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睡觉无意识挠头发:私募天才的资本市场传奇：揭秘中国私募25年风云大戏

从1984年新中国诞生第一只股票开始，私募便伴随中国资本市场一路走来，发芽、生根，直至风起云涌，江湖翻腾。

以自己长期接触、观察、分析私募这一行业的切身体验，将触角伸入这一隐秘地带，记叙了一个个私募天才、巨鳄、枭雄鏖战资本市场的传奇，探究他们的投资思路及其背后的逻辑，揭露私募不为人知的方方面面。

　　以奇胜，以正和。

　　—《孙子兵法》

　　1990年前，中国股市一片混沌。不过，江湖毕竟是江湖，就算是再混沌的时代，也有卧虎藏龙的高手。

　　当时，股票在公众眼中还是一个陌生的字眼。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距离上海滩股票交易所歇业也已有30多年的时间。

　　据历史记载，中国股市最早起源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当时，外国资本大量侵入中国，同时，也把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多年的集资筹资的方式带到了上海等开埠城市。进入19世纪70年代，华资企业开始发行股票筹资。1882年华商兴办上海平准股票公司，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股票交易机构。新中国成立后，曾是远东规模最大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因充斥着投机，被当时的上海军管会关闭。再后来，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1952年2月与7月，北京和天津两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恢复的证券交易所，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可以想象，这段漫长的空白，湮灭了多少前辈对于证券的记忆。

　　这注定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在每个资本大幕刚开启的时候，都是少数精英和投机客的舞台，这个多数人不熟悉、不知道或者不看好的领域，注定将迎来历史上最原始也是最猛烈的爆炒，这个规律在历史的每个时期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没想到它来得如此飞快。

　　江湖上的第一个高手，最早出没的地点是深圳。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传说在1988年的某一天，深圳证券交易所走进来一位穿戴平常的老人，大约70岁上下，个子不高，但眉宇间透露着一股非凡之气。

　　老人径直走向柜台，递上一张买单。那头的柜台小姐扫了单子一眼，很快就疑惑起来。单子上填的是深发展(全称为深圳发展银行)，然而，深发展的交易现价是每股80元，这位老人居然填了120元。就算求之心切，提升一下价位，85元、90元也绝对足够。

　　老人仿佛看出了柜台小姐的疑惑，态度坚定、掷地有声地说：“就这个价，给我拿两万股。”

　　之后，老人就从深圳消失了。这个轰动性的传闻随即传遍整个深圳：“一个大户120元买了两万股深发展，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

　　第二天，深发展股价一开盘就暴涨。

　　1990年刚开春，就在深发展股票拆细前，当它的股价涨至180元时，那位神秘的老人又出现了。他这次是卖出了两万股，竟然挂的是比市价低22元的158元。

　　第二天，随着这位老人的传闻再次兴起，股价应声暴跌。

　　这位老人的两次操作被后来人称做“天下第一庄”，也是有据可查的沪深股市上的第一次“坐庄”。其实，在深发展股票发行时，老人早已将货吃足，算是打好了“底仓”，当股价到了80元时，他高价买入两万股，股票一下子放量，股价自然凶猛飙升。当股价攀上180元高点后，他又开始慢慢撤退，他卖出两万股的那天，正好全部清仓离场，算是满载而归。

　　好事者们纷纷打听，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并非等闲之辈，他的大名叫林乐耕，在民国时期曾当过“红马甲”—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经纪人。1990年时，他已有68岁。

　　旧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早叫做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是在1919年2月由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而来的，至今仍可在汉口路(原名为三马路)一栋8层建筑脚下看到一块原址纪念石碑。很有意思的是，石碑上还刻着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名字，他当时做的是理事，排在他名字前面的常务理事尹韵笙正是林乐耕的舅舅。尹韵笙的身份给林乐耕进入证券业创造了条件。林乐耕16岁就从乡下来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做练习生，当时还是用毛笔写行情。成年之后的林乐耕成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017号经纪人。到20岁时，林乐耕攒了点钱，就自己开了间叫做“乐茂”的证券号，做期货对敲交易。 　　当年，林乐耕这些庄都在一个证券行里开户，租十几个写字间，装很多电话，光雇的人就有100多个。一个价格买进，一个价格卖出，做对敲，想把股票提高到什么价位就什么价位，兴风作浪呼风唤雨，每天可进账10根大条子①。有时候，“红马甲”还要“抬轿子”。诸如一个老板想把一只股票从5元抬到6元，但一个人抬不起来，就给“红马甲”一点好处—一般就是将股票的现价先折算给“红马甲”一部分，让他们能先赚一点钱，以便一起拉抬。当年的林乐耕就是这样的老板。

　　林乐耕还亲历过金圆券泄密大案。1948年蒋介石为继续发动内战，决定在全国进行币制改革，明令实行金圆券币制。没想到国民党政府后院起火，上海《大公报》一篇《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的文章称早就有人提前获悉国家币制改革的核心机密。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受命亲临督阵，以上海237家金融股市交易所为突破口，兵分八路前往检查，俗称“打老虎”。

　　当时是190号经纪人的林乐耕就因查出有场外交易行为浮出水面。纪录显示，他在8月11日和12日两天，买进237号经纪人杜维屏的永纱股票

　　1 600万股。

　　警察迅速拘捕了林乐耕。此时，林乐耕一直是市场上的做多老手，正为政府公布币改方案后股票大跳水而不爽，被捕之后交代了他听到的一条市场传闻：有从南京来沪的某要员将证券交易所要停业的消息告诉了杜维屏、盛开颐、潘序伦三人，于是杜维屏等人纷纷抛空。而这个杜维屏正是蒋介石起家时的旧友、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二公子。

　　林乐耕这次被抓，和杜维屏、上海纸头大王魏沛霖，还有荣毅仁堂哥荣洪源关了59天，当时号称“四只老虎”。1948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公审此案，因涉及内幕的人员太多，所以仅对几名核心当事人处以公法，当时还是章士钊大律师特来辩护的，一场轰动全国的财政部币改泄密大案就这样结束了。林乐耕幸运地被无罪释放。

　　之后上海解放，陈毅部下宋时轮在1949年6月10日指挥解放军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抓了238人，封掉了证券交易所。林乐耕正好不在所里，侥幸逃脱。

　　可以说，林乐耕在证券界浸染了半个多世纪，几经沉浮，对资本市场的很多规则烂熟于心。这样的资本高手，在获悉中国发行股票后，自然忍不住跃跃欲试。

　　兴许，林乐耕算得上是新中国证券历史上的首批私募，尽管那时还没有私募这个概念。不过，此人在市场上的辈分极高，不仅给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出谋划策，还曾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们的老师。毕竟像这样亲身经历过证券第一线的“活化石”在当时已经不多了。

