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到张家港:榜样就在身边——学习永威之我见

榜样就在身边

——学习永威之我见

许鸿宾

一

从文成回到权寨中学，最大的感受是：老家学习“永威模式”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先学后教，当堂训练”，这是永威经验的“精髓”，肯定是要照办的；出示“教学目标”，并让学生朗诵之，竟然也是每节课必不可少的环节！教师上课当然要有教学目标。让学生知道这目标，也成（不知道也没关系，教学目标应该是教师自己掌控的）；但让学生煞有介事地齐声读出来，就未免显得滑稽了。我忍不住说出自己内心的困惑，有同事就小声的告诫我：评分表上印着这一项呢，若不让学生念，小心扣分！

哦，明白了。这是一场自上而下依靠行政权力推动的教改，老师们如此讲课，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为了应付领导。

不由想起了义堂老师的那句话：学习永威，可否不全等于永威？

诚哉斯言！

二

“永威模式”确实在永威中学搞成功了，我对此毫不怀疑。但这是否意味着“永威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未必。“永威模式”其实就是前几年提倡的“洋思教学法”，洋思中学的蔡林森校长退休后被聘到沁阳永威学校，于是，“洋思教学法”改头换面，成了“永威模式”。永威中学的出名是必然的，因为那里的掌舵人是蔡林森。其他地方纷纷效仿之，但鲜有报道说哪个学校因为学习永威而成了“永威第二”，这也是必然的，因为蔡林森只有一个，掌握“洋思教学法”精髓的蔡林森只有一个，他曾在洋思，现在永威。永威经验被概括为“先学后教，当堂训练”，但它的精髓绝不是这区区八字个能概括的。到永威取经的多如牛毛，但取到真经的却是凤毛麟角。许多人是学了皮毛回来，结果是永威没学成，自己的特色也丢了。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某学校领导到开封求实中学参观，对那里的标语口号颇感兴趣，回来后要求各班教室也要挂上同样的牌子，结果花费不菲，学校面貌却无改观。

学不了永威模式的精髓，是不是我们的教改就没有希望了？

答案当然不是。

三

古人常说：教无定法。且不说不同学科有不同学科的特点，就是同一学科，由于不同的授课者有着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受教育背景，教法也会千差万别。每个人都应该选用适合自己的那套方法，并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改进提高。正如魏书生老师所说：有的老师口才好，你就让他讲去；有的老师喜欢考试，你就让他考去；有的老师擅长课下辅导，也能培养出人才。

这样有特色的老师就在我们身边。听其课，取其长，不亦乐乎？

那天爱菊在八六班讲《纪念白求恩》。讲课前曾问她打算怎么讲，她说基本不讲，主要是让学生读。我当即表示担心。在我看来，学生的读书水平就那样，要想“出彩”，还得靠老师讲。但听完这堂课，我服了。她所说的“读”，并不仅仅是“读”：它有形式的变化，单个读，一齐读，还有男女生赛读；不仅“读”，还要“说”，说说各段的中心句，说说你如何设计读的语气；不仅读，还要“看”，看课本外的白求恩故事，看白求恩的工作现场图片；不仅“读”，还要“写”，站在白求恩烈士墓前，你有什么想法，想出来与同学交流。

最令人稀奇的是，她们班还有读书方面的“四大高手”，哪个高手出来，都是声音洪亮声情并茂栩栩如生，让人如同身临其境。

回到自己班，我也给同学们定下了目标：这一学期结束时，七五班也要培养出自己的“四大高手”！

郑新平老师，原来在小学任教，来初中时间不长，但她讲课的功底一点不差。她的课自然流畅，亲和力强，尤其擅长使用多媒体。这次她讲《紫藤萝瀑布》，要在课堂上播放朗诵课文的录音，她已经在百度上找了一个符合要求的视频材料，视频和音频配合得很完美。但由于格式不对，没法在Power Point（幻灯片）上使用。我帮她转换了格式，仍然没有解决问题。最后，她发现多媒体教室的电脑能上网，就直接在百度上点击播放。这堂课获得了大家的好评，尤其是那个视频，让大家印象深刻。

