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东京迪士尼鬼屋:中国的农民都哪去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0:31:09
中国的农民都哪去了？
农民
农民荒
空巢
民工荒
土地
留守儿童
杂谈
分类： 自耕地
消失的农民
农村闹“农民慌”
年轻人成了稀罕物
“如果不算留守儿童，村里常住的劳动力里边，最年轻的是一对46岁的夫妇。”这是在河北省崇礼县狮子沟乡西毛克岭村调查的情况，如今全村在册人口458人，实际常住人口216人，村里青壮年均外出务工，60岁以下劳动力屈指可数。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情况大致类似。赵家沟村户籍人口数234人，在村常住约130人，基本上也都是老年人和儿童。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大致都是如此，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
土地撂荒现象严重
据了解，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突出现象。农村人口外流在给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务农劳力缺乏的“农民荒”以及相应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据了解，在湖北省滨湖村，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
“娃娃越来越少”
据山西省永和县坡头乡校长杨香瑞介绍，近年来“娃娃们越来越少”，乡里一个青年村民介绍说：“我记得我姐姐读书的时候，我们小学，都是50-60人一个班，现在我们800人口的村小学，今年3个学生，一个老师，只开到3年级。”
据调查，乡村小学学生数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的适龄儿童的减少，近年来该地农村大多家庭只生1-2个孩子，而上世纪大多4个孩子左右；二是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带走了适龄儿童；三是乡村学生转到县城、城市等教育条件更好的地方上学。
城市闹“民工慌”
民工荒的背后，既是企业与企业的比拼，也是城市与城市的竞争。
十年的人口流向图显示，每当哪个地区焕发活力，劳动力就会加速流向那里。
这个越来越变得有限的劳动力大市场里，流动频繁，而价格信号既灵敏，且丰富——相比此前单一比较工资，经过金融危机教育之后的那些民工，开始更多的考量工厂的规范程度与发展前景；相比父辈们的生存要求，新一代年轻人开始更在意见识与尊严。
无论是地方政府的治理转型，还是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都将在这样的挑战下被逼上征途。
本期专题里，南方周末记者试图对民工荒的真相与假象作出描摹与解释，并且研究了沿海与内陆一些地区人口流向变化数据，发现了十年里的两度内流，发现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人潮已经从单一流向沿海地区，变成了广袤国土上许多个流动的漩涡。
只要有空气和土壤，一小星火种都能点燃一个地方，江苏睢宁东风村的故事便是一例。而农民的创业之火一旦被点燃，连这样一个贫困的村庄都能在短短5年间聚集3000打工者。
更大的漩涡当属重庆。从“农民城”到出现民工荒，显影出这个城市上十年来日渐活跃的经济生机，而制度变革是否会释放出进一步的吸引力，亦值得观察。
当许多企业大喊民工荒时，“十二连跳”事件之后成为血汗工厂代名词的深圳富士康，却依然门庭若市广受工人青睐，最直接的原因是薪水。这个代工巨头的加薪空间从何而来，如何消化？
更有趣的是，即使深圳的富士康已经挤不进去了，许多年轻人却死活不愿意回到自家门口的富士康。
民工荒只是春节荒？
谁在慌张谁不慌？
内迁能解决招工难吗？
目前企业们如何应对涨薪？
南方周末记者连续多年观察民工荒，发现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一场企业竞争力的大洗牌，而中国制造的升级，正酝酿其中。
十年中国民工流向图
2001-2005
2006-2010年
一个素以劳动力极度过剩闻名的国家，民工荒却连年成为春节后的热点话题。
不仅在传统的民工输入地——珠三角和长三角出现了民工荒，在传统的民工输出地——四川、重庆、河南、湖北、安徽等地也出现了“招工难”。
民工荒，是真“荒”还是假“荒”？是局部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它的背后，中国经济正在悄然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
民工荒只是春节荒？
为何媒体上的民工荒却仿佛愈演愈烈？这与观察的时点有关。
通过分析十年来人口输入地和输出地的数据，南方周末记者发现，从2001年至今，中国曾经两度出现人口内流迹象。
第一次人口向内地的回流发生在2002、2003年间。
那时候，河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六个人口输出的传统大省（市），除去自然增长的人口后，几乎全部都在增长，意味着这两年这些地方还吸引了往年流出人口或其他地方人口流入该省市谋生。
与此同时，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外来人口开始明显下降。正是此时开始，“民工荒”这一词语进入国人视野。
第二次的明显回流，发生在2005－2006年间。这一年，四川省一下就增加了800万人口。
自此之后，回流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但幅度却并不是很大。
但为何媒体上的民工荒却仿佛愈演愈烈？李平发现，这与观察的时点有关。
李平是武汉一家都市类媒体记者，所在的媒体计划年后推出一组有关民工荒的报道。他大年初六就去了浙江义乌，另一个同事则去了东莞——这两地被视为中国两大最典型的民工输入地，分别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
此时，这两个城市里，有的招聘点还没开门，一些开了门的招工的和求职的都很少。在招聘现场见不到人，民工荒的报道就这么诞生了
