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陌群加上限人数:《权　书》

目  录 

《权　书》 译者的话

将帅素养［心术第一］

用兵原则［法制第二］

强弱权变［强弱第三］

攻守战术［攻守第四］

用间不诈［用间第五］

理论与实战［孙武第六］

诚信与机智［子贡第七］

六国的教训［六国第八］

刘邦的远虑［高帝第九］

项羽的无谋［项籍第 

《权　书》 译者的话 

　　《权书》为苏洵所作。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生于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二年（公元 1009 年）。少年时期不好读书，喜爱游历，自言“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从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忆山送人》）二十七岁“始大发愤，谢其素所住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以后他曾几次应进士、茂才异等科考试，皆不中，因而尽焚以往所写文章，更加刻苦攻读。

　　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曾回书说：“由是，尽焚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韩愈）“及其他圣人贤人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并且决心放弃通过考试求官的人生道路，专心于学术研究，他说：“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托于学术。”（《上韩丞相书》）

　　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间，”他写了《几策》《权书》《衡论》《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成为蜀中名蜚遐迩的学者和散文家。当时的益州（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知州张方平和雅州（治所在今四川省雅安县）雷简大都盛赞其文，张方平力劝他进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并致书翰林学士欧阳修，进行推荐；雷简夫也致书欧阳修和韩琦大力推荐。

　　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 1056 年），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来到汴京，拜见了欧阳修。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他的文章大加激赏，并将其中二十二篇（《几策》二篇、《权书》十篇、《衡论》十篇）献于朝廷。消息传出，士人争相传诵，模仿其文，一时名动京师，使当时文风为之一变。

　　嘉祐二年（公元 1057 年），苏洵妻程氏病逝，父子三人便仓皇返回家乡。次年（公元 1058 年）朝廷诏试舍人院，苏洵托辞有病，不去应试。由于朝廷的再一催促，苏洵不得不在嘉祐四年（公元 1059 年）十月，再次携二子入京。他在《上欧阳内翰第四书》中说：“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辞，必将以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岁之秋，轼、辙已服阙（服丧期满），亦不可不与之俱东。”嘉祐五年（公元 1060 年）二月到了京师，经宰相韩琦推荐，授秘收省校书郎（从九品）；一年后，改任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省）主薄（亦从九品），参与修纂《太常因革礼》。宋英宗（赵曙）治平二年（公元 1065 年）九月书成，翌年病逝于京师，享年五十八岁。

　　苏洵除晚年做过短时期的小官之外，平生未曾深涉仕途。但不能据此就断定他是对现实冷漠的人，实际他是一位极其关心国家命运、留意政治的人。虽然一生潦倒，但他不在求仙拜佛中自我麻醉，也不做吟风弄月的无病呻吟，甚至也不像周敦颐、邵雍那样津津于天理人性的说教；他的一生著述，以策论、史论、兵法为主题，以切合实用为目标，字里行问都寄托着他的人生追求，希望当政者能“深晓其义施之于今”（《上韩枢密书》），从而对政治有所革新，使国家走上富强。这就是他的抱负和理想。

　　欧阳修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其论义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二篇，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这可谓是知人知言之论。但像欧阳修这等有知人之明者能有几人？那些权贵们，虽然也爱其文，却不乐其义，这就是苏洵在当时虽然文名大盛，却仍然仕途失意的原因；遂使他终其

　　一生在政治上无甚作为。

　　《权书》不仅在苏洵的全部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我国古代论说兵法和权谋的一部重要著作。它集治道、兵法、史论为一体，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思想内容。全书十篇之中，有不少迥异于古人、超绝于时俗的崭新的见解，即使在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智慧的光辉。

　　比如在书前小序中，一开头的言词就表现出他与世俗之儒的不同：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信奉儒家学说的人是不谈论兵法的，因为仁爱正义的军队，不讲究战略战术就自然会取得胜利。”

　　假如仁爱正义的军队果真不讲究战略战术就自然会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还要用姜大公的计划谋略呢？而且在牧野之战中，武王率仁义之师还要经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战斗，然后才能获胜而停止战争，这里如果用的不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又是什么呢？

　　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的言论，为世俗之儒者所断不敢言。其他像《心术篇》中提出，“只有正义才可以激发士兵，士兵出于正义而发怒，就可以百战不殆。”因而要想让士兵保持不懈的斗志，就应当使他们在胸中经常聚积着对敌人的愤怒，这就是黄帝所以七十战而士兵仍不厌倦的原因。

　　在：《孙武篇》中，他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出发，将孙武与吴起作了比较，指出：孙武的书“语言精炼而意思详尽”，天下所有的兵法理论都可在其中找到本源，但他带兵打仗却不能每战必胜，甚至最后遭到了失败的结局；而吴起的书虽然还不及孙武，但他却是一位常胜将军，所到之处都能取得成功。所以说书上的理论是不能完全相信的；更何况那些只会背诵《孙子兵法》教条的人，怎么可以让他们来带兵打仗呢？

　　又如，他在《六国篇》中说，“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军队不强、作战失利，弊病在于拿土地贿赂秦国。贿赂秦国，自己的力量就会削弱，这是一条亡国的道路。”“奉送给秦国的土地越多，他对你的侵略就越厉害。”又说：“假使以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却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这就比当年的六国又差得更远了。”在《项籍篇》中说：“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而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而没有夺取天下的度量；刘备有夺取天下的度量，而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又说：“我从钜鹿之战中就看出项籍的谋略缺乏远见，度量不够宽大，未曾不对他很晚才死在垓下感到奇怪。”“诸葛亮放弃荆州到西蜀去，从这个行动看，我就知道他不可能统一天下。”等等。

　　像这些观点，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来看，确实是“标新立异”的思想。如果当政者能够认真对待，就会有振聋发喷之效，收大开茅塞之功。但当时的现实却是理学方兴、政治保守、对敌妥协、但求苟安。在这样的环境中，苏洵的这种带有离经叛道色彩的思想，是不可能得到统治者青睐的，何况他有些文章确有借题发挥、以古喻今、指桑骂槐的嫌疑呢！所以，苏洵一生不得志，以势而论，也在必然之中，仅就《权书》来看，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此外，像《法制》《强弱》《攻守》等篇对具体战略战术的论述，其中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见解，应为学习、研究兵法和谋略的人所重视。

　　苏洵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将他比做荀子，张方平则将他比做贾谊，评价极高。其文不重雕饰、风格朴实、语言简劲、内容丰盈、议论纵横、气势磅礴；其中有些名篇，如《权书》中的《六国》等，堪称千古文章之楷模，由宋以后，为历代文人学士所传诵，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苏洵的著作包括《权书》在内，也是应当珍视的宝贵文化遗产。《权书》向无单行本；苏洵的一生著述，大多收集在《嘉祐集》中，《权书》即其中之一种。关于《嘉祐集》，宋时已有不同版本。曾巩作《苏洵墓志》说有集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说有集十五卷，徐乾学家传是楼藏本十五卷。

　　曾巩、晁公武、陈振孙所说的本子今不可见。《四库全书》集部所录《嘉祐集》十六卷，是以徐氏本为主，以清康熙年间苏州邵仁泓翻刻本十六卷互相参订，正其伪脱而成；又附录二卷为沈斐所辑（《四库全书》经部录《苏评隈子》，二卷，属后人伪托：史部录《谥法》四卷，为苏洵所著）。此外，今天所能看到的《嘉祐集》，除了徐氏本和邵氏本之外，尚有明嘉靖壬辰刊本十五卷，凌蒙初刊朱墨本十三卷，清康熙年间蔡示英刊本十六卷、附录二卷，道光年间眉州三苏祠刻本二十卷。以上各本中均有《权书》。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误译之处一定不少，恳希海内外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将帅素养［心术第一］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身为将帅，首先应当修治思想心志。哪怕泰山在面前崩塌，脸色也不会改变；哪怕糜鹿在身边奔跑，眼睛也不会眨一下。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然后才可能真正把握利害的时机，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对付敌人而取得胜利。

