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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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凤昌乃是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重要历史人物。他的一生牵涉到晚清政府、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与北洋政府,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中更处于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政治生涯复杂多变,从立宪到共和,从拥袁到反袁,他在辛亥革命前后江浙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 1 简介
• 2 出身名门
• 3 不保清廷 力保将来中国
• 4 转向共和 联合革命党人
• 5 调和南北 促进和平谈判

• 1 简介
• 2 出身名门
• 3 不保清廷 力保将来中国
• 4 转向共和 联合革命党人
• 5 调和南北 促进和平谈判
• 6 扶持民国 协调内阁人选
• 7 历史人脉关系

赵凤昌 - 简介

赵凤昌 - 出身名门

赵凤昌生于1856年，辛亥那一年已55岁，是当时国内政治家中的年长者，属于德高望重型。 要说他德高望重，也不仅在于年龄，这可能还与其人脉资源、政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赵家属于常州望族，其家族中往上推比较有名者，大约要数曾国藩的高级幕僚赵烈文。与赵烈文的政治经历相类似，赵凤昌也是科举道路的失意者，后获得张之洞的赏识，成为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关键在于赵凤昌足智多谋、处事灵活，是张之洞幕府中的知己，有“一品夫人”之称。后来因替主子受过，被朝廷开缺，永不录用，遂由张之洞在电报局为其谋了一个闲差，常驻上海，遍交天下名流，拥有最广泛的人脉。

赵凤昌 - 不保清廷 力保将来中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从现存的材料看来，赵凤昌于武昌起义后即主张不保清廷保将来中国。10月15日，消息传到上海，作为预备立宪公会的一员，他邀请江浙立宪首领雷奋、沈恩孚、杨廷栋和同盟会员黄炎培等到惜阴堂会议，“商讨时局前途应付方法”。第二天，雷奋等赴苏州，会合从武汉赶回的张謇，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要求清廷“宣定宪法，开国会”的奏折。此后半月中，张謇两次到沪，均下榻惜阴堂。虽然，赵凤昌参与了以张謇为首的江浙立宪党人在武昌起义后进行的一系列上疏，请求更改皇族内阁，宣布立宪，收回人心以逐步平息各地的起义风潮，但赵凤昌与张謇等相比，似乎更为激进。由于有帝党分子的背景，君臣伦理观念的熏陶，张謇在感情上与清廷藕断丝连，他希望实行立宪，以旧体制的变革来弭武昌之乱。而赵凤昌却有所不同。自1893年被逐出政治旋涡，赵对清廷已无官守，无言责，他息影惜阴堂，虽政治热情不减，但对满清无感情。在5月份清廷成立皇族内阁时，赵凤昌已“断言清廷之无可属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

10月27日的二份电报更可以看出他对武昌起义的认同。自举义后不久，因四川保路运动的进一步扩大，清廷于10月26日(九月初五)下诏革去盛宣怀职务，永不叙用，同时又以与盛有宿怨的袁党人唐绍仪为邮传大臣。赵闻讯后，第二天(10月27日)即电在天津的旧友唐绍仪云：“大事计旦夕即定，公宜缓到任，如到任，宫廷闻警迁避时，公须对付各使，杜其狡谋，以保将来中国。”同日，又电外务部尚书、当年张之洞幕中的密友梁敦彦(梁任张之洞的洋文案，1889年张之洞移督湖广，调广东属员五人自随，赵、梁在内)云：“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公切勿回京，宜在外阻外兵来华，并设法借他国阻止日本行动，以保将来中国。与公至交，据实密达。”上述二电言辞中可看出赵风昌对武昌举义的好感，且对形势的发展和清廷的垮台充满希望。赵所预料的宫廷闻警迁避也是非常准确的。两天后(10月29日)，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电请清廷下诏立宪。滦州近在肘掖，清廷恐张异动，将京奉列车调集北京，防袭京师。京师内人心浮动，清吏家属纷纷走避天津，托庇租界。隆裕太后恐北京落入革命军手中，命原东三省总督锡良为热河都统，预备逃往热河。11月1日，袁世凯南下视师，电奏谏阻。从事后唐绍仪未接受邮传大臣职，可以说与赵凤昌的电阻有一定关系。上述二件电文中，赵凤昌一再提到要在外交上保将来中国，可见赵深恐当时中国的内部动荡会像庚子事变那样引发列强的进一步瓜分，特别是对日、俄战争后，日、俄两国蚕食中国的野心深表忧虑。因当时英日两国在武汉三镇有极大的经济利益，“为纯粹的经济理由，英日两国将反对长江流域有一种政治上的混乱状态”。同时，“如果纷扰蔓延到满洲，日本由于它在该地的特殊利益，将自然而然地开始行动”。
武昌起义后，清摄政王为急于抒解财政上的困窘，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请求财政援助，因法国的反对而遭搁置。10月27日，摄政王转而接受一个由俄国在幕后操纵的英、法、比银行团的借款。该借款的幕后交易，是以俄国在即将缔结的摩洛哥协定中支持法国为条件，而俄国将在中国的动荡中巩固扩张它在长城以北的利益。为此，赵凤昌10月31日电外务部大臣梁敦彦云：“闻□□(疑为隐去的‘醇邸’两字)向法、比借款，全国已反对，公切勿预闻，能暗中打破尤要。于公有关系，应密达。

