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芭堤雅住哪里:商人“龙”观念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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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龙”观念探微 http://bbs.gxsd.com.cn/viewthread.php?tid=271274
【摘 要】“龙”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奇异、最为神秘的动物。古人认为它是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的神兽。因此，“龙”自石器时代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崇拜。然而，种种材料表明：“龙”的地位在商代有所降低。本文在承认“龙”的生物学原型为鳄鱼的基础上，通过对甲骨文中的“龙”字、卜辞中有关“龙”的内容、青铜器上的龙纹饰，以及商人对“虹”的态度等方面的材料，探讨“龙”的地位在商人的社会观念中较前代有所降低并分析其原因。
【关键词】商人
“龙”
社会观念
降低
“龙”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观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与中国古代文明相生相伴。关于它的存在及其原型问题，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从何新先生说，即：龙在中国古代确实存在，其生物学原型为鳄鱼。并在此基础上，概述石器时代以来，先民对“龙”的崇拜情况，从而着重探讨“龙”的地位在商代有所降低的情况及其原因。
蛇；（徐乃湘、崔岩峋：《说龙》，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马；（《周礼·夏官》）
蜥蜴；（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981年 齐鲁书社影印版本）
河马；（刘城淮：《略谈龙的始作者和模特》，《学术研究》（云南）1964年第3期）
鳄鱼；（何新：《中国神龙之谜的揭破》，《神龙之谜》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年）
恐龙；（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8年）
云；（何新：《龙凤新说》，《诸神的起源》，三联书店1986年）
虹；（胡昌健：《论中国龙神的起源》，《中国文物报》总第25期）
闪电；（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合并了的图腾；（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开明书店1948年）
物侯代表形象的组合；陈绶祥：《中国的龙》，漓江出版社1988年）
松树；（尹荣方：《龙为树神说——兼论龙之原型是松》，《学术月刊》1989年7月号）
对于上述诸说，笔者最为赞同的是何新先生的说法。何新先生在2002年版的《龙：神话与真相》中，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即：“无论是古生物学的证据、历史地理学的材料，还是古文献的记载，都确切无疑地表明：古中国大陆和海洋上，确曾存在过一种令人恐怖的巨型爬行动物。这种巨型爬行动物，以及与其形态相近的其它几种爬行动物，其实就是上古传说中所谓“龙”的生物学原型。换句话说，“龙”在古代确实是存在的，它就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中称作Crocodilus
Porosus
的一种巨型鳄——蛟鳄。”[1]（P24）何先生在这部书中，从文字语言、史料文献和考古学等方面入手，探讨上古传说中龙与鳄鱼的关系，并最终得出 “龙”的生物学原型为鳄鱼这一结论。其论证全面、准确，史料翔实，方法独特。而且从他的论述中，还可以逐一排除众家的说法，故笔者从此说。
（一）石器时代
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龙就与人们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有龙形象的纹饰或雕塑，或是被人们用于墓葬，或是用于装饰。无论是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筑龙塑，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蟠龙纹彩陶盘；还是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巨型龙堆塑，内蒙古红山文化的墨绿色玉龙，都反映了石器时代的原始先民对龙形象的想象与崇拜。同时，这也是龙与原始人类生活密切联系的有力证据。
（二）上古传说时代
