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戏谷的地图高清:十三行与广府文化地图

十三行与广府文化地图

　　【摘要】广府人历来重商，这是人所共知的，凡是广府人所在的地方，商业一定搞得风生水起，所以，南洋几百年间，则有“广人旺市”的謡谚，概括了广府人的历史作用，人文品格以及价值取向。在近现代，商业文明，始终是历史进步的一大推动力，市场，带来了自由、平等的观念，广东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正是这种商业文明的浸润，尤其是海洋文化的推动。一直雄踞于国际大都市的行列之中，明清两朝的十三行，建国以来的广交会，均是中国对外贸易历史辉煌见证。

　　【关键词】广府文化　重商　十三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广府文化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珠江文化研究会的同仁们，先后沿西江、北江流域进行了实地考察。纸上得来终觉浅，一旦深入到“历史现场”当中，果然就如古人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得益匪浅。行万里路，正是阅读一路上的历史遗迹，山山水水，自不比“万卷书”弱，因此，便有了更多的历史发现，汉代广信，被论证为岭南文化古都，现已得到学术界普遍的认同，而西江流域，则是岭南最大一个民系——广府民系发生的摇篮，广府文化，也就是在西江流域上汉化定型的。于是，我们终于寻回了“广”的本来意藴及历史根源，这也是前人所未发现的。

　　同样，良溪作为珠玑巷移民在珠江三角洲最终落籍地的发现，我们也是从珠江流域的实地考察中获得的，唐宋年间，粤北集聚了大批中原移民，终因胡妃事件，由罗贵率36姓97家自南雄珠玑巷南下，沿北江来到了西、北二江汇合交互的珠江三角洲，落籍冈州塱底。珠玑巷传说人所共知，但罗贵最后到达的地方，也都是纸上说说而已，几乎没有学者去寻找、考证。也是最早找到了良溪，终于确认其后珠玑巷的意义，正是在这里，广府移民走向了世界，良溪，成为了广府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从广信（肇庆封开）到良溪（江门），西江流域作为中国一个最大移民族群的摇篮、祖地，迄今已是毋庸置疑的了，因此，随着一系列突破性成果的出现，重绘广府文化的历史地图的历史时机，已经日趋成熟。

　　一

　　就广信而言，我们已经作了较详尽的论证，这包括一本专着《封开，广信岭南文化古都论》，已多个侧面论证了广信早在汉代，作为交趾刺史部治所的所在地，对岭南文化、广府民系的形成所起到的“汉化定型”重大作用。

　　首先，我们当从一个族群形成的区域与相对持续的时间——即时空条件上加以论证。

　　我们可以从地理上看出广信位置之重要——自灵渠沿漓江而下，正是在广信这个地方，进入珠江的主干之一——西江，也就进入了广府腹地，这正是秦五十万大军后勤粮草得以顺利入粤之处。汉武帝设“刺史部”于此，自是一番苦心。再取番禺作南方的政治中心，显然危机四伏，而位于广信这里，则与中央政权相应接近，并易于联系得多。作为中央政权统辖岭南的首府，广信持续了有300多年，一直延续到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因龙编侯、交趾太守士燮去世，孙权采纳了吕岱的意见，分交州之南海，苍悟、郁林、合浦四郡置广州，治番禺——即历337年后；但不久，吕岱诛杀了拒不成命的士徽兄弟，又撤广州，复为交州。直到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才又复分交州置广州，这更有375年，近四个世纪了。

　　因此，岭南的重心，或者说，真正成为中央政权在岭南的重心，最初应是这300多年的广信。

　　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当时聚居的移民密度与深度。令人惊奇的是，汉代在广信周遭设立的县治，其密度竟可以与今天相比，我们从古地图则可以看出，诸如猛陵——今藤县，临贺——今贺州，富川，谢沐，冯乘……等等，可今天中国人口上10亿，汉代仅3000多万，一旦设县治，人口是最重要的因素，亦说明其己达到的开发程度。

　　在湖南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文物中，有“广信令印”一枚。此外，在一幅地图上，又有“封中”二字标于“封水”（也就是今天的贺江）流域。由此可知，广信的影响程度，这自然是与经济、文化的发达分不开的。而史料记载，广信所在的苍梧郡，人口也远远高于南海郡近一倍。王莽篡改时，动乱中，鲁国汶阳士氏，也避地上广信，后来成了此地的望族。

