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如何使强拆最少化

2011年09月29日 01:22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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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长春市市长崔杰日前就该市朝阳区违法强拆致人死亡一案再次向全市人民郑重道歉。在监察部等四部门对今年上半年发生的11起强拆致人伤亡案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问责的57人中，副省级有1人，市厅级4人，县处级20人，乡科级及以下32人。崔杰就是那个唯一的副省级。

非法拆迁，强行拆迁，在中国已是见怪不怪，甚至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强拆造成的各种伤亡案件中，除非是那种极端的引起全国乃至世界舆论关注的案件—像极少数几桩自焚案件—会有个别直接负有领导责任的地方官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外，鲜少见到哪个官员因强拆而丢乌纱帽。现在，由国家监察部门对11桩案件涉及的地方有关当事人进行处置，这在中国的拆迁史上，似乎应是第一次。某种意义上，它表明国家还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上述被查处的11桩案件均发生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后，该条例在今年1月21日颁布实施，其中规定，采取暴力和非法手段拆迁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要追究地方官员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责任。

确实，不动用国家权威包括法律手段在内对目前无以复加的各种强拆行为进行约束和纠正，由此所激化的官民矛盾将会成为中国社会之殇。面对强拆导致的家园被毁、财产被损的现实，被拆迁者过去多选择忍气吞声，消极退让，接受政府不公正的安排，后来忍无可忍，走向维权上访，再后来则是现场流血抗争乃至自杀自焚，发展到现在是采取如爆破之类的极端手段，但个体维权抗争的“升级”依然无法阻止地方强拆的进行。这个时候必须由政府自身来收拾局面。否则，任其蔓延下去，无论是强拆还是反抗，暴力的加剧对社会而言都是不好的事。

当然，坦率地说，在现行体制下，由上级特别是国家出面来纠正下级政府的强拆行为，通过对行政系统内的指令督导和处罚来进行纠偏，虽不失为一个补救办法，对遏止目前公权力的肆意妄为，具有一定警戒作用，但也不能高估，以为它能完全阻断地方的强拆，确保完全规范的行政管理行为。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会针对政策中的漏洞，改变博弈手法，从而使强拆以另一种形式进行；也在于上级在依赖下级政府进行治理的情况下，不可能让打击面过宽，否则，下级政府会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政务就没人管了。除此外，对从上到下的整个政府体系来说，还存在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在多年拆迁形成的历史惯性中，政府的思维已经陷入了一个误区，即认为没有强拆，将无法保障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快速城市化就不可能实现。

客观看来，对政府及其官员而言，确实存在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是强拆拆出的城市现代化、政府政绩、财政收入的诱惑，当然也包括官员腐败；另一方面是强拆引发的对抗和冲突，甚至是极端事件，以命相搏，社会稳定和谐堪忧。面对此两难选择，到目前为止，多数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还是选择前者，因为这攸关一个“有为”官员的政治前景。但在抗争越来越厉害以及国家越来越重视维稳的情形下，强拆的政治后果也开始趋严重，地方官员不得不考虑这点。尽管如此，在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官员升迁机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成体制没有作出根本调整的前提下，从官员的政治原则讲，不管人们喜不喜欢，还是需要保留强拆，这就是客观现实。对此，我们亦要承认。因此，在社会还无力改变这种现实的情形下，所需要做的，就是更严格地规范强拆，在强拆与保护人们的权益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有一个现象要注意，从现实中的各类强拆案件看，被拆迁者之所以激烈反对强拆，除极少数例外，并非是反对拆迁本身，而是反对补偿不到位。若补偿合理，多数强拆与反抗就不会发生，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拆迁问题换成补偿问题。换言之，要想解决强拆问题，首先要解决补偿标准问题。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一些好的解决办法，我认为值得一试。它包含两个要点：一是政府可以在编制规划和拆迁补偿方案时，引入被拆迁户参与决策的制度，就拆迁方案中的补偿标准问题，进行谈判，并且向社会完全公开，而不是开发商或者政府关起门来做；二是可以规定一个比例，被拆迁户不同意拆迁补偿方案的，政府就不得批准拆迁补偿方案。如果能减少因为补偿标准差距分歧引发的大量对抗冲突，剩下的也就是单纯的强拆问题，从而使强拆客观上被限定在极少数的情形下使用，再加上严格的问责，即使强拆，其过程也要做到规范文明。

此或许是在现实约束条件下解决强拆和对抗这对矛盾的一个可行之选。

作者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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