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魏晋南北朝之部

第十二章长期分裂之开始【三国时代】.......................... 3

一、魏晋南北朝之长期分裂.................................. 3

二、旧政权之没落......................................... 3

三、离心势力之成长....................................... 5

（一）地方长官之权位.................................. 5

（二）二重的君主观念.................................. 6

四、新政权之黑暗......................................... 7

五、思想界之无出路....................................... 9

六、三国帝系............................................ 11

第十三章统一政府之回光返照【西晋兴亡】...................... 12

一、西晋帝系及年历...................................... 12

二、西晋王室之弱点...................................... 12

三、胡人之内地杂居...................................... 13

四、怀愍被虏与人心之反映................................. 14

五、文化中心之毁灭...................................... 15

六、新宗教之侵入........................................ 16

第十四章长江流域之新园地【东晋南渡】........................ 16

一、东晋帝系及年历...................................... 16

二、东晋一代之北伐与内乱................................. 17

第十五章北方之长期纷乱【五胡十六国】........................ 21

一、五胡十六国撮要...................................... 21

二、十六国前后形势之大概................................. 22

三、五胡十六国大事简表................................... 23

四、胡人之汉化与胡汉合作................................. 25

第十六章南方王朝之消沉【南朝宋齐梁陈】...................... 26

一、南朝帝系及年历...................................... 26

二、南朝王室之恶化...................................... 29

三、南朝门第之衰落...................................... 33

第十七章北方政权之新生命【北朝】........................... 34

一、北朝帝系及年历...................................... 34

二、北方之汉化与北方儒统................................. 36

三、魏孝文迁都及北魏之覆灭............................... 37

四、北齐北周文治势力之演进............................... 40

第十八章变相的封建势力【魏晋南北朝之门第】.................. 43

一、九品中正制与门阀.................................... 43

二、学校与考试制度之颓废................................. 45

三、南渡后之侨姓与吴姓................................... 46

四、当时之婚姻制度与身分观念............................. 47

五、北方的门第.......................................... 48

六、郡姓与国姓.......................................... 49

第十九章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上）【在西晋及南朝】...... 51

一、汉末之荒残.......................................... 51

二、农民身分之转变...................................... 52

三、西晋之户调制与官品占田制............................. 54

四、南渡之士族.......................................... 55

五、兵士的身分及待遇.................................... 57

第二十章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下）【在五胡及北朝】...... 60

一、五胡时代的情况...................................... 60

二、北魏均田制.......................................... 61

三、西魏的府兵制........................................ 65

第二十一章宗敦思想之弥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68

一、古代宗教之演变...................................... 68

二、东汉以下之道教与方术................................. 73

三、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教................................. 75

四、北方之道佛冲突...................................... 78

五、隋唐时期佛学之中国化................................. 81

    第十二章 长期分裂之开始【三国时代】

     一、魏晋南北朝之长期分裂

秦、汉的大一统，到东汉末而解体。从此中国分崩离析，走上衰运，历史称此时期为魏晋南北朝。

自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黄初元年。】下至魏元帝咸熙二年，凡四十六年而魏亡。

此下十五年，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吴亡，中国又归统一。

然吴亡后十年，武帝卒，不二年晋室即乱。吴亡后三十一年，为晋怀帝永嘉五年，刘曜陷洛阳，帝被虏。又五年，愍帝建兴四年，刘曜陷长安，帝出降。自此西晋覆灭，中国分南、北部。

东晋南渡，自元帝至恭帝凡一百零三年。宋六十年，齐二十四年，梁五十六年，陈三十三年，共一百七十年为南朝。

北方五胡竟扰，起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僭号。】迄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沮渠牧犍为魏所灭，即魏拓跋焘太延五年。】共一百三十六年，此后北方复归统一。

元魏凡一百四十九年，而北方归其统一者先后仅九十六年，又分东、西魏。东魏十七年，西魏二十三年。继东魏者曰北齐，二十八年；继西魏者曰北周，二十五年，为北朝。

此长时期之分裂，前后凡三百九十四年。【起自建安。】三百九十四年中，统一政府之存在，严格言之，不到十五年。放宽言之，亦只有三十余年，不到全时期十分之一。

将本期历史与前期【秦、汉。】相较，前期以中央统一为常态，以分崩割据为变态；本期则以中央统一为变态，而以分崩割据为常态。

     二、旧政权之没落

这时期的中国，何以要走上分崩割据的衰运？这可以两面分说：

一是旧的统一政权必然将趋于毁灭，二是新的统一政权不能创建稳固。

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与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此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喑根本无可存在，必趋消失。

