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喜剧人优秀小品:赵宝煦：政治是摆平的艺术

　　赵宝熙：我当时是在北京，七七事变，我在北京，因为我父亲母亲都是北京人。我为什么说我是浙江绍兴人呢？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三代以上在浙江绍兴。我父亲平生没有到过绍兴，他也不会说绍兴话。我母亲就是地道的北京人。三代以上怎么过来的，现在有人帮我写回忆录，就讲到这个。主要就是浙江人到北京来，大体上有三个途径。

　　一个就是到北京来考状元，因为浙江绍兴出师爷，自己没考中，但是念了不少书，所以谁要做官，他就当个秘书、参谋，就这么来的。但是我也不是这样，我们唯一的一个可能，就是来考试，没考中流落在这儿。来做买卖也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从家里没有找到这些材料。但是我小时候家里头找到的东西，就等于现在卖的考试必读之类的东西。

　　还有挖补，就是小刀子、小剪子，那么一个小盒，写错了字了，可以挖补贴在那里。所以，我估计是考试没考中。因为如果要是考上状元了，那一定得有人做官。假如说要是跟着别人做师爷，那他一定在历史上有做官的亲戚，所以是那么来的。出身什么成分，解放以后城市里头不划成分。但是我的情况就是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北京是北洋时期，什么吴佩孚段祺瑞之类，那时候有一个农业部。我父亲就在那个农业部里做一个录士，喜欢写字。

　　后来到了1918年国民革命军成立，国都南迁，北京当然有的大官就跟着走了，一个小职员当然就不行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家就中落下来。原来是小康，这时候就很穷。

　　“东四牌楼往北，每天三四点钟以后有旧书摊。我就跑到那儿看书。”

　　赵宝熙：我父亲因为教过私塾，教家馆。所以我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读书的。五年级以前，就是我父亲在家里教我，记得那时候念的是《平民千字课》，就是一些科学知识的启蒙。

　　我现在还记得，说什么雷公公，说什么电娘娘，阴电阳电一遇着，发出声音又发光。所以我五年级上的小学，为什么上小学，因为在家里头读书，数理化完全没有，而且你出去工作也不行。所以，就去五年级上了小学。五年级上小学，家里很穷，到六年级毕业了。

　　北京现在的二中也是很有名的学校，当时就是比较好的。结果我就考进二中。考上了以后，要交三块钱学杂费，但是我父亲交不起。就说我病了，请求保留学籍一年。这个时候我还考上一个北京市立五中，在北新桥那边。笔试都通过了，就是口试，这个五中是免学杂费的，我父亲就觉得我一定能够上五中。但是口试、检查身体，说我身体太弱，营养不良，结果就没有录取。这样我就在家里待一年，我父亲跑到二中给我保留学籍。这一年，我有很多机会读了很多书。怎么读书？北京的东四牌楼往北，每天到三四点钟以后，那里就摆出旧书摊。我就跑到那儿看书。

　　卖书的看你也不捣乱，在那儿看他就让你看。可是后来，我一个哥哥念完了初中，那时候初中不是三年级，中学就是四年级，中学完了要念高中，不叫高中，叫大学预科。所以，那时候四年级念完了，念两年大学预科，实际就是准备上大学。但是我们家里头没有条件让他上大学，就不念预科。家里需要他照顾生活，所以他就考了一个报纸，做练习生。

　　“神父问你信教不，信教我们学杂费都免。”

　　赵宝熙：他做练习生，做了几年，我在北京市立二中念了两年，正好就是七七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止我父亲这么说，北京人都这么说，就说小日本待不长，说是中央军马上就回来，中央军回来先是说八月节回来，八月十五。可是到八月节没有，然后就说国庆节。那时候的国庆节就是10月10号，然后说阳历年回来，然后又说春节。

　　一站一站的，日本人越打越往南下。我无论如何，至少应该念完初中。因为我已经实现了，就离开二中了，所以又休学一年。但是这时候我心里想，我要想念完初中，必须拿奖学金。可是我拿奖学金必须找一个比二中差一点的学校。所以我就选中一个天主教的学校，一考也考上了。

　　考上了以后，当时这个学校是天主教的学校，是一个爱尔兰的神父管的。这个爱尔兰神父知道我家庭困难，就找我谈话，就说你信教不，信教我们学杂费都免。但是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不愿意委屈自己，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绝不勉强去做，所以我就再三不肯。

　　不肯就得好好念书。我第一学期考了全班第二名，第二学期就是第一名了。考了第二名就免叫杂费，考上第一名就免学费。那时候我也没有地方打工，家里面我哥哥已经在报馆做练习生了，可以补贴一些家用。也不需要我去挣钱，我也没地方挣钱。

　　家里面，我要继续念书，只是吃饭的问题。所以，既然免学费，我就这么念书。那时候你不能想象，日本军队一站一站往南打，北京的学校都把学生拉出去游行庆祝，庆祝南京陷落，庆祝武汉陷落。在中文里面，庆祝永远不会跟陷落搁在一块儿。

　　我在学校，因为用功，老师都喜欢。我最不行的是两门课，一门是体育，一门是音乐。我瘦骨伶仃的，我们那个体育老师就说，赵宝熙，你每天从操场上过，不必怎么锻炼，你的手摸一摸单杠，摸一摸双杠，对你就有好处。

　　后来我不只是摸双杠，毕业的时候，我最基本的动作，比如说双杠，这个手一拉一上，必须两个腿并齐，两个脚尖并齐，然后上去。上去以后，我别的不能做，然后下来，两脚并齐。能够做这个。所以他对我就非常好。

　　音乐不行，因为我在二中的时候上音乐课，那个音乐老师就说，因为大家合唱，合唱就有一个声音要齐的问题，可是声音老不齐。后来老师就找了，找到我了，说你不行，赵宝熙是左嗓子。

　　后来我知道小孩子的许多才能一时不能被发现，要是他一出声音，你说你是唱歌天才，他有这个印象，就会从此努力。你一说我左嗓子，我就不敢了，人家唱歌，我嘴跟着动，嘴不跟着动老师就管了，但是我不出声音。

　　“因为你考文法，不管喜欢不喜欢，都要受日本人统治。”

　　赵宝熙：后来我到了中学毕业，中学毕业以后，辅仁的老师都很喜欢我，就保送我上辅仁大学，就是去念应用化学系，就是现在的化工系。

　　保送我去，可是我后来没去。为什么呢，保送也得考试，就考一个中文，一个英文。考英文就是给你一篇莫名其妙的，有很多词汇不认识的文章，让你翻译。中文就好办了，让你说说你将来要干嘛之类的。我为什么没去呢，因为要交30块钱学费，家里面根本拿不出来。

　　可是当时，我那时候因为在中学里面我要考第一，所以各门课都是要努力了，应付考试是很方便的，我考了好几个东西。当时我就想，不是我想，一帮同学里有议论，就说只要你能考上理工的，就不会有人考文法。为什么呢，因为你考文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受日本人统治。

　　所以，后来我就上了伪北大，就是周作人做校长的北京大学，考了工学院。实际上我对工学院也没什么兴趣，一开始就做定性分析，用的那种药品气味我也不喜欢。可是那个时候，北京解放后做了教育部，当时不叫教育部，那个负责人宋硕，就是文化大革命打倒宋硕、陆平、彭佩云那个宋硕。后来我也没单独见过他，当时我是知道，后来从来没有提过这事。