但过了两天，年初八开始，找工的人和招工的人逐渐增多。到他离开的元宵节前两天，人才市场里已经是人头攒动，招工找工两旺了。但此时，李平所在的媒体已经结束民工荒报道。
他反思道，“时点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特殊时刻的民工荒现象，也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注意到了。
他最近撰文指出，看起来的民工年年荒，其实也只是“春节才荒”，这个时候的民工荒，是因为农民工在工厂的劳动不能累积（即劳动报酬并不随工龄增加而增长，甚至会随年龄增长下降），农民工换个地方碰运气的成本就极低，他们返乡过春节，之后再到哪里务工，得再想一想。“当农民工还在家乡考虑到哪里务工时，工厂却迫不急待要开工生产，这个时候，‘民工荒’叫得山响，好像到处都缺农民工。”
对此，政府部门正在变得更为谨慎。
今年2月11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外发布，深圳缺工20万人左右。2月25日，该局宣传处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那只是当时的情况，元宵节后，这种情形即开始缓解，目前正在做新的统计，会在近期再次向媒体公布。
一些企业并不慌张
这一天，适逢富士康最新一期内部报纸出街，头版标题即是：《春寒料峭，大江南北用工荒；风景独好，人潮汹涌富士康》
元宵节后一周，南方周末记者调查珠三角、长三角企业发现，一些此前喊缺工的企业，的确已经招到了工人。
总部位于东莞的世界最大女鞋代工企业——华坚集团目前总用工规模为21000人，2月25日（阴历正月二十三），董事长张华荣告诉记者，老员工已经回来了95％，“元宵节前，只回来不到90％，那时我们的确很着急。但现在基本没问题了。”张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轻松。
同一天，新明珠陶瓷集团副总经理李重光告诉记者，他们的用工问题也已“基本解决”。这家总部位于佛山，在江西、肇庆等均建有工厂的行业龙头企业，总用工规模亦超过两万人。
在长三角，情形同样如此。江苏斯可馨家具董事长胡卫东告诉记者，元宵节后不到一周，他们位于江苏、河北和佛山的三个制造基地就已全部招满。他也并没有听说，身边有企业因为招不到工人而停工的。
而深圳富士康的招工情况则更让人意外。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介绍，深圳富士康每日平均招募人数约为4000人，但应聘者却在8000－10000人。
2月24日，记者在其位于南大门的招募点看到，应聘的人排成一个个方阵，蜿蜒曲折望不见尽头。这一天，适逢富士康最新一期内部报纸《富士康人》出街，头版标题即是：《春寒料峭，大江南北用工荒；风景独好，人潮汹涌富士康》。
谁在慌？
据她观察，最近两年，招聘规模在200人以下的小企业越来越少了——这些企业规模小，没法开出高工资，招不到人，生存越来越难，有的直接倒闭了。
慌张者也并不少。
在深圳龙华富士康清湖招聘中心附近，一家来自观澜的电子企业搭起凉棚在招聘，并派了3名员工坐镇现场。相比于富士康的火爆气氛，这里显得颇为冷清，只有寥寥数十人在咨询。
负责招聘的林小姐介绍，他们到这里摆摊，目标指向的是那些进不了富士康的人。公司为此还派了三辆车停在附近，专门接送有应聘意向的人到公司了解情况。
这家电子企业缺工一千多人，在这里摆了三天，也只招到一百多人。
一些在富士康接连排了三天队的求职者告诉记者，他们不愿意去这家企业，是因为与富士康相比待遇太低——经过调薪后的富士康，目前新员工入职基本薪资不低于
但也有打了多年工的求职者告诉记者，即使小厂开出比富士康更高的工资，他也愿意选择大厂，因为“名气大，比较规范，承诺的工资一般能拿到，而小厂最后能拿到多少不知道”。
在离富士康不远的当地最大的人才市场——三和人才市场，民工同样“荒”。三和人才市场总经理许琴介绍，去年春节，前来求职的人同比下降了近20％，今年春节，这一势头在延续，同比又下降了15％，但进场招聘的企业却在增加。
据她观察，这些企业80％－90％都处于缺工状态。这些招不到人的企业被迫提高招聘频率，“以前一周来一两次，现在则要来三次、四次。”
为了吸引更多求职者，作为中间人的人才市场也不得不做出调整。许琴说，2009年以前，他们主要收求职者的钱；但是从2009年之后，则倒了过来，企业需
在她看来，能否招到人的关键，仍然在于待遇——虽然与去年相比，今年这些制造类企业工资普遍提高了近20％，早已高出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1100元／月，但与富士康比，依然“差一截”。
事实上，上文提到的“不缺工”企业，其之所以不缺工，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他们开出的工资基本都是同行业内的较高水平。
据深圳三和人才市场总经理许琴观察，最近两年，进入该人才市场招聘的规模在200人以下的小企业越来越少了——这些企业没办法开出高工资，招不到人，生存越来越难，有的直接倒闭了。
内迁的困惑
“年轻人，依然一大巴一大巴地往外走。”周营说，家门口的工作，只对那些不愿出门的人有吸引力——他们招到的员工中，以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居多。
将企业搬迁到内地，能否解决用工问题？并不一定。
去年春节期间，本报曾报道台湾宝成集团进驻湖北打工大县遭遇招工难的故事（参见报道《打工县的“民工荒”——当世界最大鞋企进驻国家级贫困县》）。今年这一情形并未改观。
根据规划，宝成集团投资的这个鞋厂将分四期建设，全部建成之后，总用工规模将达到5万余人——这相当于这个内地县城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2009年，已经建好一期工程的宝加鞋厂对外招工。原计划对外招工16000多人，但最终却只招到不到一万人。
今年春节后，二期工程也已建好。据阳新县人力资源市场主任周营介绍，招工需求为28000人，但是，截至2月22日（阴历正月二十），尚只招到零头。
这个打工大县，劳动力资源不可谓不丰富——全县人口98.3万，每年外出打工的就有20多万；政府下的功夫可不可谓不足——为了保证这个大项目如期投产，
同样的难题，并不只有宝成才遇到。即便是在制造业内颇具名气的富士康，也遭遇了类似困惑。
据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介绍，早在几天前，深圳富士康就已经招满了，此后便代一些内地厂区招工。但那些已经到了深圳的求职者却并不都愿意去。一些人甚至表示，非深圳不进。