东汉王室逐步脱离民众，走上黑暗的路，此有两因：一则王室传续既久，一姓万世的观念使其与民众隔离。一则内朝、外朝的分别，使其与士大夫【民众之上层。】隔离。因此外戚、宦官得以寄生在王室之内边而促其腐化。旧的统治权必然灭亡。已在前几讲说过。

旧统治权因其脱离民众而覆灭，新统治权却又不能依民众势力而产生。

秦、汉间的社会，距古代封建社会不远，各方面尚保留有团结的力量。【所谓“山东豪杰”群起亡秦，此辈豪杰，一面代表的是贵族封建之遗骸，另一方面代表的却是社会之组织力。】

王莽末年之乱，除却光武一宗及隗嚣、公孙述等带有古贵族【即豪杰。】之气味外，其余如绿林、铜马、赤眉之类，全是饥民的集团。

沿积到三、四百年以上的统一政府，统治着许大的广土众民的国家，散漫的农民【农民因生活关西，不能不散漫。】在饥锇线上临时结合起来，其力量不够得推翻他。

秦、汉以来的统一政府，日趋庞大，其事可举当时地方行政单位【郡、县。】及户口数论之。秦时全国分四十余郡。西汉平帝时，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东汉顺帝时，凡郡国百有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且以中国疆域之展布，纵使大饥荒，亦必夹有丰收的地带，要一般农民一致奋起，事亦不易。于是无可团结的社会，乃借助于“宗教”与“迷信”。农民结合于宗教与迷信的传播之下，而一致奋起，成为东汉末年之黄巾。

黄巾蔓延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

然而迷信成分太多，宗教质地太差，容易发动，【数年内即传播成熟。】不容易成功。

东汉王室并没有为黄巾所倾覆。

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董卓一系的凉州兵。】均已逐次削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河北有袁绍、公孙瓒、刘虞；四川有刘焉；荆州有刘表；淮南有袁术等。】有意翊戴王室，【其时外戚、宦官均以扑灭，献帝亦未有失德。】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兴，并不在此。

汉末割据的枭雄，实际上即是东汉末年之名士。尤著者如袁绍、公孙瓒、刘表诸人。

袁绍丧母，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其盛况不下陈寔。又母丧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丧。其去官而归，车徒甚盛。许劭为郡功曹，绍入郡界，曰：“吾岂可使许子将见。”谢车徒，以单车归家。公孙瓒与刘备同受学于卢植，为郡吏，太守刘君坐事徙日南，瓒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归，便当长辞。”刘表，“八及”之一，在荆州，允为一时名士所归趋。

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把握到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国家何从成立？

当时士族不肯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此亦可分两面说：一则他们已有一个离心的力量，容许他们各自分裂。二则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更健全、更伟大的观念或理想，可以把他们的离心力团结起来。

离心力的成长，大体为两汉地方政权所演变。

      三、离心势力之成长

      （一）地方长官之权位

两汉地方行政长官，即郡太守。【太守之下，为县令或县长。】其地位本甚高，秩二千石。【与中央政府之九卿略相等。】平时得召见，【天子有事，用赐玺书。】高第【成绩好者。】得入为公卿。【如张苍、申屠嘉等。东汉益重，或自尚书、仆射出典一郡，或自典郡入为三公。】在郡得自辟属官，【掾属限用本郡人，惟三辅得用他郡人。】得自由主持地方之政事，得自由支配地方财政，【惟每岁尽，须派员至中央（丞相府）上计，“计簿”即治理成绩之统计与报告书也。】得兼地方军政。【西汉有郡尉，为地方武官，而辖于太守。东汉省之。】

两汉的郡太守，权位既重，并得久任，俨如古代一诸侯，所异者只是不能世袭。

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有分派督察之人，曰刺史。

西汉剌史秩六百石，居部九岁乃得迁守、相，【郡曰“守”，国曰“相”，权位略同。】位微而权重。每岁八月巡行所部，岁尽诣京师奏事。东汉刺史秩增至二千石，但因计吏还奏，不复诣京师，【西汉刺史吏奏二千石长吏不任职，事先下三公，遣掾吏按验。东汉不覆关三府，权归刺举之吏。】位任益尊。

