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织里群体抗税调查:轿车人群撞人致事态恶化

　　织里“抗税”调查

　　数千家童衣加工“夫妻队”，曾帮助织里成为“童装之都”。如今，政府希望借助税收杠杆，将“夫妻队”赶回正规的童衣企业。然而一场车祸将抗税事件引爆为街头风波。织里事件提醒当地政府应该改进急功近利的工作方式

　　本刊记者/徐智慧(发自浙江湖州)

　　10月29日，经过几天的打砸、渲泄，对“童装税”表示不满的人不再聚集，檀节林和妻子回到了他们在晓河村的出租房，静静地等着下一批待加工的童装。“童装之都”织里逐渐恢复往日的车水马龙，喧腾纷扰。

　　这种喧嚣，就是织里特有的秩序。织里是浙江省湖州市的一个镇。10月26至28日这里发生了一起抗税风波。

　　童装起家的小镇

　　八年前，檀节林从老家安徽安庆来到织里时，这里的童装加工、销售已形成庞大的规模。临街的门面房，几乎全被童装加工厂占据，门窗玻璃上贴着“金色童年”“快乐小熊”“火箭小子”“蓓蕾”“萌芽”“HAPPY BABY”等充满童趣的卡通图案和商标。打好包的童装在门前堆积如山，本就窄小的房间被裁床、缝纫机和各色布料、线团挤压得逼仄不堪。工人埋头在机器前，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走在街上，檀节林随便找一个工人模样的人讲话，都会听到外地口音。织里的20万打工者中，约有八成是安徽人，安徽人中，又有一小半来自檀节林的家乡安庆。安庆人多擅长缝纫，虽然未经专门训练，檀节林对这门技术也不陌生，他觉得来对了地方，一呆就是八年。

　　镇如其名，“织工之里”，纺织在织里早有历史渊源，地处杭嘉湖平原，自古就有“丝绸之府”美誉，几乎家家户户以丝织为业，机杼声不绝。

　　织里的童装加工始于20年前。1990年代初，中国的童装制造基地，一是福建石狮，一是广东广州。有织里人发现了童装市场的火爆，到石狮、广州买几件流行的童衣回来，家里人里外翻开一看：这种衣服还不好做？一家人立即拿起了剪刀。

　　开始是家庭作坊，老爸裁剪，儿子儿媳踩缝纫机，老妈打零工，像模像样做一年，能挣20万元。一两家靠童衣发家致富了，邻里亲戚便一拥而上。仅过十年，织里的童装已经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席，和石狮、广州形成鼎足之势。

　　适逢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童装市场供不应求，个别厂家开始走品牌路线，十几台缝纫机的家庭作坊变成上百台机器的工厂。但大部分仍是家庭作坊，一直沿袭至今。

　　据最新官方统计，今天织里有12200家与童装有关的企业，其中童装制造企业7647家，童装配套企业4553家，童装规模企业47家。销售收入已突破180亿元，号称浙江全省最具特色和活力的经济产业群。

　　昔日小镇已变成庞然大物。如今，织里本地户籍人口10万左右，外来打工者则在20万以上，常住人口超过30万，远超一般规模的县城。

　　但在檀节林眼里，今日的织里镇街头和八年前他初到时并无太大分别，一样的家庭作坊，一样的织男织女，一样忙碌的老板和老板娘，一样操八方口音、叼着烟卷四处看货的童装商贩。

　　江西籍童装厂老板杨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织里镇的童装市场早在10年前已趋于饱和。这意味着织里童装市场的内生矛盾酝酿已久：人口超出小镇负荷，治安令人担忧；工资上涨，却年年缺工；老板“跑路”，劳资纠纷不断；市场竞争激烈，恶性竞争加剧。

　　微小的变化每天累积，织里经济社会格局逐渐发生分化。

　　“夫妻队”撑起的童装市场

　　家庭作坊式的童装厂注定不可能有很大规模，在织里镇，拥有五六间门面的童装厂已经算大厂，两三间门面的童装厂比比皆是。

　　一般规模的童装厂，通常三五天就要完成一批货，几千套。快手一天可以制作20件成衣，慢手连十件也不到，以这样的速度，作坊式的童装厂不可能在三五天完成一批货。于是，另一种专门制衣的作坊出现了，他们不打样，不裁剪，只管从镇上的童衣厂拿来成捆裁好的布料，加工成衣后交回，计件赚取加工费。

　　开加工作坊的，多是以前在童装厂打工的工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们很快就练成熟手，看到老板为赶货发愁，有人窥察到商机，檀节林的同乡李传挺就是其中之一。