上古传说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曙光初现的时代，此时，崇龙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记载上古史事的文献虽多为神话传说，但我们也能从中隐约窥见上古先民崇龙观念的史影。
《山海经》中，多见上古之神以龙为坐骑：[3]（P177、184、193）
南方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山海经·海外南经》）
西方蓐收，左手有蛇，乘两龙。（《山海经·海外西经》）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东经》）
传说中有以“龙颜”形容上古帝王相貌的：[4]（P5、13）
以土承火，位在中央，故曰黄帝。龙颜，有圣德。（《帝王世纪》第一 自开辟至三皇）
（舜）名重华，字都君，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有圣德。（《帝王世纪》第二五帝）
文献中有黄龙献图书于舜的传说：[5]（P1703）
舜东巡狩，黄龙负图，置舜前。（《艺文类聚》卷98）
黄龙从洛水出，诣虞舜，鳞甲成字，令左右写文竟，龙去。（《艺文类聚》卷98）
除了神话传说外，正史中也有相关记载。《左传》中有善于驯养龙的董父，为虞舜养龙而被赐为豢龙氏的记载：“（董父）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董，氏曰豢龙。”[6]（1079）《尚书·尧典》中记载了舜命龙出任纳言的情况：“帝舜曰：‘命汝（指龙）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7]（P62）可见，上古之时有人以龙为名。
（三）夏代
夏人对龙的崇拜达到了一个顶峰。文献中有龙助大禹治水的传说：“河海历龙，何尽何历。洪兴祖注：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8]（P91）（《楚辞》卷3 天问）《山海经》中有夏后启乘龙的传说：“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3]（P178）（《山海经·海外西经》）夏朝传至第十四代王孔甲时，又出现了善于养龙之人：“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6]（P1188）（《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这条有关于龙的史料出自信史《左传》，且语出自晋国史官蔡墨。我们可以从中得知两点：其一，夏代养龙作为一项技能是用来服务于宫廷王室的；其二，龙在当时并不是用来食用的，而是用于观赏或供王室消遣的。由此足见夏朝对龙的崇拜与喜爱了。
在夏代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有龙纹。夏代的龙纹“尽管普遍具有图案化处理的特点，但还是没有形成头上有角、形态怪异的真正龙纹，它们应属于原龙纹”。[2]（P59）由此可见，夏代的龙纹仍保留着鳄鱼的原始形态，夏代青铜龙形器上的鳄鱼浮雕即证明了这一点。（见何新：《龙：神话与真相》，彩图第4页）
以上即是商代以前先民龙观念的简要叙述。上述材料有的来源于考古发掘，有的来源于文献记载，甚至是神话传说。但总的看来，都反映了石器时代以来，人们对龙的崇拜，而这种崇拜到夏代达到了顶峰。
（一）龙甲，殷先祖谥号。如：“卜
贞御妇好于龙甲”（《殷契遗珠》620）
（二）龙方，方国名。如：“贞勿乎妇姘伐龙方”（《殷虚书契续编》4.26.3）
（三）龙，神祗名。如：“… …
龙… …”（《殷虚书契粹编》483） “
”王国维释为“求”，郭沫若释为“祈祀之义”；“… …卜，其兄龙，兹用。壬戌… …”（《殷虚书契后编· 下卷》14），“兄”即“祝”，全辞明言对龙祝祷；“丁未卜龙隹若… …
于父乙十… …”（《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5）“若”，郭沫若释为“顺”，“隹”即“惟”，全辞意为向龙卜问，希望能利于实现卜者的愿望；… …
（四）龙，似为祸患。如：“乙巳卜
贞有
身不其龙”。（《小屯· 殷虚文字乙编》4071）
（五）商代甲骨文、金文中还有“
”字，罗振玉释作“
”字，郭沫若释作“龚”。该字象双手奉龙之象，这无疑具有崇拜龙的含义。
上述观点表明了商人对龙的崇拜，其中，“龙甲”为人名和“龙方”为方国名应确切无疑，但其它几点均有需要商榷之处。
其一，关于“
龙”为“向龙祈祷之意”。甲骨文中，商人向神灵祈求的卜辞很多，总结起来有“
… …”和“
… …于… …”两种句式。如“贞帝于东方曰析，凤曰
，
年”（《殷虚文字乙编》6533）；“
年”（《殷虚文字续编》1.37.7）这两条卜辞均为卜问者想要求得好的年成。另见：“辛未卜，
禾于河，
三牢沉三牛俎牢”（《殷契拾掇》1.550）；“其
禾于高祖”。（《殷契佚存》259）在这两条卜辞中，前者为向河神求得好收成，而后者则是向高祖求得好收成。很明显，在“
… …”的句式中，“
”字之后为卜问者所求之物；而在“
… …于… …”的句式中，“
”字之后为卜问者所求之物，“于”字之后则为卜问者祈求的对象，即先祖或神灵。由此可见，将“
龙”释为“向龙祈祷”有误，应释为：请求得到龙，因此，有捕龙之意。
其二，关于“兄龙”为“向龙祝祷之意”。甲骨文中，向神灵或先祖祝祷时，一般用“祝于… …”的句式，而非“祝… …”，如：“辛丑卜，