灵帝时，地方变乱纷起，宗室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模仿封建时代之霸者。】乃有地方行政实权。关东义兵起，讨董卓，太守亦各专兵柄。中央大权堕落，地方政权乘之而起，遂成三国初年之割据。

      （二）二重的君主观念 

地方政权渐渐成长，亦有一种道义观念为之扶翼。

因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对太守，其名分亦自为君臣。

汝南太守欧阳歙，欲举督邮繇延，主簿将引延上，功曹郅恽曰，“明府以恶为善，主簿以曲为直。此既无君，亦复无臣。”【会稽太守成公以臧罪下狱，仓曹掾戴就幽囚拷掠，曰：“奈何令臣谤其君，子证其父！”】

或称太守曰“府君”，乃至为之死节。【州、郡又得称“本朝”。司隶从事郭容碑：“本朝察孝，贡器帝廷。”豫州从事尹宙碑：“网纪本朝。”】

汉末广陵太守张超为曹操所杀，其故吏臧洪，袁绍任为东郡太守，怨绍不救超，遂与绍绝。与绍书，谓：“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扫清寇逆，共尊王室。岂悟本州岛被侵，请师见拒。使洪故君沦灭，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

除非任职中央，否则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义上，只有一个地方政权，而并没有中央的观念。

刘表遣从事韩嵩诣许，嵩曰：“若天子假一职，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不能复为将军死也。”

甚至即已进身为中央宫，仍多为其举主【即其旧日太守，所由察举而得进身者。】去官奔丧。【吴匡、傅燮等；已详前。】

又赵咨拜东海相，道经荥阳。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迎路谒候，咨不为留。暠送至亭次，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仅为一谒轻去其官，较之奔丧，抑又甚矣。

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两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时代的遗影。

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此自东汉下半节已有此端，至三国而大盛。

然而此种趋势，苟有一个更合理、更伟大的思想起来，未尝不可挽回。惜乎魏、晋以下的思想，又万万谈不到此，中国于是只有没落。【南史宋武陵王诞反，或劝其长史范义出走。义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庆远传，梁武初为雍州剌史，辟庆远为别驾，庆远谓人曰：“天下方乱，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尽诚协赞，遂成帝业。则所谓“二重君主观念”者，在南朝犹烈。北朝周、齐稍革，至陏、唐而绝，而中国亦复趋统一矣。】

      四、新政权之黑暗 

历史的演变，并不依照一定必然的逻辑。【因不断有人类的新努力参加，可以摇动逻辑之确定性。】倘使当时的新政权，能有较高的理想，未尝不足以把将次成长的离心力重新团结起来，而不幸魏、晋政权亦只代表了一时的黑暗与自私。

曹操为自己的家世，【父嵩为宦官曹腾养子，官至太尉。陈琳为袁绍作檄云：“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对当时门第，似乎有意摧抑。【杨、袁皆东汉最著之名族。曹操欲杀太尉杨彪，孔融目：“孔融鲁国男子，明日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然孔融与彪子修，卒皆被戮。操与孔融手书曰：“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达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杀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则操之意态可想。】有名的魏武三诏令【建安十五年下令：“天下未定，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齐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无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惟才是举，吾得用之。”十九年令：“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二十二年令：“韩信、陈平，成就王业。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瑰，秦不敢东乡，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高才异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今按：西京重“贤良”，东京重“孝廉”。魏武三令，亦若有欲返“孝廉”而归“贤良”之意。此等思想，孔融诸人已早发之。惟此三令之措辞明白破毁道德，益趋偏激，前固无例，后亦少偶。】明说“唯才是举”，虽“不仁不孝”亦所勿遗。他想要用循名责实的法治精神，来建立他的新政权。【故云：“丧乱以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魏志刘矫传。）直至魏明帝犹云：“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盖尚“名”则其权在下，尚“法”则其权在上也。】但是曹家政权的前半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相名位铲除异己，依然仗的是东汉中央政府之威灵。【袁绍借讨董卓之名为关东州牧盟主，亦是仗借中央。】下半期的篡窃，却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

魏武述志令自称：“无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不足为篡窃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效法汤、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武王，【既已大权在握，汉献亦无罪过。】必做尧、舜禅让，种种不光明、不磊落。总之，政权的后面，没有一个可凭的理论。