　　我自己心理上，我在中学，特别在高中一段，老师都喜欢，我样样功课都行，所以就比较很自尊，就有点目空一切。可是到我进入伪北京大学，那是1942年秋天，跟同班同学相比，我就感觉到不行。比如有人说爱因斯坦，说相对论什么的。我这时候就知道了，自尊的情绪就下去了，但是大家都很好。

　　那个时候上课，同学也好，或者是老师也好，常常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不见了，学校也不说明原因，就安排另外一个老师上课。有时候同学不见了，就没有了。比如说我们很好的同学，他不见以前都没有打过招呼。谁也不知道他怎么不见了。但那时候推断，认为不见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跑了，一个是让日本宪兵队捉去了。被日本宪兵队捉去，大家连想都不敢想，那就灌辣椒水什么的，各种酷刑。那时候我们就想，我们有机会就跑吧。

　　“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共产党。”

　　赵宝熙：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共产党。你想日本时期，他们讲历史，说中国共产党怎么起来，但是我们传看一些书，就是国民的地下工作者给传的，传的也是进步的书。比如说那时候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有巴金的散文集，还有列昂杰夫的政治经济学，那时候读这政治经济学，我也读不懂。但是巴金他们的东西传来，就说远方抗战的烽火，而且日本很快就要完，战场要转移。

　　那时候心里就想，我们跑吧。有几个相好的同学交换意见，知道这个事儿。后来人家就介绍我端王府夹道，辅仁大学附近，有一个有钱人的四合院。他就带我去找这个同学。这个同学一开始就说，人家介绍说叫小贾，他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专管把年轻人往国民党地区送。

　　后来我们就走了，最后一站是皖北的亳州，那就是阴阳界了。这时候阴阳界已经不是日本和国民党的阴阳界，是国民党跟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军，当时我们叫伪军，实际上就是日本支持他在那儿。这样就过去了，当时住大车店里。

　　结果走的头天，他们又带信给我，说明天还有一个女同学要走，这个女同学是北大物理系一年级，我是工学院一年级，她是理学院一年级。另外，还有两个男同学，一个东北人，我中学同学。东北人在北京，他是考上中国大学，在西单那儿住一个公寓。那时候公寓就是在大学附近，有人把房子一隔一隔的，房子很小，学生来了，他开水什么的都管。还有一个同学叫孙振营，他没考上大学，也是东北人。

　　“我们是来参加抗战工作的，难道还要为自己的吃穿发愁吗？”

　　赵宝熙：到了那儿，辅仁大学有一个美术系，有一个老师叫金哲恭，他过来教美术。他就觉得我可以学美术，就让我跟他学。但是没有什么拜师的，反正他就是老师。结果，我每天晚上功课做完了就画画。每到星期六，那时候是工作六天，星期六吃完晚饭，我把一卷画拿去到他那儿，请他给批改。后来他就介绍我参加北京一个画会。

　　就是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就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那儿，好多画家都在那儿，学生也在那儿，这么一个上午。我本来跟金哲恭老师学南派的山水，后来我到那儿了，对人物有兴趣，也画人物。有时候画的画，老师觉得还好，有的请他给题上字。我走的时候，有几张裱好的画，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他就拿我几张画替我卖。可是你知道，第一又没有名气，而且是一个年轻人刚学画，所以一个钱也没卖出去。

　　他一直拖到等我第二天要走，头天晚上来了，他说你不能没有钱，他知道我身上有多少钱。他说你们这点钱就是买馒头也不够吃的。当时我就不信，我就说，我们也不是要来念书，我们是来参加抗战工作的。难道说我还要为自己的吃穿发愁吗，所以就没有管他。

　　结果我们到那儿，住在大车店里。那年腊月十六，阳历是1月，那时候北京特别冷。可是我们几个人谁也没到过南方，心里认为到南方去总是暖和，越走越暖和。结果我们到了南方以后，到了亳州。这个女同学是我的表妹叫王若华，现在还活着，她后来学地质，是地质部的。我送这表妹到亳州，就到边界那儿结婚。一个孙机动（音），一个孙振营，两个人帮着我一起送。

　　结果到了亳州，就住在大车店里。那个大车店就是很简单，来往的人都住在里头，大炕。我们就说辅仁大学小贾介绍我们来的，那个老板也明白。住下以后，要走了就送我们，木头的两个轱辘，人家拉着，我们在一个车上，都用棉被包紧了。那个女同学，正好人家让我们等几天，再等一批，一起送。那批里也有个女士，所以他们两个就过去了。到了一个旷野荒郊，远远的立着两个沙篙（音），上面是一个红布。送我们的老板就说，你看那个就是中国军队，你们就去吧，我就回去了。我们就向他道了谢。

　　“看到了中国军队，那简直就像飞似的就跑去了。走近了一看，心里有点失望。”

　　赵宝熙：当时是盼了几年，看到了中国军队，那简直就像飞似的就跑去了。走近了一看，心里有点失望。因为那时候的军队，不像咱们的解放军战士现在都吃得圆圆胖胖的。那个时候穿的军装也不合身，戴的帽子很多灰。

　　我们就想跑过去拥抱他们，可是一看他们的表情不是那样的。我们就也没办法，就在那儿嘻嘻地笑。他要检查我们的行李，打开行李一看，我们学生除去换洗衣服还有什么呢。可是我那里有两块香皂，你知道有的要好的同学知道你要走了，也没有别的东西，送你两块香皂吧。就认为后方困难什么都没有。

　　他一看到香皂，笑了，拿着闻一闻，说这个给我吧。当时我们正高兴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阴影。当然不是说舍不得这个香皂。但是日本人检查不拿我的香皂，汪精卫的伪军也不拿我的香皂，怎么我盼着的国军拿我的香皂。但是年轻，到了那儿很高兴，这些一会儿就忘了。

　　然后就住在店里，当然没钱给人家了。出去就找抗战的接待地方，结果也找不到。怎么办呢，眼看就困在店里，你白吃白住，不给人钱怎么走呢？

　　“你就说你是官家人，他不按官价卖给你就打他。”

　　赵宝熙：突然这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人叫王子安。他一进来就说，你们来投奔抗战很好，这仗也打不了几天了。我是来接你们的，我带你们到西安。西安是什么地方，是胡宗南的，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他也是黄埔军校，蒋介石很欣赏他，他也是很能干的。

　　他在西安办了一个抗战干部培训团。他就让我们走。这已经到了皖北，他让我们再往前走，走到洛阳。因为学生有点历史知识，知道洛阳是一个古都，走到洛阳一定得看看。让我们走就走，他就是发馒头钱，他是按官价发，我记得那时候官价四块六，街上馒头都八九块。我们就说你给我们的钱不够。我们穿的还是从北京去的时候穿的棉袍。他给我们这儿绷了一个小布条，上面盖一个图章，问他说这个是干嘛的？你就说你是官家人，他不按官价卖给你就打他。可是我们的思想里头接受不了这个。

　　那也没办法，就跟着走。后来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后来文革的时候，这些拉练，就是走啊走啊，把脚都磨了泡。我们那时候走了，但是我们没办法打人家。你打人家，人家也不给你呀。我们穿着棉袍，继续走，那年河南大风雪，我们第一天走了90里，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可是走到最后，谁也走不动了，也没有棍能拄着。脚上磨了泡，磨了泡以后，再磨，泡上落泡。就好像衣服破了做补丁，补丁落补丁。

