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六岁登基，在位只有十八年，二十四岁便病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顺治因爱妃董鄂妃之死看破红尘到五台山当了和尚。那么，顺治究竟是病死了，还是出家当了和尚，这已是一个历史疑案。紧接着，又有人说，董鄂妃是“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这是真的吗？此又是一个疑案。

　　浪漫的传说

　　明朝末年，江南有“八大名妓”和“四大公子”。当时八大名妓号称“秦淮八艳”，董小宛就是其中之一。“四大公子”指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慧、冒襄（冒辟疆）。

　　传说清军大举南下时，董小宛被督署江南的洪承畴抢走献给顺治。顺治一见董小宛龙心大悦，二人感情迅速加深。顺治先将董小宛册封为妃，接着又立为皇贵妃，一代名妓就这样成了董鄂妃。

　　但在孝庄皇太后看来，董小宛作为一个汉族女子，没有资格凌驾于其他后妃得到皇帝的专宠，更重要的是，她认为顺治的这种感情再发展下去会坏了国家大事。于是她以学佛的名义，将董小宛送到西山玉泉寺。但是这没有阻止顺治和董小宛的见面，顺治不但千方百计与董小宛约会，还一再威胁太后说，如果董小宛有什么不测，他肯定不当皇帝了。后来，孝庄设计烧了玉泉寺，谎称董小宛被烧死。顺治痛不欲生，从此沉迷于佛教中不能自拔。

　　自此，顺治的结局出现了不同的版本。

　　一种版本是，顺治在二十四岁得天花而亡。另一种版本是，一天，顺治打坐时恍惚看见董小宛出现在五台山，于是他毅然放弃皇位来到五台山，建了三间草房，从此做了和尚，年仅二十四岁。他的第三子玄烨继位成为康熙皇帝后，传说曾几次以进香名义到五台山去见父皇，但顺治根本不与康熙相认。康熙无奈，在寺庙墙壁上题写了“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句，而后含泪辞别。

　　顺治的陵墓在清东陵，与他合葬的还有两位皇后，其中一位就是深得顺治宠爱的董鄂妃。董鄂妃死后被封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从充满赞美的封号上，不难看出顺治对她的感情之深。

　　后来，有人说董小宛就是顺治最喜欢的董鄂妃，那么董鄂妃与董小宛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呢？

　　董鄂妃不是董小宛

　　关于董小宛，《清史稿》和《明史》中都没有她的记载。民间虽有好事者的零星记载，如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都对董氏作了一些记载，但关于她的最权威史料当推其夫冒襄（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及《如皋冒氏严书》。

　　冒襄是江南“四大公子”之一，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在他的《影梅庵忆语》中，冒襄追忆了他和董小宛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以及他们婚后的生活。

　　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年)，他到南都(南京)参加科举考试。方以智、侯方域对董小宛赞不绝口，称她“才色为一时之冠”，在两人介绍下，冒襄得以求见董小宛。但是，第一次没能见到董小婉。第二次，冒襄看到董小宛在保姆的陪伴下沿着曲廊走来，不禁感叹：“香姿玉色，神韵天然。”而当时才十六岁的董小宛一句话也没说。

　　三年后，在朋友帮助下，特别是通过“八大名妓”之一的柳如是和赎买柳如是的钱谦益从中周旋担保，冒襄终于以三千两银子的代价将董小宛赎身。董小宛嫁给冒襄后来到江苏如皋的冒家水绘园，与冒襄一家过着平静的生活。但不久就赶上明末清初的乱世，冒襄一家四处逃亡、颠沛流离。在以后的五年里，冒襄大病三次，全靠董小宛悉心照顾才保住性命。然而劳累的生活最终吞噬了董小宛年轻的生命。根据冒辟疆在《如皋冒氏严书》中所说，小宛自明崇祯十五年，亦即1642年嫁给他为妾，两个共处九年，于顺治八年，亦即1651年去世，死时年仅二十八岁。顺治皇帝生于1638年，小宛死时顺治只有十三岁。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点：董小宛嫁给冒襄以后，两人就再没分开，而且董小宛是死于冒辟疆的家中。据时人记载，董小宛死后的葬处即为有名的影梅庵，所以董小宛也就不可能再到宫里成为顺治的妃子。

　　第二点：董小宛去世时，顺治才十三岁，应该还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孩童，不可能对一个比自己年长十五岁的女子爱得死去活来。再者，也与董鄂妃死于顺治二十四岁的记载不符。

　　通过以上两点我们可以推断，董小宛与深得顺治皇帝宠爱的董鄂妃，根本就是两个人。

　　那董鄂妃又是谁呢？

　　董鄂妃是谁

　　据《清史稿》记载，董鄂氏(即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董小宛去世那年，祖籍辽宁的董鄂氏已经年满十二岁。

　　董鄂氏在顺治十年入选秀女，被指配给襄亲王。第二年，董鄂氏与襄亲王成婚，那年董鄂氏十六岁，襄亲王十四岁。襄亲王名叫博穆博果尔，是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顺治的同父异母弟弟。

　　那么，董鄂氏又怎么会成为顺治的妃子呢？

　　据当时在宫中任职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笔记记载：“顺治皇帝对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事申斥他夫人时，竟被顺治闻知，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位军人于是因愤致死。顺治皇帝就将这位军人的夫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汤若望说的这位满籍军人，就是襄亲王。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襄亲王死时才十六岁。就在这年8月，顺治宣布立董鄂氏为妃。他让礼部挑选吉日举行典礼，并委派内大臣鳌拜前去告祭襄亲王，可能是因为顺治还是有些心虚吧！

　　董鄂氏入宫后，住在承乾宫。

　　顺治十三年八月董鄂氏被册立为贤妃，一个多月后顺治又准备立她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

　　册立典礼是在当年十二月初六举行的，这一年顺治十九岁，董鄂妃十八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了册立董鄂妃为皇贵妃的《诏书》。按常规，皇帝只有在册立皇后的大礼上，才会颁布诏书公告天下。董鄂妃享受到这种特殊礼遇，表明她得到了顺治不同寻常的宠爱。

　　董鄂氏入宫后，与顺治的感情与日俱增。顺治后来在《端敬皇后行状》中回忆，他下朝时董鄂妃总是亲自安排饮食，饭菜做好后更要先品尝。当他批阅奏章时，董鄂妃常陪伴在他身边。更难得的是，她时常劝说顺治，处理政务要服人心，审判案件要慎重。连宫女太监犯错误时，她也往往为他们说情。

　　顺治十四年四月初七，董鄂妃生下一个男孩，排行第四。随着新生儿的诞生，清朝后宫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残酷。

　　顺治有过两个皇后，都出自母亲孝庄皇太后家族。第一个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女，在顺治十年时被降为静妃；第二个皇后是孝庄的侄孙女，顺治仍想把她废掉。孝庄非常恼火，于是迁怒于顺治一心宠爱的董鄂妃。

　　董鄂妃即将生产时，孝庄搬到北京永定门外二十华里的南苑，这是专供皇家冬天狩猎阅兵的地方。董鄂妃生下皇子不久，孝庄便以自己身体欠安为由，令董鄂妃前往南苑伺候她。董鄂妃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前往南苑照顾孝庄，致使她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更为不幸的是，新生的孩子活了不到三百天就突然夭亡了。这对董鄂妃是致命的打击，从此她一病不起，在痛苦中挣扎了三年，终于在顺治十七年病逝于承乾宫。

　　董鄂妃的死，令顺治难过万分。董鄂妃死后两天，顺治追封她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并亲自撰写了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来悼念爱妻。

　　顺治送走爱妃后，就选择了净发出家。其实顺治并不是突然想出家的，据历史学家陈垣考证，顺治对佛教的启蒙始于一代高僧憨璞聪。顺治十年，这位高僧入宫，他对佛法的解释深深触动了顺治。

　　在憨璞聪推荐下，僧人玉林琇和茆溪森先后入宫讲授佛法。顺治开始信佛，法名“行痴”。这位行痴皇帝在爱妃火化后的当月，就请茆溪森为自己举行了净发仪式。

　　皇帝出家震惊朝野。孝庄将顺治的师父茆溪森绑起来，并架起干柴，要当众烧死他。就在这时，传来顺治决定蓄发留俗，不再出家的紧急口谕。

　　顺治没能当成和尚，三个月后，他在病中把身边的近侍吴良辅送到悯忠寺代替他削发为僧。五天后，顺治带着无限惆怅，在紫禁城养心殿闭上了眼睛，年仅二十四岁，死因是天花。顺治去世距董鄂妃病逝，仅隔三个多月。

　　董鄂妃的身世既已搞清，那么，我们可以断然否定董小宛与顺治皇帝的“生死恋”了。

　　中国历史上的黄帝时期是一个奇异的时代。虽然它只是一个传说时代，可是后世的人们都言之凿凿地记述这段历史，并且赋予了黄帝以及同时代人物亦神亦人的形象。黄帝以后又传了四世，一个比一个默默无闻，史书中只见名字，不见事迹。直到第六、七任君王尧帝和舜帝登场后，历史舞台又开始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起来，其中最热闹的就是“尧舜禅让”。在史学家以及儒家的笔下，“尧舜禅让”被描述成人类历史中最美好的景象，而尧舜两位主角则被美化得像两只雪白的羔羊。

　　尧为了方便考察舜，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他。结果证明舜是一个品德高尚、能力超群的人，于是尧就把治理天下的权力交给了他，自己退居一旁养老。这就是历史上流行的“尧舜禅让”的故事。