乘隙而起的司马氏，暗下勾结着当时几个贵族门第再来篡窃曹氏的天下，更没有一个光明的理由可说。

司马懿杀曹爽，何晏诸名士同时被戮。晏，魏外戚。【何进孙，尚魏太祖女金乡公主，赐爵列侯。】于当时朝政，实欲有所更张。【孙资别传谓：“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蒋济论丁谥、邓飏等“轻易法度”。皆其证。】傅咸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据此则董昭所论当时浮伪朋党之风，似未足专为何晏诸人罪矣。】是彼辈于政治上，亦确有成绩。【荀勖传谓：“正始中并合郡、县。”亦当时新政设施之一。】及司马政权既定，此等真相遂不白于后世。【王广（王凌子）谓：“曹爽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此乃指其政治上实济之才干。）丁、单（轨）、桓（范）、邓，并有宿望。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髙，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同日斩戮，名士减半，失民故也。”（语见魏志卷二十八。）此所谓“民”，实乃当时朝士门第之不乐新政者耳。魏、晋之际，真真民意，何尝能浮现到政治上层来？至史称何晏“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逮忤者罢退”，傅嘏讥晏“外静内躁”，此皆晏之解散私门，欲为曹氏厚植人才，以求有所建树，不足为晏病也。】继晏受祸者有夏侯玄，亦魏宗室。【惇、渊之族系。曹操父子本夏侯氏，为曹腾养子。】其论政制，上追贾、董，盖非东汉所逮，【其论“中正”利弊亦甚切至。然“中正”足为门第护符，当时自不喜玄论。】而亦为司马氏所忌。【曹爽诛，玄征为太常，内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笔研。及司马懿卒，或曰：“子无忧矣。”玄曰：“子何不见事？此人犹能以年少遇我，子元、子上（师、昭兄弟）不吾容也。”夏侯玄如此韬匿，尚不免祸，则何晏诸人之死固宜。傅嘏谓夏侯玄“能合虚誉，利口覆国”，亦非公允之论。】玄、晏诸人，人格自高，所存自正。【晋人于玄尤推重，谓其“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和峤（玄外孙）“常慕玄为人，于朝士中峨然不群，众惮其风节。”何晏论学与王弼同称“王、何”，皆晋入所师尊也。】惟不脱明士清玄之习，【魏略：“何晏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傅粉之习，自东汉李固至三国曹植，皆谓有之。世说并谓：“何平叔美姿仪，面白，而明帝疑其傅粉。”则不必真有“粉帛不去手”事。惟玄、晏诸人自有当时名士气派，则决然无疑。史称何晏、王弼谓：“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王衍好其说。后人以怀、愍之祸，归罪王、何，非无由矣。】乃不敌司马父子之权谲狠诈。当时朝士虽慕敬玄、晏风流，【此所以成将来所谓之“正始风流”。晋应詹奏：“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则正始与晋代风气，仍有不当相提并论者。要之清玄之习，开自正始，乃每况而愈下也。】而以家门地位私见，于玄、晏政治主张，不能拥护。【亦由司马氏兵权在握。】至晋室佐命功臣如贾充、王沈之流，皆代表门第，而私人道德极坏无比。

司马氏似乎想提倡名教，来收拾曹氏所不能收拾的人心。然而他们只能提出一“孝”字，【所以说司马氏“以孝治天下”，晋室开国元老如王祥等皆以大孝名。】而不能不舍弃“忠”字，依然只为私门张目。

他们全只是阴谋篡窃。阴谋不足以镇压反动，必然继之以惨毒的淫威。如曹操之对汉献帝与伏后。【伏氏与孔氏，皆两汉经学名门也。】

曹操迎献帝都许，帝谓操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以事诛董贵人，帝以贵人有孕，累请不得。又勒兵收伏后，华歆发壁牵后出，后披发徒跣行泣过帝，曰：“不能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司马师、昭兄弟之对曹芳【齐王。】与曹髭。【高贵乡公。】

司马师逼魏太后废齐王芳，【时年二十三。】太后欲见师有所请说，郭芝曰：“何可见？但当速取玺绥。”太后意折。高贵乡公自讨司马昭，贾充率众逆战南阙下。帝自用剑，昭众欲退，充谓太子舍人成济曰：“司马公畜养汝辈，正为今曰。”济即抽戈刺帝。

正惟如此，终不足以得人心之归向。

直到五胡时的石勒，尚谓：“曹孟德、司马仲达以狐媚取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大丈夫不为。”

