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国色天香几点关门:李仲谋:批判陶行知始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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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谋:批判陶行知始末(2)

发布时间:2011-11-03 14:17 作者:李仲谋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32次

 

  1957年7月号的《人民教育》杂志,为纪念陶行知逝世11周年,发表了邓初民的文章《我们必须对陶行知给予重新评价》和张宗麟先生《关于陶行知先生》两篇文章。

 

  邓初民先生的文章情辞恳切,他说:“我要求对于陶行知先生给予重新评价,一点也没有包含我个人同陶行知先生的私交和友谊成分。”他以亲历亲闻指出:“就是抗战结束时期的前后,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的血腥统治,愈来愈残酷,在昆明,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并且公开地说,在重庆要暗杀我,在上海要暗杀沈钧儒老先生、陶行知先生等人。陶行知先生一闻此讯,就一面与反动派搏斗,一面准备着死。他致死的脑溢血症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一点就值得我向他学习。而最重要的,还在于那一个时期,他彻始彻终地忠实于中国共产党,忠实于中国人民的一切表现。”

 

  邓文还就有人批判陶行知的宣扬“武训精神”和“杜威翻版”两大问题实事求是地作了辩驳。邓文说:“过去文教界批评电影《武训传》,应该是与陶行知先生也在一个时期推崇过武训,不能相提并论的。陶先生那时搬出武训,只是在武训行乞兴学这一点上,与他也等于行乞募捐来办教育是相同的,特别是由于他所处的环境,他办教育所要培养的后一代,其旨趣与武训根本不相同。因而受到反动统治的摧残压迫,于是想把武训搬出来做他的掩护,这种苦心,他是曾經对我讲过的。”邓文还指出:“批判杜威的生活教育,也不应该与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相提并论”。

 

  张宗麟先生也和陶行知“相处多年,相知较深”。张文从九个方面对陶行知作了肯定的评价。还指出:“陶行知确实提倡过武训行乞兴学,但应该查清楚:他在怎样时代、什么条件下提倡行乞兴学,他所兴的学(例如重庆育才学校)内容如何,是为谁服务的,他教青年和孩子走向何处去,他的工作对当时革命运动是有利,还是有害。……倘若只看到陶行知曾經提倡武训行乞兴学,就把他和武训划一个等号,那是极幼稚极粗暴的棍子。这棍子不但打灭了陶行知的功绩,也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平。”等等。

 

  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要求重新评价陶行知先生的呼声,也就到陈、邓、张三文,即戛然而止。

 

  事隔不久,北师大教授陈友松先生,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0月号的《人民教育》同期发表了两篇批判陈先生的文章,实事求是地说,这两篇文章没有涉及陶行知,无一字批陶。但时尚逻辑是因人废言,右派分子的言论,当作为右派言论。陈友松教授等提出继承和发扬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遗产,对陶先生给予重新评价,随着反右派斗争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再也无人提起。

 

  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好在有毛泽东题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题词作为护佑,陶行知没有被触及。

 

  四、陶行知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朽

 

  时光易逝,30年过去,终于坚冰消融,春归大地。

 

  1981年10月1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主持大会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介绍陶行知生平。邓颖超在讲话中重申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1946年对陶行知先生的评价,还指出:“陶行知先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范”,“把他从事的教育活动,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亲密的战友。他后十年坚定不移跟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到死。他不避艰难险阻,不顾敌人威胁利诱,不计个人得失安危,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教育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我们开会纪念他,就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5年9月5日,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讲话指出:1951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鲁的。因此,这个批判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武训是个平凡的农民,历史上的小人物。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指示,限“于地方范围内”恢复名誉。2011年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篇关于《武训传》批判问题,指出“当时的具体做法有明显缺点,即把思想认识问题不适当地提到向反动思想‘投降’的政治高度,在教育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思想问题的不好的先例,不利于通过充分民主讨论达到分清是非的目的。”(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值得提出的是,在全国政协召开的纪念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大会后,有的曾經批判过陶行知先生的如刘季平同志,先后在1986年陶行知先生逝世三十七周年纪念会上公开检查过去在极“左”思想影响下给陶行知扣过“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和“新马尔萨斯”等三顶帽子,在1986年第2期《群言》杂志上发表了《(武训传)批判对教育的影响》文章,重新认识和评价陶行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坦荡襟怀。(责任编辑 杨继绳)


来源: 《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