贞，兄于母庚”（《铁云藏龟》127.1），意为向母庚祝祷求福。而在甲骨文中，“祝”字除了有“祝祷”之意外，还表示官名。[9]（P292）所以，“兄龙”之“兄”应为官名，而“龙”应为人名。
其三，关于“卜龙”为“向龙卜问之意”。在“丁未卜龙隹若……
于父乙十……”这条卜辞中，刘、杨二位先生似乎断错了句，把“卜龙”连在了一起，才误以为此条卜辞意为“向龙卜问”。而实际上，这条卜辞的断句应为：丁未卜，龙，隹若？……
于父乙十……。意思是：丁未时进行卜问：有龙出现，吉利吗？……对父乙进行
祭……。
其四，关于“不其龙”的解释。卜辞“乙巳卜
贞有
身不其龙”中的“不其龙”，刘、杨二先生认为“似为祸患”。于省吾先生在《释鼎龙》一文中的解释是：“甲骨文凡贞问某事，而言
或
，
，不
，其
，不其
者，往往
与
互作，均应读作宠。这是贞问能否受到鬼神的宠佑。”[10]（P218）此处的“
”即“龙”，于先生释为“宠”，意为“宠佑”，似乎有些道理。然而，在《甲骨文合集》疾病和吉凶梦幻两类卜辞中，“其龙”、“不其龙”的字样多次出现，如吉凶梦幻卜辞中的17231片，17236片，17237片，17252片，17253片，17255片正面，17256片，17257片等；疾病类卜辞中的13635片正面、13674片等。而奇怪的是：如果依于先生所言，把“其龙”、“不其龙”中的“龙”释为“宠佑”，那么，在生育类卜辞里，也应出现“其龙”、“不其龙”的字样，意为：卜问能否得到鬼神的宠佑，希望母子平安。但是，在《甲骨文合集》生育类卜辞中，却未见“其龙”、“不其龙”的字样，甚至连“龙”字也找不到。所以，于先生释“龙”为“宠”的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11]（P218）不过“龙”字在疾病类和吉凶梦幻类的卜辞中屡见，则足以说明两类卜辞中的“龙”确实不是预兆吉祥之物。而这两类卜辞都属于一期卜辞（按董作宾五期分法），即商王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时期的卜辞，处于商朝中后期。所以很显然，此时商人的这种观念必是上承商朝前期人们的龙观念，而对以后的商人也一定会产生影响。故整个商代，人们对龙的态度便显而易见了。
其五，关于对“
”字的解释。刘、杨二先生认为此字为“双手奉龙之形，有崇拜龙之意”。但在商朝西部曾有个叫“龙方”的方国，曾和羌方一起与商朝对抗，因此武丁多次征伐龙方，最终迫使其归顺并迁到近畿改名为“龚”。[21]由此可见，“龚”字并非“双手奉龙，崇龙之意”，而有捕龙、降龙之意。而从“
”（
）字为“豢养之意”[12]（P245）也可得到旁证。另外，在《甲骨文合集》里，鬼神崇拜类的卜辞中，也出现有“龙”字，但多用于人名（龙甲），如：14815片、14817片、14818片等。
以上几点即是从卜辞角度对刘、杨二先生的观点所做的更正，从而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商人对龙并非像前代那样崇拜，“龙”的地位在商人的社会观念中较前代有明显的降低。另外，从以下几个方面看，也可以使商人对龙的这种观念得到验证。
（一）从甲骨文中“龙”字的构形上看。如右图中“龙”字的各种构形，[13]（P458）龙字的头部均有“
”形，或省作“
”形，为“辛”字。郭沫若认为：“辛者，天也，黥也。黥刑不能表示，故施以黥之刑具以表示之。辛即古之剞劂……”。[14]（P232）何新先生也认为：“‘辛’置龙头上，象征刑杀，很可能是古文字中一种具有巫术意义的镇伏记号，用以施诸那种凶悍不祥之物，盖取‘厌胜’之意耳。”[1](P20)
（二）从青铜器纹饰上看。商代青铜器上虽有龙纹，但数量不多。段勇先生通过对商代青铜器的分类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屈指可数的商代早期龙纹型式中，只有3型3亚型最早见于商朝统治的核心地区（内服）。因此，龙纹可能并不是商文化固有的纹饰，龙也可能并不是商族的传统神灵，至少不是主要神灵”。[15](P159)
（三）从商人对“虹”的态度上看。商人认为：有虹出现为不祥之兆，如：“王占曰：有祟。八月庚戌，（有）各（格）云自东，母（毋）昃，有出虹自北，饮于河。”（《甲骨文合集》10465正） 晁福林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虹”字像双首龙形，是源于人们对双首龙形之想象，“商代实将龙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地名、族名的一般的龙；一类是受帝驱使而降旱之龙。卜辞里面并无龙降福佑的记载。作为双首龙形的虹，出现于天空是为凶兆，这与殷代的龙观念是符合的”。[20]这里，由商人对“虹”的态度可以推想到商人对龙的态度。