　　仅以上两条也还不够，那么，文化的定型则更有力。

　　大量的史实证明，当日的广信，是中原文化大规模的南下，也是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交汇点。在漫长达375年间，这里始终是中外文化，南北文化碰撞的热点。这对于广府文化的定型，有着相当大的份量。我们不难看到，正是这个时期内，广信出现了开岭南经学之先的“三陈“——陈钦、陈元、陈坚卿父、子、孙三人，陈钦甚至自命其著作为《陈氏春秋》，可见当日并不以中原文化为尊的傲气。而后的士燮，一度游学京师，汉献帝时任交趾太守。《三国志.吴志》中说他”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于是，往南方避难的士人，纷纷投奔他而去——由此可以证实，当日广信作为南方的文化学术中心，当非虚言。著名学者罗香林曾撰文指出：

　　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多数在人才聚集的区域。秦和西汉国都均在西安一带，关中为当时国都的外围，人口比较密集，故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都总汇于西安，以至关中各地。此时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为中心，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江而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与番禺等地的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冲的封川，就是汉代交州刺史驻地及苍梧郡治的广信。

　　由此，他得出结论，当日的广信乃“中原的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交流的重心”。

　　显然，仅就学术文化而言，早在汉代，广府文化在“汉化定型”之际，亦开始形成自身的特质。

　　这特质，在其后2000年间，则更鲜明地呈示出来，从而有了广府民系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观。也就是说，在中原文化的底色上，有了自身独有的个性——这才是一个民系成熟的标志。

　　这一标志，则是其商业文明及海洋文化色彩。

　　我曾多次引用过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区别中原传统文化与广州习俗的名言：中原是“忧道不忧贫”，而南方则“忧贫不忧道 ”，可谓泾渭分明。

　　广域这一条，我们将在下边更深入论述。

　　我想，有了以上几点，对广府民系及其文化形成，已经有了相当清晰梳理。

　　依照这一轨迹，当重绘广府文化之历史地图。

　　二

　　既往关于广府民系形成，似乎已有定论，即于南宋末，因珠玑巷移民大举南下珠江三角洲之际。然而，在本文的前一部分，已对此予以了质疑。如果追问下去，有两条是很明白的，一是在珠玑巷移民南下前，生活于广州及西江流域的，并在汉唐创造的辉煌的历史文化的会是谁？他们不是广府人，能是俚人，瑶人么？二是，广东来的最迟的，一直被认为是客家人，客家形成于宋代，正因为迟来，海边的平原（如珠三角、潮汕平原）便已为早到的广府、潮汕人与闽人有血缘关系，而“八姓入闽”是在晋代，所以，说广府人早于潮人于汉代入粤，当为不刊之论。

　　但是，对珠玑巷移民，尤其是他们大规模南下到达良溪（古新会塱底 ），对整个广府文化的历史格局的形成，确实更须重视的。因为这里，作为五邑人的主体，便是珠玑巷移民，是在到达良溪后，一枝散五叶，分布到了整个珠江三角洲，从而才有了今日号称中国最大侨乡的五邑，因此，良溪的意义，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我早就讲过：

　　约八百年前，以罗贵为首的珠玑移民，历尽千辛万苦，从粤北来到珠江三角洲，落籍新会塱底，也就是今日的蓬江区良溪，是广东移民史乃至中国移民史上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改写了广东的历史文化版图，甚至改写了世界华人华侨的历史版图，正是罗贵们的后裔，从珠江三角洲，走向了南洋，走向了全世界，尤其是今天，这批移民的后裔们，对祖居地的反哺，在经济、文化上的杰出贡献，有目共睹。

　　而罗贵本人，在整个广府民系中，拥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威望，被称之为“贵祖”，他在珠江三角洲的大规模开发，垦殖拓荒，兴修水利，更是功不可没。作为一次成建制的大规模迁徙，其作为领袖人物及所发动的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将永远彪炳于史册。

　　于是，无论是罗贵墓，还是罗氏大宗祠，也就成了广府民系具有象征意义历史殿堂，随着这一文化资源的进一步发掘，日后，前往当地拜祭的广府人会更多，尤其是吸引来更多的从珠江三角洲走向世界的华人华侨。这是广府民系的聚焦点，更是江门一块最为亮丽的文化品牌，如何进行保护性的开发，无疑是至关紧要的大事。而这，务必充分认识历史文化品牌的重大意义，名正则言顺，开发起来，也方可以到位，做大做强。