“这一代打工者与上一代已经有很大区别，上一代是求生存，这一代是为长见识。”刘坤分析，“他们有的就认深圳，就是想出来看看，你把厂开到他家门口，他还不一定愿意留下来。”
机器换人
不只是在制鞋业，在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自2009年以来，均出现了一波明显的“机器换人潮”。
早在几年前，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就提出：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的“人口红利期”，2015年前后，将宣告结束。
尽管这个拐点究竟在哪年出现尚在争议之中，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共识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断取之不尽。
企业们感到了压力。
华坚集团总裁张华荣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节点”，“以前招工难，但经过一段时间能招满；现在招工难，是过了一段时间还招不满”。
作为应对之策，去年下半年，他投资300万欧元，进口了一批自动化设备，用以代替人工。
他算过一笔账，这笔投资下去，将会减少人工15％。以华坚21000人的用工规模，大约在3000人左右，以每人每年开支2万元计算，一年下来，就能省下6000万，不到一年时间就收回了成本。
而且，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产品的不良率也会大大降低。“这在无形中会增强我们的竞争力。”张华荣说。
在他看来，“以前有便宜的劳动力可以用，企业当然要用，现在用机器更划算，企业自然会去投机器。”张注意到，不只是在制鞋业，在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自2009年以来，均出现了一波明显的“机器换人潮”。
在中国的毛纺织重镇——东莞大朗镇，目前数控织机（一种通过电脑编程语言对整个织衣系统实行智能控制的机器，每台织机大概能代替8个人工）生产企业已经达
（李平为化名）
每天20个村庄消失
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不再有乡村……
在广东清远连州市文化广场旁，乘四十五分钟的公共汽车，
这是一个普通的粤北小山村。现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春节，也未能给它带来一丝生机——原本23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
年轻人成了稀罕物
“如果不算留守儿童，村里常住的劳动力里边，最年轻的是一对46岁的夫妇。”这是在河北省崇礼县狮子沟乡西毛克岭村调查的情况，如今全村在册人口458人，实际常住人口216人，村里青壮年均外出务工，60岁以下劳动力屈指可数。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情况大致类似。赵家沟村户籍人口数234人，在村常住约130人，基本上也都是老年人和儿童。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大致都是如此，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
土地撂荒现象严重
据了解，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突出现象。农村人口外流在给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务农劳力缺乏的“农民荒”以及相应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据了解，在湖北省滨湖村，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
“娃娃越来越少”
据山西省永和县坡头乡校长杨香瑞介绍，近年来“娃娃们越来越少”，乡里一个青年村民介绍说：“我记得我姐姐读书的时候，我们小学，都是50-60人一个班，现在我们800人口的村小学，今年3个学生，一个老师，只开到3年级。”
据调查，乡村小学学生数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的适龄儿童的减少，近年来该地农村大多家庭只生1-2个孩子，而上世纪大多4个孩子左右；二是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带走了适龄儿童；三是乡村学生转到县城、城市等教育条件更好的地方上学。
刨根问底
农民为何“荒”？
“种田还要倒赔钱”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村民董维红介绍说，他2010年种了24亩玉米，收获玉米约3万斤，销售收入3万元，种子化肥等成本投入1.3万元，如果计算上每天的劳动力成本70元至80元，一年到头净收益几乎没有。湖北省滨湖村农民给调研组算了一笔账：好年景种植1亩双季稻，购买种子、化肥至少需要400元，购买农药也需要50元，这还不包括请人帮工等其他支出；而两季稻谷最多收获1500斤，市场价不到1800元，相当于外出务工1个月的收入，一旦遇到干旱、病虫害等情况，算上抽水的电费、油费等开支，“种田还要倒赔钱”。
种地辛苦不体面
青年农民“跳出农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青年一代农民中，“打工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增加和谋生的主要办法”，“城乡流动、迁移并定居城市日渐成为农民的强烈愿望”。因此，青壮年劳动力由于种地纯收入太低、种地条件太苦和不体面而不愿回村耕种。
生育率低后继乏人
农村生育率下降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农民荒”。由于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近年来，农村生育率大幅下降，少年儿童急剧减少，农民后继乏人。
背后看点
除了农村，我们还丢了什么？
传统的社戏、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曲终人散”