综上所述，龙在商代的地位较前代有所降低，商人对龙甚至有些厌恶。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向为人们所崇拜的龙到了商代地位却下降了呢？笔者认为，应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一）商族先民居住于北方之时，没有接触过龙（即鳄鱼）。金景芳先生在论证商族的起源时，根据《世本》中“契居番”、“昭明居砥石”的记载，进而证明“至于砥石，则确知在辽水发源处，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正在我国北方”，[16](P51)由此做出了“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的论断，指出商族先民居住于今内蒙地区。而何新先生在研究上古中国鳄鱼的分布时指出：“鳄类在中国北方，从文献记载看，虽然最北曾到达山西中部（北纬37度），但越过北纬38度以上，进入内蒙山地和戈壁，却似乎不可能”。[1](P112)所以，商人南迁以前，居住在内蒙地区的商族先民几乎见不到龙（鳄鱼），故南迁到中原地区后，商人对该地崇龙习俗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二）商人南迁后，曾遭到鳄鱼的袭击。众所周知，鳄鱼是凶猛的杂食动物，它体形较大，伤人，甚至食人。古文献中，也有大量的鳄鱼伤人的记载，如：“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兕虎”。[17](P378)（《尸子·卷下》）“周处年少时，凶强使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虎，并皆犯暴百姓，与处并谓三横”。[18](P148)（《世说新语》自新第十五）因此，可以想见，商人南迁后，来到鳄鱼繁衍生息的中原地区，不可避免地会遭到鳄鱼的袭击，从而使商人心生厌恶和戒惧。在商代青铜器中，也的确可以见到龙食人的纹器。[1](P21)
（三）“殷革夏命”，商朝取夏朝而代之。这个取代过程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一定牺牲了不少商族人的性命。夏人崇龙，商人出于对夏的敌忾，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商人恶龙，龙的地位在商代有所降低。
（四）在商朝的方国中，有一个以龙为图腾的方国——龙方。龙方靠近山西境内陕西中部偏北，是位于商朝王畿西部的方国。龙方曾与商朝保持过一段友好的关系，但到后来，“一度成为商王朝的劲敌，商王兴师动众，且持续时间较长。参与的人员除了商王外，还有
、
、
和师般等诸侯”。[19](P226)所以，商王朝对以龙为图腾的方国——龙方的仇恨，影响到了商王朝对龙的态度。
龙的地位在商代虽一度降低，但或是出于受中原地区崇龙习俗的影响，或是出于对龙的戒惧，纵观有商一代，商人也并不是完全将龙摒弃、完全厌恶龙的。在商代的青铜器上也有龙纹饰；商人也有以龙为名的（如：龙甲）；甲骨文中，有商人作土龙致雨的记载，如：“其乍（作）龙于凡田，有雨。”（《甲骨文合集》29990）这也正与文献中“土龙致雨。高诱注：汤遭旱，作土龙以像龙，云从龙，故致雨也”[17](P1222)（《淮南子》卷四 地形训）的记载相互印证。由此可见，商人还是把龙视为一种有灵性的神兽的。
【参考文献】
[1]何新：《龙：神话与真相》， 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2]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3][西汉] 刘向、刘歆校刊 《山海经》，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
[4][晋] 皇甫谧撰 《帝王世纪》，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5][唐] 欧阳询撰 《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
[6] [晋]杜预 集解《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7][东汉] 马融、郑玄注 《古文尚书》，中华书局1991年第一版；
[8][宋] 洪兴祖 撰 《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一版；
[9]刘翔、陈抗等著 《商周古文字读本》，语文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10]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一版；
[11]张桂光：《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
[12]赵诚：《甲骨文简明辞典——卜辞分类读本》，中华书局1988年第一版；
[1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第一版；
[1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
[15]段勇：《商代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16]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
[17]《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18][南朝宋] 刘义庆撰 《世说新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19]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20]晁福林：《说殷卜辞中的“虹”——殷商社会观念之一例》，《殷都学刊》2006年（1）；