　　多年前，笔者在《广府寻根——中国最大一个移民族群探奥》一书中便已指出：

　　珠玑巷人南迁后主要居住地是珠江三角洲，由于他们南下正是中国积弱，外族入主中原的历史转折点，因此，也就激起了他们更强烈的汉民族的自尊，于是，对珠玑巷这一祖居地，更视为一个历史圣地，甚至带上了准宗教色彩，这也无疑影响了周遭的广府人，尤其是先后来到广东融入广府民系的中原人，彼此都有了认同感，而且相当强烈，以至并非经珠玑巷而来的，他们也自觉不自觉一样认下了这个“开基”地，以证明自己汉民族的血统。其实，在这之前，“粤人”每每与“汉人”有所区别，直至近代，仍有学者在著作中把二者分开。这也说明瞭一个融合过程。此外，有人认为，珠玑巷是“广州士族俱发源于此”的地方，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素质，尤其是宋代，其后儒社会有着很深影响，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有相当造诣，来到珠三角后，也就对当地产生辐射，如南宋以后，广州周遭的九所书院，均为珠玑巷人所兴……

　　其实，这里讲的便是到达塱底，即良溪的开拓者、垦殖者们。

　　三

　　请大家注意，珠玑巷本身，还包含有另一重意义。这便是，自古以来，凡是商业繁华、流通发达的地方，都有珠玑巷的名称，在南京有，在苍梧有，在湖南有，在江西亦有……可以说，这是一个共名，一个符号，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的商业通衢。

　　而这，也同样塑造了广府人的历史品格。

　　广府人历来重商，这是人所共知的，凡是广府人所在的地方，商业一定搞得风生水起，所以，南洋几百年间，则有“广人旺市”的謡谚，概括了广府人的历史作用，人文品格以及价值取向。在近现代，商业文明，始终是历史进步的一大推动力，市场，带来了自由、平等的观念，广东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正是这种商业文明的浸润，尤其是海洋文化的推动。而良溪所在的江门自古以来作为侨乡，海外江门籍的华人华侨，其主要成份也是从事工商业，“旺市”的，这亦有众多的例证。

　　我这里强调一条是，在明清二朝“一口通商”之际，富可敌国的“十三行”中，就有不少三邑（南番顺）五邑（江门原五属）的行商，我想，当今治史、修志部门，也正在努力发掘这些史料。

　　道光年间，流行有这么一个民谚：

　　潘卢伍叶，谭左徐杨，

　　虎豹龙凤，江淮河汉。

　　这里，把当年“十三行”的八大家，比喻为“虎豹龙凤”，人中豪杰；而他们经商的范围，则是“江淮河汉”——当然，这也可视其视野宠阔，胸襟远大，是民间的赞美之词。对于早早“弃士从商”的广府人来说，这是符合他们的价值观的。

　　这八大家中第一位潘家是早年迁至番禺的福建人。第二位卢观恒，则是出自江门，新会潮连乡（现江门蓬江区）。第三位伍家是南海人。叶即叶上林，当另文考证。

　　十三行的行商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富翁。据说潘有度的家产超过１亿法郎，伍秉鉴则拥有２６００万两白银的总资产。卢观恒有多少资产，他从不肯向外界透露，但单是他分给四个儿子的家产就每人１００万银元。据估算，最盛时其总资产应在２０００万两白银左右，是全国最大的富翁之一，而当时世界上除王室外，百万富翁也没几个，因而也是国际级的大富豪。

　　我们谭家排行第五，来自顺德，我专门写过《十三行的顺德商人》等文章加以介绍。谭家与潘家是世交，过去有来往，同住在龙溪新街，如今，我与潘家后人潘刚儿同在华工任教。华工出版社亦出过《同文（孚）行》一书，介绍潘家。着者为黄启臣，是珠江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他还写过另一位十三行行商梁经国及其后人的书《梁经国天宝行史迹》，梁家被赐“左垣公”，民间误以为其姓左，故有“谭左”并称。

　　至于“徐杨”，应都是中山人。徐是指著名买办徐润的伯父徐廷亭等人，徐润正是托庇他们才在十三行之后到上海经营房地产、招商局的。

　　四

　　由于十三行最后的历史悲剧，十三行的后人，无论潘、伍，抑或谭、左，都不为“继承祖业”去经商，而是改行去搞学问，做科学研究。如梁经国的后裔梁嘉彬就成为了研究十三行的大学者，着有《广东十三行考》，潘家的后人则有著名的大诗人潘飞声，十三行的后人中，更有不少科学家、教授、文学家、学者。有人认为有个“十三行遗嘱”，其实是历史创伤所至。当然，从事科学研究与做学问，也都一样对历史的进步发挥作用，这一“历史转型”，也同样反映在江门这里。