　　照理说，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林乐耕，应该顺理成章地去买上海股，而且，上海在中国的证券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走在历史大浪的前方。早在1859年，美商琼记洋行定造轮船，在第一艘轮船“火箭号”10万元的造价中，就有在上海向中国人募集的1万元股份。1877年，洋务运动期间，上海推出了第一只华人自己的股票，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发行了37万多两银子的招商股。改革开放后，上海在全国证券各方面的实践也一马当先：新中国第一部关于股票的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于1984年在上海诞生;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于1984年在上海发行;全国第一家证券柜台交易点—静安证券营业部，也于1986年9月26日在上海风风火火开业。

　　林乐耕为何没有选择在上海买股票呢?其中的缘由说来话长，这直接涉及上海与深圳两地证券市场发展的渊源，这也直接导致此后在中国私募江湖版图上，深圳、上海两地各成一派。 　　林乐耕之所以选择在深圳买股票而非上海，一方面是因为亲历过上海证券市场的潮起潮落，觉得上海这地方水太深;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上海证券发展走的是日本模式，即先发行债券，再发展股票。

　　当年，日本野村证券副会长伊藤一直鼓励中国走日本先发行债券的道路。伊藤同时还是国务院的顾问。他向时任静安证券营业部经理黄贵显直接表示，中国要搞证券的话，应该从债券着手，不要先搞股票，因为中国的市场还很不规范。

　　1981年，有个叫龚浩成的青年在上海财经大学当教授，踏踏实实地讲了3节股票课后就有人在背后说他宣传资本主义。龚浩成只好知难而退。没想到，1984年，龚浩成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当副行长，后来又出任行长，一手将股票扶持了起来。

　　龚浩成回忆说：上海的股份制是1984年兴起的，那时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大发展，需要资金，但银行的钱不会给他们，他们只好自己找钱，老的企业发的叫债券，新的厂子发的就叫股票。不管叫什么，反正是大家拿钱来凑到一堆，而所谓的债券或股票，其实也只是一张收据。当时发行数量也少，

　　1 700家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不过亿元。

　　尽管那些收据算不上股票，但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了1984年7月的8条《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后来很快就出现了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俗称“小飞乐”①。

　　之后“小飞乐”红极一时。1986年11月，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范尔霖访华，他赠送给*的是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所徽，作为回赠，*给贵宾的礼物正是一张编号05743、面值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股票。

　　事实上，“小飞乐”股票的公开发行完全是“将错就错”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后，市面上对音响设备的需求越来越大，一家老国营企业—上海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萌生了扩大音响生产的想法。1984年上半年，他在参加上海长宁区工商联会议时，偶然听到一些老工商业者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都用股票来集资的事。这是秦其斌第一次听说股票这个东西。受到启发的他提出了股份制的构想，即通过发行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

　　1984年11月1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由于对“向社会发行”的理解不同，秦其斌将打算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发行股票集资，说成了向社会公开发售。很快，一篇题为《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的报道，将秦其斌和飞乐音响推向了改革浪潮的风口浪尖，而飞乐音响也“无心插柳柳成荫”地成为公开发行的第一只股票。

　　据说在股票发行的第一天，许多人早早前来排队购买，队伍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盛况空前。一天之内，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便被抢购一空。不过有报道称，事实上，“小飞乐”的定向发行在登报时已静悄悄地找好了下家，流向社会的只是极少的部分。

　　当年只有少数比较幸运的投资者认购到了飞乐音响，其中有一个人此后成了声名鹊起的私募—迈克·吴。当年，迈克·吴还不到20岁，由于他生于投资世家，获悉飞乐音响公开发行的消息后，决心不错失这一机会。  　　迈克·吴后来成为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终身会员、美国证券行业协会会员。他后来成立了上海鑫狮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执行总裁。当年对飞乐音响的成功认购，使其成为上海滩上第一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公司的股东。

　　一个多月后的1985年1月14日，延中实业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时，更是人山人海、势不可当。

　　当时，延中股票由中国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部代理发行，胡瑞荃副经理在现场操作。他说：“从江宁路排队转弯到南京路，人群长队绕了好几条街，结果20路车也开不动了，交警跑来找我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延中股票发行额共500万，原来计划在柜台上发行350万，可到中午12点一看，不得了，已经超过350万。我马上打电话请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金管处，对方说要控制在450万以内。到下午3点钟一看，已经发到470万……”

　　尽管上海在1984年发行股票时盛况空前，但这些股票并不能交易，持股者意见很大。直到1986年9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在静安区开设了全国第一个股票柜台—静安证券营业部，才有了股票交易。这家营业部位于靠近静安寺的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入驻前原是一家理发店，面积仅为12 平方米，一开始，墙上的小黑板写着仅有的两只股票的名称。

　　9月26日当天，该柜台开始正式办理由其代理发行的延中实业和飞乐音响两家公司股票的代销代购业务。当日，股票柜台卖出延中实业和飞乐音响股票共1 700股。由于拥挤，钱款股票无法交割，只得提供临时收据日后交割。

　　黄贵显回忆起营业部开业时的情景：“我们应该是9点钟开门，但那天是提前半个小时，8点30分开的。因为门口人太多，围得水泄不通，把交通堵死了……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坐轮椅的人，从老远的地方来的，首先让他买了。总的来说，大都是买进，卖出很少。当时一共发行了十几只股票，但真正能上市的就两只股票，而且都是机构控股的。”

　　据称，这些股票因为涨势不错，机构都不肯放出来。黄贵显还曾动员延中等几个机构卖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公司股份化的初始想法与之后向公众募集资金的想法相去甚远，大部分企业都只是想在内部员工中间募集资金，后来尽管向公众开放了一些股本，但上市公司惜售心态较重。可见，当年虽然已经有一些先知先觉的投资者，但未必都能如愿以偿。这些股份制公司惜售股票的行为，对上海本地的证券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记者法兰辛·布雷维提撰文说：“吹嘘得很厉害的上海股票市场实际上是一个不确切的错误名词。很多市民手拿现金来到这里，却败兴而归，因为股票早已售罄。大约有140家本地企业已发行了股票，然而只有两家企业的股票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市出售。”

　　据说，静安营业厅里的两张长椅后来通常都坐不满人。到1986年第四季度，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成交量共1 367股，每日交易维持在30股左右。   　　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南北混杂。当时，一批又一批青年从全国五湖四海赶来沐浴改革春风。大老远地赶来后，第一个接触的事物就是股票，许多人也因此改变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1989年，一个个子不高，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的年轻人来到深圳，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憧憬，还透露出自负以及大显身手的抱负。

　　他叫刘宏，一个80级南开大学的天之骄子。那一年，他放弃大学讲师的职位，只身来到深圳打拼，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来晚了。

　　当时的深圳，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大量有才华的年轻人接踵而来，然而像刘宏这样莽莽撞撞过来的却不多。很多单位都直接地告诉他，已经不缺人手了。