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农耕文化和生活形态密不可分。然而，在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广大农村和农耕文化正在消失。
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
在山西赵家沟村，由于人口大量外流，留守的村民除了偶尔看电视和电影下乡外，目前传统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白，传统的社戏、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曲终人散”。赵家沟村的古戏台已经破败不堪、长满杂草。按照目前的趋势，再过10到20年，随着老人陆续过世、儿童外出求学，赵家沟村这样典型的黄土高原的生态村落，可能将面临“空巢”的境地。在赵家沟这样的村庄，农村的传统和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
他山之石
农业保护，看看人家怎么做？
●美国
惠农政策“星罗棋布”
近年来，美国政府年均安排农业预算800多亿美元，同时，美国农民享受的优惠待遇散见于销售税、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与赠与税中。美国企业所得税法允许农业企业采取“现金记账法”，允许农业生产在不同期间处理收入和开支。农场可以把土地、家畜等销售获利尽可能算作资本利得，降低了实际有效税率。对长期资本收益减征所得税，扩大所得减税、免税范围。除此以外，美国企业所得税法还对年销售额10万美元以下的农场实施免税。
●欧盟
政府给钱很痛快
最近几年，欧盟科研经费总额年均超过800亿美元。税收方面，有的国家即使对农产品象征性地征一点税，也适用较低的特别税率，并在计账方法、报税等方面予以特殊照顾。有的国家甚至采取让农民不与税务官打交道的极端护农措施。
此外，在欧盟，但凡农户涉及采用农业新技术方面的问题，农户可以直接向政府申请补助，并可获所需资金上限为50%的资助。此外，欧盟对农民更新农用机械，一般也会给予原价款10%至30%不等的直接现金补助。农民申请补助的方式很简单，在网上填个表格，发送出去，在家里等着欧盟的支票好了。
●日本
高额关税反哺农民
日本政府用于农业科研与开发的经费在发达国家中所占比例最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农业科研开发经费占全部科研开发经费的20%(美国同期只占2%)。
此外，日本农产品的自给率约为40%，政府通过高额的关税来补贴本国的农民。日本用关税反哺农民的做法比欧盟的绝对额高得多。这种“倒果为因”式的反哺方式主要体现在价格保护上。日本每年因实施高关税政策使农民间接受益高达5万亿日元。
农村“空心化”
农村年轻人在加速流出
在劳动力输出大省之一的甘肃农村，鼓励农民外出打工一直是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政府不仅提供各种信息与服务，甚至参与有组织的外出务工。因为，无论对于政府统计意义上的经济指标，还是农民生存的实际需要，外出打工是双赢的局面。
只是，现在政府的“强制力”弱化了、消失了，不发达地区的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是一种自觉行为，再也不需要动员与鼓励了。于是，在一些农村所能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景象：老的老小的小，年轻人在农村稀缺起来。
走进甘肃庆阳的一些村子里，已经很少能看到年轻人，田野里也少了往昔的人欢马叫，即便农忙季节也是那样的安静。这是一个560多户、2043口人的村庄，短短几年间，全村几乎有2/3的人外出打工了。由于村庄只剩下老幼妇孺。一些家庭无力从事土地耕作，土地被弃荒的现象出现了，大量“空巢”家庭导致了农村“空心化”趋势的确立。
由于缺乏实证研究的全面数据，记者难以找到农民流出农村的具体去向与分布，但是流出大于回流是事实。也就是说，新一代打工者中更多的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空心化”的农村将不可避免。一枚硬币两面的逻辑再次出现：一方面农村冗余的劳动力因为外出打工而化解，对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显然利大于弊；另一方面“空心化”的农村，特别是年轻人的大量流失，对于目前新农村建设目标，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当然，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流失总体上是有利于流出地也有利于流入地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能够抓住这种机会，既促进农村相关产业的集约化生产经营，又借势加快城镇化的进程。
积极的变化已经出现，同样在甘肃省。敦煌市目前共有2.19万亩土地成功实现流转，农民从中受益800余万元。全市涌现出了一批从土地中走出来的农民，这些人成为一手拿薪金、一手收租金的新型农业“产业工人”。土地流转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实现了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推进了全市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
据了解，该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三种模式，即“合作社+农户”模式，引导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会员将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建起蔬菜高效设施示范园区；“农户+农户”租赁模式，农户自愿将果园租赁给有经营能力的农户，形成较大规模的“农家乐”，发展观光旅游农业；
转包模式，进城务工农户将承包地转包给其他农户种植。