　　凡是用兵打仗，都要崇尚正义。不是正义的事，即使对自己有利也不去做；因为不能只考虑这一次行动在当前会有什么样的利害，更要考虑到这次行动会不会造成将来长期被动而无法挽回的后果。只有正义才可以激励士兵，士兵出于正义而发怒，就可以百战不殆。

　　大凡用兵作战的原则是：没有战争的时候，要发展生产，增加资财；将要进行战争的时候要培养体力；进行战争的时候要鼓舞士气；取得胜利的时候要培养心志。

　　没有战争的时候，要警惕边防，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使人民能够安心耕种田地而没有什么顾虑，这样就可以发展生产，增加资财。将要进行战争的时候，要供应丰富的给养，而且要让士兵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样就可以培养体力。

　　在进行战争的时候，遇有小的胜利要迅速取得，遇有小的挫折要对战士进行激励，这样就可以鼓舞土气。士兵夺取胜利时，不要让他们的欲望完全实现，这样就可以培养不懈的斗志。因此士兵就会在胸中经常积聚着对敌人的愤怒，怀抱着要求实现的愿望，而不会完全消失；愤怒不完全消失就会有用不完的勇气；欲望不完全实现就会永远有贪求功名利禄之心，所以即使统一了天下，而上兵仍然不会厌恶打仗。这就是黄帝（上古帝王，姓公孙，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后居姬水，改姓姬。建国于有熊，又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所以史称黄帝。黄帝与炎帝一向被中伞民族尊为共同的祖先）所以能够作战七十次而仍然锐不可当的原因。假如不注意培养士兵的心志，打一次仗或许能取胜，但是以后就不可能再甲他们来打胜仗了。

　　凡是将帅，都要有智慧而且威严，凡是士卒，都姜愚昧老实。将帅有智慧则不可测度，有威严则不可侵犯；所以土兵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而听从命令，怎么能不愚昧老实呢？只有使士兵愚昧老实，然后才能够拼死去作战。

　　凡是军事的行动，应该首先了解敌方的君主，了解敌方的将帅，然后才可以使军队在危险的环境中行动。

　　邓艾（三国时魏棘阳、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为魏国镇西将军，封邓侯）命令士兵以绳系身悬缒而下，偷越险山进入蜀中，若不是刘禅（三国时涿县、即今河北省涿县人，刘备之子，蜀汉后主，在位四十年。降魏后封安乐公）那么昏庸无能，邓艾纵有百万大军，也能够很容易地把他们打败俘获。邓艾就是吃定了刘禅，才敢于如此冒险。所以古代贤能的将帅既善于用军队来试探敌人的实力强弱，也善于用敌人来试探自己军队的实力强弱。因而或战或

　　不战都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

　　一般而言，统帅的行动原则是：明白事理然后才可以发动军队，了解形势然后才可以进行战争，懂得节制然后才可以指挥战争。明白事理，就不会因为行动违背正义而理屈辞穷；了解形势，就不会因为暂时遭受挫折而灰心丧气；懂得节制，就不会由于蛮干而陷入困境。他不会因贪图小利而盲目行动，也不会因遭遇小祸而有所逃避。

　　小利小祸不足以委屈自己的才能，具有这样的心胸，然后才能有应付大利大祸的气概。只有善于培养自己的才能，而又懂得爱护自己声誉的人，才可以无敌于天下。所以说，一个深明事理善于忍让的统帅，可以对付一百个不明事理而只知蛮勇的将领；一个善于安处而不冒险的统帅，可以战胜一百个性情急躁而好轻易出战的将领。

　　军队各有长处和短处，这一点敌我双方是一样的。

　　有人问：“我方的长处，我们把它显示出来而运用它，但是敌人却不同我们在这方面较量；我方的短处，我们把它隐蔽起来而不使用它，但敌人却强迫我们在这方面与他们角逐，那该怎么办呢？”

　　我回答说：“我方的短处，我们故意大肆张扬而显露出来，使敌人产生疑虑而退却；我方的长处，我们却将它隐藏起来而暗中培育发展它，使敌人放松警惕而轻犯我们，从而陷入便于发挥我方长处的计谋之中。这就是善于运用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战术。”

　　善于指挥军队的将帅，要能使自己的士兵打起仗来没有顾忌，觉得有侍无恐。没有顾忌，就懂得即使战死也在所不惜，有恃无恐，就会坚信一定不会战败。比如一个人，哪怕手中只有一双短棒，在他面对猛虎时，也会奋力呼喊着去打击猛虎；如果两手空空，即使是偶然遇见一只大蜥蜴，也会恐惧色变而向后退却。这是人之常情啊！人如果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做将军了。

　　一个赤臂持剑决心拼命的人，即令乌获（战国秦国著名的勇士，曾在秦昭王时为官）那样的勇士，也不敢逼近他；如果一个人身佩甲胄，抱着武器而鼾睡，即令一个儿童也能够用弓箭射死他。

　　所以善于领兵打仗的将帅，要能用适当的方式使军队具有坚不可摧的意志；如果能用适当的方式使军队具有坚不可摧的意志，那么这支军队在任何时候都会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用兵原则［法制第二］ 

　　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持之，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来之，则一举而夺其气。

　　将要进行战争之前，一定要确实了解敌人的将师是才能出众，还是平庸蠢笨。同才能出众的敌将作战，要善于和他相持；同平庸蠢笨的敌将作战，要善于乘势压服他。

　　善于同敌人相持，就可以有机会窥测到敌人将师的疏漏，然后运用智谋而战胜他。善于乘势压眼敌人，就可以一举而使敌人丧失胆气。虽然如此，敌人的将领如果不是平庸蠢笨的人，就不可对他用压服的办法，因为对他实行压服而他却拒不出战，就会造成我军的灾难。

　　把军队分为几个部分轮流进攻，这就是同敌人相持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性战争，这就是压服的办法。

　　古时候善于治军的人，虽然用处罚的方法使士兵效命、用赏赐的方法使士兵效命、用激发起对敌人愤怒的方法使士兵效命，但其中一定都灌注着正义的原则，不是要用他们去发动战争，也不是要用他们去进行掠夺，而是要用他们应付国家的危难。

　　所以越国依靠六千名志士，战败了强大的吴国。在韩原（地名，在今山西省河津、万泉两县交界处）大战中，秦国的勇士比晋国多一倍，然而把秦穆公从泥沼中解救出来的，却是当年被他赦免、吃他的马肉的普通百姓（秦穆公丢失良马，百姓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官吏捕得食马者，将要诛罚，穆公说：“不可因为畜生而加害人民。”于是赦免他们。等到韩原之战时，这三百人请求参战；当穆公因马陷于泥淖之中而被晋军围困的危急时刻，他们奋力作战，把穆公从重围中解救出来，并俘获了晋君）。

　　人数太少的军队容易遇到危险，人数太多的军队容易发生叛乱；指挥人数多的军队最困难，指挥人数少的军队最危险。所以治理人数众多的军队，规范约束要详细；规范约束详细，士兵就难以随便行动。治理人数较少的军队，规范约束要简明：规范约束简明，士兵就容易明了。不如此，士兵就不能妥善地担当起作战的任务。人数众多而规范约束详尽的军队，即使平日任务繁重，也仍然不失为一支强大的军队。

　　率领人数众多的军队进入艰险阻塞的环境，一定要分兵而缓慢行进。因为艰险阻塞之地必会有敌人的伏兵，伏兵一定事先有约定。我军分兵前进，那么敌人的伏兵就不知道应当攻击我军的哪一部分，这样敌人事先约定好的行动计划也就被瓦解了。在艰险阻塞的环境中行军，士兵容易产生恐惧急促心理；这时让军队缓慢行进，可以使士兵的精神安定，消除恐惧。