　　禅让是假话？

　　“尧舜禅让”虽然是一段妇孺皆知的远古时代的政治传说，但史书中开始有明确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已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期间时隔几千年，对于它的真实性当时就有人怀疑，而且历来说法不一。反对的意见一般有以下三种。

　　第一，畏劳说。

　　也就是“逃避劳动”的说法。有一些学者认为尧让位于舜没有那么神圣，只不过是尧不想再操那份心了，想找个人承担这份辛苦的职务罢了。

　　关于这个观点，韩非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尧在位之时，吃、住都很简陋，屋顶的茅草不整齐，房子的椽梁不雕饰，吃的是粗粮，咽的是野菜，冬天裹着兽皮，夏天披着葛布。生活比普通人还不如。例如，舜之后的禹即位后，也没有因为自己是帝王之尊就养尊处优，相反，他还经常亲自参加劳动，结果大腿被磨得没有成块的肌肉，小腿被磨得没有汗毛。所以，古代的让天下，只不过是当权者想远离奴隶般的辛苦，他们可不想自己辛苦一生，更不想把这份辛苦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庄子》《高士传》等书里就记载了尧让位不成功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

　　尧曾经想让位于当时一个名叫许由的高士，许由不接受，逃避到箕山之下隐居起来。后来，尧知道了许由的行踪，就派人召他当“九州长”，许由觉得这句话很脏，就跑到颍水之滨洗起耳朵。正洗着，另一个高士巢父牵牛来喝水。巢父问：“老兄，你在这里洗什么呀？”

　　“我洗耳朵。”

　　“洗耳朵！为什么？”

　　“刚才尧派人来请我去做九州长，这么脏的话，污染了我的耳朵，因而来洗一洗。”许由解释道。

　　“哎呀，老兄，你只顾洗干净你的耳朵，却没有想到这么脏的话洗到水里，把水污染了，牛怎么能喝呢？”巢父一边埋怨，一边气恼地把牛牵到远远的上游去喝水了。

　　尧还曾想“让天下”给州支父子，州支的父亲推辞道：“我刚好得了忧郁症，准备治病，哪有心情治理天下？”后来，舜又要把天下让给善卷，善卷马上拒绝了，而且还躲进深山老林里不见了踪影。

　　这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这慷慨的帝位赐予，看来这“禅让”似乎并不如儒家渲染得那么神圣庄严。

　　当然，根据史书的记载，“畏劳说”不并完全成立，至少不适用于尧让位于舜。因为《史记》等史书中明确记载，尧起初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只是因为手下人反对而作罢。

　　第二，拥戴说。

　　荀子、孟子等人是这种说法的拥戴者，他们认为天子职位最高，权势最大，尧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让位。

　　那么舜是怎样获得天下的呢？荀子说，他们是靠本身的道德来赢得人心的；孟子认为，那是靠上天的赐予和民众的拥护。也就是说，不管尧禅让与否，民众和诸侯一起拥戴，天下就必然是舜的了，后世只不过是粗浅地猜测和附会而已。后来舜的故事重演，禹也顺利地登上了帝位。

　　这种说法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可以想象，舜早期的孝行让他争取到了来自朝野的广泛认可。而后来三年的摄政，更让他凝聚了人气。这个时候，尧其实已经被架空了，而舜接位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种没有阻挠的“拥戴”，与几千年后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几乎如出一辙。

　　第三，篡夺说。

　　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极高，是“拥戴说”的后续，许多人认为，舜是直截了当地从尧的人手中夺了权，根本不存在禅让一说。

　　《史记》里有这样的记载：舜登上帝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改革：舜起用了尧在位时长期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八恺”、“八元”，历史上叫做“举十六相”——这显然是扶植亲信。与此同时，舜除掉了尧重用、信任的姒鲧、共工、三苗、驩兜，历史上叫做“去四凶”。舜赐给“四凶”的丑恶的绰号和不同的罪状是：

　　姒鲧——梼杌(罪状：治水无功)

　　共工——穷奇(罪状：淫辟)

　　三苗——饕餮(罪状：不遵王命)

　　驩兜——混沌（罪状没有记载）

　　梼杌、穷奇、饕餮、混沌都是古时候出了名的猛兽，多用来比喻恶人。

　　其实事情明白得很，他们的罪名不值一提，只不过是舜排除异己的借口而已。经人事重新安排之后，已被架空了的尧，其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支持这一观点的事实，还有尧的结局。

　　尧让位以后，本以为可以安享天年，因为他毕竟是舜的岳父。但当他交出权力后，舜并没有放过他，而是将他流放（史书记载是出巡），死于途中。

　　然而，死在旅途还是幸运的，《竹书纪年》等史书则确定地指出，尧不是死于旅途，而是被舜放逐到尧城（山东鄄城西北七公里故偃朱城）囚禁，跟他所有的儿子隔绝，最后死在那里。后来，舜还把尧的儿子流放到了丹水。因此《韩非子·说疑》篇里有这样的感叹：“古之所谓圣君明王，都不过是构党羽，聚巷族，逼上弑君，以求其利也。”意思是：古代的那些所谓的圣明君王，都不过是拉帮结派，谋杀君主，来谋求个人私利罢了！有人问他原因，他清楚地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这些都是人臣弑君的典型例子。在此，一个“逼”字，就道出了尧舜禅让的真相。

　　如果“篡夺说”成立的话，尧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于谋杀的帝王，而且沉冤千古。

　　值得一提的是，舜的结果比尧要惨得多。

　　根据史料记载，舜晚年也学尧将政权禅让给禹，然后起程南巡，那时候他已是近百岁高龄了，最后死于苍梧之野，埋葬在九嶷山。他的妻子娥皇、女英得知这个消息后，来到湖南一带，悲痛地抱着竹子，放声痛哭，眼泪滴到竹子上，留下了点点滴滴的斑痕，后人称这种竹子为“斑竹”，也叫“湘妃竹”。后来，两姐妹不愿苟活在这个世上，相继投湘水自尽。

　　舜的结局看起来跟尧如出一辙，却经不起推敲。试想，几千年前的苍梧一带是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既非知名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没有强邻劲敌，交出权力的舜实在没有南巡的理由。

　　再说，舜把首都建立在蒲坂，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县，与苍梧相距数千里，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需要几年时间才有一个来回。这对于当时已近百岁高龄的舜来说，即使有心视察也没有这个能力了。因此，舜南巡只有一个解释，即他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去的。

　　周公是我国政治史、文化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也是周朝开国之君周武王的弟弟。因其封地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称为周公。

　　历史上对周公旦的称赞是至高无上的。

　　首先是因为他曾两次帮助周武王东伐纣王，开创了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武王建立周王朝后不久就去世了，由他的儿子成王继位。由于周成王还未成年，周公担心四方诸侯会趁机危害周王朝，于是留在朝中辅政。在辅政期间，周公毫无篡位之心，虽然受到许多人的猜疑，他还是兢兢业业为周室劳心劳力。当成王成年后，他毫无怨言地把政权还给成王，令人敬仰。

　　其次，周公在辅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并制作礼乐，使天下大治。周公的这些政策将华夏民族的第一个文明社会形式推向了巅峰，为民族融合、政治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所制定的“礼乐行政”，讲究重伦理、轻逸乐、好俭朴、乐献身的君子风度和集体精神，对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开山的意义。正因为此，司马迁把周公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来学习仿效；孔子的儒家学派则把他树为后世为政者的典范，将他的人格奉为最高典范。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著名的《放言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此诗第一句说的就是周公没有篡位之心，却遭人诬陷之事。这些事迹在《史记》等正史中的有详细的记载。然而，在另外一些史书中则明确地记载：周公曾经称过王。

　　正史说：周公是个好大臣

　　《史记》等史书对周公摄政时的描述是这样的：

　　周公旦在老爹姬昌在世时，比其他兄弟表现得更孝顺，也更忠厚仁义。到哥哥武王即位后，周公又全力辅弼，武王九年东征盟津，以及十一年讨伐殷纣，军至牧野，周公都陪伴在武王左右，立下赫赫战功。周朝建立后，武王大封功臣、同姓及亲戚，周公被封于曲阜（今天的山东曲阜），称鲁公，但是周公没有去自己的封国，而是留在朝廷辅政。

　　周公对哥哥武王非常爱护。武王战胜殷纣的次年，正值统一天下的关键时刻，武王突然患重病。群臣恐惧，太公望和召公奭想占卜一下吉凶。周公说：“占卜可以，但不能让我们的先王太为难。”于是，他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抵押，设立三个祭坛，捧璧持圭，向先祖太王、王季、文王之灵祈祷。又命史官作册文祝告，大意是：如果三位先王欠上天一个儿子，请让我代替周王发吧，我甘愿替哥哥生病。我比周王发多才多艺，也更会侍奉鬼神。再说，周王发受命于天庭，如果让他活着，不但能使你们的子孙在人世安定地生活，诸位先王也能永享奉祀。现在我要通过占卜听命于先王，你们若能答应我的要求，我将会献上圭璧，听从你们的吩咐。你们若不答应，我就把圭璧收藏起来。”念完祝文后，他到三王祭坛前占卜，结果是吉象。史书说，第二天，武王“霍然痊愈”。占卜之事结束后，周公把册文收进柜中密封，告诫守柜者不许泄露。

　　周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周成王继位。成王当时还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看不起这个小王，发动动乱，于是就登位辅佐成王主持国家大权。

　　周公对国家、对成王简直好得没话说。有一次，成王病得厉害，周公很焦急，就剪了自己的指甲沉到大河里，对河神祈祷说：“成王还不懂事，有什么错都是我的。如果要死，就让我死吧。”祷告完后，也把祝告册文藏在秘府中。