在权寨中学，除了以前的向春老师，我应该是摆弄电脑最早的，不过在多媒体应用这方面，我却要向新平学习。

还有郭颖。这小姑娘也是从小学调过来的，至今还依稀带着那股“小学味”：对基本功训练极其重视，喜欢让学生“掌声鼓励”。小郭老师的课堂气氛紧张有序，学生训练有素，尤其是她那一口甜美、标准的普通话，令人百听不厌。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是最棒的，参加水平测试，能考90分以上呢，但听了郭颖的普通话，我闭了嘴。

四

大概在十年前，同事顺河曾语重心长地说：“兄弟，到了咱这年龄，该有一套自己的东西了。”他的意思是，人到中年，在教学上得有自己的风格了。他这番话让我印象深刻。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思考，属于我的风格是什么呢？

那时，讲课完全是跟着感觉走，茫茫然根本不知“风格”为何物。不过，我至少明白一个理儿：向长者学习，向有经验的专家学习，是提高自己的一条捷径。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确实遇到过几位可敬的长者。

第一位是徐铁生老师。徐老师是我初二时的班主任，那时的同学都传说着他的课教得如何如何好，我那时尚年幼，也觉得徐老师教得好，但说不出咋好。唯一留下鲜明印象的，是徐老师那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如今徐老师已经退休在家，我越发地想念他。上网查资料，有些网站要求“注册”，为了在忘记密码时能够找回密码，还要选择一个问题并输入答案。每次，我选的问题都是 “你初中的班主任是谁”，然后郑重地输入三个字——徐铁生。可见他在我心中的份量之重。可惜我没有好好练字，至今仍以“童体字”示人，实在有负徐老师的教导。

第二位是刘义堂老师。刘老师是军人出身，退伍后投身教育，在二十余载的教学生涯中，他不但勤于钻研，而且长于总结，撰写过各类文章上百篇。刘老师的教学理念对我影响颇大，尤其是他那篇《语文教法兼容之我见》，精辟地论述了“渔”与“鱼”、“新”与“旧”、“活”与“死”、“慈”与“严”的关系，提出了“多管齐下，兼收并蓄”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对于新观念新教法，他不会盲目接受，也不会一味排斥；对于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法，他不轻易否定，也决不墨守成规。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思想最终使刘老师成为语文教学方面的权威人士，也使我等后生晚辈获益匪浅。

第三位是衡水旺老师。在文成中学打工三年，最大的收获就是与衡老师相识并拜他老人家为师。衡老师曾是西高翘楚，后被新郑北大附中高薪聘走，2006年县政府从江西引资创办私立文成中学，又将衡老师从新郑请回，以借其名气来打开局面。我曾多次入班随高三同学一起听衡老师讲课，听他讲标点符号用法，听他解读四大名著，边听边赞叹：真是一个渊博的宿儒！在他的课堂上，我第一次听说，“王”字旁其实不是王字旁，而是“玉”字旁，术语称为“立玉旁”或“斜玉旁”，写法即为“玉不加点”。这是汉字充当部首时出现的形变现象。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王”字旁的字确实大都跟“玉”有关，如：琰（美玉）、环（玉圈）、玲（清脆的玉声）、玫瑰（美玉）、球（玉罄）、理（治玉琢玉）、琼（赤色玉）、瑞（玉制的信物）。在汉字中，这类情况很多——比方说“肉”字做偏旁时，就形变为“月”状，出现在“脸”“腹”“膜”“肌”“肤”“肝”“脾”“肠”“肥”等字中。这些字没有一个跟“月”有关系，但都能跟“肉”沾上边。