从上述诸电文中可以看出，自武昌起义后的20天内，赵凤昌在国内的动荡中，一方面为各省的相继举义独立感到“文明大举，大势已成”，同时，他更关心的是如何确保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完整不受损害。从这点上看，赵凤昌对中国将来前途的考虑，较诸立宪党人对行将死亡的旧事物发出喟叹可谓更胜一筹。

赵凤昌 - 转向共和 联合革命党人

 11月3日，上海光复，接着杭州、苏州相继光复，到11日，全国已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贵州、江苏、浙江、广西、福建十一个省份先后宣布独立。此时，赵凤昌觉清廷大势已去，决心与革命党人联合。有材料表明，辛亥前赵已与革命党人有往来。1907年因梁兰泉的介绍，他曾与广西旧同僚陆荣廷的幕友陈炳琨一起结识革命党人胡汉民。另一方面，从11月10日东三省盐运使熊希龄于北方的来电中，也可以看出赵凤昌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所虑者，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均属响应，实未能有一统一机关。存亡绝续之交，必须组织临时政府，方得外交团承认。……东三省本国家之附属品，有连带之影响，国家政府无论为新为旧，而东三省均视之以卜安危，倘旧政府已覆，新政府月余未立，东省则无辞以抵制两强，殊危险也。”无论是财政、外交及防止日、俄对东北的觊觎，组织临时政府，统一革命力量均属势在必行。11月12日，赵凤昌与张謇等人发起，邀请已独立各省咨议局代表和部分革命党人在上海方斜路江苏教育总会召开了临时政府筹备会议，决定成立“全国会议团”，以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为宗旨，采用共和政体。拟暂时公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并公认上海为临时外交政府之所在地。13日，赵凤昌等人在《时报》上发表了致革命党人公开信，要求约定时刻、地点，进行面谈。沪军都督当天就作了回音，赞同赵等提出的建议。11月15日，全国会议团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名称在沪成立。上述举措使江浙立宪党人在促使南方整合中，在上海占了优势地位。

此时，针对袁世凯的回京组阁，北京政局渐趋稳定，赵凤昌为革命军提出对时局的看法，并提出与北方相持应采取的政策。赵以为袁世凯入京，外交、军政均占优势，北军得天时地利；南方各省不统一，与北军相持日久必生经济与外交危机，万一列强借为口实，难免有瓜分之虞。为此，赵提出应及时组织临时政府，筹划全局，外交上也应及早运动各国承认。同时，军事也应取得河南、山东的策应。赵的这些看法当时切中时弊，而他的建议也是南方所亟需的。1月13日，赵凤昌还利用他堂弟赵叔泽在张家口任电报局长之便，与张謇、汤寿潜等合电张家口商会，转请内蒙古各界人士赞成共和。

就在以张謇、赵凤昌策动的江浙立宪党人酝酿建立中央政府之时，11月9日，湖北黎元洪先电邀各省代表到武昌会议组织临时政府。两天后，11月11日，在张謇、赵凤昌等江浙绅商的推动下，江、浙、沪三都督联合通电邀请各省派代表到沪共商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翌日，又电请各省公认上海推定的伍廷芳、温宗尧为临时外交代表。这样一来江浙与湖北两方发生了政治中心地位的争执，但在上海的江浙集团，毕竟在政治和经济实力上都大于武昌。数日后，上海方面通过赵的老友张謇向在汉口的庄蕴宽提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折中方案，使沪、鄂双方达到妥协。[注19]然而，到了11月底，武昌战势恶化，汉阳被攻陷；而江浙联军反于12月2日攻克南京，战局的异动加重了上海的政治比重，形势又站在了赵凤昌、张謇的这一边。

