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电力查询密码:李叶明：从辛亥革命看新加坡

李叶明：从辛亥革命看新加坡

（2011-11-02）

狮城脉搏

　　从4月开始，本地就有辛亥百年的纪念活动了。随着《联合早报》刊出“百年辛亥，南洋回眸”特辑，以及晚晴园重新开馆、中山公园落成开幕，相关庆祝活动可说是进入高潮。同期，成龙作品《1911辛亥革命》也在本地“壮烈”上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借着这股热潮，我以讲故事的形式向女儿灌输了一些背景知识，因此带她去看《1911辛亥革命》时，她还不至于摸不着头脑。这部电影相当成功。就连我读小三的女儿也能被片中人物和故事感染，产生想进一步了解那段历史的欲望。于是我抓住机会，又跟她讲了一番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故事。

辛亥革命与新加坡何干？

　　女儿听得兴致勃勃。可是第二天从学校回来，她却像霜打了一般。因为她跟班里的同学谈起这部电影，竟然没人看过，也没人想听，甚至有同学问什么是辛亥革命？女儿意外遭到被“孤立”的挫折感。不死心的她，尝试去跟老师谈这个话题，而老师也不想多谈，还问了她一句：辛亥革命跟新加坡有什么关系？

　　是啊，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部分，它与新加坡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要如此高调的来庆祝？重新开馆的晚晴园一时间迎来大批访客，但是到10月底免费优待结束后，本地人的参观热情还能持续吗？晚晴园的未来是否要靠中国游客来支撑？

　　晚晴园开幕后，馆方推出了“百年辛亥忆晚晴”系列讲座。第一场演讲的，是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凑巧的是，他在讲座中也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他表示，其中隐含的经济因素大于历史文化层面。晚晴园将被发展成一个重要人文景观，这将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在《新加坡纪念辛亥百年的意义》一文中，他明确指出，晚晴园可加强新中两国的情谊，有利于新加坡接轨腾飞中国的经济列车。

历史学习与国家认同

　　在重视经济远多过重视文化与历史的新加坡，或许只有上述理由，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学习历史的价值，远超越经济层面。

　菲律宾国父黎刹曾说过：要唤醒人民，就要让他们懂得昨天的历史，激发为明天奋斗的精神。他说这句话，是在反西班牙殖民统治风起云涌的“宣传运动”期间。“宣传运动”唤醒了菲律宾人的自觉与自信。尽管黎刹没有领导起义，他在起义前就被捕，并很快被西班牙人处死了。但由于在“宣传运动”中的贡献，他依然被菲律宾人视为国父。

　　在中国，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说，历史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辛亥风云人物章太炎更说：“不读史，则无从爱其国家！”可见学习历史，被视为构建国家认同的基石。很难想象，一个对本国历史不了解的人，会建立起真正的国家认同感。认同感中最核心的部分，不可能是建立在经济发展、政治运作、美食或娱乐等层面上。

　　笔者曾受邀在本地中学讲课。有一次提到英军签投降书的地点——旧福特车厂，那里见证了大英帝国向日军乞降的屈辱历史，标志着新加坡史上最黑暗的日占时期开始。旧福特车厂如今已是纪念馆，平时少人问津。入口附近的标示牌上有日文，估计是为了吸引日本游客。而我问过那班中学同学，竟然没有一人去参观过。

　　难道学习历史，对新加坡人真的不重要吗？回过头来，新加坡为什么要纪念辛亥革命？难道只是为了方便搭上中国崛起的经济快车？要知道，辛亥革命中也有新加坡的位置，中国历史中也有新加坡的故事啊！

中国的历史与新加坡

　　诚如柯木林先生指出的，新加坡对于中国，早就有思想与财富的倒流了。在结识孙中山之前，本地商人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就组织了被称为“小桃园俱乐部”的政治团体。他们曾为上海《苏报》案致电各国领事抗议，他们印制被清廷查禁的邹容遗作《革命军》向国内派发，并以邮寄方式送往各省、州、县衙，甚至连北京的总理衙门和翰林院也不放过。他们曾创办南洋第一份革命报纸《图南日报》。

　　在结识孙中山后，他们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积极协助孙中山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使晚晴园一度成为孙中山在南洋的大本营，成为迅速发展起来的南洋各地分会的总部。他们还出钱出力协助孙中山搞起义。辛亥革命十次起义中，就有三次是在晚晴园策划的。

　　在今天的晚晴园，您可以看到一幅摄于百年前的历史巨照。那是孙中山当时在晚晴园与本地志士的合影。之所以能有这么高的清晰度，是因为历史研究人员千辛万苦找到了它的底片。在照片上的十多人中，有四人是张家的——包括土生土长的晚晴园主人张永福，他的外甥林义顺、胞弟张华丹、儿子张秉庚。

　　而这次为晚晴园开幕的张志贤副总理，就是张华丹的曾孙、张永福的曾侄孙。另外，本地赫赫有名的富商余东璇有一个堂弟余东雄，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为改变中国的命运，他毅然选择血洒广州、慷慨赴死。如今走在余东璇街上，您会问辛亥革命与新加坡有什么关系吗？

重温历史的价值

李光耀说，孙中山是“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而在这个人背后，有新加坡人的支持。正如柯木林所说，新加坡在改变中国近代史上曾扮演重要角色，我们足以为豪。晚晴园不仅是新中两国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李肇星语），在构筑新移民对本地认同感方面，它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一直在强调新移民对新加坡的认同，可是却忘了，认同感并不来自经济上的吸引。那样的认同是虚伪的、表面的。认同感也不可能是被动的、高压下的产物。培养认同，怎么能忽略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文化与历史呢？

　　当然，学习历史的好处还远不止于此。最近在本地颇有“知名度”的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但可惜，在新加坡的学校教育中还有唐太宗吗？千万别再问我，唐太宗与新加坡有什么关系？读史使人明智啊！要不然，唐太宗和魏征最近也不会“跑进”新加坡国会的议事厅了。

　　在庆祝晚晴园重新开幕的文艺演出中，一首梁文福的新谣作品《历史考试前夕》，令我突然意识到，在梁文福的年代是有学秦始皇和唐太宗的。有没有人想过，如果没有历史课，我们还会有梁文福和新谣吗？可是今天，我们的历史课去了哪里？人文教育、历史教育的价值，真的那么无足轻重吗？

作者从事教育与科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