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逆风网咖消费:他“押运”的烟花，烧了“大裤衩”

——记央视大火案中的“押运员”彭堂忠

“押运员”彭堂忠

燃烧中的“大裤衩”
□据 《新快报》
核心提示
生活中，每个人的“第一次”都是值得回味和铭记的，但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的彭堂忠在他短短的26岁人生中，有一些“第一次”却是他不愿意回忆的：
他第一次乘坐飞机是2009年5月底，目的地是北京的看守所；他第一次当“押运员”是送烟花，那车烟花烧掉了“大裤衩”(央视新址)。
听说2009年元宵夜那场大火时，彭堂忠只淡淡地说了四个字：“关我屁——事。”
但他还是被抓了，被关了近9个月。
1　　临时上任的“押运员”
彭堂忠也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大约在2009年正月初八、初九那两天，作为湖南省浏阳市三湘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员工，他原本是准备去廊坊执行燃放烟花任务的。
他在这家公司的股东之一——刘发国(央视大火案中的被告之一，目前在长沙服刑)手下做活，而且多年来一直担任着勤杂工的角色：销售、下单、跟单、检查以及干所有老板吩咐的杂活。
从15岁起，彭堂忠就进入烟花公司工作，浏阳这座有着1400年烟花历史的城市，将这个优势一直牢牢保持着。这里的很多产业都和烟花有关，这里每年的烟花销售额高达200多亿元。像彭堂忠这样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干的活或多或少都与烟花有关。
浏阳市三和物流公司的司机和彭堂忠押着那车后来烧掉央视新址的烟花首先抵达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官方文件称，“没有危险货物运输押运员资格的彭堂忠对该车进行押运”。
彭堂忠的确没有押运证，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做押运工作的，他甚至连“押运任务应该是由烟花公司还是物流公司执行”这个问题都搞不懂。他只知道，只要不违法，就应该听老板的话。
“刘发国说，你反正要去廊坊，干脆和一辆烟花车一起去吧，这样还能省下一张火车票。我想也是这个道理。你说，我不听老板的，我听谁的？”彭堂忠说。
他带上一张运输证就坐上了这趟开往廊坊的顺风车。他坐在驾驶室里的最大理由是：可以省下一张火车票。
后来，他把货物送到廊坊，就留下来准备执行其他燃放任务。他跟车的那批烟花最终被运进北京。“七里八里”(湖南方言，意思是啰嗦)之后，这批烟花“超额完成了任务”：在2009年元宵节的夜空下光彩夺目地绽放后，烧掉了“大裤衩”。
2　　“‘大裤衩’被烧，关我屁事”
“大裤衩”被烧时，彭堂忠正在廊坊为客户燃放烟花，这是他此行的正经事，但后来他哥哥告诉他“运往北京的那车烟花出事了”。
“关我屁——事。”彭堂忠事后回忆此事时，淡淡地说。
在彭堂忠的家乡话中，“屁”这个字要拖一个长长的音，用阴平声调读出来，最后一个“事”字则要使用平舌音读出来，然后轻轻放下，戛然而止：“关我屁——事。”
不过，这差点儿关他“屁事”。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依旧在廊坊为客户燃放烟花。对他来说，百里之外北京发生的事情和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要说此时他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事儿，那就是他感觉刘发国可能要出事了。
他猜对了这头，却没猜对那头：他自己也被抓了。
“到了5月底，警察打电话要我去浏阳一家酒店，我就去了。当天晚上又坐飞机去了北京，直接进了看守所。”彭堂忠说。
那是他第一次坐飞机，连机票钱都没付，当初为了省钱，舍不得买一张火车票，选择了搭顺风车去廊坊，现在不用花钱就可以乘坐飞机了。
他下飞机后就直接进了看守所。此前，他哥哥就在看守所里住了21天，彭堂忠也做好了在里面吃住20天的准备。
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他倒霉了，直到当年年底，彭堂忠已经住了快7个月。他觉得“这下完了，我要坐牢了。他们关了我快7个月都没放我出去，我肯定要被起诉，然后就会坐牢”。
记者诧异于一个初中文化水平的彭堂忠怎么会了解这些法律知识。
彭堂忠说：“关我的屋子里有好几个人，我们经常聊天，有时律师也进来了解情况，所以我就知道了自己可能被起诉，甚至被判刑。”