　　到晚上住店，在荒村野店里住，这个店确实就叫饭店。怎么叫饭店呢，住店不要钱，就是卖饭，没有什么菜。就是在荒村野店门口，几间草房，门口摆着几个小桌子，桌子上面搁着几个大碗。碗里面有的是红辣椒面，有的是盐巴。还有的腌着酸菜什么的。人家就去看，你中意哪一家的小菜就坐下吃。主要是你吃几碗饭就给几碗饭钱。怎么叫饭店呢，就是中午吃完饭还得走啊，到晚上睡觉了，他后面有几间草房。草房冷，外面都是草帘子遮着，进去，里面黑洞洞的，里面都是干草。你进去就在干草里一滚。

　　他还做一件事，就是对我们很好，吃完饭，给你烧点热水，拿那个大木盆给你烫脚。可是你知道，这个脚上泡落泡，一烫就是疼得很。疼了以后，脚就舒服了，就一瘸一拐地钻到草帘子里睡觉。

　　“这一路一个车厢给一截蜡烛，就点着蜡烛摇摇晃晃的。”

　　赵宝熙：这样走了800里，没钱了怎么办？那时候，跟我们出去的女同学之外，还有后来的女同学，她没有东西可卖。因为农村人都不要，她这短那短的，都不要。所以我们就卖东西，一路走800里，到了洛阳。心想，我辛辛苦苦，有名的古都，我可得看看。可是我们到那个地方这个王子安坐公共汽车来了，他算我们到了，他也到了。到了立刻就跟我们说下午就上火车，到西安。

　　我们想逛也没地方看了，只能听他的。为什么呢，就是在洛阳那儿离陕北近，他怕让共产党把年轻人接走，所以就让我们上了火车，就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来。这个车很挤，你上车没有座位，可是你在车上摔不倒，因为人都是前心贴后心。这个车走走停停，又是夜里头。

　　男人女人不能够不解手，因为车停的时间长，如果男人小便，就两个人爬到窗户外头，两个人拿手慢慢给他放下去。解完了，在底下说我来了，上面人再把他接上来。女人也是这样，男女都是这样。

　　这一路一个车厢给一截蜡烛，就点着蜡烛摇摇晃晃的。突然就说快到潼关了，这个蜡烛必须熄灭。因为潼关对岸有一个叫风陵渡，那边驻着日军。你这火车轰隆一来，风陵渡的日军就打炮了。每次打炮一定打准，当时我这就没得跑了，一来就得打炮，而且一打就准。这火车前头有车窗，后头是大圆筒子，闷着不透气的，那是装货的，可是有钱人就上那里头去。那里面憋气是憋气，但是炮打来安全。

　　蜡烛也熄了，结果这车到那儿快到了，长叫一声，立刻就退回来，风陵渡的日军一听叫，就打炮了，等他们打炮完了，火车的汽也放了，不需要再叫了，就一下子过去了。后来到了灵宝，夜里5点到灵宝。

　　大伙儿一离开火车心里很高兴，觉得我究竟是脚踏实地了。在灵宝那儿有小店，四五点钟就开始卖豆浆油条什么的。我们就在那儿吃，吃完了以后，就又让我们走，又上一个车，就到西安了。

　　“我们站一排，他觉得不得劲，就说你们来，给我站一个圆周率。”

　　赵宝熙：到了西安，一下子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他要编队，换军装，都得到了一定的数量。所以我们去还比较自由散漫，属于待管队，等待管理的队。都是旧式的大瓦房，地下很大的空间。地上都铺着稻草，两块砖排起来，大家就在那上睡。当夜就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清早不到6点就吹号了，就拉着队伍出来。当时大家就站一排，教官就出来站在那里训话。

　　我们站一排，他觉得不得劲，就说你们来，给我站一个圆周率。半天我们都不动，就急了，跑来拉，听说你们这里还有大学生呢，怎么圆周率都不懂，拉成一个半圆形。当时对我们是很大的打击，你连圆周率和半圆形都分不清，我们怎么还听你教育呢。

　　然后他就说话，我这都是当时亲自听的，因为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不忘。可是别人听了就跟说相声似的，他说你们在这儿一天两顿饭，上午9点，下午4点，这个饭你们吃了。就是这么大这么长的馒头，就像大面包似的，一人一个，一碗菜汤。

　　他说，你们吃的菜汤是菠菜汤，据专家分析，里面是百分之百的铁质，也就是说铁对人的身体怎么有好处。当时我们听了，心里头就不想在这儿待了。我们怎么受你训呢，百分之百的铁，我吃的是菜还是铁条啊。

　　可是这我们一到，原来有早到的人，一听说北方有同学来了，认识不认识的都来看看，来打听打听。北京怎么样，我走了以后怎么样。结果这里面有我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就说，你怎么糊里糊涂就跑来了，你也不知道。他说我来这儿我知道这儿什么情况，他说你不知道怎么就糊里糊涂跑来了。但是我已经来了，也没有办法。

　　“在这儿每天有战干馍吃，你出去谁给你战干馍？”

　　赵宝熙：当时我们就满街满巷找，有没有接待战区流亡学生的，一直就没找到。这一天，突然我们回去，有人给我们送一个纸条，这就是王若华送来的。她说今天我不能在这儿待了，今天我们的待管队队长，一天来找我三次问我，说你跟这三个男同学一起来，你跟他们三个哪一个有婚姻关系。那女孩说我们就是同学，没有婚姻关系，他来找她三次问这问那，她就害怕了。

　　我们四个人每人身上有一点钱，都给这女孩子管。她说赶快走。她走了，一定来找我们来，找我们来，那一定得关禁闭了。当时的战干团唱团歌，第一句是怒潮澎湃。所以在那些人里面有一句暗语，说他澎湃出去了，就是走了。这时候孙机动（音）和孙振营就说你知道多待几分钟就是危险，我们必须跑。

　　因为王若华留下一个地址，就是她跑到什么旅馆里面，就是很低级的旅店，很便宜的旅店。所以他们俩就跑了，我说那不行，出去还要洗脸漱口呢，这个漱口不用手巾怎么弄，不要，他说顾不得了。他们怎么跑呢，也是假造的出门证跑了。后来我就把手巾，那时候也没有塑料布。下午了，早晨的手巾也快干了，因为上面穿着棉袍，口袋多，所以就装着，鼓鼓囊囊的就走了。

　　但是我一想，我得找刘国良，他叫德国良，因为他是旗人。后来冠姥姥姓，就叫刘国良。我就跑去了，他说你干吗呀，我说我要澎湃了。他说你澎湃，在这儿每天有战干馍吃，你出去谁给你战干馍？我说不行了，现在王若华已经跑了，我们再不走就糟了。所以，他就数落我，说你怎么这么冒失，你在外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就突然跑来，跑到这儿就突然加入。加入了以后，现在又要走，也没有地方去。你们现在有多少钱？我就告诉他，我们女同学那儿有多少钱。

　　“那时候有根稻草你也抓了。”

