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行天下酒好吗:古代官德思想摭谈

　　官德思想在中国历史悠久，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尧禹时期。西周统治者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刑”思想，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儒家“德治”理论体系，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极力提倡“为政以德”与“为官以德”的德治学说。中国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因此，官吏的道德素质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效能，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有广泛影响。正所谓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风正则民风纯。鉴于官吏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这种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都始终把对官吏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

　　早在夏朝，统治者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廉政思想。据《史记》记载，商汤曾谴责“桀不务德”；周公曾力主“唯听用德”。春秋的子产、孔子更主张修德政，强调“为政以德”。儒家经典《四书》中的《大学》，开宗明义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主张为官者只有个人的灵魂得到净化，情操得到陶冶后，才能治理好国家。并进一步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此，“一切皆以修身为本”。就是说，最根本的是提高为官者的道德修养。在《论语》中要求为官者“吾日三省吾身”。要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为其“修身”的核心内容。战国时的墨子、孟子、荀子也都主张尚贤重德，强调“论德以定次”。

　　西周在选拔官吏时，吸取夏商亡国的教训，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由于司法官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西周在选拔司法官时更是强调必须遵循“有德惟刑”的标准，即司法官既要道德高尚，又要知刑懂法。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世袭政体的崩溃，封建官僚政治逐步形成，任用官吏时更加重视能力与德行。管仲把礼、义、廉、耻视为维系国家的四大准绳，并强调“清洁于货”是设置官吏的重要条件，即用官时必须考虑“清廉”之节。

　　秦汉时期，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国家政权的行政质量与官吏的素质，创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吏任用、政绩考核和奖惩制度。秦朝是以法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王朝，在国家治理上反对“礼治”，“独任法治”。但即便如此，秦朝在职官管理制度中仍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由此可见，秦朝的官吏守则中，道德要求占很大比重。此外，秦律中还规定了“五善”与“五失”的考课原则，“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可见其内容主要是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 汉代是儒家思想在我国“定于一尊”的时期。汉把德治与礼治置于治国的首位，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制”，其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所谓“四科取士”是指任官必须具备四个标准，即首先要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行；其次要博学多识，具有扎实的知识基础；第三要知法懂法；第四要意志刚毅、足智多谋。而“光禄四行”也是要求为官者要具有良好的品行，即“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可见，秦汉的选官均是按德、才、能的顺序进行素质考察的。

　　隋唐以后，封建统治者更加重视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从官员的选任到考核检查，无一不是强调官员的道德素质。其时，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等一整套职官管理制度中，每一个环节都高度重视官员的道德素质状况。唐朝实行科举选官制度，科举考试及第者还须经吏部的考试，合格者才被授予官职。吏部考试主要从体貌、言词、楷法和文理等四方面进行，若“四事皆可取，则先以德行，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劳”（《通典·选举》）。唐朝对官吏考绩的法定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 ，“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责规定的具体标准，其中第三条是“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唐六典·尚书吏部》）。另从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内容来看，六察中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

　　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特别是对官员的道德品行方面的要求与前朝有诸多相似之处而突出严法治吏。朱元璋这位以重典治国治官著称的明代开国君主，也认为“礼乐者治本之膏梁”，在察举贤才时，“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康熙的德才观也富有传统色彩。他指出：“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还强调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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