的同时，本报开通新闻热线40088-66166或（0755）83325000，面向深圳乃至全国征集线索，聚焦曾经公开或未曾公开报道的锐意改革之人和事，回放30年改革开放荡气回肠甚至充满悲壮色彩的峥嵘岁月。本报也欢迎广大读者通过新闻热线和登录奥一网“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参与“思想大解放，深圳再出发”大讨论，诚恳地讨论理当改革的领域中不够改革的地方，以及养成更有胆略的批判精神，直面不够开放或开放得不好的地方，只为向前向内再冲锋，以完整的改革促进一个健康社会的形成，以世界的眼光参考世界文明的普世原则，闯出一条推动科学发展的新路。

　　一场“思想解放”的春风再次席卷南粤大地。对于有“中国改革试管”之称的深圳而言，2008注定是又一个重祭改革大旗的历史拐点。

　　改革开放的脚步，在30年的岁月红尘中日显蹒跚，深圳这个因思想解放而生的孩子太需要一种力量来助其再次出发了。重温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

　　 深圳如何重树改革大旗？

　　回溯到28年前的特区初立，“思想解放，开拓创新”仿佛就是她的空气，充盈时精力充沛，缺失时顿陷委靡。梁湘、袁庚等先辈们在荆棘丛生的大地上躬身前行，用智慧、勇气和担当，挣脱束缚，打破樊篱杀出了一条中国改革开放的血路。自1979年，“空降兵”袁庚“用晚年政治生命”换来“蛇口这个试管婴儿”诞生；到1981年梁湘“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顶着“变天论”让特区变模样。历史用“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为深圳这座城市的气质做了最好的注解。

　　之后数年，特区在种种非议与责难中，历经着前进、徘徊，又前进、再徘徊的螺旋。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特区成立将满28年之际，在财富的积累日益厚重之后，早年那“宁可掉帽子”也要主动改革的先锋之气已渐失。

　　深圳如何重树改革大旗？两年多以前的“新特区主义”讨论为这个茫然若失的城市撕开了迷雾。而到了这个冬天，一场“思想解放”的春雷又开始轰轰响起。可以预见的是，深圳乃至广东必将迎来又一个深化改革的春天。

　　 要从改革先辈身上吸取营养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更可以砸碎禁锢思想解放的樊篱，找回从官方到民间潜伏的改革激情。关于这一点，刚刚履新的市委书记刘玉浦在前日召开的全市进一步解放思想座谈会上也谈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届市委、市政府和历代特区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深圳的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按照实现跨越式科学发展的要求、与老一辈特区‘拓荒牛’那种‘杀出一条血路’的闯劲和干劲相比，以‘排头兵’的标准和能够与世界先进城市‘叫板’的高度审视自己，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无论是干部队伍的思想观念、工作的机制体制，都还存在不少制约和障碍”。

　　在因特网三剑客之一的南方评论人金心异看来，在重祭改革大旗之始，重温历史、集体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以“稳不稳当，安不安全”为出发点的现代官员们，首先要从深圳的改革先辈身上吸取的营养就是担当。无论是袁庚还是梁湘，他们身上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他们敢做敢为，不怕牺牲的担当之心，都可能成为今天做好准备再出发的深圳官员们的全新力量。除了重温梁、袁二人的大智大勇，还需要重新咀嚼邓小平的闪光谈话，来反思自己是否真正无愧于“特区官员”称号。

　　来吧，让我们重新回到那段豪情万丈的历史时空，走近那些激情忘我的改革英雄！

　　 ■袁庚往事

　　公开票选行政干部

　　1983年4月，蛇口工业区首先在国营直属公司副经理以上的行政干部和助理工程师以上的技术干部约130人中，进行民意测验，由他们在没有指定候选人的情况下，自行推选管委会成员。结果，民意测验的名单与组织部门的预定人选完全一致。