很明显，仅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来说，第三种模式具有示范意义。从这一点上说，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症结其实在城市。当相当比例的农民工可以扎根城市的时候，推进中的城镇化基础将会更稳固。
城市务工人员的种种难题
依然存在的问题是，既然农民工是流出了村庄，珠三角等地为何还是“民工荒”依旧？
一个简单的推理是：农民工现在不一定非要选择珠三角了！有专家认为，“用工荒”的频频出现是中国近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同时也将反过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其中，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把一部分农民工留在了农业，中西部的迅速崛起也吸引了一部分劳动力，沿海地区加工制造企业的工资已没有竞争力。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比上年减少8.9％；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外出农民工比上年分别增长33.2％和35.8％。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数量分别减少22.5％和7.8％。
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认为，在广东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并不奇怪，“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双重失败”是主要原因。
客观地说，素有创新精神的珠三角，在对待农民工问题上多少年来的态度始终未变：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企业长期实行的“只劳动、不培训”的人力资源政策和“只利用、不挽留”的地方户籍政策，导致外来工“对广东企业发展无责任、无意愿、无感情”。于是，他们来得快，走得也快。
“民工荒”反映的既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也证明了一个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同时在这一表象背后，还存在着外来务工人员必须面对的户籍、教育、医疗保障等诸多现实问题。
在工资待遇之后，不少农民工渴望的是公平的城市生活。可惜的是，几乎所有劳动力资源紧缺的城市，都用户口标记了那些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的打工者的身份，在大城市“户籍”就是一道门槛，城乡一体化或者打工者的城市欲望被阻隔。况且，这种实际上的门槛被很多城市以相同的理由不断加固。
目前，广东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总数的75%，如果广东能够吸纳他们中的一部分，使他们变为居民、市民，那么农村城镇化的市场途径就畅通了。
为此，广州大学有学者提出，“民工荒”根在农民工融入城市难。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承认和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就业权。其次，要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落实“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政策。其实质就是消除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别。第三，农民工融入城镇是一项系统工程，落户是他们融入城镇的一个标志。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户籍等制度层面的问题，是制约城镇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1亿新生代农民工不可能同时融入城镇，但是随着其经济能力的增强分批融入城镇只是时间问题。这应当是各级政府的着力点，创新与变革值得期待。
农业生产面临后继无人
记者最近深入川豫鄂三省产粮区调查发现，尽管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然而，由于种粮仍未走出“比较效益低”的怪圈，如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老龄化”现象突出，农业生产面临“后继乏人”的窘状，一些农民和基层干部甚至发出“十年后谁来种田”的担忧。
年轻的不愿种
资中县是川中丘陵地区一个百万人口大县，县水利农机局局长钟永良告诉记者，由于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今年县里组织的抗旱工作队到走马镇陈家坪村的一个村民小组，全组只有四个劳动力在家，其余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大抽水机要七八个人抬，结果是连抬机器的人都找不齐。
湖北省随州市何店镇龚家店村位于平坝地带，水土条件较好，属于粮食主产区。现年47岁的村民叶全华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在镇上开‘面的’，一个到苏州打工去了，他们都不愿种田。村里有一些人家干脆把地送给别人种，举家外出打工了。像这样的，全村有50多户。”
龚家店村村民叶忠清家的情况也差不多，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在厦门打工，一个在修车，一个还在上初中。他说：“算细账，种田没啥搞头，也划不来。但是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文化水平又低，也没啥技术，不种地干什么。再说，不种地自家的口粮也没办法解决。”
“村里的年轻人没人愿意种地，也不会种，他们会算账，种田又苦又累，还挣不了几个钱。”叶全华和叶忠清担心，“我们这些‘老家伙’再过十年就种不动田了，到时候谁来种地啊！”