[21]曹淑琴、殷玮璋：《商周时期的龙、龚铭铜器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文化论集》（三），苏秉琦 主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摘 要】“龙”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奇异、最为神秘的动物。古人认为它是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的神兽。因此，“龙”自石器时代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崇拜。然而，种种材料表明：“龙”的地位在商代有所降低。本文在承认“龙”的生物学原型为鳄鱼的基础上，通过对甲骨文中的“龙”字、卜辞中有关“龙”的内容、青铜器上的龙纹饰，以及商人对“虹”的态度等方面的材料，探讨“龙”的地位在商人的社会观念中较前代有所降低并分析其原因。
【关键词】商人
“龙”
社会观念
降低
“龙”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观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与中国古代文明相生相伴。关于它的存在及其原型问题，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从何新先生说，即：龙在中国古代确实存在，其生物学原型为鳄鱼。并在此基础上，概述石器时代以来，先民对“龙”的崇拜情况，从而着重探讨“龙”的地位在商代有所降低的情况及其原因。
一、关于“龙”的存在及其原型问题
关于“龙”是否存在的问题，无非包括两大派：一派主张“无龙说”，即：“龙”是一种世界上根本没有的动物，完全是古代先民凭空想象出来的；另一派则认为，上古时候是有龙存在的，并且有其生物学原型。对于前一种说法，何新先生曾批评道：“在神话中，恐怕再没有比把神话简单地仅仅看作一种幻想更省力的事了。因为这便可以轻松地摆脱对神话进行严肃分析和科学说明的责任。”[1]（P7）另外，甲骨文中，“龙”字为象形字，所以古人造字时，必有所象之形，不可能凭空臆造；而石器时代与龙有关的考古发掘及夏商青铜器上龙纹饰的创造，也应有其所参照之物。那么，既然“龙”是存在的，它的生物学原型又是什么呢？刘志雄、杨静荣两位先生在其所编著的《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将众家关于龙的生物学原型问题的观点一一举出，现将其摘录如下：[2]（P2--4）
蛇；（徐乃湘、崔岩峋：《说龙》，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马；（《周礼·夏官》）
蜥蜴；（唐兰：《古文字学导论》，1981年 齐鲁书社影印版本）
河马；（刘城淮：《略谈龙的始作者和模特》，《学术研究》（云南）1964年第3期）
鳄鱼；（何新：《中国神龙之谜的揭破》，《神龙之谜》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年）
恐龙；（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8年）
云；（何新：《龙凤新说》，《诸神的起源》，三联书店1986年）
虹；（胡昌健：《论中国龙神的起源》，《中国文物报》总第25期）
闪电；（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合并了的图腾；（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开明书店1948年）
物侯代表形象的组合；陈绶祥：《中国的龙》，漓江出版社1988年）
松树；（尹荣方：《龙为树神说——兼论龙之原型是松》，《学术月刊》1989年7月号）
对于上述诸说，笔者最为赞同的是何新先生的说法。何新先生在2002年版的《龙：神话与真相》中，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即：“无论是古生物学的证据、历史地理学的材料，还是古文献的记载，都确切无疑地表明：古中国大陆和海洋上，确曾存在过一种令人恐怖的巨型爬行动物。这种巨型爬行动物，以及与其形态相近的其它几种爬行动物，其实就是上古传说中所谓“龙”的生物学原型。换句话说，“龙”在古代确实是存在的，它就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中称作Crocodilus
Porosus
的一种巨型鳄——蛟鳄。”[1]（P24）何先生在这部书中，从文字语言、史料文献和考古学等方面入手，探讨上古传说中龙与鳄鱼的关系，并最终得出 “龙”的生物学原型为鳄鱼这一结论。其论证全面、准确，史料翔实，方法独特。而且从他的论述中，还可以逐一排除众家的说法，故笔者从此说。
二、商代以前先民“龙”观念概述
从石器时代到夏代，龙与先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各种材料看，龙在此时已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并逐渐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现从石器时代、上古传说时代及夏代三个时期对其进行概述。