　　这次民意测验实质上是蛇口工业区第一次成功的民主选举。

　　不出认为袁庚“滑头”的人所料，袁庚高票当选。

　　在管委会就职典礼上，袁庚代表党委、管委会作工作报告时郑重宣布：“从现在开始，将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干部原职务、级别记入本人历史档案，在工业区工作时仅做参考，调离工业区时将按原职别介绍出去。按新制度聘用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每年由群众投一次信任票，一半以上群众不信任、不称职及渎职者立即更换。”

　　蛇口，毕竟不是一座世外孤岛。袁庚宣布的有关原则，为后来各种矛盾的发生埋下了幼稚的种子。

　　有一位作家指出，“调入蛇口工业区的干部，原职务、级别记入本人历史档案，在工业区工作时仅做参考”一说，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突破。尤其对级别较低的年轻人来说，更是深受欢迎。然而，“调离工业区时按原职别介绍出去”一条，就显得乌托邦味道过于浓郁了。如果一位干部，在蛇口工作一二年马上离开，或者一直干到退休，似乎问题都不会太大。可是当他在这里奋斗了十几年后再调出去时，就必然面临一个与外界脱节的问题。十几年时间过去，同等资历、能力的同学同事们或股或科或处或局，一步一个台阶地扶摇进步，而在蛇口工业区工作的人却要“按原职别介绍出去”，依然是原地踏步！可以说，类似问题是1983年的袁庚没有料及的。但是，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一年后，即1984年4月22日，蛇口工业区全体干部300余人，对袁庚为主任的管委会进行首次信任投票。

　　投票前，袁庚作了说明：干部制度改革，旨在摸索一条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新路子。由对领导干部进行民意测验转到定期的信任投票，这是为了让领导干部自觉置身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领导群众开创特区建设的新局面。袁庚说：“民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纠正错误。信任投票使这种功能在一年内便可体现出来。”

　　信任投票结果，管委会获得信任票295张，各成员获得信任票均超过半数。

　　袁庚本人获得1张不信任票。

　　同时，管委会收到了出自82人之手的数十条批评意见和建议。次日上午，袁庚召开党委会、管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向大家公布了投票结果，要求各位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意见，并建议召开一次两委民主生活会，落实整改措施。

　　有人问袁庚：“在中国，当经济和文化没有搞上去之前，你们这样做，岂非‘民主早熟’了？”有位好心的报纸总编辑托人带话给袁庚：“蛇口在民主的问题上千万要慎重。不要犯‘自由化’的错误”。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袁庚一再告诫自己和他的同事：试验是要“有控制、有步骤、逐步深入和扩大的”。“民主不是起哄，更不是儿戏，方向要坚定，行动要稳妥”。

　　舆论监督向我开炮

　　1985年大年三十，《蛇口通讯》编辑部收到一篇署名甄明伲的来稿《该重视管理了―――向袁庚先生进一言》。

　　大年初一，《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去向一些读者朋友拜年，就来稿是否发表征询意见。结果几种不同看法与编辑部内部意见基本吻合：赞同者有之，忧虑者有之，劝罢者也不乏其人。

　　大年初二夜里10时，韩耀根几经犹豫，终于拨通了袁庚家里的电话，说有篇批评他的文章，要送给他审。

　　袁庚说：“不要送审，编辑部有权发表……我们就是要在这块地方缔造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民主社会，否则，要我们1000多干部来干什么？”

　　尽管袁庚的回答干脆利落，次日晚上，韩耀根还是亲自赶到袁庚家中。但主人不在，他便把稿件留下。

　　这一天夜里11时许，他接到袁庚的电话。

　　袁庚说：“稿件已经看过，我认为可以一字不改，照发。”

　　韩耀根问：“可否做些技术性修改？”

　　袁庚回答：“不必。”

　　大年初四早晨，韩耀根取回稿件。

　　稿件上有袁庚的批语：这封信的内容写得很好，基本符合事实，可以一字不改加以发表，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刊登讨论。

　　明伲同志似是这里的一位干部，是否可征得其本人同意改为“同志”（信中称袁庚为“先生”―――作者注），这样更亲切。

　　只是建议，不是审查，以后也不要送审。除非牵涉根本方针政策，本人又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多征求大家意见总比编辑部少数人意见更全面。