　　史书还载，周公为了周王朝可谓鞠躬尽瘁。当他正洗头时，刚好有贤人来拜访，为了不怠慢天下贤人，他竟然握着还没洗完的头发去见客；有时候恰逢吃饭时，他也好几次把口中的食物吐出来，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这些事件就是成语“握发吐哺”的来源，后用来比喻礼贤下士，求才殷切。

　　周王辅政时，周王朝刚刚建立，还面临着许多不稳定因素，一方面商朝旧贵族们准备复辟；另一方面，周公辅政也引起了周室集团内部的矛盾。周公的另外两个兄弟管叔和蔡叔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就连姜尚、召公奭等贤臣也对他产生怀疑。周王室内哄让亡国的纣王之子武庚看到了机会，他趁机联合管叔、蔡叔等人谋反。结果，在姜尚的帮助下，周公最终平定了动乱。

　　周公辅政七年后，成王已经长大成人，于是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这时候，有人在成王面前说周公有意篡位，成王有点相信。周公为了避嫌，逃到楚地。不久，成王翻阅库府中收藏的文书，发现在自己生病时周公的祷辞，感动得眼泪直流，立即派人将周公迎回来。剧幕以皆大欢喜收场。

　　有人说：周公曾经称王

　　虽然按照《左传》《史记》《孟子》等主流史书的说法，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并无篡权的意思。但是，《礼记》《尚书》《荀子》《淮南子》《韩诗外传》等史籍中却有周公曾登上天子之位的句子。

　　近代人在对《尚书·大诰》和《尚书·康诰》进行多方考证后，也得出周公称王的结论。《大诰》是周公讨伐叛逆的三公之前所做的诰文，其中的第一人称作“王”，而这个“王”称周文王为“宁考”。由于“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所以这个“王”只能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而不可能是文王的孙子成王。再看《尚书·康诰》。有一种说法认为，《康诰》是成王假借周公之口所做的诰文，如果是这样，其中一句诰文就非常奇怪，这句话是：“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这里的“封”是指周公的同母弟弟康叔。问题是，如果其中的“王”是指成王，不可能称自己的叔叔为弟弟。可见，这个“王”应该是周公。

　　以上这些史料都指出一个可能，即周公确实曾经身居王位，行使王权，并非仅仅为后世文献所言，只是摄政。

　　那么，周公为什么要践位称王呢？

　　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安抚天下。武王死后，东方的平定大业还未完成，而当时成王幼弱，不足以担此重任。周公或许是考虑到如果自己不即王位，则诸侯会欺负成王年幼而反叛，先王未竟的事业将要落空，自己无脸见九泉之下的先王，于是暂时践位。属不得已而为之。《尚书·金縢》中就记载，周公曾对召公奭和太公姜尚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弗辟”意思就是“不掌握政权”。此外，武王在弥留之际，因为担心年幼的儿子无力治国，也曾有过传位周公的想法，但是周公表现得诚惶诚恐，“泣涕共手”，表示不能接受。上面这些记载表明周公本没有篡位的想法。

　　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篡位。有一些记载显示了这种可能性。先秦学者荀况在他的《荀子·儒效》中写道：“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偃然如固有之”。有学者认为这句应解释为：周公废除成王以继接武王的天下，并且就像江山原本就是他的。这看起来就是篡位。

　　《史记》中也有记载，当时外界盛传周公篡位，召公、太公也表示怀疑，于是周公向二人进行解释。召公、太公都是当时的大贤人，当然也是非常聪明的人，肯定不会人云亦云，无来由地怀疑周公。再说，管叔、蔡叔作为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兄弟，不太可能因为莫须有的猜测而被前朝余孽所策反，起而反周。以上种种或许可以说明，周公至少有过篡位的打算。周公后来之所以还政成王，是因为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周公的意料。

　　往事已矣，周公到底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光明正大地代理王政，还是有篡位的野心，耍尽阴谋诡计而不能得逞呢？这个问题已很难找到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周公对中国大一统作出过不朽的贡献，在王权至上的社会里，有能者居上位也并非是坏事。

　　纣王是商朝的亡国之君，他的名字并不叫纣，他的正式名字叫子辛，也叫帝辛。“纣”是后人硬加在他头上的丑恶谥号，“残义损善曰纣”，也就是指凶恶不义的意思。

　　在中国历史上，商纣王和夏朝的亡国之君桀一直都是暴君的代名词，我们多数人也都传承着这个观点。然而，历史上为纣王翻案的声音一直没有断过。孔子的弟子之一子贡就为纣王平过反，他说纣王的罪行不像史书所言那样夸张。清朝李慈铭也说，纣王的罪行比起后世的暴君，算不得什么。此外，毛泽东也为商纣王翻过案，他曾多次说过：“殷纣王很有本事，是个能文能武的人，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甚至有一位教授偏激地称：商纣王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被冠以“暴君”称号两千多年，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冤案”。

　　的确，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发现，纣王虽称不上功勋卓著，但将纣王的昏庸和残暴说成是史上之“最”，也是不合理的。

　　纣王的六宗罪

　　《尚书》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有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秦誓》和《牧誓》，其中开列了纣王的六条罪状：近女色，喜淫声，不敬鬼神，荒于国政，耽于饮酒，杀害忠臣。

　　纣王喜欢的美女，其中最有名的是妲己。史料和传说都认为，纣王对妲己言听计从，后来的恶事都是在妲己的撺掇下做的。在《封神榜》之类的神话小说中，妲己被描述成狐狸精附体，是一个陷害忠良、搅乱江山、荒淫风骚的“祸水”。

　　纣王的荒淫表现在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然后让男女裸体在肉林之间穿梭，他在旁边看着取乐。“酒池肉林”这个典故就来自于商纣王。

　　纣王还极度残忍，有两件事情为他留下千古恶名。

　　第一个，发明了炮烙之刑，即在一个空心（或不空的）铜柱底下架上柴火烧，令犯人行走在铜柱上，然后堕入火中活活烧死。这个酷刑是怎么来的呢？相传纣王和妲己在森林里郊游，恰逢阵雨过后，有一棵树被雷劈倒还在燃烧，但奇怪的是，却有很多蚂蚁从树的一端爬到另一端，受不了烫的蚂蚁便从树干上掉入火中。纣王只觉得蚂蚁笨，没什么好看的，妲己却从这一现象里想出了惨绝人寰的炮烙之刑。所以也有妲己发明这一酷刑的说法。

　　第二个，剖心杀比干。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忠直敢言，屡屡劝谏纣王。次数多了，商纣王动了杀机，有一次，比干又一次劝谏时，纣王说：“你自以为是圣人。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把他的心掏出来，让我看看是不是真的。”于是活剖比干，比干大骂而死。由于纣王昏庸至此，他身边很多大臣纷纷离开他。

　　不敬鬼神，这一罪名在今天看起来似乎不足以为罪名，但在当时，商人颇重迷信，敬鬼神是道德问题，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纣王的一个太师带着祭器投奔了周。古人看来，祭祀的礼器是神圣的，礼器丢了，这个国家也差不多完了。

　　在《封神榜》中，纣王不敬鬼神的事件更具体。有一次纣王去女娲娘娘庙祭祀，见娘娘的塑像美貌非常，于是在墙上提了一首轻薄之诗，结果惹恼了娘娘。于是，娘娘派出以狐狸精为首的三个妖精迷惑纣王，断了商朝的江山。

　　为纣王说句公道话

　　直到20世纪初，关于纣王的历史多数都是根据《尚书》中的记载编写的。后来，随着殷墟中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纣王有了接近真实面貌的评估。

　　首先，妲己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妲己是有苏氏之女，而有苏氏一族在商朝并未得势。纣王晚年热衷色、食是实，虐杀比干也确有记载，但把这些归因于妲己，明显不实。妲己的恶名是周人加上去的，目的是坐实纣王“唯妇人之言是听”的罪名。

　　其次，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广闻博见，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身材高大威猛，力大无穷，可以徒手和野兽搏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或许正是由于他的智慧超群，而且能言善辩，所以他不愿意听取臣子的忠言。这一点与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有些相似。荀子在《非相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明确表示，世间对纣王残暴的传说有夸大之嫌。

　　更奇怪的是，纣王的罪状跟夏王朝亡国之君桀的罪状如出一辙。当然也可能真是如此巧合，不过，炮烙酷刑是夏桀发明的，这在史书中已登记在案，后世的人又把他安在纣王身上，显然是宣传家们一时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由这一漏洞推论，纣王的“罪行”会不会很大一部分是后人硬加给他的？说不准。中国向有“胜者王侯败者寇”、“痛打落水狗”的说法和做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后朝之君与前朝之君不共戴天，后朝之君不会给前朝之君太好的褒扬，皆在理情之中。即便是英明大度如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颜面也篡改了历史。能够不给前朝之君抹黑，已经十分难得，客观公正的评价更是庶几难求。

　　况且，中国直到周王朝的第十任国王姬胡时期，才进入信史时代（即文字记载获得妥善的保存的时期），那么，处于半信史时代的周初，史料可信度有多高，实在难以估计。

　　纵使纣王的罪行都是事实，跟后代的君王比起来，似乎也称不上暴虐荒淫”得后无来者。远的不说，就说被后世视为仁德之君的周武王，在商纣王已自焚身亡之后，还要砍下他的脑袋悬挂在白旗上，同时还割下纣王的两个妃子苏妲己和有莘氏的脑袋示众，其手段之残忍已不输于纣王。