（一）石器时代
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龙就与人们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有龙形象的纹饰或雕塑，或是被人们用于墓葬，或是用于装饰。无论是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筑龙塑，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蟠龙纹彩陶盘；还是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巨型龙堆塑，内蒙古红山文化的墨绿色玉龙，都反映了石器时代的原始先民对龙形象的想象与崇拜。同时，这也是龙与原始人类生活密切联系的有力证据。
（二）上古传说时代
上古传说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曙光初现的时代，此时，崇龙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记载上古史事的文献虽多为神话传说，但我们也能从中隐约窥见上古先民崇龙观念的史影。
《山海经》中，多见上古之神以龙为坐骑：[3]（P177、184、193）
南方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山海经·海外南经》）
西方蓐收，左手有蛇，乘两龙。（《山海经·海外西经》）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东经》）
传说中有以“龙颜”形容上古帝王相貌的：[4]（P5、13）
以土承火，位在中央，故曰黄帝。龙颜，有圣德。（《帝王世纪》第一 自开辟至三皇）
（舜）名重华，字都君，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有圣德。（《帝王世纪》第二五帝）
文献中有黄龙献图书于舜的传说：[5]（P1703）
舜东巡狩，黄龙负图，置舜前。（《艺文类聚》卷98）
黄龙从洛水出，诣虞舜，鳞甲成字，令左右写文竟，龙去。（《艺文类聚》卷98）
除了神话传说外，正史中也有相关记载。《左传》中有善于驯养龙的董父，为虞舜养龙而被赐为豢龙氏的记载：“（董父）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董，氏曰豢龙。”[6]（1079）《尚书·尧典》中记载了舜命龙出任纳言的情况：“帝舜曰：‘命汝（指龙）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7]（P62）可见，上古之时有人以龙为名。
（三）夏代
夏人对龙的崇拜达到了一个顶峰。文献中有龙助大禹治水的传说：“河海历龙，何尽何历。洪兴祖注：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8]（P91）（《楚辞》卷3 天问）《山海经》中有夏后启乘龙的传说：“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3]（P178）（《山海经·海外西经》）夏朝传至第十四代王孔甲时，又出现了善于养龙之人：“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6]（P1188）（《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这条有关于龙的史料出自信史《左传》，且语出自晋国史官蔡墨。我们可以从中得知两点：其一，夏代养龙作为一项技能是用来服务于宫廷王室的；其二，龙在当时并不是用来食用的，而是用于观赏或供王室消遣的。由此足见夏朝对龙的崇拜与喜爱了。
在夏代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有龙纹。夏代的龙纹“尽管普遍具有图案化处理的特点，但还是没有形成头上有角、形态怪异的真正龙纹，它们应属于原龙纹”。[2]（P59）由此可见，夏代的龙纹仍保留着鳄鱼的原始形态，夏代青铜龙形器上的鳄鱼浮雕即证明了这一点。（见何新：《龙：神话与真相》，彩图第4页）
以上即是商代以前先民龙观念的简要叙述。上述材料有的来源于考古发掘，有的来源于文献记载，甚至是神话传说。但总的看来，都反映了石器时代以来，人们对龙的崇拜，而这种崇拜到夏代达到了顶峰。
三、商人的“龙”观念
关于商人的龙观念，一些学者仍认为商朝和前代一样崇拜龙，如：刘志雄和杨静荣两位先生通过总结甲骨文中“龙”字的含义，来说明商人的崇龙观念。现将其观点列举如下。[2]（P9、10）
（一）龙甲，殷先祖谥号。如：“卜
贞御妇好于龙甲”（《殷契遗珠》620）
（二）龙方，方国名。如：“贞勿乎妇姘伐龙方”（《殷虚书契续编》4.26.3）
（三）龙，神祗名。如：“… …
龙… …”（《殷虚书契粹编》483） “
”王国维释为“求”，郭沫若释为“祈祀之义”；“… …卜，其兄龙，兹用。壬戌… …”（《殷虚书契后编· 下卷》14），“兄”即“祝”，全辞明言对龙祝祷；“丁未卜龙隹若… …