　　赵宝熙：他说你们这几块钱，你们四个人活一天，连旅店带什么。正说我呢，旁边有一个学员就说，德国良，信。就给他一封信。打开这封信，是我的一个同学给他寄的。听说赵宝熙来了，我找不到他，你告诉我他在那儿。这个信的下面有地址，我就把信封拿过来就走了。那时候有根稻草你也抓了，他跟我的关系也挺好。我就把它拿走了。然后我就到他那地址那儿，就是基督教青年会，男青年会办了一个抗战军人服务团，就是协助一下从北方来的青年。能唱歌，跳舞，打球，玩桥牌，就组织这些人在这儿。

　　那时候也没仗打，军人怎么办？就是上操，上操完了，他们就去陪军人玩。结果我一去了，就发现我那个中学的老师赵瑞林在里面。我一看赵瑞林在了，心里面就非常放心了。所以，我就把身上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掏。赵瑞林就说你这儿怎么回事？我说我是开小差出来的。赵瑞林说哎，赵宝熙，这可不跟北平一样，你在这儿可不能胡说。我心想北平是日本沦陷区，这儿是自由区，怎么跟北平不一样，北平可以乱说，这儿就不能乱说了？我就想不通。

　　我就告诉那几个人。这时候有一个人叫高尚先，也是从北平过来。结果在他那儿就告诉他地址，他就把孙机动（音）、孙振营跟王若华都给找来，他们就弄鸡蛋炒饭，吃了一次饭。赵老师就说，王若华我过几天给她介绍一个教书的地方，今天她先住到女青年会，你们三个我也想办法再安排。第二天，他就说赵宝熙是个念书的，我给他介绍到陕北工学院，在城固。他说我的体育老师董守一，后来解放以后做过国家体委主任的。

　　过两天，他就给我1500块钱法币，国民党那时候的，也是不太值钱了。他说你拿着这1500块钱到城固，去找我老师，他安排你在那儿念书，继续念大学。他说那两个人，再想办法给安排。结果他就把那两个人都留在他的军人服务部里了。他联系好了，就要把我送到陕北城固。

　　其中的高尚先本来是到后方投奔他哥哥，他四哥叫高尚礼开小工厂，一个是玻璃厂，一个是养奶牛。这个战区服务部的主任姓毛，毛主任就不让他走。他哥哥给他寄的钱，毛主任都给他保管，他就不愿意。而且他就跟我说，说他们战区服务部是军人待遇，吃多少伙食，毛主任克扣他们的。因此我对这毛主任心里就有反感。

　　可是，等到要走了，我那老师赵瑞林说，你不是会画画吗，明天我去让他们给你买来宣纸和颜料，在这儿给我画一张画，作为咱们在这儿相遇的纪念。我当然答应了，他有一个陶副官，他正式的职务就是特务，他那时候是一个特务连的副官。他说你也给我画一张，我说好。毛主任就说你也给我画一张，我都答应了。但是我去买了纸和颜料，我拿这个纸一裁两，我就两个长条。他也不知道我画了，等到我走了，我才给他们，就没给毛。这个毛当然心里也不高兴。

　　“那个地方不管共产党叫共产党，叫叉叉。”

　　赵宝熙：可是临走，高尚先送我上火车。高尚先跟孙机动，当时还有一个北京同学跟我关系很好的，他也要送，后来我就想办法说服他不送。因为高尚先告诉我，他借着送我，晚8点上火车，西安到宝鸡，是火车对开。这边晚8点开，那边早8点到。早8点到了以后又开回来，这边晚8点又到。我就怕他一送，这高尚先就说他不回来了，孙机动说我也不回来了。我说咱们走，什么东西都给人留下，军装什么都给他挂好。我那个要好同学要跟去，我就怕他这秘密泄露了，我就想法不让他去。

　　可是临走时候，说再见的时候，高尚先突然就，因为里面有一个叫杨印培也被迎去了，挺好的一个小伙子。他就说小杨，我说赵宝熙去火车站，我怕误了点，你不有块怀表吗？借我用一下。我一听就是他惦记坑人家怀表。那个时候任何表都是很贵重的，后来到了文革时期手表都还是非常贵重的东西。我说不需要，这个车现在有时间。小杨就加了一句，说还是准备点好。我就更不好说什么了。这就去了，到那儿去上了火车，我们实际上是三个人。

　　到早晨8点就到了。那时候宝鸡就是一个转运站。但是你在那儿不管是进四川还是到城固，都得等。不会是下来到那儿就上的。下来后已经很晚了，都找不着店了，有一个店里有一张床，但是店家就说现在你们再找也没有了，这一张床宽。他所谓的床，就是两条板凳，支着几块板凳。他说这个可以睡的，你们轮流着睡。我就填写赵宝熙的名字，高尚先就捅我一下，他的意思是说写一个假名字。我心想，我又没有拿人家东西。结果就在那个旅店的18号住了。

　　进去了，外头下小雨，我就说你们先睡，我不困。他们两个就并排睡在那儿。我就在灯底下，还写了一首诗。写一半，外面就喊：18号！18号！在哪儿？我一听18号就是我们这儿。我本能地就拿身体靠着门，后来就叫门。我一想这也不行，赶快就把他们俩推起来。

　　结果一开门，那个小杨，杨印培来了。我头一句说，你是一个人来的，还是？他说我们好几个人都在外头呢。实际他是吓唬我的。结果他们起来了，高尚先很灵，立刻就把那表给他，说我是想到那儿再托便人给你带回来。

　　然后这么一聊，高尚先就说，半夜里我那个很要好的同学起来解手，一看床空着，他们俩送我还没回来。他们俩床上一个钉子，他们两人的铺位上军衣都在那儿挂着。所以，他就嚷嚷，跑了跑了，都跑了！这里头，因为毛主任、陶副官，还有我的老师，他们三个住在里屋。外头是两明一暗，他们三个床在里头，我们都在外头睡地铺。他们都醒了，老毛就说，赵瑞林，这可是你的学生。他一来，我看那姓赵的就不是好东西，他是叉叉。那个地方不管共产党叫共产党，叫叉叉。你说吧，你要是没意见，我一个电话就把他们扣起来。

　　这个时候，那个陶副官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叉叉，我是干嘛的。要是叉叉，在我眼底下能过去吗？他说他们就是年轻，不懂事，荒唐。一看什么东西都没拿走，都留下了，说就这样吧。可是杨印培因为有那个表，他夜里也没睡好，清早起来赶快买票，就到那儿了。等他这么一说，才弄清楚外头没有人。

　　高尚先把表给他，说你别回去了，跟我一块儿进四川吧。可是小杨有说，干什么呀，大丈夫不做亏心事，我要离开就明来明去，不这么窝窝囊囊偷跑。咱也没的说了，但是现在不能走，因为到晚上8点才有车。所以那一天我们留在外头转，结果他们就说，路过电影院，正演《花木兰》。你知道我因为家里很穷，一直到了高中，我就没看过一次电影。我那时候是第一次看电影，就是看《花木兰》。

　　“没待几天，成都银根吃紧，厂家都倒闭。”

　　赵宝熙：到晚上他回去了，在路上，就是宝鸡，然后过秦岭，一路我就听人说城固的西北大学主要就是整天吃席。每天吃得很好，但是他们没有名教授在那儿，主要是给你吃得很好，让你不往陕北跑。我说我辛辛苦苦出来，难道就是为了吃席吗？所以，我就毅然决定，我说不跟你们，我不去了。我跟你们一块儿买票上成都得了。那时候高尚先他们也赞成，就说你到我四哥那儿，住我家，我四哥人很好。