除了随堂听课外，衡老师还亲传我两套独门秘笈：“三三制作文批改法”和“文言自译五步教学法”。经过几年来的消化吸收，这两套秘笈如今已成为我的看家本领。

对我启发最大的，当属来自北京的赵谦翔老师。以前就听人提到过他。2007年3月去郑州学习，有幸近距离聆听赵老师的报告，他的那堂现代文阅读课让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赵老师选的文章是毕淑敏的散文《给人生加个意义》。印发给学生时，题目被掐掉了。文章下面只有三个问题：

1、给文章加一个能揭示文章主题的标题。

2、自由归纳文章中的写作方法。

3、文中哪一个思想的火花点燃了你？

题虽不多，却高屋建瓴，一下子抓住了语文教学的关键。读一篇文章，无非是弄清文章的内容，借鉴文章的写作技巧，从文章中汲取思想的营养。赵老师设计的三个问题，正好是这三个指向。

从郑州回来后，我也选了几篇现代文，搬到课堂上如法炮制，效果果然不错。在这个基础上，我逐渐摸索出一套叫做“探秘式教学法”的东西。

五

我发现，每篇课文都是一个宝藏，宝藏里蕴藏着两类“珠宝”，一类是“做人的道理”，一类是“写作的技巧”。语文课堂，就是一个发掘宝藏的平台。

学语文，首先要学做人。

我一直认为，比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做人，而做人的道理不在政治书上，而在语文课文中。把这些道理挖掘出来，是每个语文老师的责任。

比如《一面》，里面的内山老板虽然不是主要人物，但他对顾客的殷勤服务是不是值得学习？（班里63个同学，将来总有人会去做生意吧。）

再看《甜甜的泥土》，主人公王小亮拿到了妈妈送来的那包糖，“微微思考了一下，笑眯眯地给每个小朋友发了一颗，给要好的伙伴发两颗，又恭恭敬敬地给了老师五颗。”小亮是个不幸的孩子，但他也是个聪明的孩子，瞧他发糖时的安排，该是多么地恰当！

在《月迹》这篇课文里，三妹因为漂亮和张扬而引起了别的孩子的嫉妒，他们最终在奶奶的指引下学会了分享。张扬和嫉妒是有害的，也是许多中学生的通病，学习了这段课文，他们是否会受到一些启发呢？

有些同学缺少恒心，学习上浅尝辄止，那就给他们讲讲赵普和“三叔”（《三颗枸杞豆》）的故事。

就连《黄纱巾》这样一篇不起眼的文章，也满含做人的智慧。文中的女孩看中了小摊上出售的一条黄纱巾，“一整个晚上，女孩都下定向家里要钱的决心。最终，女孩也没提要买黄纱巾的事，并发誓永远不提这件事。家里不富裕，女孩知道。”这孩子多么懂事啊。最让人感动的，是那位摊主愿意将黄纱巾白送给女孩时，女孩果断地说：“不，我不能白收人家的东西。”不能白收人家的东西，既关乎道德，又关乎安全，每个孩子都要有这个意识。

学语文，还要挖掘课文中隐藏的写作技巧。

许多语文老师讲课，都少不了总结“写作特点”这个环节，但那些“写作特点”究竟与学生的写作有什么关系，却不甚了了。其实，课文中的那些写作技巧，大都是可以运用到学生的写作实践中去的。

比如《七颗钻石》，为什么题目叫“七颗钻石”，而不是“神奇的水罐”呢？开头为什么要从“地球上的一次大旱灾”写起？为了表现小姑娘母女的爱心，作者设计了几个情节？为了增加故事的神奇色彩，作者设计了水罐的几次变化？这对于学生弄清“题目怎么拟”、“开头怎么写”、“故事怎么编”等问题，是极有帮助的。

季羡林先生的《幽径悲剧》，全篇16段2600字，但直接描述“幽径悲剧”的文字，只有第11段区区230字，不足全篇的十分之一。其它段落都写了什么，有什么作用？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许多同学写作文喜欢直奔主题，三言两语之后就无话可说了。如何铺垫，如何控制文章的节奏，如何把文章拉长？《幽径悲剧》都给出了参考答案。