于父乙十… …”（《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5）“若”，郭沫若释为“顺”，“隹”即“惟”，全辞意为向龙卜问，希望能利于实现卜者的愿望；… …
（四）龙，似为祸患。如：“乙巳卜
贞有
身不其龙”。（《小屯· 殷虚文字乙编》4071）
（五）商代甲骨文、金文中还有“
”字，罗振玉释作“
”字，郭沫若释作“龚”。该字象双手奉龙之象，这无疑具有崇拜龙的含义。
上述观点表明了商人对龙的崇拜，其中，“龙甲”为人名和“龙方”为方国名应确切无疑，但其它几点均有需要商榷之处。
其一，关于“
龙”为“向龙祈祷之意”。甲骨文中，商人向神灵祈求的卜辞很多，总结起来有“
… …”和“
… …于… …”两种句式。如“贞帝于东方曰析，凤曰
，
年”（《殷虚文字乙编》6533）；“
年”（《殷虚文字续编》1.37.7）这两条卜辞均为卜问者想要求得好的年成。另见：“辛未卜，
禾于河，
三牢沉三牛俎牢”（《殷契拾掇》1.550）；“其
禾于高祖”。（《殷契佚存》259）在这两条卜辞中，前者为向河神求得好收成，而后者则是向高祖求得好收成。很明显，在“
… …”的句式中，“
”字之后为卜问者所求之物；而在“
… …于… …”的句式中，“
”字之后为卜问者所求之物，“于”字之后则为卜问者祈求的对象，即先祖或神灵。由此可见，将“
龙”释为“向龙祈祷”有误，应释为：请求得到龙，因此，有捕龙之意。
其二，关于“兄龙”为“向龙祝祷之意”。甲骨文中，向神灵或先祖祝祷时，一般用“祝于… …”的句式，而非“祝… …”，如：“辛丑卜，
贞，兄于母庚”（《铁云藏龟》127.1），意为向母庚祝祷求福。而在甲骨文中，“祝”字除了有“祝祷”之意外，还表示官名。[9]（P292）所以，“兄龙”之“兄”应为官名，而“龙”应为人名。
其三，关于“卜龙”为“向龙卜问之意”。在“丁未卜龙隹若……
于父乙十……”这条卜辞中，刘、杨二位先生似乎断错了句，把“卜龙”连在了一起，才误以为此条卜辞意为“向龙卜问”。而实际上，这条卜辞的断句应为：丁未卜，龙，隹若？……
于父乙十……。意思是：丁未时进行卜问：有龙出现，吉利吗？……对父乙进行
祭……。
其四，关于“不其龙”的解释。卜辞“乙巳卜
贞有
身不其龙”中的“不其龙”，刘、杨二先生认为“似为祸患”。于省吾先生在《释鼎龙》一文中的解释是：“甲骨文凡贞问某事，而言
或
，
，不
，其
，不其
者，往往
与
互作，均应读作宠。这是贞问能否受到鬼神的宠佑。”[10]（P218）此处的“
”即“龙”，于先生释为“宠”，意为“宠佑”，似乎有些道理。然而，在《甲骨文合集》疾病和吉凶梦幻两类卜辞中，“其龙”、“不其龙”的字样多次出现，如吉凶梦幻卜辞中的17231片，17236片，17237片，17252片，17253片，17255片正面，17256片，17257片等；疾病类卜辞中的13635片正面、13674片等。而奇怪的是：如果依于先生所言，把“其龙”、“不其龙”中的“龙”释为“宠佑”，那么，在生育类卜辞里，也应出现“其龙”、“不其龙”的字样，意为：卜问能否得到鬼神的宠佑，希望母子平安。但是，在《甲骨文合集》生育类卜辞中，却未见“其龙”、“不其龙”的字样，甚至连“龙”字也找不到。所以，于先生释“龙”为“宠”的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11]（P218）不过“龙”字在疾病类和吉凶梦幻类的卜辞中屡见，则足以说明两类卜辞中的“龙”确实不是预兆吉祥之物。而这两类卜辞都属于一期卜辞（按董作宾五期分法），即商王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时期的卜辞，处于商朝中后期。所以很显然，此时商人的这种观念必是上承商朝前期人们的龙观念，而对以后的商人也一定会产生影响。故整个商代，人们对龙的态度便显而易见了。
其五，关于对“
”字的解释。刘、杨二先生认为此字为“双手奉龙之形，有崇拜龙之意”。但在商朝西部曾有个叫“龙方”的方国，曾和羌方一起与商朝对抗，因此武丁多次征伐龙方，最终迫使其归顺并迁到近畿改名为“龚”。[21]由此可见，“龚”字并非“双手奉龙，崇龙之意”，而有捕龙、降龙之意。而从“
”（
）字为“豢养之意”[12]（P245）也可得到旁证。另外，在《甲骨文合集》里，鬼神崇拜类的卜辞中，也出现有“龙”字，但多用于人名（龙甲），如：14815片、14817片、14818片等。
以上几点即是从卜辞角度对刘、杨二先生的观点所做的更正，从而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商人对龙并非像前代那样崇拜，“龙”的地位在商人的社会观念中较前代有明显的降低。另外，从以下几个方面看，也可以使商人对龙的这种观念得到验证。
（一）从甲骨文中“龙”字的构形上看。如右图中“龙”字的各种构形，[13]（P458）龙字的头部均有“
”形，或省作“
”形，为“辛”字。郭沫若认为：“辛者，天也，黥也。黥刑不能表示，故施以黥之刑具以表示之。辛即古之剞劂……”。[14]（P232）何新先生也认为：“‘辛’置龙头上，象征刑杀，很可能是古文字中一种具有巫术意义的镇伏记号，用以施诸那种凶悍不祥之物，盖取‘厌胜’之意耳。”[1](P20)
（二）从青铜器纹饰上看。商代青铜器上虽有龙纹，但数量不多。段勇先生通过对商代青铜器的分类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屈指可数的商代早期龙纹型式中，只有3型3亚型最早见于商朝统治的核心地区（内服）。因此，龙纹可能并不是商文化固有的纹饰，龙也可能并不是商族的传统神灵，至少不是主要神灵”。[15](P159)