　　结果我们一路就到了成都。到了成都，到他们家。他们家住在老玉沙街。什么叫玉沙街？就是手工磨玉石。一进去，哥哥看到弟弟回来，又带了两个学生，很热情招待。但是过了两天，嫂子就……因为我们是大小伙子，20来岁，又能吃，整天什么都不干。过两天嫂子就甩脸色了。

　　后来四哥就说，我有两个工厂，我给你们两个找个临时工吧。因为王若华就留在西安了，到陕南教中学。孙振营也没跟我们来。所以，他就把我跟孙机动安排在工厂里。孙机动干嘛呢？就是每天教小童工做操，我就给他布置厂房。

　　怎么布置厂房，就是这么一个空房子，煤油箱子，就是那个木头箱子，两个高的，一个矮的，弄进来，找个被单子洗干净，铺上。然后我在墙上写美术字，就写生产救国什么的。就干这个，但是没待几天，成都银根吃紧，就是说货币倒不过来了，厂家都倒闭。结果高尚礼，就是叫四哥的这个倒了，他就没办法了。就又找了青年会。

　　青年会就给我介绍到，因为那时候日本来轰炸，所以都在郊区。因为他们这时候已经到了成都了，在成都大西门外。那时候有钱人住在郊区，每天上班，家里有黄包车送到城里。介绍我到大西门外，一大片稻田，里头有一所，我去的那家是成都西药工会主席，结果把我搁到那里了。他家里头有这么大的一条狼狗叫darling.还有一个老太太，是重庆的老太太，叫苏嫂。

　　这苏嫂就是做饭，大嫂家务。一个拉车的，每天清早把先生，他有两个儿子，把两个儿子送到学校，然后把先生送去，晚上再接回来。可是这个西药工会主席，他的夫人生病，常年在医院里。而他这两个儿子都是抱养的。当时我21，他们一个是18岁，还有一个9岁。

　　我在那儿待了几天，后来就没办法再待了。也快考学了，这个时候，我倒是画了两张画卖给裱画铺。这个裱画铺为什么要买我的画呢，就是因为你要是过生日送礼，喜事送礼，都到他那儿买画。我画的那个老寿星，文雅一点，所以他就买。我也没赚几块钱。

　　那个小的男孩子就跟苏嫂睡一屋，那个大的男18，就跟我睡一屋。他不老实，夜里头，因为一人一床，都有帐子，他那个帐钩响。我知道他干嘛了，我就不敢说，也不敢问，我就睡。待会儿他问我，老师老师，你猜我干嘛呢？我简直觉得……这个还不要紧，问题是他爸爸有钱，弄了好多古玩，都搁在柜子里头。

　　因为他晚上回来，小孩也很累了，他也十七八了，才念二年级，他晚上就瞌睡。我清早给小的补习。那小的倒还听话。可是有一天，我要睡没睡，他爸爸打他。拿什么打呢，就是烧柴火的大木头棒子，柴火没劈以前都是很粗的，而且让他脱光了。我起来一看，我说你要打死人了。后来我知道就是他把他爸爸柜子里头的瓶子什么的，都偷出去卖，然后乱花。这样我心想，我也待不下去了。而且待着也无聊，净下雨。

　　我一个人白天没事儿。没事儿我就往城门那儿走，快到城门了，有一辆汽车。汽车来了，不会说因为有人就慢一点，一下子过去了，就溅你一身泥。汽车一来了，我就赶快往店铺里躲。躲到店铺里，我一下子就坐在那儿了。汽车走了，那个店铺是一个酒馆，卖酒卖茶。

　　就问我说，先生喝酒吗？那时候我心里也无聊，就说好吧。我有酒的，但是我并不常喝。但是我喝一点也不醉，喝完了。我一直穿着草鞋，回家时，这草鞋不行了，因为它有泥。皮鞋刷刷就可以了，这草鞋从泥浆里走，不行。回去就到井边打水洗澡。洗完澡，再换一双干净草鞋，然后再睡觉。

　　“这个日子再也不能待了，我要到重庆考学。”

　　赵宝熙：我觉得这个日子再也不能待了。结果我就跟老板说，我说我也要考学了，我要到重庆考学。这个老板对我也很好，他多给了我一月的工资，我就凑合着到了沙坪洼。我没去过重庆，我以为到重庆就可以找到同学，找到大学的宿舍。结果到沙坪洼，那个洋车跟打架似的，几个人抢。

　　我只好坐上一辆，他从坡上往下走。他用那个轱辘当做支点，他的腿就像划船的桨似的，就这么滑下去，把我吓得不行。到那儿一看，我要找一个路上遇到的同学，结果说那个同学在江北。我还得到江边上，可是晚上不走船。我说我夜里到哪儿去呢。结果突然碰到一个人，就是我在辅仁大学介绍我来的那个小贾。

　　这个小贾就说，哎哟，你不是赵宝熙吗，怎么上这儿了。我说我要到江北去找人，他说现在不行啊。你也没吃饭吧，走，跟我吃饭。吃完饭，他就说，你过不去，你先跟我上宿舍。他在国民党宣传部的一个下属机关里，重庆都是山，一步一步上去，他在山顶上。结果我一身汗到那儿了。他们提来的水都不能马上就用，都是撒一把明矾，澄清那个水。澄清了，从身上浇下来。这回又吃一顿饱饭了，很舒服。他那个大屋子里好多床，有空床，我就在那儿睡了。

　　后来我又到了重庆考学，我还是继续，可是还不到时间。在一起的屋子里头，有他的同事，大家说话都熟了。他就说，你考学还有时间，我介绍你去一个地方，他说管饭，你在那儿也不忙，也可以备备课。我说好吧。他就介绍我到国民党的196师。去了，那个师长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是北京燕大毕业的，他一听说我是大学生来了，就很高兴。就让我跟他打网球。你知道我不会，我从来对运动各项都不行。后来他对我挺好，跟我说，可以写图案字，写仿宋字。让我给他抄一个军人守则，我给他写了纸，按照格子打了，写出来装订好，就跟铅印的军人手册似的。他就非常高兴。

　　我在那儿就觉得，比如说清早出操，我就跑跑，跑到那儿，首先他给穿军装。给我的军装也是那样的，因为南方的兵都矮，我个子高，穿着也不像样子。因为那个队伍很大了，跑跑我就跑到最后，等到前头拐过山头，我就不走了，就在那儿一个人待着，非常无聊。

　　一想出来是抗战，抗战也不行，念书也没有书可念。后来我就说我要考学了，就要走。他也是多给我工资，就说你们知识分子，抗战胜利就是建国，建国就需要知识分子。你再干别的，到时候也得念书。所以他就让我念书，可是我没有去念书。

　　我就跑去找一个，重庆南山，就是蒋介石在那儿。那儿有一个战区学生招待所。沦陷区远来的学生，没吃没住，在那儿管。结果我去，到那儿人就说我们这儿名额都满了。可是我爬南岸高山，那很高，我到这儿了，你让我回，我也回不去了。当夜我怎么办呢？有的人认识我，因为他们干这种事儿的，群众都反对，因为他老克扣。后来别人就说，你不理他，跟我走，就把我拉走，都是双人床，上面搁着东西，他把东西搬下来，说你就上那儿住。我说吃饭呢？他说吃饭跟我一块儿去啊。