　　用兵打仗没有比进攻更危险的，没有比防守更困难的，因为在别人土地上的进攻者与在自己土地上的防守者的态势本来就是这样。城堡有两种情况是不便防守的，一种是士兵太少，满足不了守城的需要，一种是城堡太小，不能够隐蔽防守的士兵。

　　只有贤能的将领才能运用少数兵力来取得多数兵力的效果，运用小城来取得大城的效果。面对着敌人的先锋，没有人会不知道固守的，但我们若运角疑兵，敌人就会惊愕不敢前进，即使明白地告诉他们说：“这里没有人防守。”他们也不会相信。准确地估计敌人袭击我军的地点，暗中在那里部署

　　兵力进行防备，敌人不了解我军的虚实，就会以为我们有用不完的兵力，那么即使我军的人数比敌人少，又有什么值得忧虑呢？

　　收卷军旗，停止击鼓，使军队没有一点声音；严令约束士兵，有敢大声说话的斩首，不时让老人和儿童登上城墙，故意表示胆怯；然后乘敌人斗志松懈之时，突然发起攻击，敌人就会被打得大败而逃，那么即使城小，又有什么可忧虑呢？

　　背靠城墙打防御战时，军队适合用方的阵形、横列展开的阵形、密集的阵形和利于缓慢前进的阵形。这样的阵形可以使士兵觉得牢不可破；觉得军阵牢不可破，就不会产生恐惧心理。背城而战的时候，就是要让土兵不感到恐惧才行。

　　面向城墙打进攻战时，军队要用直的阵形、前尖后宽的阵形、稀疏的阵形和利于迅速前进的阵形。这样的阵形可以使士兵觉得面临危境；觉得面临危境，就会拚死作战。面城而战的时候，就足要让士兵拚死作战才行。

　　人如果能够冷静地观察自己，就可以带兵打仗了，我为什么会愤怒？我为什么会欢乐？我为什么会勇敢？我为什么会怯懦？别人和我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天下的人有准不会观察自己呢？所以懂得人为什么会愤怒、会欢乐、会勇敢、会怯懦的道理，即使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做将军。

　　平时同别人谈话，有一句话不符合常理，就会引起惊愕，进而产生猜忌；倘若敌人用可疑的表现来迷惑我们，反而安然处之不觉得奇怪，这就太鄙陋了。

　　所以，聪明的人看到敌人有不合常理的表现，一定谨慎观察，切勿盲动。可疑的表现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不见具体行动，而使我们在心里产生疑问，心里既然有了疑问，就应针对敌人的表现而进行谋划分析，这样就可以得知敌人的真实情况；一种是故意用虚假的行动使我们看到，从而产生疑问，这时切不可被敌人的假像所迷惑，要知道那正是敌人迷惑我们的诡计。因此，心里有疑问，要用分析谋划的方法来对付，看到敌人的可疑行动，要用冷静观察的态度来对付。敌人果真要有所行动，就不会让我们看到。 

 强弱权变［强弱第三］ 

　　知有所甚爱，知有所不足爱，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将者，以其所不足爱者，养其所甚爱者。

　　知道有些东西是应当十分爱惜的，有些东西是不值得爱惜的，这样的人就可以带兵打仗了。

　　所以那些善于指挥的将帅，总是牺牲不值得爱惜的东西，来养护十分值得爱惜的东西。士兵不可能都是精锐的，马匹不可能都是优良的，兵刃器械不可能都是坚固锋利的，这是事物的本然之理，只看使用它的人如何处置了。

　　士兵有上、中、下三等，这样，用兵也就有三种权变。孙膑（战国时齐国人，为孙武的后代，也是著名的军事家。齐成王时任军师，辅佐齐国将军田忌屡打胜仗，著有《孙膑兵法》）曾经说过：“用你的下等马与对方的上等马比赛，用你的上等马与对方的中等马比赛，再用你的中等马与对方的下等马比赛。”这实质上讲的是用兵作战，并不只是在讲赛马。

　　下等马不能够赛过对方的上等马，这个我们是早已明白的；我这样安排，是故意放弃这次取胜的机会。对方的中等马不能赛过我们的上等马，对方的下等马不能赛过我们的中等马，这样不就可以取得两次胜利吗？从总体上看，得胜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要多，所以应该选择这种比赛办法。对方的上等马得不到他的中等马和下等马的援助，虽然胜了一次，岂不是白搭吗？对方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我说：士兵有上、中、下三等，因而用兵之道也就有三种权变。三种权变，就是用放弃一次胜利的手段，来达到三次交锋总的胜利目标。

　　管仲（春秋时颍上、即今河南省登封县人，名夷吾，字仲，死后谥敬，又称管敬仲。齐桓公时在朝为相，辅佐桓公成就霸业）说：“攻击对方坚固的部分，那对方薄弱的部分也就变成坚固的了；攻击对方薄弱的部分，那对方坚固的部分也就变成薄弱的了（攻坚则暇者坚，攻瑕则坚者瑕）。”这话说得好极了，不选择敌人薄弱的地方来攻击，那么天下的敌人都变成强敌了。

　　汉高祖的忧虑主要在项籍，但他率领军队直接同项籍作战却没有几回，等到随何（汉初人，善言辩，刘邦为汉王时，他为谒者，负责接待宾客。后受命说服九江王英布，使之叛楚归汉）取了九江，韩信（秦未淮阴、即今江苏省淮阴县人。初从项羽，后归刘邦，屡建战功，封为楚王。有人告其谋反，降为淮阴侯后为吕后所杀）击破魏国、消灭代国、攻取赵国、破了齐国，然后汉高祖才大举进攻项籍，并战胜他。

　　汉高祖所以不急急忙忙地去对付他所优虑的项籍，而是长时间地在那些不值得忧虑的地方作战，其目的就是要用这种策略使项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秦国的主要忧虑是六国，而蜀国（诸侯国名，都成都，即四川省成都市）最偏僻最弱小，秦国却最先攻灭了它；楚国最强大，却几乎是最后才攻取了它；这并不是因为秦国的主要忧虑在蜀国呀！

　　诸葛亮每次出兵都是同强大的魏国相较量，所以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无论是夺取天下、攻取一个侯国、赢得一场战争，都是这样。

　　范蠡（春秋时楚国宛、印今河南省南阳市人。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弃官入齐，经商至富）说：“大凡作战布阵的原则，是充实左翼，使之成为坚

　　强难破的雄军，设立较弱的右翼为配合作战的雌军。”

　　春秋时期，楚国攻打隋国（诸侯国名，在今湖北省随县，为楚所灭），季梁（隋国人，有才德）对隋君说：“楚国人以左为上，国君一定在左翼军中，您不要正面和楚王相遇。要攻击楚军的右翼，右翼军中没有良将精兵，一定会被我们打败。偏师一旦战败，它的整个军队就瓦解了。”

　　大凡一个军阵之中，必定会有强弱不同的雄雌左右两翼，关键是应当用我军的强大主力去攻击敌人薄弱的一翼。

　　唐太宗说：“我自从兴兵打仗以来，经常仔细观察军阵形势，每次作战，发现敌人加强他的左翼，我也加强我的左翼：敌人减弱他的右翼，我也减弱我的右翼。使我军的弱翼经常对着敌军的强翼，我军的强翼经常对着敌军的弱翼。敌人进犯我军的弱翼，前进不过数百步；我军攻击敌人的弱翼，总是突破敌人的阵线，然后再掉转头来从背后攻击敌人的强翼，所以每战必胜。”

　　后世那些平庸无能的将领，既不能善于运用强弱之势，因而常打败仗，却说：“我的军队中掺杂着老弱的士兵，并非全部是精兵，因此不能够打胜仗。”

　　他们不懂得老弱的士兵，本来也是军事指挥家所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老弱的士兵，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引诱消耗敌人的强兵，从而保全我军的精锐，这样，等待我军的就是失败的结局。

