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茂佘山庄园别墅:《瞭望》：孙中山的遗产

　　毛泽东说：“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

　　9月15日，《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下称“东方的觉醒”历史文献展）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展，其前言写道：“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以三民主义为纲领，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的革命事业。在他的组织领导和精神感召下，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成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

　　如今，中国历史这崭新的一页已翻过整整一百年，新中国以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业绩，回应了孙中山那一声“振兴中华”的宏愿。“孙中山先生太可惜，他去世的时候，用实足年龄计算的话，只有58岁”，孙中山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金冲及，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中忆及孙中山一生，唏嘘感慨，“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啊！”

　　这位推翻帝制的历史巨人，每每以“失败”二字来形容自己贡献一生的事业。他在逝世前一年——1924年6月，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说：“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

　　为追求中国统一，“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1924年11月，他应冯玉祥之邀，扶病北上共商国是，行前留言：“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抵达北京后，他终于病倒，弥留之际，不断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

　　他在“国事遗嘱”中说，“革命尚未成功”；对这个革命，他有这样的讲述：“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他心中所系，是那一声：“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这一声呐喊穿越百年，依然振聋发聩，撼地震天。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

　　宋庆龄生前曾这样回忆：“孙中山是从民间来的。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他生于农民的家庭，他的父母种田，他县里的人民都是农民。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

　　一百年前的中国，与人民的困苦相伴的是外患频仍。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GDP尚占世界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多，列各国之首。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一落千丈，至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中国的GDP仅占世界总额的百分之六。1900年，法国的一家画报上刊登一幅石印彩画《列强瓜分中国图》，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孙中山常常讲他的革命的观念就是在中法战争的时候形成的，那年他刚好又一次从夏威夷回来，准备到香港去。中法战争失败，签订和约的消息传来，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以后他这种思想是越为越强烈，感觉到我们国家今天怎么落到了那么一个地步。”金冲及说，“所以兴中会成立的时候，他说就像一座大厦快要倾覆了，有志者应该赶快来挽救我们这个国家。他有那么远的眼光，有那么高的境界。”

　　那时，孙中山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医生。他12岁到夏威夷，以第二名毕业于当地的意奥兰尼学校，20岁到香港学医，以第一名毕业于西医书院，并获行医执照。这位中国最早接受近代医学教育的西医生，内科、外科、产科皆通，医术精湛，就诊者户限为穿。他已过上体面、富足的生活，可是，国家的命运却让他寝食难安。他写作《农功》，专论学习西方农业科技，主张“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他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富强治国四条纲要，包括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李鸿章没有接见这位西学之士，孙中山心灰意冷，痛感“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绝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高喊“振兴中华”。“孙中山在这个时候喊出要‘振兴中华’这个口号，确实是喊出了几万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共同的心声。”金冲及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中国就一步一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种状况到了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以后，更加急剧地恶化了，民族危机急剧地深化了。当时签订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给日本，赔款二万万辆银子，不光是台湾，还有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给日本，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自由地开设工厂。以后把辽东半岛收回来了，但又增加了三千万两银子，就是二万万三千万两银子。当时中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八千万两银子，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八千万两。当时要赔日本二万万三千万两，等于中国三年财政收入的总数。而日本得到了这笔赔款以后，许多重工业都是用这笔钱建起来。为什么它在几年后能够打败俄国？它的重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是一笔很重要的起家的本钱”，“八国联军签订的条约是《辛丑条约》，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银子，而且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这一连串的事件使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有点爱国心的中国人怎么不感到痛心呢？”

　　而在那时，在中国，像孙中山这样受过近代文明教育的知识分子为数甚少。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说，他第一次听说孙中山时，还以为他一定是红眉毛、绿眼睛那样的江洋大盗。甚至有人以为他是一个“洋鬼子”。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漂洋过海，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在孙中山周围，迅速围聚起一大批“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新式知识分子。在国家图书馆“东方的觉醒”历史文献展的展板上，书写着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绝笔信《与妻书》：“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英雄儿女，五千年辉煌文明才不曾中断。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轰然倒塌，正是应验了孙中山的那句豪迈誓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

　　金冲及讲述了两则故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吴稚晖到总统府去看他，见孙中山和胡汉民住一个房间，那里是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的卧室。因为吴稚晖年长，孙中山就请他一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吴稚晖就要睡着了，看到一个人轻轻地走进来，在他的床底下放了一个东西。他一看，是孙中山亲自给他放了一个便壶，大为感动，而那时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啊！扬州有个盐商去看孙中山，一见面就跪下来，孙中山把他扶起来，盐商说大总统就是皇帝呀！孙中山说，我们大总统是人民的公仆。