　　袁庚的批语触动了几十年来的新闻传统。稿件不用送审，是一次冲击禁区的挑战；如此登报批评领导，是一次冲击领导干部体制的挑战。

　　在报纸送往广州付印期间，袁庚在直属公司全体干部会议上，向与会人员预告了即将面世的《蛇口通讯》要发表批评他本人的文章，并特别强调：“在蛇口办报，除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

　　韩耀根说，袁庚此言，既严谨又科学。作为共产党人，他有坚强的党性，不许反对共产党；作为一方开放地区的领导人，他勇敢地引进了现代文明的一项进步内容：尊重个人隐私，不许进行人身攻击。更为关键的是，他在上述两大前提下，巧妙地对“可以不审稿”的范围做了界定：“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而已。

　　作为工业区的最高领导人，袁庚也只能在自己的领空中自由翱翔。他纳谏是“从我做起”，也就是“向我开炮”。

　　―――摘自《袁庚之谜》（陈禹山、陈少京著）

　　 ■梁湘往事

　　顶着主权帽子招标

　　特区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而梁湘总在无畏的一路逆风前行。

　　深圳的第一座高层建筑“国际商业大厦”，这个53层高的楼是深圳特区当年第一座高层建筑。

　　1981年夏天，梁湘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座大楼的施工。省建工部门把大楼的施工任务分配给了省内一家建筑公司，但这家公司漫天要价，而且不到一星期就涨价三次，它还按老办法要特区提供基建材料的供应指标等。双方本谈好两个月，已经打好桩的工地上青草已长了很高，施工却仍未开始。

　　梁湘闻此，大为恼火。“我就不信没有张屠夫，我们就要吃带毛猪？”他跟同事商量后拍板借鉴香港经验在基建工程中面向市场公开招标。这样的创举等于把省里上级部门手中的权给弄没了。在那个年代这简直是在“八级大风中顶风行船”。

　　梁湘深知他面对的是一场什么样的困难，但他不肯后退半步。他鼓励同事“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就没有特区的前途。谁要阻挡特区改革的道路，就把谁撤掉！”

　　不久，省基建部门负责人陪同国家建委一位副主任来到深圳特区，这位负责人对特区建设提出了8条意见，称不准对港澳公司招投标，这是“主权问题”。

　　梁湘站起来讲了一番话：“竞争促改革，竞争促进步，不管省内还是省外，谁能干就该谁来干。特区要率先改革，就得让省外的基建队来参与投标，请港澳的建筑公司进入特区投标。什么叫国家主权？大家都清楚，请别拿大帽子吓人！”这就是梁湘的性格，虽然60多了，却依然生猛。老一辈的人今天想起这些还觉得很过瘾。

　　顶着变天论建特区

　　在梁湘离开深圳领导岗位十年之后，深圳发展的基础基本上还是梁湘和他的战友们用巨大的手夯实的。

　　深圳特区应该办成什么样子？这在当时谁也不清楚，也没有先例可循。当时有意见认为是办一个封闭式的加工区或办一个“自由贸易区”，但范围不要超过两平方公里。在特区不知驶向何处时，梁湘用行动回答了特区的发展方向问题，在深圳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对深圳经济发展提出“三个为主”。即产业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

　　但深圳一系列的变革换来“变天论”。“深圳除了九龙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资本主义了”，有人说“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一位从未来过深圳的老同志，听说深圳“变天”的消息，竟号啕大哭，认为“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1981年11月前后，中纪委派来了调查组。不久，北京有人发表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然而，梁湘不为所动，仍请来了境内外逾百专家对刚刚拟出的《深圳经济特区经济发展的规划大纲》进行评议。1982年2月3日，《深圳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印制。这份珍贵的文献成了后来深圳的近十年的实践大纲。

　　1982年1月，中央领导同志约见国家计委负责人，当年4月，北京还专门召开了有关深圳的会议，“仍然应该坚持计划经济”的论调，让人开始怀疑特区还会不会继续的担心。直至1984年1月29日，视察了深圳的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梁湘才渡过险滩，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摘自《炎黄春秋》、《南粤之子》、《当代文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