　　为了谋生，这个年轻人只好在码头搬运货物，生活的残酷让他平添了几分现实。

　　有一天，他正好路过深圳荔枝公园，不知为何，他的脚步停了下来。眼前的景象彻底吸引了他—很多人聚在那里，胸口贴着纸片，手上举着牌子，走来走去，大多靠眼神交流，对上眼的，就如同地下党一样，点点头，然后走到老荔枝林内部去交流，整个场面有点像童年时玩的游戏“找朋友”。他走近一看，原来那些纸片是股票凭证，有万科、深发展等“老五股”品种，牌子或小纸条上还写着价格。

　　原来那时候，在巨大的赚钱效应刺激下，深圳人对股票的狂热早已被大大调动。在证券公司柜台买到挂牌的股票，出门在黑市便能立即翻倍。作为深圳炒股集散地的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总部营业面积太小，疯狂的人们因此背着装满现金的麻袋进行黑市交易，区域不仅扩大至特区证券公司附近的街边，甚至包括街对面的公园。

　　看到此情此景，刘宏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在大学期间，他曾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里看到过一本讲美国证券市场发展史的书。这本书曾令他无比着迷，借阅多次。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股票吗?他思忖着，便开始留意起来。

　　刘宏日后成为中国本土另类套利投资风格的私募代表，在证券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未来之路。

　　当时还有一个叫做林园的陕西汉中人。林园生于1963年，到深圳的时候是1989年，差不多与刘宏同期接触股票。来深圳之前，林园对股市一无所知，他的第一份职业是深圳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工作了两年，由于无法适应医院倒班的工作节奏，他调到了深圳博物馆工作。在博物馆工作期间，他曾在南京某知名学府进修电子工程。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医学专业的人而言，学习电子工程存在很多困难，股市无疑为林园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寄托。

　　当年，林园一家共同筹集了8 000元，以元的价格买入了30股深发展的股票，之后反复操作，短短几个月获利12万元。

　　据说在1989年年底，林园与家人凌晨3点起来拿到股票就开始做自由交易。那个时候的交易环境特别简陋，营业部大厅中间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诸如“深原野，10块5毛有没有人要”，不消多久就涨到11元，到时就会有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和菜市场没有两样。通过这样来回倒几次，林园他们赚了不少钱。如果有朋友要买哪只股票，又刚好有人想卖，他们还可以中间介绍一下，每笔可以赚100多元。

　　相似的经历还发生在后来成为女私募的李雅非身上。1962年年底，李雅非出生于四川泸州，1983~1987年她一直在泸州一所中学担任英语老师。1987年，不甘平庸的李雅非应聘到泸化进出口公司，两年后被借调到深圳工作，住在深圳园岭—而这恰好是中国股票交易的诞生地。

　　1989年，李雅非在园岭附近草坪上见到了刘宏当年在荔枝公园看到的相似情景：许多人围聚在那里，手里拿着比A4纸略小的纸张，有的举着牌子，有的将小纸条贴在额头上—这些小纸条正是股票凭证。李雅非很快发现股票来钱很快，于是她拿出6 000元试水，买了深发展、金田、振业3只股票。仅仅过了一周，账户上就多了1 000多元。

　　这些早先试水的草根股民利用早期中国资本市场不流通的盲点而火速赢利。渐渐地，他们中的一些人胆子大了起来，问朋友、亲戚借钱买股票，由此赚得第一桶金。

　　那两年，很多后来成为大腕的私募们都不约而同地南下深圳。

　　李驰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1988年从浙江大学力学系流体力学专业毕业，1989年南下深圳特区。李驰当时有个杭州女朋友，家底殷实，起初女友家反对他们离家那么远，但李驰当时对南下怀着满腔热情，几乎是将姑娘“劫持”过去的。

　　刚到深圳的时候，李驰在蛇口上了一个为期3天的培训班。有人在学校的门口摆了张桌子，卖深圳安达公司(深圳“老五股”，现为ST国农)的股票，100元钱一张。他发现，好多人买了之后，一两个月涨到107~108元，就卖掉，以为很好赚钱，殊不知后来这张“纸”涨到了3 000元，上涨近30倍。他上了投资原始股的第一课。

　　1989年，年轻的杨骏从大连理工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做投资和企业分析。一年后，杨骏转到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先后担任总经理秘书、投资银行部总经理等职务。

　　时间再往后几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点文学青年气质的但斌也来到深圳，来到曾一同患难过的哥们所创立的投资公司谋生计，开始接触股票与学习投资。1992年的他，年仅25岁。

　　1969年出生的刘明达，在大学的专业是化学工程，毕业后他在内地企业待了一年多，1993年才去了东莞从事与贸易相关的工作。同年，他开始接触股票……

　　这些人后来构成深圳私募的中坚力量，刘明达则与赵丹阳、杨骏、但斌并称私募“四大天王”。 　　1990年之前，尽管中国证券行业还没有大力发展，但走在历史发展前沿的沪深两地已各自形成鲜明的市场特色。

　　事实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上海还是以买卖国库券为主。而深圳在发行股票后没两年，就以股票为证券发展的主要方向。直到1992年“8·10”事件”①之前，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量远在上海之上。当时深圳发行了30多亿元的股票，上海才发行几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一天的成交量往往是上海一周的成交量。

　　从沪深上市公司的成立背景看，也迥然不同。上海的第一家上市公司—飞乐音响成立初衷只是想员工内部持股。而深圳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深圳发展银行，从国家、企业、私人三方合股的股本结构就可以看出其相对商业化的程度，其市场化程度也远远高于上海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国营资金占比较重的股份制公司。

　　尽管当时上海一直处在证券化改革的风口浪尖，但很多事物的向前发展都是受到管理层意识推动的。上海股份制公司的老总，可能自己还不明白怎么一回事，就一举定乾坤般地成为一个行业的先行者。而深圳则在自我摸索的过程中，走上了“野蛮生长”的道路。

　　而林乐耕当时之所以不远千里来到深圳，就是因为看好了这个可以施展才华的流动性平台。一方面，从深圳上市公司企业性质与发行结构上看，市场流通性更强;另一方面，深圳作为当时第一批沿海开放的城市，整个市场环境也比较宽松。当然，林老先生介入的另外一大原因是，当时深圳本地人整体对股票缺乏了解，而少数人的做法与大多数人“倒行逆施”的时候，才有可能获取真正的暴利。事后看来，他在1988年入市，正好抄了深发展的大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至少在打新股方面，1984年的上海人比1987年的深圳人精明。林老先生利用深圳人认知过程的“时间”换了“空间”。

　　更可贵的是，林乐耕不知不觉中培养了一批本土私募，当时还是毛头小子的钟麟特意从湖南赶来拜师，此后他成为上海滩生命力最强的私募之一，几乎经历了所有的中国证券周期。林乐耕的股票运作方式，在钟麟等嫡传弟子的血脉中流传极深。