　　所以聪明的统帅，总是舍得牺牲自己的弱兵，而使敌人轻易地拚掉他的强兵；不计较小的损失，而用心于取得大的胜利。指挥战争的要领，本来就不过是以追求最后胜利为目标罢了。 

 攻守战术［攻守第四］ 

　　古之善攻者，不尽兵以攻坚城：善守者，不尽兵以守敌术。……故攻敌所不守，守敌所不攻。

　　古时候善于进攻的人，不把全部兵力用来攻打防守坚固的城池；善于防守的人，不把全部兵力用于守备敌人出击的地方。把全部兵力用来攻打防守坚固的城池，就会挫伤士兵的锐气，浪费粮食军备，因而延缓取胜的时期；把全部兵力用于防守敌人出击的地方，那样士兵就不能再分开作战，敌人就会秘密行动，偷袭我们没有设防的地方。

　　所以说，进攻时应该攻击敌人不设防的地方，防守时也应该防守敌人所不攻打的地方。

　　进攻有三种战术，防守也有三种战术。这三种战术一是正兵，二是奇兵，三是伏兵。

　　宽广平坦的道路，战车交错，人肩相摩；出征经过这条道路，回来也经过这条道路；我军一定进攻的地方，正是敌人一定防守的地方，这就叫做正兵战术。

　　用大军进攻敌人的南边，用精锐部队袭击敌人的北边；用大军进攻敌人的东边，用精锐部队袭击敌人的西边，这就叫做奇兵战术。

　　在高山深谷之中，在盘曲绝险的半道上，埋伏军队，不敲锣，不击鼓，然后突然出现在平原上，出击敌人的心腹之处，这就叫做伏兵战术。

　　用正兵的战术打仗，胜败不可预料；用奇兵的战术打仗，十次战斗可以取胜五次；用伏兵的战术打仗，打十次而十次都可取胜。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用正兵所攻击的对象一定是敌人防守坚固的城池；用正兵所攻击的军队，一定是敌人的精锐军队。用奇兵所攻击的城他，不一定是敌人防守坚固的城池；用奇兵所攻击的军队，不一定是敌人的精锐军队。如果用伏兵，那么敌人就无城可守，无兵可用。

　　只会用正兵进攻，而不懂得用奇兵和伏兵进攻，这样的将帅就和木偶人一样。只会用正兵防守，而不懂得用奇兵和伏兵防守，这样的将帅也和木偶人一样。

　　现在那些做盗贼的人，有的是毁门撬锁进去行窃，有的是从没有上锁的旁门进去行窃，有的是翻墙穿洞而进去行窃。毁门撬锁而主人不觉察的，情况很少；从不上锁的旁门而入，而主人不觉察的，有一大半的比率；翻墙穿洞而入，而主人不觉察的，则是到都可见到的事。做为主人，不应当说：“只要大门关锁牢固，旁边的小门和墙上的小洞就不必忧虑了。”

　　用正兵的战术，就好比毁门撬锁为盗一样，成功与否不可预料；用奇兵的战术，就好比从没上锁的旁门为盗一样，大半是可以成功的；用伏兵的战术，就好比翻墙穿洞为盗一样，十次有九次可以成功的。

　　所谓正兵战术，像战国时秦国的函谷（关名，在今河南省云宝县东北农润河畔王垛村），三国时吴国的长江、蜀国的剑阁（道路名，在今四川省剑阁县东北大、小剑山之间，为诸葛亮所开辟，为川、陕间交通要道，利于防守），都是其例。

　　战国时代中原六国曾经进攻函谷关，被秦国将军所打败。曹操曾经攻打长江，被周瑜击溃而逃。钟会（三国时长社、即今河南省长葛县人。有才学

　　曾做魏国司徒，后因谋叛，为乱兵所杀）曾经进攻剑阁，被姜维（三国时天水、即今甘肃省甘谷县人，字伯约。为蜀汉大将军）所阻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方预先就设有守备。

　　刘濞（刘邦兄子，封吴王。汉景帝时谋反，兵败，为东越人所杀）反叛汉朝，北上进攻大梁（即今河南省开封市），田禄伯（吴王刘濞之臣，官大将国）向刘濞请求给他五万人马，沿着长江淮河从另一路进攻，等收取淮南（诸侯国名，都寿春，即今安徽省寿县）、长沙（诸侯国名，都临湘，即今湖南省长沙市）以后，再到武关（今陕西省商洛县西南丹江北岸）与刘濞会合。

　　岑彭（东汉棘阳、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字居然。初随王莽，后归刘秀，封舞阴侯。后率军入蜀攻公孙述，至武阳为刺客所杀）攻打公孙述（东汉茂陵、即今陕西省与平县东北人，字子阳，起兵反王莽，自立为蜀王，后称帝，号成家，在位十二年，为汉军所败，被杀），从江州（在今四川省重庆市北嘉陵江北岸）沿都江（水名，即今四川省成都地区的岷江）逆水而上，大破侯丹（公孙述的都将）军队，直接攻取武阳（即今四川省彭山县），绕到延岑（公孙述的部将）军队的后面，以精锐的骑兵急速奔赴广都（在今四川省成都市东南），距离成都不过数十里。

　　李愬（唐临潭、即今甘肃省临潭县人，字元直。有谋略，以平吴元济反叛有功，封为凉国公）攻蔡州（今河南省汝州市），蔡州的所有精锐部队都用来抵抗李光颜（祖先为河曲、即今宁夏自治区东南一带羌族人，姓阿跌氏，唐肃宗时赐姓李，字光达。因讨平藩镇有功，官至检校司空），不防备李愬。李愬从文城（在今河南省遂平县西南）出发，攻破张柴村（在今河南省遂平县西南）之后，急速奔驰二百里，半夜抵达蔡州，黎明就擒获了吴元济（唐沧州、即今河北省沧县人，淮西节度使兼蔡州刺史吴少阳之子。公元 814 年9 月，吴少阳死，吴无济自请代父职，朝廷不许；10 月举兵反叛。1817 年 10月，李愬雪夜袭蔡州，擒美元济，送京师斩首）。

　　这些，都是用奇兵战术的例子。

　　汉武帝攻打南越（国名，在今广东、广西一带，都番禺，即今广东省广州市），唐蒙（人名，汉武帝时任中郎将）请求发动夜郎（国名，在今贵州省西部、北部，与云南省东北部，四川省南部一带，公元前 111 年归汉，置牂牁郡）军队，乘船从牂牁江（一名都泥江）沿水路而下，直抵番禺（即今广州市）城下，突然出现，南越人根本没有料到。

　　邓艾攻打蜀国从阴平县（在今甘肃省文县西白龙江北岸）出发，经由景谷（道路名，在今甘肃省文县南沿白水江入四川），将士们攀援树木，缘着险恶的石径，鱼贯而进，到了油江县降服了马邈（蜀汉将军），到了绵竹县斩其守将诸葛瞻（诸葛亮之子，字思远，官至尚书仆射，军师将军），接著又迫使刘禅投降。

　　田令孜（本姓陈，字则仲，唐末蜀县、即今四川省成都市人。唐僖宗时为宦官，专朝政）率军把守潼关，关的左边有个大山谷，名叫禁谷，没有派兵把守。林言（唐末曹州冤句、即今山东省曹县西北人，黄巢的部将）、尚让（亦黄巢部将）便从山谷中进入关内，夹攻潼关，守关的唐朝军队被击溃。

　　这些，都是伏兵战术的例子。

　　我考察古代那些善于用兵的人，他们在一次战役之中，尚且要用正兵、奇兵、伏兵三种策略，来取得胜利，何况是守卫一个国家、攻打一个国家这

　　类关系着整个天下安危的战争，难道可以用那些不懂得这三种用兵战术的人为将帅吗？ 

 用间不诈［用间第五］ 

　　夫兵虽诡道，而本子正者，终亦必胜。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

　　孙武说过“间谋有五种”（《孙子兵法·用间篇》：“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又说过：“商朝所以能兴盛起来，是因为伊挚（商汤的宰相，官号叫尹，所以又称伊尹，原为汤妻的陪嫁奴隶，后辅佐商汤伐夏桀，建立商朝）曾经待过夏朝，了解夏朝的情况；周朝所以能兴盛起来，是因为吕牙（即姜太公）曾经待在殷朝，了解殷朝的情况。因此，明智的君主、贤能的将帅，凡是能用具有极高智慧的人做间谍的，就一定能够建树大功。这是用兵的关键所在，整个军队要依靠他来决定行动。”