（三）从商人对“虹”的态度上看。商人认为：有虹出现为不祥之兆，如：“王占曰：有祟。八月庚戌，（有）各（格）云自东，母（毋）昃，有出虹自北，饮于河。”（《甲骨文合集》10465正） 晁福林先生认为：甲骨文中的“虹”字像双首龙形，是源于人们对双首龙形之想象，“商代实将龙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地名、族名的一般的龙；一类是受帝驱使而降旱之龙。卜辞里面并无龙降福佑的记载。作为双首龙形的虹，出现于天空是为凶兆，这与殷代的龙观念是符合的”。[20]这里，由商人对“虹”的态度可以推想到商人对龙的态度。
综上所述，龙在商代的地位较前代有所降低，商人对龙甚至有些厌恶。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向为人们所崇拜的龙到了商代地位却下降了呢？笔者认为，应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一）商族先民居住于北方之时，没有接触过龙（即鳄鱼）。金景芳先生在论证商族的起源时，根据《世本》中“契居番”、“昭明居砥石”的记载，进而证明“至于砥石，则确知在辽水发源处，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正在我国北方”，[16](P51)由此做出了“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的论断，指出商族先民居住于今内蒙地区。而何新先生在研究上古中国鳄鱼的分布时指出：“鳄类在中国北方，从文献记载看，虽然最北曾到达山西中部（北纬37度），但越过北纬38度以上，进入内蒙山地和戈壁，却似乎不可能”。[1](P112)所以，商人南迁以前，居住在内蒙地区的商族先民几乎见不到龙（鳄鱼），故南迁到中原地区后，商人对该地崇龙习俗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二）商人南迁后，曾遭到鳄鱼的袭击。众所周知，鳄鱼是凶猛的杂食动物，它体形较大，伤人，甚至食人。古文献中，也有大量的鳄鱼伤人的记载，如：“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兕虎”。[17](P378)（《尸子·卷下》）“周处年少时，凶强使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虎，并皆犯暴百姓，与处并谓三横”。[18](P148)（《世说新语》自新第十五）因此，可以想见，商人南迁后，来到鳄鱼繁衍生息的中原地区，不可避免地会遭到鳄鱼的袭击，从而使商人心生厌恶和戒惧。在商代青铜器中，也的确可以见到龙食人的纹器。[1](P21)
（三）“殷革夏命”，商朝取夏朝而代之。这个取代过程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一定牺牲了不少商族人的性命。夏人崇龙，商人出于对夏的敌忾，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商人恶龙，龙的地位在商代有所降低。
（四）在商朝的方国中，有一个以龙为图腾的方国——龙方。龙方靠近山西境内陕西中部偏北，是位于商朝王畿西部的方国。龙方曾与商朝保持过一段友好的关系，但到后来，“一度成为商王朝的劲敌，商王兴师动众，且持续时间较长。参与的人员除了商王外，还有
、
、
和师般等诸侯”。[19](P226)所以，商王朝对以龙为图腾的方国——龙方的仇恨，影响到了商王朝对龙的态度。
龙的地位在商代虽一度降低，但或是出于受中原地区崇龙习俗的影响，或是出于对龙的戒惧，纵观有商一代，商人也并不是完全将龙摒弃、完全厌恶龙的。在商代的青铜器上也有龙纹饰；商人也有以龙为名的（如：龙甲）；甲骨文中，有商人作土龙致雨的记载，如：“其乍（作）龙于凡田，有雨。”（《甲骨文合集》29990）这也正与文献中“土龙致雨。高诱注：汤遭旱，作土龙以像龙，云从龙，故致雨也”[17](P1222)（《淮南子》卷四 地形训）的记载相互印证。由此可见，商人还是把龙视为一种有灵性的神兽的。
四、结束语
无论是在考古发掘里，还是在文献记载中，龙的形象闪烁着古人智慧与理想的光辉。而鳄鱼作为龙的原型，从被人们接受，到受人们崇拜，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虽然它的地位在商代有所降低，但是中国的龙文化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商人的日常生活、社会观念等诸多方面，龙的影响无处不在。“进入周代，龙的地位略有提高，作为主体纹饰装饰于器盖和器腹的夔龙纹型式数量均明显增加”。[15](P160) 进入封建社会后，龙的地位大大提高，封建统治者想方设法地证明自己是“真龙天子”，把龙的形象神圣化、具体化，这样才有了后世有别于鳄鱼形象的龙，龙的影响与日俱增，成为封建帝王的专利，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时至今日，龙文化作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仍然焕发着她独特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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