法治的激变而为名士清谈。【东汉清议尚是拥护政府，魏晋清谈则并置政府之安危于不问。魏武、魏明之深恶名士，仅能使士大夫不复有忠于朝廷之节操，欲不能根本铲绝社会好名之风，遂酿西晋名士之祸国。】要之中央新政权不能攫得人心，离心势力依然发展，天下只有瓦解。

      五、思想界之无出路

旧政权必然没落，新政权不能稳定，而作为当时社会中间的智识分子，所谓“名士”之流，反映在他们思想上者，亦只是东汉党锢狱以后的几许观念，反动回惑，消沉无生路。【所以谓之“反动”者，以其自身无积极之目的，只对前期思想有所逆反。】

过分重视名教，其弊为空洞，为虚伪。于是有两派的反动产生：

一、因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

抱朴子名实篇谓：“品藻乖类，名不准责。”审举篇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正郭篇云：“废职待客，比之周公。养徒避役，拟之仲尼。弃亲依豪，同之游、夏。”此皆当时风气。故刘梁有破群论，谓：“仲尼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此论之作，俗士岂不媿心也？”

二、因尚名节、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真，归于庄、老。

青州人赵宣居墓行服二十余年，生五子；陈蕃致之罪。孔融为北海相，有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者，融杀之。又有母病思食新麦，盗而进者，融特赏，曰：“无有来讨，勿复盗也。”路粹奏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此等狂论，皆下开魏晋风气。惟孔融尚未正式弃孔孟归庄老，正式主张庄老者，为王弼、何晏。然何晏尚务实干，【王弼则早死。】以庄老为玄虚者，乃阮籍、嵇康。然阮、嵇皆别具苦心。此下则又自玄虚转成放诞矣。

这两个趋势，早起于汉末。崔寔政论代表前一个，仲长统乐志论代表后一个。

但要提倡法治，起码的先决条件，在上应有一个较稳定的政权。【政权不稳定，法治精神无所倚依而生根。】政权之稳定，亦应依附于此政权者先有一番较正义，至少较不背乎人情的里想或事实。东汉末年乃至曹魏、司马晋的政权，全是腐化黑暗，不正义、不光明、不稳定，法治精神如何培植成长？于是崔琰、毛玠之反激，变为阮籍、嵇康。【此乃从积极转入消极也。】

崔、毛二人皆仕魏，典选举，任法课能，以清节自励，土大夫至故污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市。然试问仕魏者舍为私家幸福外，复有何公共理想乎？【何晏、夏侯玄自与魏廷有私关系，故欲为魏尽力。】籍浮沉仕宦而持身至慎，【史称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晋文王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罪六十日，不得言而止。”盖既不愿为何晏、夏侯玄，亦不肯为贾充、王沈也。又籍父瑀避瑰武辟，逃山中，魏帝使人焚山得之。（见文选注引文士传。）籍诸父武，为正论，深嫉交游朋党，则阮氏家风有自矣。】出言玄远，绝不臧否人物。嵇康隐沦，然自谓：“非汤武薄周孔，会显世教所不容”，果以杀身。【世语：“毋丘俭反晋，康有力焉，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止之，俭亦已改：吕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故康与同祸。”】

他们不愿为黑暗政权有所尽力，然他们自身亦多半是门第世族中人，依然不能脱身世外。以市朝显达而讲庄老，其势不得不变为虚无，为浮沉，为不负责任。最先只是自谨慎，保全门第，而以后不免于为汰侈骄逸，【如何曾、石崇、王恺之徒皆是。】否则为优游清谈。【如王戎、王衍之徒皆是。】风尚如此，宜乎不能挽时代之颓波，而门第自身终亦同受其祸。

何曾侍晋武帝宴，退告其子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汝等犹可获免”；指诸孙曰：“此辈当遇乱亡也。”然曾既历魏、晋，且为晋重臣。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平居奢汰如此，【曾父燮，史称：“于节俭之世最为豪汰”，则曾亦承其家风。】而不闻为国事有献替。永嘉之乱，何氏灭亡无遗。傅玄著论盛推何曾、荀顗（yǐ），谓：“能以之道事其亲”，家门私德，何补于大局？王衍为石勒所执，临死乃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然而晚矣。【又按：王济以人乳蒸豚。王顗使妓吹笛，小失声韵便杀之：使美人行酒，客饮不尽亦杀之。时武帝在朝，而贵戚敢于汰纵如此，晋室奈何不乱！东坡谓：“晋病由于士大夫自处太高，而不习天下之辱亊。”如此等，又岂仅如东坡所云而已耶！】