　　考察《尚书》的记载，伊尹确实到过夏朝，认为夏朝政治丑恶，就往毫京归顺商汤。根据史书记载，姜太公曾经为殷纤王做事，因为纣王无道，才离开殷朝，投奔周朝。所以孙武说伊尹曾待过夏朝、吕牙曾待过殷朝，是确有其事的。

　　但是孙武又认为他们是间谍，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商汤、周文王（姓姬名昌，死后谥号文。为周武王之父，殷时为西方诸候之长，号西伯，奠定了周朝统一天下的基础，历史上常与周武王并称为“文武”）本来就命他们在夏朝、商朝做间谍吗？难道伊尹、吕尚本来就是为人做间谍的吗？或者是夏桀（姓姒，名履癸，夏朝末代君王，史称夏桀）、殷纣本来就是只有依靠间谍才能讨伐的吗？——即使是智慧最低下的人，也懂得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不过，我的意思是：天下的存亡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当伊尹在夏朝的时候，商汤一定会说：“桀虽然暴虐，一旦他任用伊尹，那么民心就会回复安定，我还有什么忧虑的呢？”

　　等到伊尹来到毫的时候，商汤一定会说：“桀得到伊尹而不能任用，夏朝一定要灭亡了。我不能看着人民陷入困苦之中而坐视不问。”

　　于是就联合天下诸侯一起来讨灭夏桀。

　　当吕牙在商朝的时候，周文王一定会说：“纣虽然暴虐，一旦他任用吕牙，那么天赐的福禄一定会恢复，我还忧虑什么呢？”

　　等到吕牙来到周朝的时候，周文王一定会说：“纣得到了吕牙而不能任用，商朝一定要灭亡了。我不能够长期阻止天意的贯彻。”

　　于是就命令周武王联合天下诸侯，共同来讨灭商朝。

　　这样看来，夏朝、商朝的或存或亡，是依赖于伊尹、吕牙的是否被任用而决定的。

　　现在如果要问什么样的将帅才算是贤能的？一定会回答说：“能预先知道敌国作战的胜败，就是贤能的将帅。”

　　再问他用什么办法可以预先知道敌国作战胜败呢？他一定会回答说：“不吝惜千金，所以能使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为他刺探敌国的情况。”或者说：“能根据敌国使者的言行探测他们的阴谋计划。”

　　他们这样做也真是够辛苦了！像伊尹、吕牙这样，一来归顺就决定了夏朝、殷朝灭亡的命运，使得商汤、周武王没有用间谍的名声和用间谍的辛劳，却得到了用间谍的实效。这如果不是有上等智慧的人，谁能够做到？

　　用兵打仗虽然属于诡诈之道，但是以坚持正义为根本的人，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五种间谍的运用，它的归宿总是诡诈之道，成功了会得到好处，失败了就会带来灾祸。况且，我对别人使用诡诈，别人也将对我使用诡诈。所以能以间谍取胜的人，有时也会因间谍而遭到失败。

　　我的间谍不忠贞，反而会被敌人利用，这是失败的第一种原因。

　　间谍得到的不是敌人的真实情况，而是故意显示的虚假情况，却以为是可信的，这是失败的第二种原因。

　　做间谍的人接受了我的钱财，不能探得敌人的秘密计划，因为惧怕惩罚而编造一些假情报告诉我，这是失败的第三种原因。

　　在正义上尽心力的人，这一件事情做好了，其他许多重要的事情都可成功；在诡诈上用心计的人，做一百件补救的事，却会有一千件繁杂的事情发生，终归还是失败。把聪明用在诡诈上的人，是不能够依靠的。所以五种用间谍的办法，并不是圣明的君主、贤德的将帅所崇尚的：他们所崇尚的，应该是争取到极高智慧的人做谋士。

　　因此淮阴侯（韩信）、曲逆侯（陈平）坚持正义不愿为楚王效力，而汉高祖得到他们之后，就决定了消灭项籍的计划；李左军（秦末人，赵王歇的大臣，封广武君）、周叔（秦末人，魏王豹的部将）不被赵王和魏王信任，因而淮阴侯进兵赵、魏的计划就决定了。这也是使用间谍的一种办法啊！ 

 理论与实战［孙武第六］ 

　　求之而不穷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与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几人？求之子言而不穷者，几人？言不穷矣，求之于用而不穷者，几人？

　　连续向他提出问题而难不倒他，这样的人就是天下的奇才了。同天下的士人谈论用兵的事，而说“我不会用兵”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在这些人中，向他连续提出问题而难不倒他的，又能有几个？在理论上难不倒他，但用他来领兵打仗而能够始终不遭到失败的，又能有几个？

　　哎！至于说领兵打仗而能始终不遭到失败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哩！

　　孙武写了《孙子兵法》十三篇，后世所有的军事家都把他当作老师来崇敬。

　　依照我的看法，孙武是谈论兵法的杰出人物，他的书论述奇特、权变、秘密、机智这些用兵的技巧，真是神出鬼没，妙不可言，自古以来那些谈论用兵的著作、极少能比得上的。因而揣测他作为出色的军事家，一定具有应付敌人的无穷才能，不知道他领兵打仗却不能每战必胜，而且和他在书中谈的相距甚远。

　　当吴王阖庐攻入郢都（楚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的时候，是以孙武为统帅的；等到秦国和楚国联合打败吴国的军队，后来越王勾践又率大军践踏了他的国家，外祸内患一旦接踵而来，吴王（指夫差）奔走而不及自救之时，孙武却对消除这些祸乱一筹莫展。假如依据孙武自己的书来责求他的过失，大概有如下三条：

　　·《九地篇》说“把威武加在敌人头上，就要使他不能同别国结交。”然而孙武却使秦国能够听到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姓公孙，封于申，故称申包胥。吴兵入郢都，申包胥至秦求救，哭于秦廷七日七夜，秦终于出兵救楚，大败吴军）的话，出兵援救楚国，对吴国没有忌惧之心；这就太不威武了。这是孙武的第一条过失。

　　·《作战篇》又说：“长久出兵在外，就会使军队疲惫，挫伤锐气，力量耗尽，物资枯竭，那样别国就会乘你危机时而起兵进攻你。”而孙武在吴王阖庐九年（公元前 506 年）冬季攻打楚国，到十年秋季才返回，可以说是“长久出兵在外”了，越国人能够不乘其国内空虚而攻入吴国吗？这是孙武的第二条过失。

　　·《作战篇》又说：“战士奋勇杀敌，是由于愤怒。”孙武纵容伍子胥（春秋时楚国人，后奔吴，为大夫，终因直谏而死）、伯嚭（也是楚国人，后奔吴夫差时为太宰。越灭吴，杀伯嚭）鞭打楚平王（姓毕，熊氏，初名叶疾，即位后改名居，在位十三年）的尸体，发泄一个匹夫的私忿，用对敌人的侮辱来激怒敌人；这就是司马戌（即沈尹戌，楚国左司马）、子西（楚平王子，名申，时为令尹）、子期（亦楚平王子，子西之弟，名结，时为大司马）所以用誓死的决心来向吴国报仇的原因。勾践攻占吴国，不去毁坏吴王的祖坟，而吴国人民却顺从他。田单（战国时齐国人。燕军攻齐，占领七十余城，仅莒、即墨二城未破。即墨守将战死，城中人民推田单为将军，田单用计大破燕军，收复所有被占城市，因功封安平君）欺诈燕军，使他们掘了齐人的坟墓，因而激起了齐国人民的奋发斗争精神。他们的智谋远在孙武之上。孙武不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他的第三条过失。