　　“从材料上看，可能孙中山是最早讲‘人民公众的仆人’的。”金冲及说，“到南京一走进总统府，有一个感觉，原来是两江总督的衙门，后来太平天国洪秀全进去就是天王府，你说洪秀全他不也是个农民吗？他一进天王府，就像做皇帝那样，三宫六院都有了。比一比，就可以知道：孙中山真是平民总统，这一点他确实是当之无愧。”

　　孙中山认为，国家、国民和官吏的关系是：“民国如公司，国民如股东，官吏如公司之办事者，故总统、官吏皆国民之公仆也。”官吏由自由国民所举用，“当其才者则选”。而使国民真正成为一国之主，国家元首、百官变为国民之公仆，“此为政治之革命”。

　　孙中山在南京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上，坚持写入“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使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这部约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主权在民的国家约法，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的专制制度。这部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教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诉讼、考试、选举、被选举等权利。

　　“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毛泽东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文中说。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18岁，正就读于湘乡驻省中学。他后来回忆：“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他还说：“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

　　孙中山将人类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洪荒时代，二是神权时代，三是君权时代，四是民权时代。他认为，这四个时代是依据人类社会进化的定律循序演进的。“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孙中山说，“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抵抗。”他批判清朝君主专制的罪行，包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压制言论自由”，“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认为“中国数千年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他说，一部中国历史，充满了朝代的更替和战争，总是在一治一乱中循环，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人们争做皇帝，唯一的办法就是废除这种专制制度，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他从不贪恋权力，是真正的民主追求者，为以和平方式获得中国问题的解决，他让大总统之位于袁世凯，自己则倾情于谋划中国的铁路建设；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他与上海《大陆报》记者谈话：“南京新政府无庸建设华丽宫殿，昔日有在旷野树下组织新政府者。今吾中华民国如无合宜房宇组织新政府，则盖设棚厂以代之，亦无不可也。”他两任大元帅，从不为家人谋取特权，1912年，广东各界纷纷给孙中山来电，请他同意让其兄孙眉担任广东都督，他坚决不同意；他从来不置家产，在上海的所谓“住宅”，是三位加拿大华侨集资而设。他逝世后，熊希龄如此感言：“孙先生做过大总统，仅遗留数箱破书与宋夫人，其持身清廉，非其他伟人所能及。孙先生治丧费，仅用三万余元，尤足征治丧处诸公，善体孙先生廉介之至意云。”

　　可是，辛亥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很快，袁世凯就做起了皇帝梦；再后，北洋军阀将国会操纵于股掌之间，国会之士也沦为给钱就卖身的“猪仔议员”——要在皇权专制大行两千多年的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何其难也！为此，孙中山不得不进行“二次革命”，发动“护法运动”，为捍卫辛亥革命的宪政理想，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鲁迅在《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一文中说：“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也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对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的一生，高度的概括。

　　“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

　　孙中山还是一名建设者，他说：“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既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他在辛亥革命之后提出，“今日最富强的莫过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但是贫富阶段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定，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吾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后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

　　在上海的孙中山故居，展示着孙中山阅读过的马克思著作——英文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位学贯中西之士，孙中山大量阅读了西方经典著作原本，称赞“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对孙中山故居的西文藏书作出审视之后感叹：“在20世纪所有中国人中，就阅读西文书籍数量之多、方面之广、层次之高而言，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可以超越孙中山。”1926年，朱光潜在给中学生的信中写道：“你应该还记得孙中山先生，难道你比那一位奔走革命席不暇暖的老人家还要忙些么？他生平无论忙到什么地步，没有一天不偷暇读几页书。你只要看他的《建国方略》和《孙文学说》，你便知道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学者。”