　　李传挺原本每天在缝纫机前手脚并用劳作，虽然能赚到钱，但感觉不自由，“老觉得自己像一台流水线上的机器”。为了赶货，老板逼他们每天7点就上工，一直干到深夜，“活多的时候，每天要干18个小时，把吃饭、睡觉、休息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够6个小时。”李传挺说。

　　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很快对“吃饭狼吞虎咽，喝水争分夺秒”的生活厌倦了，李传挺和同样在童装厂打工的妻子决定单干。

　　他找到檀节林等几个亲戚，大家形成共识：从厂里拿货回家干，干的活跟在厂里一样，但是有人身自由，干多干少自己决定。“刚生小孩的人可以把小孩带过来，省得孩子连亲爹亲妈都不认。”

　　一共三对年轻夫妻搭伙，在织里镇边上的晓河村租了一套有5个房间的楼房，每对夫妻一间卧室，厨房共用，其他房间作为制衣“车间”。几台单价三四百元的二手缝纫机，再买些零七碎八的针线辅料，一个简陋的制衣作坊就这样开工了。

　　这样的童衣作坊，在织里被形象地称为“夫妻队”，最小的，只有一对夫妻。但更多的是由亲朋好友几对夫妻组成的小公社，小孩、父母同来，夫妻家人朝夕相处，自由掌控上下班时间，同时还能照看小孩和父母。

　　每件衣服的加工费不等，复杂的一件十几元，简单的两三元。李传挺、檀节林的“夫妻队”，每月人均收入三四千元，跟在厂里打工相差无几。

　　杨成的“金萌芽”童衣厂，和大多数织里童装厂一样，目前九成的加工任务都交给“夫妻队”，“没有成千上万个‘夫妻队’，织里的童衣生产规模，不可能做到这么大。”杨成说。

　　“高工资”与“机头税”

　　但“夫妻队”也招来一些规模化制衣企业的憎恶。原因是，熟手都跑去开“夫妻队”，工厂为了留住熟手，必须提高工资待遇。

　　10月28日夜，织里街头，一位童衣厂老板站在门前，大声对人群诉说他的不满。"夫妻队’总说税收高，但是他们工资每年都在涨，一个裁剪工现在每天至少要挣250块钱，机工也要100元以上，石狮、广州都没有这样高的工资，这样下去工厂怎么受得了？”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这位老板的说法在织里童装企业中有广泛代表性。普通机工工资前年还是每月1500元～2000元，今年已经涨到每月3000元～4000元，裁剪工因对技术要求更高，今年平均月薪已经涨到6000元～7000元。

　　涨薪带来成本的提升，再加上棉布等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这只是织里童衣厂面临的问题之一。更大的困境是，童衣市场同质化严重，恶性竞争加剧。“若一个款式好卖，一个星期内，仿制品就会遍布整个童衣市场。”10月28日，在织里童衣批发市场，一家童衣批发店铺的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精明的童衣企业，一年到头，四处嗅探市场青睐的童衣款式，一旦瞄中，就买一件快递到厂里。这件童衣被迅速拆解成一堆布块和零件，负责进货的员工只须扫一眼，就清楚该进哪种颜色、质地的面料和辅料。面料和辅料当天就可运进工厂，裁床立即开动，裁剪好的布料会被立即打包，马不停蹄地运送到遍布织里乡村的“夫妻队”。一两天后，第一批仿制品就会挂到批发商的店铺里。

　　另一方面，小加工作坊的兴起，与日渐红火的生意，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

　　与正式的企业不同，“夫妻队”最初无须经过工商注册，只要通过消防安全检测，拿到安全证明后就可开工，在初期也不需要缴税。

　　随着夫妻队数量剧增，当地税务局终于决定要对这些作坊征税，这便是当地人俗称的“童装税”或“机头税”。据了解，从2009年起，“夫妻队”开始缴纳这种税款，第一年，按每户拥有的缝纫机数量征税，一台缝纫机征税100多元；到2010年，则按工作人数征税，每人征税300余元，不足5人按5人征收；从今年10月开始，每人征税额涨到了626元。同时，有人说，明年会涨到每人每年1000元。

　　对于大多数“夫妻队”来说，每人每年600多元的税收，并不是承担不起，但是，在此次从每人每年300元，翻番涨到每人每年626元之前，没有任何公示与意见征求，仅靠税务部门的一纸通知，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

　　同时，多家“夫妻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机头税”的征收往往采用社会化征管方式即非由税务部门，而是村委会派出的税收协管员来征收，如若不交，便会采取“锁门”“恐吓”等方式。