惠农政策留不住农民外出的脚步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特别是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方面，先后有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优惠政策，然而，这一切并未能从根本上留住农民外出的脚步，无法让种粮农民的心“踏实”下来，使种粮成了“老年人”的事情。
究其根本，种粮比较效益偏低是症结所在。在位于河南省粮食主产区的汝南县西关客车站，记者见到了正要外出打工的三桥乡辛庄村村民刘百顺。他告诉记者：“村里‘能跑能跳’的人大都出去打工了。现在农业税免了，粮价也不算低了，国家对种粮农民还有补贴，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俺们那里人均耕地才一亩多，化肥种子又一个劲地涨价，种地还是不划算。”
记者在粮食主产区采访时，和农民算起种粮的投入产出账，情况都差不多，结论大都是“没啥赚头”，而且很不稳定，一遇天灾，亏本是经常的事。很多农民反映，种粮保口粮、赚点油盐钱还可以，要靠种粮挣钱致富，难上加难。
与种粮收益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务工收入已成为当前农民的主要现金来源。仅以四川为例，今年上半年，全省转移输出劳动力1712万人，实现劳务收入446.9亿元，劳务收入对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量的贡献率达68%。
很多基层干部反映，农民的选择很实际，其中也透出很多无奈：教育、医疗、养老等“三座大山”逼得农民别无选择。在湖北省随州市何店镇天星村，年仅36岁、留守在家的王文义算是一个“例外”了，因为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他说：“我是没办法。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在湖南打工，一个还在上高中。要不是家中有患病的老母亲需要照顾，我也早出去打工了。”
王文义说：“家里的六亩土地全靠我一个人种，根本种不过来。算算种粮的细账，刨除成本后，没几个钱赚。靠种粮保吃饭可以，但用于看病、上学差得远。我二弟上高中每年就要花6000多元。我们这里还没搞农村合作医疗，看病是个沉重的负担，前段时间我姑姑的胃严重溃疡，在区医院住了十几天，就花了一万多元。”
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晓明认为，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农村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一家一户的超小规模生产，加之农资价格上涨过快、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等因素，使得种粮比较效益低的矛盾异常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有免征农业税及进行粮食直补等各种优惠政策，对农民以种粮增加收入的政策激励绩效仍然有限。其结果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出现较为严重的单向非均衡流动现象。如果上述情况没有明显改变，种粮农民“老龄化”趋势在一定时期内还会继续发展。
郭晓明及川豫鄂三省的基层干部建议：在现阶段，国家应在坚持已有惠农政策的前提下，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采取综合措施，多管齐下，进一步“安农心”，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让种粮农民有利可图。加大投入支持以提高品质为导向的粮食品种改良，实现粮食生产的优质优价；加快发展粮油加工业，提高附加值，扩大粮食生产的增收空间；继续坚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基本战略，以扩大种粮农民经营耕地规模为基础提高粮食生产比较效益；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制度创新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实施差异性区域扶持政策，对粮食主产区改善生产条件等给予更多的投入支持，从更宏观的层面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积分入户遇冷
2010年6月22日，广州南沙黄阁汽车城，丰田零部件供应商电装公司厂区里停工的工人。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0月27日在给省政协委员的提案答复中表示，调查得知农民工对积分入户城镇不热情，60%的受访农民工不愿或没考虑好是否入户城镇，为此将进一步放宽入户门槛。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今年的广东省“两会”上，15名省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采取入户政策与民企纳税挂钩等一系列措施帮助外来工转户口，降低入户门槛，解决外来工入户难问题。
针对上述提案，广东省人社厅在答复中表示，积分入户制度在实际执行中，遇到的问题是农民工对入户城镇不太热情，存在观望情绪。
问卷调查显示，六成受访农民工不愿或没考虑好是否入户城镇，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担心入户城镇后会被收回宅基地、承包地，失去现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等权益，而预期权益又难以保障；二是担心生活压力大，超过五成受访农民工担心买不起、租不起房子；三是担心工作不稳定；四是农村环境逐年变好，农民工认为在城市定居没有明显优势，返乡工作还可以兼顾家庭。
答复中介绍说，仅2010年底，全省农民工入户城镇人数达10.8万人。而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广东农民工入户城镇门槛相对较低。
据介绍，广东省正积极准备出台配套政策文件，新措施包括把积分入户扩大至非农流动就业人口，放宽集体户口设置条件，允许规模以上企业、社区居委会设立集体户头，为符合入户条件的无房产农民工提供挂户服务等。