　　江门不仅是中国第一侨乡，也是广东第一院士之乡，出自江门的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有30多位，居广东之首，是任何一个地级市所不能相比的。仅梁启超的后人中，就出了好几位院士。

　　我想，广府人不仅重商，而且重实业，重科学，这是无可颠扑的历史事实。仅列举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飞行之父冯如、岭南画派一系列著名画家……就足以证明。

　　可以论证的还很多，例如，陈白沙、朱九江、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文化大师，之所以大都出在当年罗贵率众到达的良溪近侧，这也与其间营造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他们自珠玑巷而来，挟有宋代商品发达的市民社会之长风，到达良溪后，又迅速与世界的海洋文化接轨，从而不仅在珠门三角洲培育出一个中国最大的侨乡，而且为近代推出了一大批洪钟大吕式的的大实业家、大文化人、大学者来，为广府文化近现代的突飞猛进壮行色。

　　而肇庆，素有广肇合称，明清二朝，更有相当长的时间作为两广总督府的所在地，当年，最早进入中国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利玛窦，首先是到了澳门，经珠海，上肇庆，在那里留下不少西方文化的先进器物。

　　至于广州更是3000年不衰的古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一直雄踞于国际大都市的行列之中，明清两朝的十三行，建国以来的广交会，均是中国对外贸易历史辉煌见证。

　　因此，重绘广府文化的历史地图，在今天尤显重要与迫切了。

　　五

　　与客家文化不同，广府文化无论其地域名称或生存特色，都是地地道道的地域文化，虽说早期有移民的印记，却已在地化了。

　　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道特殊风景线，丹纳曾经说：“一个民族永远留着它乡土的痕迹。”这位哲学大师的话是对整个人类艺术历程的一种概括。而在中国，这种乡土特征又带有民族以外的象征意义。中国地形辽阔，各个地方的山水气质又孕育着不同的文化个性，这种地域特征不是在民族界线这个意义层面的，而是在于由“地”到“人”再到“文化个性”这个以地域为线索的文化考究点上。

　　广府文化发展千年，由南蛮之地，到对外经贸之都，再到革命起源地，又发展为到现代化经济中心，不断改变着的现实让这片土地上的人在岁月摩挲中酝酿出独特的性格风貌。林语堂先生在论及广东人时，曾经作过一番很有滋味的评价：“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罣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这里的“冒险而进取”，直至今天，仍然是广府民性的一个核心内容。在这片临海的土地上，人民不像中华絶大部分地域那样，有着浓重的大陆民性，而是罕见地表现出明显的海洋性质。水赐予岭南特殊的经贸往来优势，也塑造出这里人民包容、冒险、进取、务实、变通等等的特质。

　　广府民性，可以说正是一种“水”的性格。“广府民性的海洋或‘水性’，本就如水一样”，“对广府民性的研究，当从这‘上善若水’入手”。

　　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孔子曰：水有五德。因为它常流不息，能普及一切生物，好像有德。

　　水，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象征，尤能折影在形上思维领域人们最为理想的价值期盼。上善若水，其浩淼深广之态，足能藏圬纳垢而于色无形；其涓涓细流之姿，亦可润泽万物而不动于声。长居善处，却又无争于苍穹人世。中国人对水的向往崇敬，从来不是规条戒律式的墨守，而是一种在灵动形象中发展而来的哲理领悟，因而也是随着生命足迹逐渐流塑出的溪形汀貌。水之为“上善”，正在于它的完美理想境界，集众善德于一身。郦道元在《水经注》里曾有“水徳含和，变通在我”之语，能居于任何形态而不断修葺自我，这种“变”，是水之大德，这也是广府民性里的一大特征。

　　广府文化的中心，亦在“变”之中，早期在广信并因此得名，后又一度到了肇庆（明清间），但商业中心则絶大多数时间在广州。如仅以珠江其主干西江文化而言，则由广信，至肇庆，又佛山、江门。近代及现代，仍在变位，这与文化与商业格局，都是分不开的。

　　这里，我强调了早年的广信及后来的良溪，作为广府文化重要的节点，当是对已有的广府文化地图的一次“颠覆”，而非简单的补充。因此，才有“重绘” 的思路提出。当然，这也是一次“变”，一次重大的求变。对于一个崇尚水的民系而言，这却是题中之义。

　　只有在变,在重绘中,广府文化方会愈加凸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注释：

　　〔1〕 罗香林.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

　　〔2〕（法）丹纳着，傅雷译.艺术哲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3〕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谭元亨.广府寻根：中国最大的一个移民族群探奥［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老子.老子：奚侗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郦道元.水经注（上）［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秦柯：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