　　而在飞乐音响时期就介入股市的迈克·吴走的则完全是另外一条道路。他当时还不到20岁，之所以会选择认购最原始的股票—飞乐音响，完全是因为受家中海外投资背景耳濡目染的影响。他对外界只字不提自己家里的情况，反而让人们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想象。他在上海资本市场最为蒙昧的时期摸索了5年后，终于在1989年，也就是迈克·吴20岁那年，带着中国法定每人只允许携带的20美元从上海去了美国，同时还带着一个梦，一个关于中国强大的梦。之后，他开始了他的华尔街寻梦之旅。后来，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归派私募。

　　还有一批私募，也就是通过“国家队”培养出来的首批操盘手，其实从阚治东留学日本的时期就逐渐形成了。只是那个时候，他们大部分还在为国家相关金融部门效力。

　　如此看来，早期上海的私募群体，多少有些“皇亲国戚”的意味，不是生于“权贵”就是与“权贵”沾边的人。

　　而起步于深圳，后来成为资本市场大腕级的人物，不少都是从五湖四海过来闯荡的年轻人，创造了贫民小子摇身变亿万富翁的神话。 　　迈克·吴：中国“欧奈尔”

　　职务：上海鑫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出生年份：1969年

　　出身：海归

　　家乡：上海

　　风格：趋势投资+心理分析

　　业绩：迈克·吴曾无意间透露，如果每年做不到25%以上，就无法称之为专业的投资者。

　　履历：出身投资世家，1984年就购买了上海第一只股票“小飞乐”，是中国最早入市的私募人物之一。20岁时去美国，就读于美国阿肯色州立大学，并获得了金融风险管理硕士和心理学硕士。他师从美国技术派投资大师欧奈尔①，曾任美国21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第一副总裁，现任美国投资策略有限公司投资部总裁、上海鑫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尽管迈克·吴没有说自己是哪一年入市的，但他透露自己买过在上海发行的新中国第一只股票，还在2009年表示已操作了25年，大致可以判断，他是新中国最早入市的私募之一。这个不愿多谈自己的投资人，还是以自己初涉股市的经历，为大家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空间。

　　迈克·吴出身投资世家，但是他对自己的家庭情况不愿透露半个字。他的生活方式在私募圈就像他名字一样十分洋派。他说自己几乎有一半时间在上海外滩，一半时间在美国华尔街，余下一些时间八成在香港。每当他看空市场的时候，就会空仓跑到世界各地游玩。2009年7月，他就表示看空市场，并放言此后3个月没有适合他的机会，于是拿着渔竿，跑到加勒比海钓鱼去了，在海湾看尽云卷云舒与潮起潮落。

　　他在上海的办公室位于延安东路靠近外滩的一个老字号商务楼。7楼是他的会客厅，一般看不到什么人，交易室位于楼上，那里才是鑫狮投资的腹地。会客厅的最里面是他本人的办公室。与很多办公室不一样的是，他的办公桌很破，是花很少的钱买来的二手货，他觉得桌子好不好根本无所谓，只要工具专业。他办公室的墙上与桌子上，摆满了电脑屏幕，动态显示着全球各地的市场数据，这在圈中十分罕见。他说，很多伟大的企业都是从最低的成本做起来的，没必要在不需要的地方浪费，资金应该用在提升股东的回报率上。迈克·吴特立独行的个性也由此可见一斑。

　　迈克·吴因多次准确判断指数大波动而一举成名。最近一次较为出名的预测是在2008年11月7日。那天是星期五，上证指数低开高走，上涨%，至1 747点。收盘后，身在美国的迈克·吴把MSN签名档很快改成：“今天是11月7日，从今天开始，如果A股再有一个交易日指数上涨2%，成交量放大50%，我们就可以确认新一轮反弹开始了。”迈克·吴的判断，在3天之后变成了现实。11月10日，星期一，大盘放量飙升，此后两周，沪指最高升至2 050点。他当时就断言，虽然目前可以看到宏观经济指标还在往下滑，没人可以确认1 600点是不是一个底部，但如果是一个新的牛市，1 600点就是一个新的上升通道的开始。一语中的，在2009年7月27日，他向所有的机构客户发出了“机构投资者清仓信”，建议机构客户暂时将在中国A股市场的仓位除了银行股外，全部结算成现金。果然，2009年8月出现全年最惊恐的一轮下跌，很多账户随着沪指下跌而直接抹去了2009年的大部分收益。

　　他除了对大势把握惊人，对板块与个股的见解也让众人叹为观止。2008年11月10日，迈克·吴在第一时间通过MSN向客户发出指令，买入中小板。不出迈克·吴所料，随后的两个月时间内，中小板成为这轮反弹中表现最为出色的行业板块。而迈克·吴的公司也在第一时间介入中小板股票，连续5天买入5只中小板股票，每天每只股票买入1%，一共建了25%的仓位。而且，迈克·吴公司的网站在11月初到12月初，曾经公布了他相中的10多只牛股，其中排名头五位的分别是东方雨虹、歌尔声学、浙富股份、九阳股份、美邦服饰。短短2个月，中小板近300家公司中，涨幅超过100%的公司达到了18家，接近170家公司上涨超过50%。 东方雨虹更是创造了2009年第一牛股的神话，从2008年10月16日至2009年4月7日，股价从元摸高至43元，足足增长了382%。他说，2009年表现好的牛股无一不在他的股票池中。 　　如果要知道迈克·吴的投资体系，就不得不提一个名字—美国技术派投资大师威廉·欧奈尔。这个名字已经被不少私募提起，印象深刻的是此人的“涨停板反而打开上涨空间”的发现。

　　通过《欧奈尔：证券投资二十四堂课》的作者小传可以发现，迈克·吴的一些经历与欧奈尔可以说是出奇相似，甚至顺着欧奈尔的经历，就可以找到迈克·吴投资的成长轨迹，甚至可以预言迈克·吴的未来发展方向。

　　1958年，欧奈尔在海顿一家股票经纪公司担任股票经纪人，开始了他的金融事业生涯，由此开始了对股票的研究工作，这为他后来形成一整套独特的选股方法奠定了基础。不得不说欧奈尔是个有天赋的投资人，他在担任股票经纪人的四五年后，就依靠克莱斯勒、先达等两三只股票，用原始本金—500美元，创造出20万美元的传奇。

　　欧奈尔是最早形成数模化体系的大师。20世纪60年代初，而立之年的欧奈尔用股票收益购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席位，成立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股票经纪公司—欧奈尔公司，专门从事机构投资，由此打开了他管理对冲基金的第一步。

　　欧奈尔公司在市场上率先推出了跟踪股市走势的计算机数据库。1973年，欧奈尔加强了为普通投资者服务的业务，如创建了欧奈尔数据系统公司，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图表中心，同时出版《每日图线》。目前，该公司不仅为600多家大机构投资者服务，还向30 000多散户提供每日股市分析图表及大量的基本面和技术面的分析指标。

　　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做好投资者教育，欧奈尔在1984年创办了《投资者商报》，创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主流财经大报《华尔街日报》的报业模式—独此一家地为投资者提供金融统计数据。这一办报理念开创了美国报业先河。很快，《投资者商报》的销售网点就铺设到了全美各地，成为美国报业中成长最快的报纸之一。