　　但是当吴军开始讨伐楚国时，能够很快就攻入鄂都，正是由于利用伍子肯、伯嚭、唐国（春秋时诸侯国，都城在今湖北省随县西北唐城镇）、蔡国（春秋时诸候国，都城在今河南省新蔡县，唐、蔡二国国君均曾被楚囚禁受辱）对楚国的愤怒和楚国子瓦（即囊瓦，字子常，曾为楚国令尹）的不仁，孙武的功绩也是很少有的。孙武自己写的书，尚且不能自己熟练运用，因而遭到这样的失败，更何况那种愚蠢地只知学习孙武的某些过时的教条、理论皮毛的人呢？怎么可以用他们来领兵打仗呢？

　　吴起（战国时卫国人，著名军事家：著有《吴子》一书，属兵家）与孙武是一样的人，都著书谈论兵法，世人将他们并称，叫做“孙吴”。然而吴起书中谈论用兵，不注重法制，文字粗糙简略，没有统领全书的纲纪，不及孙武的书语言精练而意思详尽，天下所有的用兵理论都可在《孙子兵法》中找到最终的本源。

　　但是，吴起开始被鲁国任用，就大破齐军；后来到了魏国，又能战胜秦国军队；到了楚国后，使楚国再次称霸诸侯。可是孙武的所作所为，反而造成了那种失败的结局，可见书上的理论本来就是不能够完全信赖的。

　　假如在外面指使一个男仆，在家里管理一个侍女，这是一个没有才智的普通人也会做到的，难道还一定要别人来教导吗？至于率领三军这样众多的人，关闭营门以求自固，有时还是会发生骚乱，这是由于三军人数太多，使自己思想产生迷乱的缘故。

　　善于治军的将帅，指挥三军那样众多的人，和使用一个男仆、一个侍女并无多少区别，所以他的心力经常有余裕。以一个人的心胸，来承当统帅三军这样众多士兵的重任，还总是觉得其中宽宽的尚有余地，这就是韩信所说的“领兵越多越容易办”的原因。

　　所以，用兵难道有什么特别的道术吗？只不过是能不为士兵的人数众多所困惑罢了。 

 诚信与机智［子贡第七］ 

　　君子之道智信难。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于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于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

　　君子立身处世的原则中，机智和诚信是最难同时做到的。诚信是用来端正机智的，而机智常常至于不端正；机智是用来通达诚信的，而诚信常常至于不通达。所以君子对此应当谨慎。

　　世俗的儒士们都说：“只用机智就可以成事。”人们看到只用机智就可以成事，于是就全都抛弃诚信。

　　我却要说：“虽然只用机智就可以成事，但是不讲诚信，机智用一次之后，就再也不能继续使用了。”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子弟子。先后做过卫国、鲁国宰相。机智过人，能言善辩。经商致富，与王侯分庭抗札。据传说，子贡曾经功说齐国伐鲁，游说吴、越、晋诸国之间，使之互相牵制，因此有“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疆晋而霸越”的说法）用机智使齐国生乱、吴国灭亡、鲁国保全，我对他这种做法感到可悲。

　　像子贡那样的人，不过是游说之士罢了，他苟且贪求一时的成功，而不以能够长久使用为目的，所以他预见不到这种做法所将带来的灾祸。假使王公大人的计策都出于机智，那么我还未曾发现他们不马上就跟着失败的。

　　我听说：“称王天下的人，他的军队只有在考虑到万代的利害时才会动用；称霸天下的人，他的军队只有在考虑到子孙的利害时才会动用；强者的军队，只有在考虑到自己终身的利害时才会动用。”

　　所以如此谨慎，就是希望成功的措施以后还可以长久使用。而像子贡这样用兵，只能用一次，下次就不能够再使用了。

　　子贡的那次出使，我认为既可达到保存鲁的目的，又可以使齐国不发生内乱，也可以使吴国不至于灭亡。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时田常（即田成子，又名田恒，本姓陈，其祖先为陈国公子完，入齐后改姓田。公元前 481 年，田常杀齐简公，立齐平公，自任齐相，齐政尽归田氏）正准备篡夺齐国政权，害怕高氏（高无平，齐卿）、国氏（国书、齐卿）、鲍氏（疑指鲍牧，齐卿）晏氏（晏围，晏婴之子，为齐大夫）的反对，所以派他们带领各自的军队去讨伐鲁国。

　　如果替子贡打算，不如到高氏、国氏、鲍氏、晏氏那里去故意表示哀悼。他们一定会感到惊讶，并问这是为什么。那就回答说：“田常派你们的军队来攻打鲁国，我看到你们快到灭亡了，所以来表示哀悼。”

　　他们一定还要追问原因。那就回答说：“齐国有田氏，就像有人在自己家里养只恶虎一般。你们对于齐国，就好像人的四肢对于身体一样重要。田氏想要吞掉齐国的野心由来已久了，然而一直不敢把他的野心付诸实现，原因就是惧怕遭到你们强有力的反抗。现在连你们都出来攻打鲁国，就像是齐国的身体失去了四肢，田氏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我看身体将要被割裂，而四肢也要跟着死亡，所以来向你们表示哀悼。”

　　他们听了一定会感到惊惧，并且询问对付的计策。这时子贡便可以乘机教导他们说：“你们可以把军队全部开向鲁国，但到边境就停下来。请允许我秘密地替你们去约好鲁侯，等到田氏在国内发动叛变时，让鲁君率领他的

　　军队跟着你们一起到齐国去讨伐田氏。”

　站在齐国立场上来考虑，他们惧怕田氏将会加害他们，势必不能不听从子贡的安排。然后子贡再返回鲁国，和鲁君商定协约。鲁君因为害怕齐军攻打自己，势必也不能不接受子贡的计划书。因而乘机让鲁国训练士兵、检阅车马，等到齐国发生内乱，便派军队去诛杀乱臣，安定新的国君。齐国一定会感激鲁国的恩德，这对鲁国以后几代人都是有利的事。

　　我看当时仲尼曾认为齐国人中有一半是不赞成田常的，所以他请求鲁哀公（姓姬名将，在位二十七年，死后谥哀）讨伐他。如果真的用鲁国军队，和高氏、国氏、鲍氏、晏氏的军队一起，再加上齐国反对田常篡权的那一半人，来共同讨伐，就可以攻入齐国的京城，在街市上把田常车裂处死。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可以成就很大的功绩。可惜啊！子贡没有采用这种策略。

　　齐哀王（汉初人，高祖刘邦之孙，名襄，齐悼惠王刘肥长子，继刘肥为齐王，死后谥哀）发兵讨伐吕氏（吕后之侄吕产、吕禄等，专擅朝政，吕后死，诸吕被诛），吕氏命令灌婴（汉初雅阳、即今河南省商丘县南人，秦末随刘邦反秦，屡立战功，封颖阴侯。品后死后，与周勃、陈平合谋诛诸吕、立汉文帝，安定汉朝）率军前去抵抗。到了荥阳灌婴派使者去说服齐哀王和其他诸侯联合起来，等待吕氏发动叛变，然后共同讨灭他们。

　　田常所处的形势，和吕氏没有什么不同，当时的鲁国好比汉朝时的齐国，当时的高氏、国氏、鲍氏、晏氏则好比灌婴等人。可惜的是，子贡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手段！ 

六国的教训［六国第八］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军队不强、作战失利，弊病在于拿土地来贿赂秦国。用土地来贿赂秦国，自己的国力就会削弱，这是一条亡国的道路。

　　有人会问：“六国先后地灭亡了，都是因为贿赂秦国吗？”

　　我回答说：“不去贿赂秦国的国家，却由于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了。因为失去了强有力的援助，就不能单独保全。所以我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