　　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在《论语》第十九章“子张篇”里，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意见：“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说，纣王的不好，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严重。子贡是公认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他的话明白地载在儒家经典中，应该不是随便乱说的。

　　子贡以后的数千年间，虽然“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使得真知不能广为世人所知，但也不乏后来者。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王建宫室，营酒池肉林，近女色，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行如出一辙，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史学家的恶意模仿。另一个宋朝学者李慈铭也认为，仅就史料而言，纣王的主要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与后世的暴君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过一段关于费仲劝告纣王的记载。费仲对纣王说：“西伯昌贤良，百姓都拥戴他，诸侯都依附他，必须把他杀掉，否则一定会成为殷商的祸害。”商纣王说：“你既然说他是一个贤良的诸侯，怎么可以杀呢？”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必定是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华美，一定踩在地上。现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他实行仁政，人们都归向他。终究会成为天下祸患的，难道不是西伯昌吗？臣下如果不用他的贤能为君主效忠，这样的臣子就非杀不可。况且君主诛杀臣下哪用得着那么多理由？”商纣王说：“仁义，是君上用来劝勉下面的人的。现在西伯昌是个好行仁义的人，杀他不合适。”费仲三次劝说，商纣王都不采用。

　　西伯昌即周文王。据《史记》记载，他继任西伯以后，遵循西周祖上贤者遗留下来的法度，敬老慈少，礼敬贤者，常常是忙到正午了也来不及吃上一顿饭，很得当时人的爱戴。作为一个新生代中的翘楚，自然吸引了许多贤人，当时一些对商王朝心怀不满的人如伯夷、叔齐、散宜生等都去投奔他。后来，一个名叫崇侯虎的人向纣王进谗，骗得纣王下令把西伯昌囚禁起来。上面所引韩非子的这段记载，当是发生在西伯被囚以后。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纣王尽管听取了崇侯虎的进言，但在大事上还是有分寸的，至少他没有听信费仲的建议，像夏桀杀关龙逄那样杀了西伯昌。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就不能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暴君。

　　客观地来看商纣王，这个帝王当然荒淫、暴虐、残酷，但也做了一点利在千秋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开拓了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当时这些地区生产力低下，小部落还处在原始社会，正向中原地区伸展，纣王的祖父、父亲都在步步退让。直到纣王时期，组织大规模军队与之对抗，最终平定东夷，打到长江下游，中原文化也随之传播到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一带，这为后来中国形成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创造了先决条件。然而，开疆拓土就要用兵，用兵就要消耗国力，就要征兵，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这是商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商朝灭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大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无法消化，结果被周武王乘虚而入，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国。

　　由此可见，纣王在历史上是个暴君、昏君，但有过也有功。

　　“尽信书不如无书”，面对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书还是多提几个疑问，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比较好。过去，将纣王说得“暴虐荒淫”是一种极端，如若只看见其功勋卓著，将是另一个极端。

　　秦始皇一直为后人诟骂，甚至连长相也被描述得极其阴险——“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但以常理而言，这种长相可能跟他少年时期在赵国颠沛流离，营养不良有关。秦始皇被世人误解的，不只是他的长相而已，还有他的真实为人。

　　秦始皇曾有“禅让”的念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用新的帝号，自称始皇帝，并规定继任者称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这是《史记》所记载的。但是自西汉起，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起初秦始皇曾经有过要用禅让制传位的念头。这似乎与人们心目中乖张、暴戾而且疑心病重的秦始皇扯不上边。然而，近现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个说法，因为确实有史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西汉刘向所著《说苑·至公》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召集群臣商议国家政权交接的事，他说：“古代有五帝禅让，又有三王代代相传，你们认为哪一种更好？我想采用最好的方法。”在场的博士都不说话，只有鲍白令之回答说：“如果以天下为公，就会禅位给贤能者；如果把天下当私家财产，则会在家族内代代相传。由此可知，五帝以天下为公，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道：“我的德性可比五帝，我将让天下人共管社稷，可是，谁能接替我呢？”鲍白令之毫不留情地说：“陛下行的是夏桀、商纣之道，却想学五帝让位于贤者，这不是陛下你所能做的事。”泰始皇帝闻听此言大怒，道：“令之你往前站！你凭什么说我行桀、纣之道？如果说得通则罢了，如果说不通你就别想活了。”令之不紧不慢地说：“陛下你大兴土木，后宫女人数百，倡优过千。为了自己的享受，耗尽天下民力。你还偏驳自私，不能推己及人。陛下你还说自己的功德压过一切君主。以你这样的德性怎么能和五帝比，你又怎么有资格管天下呢？”一席话说得始皇面有惭色，过了很久才说：“令之所言，是让我当众出丑啊。”于是罢谋，自此再也不提禅让了。

　　在上面这段话中，秦始皇起初自比于五帝，打算仿效他们以禅让的形式传递王位。“五帝”在历史上有三种常见说法，一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见《世本》；第二种说法是太白皋、炎帝、黄帝、少白皋、颛顼——见《礼记·月令》；第三种说法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见孔安国《尚书序》。三皇五帝在历史上被奉为德性的最高典范，当时参加会议的博士们可能都认为秦始皇比不上五帝，又不敢说，于是集体沉默，只有鲍白令之出言将秦始皇斥责了一番，秦始皇才因此取消了原来的想法而“无禅意”。

　　对于《说苑》中的这段记载，过去人们一般都不大相信，大概是因为人们对《史记》的绝对信任。此事在《史记》中没有记载，而《史记》不记的内容，后世学者们往往会不予以承认。再说，说那个赫赫有名的专制暴君秦始皇有禅让思想，像是天方夜谭。所以《说苑·至公》的这段材料，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人们重视。

　　然而，我们若将《说苑》中的这段资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有关内容相对照的话，就可以发现，两者在某些方面是相吻合的。而且，按照当时的客观事实，此事也是可能发生的。

　　首先是博士议政的说法一致。

　　秦始皇时期曾设置很多博士官以充当顾问。凡朝廷要制定或要实施某些重要政策之前，往往先叫博士们或臣僚们加以讨论，最后由秦始皇斟酌参考，决定是否执行。用什么方式传王位是有关秦王朝当局加强政权建设、巩固统治利益的大事，所以秦始皇自然要召博士们来议论—番。这一点在《说苑》和《史记》中都有记载。只是接下来，两本书有了分歧，《说苑》提出“禅让”的说法，但没有了下文，而《史记》则根本没有“禅让”的记载。联系到秦始皇后来“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打算，人们选择相信《史记》。不过，看历史不应该只看一家所言。《史记》本身孤证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少，所以以它作为评判其他史书的标准难免有失偏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让后人对《说苑》的记载产生怀疑，那就是，《说苑》的作者刘向是王莽的得力助手，而王莽是假借“禅让”篡位的。当时刘向为了给王莽篡位造势，不惜篡改前史，特意制造了新五行学说，这种行为难免让后人对他的人品产生质疑，也会自然地想到刘向这段文字是为王莽造势用的。

　　实际上，秦始皇有禅让思想是有可能的。战国时曾一度流行“让贤”说，很多人不但深信尧舜禅让是真事，而且还有人效而行之。魏惠王曾打算让位给惠施、秦孝公想要让位给商鞅，燕王哙则是真真实实地让位给予之。虽说“禅让”之说是儒家吹捧的，而秦国向来崇尚法家思想，但是其统治者也难免受到影响。

　　秦始皇成功地统一全国，认为自己的功德足以压倒一切帝王，应该与尧、舜等古圣贤王在一个高度，所以极有可能想搞一番行禅让的举动，以显扬美名。这或许只是作秀，却是有可能发生的。刘向虽然有过劣迹，但《说苑》中的记载也不可能完成是无中生有的荒诞之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苑·至公》中这篇记载可以作为《史记》的补充资料，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那么，如此有参考价值且甚为重要的材料为什么会长期被人们忽视和否认呢？总结一下，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尧舜历来是人君的典范，而秦始皇则向来是被唾骂的暴君，特别是在西汉初期，人们对秦始皇的残暴、苛政耳闻目见，认为秦始皇不配与尧舜相提并论，因此不愿意讲述秦始皇欲仿尧舜行禅让这件事，史料难免不完善。司马迁是汉初人，一来不能免俗，二来作为治史严谨的他，在资料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记此事也是可能的。

　　其二，人们对《史记》的可靠性过分迷信。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其内容往往是史家们、学者们考证史事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权威性材料。汉代一流学者、史学家班固在所著的《汉书·司马迁传》中评价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基本上是学术界评价《史记》的主流态度。再加上有关秦始皇的事迹多见于《史记》，其他的书籍记载甚少。因此很自然地，《史记》中这部分内容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最高标准。

　　其三，人们对《说苑》的史料价值认识不够。《说苑》—般被看做是杂史，其史料价值及学术地位大大低于《史记》。但这并不能说它的材料就不可信，也不能因为与《史记》相左就完全摒弃其他材料了。

　　一方面，秦始皇一生事迹颇多，司马迁在有限的篇幅中有遗漏或忽略，甚至是有意识地不记，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说苑》是刘向根据朝廷秘藏档案、书籍写成，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已散佚，只在《说苑》中保留了一点遗文琐语。从这方面讲，《说苑》的确值得珍视了。再者说，刘向所处的西汉与秦始皇时代相距不远，西汉人所记述的秦始皇事迹该不会有太大的走样与讹误。加上西汉后期的人对秦始皇已不像汉初人那样憎恨，不会排斥在一定的场合下提及并且认可秦始皇的某些具有善行性质的行为。刘向或许正是掌握了这则资料，并且在编撰《说苑》时用上了。