　　1988年，欧奈尔将他的投资理念写成了一本名为《如何在股市中赚钱》的书。该书一出版即成畅销书，被著名的网上书店亚马逊评为“五星”。

　　小传还提到，欧奈尔还创办了新美洲基金，该基金的资产目前已经超过20亿美元。追随欧奈尔的投资者每年的平均收益均超过40%。他最出名的两次预测是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整版广告，预告大牛市即将来临，事后看来都十分准确：一次是1978年3月，另一次是1982年2月。

　　欧奈尔是一位毫无保留的乐观主义者，他自信、执著，对美国经济前景极为乐观。他曾说：“有勇气，有信心，不要轻言放弃。股市中每年都有机会。让自己时刻准备着，随时去抓住。你会发现一粒小小的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持之以恒，并付之以辛勤的劳动，梦想就会实现。自我的决心是走向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当你对照迈克·吴的投资路径后就会发现，可以通过欧奈尔的经历洞悉迈克·吴的投资模式。要知道，迈克·吴自己的操作并不透明。

　　且不说迈克·吴当时也是揣着少量资金开拓他的江山，而且也是先在证券公司积累经验，然后成立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建立庞大数据库，并进行普及教育，对中国未来发展同样持有信心。单从股市操作风格上看，迈克·吴也擅长个股，并对趋势判断十分拿手。他甚至也像当年的欧奈尔一样，研究多位在股市中成功人士的投资之道，并寻找个股在临发动前的共通性。 　　1956年，欧奈尔下工夫研究了过去几年表现最优异的股票，设计出一套观察个股表现的模式，名为“CANSLIM选股七法”。①

　　而迈克·吴则透露，2008年11月中旬，他们通过自身研究的个股表现模式，寻找出6个中小板股票，并通过6个月来验证。果然，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这些个股的表现一一得到验证，其中包括东方雨虹、恒邦股份等牛股。迈克·吴将自己的分析方式归纳为对“资本内核心凝聚力”的研究。他表示，自己的选股遵循以下8个方面原则：永远快速停损;永远不猜测指数的头部和底部;永远只做右侧交易;永远只投赢利能力不断增强的企业;永远只买价格有持续向上动能的股票;永远不要听消息交易股票;要制定适合自己赢利模式的增值交易方法;长期投资就是你的账户资产要保持长期增值趋势。这在本质上与欧奈尔的CANSLIM选股法对趋势把握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欧奈尔十分注重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的买卖规则。欧奈尔的买卖原则是在1960年初步形成的，此前他对前几年成绩最佳的共同基金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研究最仔细的要数德瑞福斯基金，因为该基金在1957~1959年表现卓越。他研究比照了几年来德瑞福斯基金新买的100多只股票，惊奇地发现每只新增股票的买入价是上年该股票的最高卖出价，由此提出了后来知名的“买入强势创新高”的股票观点。

　　而迈克·吴选择股票时，也对国内优秀的私募基金经理展开研究。他在2009年3月28日的《证券市场红周刊》上发表了《中国私募机构投资能力研究》的报告，其中提到，“自2007年起，我们开始为中国信托私募基金建立研究档案”，他们发现，“在风险控制和净值成长上，排名前5位的都是老公募基金经理出身的私募经理，分别是博颐的徐大成、星石的江晖、武当的田荣华、从容的吕俊和民森的蔡明。其所代表的5家投资公司，我们认为在未来具备越做越大和在中国市场上运行对冲基金的能力”。

　　迈克·吴说，研究中国一流高手是在国内迅速成功的快捷方法，毕竟国内还有一些跟国外很不相同的地方。在研究中，他得出两个结论：第一，高举“机械长期价值投资”大旗的信托基金，在横跨2005年6月至2007年10月两年多的大牛市中，跑输了指数;第二，弹性的价值趋势派信托基金，在风险控制和资金投放管理上，在底部判断转向上，都明显超出了机械价值派。在中国A股这个只能单边做多，下跌中没有任何对冲风险的市场上，趋势派之所以成为能够存活、发展、壮大和赢利的机构投资者并不奇怪，因为当趋势形成后，如果是单边上涨，那么资金的投入必然最终形成快速有效的收益率放大，这是赚大钱的唯一机会。而在单边下跌的熊市中，“灵活趋势派”能够谋定而后动，只在大盘底部得到确认后再进场。迈克·吴认为，只有价值结合技术，才能有效战胜市场。

　　迈克·吴喜欢研究历史。他不仅通过纵向追溯过往的历史，有时还会横跨地域，通过美国证券的历史轨迹，来判断中国市场的未来。“1929年发生的事，2000年也发生了。在对美国股市长达150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充分的研究后发现，美国1929年的超级牛市和随之而来的特大熊市竟然惊人地在70年后的2000年再次被完整地复制了一遍。任何只要对过去100年金融史作过技术分析的人，就可以避免2000年美股的特大熊市。”他说，“我喜欢在历史轨迹中寻找A股的投资线索，A股目前正在上演华尔街历史上经历过的行情，我们可以从沪综指与纳斯达克的对比中，判断出A股即将形成的走势。”

　　迈克·吴回忆起欧奈尔的时候说，当时老师教会他3件事情：一是做自己搞得懂的事;二是搞得懂才能受益;三是搞好之后，钱自然会来找你。他说，在过去100年中，最富裕的20人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不露富，二是保守，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他总是说自己是市场里的小学生，努力让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遍。

　　迈克·吴也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他说，过去的中国资本市场就好像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坐庄机制与内幕消息，到头来，有些人终会受到惩罚。而在今后20~30年，中国市场将会越来越规范，中国经济也将会进入一个长远发展的阶段，在2010~2011年重新恢复上升通道。而一个好的资产管理人，也不会只看一天，而是会把握大的全球市场趋势，一个牛市，少则一两年，长则五六年。

　　很有趣的是，满是西方思维的迈克·吴说自己最喜欢看的投资书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想在中国赚钱，必须符合中国特色”。

　　对中国经济的看好，让迈克·吴的基金运作出色。如果按照欧奈尔的历史轨迹看，迈克·吴的下一步就是完善数据服务，难怪他已经在自己的公司网站上开始进行“普及教育”了。不过，迈克·吴至少有一点与欧奈尔不同，他学过心理学，比欧奈尔多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投资维度。

　　同派私募

　　像迈克·吴那么潇洒穿梭于上海与华尔街的私募并不多，不过在2009年前至少回来了两个。一个是刘震，他曾被《镜报月刊》誉为“华尔街新生代对冲明星”。在历经十余年的华尔街历练之后，刘震于2008年5月回国开创自己的事业，创立了红色资本，并在2009年推出国内首个量化私募基金—“红色量化一号”。