12月1日，黄兴因汉阳失守受到攻击而负气回上海。他到沪即受到重视，张謇当日即到上海与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会晤。有资料表明，黄兴到沪后的几天，张謇到上海住惜阴堂，与赵凤昌一起，活动非常频繁。赵的密友，因政局动乱而留在上海观望的湖南布政使郑孝胥，其居处海藏楼是南阳路赵寓的紧邻。郑日记12月2日云：“闻黄兴昨日来沪，寄居南阳路，非熊(熊希龄)宅，必赵宅也。报言，程德全昨日来沪，与季直(张謇)、平书(李钟珏)等会议，必因汉阳失败，南京守固，故谋办法。”12月3日云：“革党已陷南京，……是夜，程德全、汤寿潜皆在竹君宅中议事，车马甚多。”同日，梁启超的学生盛先觉为梁向江浙人士游说虚君共和，而未得到重视。盛致梁的书中提到：“(12月3日)觉即特介往访赵竹君，略述往访意，赵询觉知张季直否，觉言知之，且欲见之而未能相值也。赵言今张在此，余请为君介而相见。……时在座有庄蕴宽者。”可见3日晚，江浙诸要人皆在惜阴堂聚会，内容可从第二天(12月4日)的各省代表会议中看出。

据六天前刚从法国回沪的蔡元培回忆说：“我于出席各省代表在江苏省教育会举行会议的前一天(12月3日)，觉得保举黎(元洪)不妥，特地到汤蛰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也在座。……彼等亦赞成我举黄(兴)的提议。但汤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章太炎云：蛰仙私言，前已认武昌为政府，危而背之，于心有疚)，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第二日(12月4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选举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

4日，赵凤昌列席了留在上海各省代表(时各省代表皆已在鄂，留沪的只是通讯机关，应不具备选举职权)的会议，会议议决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无庸质疑，这次选举是前一天晚上在赵宅商定疏通好的，而赵凤昌的幕后参与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久，在上海发起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虽列名发起人是章太炎，但在赵凤昌信札内，保存着一张最初起草的成员名单，赵凤昌、张謇皆列名其中，惟独首义地区湖北无人参与。可见该联合会不仅体现了赵、张等人要求“革命党消”以泯除党见分歧，更有与武昌争夺筹建民国地位之嫌。

稍后，赵凤昌还和汤寿潜、程德全、陈其美诸人一起会议，制定国旗为五色，以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得到各省的赞同，经临时参议院议决，定为国旗。据赵外孙杨小佛老人回忆，在赵晚年的惜阴堂厅里，仍有五色旗插在花瓶中，可见老人对此的眷念。

上述材料表明，赵凤昌在策动南方各省革命力量联合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不因内战而招致列强进一步的瓜分；另一方面，赵凤昌和张謇等江浙立宪党人一起，力图将革命形势的走向纳入他们所期望的共和政体中，无庸置疑，赵的种种努力，对当时南方诸多反清革命力量的统合，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赵凤昌 - 调和南北 促进和平谈判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率军南下，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南北双方的谋和就已开始进行。10月29日，袁受任钦差大臣的第三天，就有黎元洪的同乡，道员刘承恩奉袁命致书黎元洪，以实行立宪、皇族不问政为条件，与革命军言和。11月2日，冯国璋占领汉口的当天，袁世凯再命刘承恩致书黎元洪言和。11月11日，在袁离汉口北上就任内阁总理的第二天，第三次命刘承恩与海军正参领蔡廷斡持书到武昌，商议和平。当时“军政府激烈党人谓万无与朱温同类的袁世凯相妥协之理，并痛责其谋杀吴禄贞(11月7日)之罪。刘、蔡不得要领而返。” 11月23日，保定陆军小学总办廖宇春与前云南督练公所总参议靳云鹏等，谋拥袁世凯为共和政府大总统，由廖、靳分向南北运动。[注30] 11月30日，袁克定密派其友朱芾煌到汉口俄领事馆与军政府代表商谈，朱往见冯国璋被拘，袁克定函救朱。[注31]可见当年袁世凯率大军压境，于军事得手后，一再停战谋和，挟清廷与南方谈判，完全是为其个人政治利害着想，清廷的命运，只是他手中谈判的筹码。正如当时前线冯国璋因不解军队忽进忽退，托幕僚张一麐面询。袁回答道，清廷犹如百年大树，拔树之法，专用猛力，虽折断，无法去根，只有左右晃的一法，晃之不已，根土松动，全根尽起。