西汉初年，由黄、老清净【汉初“黄老”，代表纯粹的平民观念，故能清净无扰，与魏晋“庄老”之代表名士门第者气脉本不同。】变而为申、韩刑法。【汉初刑法，要摧抑封建反动势力，集权中央，其意气亦与崔琰、毛玠之助逆成篡，贾充、荀勖助晋为逆者不同。】再由申、韩刑法变而为经学懦术。【西汉儒术，在通经致用，亦与东汉名士之训诂、清谈不同。】一步踏实一步，亦是一步积极一步。【法家目光只在治权阶级，儒家目光较大，放及全社会，故较法家犹为积极也。】现在是从儒术转而为法家，再由法家转而为道家，正是一番倒卷，思想逐步狭窄，逐步消沉，恰与世运升降成为正比。在此时期，似乎找不出光明来，长期的分崩祸乱，终于不可避免。

      六、三国帝系

魏共五帝，四十六年而亡。

蜀共二帝，四十三年。

蜀（一）昭烈帝——（二）后主

吴共四帝，五十九年。

    第十三章 统一政府之回光返照【西晋兴亡】

秦、汉统一政府，尚有一段回光返照，便是西晋。

        一、西晋帝系及年历

 

西晋共四帝，五十二年而覆灭。

     二、西晋王室之弱点

西晋统一不到十二年，朝政即乱，贾后、八王，乃至怀、愍被掳，不幸的命运接踵而至。分析晋室自身，亦有种种缺点：

一、没有光明的理想为之指导。

二、贵族家庭之腐化。

一个贵族家庭，苟无良好教育，至多三、四传，其子孙无不趋于愚昧庸弱。西汉王室，不断有来自民间的新精神。

高、惠、文三帝皆可说来自田间，经景帝至武帝，始脱去民间意味。然宣帝又从民间来，遂成中兴。经元帝至成帝而汉始衰。东汉光武、明、章三世后即弱。

司马氏则在贵族氛围中已三、四传，历数十年之久。懿、师、昭父子狐媚隐谋，积心篡夺。晋武帝坐享先业，亦深染遗毒。

晋书胡贵嫔传：“武帝多内宠，平吴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掖庭殆将万人，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是晋武之荒怠可知。【后宫妃妾之多，始汉灵帝。次则吴归命侯，又次宋苍梧王、齐东昏侯、陈后主，而晋武尤甚，此下惟唐玄宗。以开国皇帝而论，则未见如晋武之荒怠者。】

其时佐命功臣，一样从几个贵族官僚家庭中出身，并不曾呼吸到民间的新空气。

而且家庭传统风习若不相当坏，便不易适应汉末经曹魏而至晋初，尚得巍然为佐命之功臣。

故晋室自始只是一个腐败老朽的官僚集团，与特起民间的新政权不同。

武帝子惠帝即以不慧称，闻人饿死，曰：“何不食肉糜？”而其后贾氏，乃贾充女，家教可知。元康元年，贾后不肯以妇道事太后，又欲干政，遂启帝作诏，诬太后父杨骏谋反，杀之，夷三族，并及其妻庞。太后抱持号叫，截发稽颡，上表诣贾后称妾，请全母命。不省。董养游太学，升堂叹曰：“朝廷建斯堂，将以何为？天人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自此遂召八王之乱。

王室既有此弱点，又兼社会元气之凋丧，【此层后详。】譬如大病之后，真阳不复。而当时又有胡人之内地杂居。外邪乘之，遂至沉笃。

其时论者皆以晋武封建，遂召八王之乱。不知魏室孤立，亦以早覆，根本病症不在此。

     三、胡人之内地杂居

胡人内地杂居，其事远始于两汉。

（一）匈奴  宣帝纳呼韩邪，居之亭障，委以候望，后有所谓“保塞内附”；光武时，徙南匈奴数万居西河美稷；霸帝时，助汉平黄巾，南徙离石；董卓之乱，寇略太原、河东，遂屯聚于河内。魏武时，分其众为五部，皆居晋阳汾涧之滨。【左部可万余落，居太原兹氏县。（今山西临汾。）右部六千余落，居祁县。（今祁县。）南部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隰县。）北部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欣县。）中部六千落，居太陵县。（今文水。）左部帅刘豹，即刘渊父。】