　　秦始皇真的想过禅让吗？《说苑》中的内容是司马迁写史时所遗漏或有意不用的内容吗？由于还没有更多的证据加以论证，还无法确定最终的答案，但是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应该给秦始皇的人品作一个新的评价，所谓的专制暴君竟还有如此深明大义的事迹。

　　只“焚书”未“坑儒”

　　对于秦始皇的为人，无论是贬是褒，大家似乎都有一个共识，即这位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焚书坑儒”，大开杀戒，一次就活埋了四百多位儒生。然而，对于秦始皇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事件，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秦始皇并未坑儒，他坑的是一些江湖术士。那么，秦始皇坑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关于“焚书坑儒”，《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秦始皇建立政权以后，视天下苍生为刍狗，贪婪暴虐，滥施刑罚，弄得民不聊生。特别是他为了控制思想，听从丞相李斯的建议，尽烧天下之书，引起了读书人的强烈不满。

　　当时有两个为始皇求长生药的人，一个姓侯，一个姓卢，两个人私下议论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因为灭了诸侯，统一了天下，就以为自古以来的圣贤谁也比不上他。他高高在上，听不到批评之声，日益骄横；官员们为了讨好他，只能战战兢兢地说谎欺瞒。他还颁布法律，规定方士之术不灵就要被处死。如今大家因为畏惧，谁也不敢指出始皇之过，致使天下之事无论大小皆取决于皇帝。他竟然还用秤来称量大臣们的上疏，如果大臣们每天呈上的疏奏（竹简）不足一百二十斤，就不让休息。像这种贪权专断的人，我们不能为他求长生不死之药。”

　　于是，二人脚底抹油，跑了。

　　秦始皇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又因为有人举报咸阳的诸生中有人妖言惑众，扰乱老百姓的思想，于是，始皇下令逮捕了一些散布“妖言”的读书人，并且严刑拷打，令其互相检举揭发，有四百六十多名儒生被牵连进来。秦始皇一声令下，这四百多号人遂被活埋于咸阳。这就是发生于前212年的“坑儒”事件。

　　关于坑儒之事还有一种说法：由于秦始皇把文字统一为大篆和隶字，引起国人的诽谤怨恨。考虑到识字最多的是儒生，为了防止他们带着天下人闹事，秦始皇决定对儒生下手。他先是广召儒士书生到咸阳当郎官，共召到七百余人，然后密令亲信在骊山硎谷的温暖向阳之处种瓜。瓜成熟之时正值冬天，他又指使人上奏：“骊山竟然冬天长出瓜来了！”秦始皇假装不相信，令诸生前去察看。诸生到谷中之后，正在辩论不休之时，忽然四面土石俱下，所有的人都被压死了。

　　骊山硎谷后来又叫“坑儒谷”，在汉代，这里叫“愍儒乡”。有人考证，坑儒谷在今陕西省临潼西南部五里处，是一个狭长幽深的山谷，地况很符合这个记载。

　　“骊山坑儒”说仅见于东汉初年卫宏作的《诏定古文尚书序》，而且也没有注明出处。因此有人认为，骊山坑儒其实就是咸阳坑儒的误记。但是，卫宏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的著名学者，治学严谨，以他的治学态度，应该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错。况且，《史记》记载的秦始皇咸阳坑生，与卫宏所记骊山坑儒在地点、人数、坑埋方式上都不同。所以，有人认为，如果卫宏和司马迁的记载都是真的，那么秦始皇至少坑过二次儒。

　　需要注意的是，《史记》中提到这段时，用的是“诸生”而非“儒生”。而“坑儒”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的典籍中，此时距秦始皇死后已经一百多年。

　　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汉武帝的财政管家桑弘羊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发表了一通宏论，大意是，儒生们只知夸夸其谈而不切实际，表里不一，就像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祸害。鲁国国君将孔丘驱逐，弃之不用，就因为他首鼠两端，貌似圆滑其实迂腐，并没有切合实际的主张。基于同样的道理，秦始皇才烧掉儒生们的著作而使其言论不得传播，宁愿将他们活埋也不任用。（见《盐铁论》）之后，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明确地提出秦始皇“坑杀儒士”。此后，《史记》中所说的“诸生”渐渐演变成“儒生”。

　　魏晋时期，伪书《古文尚书》中有篇“孔安国序”，序中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这大概是“焚书坑儒”一词的最早出处。这一说法被后世广泛引用，流传至今。

　　还原真相

　　先来说“焚书”。

　　焚书源于周青臣与淳于越的一段论争。

　　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为了庆贺秦王朝修筑长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阳皇宫里大宴群臣。

　　有一个名叫周青臣的仆射借给皇帝敬酒的机会称颂始皇说：“以前，秦国很小，地不过千里，亏得陛下你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接着，他又大赞郡县制，说秦始皇改诸侯分封制为郡县制，使国家无战争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从古至今没人能比。

　　周青臣的话虽然不无阿谀奉承的成分，但陈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事实。不料，却引起了一个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满。

　　淳于越一向主张厚古薄今，认为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当代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当他听周青臣赞美郡县制，贬低分封制时，奋然而起说：“我听说商周时代都因分封子弟而传国近千年，因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让他们与国君互相照应。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却不分封子弟以作呼应，倘若出现像篡夺齐国政权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将何以应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这一点，反倒当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于越与周青臣并无过节，这场争论纯属观点之争，也有文人相轻的味道，本不应该产生什么实质的后果。不料此时丞相李斯却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李斯说：“三皇五帝治国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这是因为他们能根据天下大势，来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愚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于越拿三皇五帝来举例，这值得去效法吗？那时候诸侯相争，大家都想招徕天下的读书人，现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国，老百姓致力农工业，知识分子要学习法律，这才是正道。现在这些儒生不从当下出发，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说现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劝皇上：过去天下大乱，各执一词，才有诸侯并起，都借着古代说事儿，花言巧语没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乱七八糟的学术，而不是国家的制度。如果皇上统一天下，应该统一思想……臣请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写的历史都烧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职责，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都让地方官烧毁……”

　　李斯啰里啰嗦说了许多，中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为此，他建议烧书，而且要以严厉的措施去执行。

　　注意，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历史著作，并没有建议秦始皇连儒家的《诗经》《书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部都烧掉。

　　另外，在《史记·李斯传》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马迁转引李斯的话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李斯对于那些诗书百家语，仅用了一个“去”字，并没有肯定地要“烧”。紧接着这段话还有一句：“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注意这里是“收”而不是“烧”。

　　结合以上三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并没有烧，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权和相应的政府官员收藏，目的是为了“愚百姓”，而不是为了损毁。

　　《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一段记载也可以证明秦始皇并没有烧书。这种记载是：“何(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意思是说，当初刘邦军队攻下咸阳城后，萧何先行没收了秦朝丞相、御史所藏的律令、图书；后来，刘邦坐了天下后，从这些图书中获得了天下要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等等资料。

　　从这段话中中不难看出，秦始皇只不过下令收缴民间图书，藏在官府和学官之手，并没有将它们烧了，至少没有全烧了。否则，萧何收什么？汉代又怎么可能“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烧掉前代所著史书，无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应该一分为二，对于“烧尽天下书”这样的误解，还是应该澄清的。其实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书都烧了，上层建筑也就全完了，统治的基础同样会受到极大的动摇，他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如果说“焚书”不是烧尽所有的书，那么，“坑儒”又是否真的是“坑杀儒生”呢？也不完全是。

　　“坑儒”一事缘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这一天，嬴政驾幸梁山宫，随行的人马车骑甚众。把酒临风，驻足山顶时，秦始皇偶一抬头，发现丞相的随从很多，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当时秦朝的丞相设左右两名，分别是李斯和冯去疾，不知超标的是哪位。这一细微的举动被随侍在侧的一个中贵人(宦官)发现了，这个中贵人与超标的这位丞相是朋友，就将皇帝对他的车骑过多似有不满这一情况泄露了出去。

　　几天以后，秦始皇不知道如何听说了此事，于是大起诏狱，把当时在身旁的中贵人全部处死，弄得人人自危。随后就发生了侯生和卢生逃跑，四百多人被迁怒而丧命的事。

　　这杀死的四百六十多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自西汉以后，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儒生。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叙及这段史实，原文是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术士不等同于儒生。术士者，方士也，是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如秦始皇时“入海求仙”的徐福，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见李夫人的齐人少翁，等等。

　　再者说，骗秦始皇钱财“以巨万计”的是方士，如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以及诽谤秦始皇并逃跑的侯生、卢生，秦始皇为什么要拿儒生泄愤呢？退一步说，即使侯生、卢生是儒生，秦始皇也不会放过骗走他钱财的方术之士而单单去惩治儒生。换言之，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秦始皇当年坑杀的都是儒生。

　　人们之所以认为秦始皇坑的是“儒”，有一个理由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所坑者为“生”，而司马迁在《史记》索引中的说“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所以，“生”即“儒者”。其实，这明显是断章取义，因为汉代以前，方术之士也可以叫生，如《史记》中有载的安期生就是著名的术士。所以，秦代的“生”不完全是儒生。况且，“坑儒”是秦始皇去世一百多后才出现的说法，于是有人认为，“坑儒”应是西汉文人出于对秦始皇暴政的愤怒，而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如章太炎、顾颉刚等人，就认为秦始皇并没有坑过儒，他坑的其实是“方士”。