　　秦国除了用战争夺取土地之外，由于别的国家的赠送，小者得到田邑，大者得到城池。比较一下秦国所得的土地，由于别的国家贿赂而得到的，要比由于战胜而得到的多一百倍；其他国家送给秦国的土地，要比战败而失去的土地多一百倍。

　　这就可以看出，秦国的最大希望，六国的最大忧患，本来就不在于战争。

　　试想六国君主的历代先租，是怎样地冒着霜露，披荆斩棘，才获得了这点土地。但是他们的子孙却对这些土地不甚爱惜，拿它来送给别人，就像抛弃草芥那样随便。

　　今天割给人家五个城邑，明天割给人家十个城邑，然后求得一夜的安睡；但是早上起来查看四方边境，发现秦国的军队又来了，这样下去，六国的土地是有限的，暴秦的贪欲却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奉送给他的土地越多，他对你的侵略就越厉害。所以用不着交战，双方的强弱胜负就已经清清楚楚了，六国都落得个灭亡的下场，按理说本来也应该如此。

　　古人说：“用土地来事奉秦国，就像抱着干柴去救火，柴烧不完，火就不会熄灭。”这话是讲对了。

　　齐国不曾送给秦国土地，到头来也跟着其他五个国家灭亡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和秦国结盟，而不帮助其他五国。五国已经灭亡，齐国也就逃不掉了。

　　燕、赵两国的君主起初还有考虑深远的谋略，能够守卫自己的国土，坚持大义，不贿赂秦国。因此燕虽然是个小国，却灭亡得较晚，这是他坚持用兵抵抗的效果。到了燕太子丹（姓姬，名丹，燕王喜之子，曾派荆轲入秦刺秦王，未遂。秦发兵攻燕，燕王喜斩太子丹，以头献秦王）用荆轲（战国时卫国人，或称荆卿，又名废卿，为燕太子丹门客，受命刺秦王，事败被杀）去执行刺杀秦王的计划，这才招来祸害。

　　赵国曾和秦国打了五仗，二次战败，三次取胜。后来秦国又两度攻击赵国，都被李牧（战国时赵国著名军事家，为赵将，曾大破匈奴军。与秦军作战，层建大功，封武安君）所打败。到了李牧因被诬而遭杀害，赵国就灭亡了；可惜用武力抗秦没有能坚持到底。

　　燕、赵两国当时都在秦国已经把别的国家消灭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可以说智谋力量都是孤立无援了，战败而灭亡，的确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假使过去其他三国（指韩、魏、楚）各自爱惜自己的土地，齐国人不要依附秦国，燕太子丹不施行刺客的计划，赵国的良将李牧还在，那么胜负的命运，存亡的名分，同秦国相比较，到底何方有利，还不容易断定呢。

　　唉！如果把送给秦国的土地拿来封赏给天下的谋臣，用事奉秦国的恭敬之心来礼遇天下的奇才，同心协力对付西方的秦国，那样恐怕秦国人连吃饭

　　都会咽不下去了。

　　六国有这样的形势力量，却被秦国久积的威势所胁迫，日削月割，以至于灭亡，真是太可悲了！治理国家的人，切不要被敌人久积的威势所胁迫啊！

　　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国家，其势力比秦国弱小，却还有不贿赂秦国而战胜它的形势。假使以全中国这样大的力量，却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这比起当年的六国，就更加不如了。 

 刘邦的远虑［高帝第九］ 

　　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划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

　　掌握策略，运用权术，恰当处理一时的利害关系，汉高祖比不上陈平；分析估计天下形势，不费多大力气就能制服项羽，高祖又比不上张良（秦末韩国人，字子房，曾谋刺秦始皇，未遂，逃匿下邳。后随刘邦起兵，为主要谋士，辅佐刘邦灭秦和项羽，因功封留候）。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辅佐，天下就不会归于汉朝，那样汉高祖最终也不过是一个鄙朴而倔强的人罢了。

　　然而天下已经安定之后，关于子孙后代长治久安的计策，陈平、张良的智谋就没有考虑到；汉高祖则常常为之事先谋划安排，并且完全符合后来所发生的事变情况，就好像是在他亲眼看清楚了事变情况之后，才做出这些安排一样，这说明汉高祖的智慧对于大事能够看得很透彻，而对于一些小事则比较不在行，我们可以从日后发生的事发现这一点。

　　汉高祖曾经对吕后说：“周勃（汉初沛、即今江苏省沛县人，随刘邦起兵反秦，以军功为将军，封降侯）稳重忠厚，缺乏文采，但是能够安定刘氏江山的必定是周勃这个人。可以任命他做太尉（官名，掌管全国兵权）。”

　　当时，刘氏江山已经安定了，还要让周勃来安定谁呢？所以我的猜想是：汉高祖把太尉这个重要的官职托给周勃，是预见到将来诸吕为乱的祸殃了。

　　既然如此，汉高祖不及早除去诸吕的后台吕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允许。

　　过去周武王死时，周成王（姓姬名诵，周武王之子，周朝二代君主）以幼年继位，三监（周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武王灭商后，封殷纣王之子武庚于殷旧都，并在度都的东、西、北三面建立卫、庸、邶三个诸侯国；分别派管叔、蔡叔、霍叔去那里监视武庚，史称三监）就叛变了。汉高租猜测到在自己死后，将、相、大臣和那些封侯封王的人中间，一定会有武庚这样的叛臣，而没有谁能够制服他们。所以考虑到只要家里有主事的母亲在，即使是强梁凶悍的奴仆也不敢欺侮幼弱的主子。

　　吕后曾辅助汉高祖平定天下，一向被大臣们畏敬顺从，只有她可以镇压住那些图谋不轨的大臣们，而等到年幼的君主长大成人掌握政权。所以汉高祖不在死前除去吕后，是替汉惠帝（姓刘名盈，刘邦与吕后所生，继刘邦为帝，在位七年，死后谥号惠）考虑。

　　吕后既然不可除去，所以就剪除她的党羽，削弱她的权势，以致即使发生变故而政权也不至于动摇。因此，以樊哙（汉初沛、即今江苏省沛县人。吕后的妹夫，秦末随刘邦起兵，以军功封舞阳候）这样的功臣，一旦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也就毫不犹豫地要杀掉他。

　　唉！难道汉高祖单单对樊哙不仁吗？况且樊哙和汉高祖一起起义，攻城破阵，立功不能算少。当范增唆使项庄刺杀刘邦时，如果没有樊哙当场对项羽进行谴责，那么汉朝能否建立，可就不知道了。可是当一旦有人毁谮樊哙，说他要在高祖死后，杀掉戚夫人（刘邦之妾，赵王刘如意之母，刘邦死后，戚夫人与赵王如意均被吕后所害），虽然樊哙正在率军讨伐燕王（姓庐名绾，汉初丰、即今江苏省丰县人。从刘邦起兵反秦，后以功封燕王。因被疑叛汉，投奔匈奴）的途中，高祖也立即命令陈平、周勃到军营中将他就地处死。

　　樊哙的罪行并没有表现出来，说他有杀掉戚夫人之心，是真是假还不一定；况且汉高祖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就诛杀天下的功臣，这一点也是明白的。

　　汉高祖娶吕氏为妻，吕氏的族人中像吕产、吕禄之流，都是些平庸之才，不足忧虑；只有樊哙强横雄健，是将军们所不能制服的，后世的祸害，没有谁比他再大的了。

　　汉高祖看待吕后，就像医生看待“堇”这种毒药一样，使它的毒可以治疗疾病，而不至于毒死人。樊哙一死，那么吕后的毒将不至于伤害汉朝江山。汉高祖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使他死后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

　　陈平、周勃并没有遵照命令杀掉樊哙，是将汉高祖忧虑的祸害留了下来。樊哙死于汉惠帝六年（公元前 189 年），这是天意啊！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么吕禄就不可能被欺骗，太尉周勃也就不可能掌握北军。