　　孙中山在1896年至1897年旅英期间，在半年多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到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研读。他对亨利·乔治的土地改良方案发生浓厚兴趣。在伦敦考察社会政治情况时，孙中山发现，英国经过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劳动人民的生活依然悲惨。在农村，大部分土地为少数人所垄断，如威斯敏士达公爵一家的地租收入就占全伦敦的四分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利·乔治的学说受到英国进步人士的欢迎。这位美国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从人人应享有同等地权的思想出发，提出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相当于地租额的土地税，把大部分的地租收益分配给全体人民，他发出警告：“只要现代进步所带来的全部增加的财富只是为个人积累巨大财产，增加奢侈，使富裕之家和贫困之家的差距更加悬殊，进步就不是真正的进步，它也难以持久。这种情形必定会产生反作用。塔楼在基础上倾斜了，每增加一层只能加速它的最终崩溃。对注定必然贫穷的人进行教育，只是使他们骚动不安。把理论上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建筑在非常显著的社会不平等状况之上，等于把金字塔尖顶朝下竖立在地上。”

　　亨利·乔治的学说，正包含着这样一种认识：不动产的价值，本质上是公共服务、社会进步的积淀，因此，公共服务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增值，会体现在不动产的市值之中，这意味着不动产的所有者可以凭借手中的不动产“股票”，切割社会增值“红利”，拥有越多不动产，就能拿到越多社会福利。如果没有相应的税收手段来调节这个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势必出现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致使社会断裂。

　　孙中山敏锐地预见到，随着50个上海一样的大都市在中国崛起，土地急剧增值而带来的巨大利益完全可能被少数人攫取，从而造成社会贫富急速两极化。“当时全中国恐怕没有多少人像孙中山那样意识到这一危险的现实性”，姜义华在《重新审视孙中山俄国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想》一文中写道，“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多少人像孙中山那样预见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而及早防患于未然。”

　　孙中山为此开出药方：核定地价，增价归公。并将此纳入地方自治的核心内容：“每县开创自治之时，必须先规定全县私有土地之价。其法由地主自报之，地方政府则照价征税，并可随时照价收买。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全县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他认为，用这种“平均地权”的办法，能使“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而不必像欧美那样，待贫富分化至不可调和的程度后，再来一场社会革命。

　　孙中山还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加以批判，有言曰：“动物之强弱，植物之荣衰，皆归之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进化学者遂举此例，以例人类、国家，凡国家强弱之战争，人民贫富之悬殊，皆视为天演淘汰之公例。故达尔文之主张，谓世界仅有强权而无公理，后起学者随声附和，绝对以强权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诉诸良知，自觉未敢赞同，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他指出，人们对赫胥黎的进化学说诠释多误，不了解“天然进化”与“人事进化”，既有相同一面，又有相反一面；认为“社会主义所以尽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陷也。其所主张，原欲推翻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而以和平慈善、消灭贫富阶级于无形”。他的这一哲学观，成为他谋划中国建设蓝图的基石。

　　“为什么孙中山在100多年前就能讲这些话？”

　　2007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收录了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之后的两次讲话，均涉及共同富裕问题。1992年12月，邓小平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他强调：“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1993年9月，邓小平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要防止两极分化。”

　　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中，金冲及谈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时，引用了邓小平的上述两次讲话，如此感慨：“老话讲不平则鸣，平不是指平均，而是指公平，要合理”，孙中山最初讲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还没有讲民生主义，后来看到欧美国家已经富裕了，但是老百姓还是很困苦，“所以，他就提出了民生主义。他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他一直在想、一刻也不能忘掉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包括社会的公平，这是今天中国共产党还极其看重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要讲和谐社会？这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而且现在社会有很多不和谐的因素，我们要努力来创造一个和谐社会。”

　　金冲及说，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的构想，包括发展生产力、对外开放、国家统一，既要重视物质建设又要重视精神建设，既要发展经济又要社会进步。“我看他对现代化的这些思考相当了不得。过去有一次会上，我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人问，你是不是把我们现在的话套到孙中山头上去了？所以我尽量引他的原话，这不是我说的，我把它归纳的，是他自己就那么说的，连语言有很多都和我们现在用的很相近。我想小平同志讲这几句话的时候，他绝没有找一个秘书去找《孙中山全集》从头到尾去翻，里面发现那么几句话，他就来讲，他的话是从实际生活里来的。”

　　“为什么孙中山在100多年前就能讲这些话？”金冲及认为，“我想这里有一个道理。我们常常讲，在这个20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句话是事实，并不是夸张，但尽管如此，中国的国情并不是变得跟100多年前完全不同了，那是不可能的。那些真正有眼光的先进分子同样生活在中国这块国土上，他考虑中国应该怎样实现现代化时，从这个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往往会得出几乎和今天一样的结论来，我想这是毫不奇怪的。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后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比以前更丰富和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