回不去的农村
不能回去
土地出让金农地占多少？
2009年，政府获得1.5万亿土地出让金，去年全国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达2.9万亿，同比增长106.2%。宋晓梧质疑，“看起来都是国有土地的出让金，但政府能把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这其中有多少是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后获得的收益？”
“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中，农村土地所占比重值得研究”，宋晓梧援引公开的报道说，2010年，湖南衡东县白莲镇白莲村农民的19.3亩地被收购后，开发商获得收益850万，政府获得收益620万，而农民只获得47万，“开发商、政府收益分别是农民收益的18倍和13倍”。
不愿回去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宋晓梧援引人社部数据说，去年外出和在本地从事非农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24223万，其中外出农民工由2005年的9809万增至15335万，全国工会会员中农民工也占8855万，在城市里从事苦脏累险工作的70%以上都是农民工。
宋晓梧反对任何专门以“农民工”为主题的奖励、晚会甚至政策，“任何有利于固化农民工身份的做法在方向上都是错误的，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为什么没有农民干部、农民军人、农民教师、农民影视歌星、农民体育冠军，也没有农民部长，农民司长，却只有农民工？”
愿回乡农民工不足一成
宋晓梧说，现在农民工入城的主要难题，一是户籍限制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分割，二是老家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八成农民工即便不放开户口也将长期留在城镇。”
宋晓梧援引的调研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16—25岁的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5—30岁的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3%。
惠农政策进入滞后期
也许，在崇尚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唯GDP论英雄的今天，很多人甚至认为这种大规模的消除农村人口，农转非城市化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但是，正如媒体感慨的那样，倘若这种趋势演变成一种规模，发展成一种无可逆转的观念，那些还觉得将农民与土地剥离，大肆渲染城市化优越感的偏激者，你们是否考虑过这样一个如此现实的问题——十年后，谁来种粮给我们吃？
据了解，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突出现象。农村人口外流在给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务农劳力缺乏的“农民荒”以及相应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问题。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在中西部广大偏远的农村，农村的景象如此凋零与寂寞，除了留守儿童与老人，你甚至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迁徙至城市，这给城市发展提供了生产力，但是不容置疑的是，这也造成农村的荒芜与颓废。
昔日，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的观念早已经发生彻底改变。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留在农村也很难找到发展的“田地”，出去闯一闯这是农村青年最普遍的意识。农村劳动力普遍缺乏已经成为事实，从“农民荒”到“土地荒”还有多远？
近年，从东南沿海到内陆省市，民工荒引起普遍关注，但是却忽略了另一种劳工荒现象：农民荒。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09年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每年减少七千多个，算下来的话，平均每天就有20个行政村在消失。由于农业和农村投入产出率相对较低，相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较差，农村的人才、劳动力、资本等持续、单向地向城市流动，这直接导致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呈现资本和劳动力净流出的失衡现象。
导致农村劳动力一去不复返，宁可蜗居城市也不愿意留在农村广阔空间发展的根本原因很明了，土地作为广大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很难产出可观的效益。说白了，也就是种地不赚钱，甚至要赔钱，这样的背景之下，很多农民都抛弃了祖祖辈辈传下的土地遗产。土地荒废已经不是极个别现象，在农忙时节，农田里也只是老弱妇孺，年富力强的农村劳动力大部分已经背井离乡去城市寻找生存的希望。
解决农村空巢问题，遏制农民荒还在持续的趋势，必须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调动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要调动起这个积极性，关键还在于调节粮食生产的“利润率”这个农业和农村的支撑点。国家一直把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农业生产稳定才能确保大局稳定，才能给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注入力量。为此，数年来，国家在三农领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根本措施来鼓励农业生产，从种地交租到如今种地领补贴，在涉及农资、农机、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在政策与扶持上都给与了很大支持，这也保障了我国农业生产的持续稳产、增产。