　　也许有人会说樊哙是汉高祖最亲近的人，即使他还活着，未必就会参与吕产、吕禄的叛乱。

　　韩信、黥布（汉初六、即今安徽省六安县人，姓英名布，因犯秦法曾被黥面，故又称黥布。起兵反秦，初附项羽，后归汉，封淮南王。后又叛汉，兵败被杀）、卢绾都曾被封王，南面称孤，而卢绾又是最受汉高祖宠爱的，他们都还在汉高祖未死之前，相继因为叛乱被讨灭了。谁又能够肯定在汉高祖死了之后，像樊哙这样性情残暴、以屠狗为业的人，当他看到自己的亲戚趁着有利的形势，造反称帝称王，而一定不会感到高兴，跟着他们一起造反呢？

　　所以我说：“陈平、周勃这两个人没有遵照汉高帝的命令，杀掉樊哙，是将他生前所忧虑的祸害留了下来。” 

 项羽的无谋［项籍第十］ 

　　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胜有所不就，败有所不避；其来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为。而徐制其后，乃克有济。

　　我曾经说过：“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而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而没有夺取天下的度量：刘备有夺取天下的度量，而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所以这三个人终其一生都未能获得成功。”

　　假使不能舍弃一些东西，就不能取得天下的形势，不能忍让一些事情，就不能完全拥有天下的财利。因此，有些地方不去夺取，有些城市不去攻占；有些胜利不去获取，有些失败不去逃避；得到一些人才也不要得意忘形，失掉一些人才也不要老羞成怒；任凭天下人各自为所欲为，我从容地先发制人，这样就可以获得成功。

　　唉！以项籍百战百胜的才能，而最后却兵败垓下（地名，在今安徽省灵壁县东南沱河北岸）而死，对此倒也不必奇怪。我从钜鹿（地名，在今河北省平乡县）之战中（公元前 207 年，项羽奉楚怀王熊心之命，北上救赵，与秦军战于钜鹿，大破秦军），即看出他的谋略缺乏远见，度量不够宽大，未尝不对他很晚才死在垓下感到奇怪。

　　当项籍渡过黄河北上之时，沛公（即刘邦）才开始整顿兵马向武关（在今陕西省商洛县西南）进发，这时项籍如果率领军队去进攻秦国，趁着刘邦军队的锐气而利用它，就可以攻占咸阳，控制住全天下。

　　但他不知道运用这种策略，却愚蠢地去同秦国的将领争一日胜负的名声，既然已经在钜鹿大获全胜，却又在黄河以南新安县一带往返作战，等到他到了函谷关时，刘邦早已经进入咸阳几个月了。

　　秦地人民既然已经安心接受沛公的统治，而对项籍产生了仇视心理，那么势必不要再强迫他们臣服项籍了。所以项籍虽然把刘邦改封到汉中，而自己最后建都在彭城（即今江苏省徐州市），致使刘邦仍然能够再次占领三秦（地名，即今陕西省中、北部一带。项羽入关，三分秦国关中之地：封章邯为雍王，领咸阳以西之地；封司马欣为塞王，领成阳以东之地；封董翳为翟王，领上郡即今陕北之地，合称三秦）。这样，天下的形势就要归汉，不会归楚；楚虽然能百战百胜，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说：项籍终于在垓下战败身亡，钜鹿之战就已出现预兆了。

　　有人也许会问道：“即使按照你讲的这种策略去做，又怎么可以断定项籍一定能攻入秦国呢？”

　　我回答说：“项梁（秦末下相，即今江苏省宿迁县人，楚将项燕之子，项羽叔父。与项羽一同起兵反秦，在定陶为秦将章邯所败而死）死后，章邯（秦二世时官任少府，后为将军，率军与起义军作战，屡胜，进围钜鹿，为项羽所败，降楚，后随项羽入关，封为雍王。终被刘邦所破，兵败自杀）以为楚军不是忧虑，所以就转移兵力去攻打赵国，颇有轻视楚军之心，因而把精兵良将都派去围攻钜鹿。这时项籍如果能率领拚死作战的士兵，袭击秦国留守的那些既有轻敌心理而又人少力弱的军队，攻入咸阳是十分容易的事。况且，即将灭亡的秦国军队所把守的关防，和沛公刘邦的军队所把守的关防，二者相比，其忧劣是不言而喻的；沛公军队攻打关防，和项籍的军队攻打关防，二者相比，其优劣也是不言而喻的。秦军所把守的关防，沛公可以攻进

　　去；沛公所把守的关防，项籍可以攻进去，那么，即将灭亡的秦国军队所把守的关防，项籍难道就不能攻进去吗？”

　　也许又有人问：“这样说来，项籍是可以攻进秦国的。但是，救赵国的事情怎么办呢？”

　　我的回答是：“老虎正在捕捉野鹿，熊罴却乘机占据了它的洞穴，搏击它的幼子，老虎怎么可能不舍弃野鹿而返回自己的洞穴呢？返回去就会被熊罴撕碎，这点也是很明白的，兵书说‘要攻击敌人必定援救的地方（攻其必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假使项籍攻破秦国国防，王离（秦末东乡、即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人，秦名将王翦之孙。二世皇帝时，率军击赵，在钜鹿之战中被项籍所擒）、涉间（秦末人，姓涉名间，二世皇帝时为秦将，在钜鹿之战中兵败，自焚而死）一定会撤除对赵国的包围，赶回秦国去救援。这时项籍依凭险关在秦军前面迎击，赵国与其他诸侯救赵的十几支军队在秦军后面追击，就一定可以消灭他们。这样项籍便可一举解除秦军对赵国的包围，而且取得灭秦之功。”

　　战国时魏国攻打赵国，齐国派兵援救，田忌（战国时齐国人，为将军，率兵击魏救赵，用军师孙膑之计，大败魏军于马陵，杀魏将庞涓）带领军队迅速直扑向魏都大梁（即今河南省开封市），因而救了赵国，打败了魏国。那个宋义（秦末楚国人，随项梁起兵反秦，楚怀王熊心任命他为上将军，号子卿冠军，率军救赵，至安阳不进，坐观局势，被副将项羽所杀）号称懂得兵法，却完全不知道这个道理。他率军救赵，走到安阳便停下来不再前进，说是“要等待秦军作战疲敝再趁虚攻击”，我恐怕秦军还没有疲敝，沛公就已先攻占秦国的关防了。项籍和宋义的计策都是错误的。

　　因此，古代那些夺取天下的人，常常首先考虑所占据的地方是否有利于发展。诸葛孔明放弃了荆州（今湖北省汉水以南地区，治所在今湖北省江陵市），而到西蜀去，从这个行动看，我就知道他不可能统一天下了。

　　诸葛亮不曾看出什么是大的险要，他认为剑门山（在今四川省北部，又名梁山，有剑门七十二峰，峭壁中断，两崖相嵌，形似剑门。主峰在今四川省剑阁县北，诸葛亮在此设剑门关，并修筑栈道，叫剑阁道）的险要就可以保护蜀汉不至于灭亡。我曾经去考察过那里的险要形势，它利于防守，不利于出击；出击时后边的军队就不能接续得上。

　　像这种险要之地，战战兢兢地防守以求保全自身，尚且不能得到充足的物资供应，怎么能够靠它来夺取中原的广大地区呢？像那秦朝、汉朝旧都所在的地方，有千里广阔的肥沃土地，又有大河高山做为屏障，才真是能够控制天下的好地方；为什么要去经营剑门山那样不能自由行动的地方，然后还得意地说“这里真是险要”呢？

　　现在那些富有的人家，都一定要居住在四通八达的都市中，使他们的钱财可以流通天下，然后才能收取全天下的利益。也有那种气度狭小的人，得到一件宝物，就把它密藏在家里，整天守着门户而防备盗贼。唉！这样做只是希求不丢失财物，并不是希求发财致富啊！但是，一旦大盗来了，就会抢劫一空，又怎么知道自己财物不会丢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