　　“你要是念书只能到昆明，那里天高皇帝远。”

　　赵宝熙：第二天早晨我去吃饭，他看到我也管不了，因为他要说，学生就不干了。后来我就考了一个教育部的招考。只要你够他的分数，但是你必须来的时候学什么还得学什么。原来来的时候考过他的分数，及格了，再学习所谓蒋管区的学校。后来我就考上了。

　　这时候我听满耳朵都说，你要是念书只能到昆明，那里天高皇帝远。因为在重庆那时候，我已经很不喜欢了。就是挂着蒋介石的照片，他们说你看，多伟大，多伟大！我已经很不喜欢这种样子，所以我就跑到那儿了。

　　跑到那儿，结果同样考取的，有人给路费，不给我。我说你怎么不给我路费，怎么给他？他说你能跟他比吗？为什么我不能跟他比？他也不说。后来我就在那儿读曹禺为抗战写的一个剧本，题目叫《正在想》。就是一个医院里头，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大夫，丁大夫。她对这些发国难财的坏人有一段台词，就把他骂了一顿。后来我说我要找路费，他不给我，有人给，有人不给。这时候我找教育部，那时候在歌乐山。我怎么去呢？那时候就是看见到歌乐山的车，在那儿停下，我就从后头上去。

　　下去下去！我们这儿运东西的。我就说对不起，我没办法，我是战区学生，没有钱，我要到歌乐山教育部。他也不能来拽我，我就坐在那儿不动。他也没办法，所以他就把我拉到歌乐山。到了歌乐山，我找到那个单位，人家说现在几点了，今天又是礼拜六，人都下班回家了。我说他家在哪儿？15里地。我说15里地我也得去，我就一直走到他们家，在月亮底下走。那时候农村是安全的。

　　我去了，到那儿，我说清楚了，他就非常吃惊。他说不行啊，现在也不能给你办啊，得办公室办啊。我说我现在再走15里回去，也回不去了。他就给我找了一个破屋子，里面有一个桌子，就让我在那个桌子上睡。里面的蚊子很多，这一夜我也睡不好。第二天早晨他上班去了，我得走着去。走到那儿，到那儿了，他就说没办法，说教育部有公文的。我这时候知道没有办法了，就把丁大夫的台词指着他说了一顿。后来我又搭便车回到重庆。

　　回到重庆，后来又有人给我介绍，也是一个军人，他就跟我说，介绍给工合，当时是后方一个很大的组织，让我在那儿运东西。他说我给你租一个床位，就给我搁到工合那儿。但是他就说，你睡觉可得警醒，因为我跟他们说，他们面子上不好驳我，会接收你。可是你要提防他们在荒村野店的时候开车走了，把你甩在那儿，那时候你就没辙了。他说你就跟着他，他一醒你得赶快起来，他要一发动车你赶快上车，就这样到了那儿。

　　后来这车一路又抛锚，拉了好多黄鱼，人家都给了钱了。他抛锚了，人家也不懂你这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就说没办法，我得修。修车没钱，跟大伙儿要钱。这时候车上有一个宁波的商人，在路上他就看我的学生证，一看这证，是我老乡，就让我跟着他。他也是夜里很警醒，他住店，我也跟着住一块儿。走走，就走到贵州，刚过了贵州，有一个地方叫蒿芝塘，这车又抛锚了，又要钱。他就拉着我，说咱们在路边等着。我们那个车，我已经给了钱了，他会过来。

　　果然那车又过来了，他说站住站住，我钱已经给了，你不认识我吗？所以就把我拉上了，这样一直把我送到昆明。

　　“我是专任的中学教员，兼任的大学生。”

　　赵宝熙：所以，一路说起来就跟故事似的。到了昆明，已经是11月了，人家已经开学了。我就写一封信。昆明西大联大是北大蒋梦麟，清华梅贻琦，南开是张伯苓，三个轮流执政，一人管一年。我到那儿11月了，要去注册，人家已经截止了。我就给梅校长写一封信，我说我万里来昆，你不让我注册，我不但不能上学，而且我没饭吃了。因为他们当时有代金。后来他们写了报告以后，在那儿贴了一个小条子，说某某所请不准，或者某某准。我得到他批的准许注册，但是限选21学分。

　　因为工学院400多分，第一年我选了21，还得再念四年，因为那三年就不完。但是也只好如此了。所有代金，给的钱交伙食够三分之二的。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不管是一年级还是四年级，都打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文化水平低，西南联大的学生都去教中学。当时人家给我找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我就慢慢做着。沈从文后来的文集里面叫做《黑魇》、《白魇》、《绿魇》，我就给他抄，当时不叫魇，叫做魔，《黑魔》、《白魔》，这样我一天可以写一万字。

　　后来有一个四川老板，就让我每周去他那儿打一天工，我也是给他画这个，写那个的，反正就是写写画画。打一天工说明是8小时，中午在那儿吃饭，但是到了晚上下班了，他不让我走，管我一顿饭。管这一顿饭也就是普通的菜饭，吃完这一顿饭，有时候12点才让我走。那时候我就明白怎么叫剥削了。

　　后来就好了，有人就给我找一个中学教书的地方。在中学教个钟点赚不了多少钱，我一个礼拜来几次。必须得做专任教员，后来我是专任的中学教员，兼任的大学生。

　　后来就是爱国运动，反内战，争民主。这个中间，我1943年年底我还到滇南，跑那个底下的煤矿。进去，那底下的矿都是红的。而且有的地方这么干，你爬也爬不了，只能侧着身一点一点过去。然后回来。

　　《大师》：去那个矿干什么？

　　赵宝熙：主要是去参观。干嘛让我参观呢？主要是劳军。劳军就是卢汉的军队。到那儿给他们演出，后来我还演了一出戏，就是抗战的那种活报剧。后来回来，那时候我根本没有什么。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受佛教影响很大，我父亲在家里念经，我老听老听，都背得下来，什么《金刚经》啊，一开始：炉香乍爇，发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诸佛现金身。母亲念《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伏无门，唯人自召；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消耗。

　　就是说一个人做好事，做坏事，默默有神灵看着你。所以，我是这样的。而且这样一个出身的人，我对于凶狠斗打都不习惯。所以，你看我看电视里面，我坐在这儿看电视，常转台，我看那个打，还有什么，人怎么地也好，我看什么《我的野蛮女友》，我不愿意看这个。我一看它，一说就打架，我就不爱看了。

　　“权力集中于一身，人会变的，多民主的人也不行。”

　　赵宝熙：所以，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当然我就是那什么。在昆明西南联大给我的东西，一个就是自由、民主、思想。我认为，不管你是中国民主还是美国民主，必须权力不能集中于一身，权力必须有人监督。权力集中于一身，人会变的，多民主的人也不行。大家都坐在这儿，我们每个人都给你鼓掌，我对你没有坏意，可是我不鼓掌，你就对我有一种看法。

　　过圣诞节以后，我到美国加州伯克利。我在伯克利待着，第一年，我主要是要考察政治学，我在伯克利去了23个大学。为什么跑大学，就是因为我原来是念政治学的，可是到了文革后期，我有机会接触一些外面来的杂志书籍，可是根本看不懂。因为什么？因为我原来念的政治学，比如说讲总统有多大权力，国会有多大权力，比如说内阁制，像英国首相有多大权力，都是讲这个。可是，后来我看到，行为主义一进入政治学，行为主义的大师戴维伊斯顿，后来我也认识他。他就跟我说，在行为主义进入政治学以前，政治学不是科学。