　　至于“骊山坑儒”的历史记载，由于是个孤证，所以尚不能作为定论。

　　方士中可能有儒生

　　前面虽然论证了秦始皇并没有专门坑儒，但是所坑的“生”中，是否有一部分是儒生或准儒生呢？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秦始皇“焚书坑生”之后，其长子扶苏谏道：“如今天下初定，远方的人民未必心服。这些儒生（原文是“诸生”）都是学习孔子的，陛下这么严厉地惩罚他们，我怕天下百姓因此而恐惧不安。请皇上明察。”秦始皇闻谏大怒，把扶苏赶到遥远的北方边境，让他当蒙恬的监军去了。此举，导致了后来的沙丘之变。

　　司马迁在记载秦始皇咸阳坑生一事时，只是笼统地说“诸生”或者“术士”，扶苏在进谏时，则把“诸生”的意思解释得非常明白：“诸生皆诵法孔子。”——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徒子徒孙自然就是儒生。

　　为什么同一本书记述如此混乱呢？可能是因为秦始皇喜鬼神之事，派人到处求仙药，于是有一些儒生便投其所好，混进术士的队伍，本想借此博取功名利禄，不想却被秦始皇所坑，所以司马迁才说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另外，方术之士多数也是读书人，可算是准儒生。更何况，一旦杀戮就可能伤及无辜，这些被坑的“生”中难免会有一些被错杀的儒生。

　　秦始皇“坑生”的行为对秦王朝的打击是巨大的。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对当时人们研习“六艺”是个致命打击。陈胜吴广起义之时，山东一带的儒生毅然参加义军，孔子的八代孙孔鲋还做了陈胜的博士，后来与陈胜一起遇难。陈胜能够在一个月内就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些儒生功不可没。

　　按理说，儒生应该是最维护君臣纲纪的一批人，此时却纷纷跟随陈胜造反，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焚诗书”式的文化专制政策剥夺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权利，使他们无以为生，忍无可忍之下走上武装反抗之路。同时也应该与一部分儒生被杀有关。试想，假如秦始皇坑杀的都是些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方术之士，不会对儒生们产生那么沉重的打击，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不会那么恶劣。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唐代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成了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的证据。《史记》上似乎也说得明确：“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寝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然而，项羽真的烧了富丽堂皇的阿房宫了吗？抑或只是历史学家的一厢情愿的想像呢？这段众人皆知的火烧阿房宫历史，直到两千年后才有了逆转性的结论。

　　惊人的考古发现

　　阿房宫建于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位置在渭河以南的上林苑中。它位于今陕西西安市以西十三公里处，与秦都咸阳隔渭河相望。阿房宫的工程非常浩大，秦始皇在位时只建成一座前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光这座前殿的规模就大得惊人，“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续修建。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写道：“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足见阿房宫之宏大。

　　按照今天的度量计算，阿房宫占地面积达八万平方米，容纳万人自然绰绰有余了。相传，阿房宫大小殿堂七百余所，一天之中，各殿的气候都不尽相同。宫中珍宝堆积如山，美女成千上万。如今，在陕西西安西郊三桥镇以南，还保存着面积约六十万平方米的阿房宫遗址。可见，阿房宫宫殿之多、建筑面积之广、规模之宏大，它是世界建筑史上无与伦比的宫殿建筑。

　　2002年，中国考古工作者组建了阿房宫考古工作队，他们试图从这座被累累黄土尘封了两千多年的遗迹中，找到那一片被大火焚毁的宫殿。然而，挖掘的结果却出乎人们的意料——阿房宫并没有被火烧的痕迹！

　　会不会因为两千多年过去了，无数次风霜雨雪的侵袭，已经把大火留下的痕迹抹去了呢？不是。有例子作参考。汉代长乐宫曾经是西汉首都长安城中最为华美的宫殿之一，是汉武帝母亲的居所。相传两千多年前，年幼的阿娇就在这里遇到了同样年幼的汉武帝刘彻，成就了“金屋藏娇”这段千古佳话。东汉末年，长乐宫被焚毁，火烧过的痕迹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阿房宫与汉代长乐宫的建筑年代相差并不遥远，如果同样是被烧毁，为什么看起来如此不同呢？只能有一个可能：阿房宫并未被项羽烧毁。

　　“阿房宫根本就没有被烧过”，这一论点引发了中国考古界的争论。有人指出：是不是考古队把地点搞错了。考古队认为没有错。根据史书记载，为了修建阿房宫，秦始皇曾经请来众多术士，寻找咸阳附近的风水宝地，最后他认为在周朝两个都城之间的地方最为合适。考古队发掘的位置正在此范围内，而这个地点也是前人广泛认可的。

　　《史记》错了？

　　如果承认阿房宫没有被烧过，那么是不是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为最佳历史典籍的《史记》错了？这种可能是有的。当初人们破译殷商历史的时候，也碰到过相似的情况。据《史记》记载，殷商拥有近千年的统治，这使它成为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然而根据人们的考古发现，商灭亡的时代比司马迁所记述的早得多，这其中的谬误足足有五百多年。

　　这一次在阿房宫的问题上，《史记》会不会也发生了错误呢？

　　经过仔细分析史料，发现《史记》中并没有记载项羽放火焚烧阿房宫，而是说项羽火烧秦都咸阳的宫殿建筑。《史记·项羽本纪》中说：“（项羽）遂屠咸阳，烧其宫室……”、“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这一记载已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史记》中所说的“宫室”，是被火烧过的秦都咸阳宫和其他秦朝宫室，而不是地处渭河以南的上林苑中的阿房宫。是后人误会，把它说成是阿房宫。

　　明确地提出阿房宫被大火焚毁过的人，最著名的要算唐代的大诗人杜牧，今天的人们坚持说考古队有误的结论，也多是以他的《阿房宫赋》为依据。有人认为，杜牧是个文学家，他虚构出火烧阿房宫的事件，或许是为了达到以古讽今的目的。不过，仅以杜牧是文学家为理由，就证实考古队的观点，显然也是不够的。所以项羽是否烧过阿房宫还有待考证。

　　争论虽然还存在，但到了2004年初，考古界已基本一致认为“阿房宫没有烧过”。

　　既然都说阿房宫没烧，那让人费解的是，项羽既然烧了咸阳宫，兵马俑等秦代瑰宝，又为什么会独独放过阿房宫呢？考古队抛出爆炸性的观点——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成！因为考古中发现了三个疑点。

　　疑点一：2003年底，阿房宫考古队在阿房宫遗址的北墙上发现了大量的汉代瓦片。汉代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秦代的建筑上呢？难道阿房宫一直沿用到汉代，这些瓦片是修缮时所为吗？

　　疑点二：阿房宫前殿遗址是迄今所知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宫殿夯土台基基址。仅就前殿五十四万多平方米的台基来看，这样规模的建筑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另外，从秦始皇晚期至秦二世，再到秦王子婴的全部政治活动，都是在咸阳宫或望夷宫举行的，而从未提到过阿房宫。

　　疑点三：阿房宫存在与否的铁证只能是当时的文字记述或实物。然而，迄今没发现任何实物例证。如果宫殿建成，无论怎样焚毁，都应像秦咸阳宫遗址那样，有一米多厚的瓦砾堆积遗存，而阿房宫遗址没有。况且，如果宫殿建成，金银财宝会被洗劫，怎么可能连一个破碗都没有遗存呢？

　　同时，文献资料也透露出阿房宫并没有建成的信息。《史记》里说：秦二世即位时，阿房宫“室堂未就”，因始皇崩，阿房宫被迫停工，将七十万劳力全赶去修秦陵。等到这年四月“复作阿房宫”，七月陈胜吴广就起义了。如此短的时间内显然建不成阿房宫。

　　至于杜牧那篇声情并茂的《阿房宫赋》，考古队认为，那可能是他根据生平所见过的宫殿想象出来的。而明代以后出现的阿房宫图，则是以杜牧的想象为基础的。

　　事实上，历史上早就有人指出过阿房宫前殿没有建成，关于其规模的描述都是图纸上而非实际上的。南宋程大昌就在《雍录》中写道：“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后两句的意思是：那是设计的模型，希望达到这种样子，事实上并没有付诸实施。可惜的是，这种声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至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断定，在历史之中，阿房宫没有建成，更没有被烧毁过，它只是秦始皇一个未竟的梦想。虽然它在历史上未曾建成，但那个前所未有的美丽与奢华的设计梦想，让它获得了“天下第一宫”的盛名，同时也让它成为一座骂名昭著的宫殿。阿房宫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早已深入人心。

　　在楚汉相争的历史大决战中，韩信叱咤风云、纵横捭阖，谱就了辉煌的历史篇章。然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位旷世名将，最终因“谋反”之罪横遭杀戮，死非其所，实堪哀伤。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瞻仰韩信庙时的感慨：“将略兵机命世雄，仓皇钟室叹良弓！”

　　古往今来，许多人认为韩信并未谋反，这是刘邦、吕后制造的一大冤案，是谋杀。那么，韩信是谋反还是被谋杀？又是如何被谋杀的呢？

　　社会经验等于零

　　韩信是西汉开国功臣，其军事才能在太史公如椽巨笔的描述下，早已为世人熟知。作为军事家，韩信是继孙武、白起之后，最为卓越的军事将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兵，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善于灵活用兵的军事家。他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军事典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背水为营”“拔帜易帜”“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等。而他指挥的陈仓之战、安邑之战、井陉之战、潍水之战、垓下之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都是战争史上的杰作；作为战略家，他在拜将时的言论，成为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方略；作为统帅，他自出山起，“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见《史记》），天下莫敢与之争锋，其卓著战绩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观。