尽管进看守所的理由各有各的不同，但每个进去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愿望——尽快被放出去。“什么发财啊、住高楼啊，都不想了。一个人在看守所里的唯一愿望就是能早点儿给放出去。”彭堂忠说。
后来他没有被起诉，和他同样幸运的还有浏阳市三和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智勇。作为央视大火案的难兄难弟，他俩至今仍维系着不错的关系。
3　　等待中的被动人生
1985年出生的彭堂忠始终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像巴西人笔下的那个维罗妮卡一样，他26岁的人生很多时候是在被动的等待中度过的。
他没有进过幼儿园就直接上了小学，然后就等待放学的铃声，回家后等待吃饭。他小学的成绩并不好，但父母没有为此过多地责备过他，也从未打骂过他。
他没有什么特别爱好，也不像其他小孩子有某一方面的奢望。他偶尔在游艺厅打一种叫做“恐龙岛”的游戏，但没有上瘾。
初中毕业后，彭堂忠就等待亲友们给他介绍工作。在浏阳乡下，要做的工作总会与烟花有关，于是，他就从小作坊干起，一步步地走进了这个行业。
他的主要工作与销售有关。他过年后会领到大约2万元的年薪，然后交给母亲，补贴家用。
等到新年到来的时候，他又从父母那里领取漂亮的新衣服。他计算着自己的年龄，等待着“该结婚的时候”，等待着亲朋好友给他介绍一个好对象，然后就等待有个“崽”(湖南方言，孩子)喊他“爸爸”。
但生活在他24岁的时候卡了壳。
被抓后，在看守所里唯一值得他等待的，就是早点儿被放出去。失去“希望”后，他又等着被起诉，但他最后等到的是取保候审，被释放，然后等待回家的火车。
与此同时，他的家人也在等待，等待他早点儿回来。
2010年的春节对彭家人来说，与其说他们在等待春节的到来，不如说在等待春节快快结束。年前，彭堂忠的父亲就接到通知说，儿子要出来了。他四处打听，得到消息说国家机关在过年期间不上班，恐怕要等到年后了。
一块石头始终在彭家人的嗓子眼里悬着，这下子可以吞到肚子里了。彭堂忠的父亲不敢急切地向上面询问儿子的情况，他要耐心地等待春节结束，等待儿子回来。
2010年春暖花开的时节，彭堂忠回家了。他躲过了浏阳闷热漫长的夏天和阴冷的冬天，但也没有享受到北京的美丽深秋。
4　　再也不做“押运员”了
尽管彭堂忠在2010年2月21日就被取保候审，并被释放回家，但直到当年12月20日，他才正式接到检察院送达的《不起诉决定书》。在此期间，他随时都可能被起诉，为此他一直忐忑不安。
被拘留的近9个月里的紧张以及随后的10个月里随时等待被起诉的忐忑不安，比起这张纸来，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他分析着这份决定书的措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这就是说，我还是有错的，只不过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罢了。”
他查看了一些法律法规后，对一个问题既充满期待，又满怀怯懦。“我应该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吧？”他小心翼翼地问。
他在去年结了婚。老婆没有因为他曾被拘留过而有异样的目光，觉得他“人好”。彭堂忠开朗、乐观。“他从不与人争吵，还经常在家里担任调解员的角色。”他的父亲说。
他在今年的国庆节前一周当上了父亲，现在正在女儿的两个备用名字之间发愁。
现在彭堂忠家里四世同堂，一家11口人住在一起。他拉起了网线，在网上“冲浪”的时候也会留意一下新闻，不过他并没有注意到，网上曾有评论为他喊冤。不过，他注意到很多好玩的事情，他知道近期江西修水出了个发飙的女警。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临时工。现在不是流行这个吗？”他哈哈大笑，笑声持续了近十秒钟。
尽管他在浏阳三湘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干了4年，那里的人都认识他，但他从来不在公司编制的名单里。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临时工”。
他从未主动向老板提起过“签署一份劳动合同”的想法，他和老板之间的契约主要是通过口头承诺和心理认同维系的。
今年国庆节期间，他去给朋友新开的一家小超市帮忙，也干一些杂活。
不过，他说：“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做‘押运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