　　因为你说总统有多少权力，国会有多少权力，可是它是死的。但是这个权力是通过人来得的，而人是跟个人的性格什么的都有关系。而且这个人今天的情绪也决定他的行为。所以，我跑了好多学校，我在柏林自由大学那儿是这样，柏林自由大学当时是北大跟柏林自由大学有个合同。就是说北大的德语系专业的助教教师轮流到德国去进修。因为中国人过去学的外文往往就是哑巴外文，不能说，都懂，字也都认识，不能说。

　　“我拿着邓小平的文集可以随便讲，我讲什么你也不能驳我。”

　　赵宝熙：我去那儿的时候，正是他们要北大派个人去教中国的政治。因为什么呢，过去就是台湾、香港信息灵通，大陆关门，谁也进不来。可是我就去教一年书，我去讲课，等到后来，东、西德统一以后，我又去了半年。这半年，我主要就是要看德国统一以后到底怎么样。

　　我确实是第一个大陆人在国外讲大陆的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我去那个时候，就是邓小平二卷已经出来了。邓小平的二卷、三卷，他讲得非常开放。我拿着邓小平的文集可以随便讲，我讲什么你也不能驳我。我怎么讲，也超不过邓小平，我不会比他更开放。

　　《大师》：他们当时关心中国，向你提问比较多的是关心中国哪些？

　　赵宝熙：我在美国也讲过很多次。美国也是这样，他们对中国十分无知。比如说我在美国，他们有的时候提问题，就说听说共产党婚姻都是由组织上给分配的。你结婚早了，你小孩到底是不是组织分配的？问这个，你说明了不是，他们就很好理解。德国也是，我先去柏林自由大学。德国的文化是在东德，德国二战以后分东西。德国的文化、重要的博物馆、大学都在东部。西部是工业什么的。

　　为什么叫柏林自由大学？就是柏林要建一个跟东德洪堡大学抗衡的。他那儿的自由真是自由，比如说我认为8点半上课已经是晚了，人家说不行，必须是9点。可是到了9点了，我去了，因为他那儿有钱，一个教室旁边有一个茶水间，可以喝咖啡、喝茶。结果我到9点坐到那儿，一个一个进来了，手里端着咖啡。坐我旁边的人还说，老师，你喝点咖啡。

　　我在那儿讲中国的情况。我把我在国外的，我在国外主要是讲英文，我在德国前后住了不到两年，但是住在那儿有些话你得说。比如走在街上，别看德国，他们很多街上的人都不懂英文。你说什么，比如说我在那儿住着，买菜，问这个多少钱。怎么到WC，这个话得说。但是会了以后，又忘了。

　　德国特别保守，他们循规蹈矩。比如说过马路，不管是10岁、8岁的小孩，还是老头，只要是一个红灯，绝对不走，没有人抢的。但是在美国，有红灯，一看左右没车，就跑过去了。但是有一回我在德国柏林，我也看到一个人跑过去。后来我就问旁边的人，我说他怎么跑过去了，他说你看他是美国兵。美国人就是这样。

　　《大师》：当时跟台湾学者和香港记者相比，您讲学的特色主要是什么呢？

　　赵宝熙：你知道我是现身说法，台湾、香港的都是说大陆如何如何。我现身说法，他们当然愿意听你的。而他们确实是有很多消息，但是很多消息是不准的。但也不是都不准，有几个说了，过几天中国就正式地公布了。可是人家来听，并不是要知道多少消息，一般的学生和老百姓不是这样的。

　　再给你说一件事儿。我还开一个课，就是专给他们学中文的学生开的一个课堂讨论。因为德国不是你上课给你一个办公室，给你多少名单，你上课以前一个学生都不知道。他们都是上课了签字了，你才知道这个名单。

　　你平常上课，比如我平常知道有四五十人，但是等到要最后考试了，能来五六十人，平常就不爱来。我开中文的，我就发表格签字。有一个女孩子就问我，说我也要签字吗？我说你来听课就签字，不听课就不要签。她说我不听课。我说你不听课干嘛来呢？她说我陪他来的，陪她的男朋友来的。可是来了几次，这女孩子不来了，因为她的男朋友学点中文，他以为我说话很难懂，可是后来觉得我说话她可听明白，就不要女朋友来了。

　　“反正我说了话，你用了，是对是错跟我没关系。这样人家就敢说话。”

　　赵宝熙：另外，就是中国智库，我是在十四大以后参加过活动。中国智库跟美国智库有很大的不一样。我有一篇文章可以给你。中国跟美国主要不一样的……我就简单地讲我到美国西部洛杉矶去访问美国最大的兰德公司。美国兰德公司，我去问，我说你的经费哪里来？是国务院给，我们就是为国务院服务。

　　我说既然经费是国务院给的，为什么不在西海岸，跑到东海岸来，离着这么远，为什么？他说你要知道，我们要是在西海岸，一天就有多少人来找我们。送礼、送钱，你在提供美国政府决策的方面给我说几句好话。他说我们就完全避开这个。现在谁也不能找我们。

　　还有，美国的智库是这样，不成为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中国的旧社会，绍兴师爷刀笔吏，我出去做个县官也好，做省长也好，我要搜罗一些秘书班子，这些秘书班子要跟我一块儿。他们念了书没考中，穷极无聊，我带去，作为我的秘书班子。我所有的文件起草是他们管。而且我整天跟他们在一块儿，有什么大事决策就是他们出主意。

　　美国人不是这样，这正好是一个大忌讳，因为他们都跟我好，我是他们的领导，他们就瞄准了我的脾气，我要说什么，做什么，他们老跟着我，我要是升官，我就可以推荐他做个小官。我要是倒霉，他们都遭殃，他们都是我手下的。可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是我跟政府没有关系，我是专研究中国问题，他专研究日本问题，我爱怎么研究怎么研究，我研究什么问题，他不管。一直到总统要到中国来，中国可能问什么，我应该怎么回答，把这些人都找来了。这些人意见不会一致。他们到这儿来，反正我说了话，你用了，是对是错，跟我没关系。这样人家就敢说话。可是，同样一个问题，他们意见不一样，两方面拼命地辩论。就把这个事情的利弊都分析清楚了，我坐在这儿听，都听清楚了。

　　最后是我拍板，你们说完了，站起来掸掸土拍拍屁股走了。所以，这样人就敢说。只有双方辩论，你说你的对，我说你不对，我把你不对的缺点都找出来。你就把你对的优点都说出来。我在这儿都听明白了。然后你们走。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好处。最后拍板是我的，我按照你的主意做，错了我找不着你，你也不负责任。因为你不负责任，你才敢说。所以跟中国的智库很不一样。

　　“我们心里头也是想要听不同意见，但是大家习惯了拍手我们都拍手。”

　　赵宝熙：我有一次在钓鱼台，就是六四之后，当时实际上是一种粉饰，总之不管是什么政治目的，要请外国人来这么一次会。结果外国人一个一个都说，中国人不说话。后来人大有一个教授就说，是不是今天外宾说得多了，我们都没人说话。他就说了，他说完了，我就说一段。我说的一段话，里面就有很多不跟当时人民日报说的一样的。后来外国人就提出来，说希望我的稿子给他一份。我那个稿子就是涂涂改改，我就说不行。