（二）氐羌  赵充国击西羌，徙之金城郡。汉末，关中残破，魏武徙武都氐于秦川，欲借以御蜀。【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大举天师百万之众，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bó）”，其时乃借以杨威。】

晋初，辽东、西为鲜卑，句注之外、河东之间为匈奴，北地、上郡、陇西诸郡胡，鲜卑、氐、羌诸种，皆以“保塞”名杂居。

刘贶（kuàng）曰：“东汉至曹、马招来羌、氐，内之塞垣，资奉所费，有踰于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长，金印紫绶，食王侯之捧者，相半于朝。”

自三国时邓艾，至晋初郭钦、【武帝时上疏。】江统，【惠帝时作徙戎论。】皆建议徙戎，不果。

一因自东汉以来中国西北境居民荒残，经汉末董卓、马腾、韩遂等乱于关、凉，黑山贼刘虞、公孙瓒等战于河北，荒残之势有加无已。二因国内战争，无心他及。

八王乱后，接着便是胡人南下，怀、愍蒙尘。

     四、怀愍被虏与人心之反映

晋一天下后三十一年，刘曜、石勒入洛阳，怀帝【武帝第二十五子。】被虏，诸王公、百官、士民死者三万余人。

怀帝被虏后五年，刘曜入长安，愍帝【武帝孙。】被虏，晋室遂亡。

怀、愍二帝的被虏，本是本期历史中应有的现象，不过如汉弘农王、陈留王，魏济王、高贵乡公一般，同其遭遇。只证明了帝王之末路，中央统一政府在本时期中之无可存在。然而怀、愍被虏，还夹杂有胡、汉种族的问题。我们试一看当时中国人心对此事件之反映。

（一）帝王【如晋怀帝。】  刘聪【渊第四子。】封怀帝为会稽郡公，从容谓曰：“卿昔为豫章王，朕与王武子造卿，颇记否？”帝曰：“臣安敢忘？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何骨肉相残？”帝曰：“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怀、愍二帝皆为聪青衣行酒。聪出猎，令愍帝戎服执戟为导，百姓聚观，曰：“此故长安天子也。”故老或嘘欷流涕。】

（二）皇后【如羊皇后。】  刘曜【渊族子。】纳惠羊皇后，问曰：“我何如司马家儿？”后曰：“胡可并言？陛卜开基之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妾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后，羊元之子。】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始知天下有丈夫。”

（三）大臣【如王衍。】  石勒执王衍，问以晋故。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又谓“少不豫事”，因劝勒称尊号。勒曰：“君名盖四海，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言不豫事！破坏天下，正是君罪。”遂杀之。【时庾敱、胡母辅之、郭象、阮修、谢鲲等，与王衍同在东海王越军中。敱等皆尚玄虚，不以世务婴心，纵酒放诞，而名重一世。越败，同被执。石勒曰：“此辈不可加以锋刃”，遂夜使人排墙杀之。】

（四）将军【如索綝（chēn）。】  愍帝被围长安，使侍中宗敞送降笺。索綝潜留敞，使其子说刘曜，曰：“城中食犹支一年，若许綝以车骑、仪同、万户郡公，请以城降。” 曜斩而送其首，曰：“帝王之师以义行，綝言如此，天下之恶一也。若兵食未尽，可勉强固守。”后既降，刘聪以索綝不忠，斩于东市。

（五）世族【如王浚。】  浚，王沈子，【沈即奔告司马昭以高贵乡公之谋者，与贾充同为晋室元勋。】承贾后旨害太子。及乱起，为自安计，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并谋僭逆。【其部下有大量的鲜卑乌丸兵。】石勒伪上尊号，浚信之，为所执而死。【惠帝荡阴之难，死节者有嵇绍，文天祥正气歌所谓“嵇侍中血”也。绍乃嵇康子。又刘聪大会群臣，使怀帝青衣行酒，侍中庾珉号哭，帝遂遇弑。珉，庾峻子。史称：“峻举博士，时重庄老，轻经史，竣乃潜心儒典。疾世浮华，不修名实，著论非之。”峻弟纯于宴席斥贾充：“高贵乡公何在？”大抵晋人高下，多可以其家庭风教判之。聪又使愍帝行酒洗爵，又使执盖，尚书郎陇西辛宾抱帝大哭，聪命引出斩之，此则偏陬小臣，殆未染当时中原所谓士大夫之风教者。】