　　与刘震一样在金融风暴中回国的华尔街对冲明星还有江平。江平回国前在美国著名对冲基公司金赛克工作，并曾在雷曼兄弟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2007年，江平成为美国《交易员》杂志评选出的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全球百位顶尖交易员”中的唯一一位华人。 　　刘宏：中性投资尝螃蟹者

　　职务：上海博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CEO

　　出生年份：1963年

　　出身：草根、股评家

　　家乡：山东

　　风格：无风险套利

　　业绩：旗下中国境内基金BEAF(中文名“壁虎”)自2005年2月成立至2009年7月，实现了的总收益，平均年化收益率为。同期瑞士信贷市场中性对冲基金指数的总收益为，平均年化收益率在。尽管BEAF的收益没有超过上证综指的总收益、的年收益，但2005年该基金在指数下跌20%的情况下却获得的赢利;在2007年“5·30”暴跌中，收益率依然稳定维持在150%左右的高位;在2008年单边市场下跌的情况下，仅损失，体现出其中性投资稳定性。

　　履历：1984年刘宏在南开大学化学研究生班毕业后，担任了青岛海洋大学水产系的化学讲师。1989年，刘宏携家带口来到深圳，一边在公司里做着平凡的工作，一边在刚刚诞生的股市里开始了自己炒股和写股评生涯。经历了一段堪称辉煌的股评家时光之后，他深感这个行当“名声不好”，便急流勇退。1994年，他以50万元注册资金创立了新德利财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制定了F10标准，成为中国数字化证券信息服务的先行者。1999年，刘宏在将公司做到1/3市场占有率后卖给了世纪金源，并来到上海。2000年，他成立上海润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此后，因看好创新的金融产品，刘宏于2003年8月成立上海博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走上另类投资道路。

　　与驻扎在上海外滩两岸以及民生路的私募不同，刘宏的办公室在徐家汇的一座商务楼里，从公司地理位置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他的特立独行—这是优秀基金管理人的共性。

　　作为山东人的他性格有几分豪爽，声音很是洪亮，举手投足之间充满激情。他是个懂幽默的人，很喜欢自嘲，最喜爱的奖励是在南开大学校友聚会时，同学们赠送给他的“最大起大落奖”，他把这块奖牌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几乎每个到他办公室的人都会一眼看到这块醒目的牌子。这块牌子旁边，还有一块奖牌—“最怕老婆奖”。他在给我发邮件时，还顺便发给我一份他所谓参加香港证监会从业资格考试之后表情丰富的照片，并且说可以原样刊出无妨。我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张小动物刚出生时的大哭照片，刘宏取的标题是“啊!本人考试没通过!!郁闷啦!!!”，其习惯性自嘲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刘宏的办公室里，有两块很大的彩色屏幕，上面显示的是公司阳光私募“壁虎一号”的实时交易数据和各项指标。蓝色屏幕上几个数字最引人注目，分别显示了“壁虎一号”当天的总规模、成立以后的利润及收益率。

　　刘宏说，这是公司的IT部门为风险控制开发的远程监控终端，博弘所有的产品都会被纳入该系统的监控之下。作为CEO，他坐在办公室就可以实时了解公司交易部门对所有账户的交易操作，无论这些交易是发生在内地市场还是中国香港、新加坡乃至世界各地。

　　刘宏两鬓微微发白，尽管已40多岁，但举手投足之间激情不减。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08年6月底，当时，他正在会议室中的黑板前与一个高个子老外比画。原来在那时，他正在与欧洲合作伙伴讨论公司新近研发的离岸基金—很多私募最后选择去香港开设对冲基金，这是进军国际的一步棋子。 　　这个国内首批尝试数量化另类投资的私募，办公室虽然并不豪华光鲜，但极具特色与人性化。在采访过程中，我不时看到公司员工随意出入刘宏的办公室，公司网站上也摆满了他与员工们一起春游、秋游时拍下的照片。刘宏说，我喜欢跟我的同事们在一起，与他们共同讨论技术问题和公司发展规划等。刘宏毫不讳言在国内投身于对冲基金事业的苦楚，但他的梦想在进一步延续，那时，博弘踏入国际对冲基金行业的离岸基金即将成立，而且拥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立足中国市场的中性投资。

　　刘宏的经历的确有点大起大落。1989年，他放弃青岛海洋大学水产系化学讲师的职位，携家带口来到了憧憬已久的深圳。然而，现实的残酷直接给了他当头一击，因为就业岗位紧缺，他只好先做起了搬运工。他笑称自己是当时学历最高的搬运工。

　　后来，刘宏当过一段时间股评家。那时候，沪深证券交易所刚成立，投资者普遍缺乏经验，急需大量的市场信息和操作指导。刘宏在随后几年中很快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股评家之一。据刘宏自己说，当时他的文章几乎一字不改地全文刊登在《证券市场周刊》、《中国证券报》等主流财经媒体上。他说，就靠卖字糊口，一个月也能赚上5 000元。

　　然而，股评家这个行当很快就恶名昭著，刘宏选择了急流勇退。1994年，刘宏创立了国内第一家证券资讯服务商—新德利财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新德利”)，注册资金50万元。

　　事实上，新德利的经营模式类似于国际著名财经资讯机构布隆伯格①，主要通过向证券公司及投资者提供及时的资讯服务而收取费用。他在这套系统中建立了现在炒股者们共知的F10行业标准。但这个行业很快因众多竞争者的涌入而变得利润微薄。信息服务的年费从5万元下降到1万元，最后到了3 000元的赔本价。

　　此时，刘宏开始将目光放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程序化自动交易系统的开发，摸索起了电子商务。不难发现，刘宏在很多地方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从国内第一代股民到证券资讯电子化的创始人，从最早的电子商务摸索到后来创建国内第一家市场中性对冲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中，这种程序化交易系统最常用的领域正是对冲套利市场。不过，在刘宏尝试开发程序交易系统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冲基金对中国人来说还比较陌生，市场上还没有任何可以做对冲或套利交易的金融工具。而刘宏第一次接触到“对冲”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他的学生时代。当时，他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里看到的那本讲美国证券市场发展史的书，令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冲”和“市场中性”，可以利用模型与技术谋求与市场涨跌无关的收益。

　　他曾经试图开发出一个能够符合市场需求的中性投资工具。但这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证券市场来说，无疑有些超前。面对现实，刘宏开发的第一套自动程序交易系统实际上是一个“买卖助手”：根据使用者的设定，在预定的价格区间进行自动买卖股票。他给这个系统取名为CAT(计算机辅助交易系统)，有点借鉴当时流行的CAD(计算机辅助设计)。他自己表示，这个名称正好暗合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CAT在英文中也是猫的意思)。  　　在搞公司的时候，刘宏并没有放弃炒股，甚至还与几位朋友一起“联合坐庄”。由于当时股票供应量少，市场还不错，他们很容易就坐庄成功。尽管赚了钱，但刘宏在反省自己的炒股心态时，觉得很不愉快，始终有一种压力。尤其是2001年的那一次“爆仓”经历，更让他刻骨铭心。