　　然而，织里模式已对“夫妻队”形成了严重依赖。

　　“我现在是在消化库存，货很快就没了，再过两天再不开工，我就没货可卖了。” 10月29日傍晚，杨成坐在织里中路的店铺前，对“夫妻队”停工感到忧心忡忡。他的小厂只有10个工人，没有了“夫妻队”的协助，如若断货，每天仅房租、工资就要支出6000多元。

　　“抗税”风波与“税收杠杆”

　　对于抗税风波的缘起，众说纷纭。《中国新闻周刊》走访当地政府及多名目击者，得知了事件发展的大致经过。

　　10月26日晚，600多个安庆籍“夫妻队”到织里镇政府大楼前，要求对刚刚翻番的“童衣税”给出合理解释，引来大量人群围观。檀节林骑着三轮电动车，载着晓河村的一些“夫妻队”，也来到现场。

　　晚上11点多时，一辆浙E牌照(湖州市车牌)的白色奥迪车驶入人群中。奥迪车驾驶座上是一个年轻男子，副驾驶座上是个女孩。有人不停地拍奥迪车，提醒驾驶员掉头驶开，不要撞到人。拍得越来越大力，奥迪车驾驶员好像受到惊吓，突然加大油门，时速猛然提到100公里以上。“我当时就在奥迪车旁边，眼看着一个人飞了起来，重重落在地上，另一个被撞出老远。”檀节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看撞了人，奥迪车又开始后退，惊慌中又轧到撞飞倒地的人。此人是檀节林的领居，26岁的安庆籍男子王舒东。他被紧急送往湖州第一人民医院，经诊断，肝脏破裂，切除一大半，4根肋骨骨折，所幸已脱离生命危险。

　　对税收不满的安徽人，转而将情绪发泄到所有浙E牌照的汽车上。从10月26日晚到第二天，上百辆停在路边的浙E牌照汽车被打砸，富民路上一家中国移动店铺也被砸，另有一家织里本地人的童衣厂被砸。

　　至10月29日，织里人开始组织“护厂队”，对安徽人展开报复性攻击。当晚，有数辆安徽人的车被砸，南海路上安徽人开的“米娜阿奇”童衣厂遭到砸抢。

　　一个车祸就这样点燃了对税收的不满情绪，既而又引发了湖州人与安徽人的对立。生计不易，家庭重压?平时紧张劳作压抑的情绪，都借此抒发了出来。

　　然而有30万人居住的织里却只有一个派出所，无法应付数百人的风波，浙江省紧急从各地区调集数千名特警前来制止，至10月30日，事件基本平息。同时，为平息众怒，织里镇政府开除了一个名叫许荣泉的税收协管员。

　　对于征税标准的变化，《中国新闻周刊》从织里镇上的吴兴区地税局管理5科了解到，此标准是由政府、地税、国税共同拟定，626元中，大部分是国税，地税占小头，但税务局工作人员无法说明征税的准确依据。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吴兴区地税局人士透露，政府大幅提高对“夫妻队”的征税额度，目的不是征税，而是有借“税收杠杆”调整市场格局的意图，即通过提高对加工户的征税额度，缩小童衣加工厂在城乡之间的税收差距，并借此将“夫妻队”形式的童衣加工作坊淘汰出局，以解决正规童装企业招工难、不停加薪的怪圈。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织里每年尚有1至2万人的用工缺口。这与童装市场饱和的现状相符，而真实原因，就是熟练技工不断从大型童衣企业流失，变成“夫妻队”。不仅如此，大量“夫妻队”的存在，给小型童衣作坊提供了快速仿制、剽窃的基础，加剧了童衣市场的恶性竞争。该知情人表示，“长此以往，‘童装之都’的称号将名不副实。”

　　但他也承认，想要通过税收杠杆进行市场调节，很可能罔顾社会公平，缺乏解释的政府作风，也容易引起社会矛盾激化。或许更合理的手段是，以加强市场监管和政策引导的方式，使市场向更合法、积极的方向发展。 ★

　　“一刀切”的核定征税方式征税机构提供了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但织里抗税风波再次显示了其征收的不精确性和不科学性的现实

　　本刊记者/杨迪 文/薛雨萌

　　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已经回复平静，大多数的童装生产加工户们已经重新恢复生产。

　　这个童装生产加工集散地的一场“抗税”风波，将中国税收及征税办法的种种积弊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加工户们用“暴力”来宣泄心中的不满，镇政府以开除税务人员和暂停收税的办法平息，但导致事情发生的本质，却一点也没改变。