九年级上册的《一双手》，塑造了一位名叫张迎善的林业工人形象，但课文没有直接介绍张迎善的工作实绩，而是把写作重点放到他的一双手上，通过这双手来表现他的卓越贡献。讲完这篇课文，我布置了一篇作文：选一个恰当的切入点，来表现你一位亲人的勤劳和奉献。因为有例文可供参考，学生写起来非常顺手。这次作文涌现出的佳作被我整理后，在校报上刊登了一个整版。

六

所谓“探秘式教学法”，概括说，就是探思想教育之秘，探写作技巧之秘。注重联系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写作实践，是“探秘式教学法”的核心理念。注重与以往课文的比较，是“探秘式教学法”的重要方法。层层设疑，指向明确，是“探秘式教学法”的明显优势。

怎样“探秘”呢？主要有两个要领：

第一步，先设计一个大的疑问来笼罩全篇，以激起学生的探秘欲望。

如《安恩与奶牛》。以前课本选的是雨果的《诺曼底号遇难记》，后来被换成《安恩与奶牛》。我先介绍一下《诺曼底号遇难记》的内容，然后告诉学生：《安恩与奶牛》，写得比《诺曼底号遇难记》还要好。真的吗？到底怎么好？这就激起了学生的兴趣。

讲魏巍的《我的老师》前，我先问学生：“你写一个人物时，最多写过他的几件事？”学生有回答三件的，有回答两件的。我接着说：“有个作家，为了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位老师，一口气写了七件事。七件事啊！怎么分类，怎么排序，怎样安排详略，都藏着大学问呢！”我的话还没说完，许多同学已经翻开课文数那几件事去了。

第二步，联系学生的写作实践，从内容、思想、写作三方面层层设疑，不断刺激学生的探秘欲望。

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例。我依次提出如下问题：

1．写百草园的景物时，作者写到了10余种景物，他是如何驾驭这十余种景物，如何给它们分类、排序的？如果我们写小学的校园，会描绘其中的哪几种景物？

2．写美女蛇的传说，作者如何保证这个故事不偏离“百草园”这个主线？

3．写在百草园中捕鸟，作者特意写了“张飞鸟”的生活习性。这对表现主题有无作用？你的小学时代有哪些值得珍惜的回忆？

4．“三味书屋”里的生活，哪些给了“我”欢乐，哪些给了“我”痛苦？如果写一篇《从XX小学到权寨初中》，你会怎样给两段生活定位？

探秘之前，我会给所有问题预设一个答案，但问题的设置是否合理，预设的答案是否周到，这都是个未知数。在探秘过程中，学生常常会有奇思妙想，探索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探秘式教学法”的课堂时间是有弹性的。也许问题探完了，还有一些时间；也许问题探到一半，下课铃就响了。这有什么关系呢？评公开课时，常常把教师能否控制好时间作为评价的尺度之一，在我看来，这是很荒谬的。

七

文成三年，从七年级教到九年级，初步形成了“探秘式教学法”的雏形。回到权寨，我要求从七年级带起，就是希望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再来一个循环，把“探秘式教学法”进一步充实、完善。目前，它在激发学生兴趣方面已经显示出巨大威力，未来，它在提高学生写作能力方面也一定会有良好表现。唯一的悬念是：在提高成绩方面，它也能有所作为吗？一直以来，我对分数存在偏见，以为素质教育的春天即将来临，“分数至上论”很快会没有市场，但等了这么多年，分数反倒越来越重要了。为了补上这块“短板”，我会继续向身边的新老同事学习，向大方之家求教。希望有一天，在与顺河兄畅聊往事的时候，我能够自豪地说：“哥哥，咱已经有一套自己的东西了！”

至于永威，当然也是我学习、借鉴的对象。我正琢磨着，把永威“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理念嫁接到“探秘式教学法”上呢。不过，只是嫁接而已，我不会照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