　　然而，韩信虽然是个军事天才，但他在政治斗争上几乎等同于白痴。

　　韩信早早丧了双亲，家道贫寒，因生计无着，常食不果腹。曾“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就是去蹭饭，甚至蹭到一位以洗衣服为生的老妇人漂母那里。结果亭长家讨厌他，每次都故意提前吃饭时间，让韩信扑个空。漂母起初一直给他饭吃，最终也忍不住批评他无所作为。

　　他还时常遭到同乡地痞流氓的欺辱。韩信之所以总被流氓欺负，虽与他孤苦无依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太特立独行了。韩信从小熟读兵书，学成后总觉得自己是大将之才，常常挎着把剑四处招摇。这种特立独行的装扮难免会让那群流氓产生好奇，不免想试试他是否与他的那副很酷的装扮相符。韩信兵书读得多，体力难免不及乡民，更流行的说法是，韩信不屑于与宵小之辈争斗而误了大志，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信钻了一个流氓的裤裆，后人称之为“胯下之辱”。

　　项羽与刘邦纷纷揭竿而起反秦后，韩信先是投奔了项羽，项羽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军事天才，只让他当了一个小小的粮库站长。韩信当然认为自己的才能不至于干这个，于是又跑去了刘邦那里。结果，刘邦也没有看上他。倒是刘邦手下的萧何发现此人是个天才，多次向刘邦举荐，刘邦勉强给了他个小官做。

　　楚汉战争前期，刘邦总是失败，汉军中的许多人不看好他，都逃跑了。韩信也逃跑了，却被萧何追了回来。“萧何月下追韩信”讲的就是这段。刘邦在萧何的建议下任韩信为将，韩信正式登上了楚汉战争的舞台。

　　韩信被起用后，其展现的军事才华令人瞠目结舌。刘邦对韩信生出相见恨晚之意，对他言听计用。因此，韩信对刘邦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在刘邦为其提供的宏大舞台上运筹帷幄，自由驰骋，恣意挥洒其军事才情。

　　在刘邦与项羽两军对垒的严峻关头，韩信握有可与刘邦、项羽三足鼎立的实力。所以，项羽派武涉游说韩信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韩信不为所动，他在拒绝武涉时，说出了肺腑之言：“想当年，我投奔项王帐下时，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守卫）。项王对我言不听，计不用，因此我才弃楚而投奔汉王刘邦。汉王对我十分器重，授我上将军印，交给我数万兵将，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把自己的食物给我吃，对我言听计用，我才有如今的成就。他对我如此信任，如果我背叛他会招来报应的。所以，你也别劝了，就算我死了也不会背叛汉王！”

　　当时齐国有一个著名的辩士蒯通，也来游说韩信。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分析利害关系，两次奉劝韩信反叛，并向他指出继续听命于刘邦的危险性，“韩信犹豫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意思是说韩信有些心动，但仍然不忍心背叛刘邦，又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刘邦不可能对他怎么样，所以最终还是拒绝了蒯通的劝说。

　　韩信被刘邦重用四年后，也就是前202年末，韩信率各路汉军约四十万大军，在垓下(安徽灵壁东南)将项羽的十万兵马团团包围。入夜，韩信令汉军四面唱起楚歌，终使楚军丧失斗志，被汉军一举聚歼灭。项羽仅带二十八人冲出重围，逃至乌江，又被韩信的部队追击，项羽吟颂了著名的《垓下歌》后，挥剑自刎，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结束。

　　韩信为汉王朝的建立所作的贡献是决定性的，司马光就认为：“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韩信之功也。”然而，楚汉战争结束后，韩信的不幸也来临了。垓下之战结束后，刘邦还至定陶，只带了几个随从，在韩信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冲进他的军营，把韩信的官印和兵符全都收缴。韩信一下就成了光杆司令。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邦对帮助他得到天下的功臣，猜忌心很重，韩信功高至伟，尤其被猜忌。

　　被夺印后的第二年，刘邦大封功臣，把韩信封为楚王，理由是，那里是你的家乡，你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但并没有给他任何兵。此时，韩信成了没有牙齿的老虎，只能听从刘邦的摆布。

　　谋反之谜

　　韩信在楚王位上只待了四个月，朝廷就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刘邦急急召见群臣，说：“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要谋反，怎么办？”

　　这个告密者到底是谁，《史记》中没有说，只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当时韩信已经是个光杆司令，假如是刘邦想收拾韩信，直接动手即可，没有必要采用欺诈的手法。所以，可以断定，这个告密者是存在的，而且摸透了刘邦的心理。韩信与刘邦并非心心相印，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被项羽围困固陵，急切希望韩信来解救。但韩信却趁火打劫，向刘邦讨要自己刚攻占下来的齐地，而且要封他为齐王。起初刘邦不肯，但因为保命要紧，再加上手下人的劝说，最终咬着牙让韩信做了齐王，但是心里一定记着这个仇。所以，即使韩信没有造反之意，由于偏见，刘邦也会相信韩信要造反。大臣们都认为告密属实，所以异口同声地骂道：“亟发兵，坑竖子耳！”翻译过来就是：“赶快派兵攻打，活埋了那个王八蛋！”但是考虑到韩信是个打仗的天才，刘邦的臣子中没有与之对抗的人物，于是刘邦最终采取了陈平的调虎离山之计：刘邦假装巡视云梦（今湖北江陵一带），把韩信诓去，然后只用一个壮士就能生擒他。

　　韩信收到消息后，意识到刘邦来者不善。他左思右想，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最后想到了自己的老乡，曾经追随项羽的大将钟离昧身上。

　　当年项羽自杀，钟离昧并没有陪项羽共赴黄泉，而是逃到楚地，投奔好朋友韩信。在此期间，刘邦曾通缉过钟离昧，但一直毫无线索。韩信认为，大概是有人告密，捅出了此事。韩信有点后悔当时收留钟离昧了。这时有人建议韩信杀了钟离眛去谒见高祖，高祖必定高兴，也就不用担心祸患了。韩信思之再三，当面与钟离眛商议此事，钟离眛说：“刘邦之所以不攻打楚国，是因为我在你这里，如果想逮捕我去讨好刘邦，我今天死，随后亡的定是你韩信。”说完钟离昧自杀而亡。据说钟离昧自杀前，说韩信：“你真不是一个仁厚之人！”这件事说明韩信并不是一个好朋友，但也说明，他在当时没有背叛刘邦的念头。

　　不过，韩信想错了。当他提着钟离昧的首级见到刘邦时，还没来得及解释，就被刘邦命武士绑了起来，放在随从皇帝后面的副车上，启程回临时国都洛阳。韩信被绑后，长叹道：“果然像人们说的那样，'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当然应该被烹了。”刘邦不想让人当作是这样的人，他争辩道：“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抓你。是因为有人告密，说你要谋反。”韩信听了，也不多辩，任其缚绑。

　　回到洛阳，刘邦思来想去，认为韩信谋反并无实据，再说韩信就算有谋反的念头，但毕竟功大于过，于是只把他贬为淮阴侯，让他住在长安，软禁在自己身边。

　　韩信无故被贬，自然牢骚满腹，常常称病不朝。他自视甚高，认为和绛侯周勃、颖阳侯灌婴等处在同等地位是羞耻的事。一次韩信去拜访樊哙，樊哙行跪拜礼恭迎恭送，并说：“大王竟肯光临臣下家门，真是臣下的荣耀。”韩信出门后，怅然叹道：“我这辈子居然同樊哙等同列！”刘邦当然明白韩信这是心中不服，但也没有采取措施，对他的软对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又有告密者告发了韩信。这一次，告密者留下了姓名，这个人叫栾说。

　　在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了韩信“谋反”的故事：阳夏侯陈豨被封为巨鹿郡郡守，前来向韩信辞行。韩信支开左右，与陈豨在庭院里散步。他拉着陈豨的手仰天长叹道：“你可以同我说知心话吗？我有话想同你讲。”陈豨也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他表示“唯将军令之”。韩信说：“你所管辖的地方，是屯聚天下精兵的地方，而你又是陛下亲信宠爱的臣子，若有人说你谋反，陛下一定不相信；如果再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就会产生怀疑；如果第三次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定会大怒而亲率军队征讨。你去上任后，我为你在京城做内应，就可图谋天下了。”陈豨了解韩信的才能，表示一切听从韩信的指示。汉十年（前197年），陈豨举兵谋反，自立为王。刘邦亲率大军前去征讨，韩信称病，没有跟随出征。

　　栾说的哥哥是韩信的舍人，也就是家臣。很可能是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不符合韩信的心意，韩信就把此人囚禁起来，同时还声称要严厉制裁他。就在栾说与哥哥见面的时候，这位家臣把韩信要谋反的消息告诉了栾说，栾说毫不迟疑，立即上书吕后，告发韩信与陈豨密谋造反一事。他说，韩信还与家臣谋划：在夜里假传诏旨，赦放官府中的囚徒和官奴，然后率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

　　不久，陈豨果然自称代王，联合韩王信、燕王绾举赵代之兵反叛，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征讨，吕后及萧何守卫国都长安。吕后和萧何秘密商量后，认定韩信肯定是和陈豨商量过谋反的事情。

　　听了吕后的话，萧何也觉事态严重。经过密谋，两人决定：由萧何去见韩信，诈说叛军已经被刘邦平定，陈豨已死，诸侯与群臣皆入朝祝贺，也请韩信入朝致贺。韩信相信了萧何，跟着萧何到了长乐宫。结果可想而知，韩信进宫见不到皇帝，只见到了一大批武士。吕后可没有刘邦那么仁慈，连问都不问，就将他杀了。随后，吕后又下令灭了韩信的父、母、妻三族。