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些惠农政策，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发展之后，已经进入一个相对滞后的阶段。在今天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下，我们在看我们的农业生产就有些力不从心了，CPI居高不下的背后，农业生产无论是政策和规模，无论是价格还是产值再造都还处在同一个时期，而很难有起色。当城镇人口遍感觉到工资越来越不够开销的时候，对农村人口来说，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成本都在持续攀升。种粮收入微乎其微，种菜要提心吊胆，发展养殖要把脉好市场，弄不好不仅不赚钱还要陪本。广大农村劳动力，最终放弃了故土，而举家向城市边缘迁徙，那一个个消失的村庄正在诉说着农村渺的茫和农民的无奈。
农业是基础产业，是国家根基，农业不保也就一切免谈，当我们为粮食犯愁的时候，还有什么心思去谈发展。十二五期间，如何在三农领域开启一扇崭新的大门，这需要国家在政策与扶持上继续给力。要抓紧对农村发展状况进行调研，如何振兴农业生产，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尽快出台新的政策扶持与鼓励。探索现代农业生产，向产业化、规模化要效益，加大对三农领域的科技投入，鼓励一批高科技人才到农村广阔的土地上去播种希望，打造精品农业、品牌农业、高科技农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让中国的农产品也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竞争。
让农民种地能赚钱，这是留住农村劳动力的最起码底线。赔钱的土地消失的村庄，农民荒已经给土地荒敲响了警钟。
失地农民需要新的社会身份
近日，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宋晓梧院长表示，去年从事非农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24223万，其中失地农民约4000万，而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只占8.8%，总额约2132万人。
坦率地说，当前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90%以上不愿回农村定居并不单纯是城市为农民工创造了更多就业等经济选择自由，而是大量农民因在农村缺乏维系生存的充足资源而被迫非农就业。具体而言，当前各地联产承包制的契约长期化，以及在垦荒有限与城市化扩展占用大量农地的双重冲击下，农村已无充足的耕地配置给新生农民工，这使得16～25岁新生代农民41.4%无承包地和36.4%无宅基地，25～30岁农民工35.4%无承包地和33%无宅基地；而且即便有承包地的农民也因人均承包地少而难以支持其在农村定居生活。
与此同时，过度依赖土地等要素粗放投入的经济增长本质是一种分配主导式增长，使农民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净受损者之一。以土地为例，农转非农虽使政府在2009年和去年分别获得1.5万亿和2.9万亿的土地出让金，但级差地租主要来自土地改变用途后单位土地用于非农生产的边际生产率相对农业之差，即工商业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大于农业；否则土地级差地租是个幻觉，因为在边际生产率一定下，土地大量投入将导致供需失衡并压低地租，但政府对土价管控使市场价格的自我调节事实上断裂，最终新增级差地租只能以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形式消化。
当然，这种粗放式模式首先使农业和农民成为净受损者。即在现有国有与集体土地双轨制下，农地要获得级差地租只能转为国有土地，政府借助土地双轨制以低于市价从农村获得土地，以获取级差地租。这种政府主导的农地用途转变既因大量肥沃耕地被占用而加剧农产品供给缺口，同时大量为获取土地级差地租入市的高价土地抬高了农资生产价格和工业消费品价格，反过来抬高农业生产和生活成本。
同样，非农领域也承担了相关成本，体现为通胀高企、严重高于自居型需求购买力的房价泡沫，部分工商业的收益无法有效消化高房价带来的商务成本而破产或主动清算退出实体领域等。这些都透射出当前土地等要素资源所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政策红利已结束，继续要素投入维系GDP增长将更为直接地以通胀甚至滞胀之形式反映出来。
不仅如此，当前在土地双轨制下，越发依赖农转非的城镇化率扩展严重恶化了农村生存形态，致使大量失地和少地农民被动裹夹在巨大的农民工洪流中追逐非农就业机会，很容易引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如大量失地和少地的农民工丧失了重归农村定居之最后防线，在经济增速回落时很容易引发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冲突，以及触发一系列由身份导致的社会冲突。
当前4000万失地农民工正逐渐成为推动户籍土地等经济社会改革的有机力量。事实上，打破城乡户籍制度，实行属地化管理的公民户口登记制度改革，既有利于化解各地隐显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又符合中央提出的公民社保福利均等化的改革意向。同时，实行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地同权，才能既有助于使农地改变用途后的土地级差地租主要用于农业，推动三农建设，又避免农民在失地和少地的同时，得不到合理补偿而因失地返贫。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