　　当时，刘宏22元买进深方大。选择这只股票，是因为深方大当年声称正在开发一种能够改变半导体特性的新型材料，经过一番研究后，具有化学硕士背景的刘宏笃信该产品一旦开发成功，必然轰动。他不仅把自己的钱都投了进去，还通过券商融资，透支了将近一倍的资金下注该股。

　　然而，新材料也抵挡不住2001年开始的漫漫熊市趋势，深方大股价一路下跌至11元左右。刘宏迫于无奈，只能斩仓出局。

　　尽管后来，深方大的新型材料开发出来了，轰轰烈烈的牛市也来临了，但刘宏再也没有碰过包括深方大在内的任何一只股票。

　　这些经历可谓坎坷，甚至惨烈，但他内心始终充满“优雅与浪漫”。尔后一段时间，他潜心在家读书，博弘的对冲基金理想就在此间诞生。

　　作为80级的大学生，他秉承着那一代人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理想，这可能也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中性投资的渊源。

　　那段时间，他想起了大学时看的那本介绍风险管理可以用对冲方法的书，又想起1991年自己在深圳下海时给别人讲授过的一门叫“金融期权”的课。这两件看似久远的事一下子让刘宏茅塞顿开—为什么不用金融衍生品或其他金融工具去对冲证券风险呢?套利策略交易与市场不相干，只赚取同一产品在不同市场的差价，风险极小，这不是稳赚不赔的事么?

　　更关键的是，从那时起，他发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中国机会”。他曾在2002年作出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中国市场的原始、混乱，甚至乌烟瘴气已经走到了末路，市场会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正常。这种变化的过程主要有两条发展主线，第一条变化线路会有创新的金融产品引进，包括结构性的产品、金融衍生品、资产证券化之后的债券重新包装等。而另外一条变化的线路，则是交易机制会更加市场化与西方化。新产品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和一些创新产品出现，将伴随着其非常复杂怪异的赢利模式和交易策略，而新兴的中国市场又太投机，也太缺少专业人士，还有原始遗留问题诸如“黑帮文化”等，市场效率相对较低，并产生定价上的偏差，而市场效率低意味着套利机会多，套利机会多意味着套利收益会高。同样的投资理念，在西方成熟市场运用，其套利收益就要低一些，在国内则要高一些。这就是刘宏发现的“中国机会”。

　　经过2002年全年的筹备，2003年8月，一个由金融工程师和IT程序员群体构成的核心团队组建而成的上海博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诞生了，开始了本土套利对冲基金之路。博弘投资由此也成为国内第一家市场中性套利基金管理公司，同时也是国内首家完全依靠数量化交易模型和程序化自动交易进行证券投资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博弘投资的第一只套利基金BEAF自2005年2月上证ETF①指数推出后开始运作。从那时起，刘宏管理的私募基金就开始每年利用各种指数基金和一揽子股票进行交易，第一年就在上证ETF指数下跌20%的情况下获得的赢利。这只基金为他们创下不少辉煌，在深圳100ETF上市的第一天，他们用程序化交易系统进行套利交易，在2个小时内获利40%以上。公司资金管理规模最大时达到亿元人民币。2005年、2006年、2007年3年收益分别达到48%、55%与28%，这些数字的绝对值相对2006年、2007年的两个牛市似乎并不令人兴奋，但就他们的投资业绩对应的Beta系数(Beta系数用来表征收益与市场的相关性)几乎为零而言，可以说十分不易。   　　可以说直到这时，刘宏才终于把他在20世纪80年代所接触到的“对冲风险”的理想，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投入的程序交易系统融为一体，实现了从“猫”向“壁虎”的蜕变。

　　此时，他对“另类中国投资机会”的把握也越来越清晰。他的投资方式采用的是市场中性策略，其实就是建立的投资组合要能规避市场涨跌风险，依靠建立数学模型来获取利润的投资模式。换而言之，就是尽量降低投资组合与市场涨跌的相关性，使投资收益独立于市场的波动。而取得收益的关键，就是在同一时间，在同一品种，两个市场之间，根据两种可能出现偏差的价格，在偏差价格中间套利。

　　相比起炒股时的“惊心动魄”，如今管理着套利基金的刘宏更像一个深居简出的学者。由于博弘投资采取的是课题管理制度，他就带着他的研究团队做以赚钱为导向的研究，推算着各种数学模型，“这正是我当年理想中的研究生涯”。

　　目前，尽管国外市场品种丰富，但西方人大多是将其安排在金融业务资源整合中，真正埋头做研究的都是亚洲人，比如中国人、印度人，这也奠定了刘宏将这个事业做好的决心。

　　2008年3月底，公司第一只阳光私募产品“壁虎一号”推出，募集资金7 300多万元，自此正式走入阳光私募领域。同时，刘宏想到了做离岸基金。国内市场没有对冲工具，国外有，国内市场没有做空机制，国外有，立足中国市场作为新兴市场带来的无限机会，同时利用成熟市场的交易机制和丰富产品，将有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2008年8月博弘正式推出离岸海外基金，发行规模1亿美元左右，实现了其私募基金出海的第一步。而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对冲基金行业，对于本土私募基金公司而言，应该是一种比较前瞻性的尝试。刘宏透露出这只离岸基金未来的发展方向，先是成为HFA成员，再成为AIMA成员(HFA、AIMA均为伦敦知名基金协会)，最后像西蒙斯等一流对冲基金那样，将自己盘子里的资产优质化。这只离岸基金主要还是以中国市场以及大中华地区的标的为主要交易对象，以买低卖高的套利交易和统计意义上赢利概率高的统计套利交易为主要交易手段。中国这一新兴市场，为他们提供了不少机会，这一定位，在国际市场上也颇具吸引力。

　　截至2008年年底，内地管理团队在境外发展私募基金的，约有10余家，但主要是做多/做空股票以及PE投资①，以数量化和市场中性对冲为特色的还几乎没有，显然，博弘的套利型对冲基金出海尝试再次走到了行业前列。

　　同派私募

　　就中性投资而言，具有相似风格的是上海博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徐大成。在近几年的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与中性投资有关的波涛的《系统交易方法》等3本书和范·撒普的《通向金融王国的自由之路》，其中系统交易方面的理念、原则和概念，对建立在中性投资理论基础上的市场波动特征的把握，让一些操盘手型的私募如获至宝。

　　就离岸基金而言，同样走在出海前列的还有柏坊资产、景林资产等。

　　就股评风格而言，相似的私募有润天华创赵笑云、创世纪资产叶荣添、山东智博周贵银等。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证券市场才刚刚开始萌芽。1984年的“小飞乐”，是诞生在新中国的第一只股票。私募还处在蒙昧的状态。这个时期，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因着各自不同的缘由，接触到证券，他们中不少人，此后成为私募的中坚力量。