　　后来他们就请示，主持会议的人就说，要的话，就他直接给，我们不准给，我们要转了就得负责。后来他们就直接来要，我把这个稿誊写清了，我复印一份留着。所以，这个概念不是一样的。基本的一点，外国人就是真正要听不同意见，我们心里头也是想要听不同意见，但是大家习惯了拍手我们都拍手，你不拍手，你并不反对，可是就会看你不顺眼。一次两次就形成一种成见，所以这样人家话都不敢说。你有一点事情，人家顺着你说。

　　本来领导人就跟普通人一样，他也可以这么想，可以那么想。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要到前门去，你说先从西直门进城啊，还是往西山走？他很可能说往西山走也可能吧。他本来不相信，也是一种怀疑。说究竟往西直门走，还是往西山走，本来没定。可是让很多人摸气候，听风，一听他说往西山走，于是啪啦啪啦，我们各种书也有，马恩列斯说的语录，什么语录都有。有一本语录叫做《毛主席论体育》，都有。

　　然后就说历史上也有，比如说一国两制，就跟历史类比，苏联也有，印度也有，印度的克拉拉帮就是共产的，就是社会主义。他就给你胡乱这么一拉，这样领导就糊涂了，就不能决策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

　　《大师》：中国的智库基本上都是国家财政拨款供养的。美国那边应该是民间基金支持的。

　　赵宝熙：对。所以现在报纸也好，都宣传让中国的企业家尽量投资建立基金。建立基金对他们有好处，免税啊。你要是钱太多了，这税也是很大一笔了。像桑兰，她的坚强的精神大家很佩服。可是桑兰一弄这个，人家用她做招牌，侵犯她的照片权，她一要要那么多钱。大家在心理上对她就觉得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呢？因为你就是你个人的坚强，并不是因公牺牲，你是从事公务的时候，由于你不小心出的事儿。

　　《大师》：后面那个几个问题呢？

　　赵宝熙：当下时局，我就觉得值得反思的就是一个问题。新加坡模式有一个问题，你必须考虑新加坡人口有多少，你必须考虑中国人口有多少。中国不只是人口多，而且各地方都不一样，生活条件都不一样。所以，不考虑这个，就不能谈新加坡的模式。李光耀说，他的本事可以治理更大的国家，但是他也没说能够治理中国，因为中国太不一样了。

　　“历史不可忘记，但是你总得往前看，总不能够老叨念着那点历史。”

　　《大师》：其他都说完了，就差中国政治学这个了。

　　赵宝熙：我对于中国政治学，我实在并不是对政治学特别有兴趣。我实际上是研究一下别人怎么搞政治的。第一，我不是搞政治的。你知道我的性格是什么呢，实际上跟……

　　《大师》：跟政治有点相悖的。

　　赵宝熙：很矛盾的。

　　《大师》：你是和为贵，政治是斗争性很强的。

　　赵宝熙：对。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斗争性强，也有它的道理。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受人欺负，老百姓也好，官员也好，心理上就有一种反叛的心理。你说和为贵，那哪行。在大伙儿都要反抗的时候，那时候只能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两个人一争，你中间明明要胜了，立刻就要把敌人掐死了，你旁边叫和为贵，实际上你是反抗我了。

　　但是我觉得事到如今，现在所以说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就不能老记住，历史不可忘记，但是你总得往前看，总不能够老叨念着那点历史。所以我主要在政治学上是这样的目的。

　　“政治是摆平的艺术。”

　　赵宝熙：还有，我在政治学方面，也是一次在韩国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本来也是临时想起来，后来我就觉得这个话还是很对的。就是说政治是什么？当时我就想，政治是一种摆平的艺术。因为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说，政治是科学，政治是艺术。

　　政治是什么艺术呢？就是摆平。而且生活里总有矛盾，你在敌我斗争的就是阶级斗争。一般生活里，没进入共产主义，没进入资本主义，但是也有矛盾。这个矛盾就需要摆平。可是你不用希望有朝一日一切都没有矛盾了，旧的矛盾去了，有新的矛盾。政治家主要是摆平。

　　我觉得朝鲜半岛的问题，王毅现在是国务院对台办的，我们两个对台办，一个党内对台办，一个国务院对台办，现在统一起来，都是由王毅管。他对付六只手。现在王毅一直是努力做这个。美国人不肯回来，美国人就说我们赞成谈判，但是我们赞成有效的谈判，你跟韩国人坐在一块儿是无效的谈判，我们不来。但是打导弹的问题，中国说我绝对不偏向哪一边，北朝鲜让中国给他什么武器，中国就没有答应。所以，我觉得一个完了，还有。矛盾老有，现在你不能老记住过去的仇。

　　现在加入安全理事会，美国、日本跟印度有那什么。你说亚洲只能进一个，两个都进怎么可能呢？那你非洲呢？所以，我觉得政治是不断地摆平，摆平了以后，历史不能忘记，但是眼睛要向前看，过去的就过去了，这一页揭过去了，你要往前看。

　　《大师》：你刚才说政治是摆平的艺术，那么在你的视野里面，中国乃至世界上出色的政治家，你比较欣赏的有哪些？

　　赵宝熙：我提不出来。因为什么呢，有的人是在某一个问题上的。比如说李光耀说美国不喜欢我们，就因为我们不搞选举。但是你能不能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找到一个我们这样清廉的政府？他这话说的是很对的。比如说毛主席，他在推翻旧社会问题上谁也没有他的魄力和胆识，但是他在建国以后就不是都正确了，而且文化大革命多少人，子孙后代受到的损失，最主要的是精神。不是我信口胡说诽谤毛主席了，那时候有很多事情都是，那时候大跃进死的人很多。有一个人心脏特别大，他把他剖吃了以后，往北京送。在半道上给人截住了，说这不能，要送给毛主席这不行。

　　你现在看很多老帅的回忆录里有很多。比如说杨尚昆安排窃听器，他干嘛要安排窃听器，那不很简单吗，你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说话不算，所以他才安窃听器。否则他是你的属下，你说话他给你安什么窃听器啊，你说每句话都是圣旨，你圣旨不变，他干嘛要安窃听器？所以，我觉得要找一个完人是很难的。最佩服的政治家，有很多人有他某一面，像罗斯福，他连任了好几次。

　　“人权就是要给子孙后代留下知情权。”

　　《大师》：请回顾一下中国政治学的百年进程，反思一下，您觉得是什么样的？

　　赵宝熙：我觉得中国政治学的百年进程，就不能离开它的背景。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受欺负的国家，我从自己说，我是从小在国难、国耻的愁云惨雾里成长起来的。而且说到中国人一盘散沙，不能团结，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对我有影响，对政治家也有影响。可是，到了我们现在在国际上说话有一点点发言权了，不能忘记历史，也不能够揪住老不放。

　　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但是我要往前走。我往前走，就是要科学地发展。我觉得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从国难国耻的愁云惨雾中走向科学的发展观。我这不是套胡锦涛的话。你这发展，我总得给子孙后代留点活路吧，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给用完了吧。而且，我不能够说为了当时一件事情，特别集中一点，说到人权要给子孙后代留下知情权。不能像现在似的，都糊弄了。我就简单说这个。

　　《大师》：最后一句特别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