辛亥革命时期，赵凤昌与南北双方的联络都十分密切。在筹备临时政府的时候，赵曾提出过一个联络袁世凯共同倒清廷的方案。[注33]赵的妻弟洪述祖当时任袁世凯亲信赵秉钧的幕僚。他常通过洪述祖与袁联系。10月底，洪述祖根据赵凤昌的授意，拟就一份以隆裕太后名义颁发的诏书，内容提到“朝廷弭兵安民，所议宪法，但求中国土地人民多所保全，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余与皇帝均乐观厥成。”11月18日，在袁内阁组成的第二天，该草诏经袁赞同后，由唐绍仪转交甫卸任的前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奕劻与摄政王载沣商议后，第二天推翻了这份草诏，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11月21日，洪述祖密电告赵凤昌，述及此事，并言袁世凯“即以此宗旨奏请施行，倘不允，以去就争之。”电中还提到了“事机千载一逢，南中切勿松动，惟到沪议员，殊难其人。以少川来，南中人愿否?”文中明白道出了袁用南方革命胁迫清廷退位，同时也点出了五天前袁世凯组阁，原定唐绍仪任邮传大臣，后以唐别有策划，用杨士琦署理邮传大臣的用心。

12月7日，清廷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双重压力下，派出了以唐绍仪为首的议和代表团。第二天，唐绍仪即致赵凤昌电云：“明日赴汉口开议，请公约东南人望如张季老、汤蛰老赴汉会议为幸。”[注36]以唐为首的和谈代表一行12月9日到汉口。当日，黎元洪即以南方临时政府首脑的名义电请伍廷芳前来议和。显然，他是想把南北和谈的主动权控制在武昌。对此，上海集团自然不愿和谈的主动权落入武昌。赵凤昌肯定与张謇、伍廷芳及黄兴等革命党人进行紧急磋商。12月10日，赵、张分别电唐：“伍秩老与张、汤二公均不能远行，公到汉无可与议，请公径来沪上。”[注37] “伍不能赴鄂讨论大局，以公来沪为宜。”同日，伍廷芳也电黎元洪：“各省留沪代表未许廷芳一日远离，恳即转致唐公，速来沪上共同谈判。”此外，他们还由伍廷芳出面致函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法磊斯(Fraser)云：“……因为上海方面许许多多的朋友都请我不要离开此地，二则因为上海有很多任务需要我的注意。……贵总领事倘愿以电报敦促贵国公使，由其商请袁世凯，要袁对唐绍仪发出指示，令其前来上海与我等商谈，将不胜感激。”[注40]这样，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Jordan)的请求，袁世凯命令唐一行到上海开议。上海方面又掌握了和谈的主动权。

在上海和议的同时，廖宇春也受段祺瑞委派与黄兴委派的江浙联军总参谋长顾忠琛在上海进行秘密会谈，于12月20日签署草约五条，内容为：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翻清廷者为大总统等

12月17日，北方代表团到达上海。他们的下榻处显然考虑到以赵凤昌、伍廷芒为枢纽，与江浙立宪派及革命党人私下沟通的方便。唐绍仪住戈登路(江宁路)英商李德立(Little)的寓所，其余代表住静安寺路(南京西路)的沧州饭店。这二处离赵凤昌南阳路的惜阴堂与伍廷芳戈登路的观渡庐均不过数百米之遥。

当日晚，伍廷芳有函致赵云：“顷唐使来拜，已约明日两打钟在小菜场议事厅开议。全权文凭，乞明日午前掷下为祷。又黄公衔似可添代大总统字样。”伍代表南方政府的全权文凭及黄兴要以代大总统衔的具文都由赵凤昌出具，可见赵在当时南北双方心目中的地位。第二天上午，赵便约黄兴与唐绍仪在惜阴堂相见。南北议和也于当天在英租界市政厅(南京路西藏路口)开议。从18日到31日，南北双方共进行了五次公开会议，讨论了停战、国体及召开国民会议诸问题。但这只是桌面上的例行公事。南北两方真正的政治交易是在赵凤昌的惜阴堂中进行的。

据当时人回忆，“这次议和是个大烟幕，有关会议情况的电报，白天打出去的和晚上打出去的完全不同。重要的问题是在夜里谈，清帝退位问题，退位后谁来的问题。外国承认问题等等。 “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议和时，洪述祖常至凤昌家中，效奔走之劳。”[注45]在议和过程中每星期当中总有一天或两天，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兆铭、陈其美等在赵家聚谈。”“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的，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