　　随着沿海城市的开放，很多人开始涌向正在兴起的“鹏城”深圳，后来这些人都成为深圳第一批私募的雏形。其中包括清华团体—刘迅的“新同方系”，背井离乡的李驰等人。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早在内地证券交易所成立前几年，就已经接触香港股市，是为港股熟客。不过，另一路“民间股神”派系也悄然抬头，代表人物有林园、女私募李雅非等，但他们投机色彩偏浓，路线颇有些剑走偏锋。

　　那时候，已经可以从上海与深圳初期的股票发行情况看出这两个地方交易文化根本上的差别。深圳自改革开放后，受香港的金融市场发展影响较深，甚至有人断言自1978年起到1993年，深圳资本市场领跑上海15年。而此后，上海的发展速度与质量远远超过深圳，由此才正式展开圈内所谓的“土洋之争”。不过，深圳的市场化优势未减，这体现在之后阳光私募的“深圳模式”与“上海模式”的差异上。

　　在这个时期涌现而且至今仍生存着的私募，堪称中国证券历史上存活最久的私募代表，他们的经验与启示注定也是最经典与最传奇的。不管是从迈克·吴还是刘宏身上，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视野较为国际化，且都不太喜欢走阳光私募道路。刘宏甚至激进地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阳光信托也是不合法的，就好像自己用1 000万元作抵押，借了1亿元作高利贷，有违投资理念。他们都喜爱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投资理念，我们从迈克·吴身上看到了欧奈尔的踪影，从刘宏身上找到了中性投资大师西蒙斯的痕迹。

　　这个时期的投资风格难以定性，只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那些开化较早的投资者，获得了世人瞩目的先机，且这个先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看来都是一种难以取代的优势。 　　平静的表面下，一场变革正在酝酿之中。新生代银行家们出现了，他们在商业学校里接受了教育，把获取净利作为思考的所在。

　　—[美]乔治·索罗斯，《金融炼金术》

　　一切资本力量已悄然酝酿，老牌私募已经在此时建造起自己的王国，并利用一些中国特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赚钱模式。当然，一切故事都从沪深两个交易所成立开始。

　　迄今仍可以看到，上海著名的外白渡桥东北方向正对着一栋始建于160年前的欧式写字楼—黄浦路15号。正门墙壁上铜牌罗列，当然，最能显示其历史价值的无疑还是中间那块牌子—上书“原礼查饭店(建于184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址”。

　　门上的漆色已显斑驳，昭示着其不同凡响的历史。迈步而入，一面开市铜锣静静地悬挂在那里，不禁把人们的记忆带回20年前。1990年，中国开启了资本市场的大幕。

　　人们翘首以待—这场万众瞩目的好戏将由谁来登台?而谁又将是这台好戏的主角?

　　1990年12月19日，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当”一声敲锣开市，新中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告成立。

　　开业之初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共有30种证券上市，其中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公司股票8种。当时，全上海证券经营机构25家，柜台交易点50多个，然而，可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却只有3家：万国、申银和海通，用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一书中的话来说，“就这么‘三把蔬菜’、‘六块肉’，尉文渊硬是把它炒成了一桌菜”。

　　上海证券交易所能够顺利开张，自然离不开管理层的关照。当时的时代背景十分微妙，中国在经历了1988年“物价闯关”失利①以及1989年的经济低迷后，原先强大的通货膨胀势头一下子猛降下来，如何有新生的力量作为撬动的支点，成为举国上下关心的问题。一切富含生命力的资本都在暗潮涌动。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上海既没占上改革先机—承包、租赁、金融、用工制度等改革多先在重庆、武汉、沈阳、广东试点，开放也轮不到上海，而是选择了深圳、温州等沿海城市。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当时就说，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出现南移的趋势，广东将取代上海。

　　这一年，一个人物出现了，他在很长的岁月中，都刷亮了上海人的眼睛—原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于1988年就任上海市市长。

　　*到任后就发现这里根本没有钱，虽然他动员了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总经济师等一干人马去北京要“干货”—资金，但跑断了腿也只有几千万元贷款额度，显然入不敷出。此时，*便意识到，与其向上面要鱼，不如自己养鱼。这个念头日益明晰与强烈。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干部王华庆回忆说：1989年12月2日，当时*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两职，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从北京赶来参加。*说，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

　　在这次会议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由时任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以及时任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 　　然而，会上有些干部还在为会不会在上海滩培养起一代资产阶级而忧虑，所以这个事情又仿佛悄然无声了。

　　不过，这件事很快就有了新的进展。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上海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十大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决定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趁机加快步伐。仅在1990年，上海就开了两场证券市场的国际研讨会：一场是1990年5月，与北京合搞了发展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一场是在10月中旬，发展上海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召开。这次研讨会的规模更大，会议邀请到了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格林伯格、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威廉·西蒙、美国前国防部部长温伯格等，当时赠予这些外宾的礼物是16张电真空股票。

　　1990年春，*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与上海受到政府浓重的眷顾不同，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以说是王健、禹国刚两个人共同推动的。

　　禹国刚1968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后在军工厂测试过火炮。1981年春节，他怀揣变卖家产得来的600元钱，带老婆儿子闯深圳，供职于爱华电子公司。

　　与阚治东的求学经历相似，禹国刚也去日本学过一年证券。那是在1983年，借日中青年研修协会创始人冈崎嘉平太邀请，禹国刚和另一中国青年蔡靖华不远千里赶往日本学证券。当时日本《朝日新闻》拍下了他们二人的照片，背景是东京证券交易所，质疑他们学成后在中国是否有用武之地?

　　果然，禹国刚在日本学了一年证券后回到深圳，却苦于没有去处，只好悄悄回到爱华电子公司摆弄彩电。幸好有张鸿义把禹国刚从爱华挖出来收在麾下。张鸿义原是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后任深圳市副市长。

　　1989年10月，原深圳发展银行副行长王健因领导班子改组而下台，当年他39岁，禹国刚比他大7岁。这时候，禹国刚已捣鼓深圳证券交易所一年多了，曾邀请过王健一起参与。这次，张鸿义再次出马，劝说王健“要往前看”。于是，1989年年底，王健、禹国刚联手加速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办，眼见着万事俱备，1990年8月就可以开张，然而上面却迟迟不批。

　　上海证券交易所即将开业的消息刺激了深圳人。1990年11月22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一干人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李灏说：“今天就是来拍板的。”

　　王安在《股爷，您上坐》一书中提到，与上海的大张旗鼓不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开张很低调，直接说成“试开业”。1990年12月1日当天，深圳证券交易所铜牌上的红布都没有掀开，而出席开业仪式的最高领导是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组长董国良。当天，安达股票成交8 000股，以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操作，不过，深圳最大的几个券商没露面。

　　1991年7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时任广东省代省长朱森林、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时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汤丙午、时任深圳市市长李灏等出席深圳开业仪式，深圳证券交易所这才算正大光明地“呱呱坠地”。

　　至此，中国资本市场在1990年年底形成了之后影响整个金融行业的“双市”格局，由此催生了各种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