　　韩信被杀后，刘邦回到洛阳，听了这个消息后，又喜又叹。至于韩信是否真的要谋反，刘邦没有问。于是，“韩信谋反被杀”就成了历史上的重大谜案之一。

　　死于谋杀？

　　韩信临死前，并没有亲口承认谋反之事，根据《史记》的记载，韩信似乎的确与陈豨探讨过谋反事宜。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他在齐王任上时，具备与刘邦、项羽三足鼎立的实力时不反，却在无兵无卒的情况下造反，实在是玩火自焚。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韩信之“谋反”是被诬陷，而司马迁则是用了曲笔，明肯暗否。韩信临刑前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大祸临头之际，韩信才后悔未用蒯通反汉之计，这足以说明：韩信终其一生，始终未动谋反之念。

　　事实上，分析《史记》等史籍对韩信“谋反”事实的相关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有许多矛盾之处，令人质疑。

　　其一，韩信在刘邦胜负未卜的时候，拒绝蒯通游说他另起炉灶的劝诱，等到了刘邦功成名就之时却心生异志，这对于一个深谙兵法的将帅来说太过于违背常理。

　　其二，韩信两次被刘邦袭夺兵权，早已从中察觉到刘邦对他的猜忌与畏惧。但是，他在刘邦被项羽兵困固陵时不反，到楚地为王时不反，迎刘邦于陈地时不反，为何偏在无权无兵、蛰居长安之时谋反呢？一代名将怎么可能如此没有谋略？

　　其三，以韩信的智慧，他怎么可能在受到监视的情况下，还与陈豨“辟左右与之步于庭”密商谋反之策？这不是欲盖弥彰吗？再说，韩信与陈豨商定谋反之时无第三者在场，外人如何知道谈话内容？司马迁的记录何以那么详细？

　　其四，陈豨向来是刘邦的亲信，与韩信关系一般，韩信怎么会愚蠢到贸然向皇帝的亲信吐露心曲，而且是谋反这种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再说，陈豨到巨鹿赴任后数年，与韩信一直不通音信，这样的同谋也太奇怪了吧。

　　其五，凡谋反者，矛头一般指向最高当权者，即皇帝。而韩信谋反的目标竟是吕后和太子，不合常理。况且刘邦当时统帅大军在外，韩信即使得手，也名不正言不顺，且并未消灭刘邦的有生力量，这样的谋反毫无意义，韩信的见识怎会低下到如此地步？

　　其六，韩信向来熟谙兵法，怎么可能将未经训练的囚徒和自己的家人作为造反的主要力量。且不说这些人是否能攻占戒备森严、层层设防的皇宫，靠伪造刘邦的诏旨赦免的囚徒就一定会听韩信的指挥，跟着他谋反吗？这些问题韩信不可能没想过。

　　其七，韩信“谋反”仅是由其舍人之弟告发，舍人弟告发的最初动机，是因为韩信要杀他的哥哥，怎见得舍人之弟不是诬告？而且舍人之弟又怎能知道如此重大的机密？韩信难道会如此粗心大意？考虑到吕后杀梁王彭越时，就是令鼓越的舍人诬告彭越“谋反”，那么，韩信舍人之弟告发韩信“谋反”是否也是吕后所指使，实在值得怀疑。

　　其八，如果韩信确有谋反意图，当萧何骗韩信入宫时，韩信怎会不做任何防备，而是坦然涉险，轻易进宫？韩信死前，为什么只感叹自己平定齐地之时未听蒯通之言，而没有悔恨自己谋划不周？

　　其九，韩信“谋反”虚实尚未可知，吕后就诱而杀之。对于朝中第一功臣被杀，刘邦为何不责吕后，甚至不详加调查。是否说明刘、吕设谋于前？

　　综观历史，历朝历代的开国功臣大都很少得到善终，这是历史规律。韩信虽然没有造反的实证，却有造反的实力，这不能不让刘邦有所顾忌。况且，韩信当初要挟刘邦的事，总不能让刘邦痛快。再说，汉朝初年，刘邦辛苦奔波，全是为了各地造反的诸侯王，他不能不对韩信心生惧意。所以，韩信之死是必然的，只是如何死法而已。韩信如果真的要造反，那么是告密者毁了他；如果他没有想过造反，那么，是刘邦利用告密者毁了他。当时，还有什么能比“谋反”之罪更能达到杀鸡儆猴，震慑其他异姓王的目的？

　　韩信被杀之后，其他几个在楚汉战争中和韩信同样起过重大作用的异姓王，都被以种种借口所杀，只有一个长沙王吴芮早死，幸得善终。又因他的势力弱小，封国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起缓冲作用，因此其后人幸免于杀戮，封国得以保存。直到五代以后，因绝嗣而亡。

        唐高宗不是窝囊废

　　有人认为李治并不昏懦，他之所以被如此评价，只是因为后世的历史学家为了防范武则天式的改朝换代再次出现，因而不遗余力地丑化武则天，连带着也把唐高宗弱智化了。在这个丑化的过程中，以宋代史学家如司马光等人发挥的作用为大，这又与宋代曾有多位太后深入参政的政治现实相关。

　　文治武功不逊于李世民

　　唐高宗是掩盖在李世民和武则天光环之下的一个男人：不争气的儿子，懦弱的丈夫。对于高宗，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环中考察，即使对他在位期间的政治评价，也会和贞观之治联系起来：“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明了高宗的政绩。

　　那么，究竟是他本身懦弱，还是历史学家把他写懦弱了？答案应该是后者，有几点可以证明。

　　其一，唐高宗做太子的时候已经跟武则天发生了不正当关系。那时候武则天是庶母，是母子关系。如果二人暧昧之事被唐太宗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至少要被废掉太子之位。他敢做这件事，可见他不胆小。

　　其二，唐高宗继位之初，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把持朝政大权，唐高宗不服，要夺权。当时唐高宗的势力还无法与长孙无忌相抗衡，但是他经过不懈的努力还是夺了权，最后把长孙无忌贬至外地，致其自杀而亡。

　　其三，从高宗时期的历史发展来看，他的功绩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一个皇帝，包括他的父亲。

　　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句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年），召集众地方官询问百姓疾苦，鼓励臣下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

　　他也很善于听从劝谏。有一次，他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臣下说：“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显庆元年(656年)，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这种虚心求谏的政治作风与太宗如出一脉。

　　高宗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议》（与《罗马法》并称），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

　　高宗时期的军事成就也不容忽视，唐朝在这一时期灭亡了东西两个大敌：西突厥与高句丽，也顺带压制了一下日本的气焰，换来了中日千年和平。单从征伐高句丽的战果来说，太宗李世民曾亲征却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先后派大将苏定方、李绩（即李世绩）、刘仁轨以及薛仁贵经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灭了高句丽，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从高宗对于长生之术的冷静态度和对医学的信任来说，比起乃父太宗也胜出一筹。太宗最终由服食丹药而死，而高宗身体状况虽一直不佳，却能够客观坦然地面对。他对于胡僧的长生药从不迷信，认为“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他对于御医的治疗都能够积极配合，即使是在他的头上扎针也不介意。另外，他还命令宰相组织名医修订了《唐本草》行世。”单就这种对生死的科学态度来看，说他“昏懦”就很不客观公平。

　　高宗在处置危及皇权和皇位的事件时，也不见昏懦。最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永徽三年（652年）的宗室谋反案。当时，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巴陵公主的驸马柴令武、高祖李渊的女儿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高祖六子荆王元景等人勾结在一起，阴谋发动政变，欲推举自称有做皇帝征兆的荆王元景为帝。事情败露以后，高宗立即命长孙无忌负责调查，房遗爱称太宗三子，即李治同父异母的哥哥吴王恪是主谋。高宗果断下令，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斩首，赐荆王元景、吴王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人自尽，吴王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另有一大批有牵连的人，如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等人被流贬。其中，虽然有长孙无忌趁机专权，打击异己的情况，毕竟是假手皇帝。观一叶而知秋，看高宗处理这件事情的手段，恐怕不太可能容忍武则天“专作威福”吧？而这样的铁腕作风，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昏懦”挂钩。

　　综观高宗执政时期，国力在增强，到永徽三年（652年），全国人口就从贞观时期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此外，民族关系在改善，疆域在拓展，这个被认为是唐朝最弱的皇帝，拥有唐朝最大的版图。这样的人能说弱吗？

　　退一步说，对于一个守成之君，能够继续执行被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怎么能够给他一个“昏懦”的评价呢？

　　被称“昏懦”是因为武则天

　　李治被冠以昏懦的主要原因就是委政于武则天。显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此事绝难以被以男性为主的文臣武将们接受。历史学家们把武则天描绘成一个十足的野心家，整个唐高宗时代基本被武则天的阴谋所笼罩。为了说明武则天的强势，就必须把李治描写成一个很懦弱的皇帝。

　　那么，高宗为什么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晚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患有类似今天的高血压、青光眼之类的疾病，不能不倚靠他人处理国政；二是因为武则天自身素质高，而且与高宗在许多政事处理上观点相同，从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再说，唐朝世风开放，女性参政的阻碍相对较弱，所以高宗委政于她并不稀奇。也就是说，武则天参与朝政应该是出于高宗的意愿，并非如历史上评价的 “专作威福”。

　　另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自从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处置了宰相上官仪以后，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中外谓之“二圣”。从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而此时距高宗撒手人寰还有约十年，可见，这种帝后同尊的政治格局是在高宗思维清晰之时确立的。

　　高宗虽然委托政事于武则天，但不是完全放任。在他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年）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命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而不是完全依赖武则天一个人。所以，在高宗活着的时候，不存在武后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