　　“一刀切”的核定征收

　　“从来就没有‘机头税’或‘童装税’这个税种。” 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教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其实应该是一种营业税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合并征收，因为很多家庭作坊没有账本也不用发票，但事实上存在生产交易，为了不使这部分税收流失，税务部门便根据行业平均水平，按照机器台数或工人数量定额收税，这样也便于操作。

　　事实上，这种“一刀切”的征税方式不是织里或湖州一地专利。

　　1980年代初，百业待兴，市场经济体处在起步阶段，涌现出大量的个体工商户，他们没有订单和合同，也没有发票，税务无法查证其营业规模与经营状况。但税务人员发现， 机器数、工人数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生产规模，因此，便发展出一套依此估计企业营业额，再制定一个定额的费用定期进行征收的税收方式。因其操作简便易行，这种征收方式很快得以推广。

　　直到1986年，国务院审议通过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我国才有了独立的税收征管行政法规。《暂行条例》明确了税款的征收方式：由税务机关根据税收法规的规定和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管理水平以及便于征收管理的原则，具体确定。主要方式有：查账征收、查定征收、查验征收、定期定额征收以及代征、代扣、代缴。

　　“定期定额”的征税方式就这样在《暂行条例》中以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

　　1993年1月1日，《中国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正式施行，这部我国正式实施的第一部税收征管法律，正式提出核定征收的概念：核定征收税款是指由于纳税人的会计账簿不健全，资料残缺难以查账，或者其他原因难以准确确定纳税人应纳税额时，由税务机关采用合理的方法，依法核定纳税人应纳税款的一种征收方式，简称核定征收。

　　简而言之，就是由税务部门估计一个数额，将地税、国税等税种，一揽子收齐。

　　自此，对于个体工商户的税收管理，地税部门多采用定额征管的核定征收办法。

　　模糊的核定标准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征收方式也渐渐表现出其弊端。

　　刘剑文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核定征收税款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核定的依据。根据《税法》的规定，加工行业需要缴纳增值税，属国税，地方税务机关若没有办法核定，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核定。

　　刘剑文说：“在核定过程中，税务机关应该要考虑成本、利润、同行业的整体利润率等因素。而对于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的核定还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即业户自报、典型调查、定额核定、下达定额。”

　　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核定标准不统一，个体户经营变化频繁，区域划分等级不清晰，同一行业不同税管员税收定额的核定不够规范，使得确定应纳税额困难重重，核定的依据和标准仍然模糊。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甘功仁说，“这种模糊给了地方税务机构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在部分地区是由税务征管员来进行核定，而且还可以商量。”

　　例如，10月25日，织里镇“夫妻队”商户李传挺收到的《纳税通知单》中，对其所应缴纳的税款说明如下：“根据《征管法》规定，经过对你(单位)从事的服装行业进行调查摸底，在此基础上，确定你单位为社会化征管户，并依据经营测算等方法核定，应缴国税、地税税额合计3756元。”既没有提供核定依据，亦没有提供征税标准。

　　弊端与无奈

　　在甘功仁看来，核定征收这种原始并且极不精确的征税办法，仍然被沿用实为无奈之举。

　　中国个体工商户群体日渐膨大，他们的工商登记存在很大缺口，又通常不具备健全的财务系统，建账比例非常低，尤其是很多个体工商户认为，真实建账建证会导致缴纳更多的税款。在建账建证的个体工商户中，也普遍存在账外经营的状况，使得税务部门在定额核定时找不到确切的根据。

　　甘功仁介绍说，事实上，已有政府部门在做改革核定征收标准的尝试。

　　例如，山东青州尝试采用“分类分级征管法”，参照经济性质同类行业或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收入额和利润率来测算个体户的收入及盈利水平，分行业、分项目、采用成本加合理费用和利润的办法，对全市所有个体户税负水平划分为不同的档次，每一档次再细分为三个等级，形成统一的个体户税负标准。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是通过民主评议和公开办税的形式确定每一个业户的定额，并且将定额张榜公布，增加了定额管理的透明度，也保证了纳税户的知情权。

　　为了保证核定征收标准的准确，从2007年起，中国开始试点使用个体工商户计算机核定定额系统。但这套系统的计算主参数仍然是生产设备、从业人数、经营面积、设备容量、用电量等，其关键环节是个体工商户基础数据的广泛采集和准确录入。甘功仁说，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些数据的采集仍然很难做到准确。

　　由于西方国家的个体工商户很少有现金交易，因此通过银行查账便可很容易获得经营数据，而就中国目前大多数个体工商户的状况而言，“无法预知这种状况究竟何时能够彻底转变”。甘功仁说，唯一能够期待的，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通过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使种模糊的核定征收向精确的查账征收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