12月26日，孙中山到上海的第二天，即赴惜阴堂与赵凤昌会面，征询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赵“遂一一陈述沪汉情事”。其后孙中山多次就商于赵。就酝酿成立南京临时政府，赵也向孙、黄建议：“建府开基，即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在他的推荐下，张謇、程德全、汤寿潜等立宪党人被邀进临时政府。

就辛亥年的南北和谈中，赵凤昌不仅在南北双方穿针引线，而且能左右南方的意见，成为和谈的幕后策划人，这与他有深厚的政治人脉分不开的。当历史走进民国，他将继续扮演着协调各方政治意见的枢纽人物。

赵凤昌 - 扶持民国 协调内阁人选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此时，中国出现了南北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为谋国家早日统一，赵凤昌和程德全、章太炎一起于1月5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以求团结一切“主张共和和统一建国者，不问其南北、新旧，有无党籍。”[注48]稍后，该组织改组为统一党。

1月中旬，南北双方在惜阴堂订下了清帝退位，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密约。随后，清廷的退位诏书也在张謇和赵凤昌指使下在惜阴堂拟定。据刘厚生的回忆，该退位诏书是张謇托刘起草的。但张謇之子张孝若云：“听说我父此项亲笔原稿现存赵凤昌处，……此电(指退位诏书)即在彼处属稿。”

清廷退位之后，南北双方的关于国务总理人选的酝酿也在惜阴堂进行。当时“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提出同盟会会员”，袁世凯方面坚决反对，在双方僵持之际，列席的赵凤昌当即献议：“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个内阁总理必须是孙文、袁世凯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唐绍仪)先生最为恰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孙，黄即表示欢迎。稍后，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孙中山主盟，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民国首届内阁总理。同样，在酝酿陆军部长人选时，南北双方均将此看做实力的关键，黄兴和段祺瑞成为南北双方必争的人选。为此，赵凤昌深恐内阁不早日成立，将引起列强干涉，他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在其致汪精卫密电中有：“内阁不速成立，危险万状，其原皆在陆部一席不决。南军队所主张，北方亦有万难。……万不得已，仍当以克(黄兴)就参谋为调和计……。”在他的协调下，黄兴不再坚持，段祺瑞任陆军总长。

南北议和结束后，赵凤昌的调停有方得到了南北双方的肯定。2月9日，孙中山致函赵，聘其为枢密顾问。稍后，袁特意发电邀请他到北京担任顾问，赵对南北双方的延揽均辞不就。[注57]不久，他甚至退出了自己曾经参加发起、而现在已经北上倾向袁世凯的“统一党”。在以后的“二次革命”中，赵都在幕后做了大量的协调南北的工作。

综观赵凤昌在辛亥革命幕后的一系列活动，可以说他是当时协调各方政治势力的高手。就统合各方政治力量共同推翻清廷，创建共和，赵凤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今天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无视许多类似赵凤昌、张謇等中间人物的历史作用。而就赵凤昌始终保持其独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外，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这种人格魅力，仍值得我们借鉴。

赵凤昌 - 历史人脉关系

赵凤昌能够一手托南北，除了政治智慧、胆略胆识之外，最重要的是人际交往，而这种人际交往，绝非酒肉朋友，不要说是肝胆相照，至少也应该是利益共同体。在湖北方面，新军是武昌起义的主体力量，黎元洪等一大批湖北军政府的领袖，都算得上是赵凤昌的学生，多少受到过其关照。而北方，袁世凯等人也与赵凤昌等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多年来与赵凤昌一起谋划君主立宪的同党张謇，曾是袁世凯的老师，尽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张謇对袁世凯有所不满，但他们在最关键时，仍然与一般人之间的关系不一样。张謇之所以能够替大清王朝撰写最后一份重要文件——清帝退位诏，这绝非凭借文章才华那么简单。至于赵凤昌与袁世凯之间，也有一层过去不太知道，或不太被重视的关系。赵凤昌的妻弟洪述祖，在袁世凯政府中也是高级幕僚，相当于秘书长级别的人物。所谓南北和谈，有洪述祖从中穿梭，信息传递甚为迅速。 这一层层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过去都以阶级斗争等理由大而化之，不予注意，因而过去的研究就显得很粗糙，历史的关节点总是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可理喻。现在国家图书馆将赵凤昌藏札影印出版，大量不为人知的真实情况大白天下。  这对于我们重建辛亥记忆，重新架构从古代中国宗法社会延续下来的近代中国的叙事模式，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