“名教”极端鄙视下之君臣男女，无廉耻气节，犹不如胡人略涉汉学，粗识大义。

     五、文化中心之毁灭

两汉统一时期，代表中国政治中心而兼文化中心的地点有两个：一是长安，一是洛阳。

长安代表的是中国东、西部之结合，首都居在最前线，领导着全国国力向外发展的一种斗争形势。洛阳代表的是中国的稳静状态，南、北部的融洽；首都居在中央，全国国力自由伸舒的一种和平形态。

长安自王莽末年之乱而残破，继以董卓之乱；至愍帝迁都，其时长安户不满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公私车只有四乘。

洛阳自三国鼎立以来，仍为中国文物中心。正始之际，名士风流盛于洛下。至刘曜陷洛阳，诸王公、百官以下，士民死者三万余。

王弥纵兵大掠，曜禁之不从，斩其牙门王延以徇，弥遂与曜阻兵相攻。

晋室南渡，五胡纷起，燕、赵在东，秦、凉在西，环踞四外，与晋、蜀对峙，譬如一环，而恰恰留下一个中心点洛阳，大家进退往来，弃而勿居。

那时洛阳，号为荒土。

陈庆之语梁武帝：“自晋末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桓温议迁都洛阳，孙绰上疏非之，谓：“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yīn）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

譬如大旋风的核心，四围狂飙骇气，而中心虚无所有。

这一个形式，延续几及二百年。直到魏孝文重营洛都，中国始渐渐再有一个文化复兴的中心。以后又经尔朱荣之乱，机运中绝。直到隋、唐，依然是起于西北，统一中国，而并建长安、洛阳为东、西都，兼有了向外斗争进取以及向内平和伸舒的两种形势，十足的象征出中国大一统盛运之复临。

     六、新宗教之侵入

代表此期畠之衰弱情态者， 一为冲圆文化中心之毁灭，又一则为异族宗教之侵入。

    第十四章 长江流域之新园地【东晋南渡】

中国史的主要部分，两汉以前偏在黄河流域。东汉一代，西北进展衰息，东南开发转盛。曹操依次荡平北方群雄，独留下长江流域的吴、蜀，这证明北中国之疲弊与南中国新兴势力之不可侮。

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

      一、东晋帝系及年历

东晋凡十一帝，一百零四年。

     二、东晋一代之北伐与内乱

在此一百零四年中，北方五胡云扰，始终未宁定，东晋常有恢复中原之机会。然东晋并无北取中原的统一意志。东晋曾四次北取洛阳。【其先刘曜、石勒对抗时，祖逖一度恢复河南诸郡。石虎盛时，庾亮出兵挫败。】

一、穆帝永和七年，石氏乱，晋得洛阳，殷浩北伐无功。【十年，桓温表废殷浩。自伐秦，由襄阳趋长安，破姚襄于蓝田，进次灞上，食尽而还。冉闵降将周自宛袭踞洛阳。】

二、穆帝永和十二年，【姚襄自许昌攻周成于洛阳。】桓温北伐姚襄，败之，复有洛阳。【桓温请迁都不成。哀帝兴宁三年，慕容恪据之。苻坚灭燕，洛阳入秦。】

三、孝武太元九年，苻氏乱，晋再有洛阳。【安帝隆安三年，复为姚兴所陷。】

四、安帝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复取之。

大抵豪族清流，非主苟安，即谋抗命。寒士疏门，或王室近戚，始务功勤，有志远略。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统驭之实，【韦华告姚兴语。】 遂使“北伐”与“内变”两种事态，更互迭起。

西晋立国，本靠门阀的势力。

时人语曰：“贾、裴、王，乱纪纲；裴、王、贾，济天下。”指贾充、王沈、裴秀言之；皆世族也。司马氏亦故家，故能与当时旧势力相沆瀣。曹爽、何晏、夏侯玄辈思有所革新者皆失败；而司马氏篡志遂成。

东晋南渡，最依仗的是王敦、王导兄弟，所以说：“王与马，共天下。”

王敦统兵在外，王导执政在内，尊号为“仲父”。元帝登尊号，百官陪位，诏王导升御座，固辞而止。成帝幼冲，见导每拜，又尝与导书手诏，则云“惶恐”。【王敦反，元帝手书乞和，有“不能共安，当归琅邪，以避贤路”之语。宋武帝即位告天策：“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宰辅凭依，为日已久。”此东晋立国形势也。

北方的故家大族，一批批的南渡，借着晋室名义，各自占地名田，封山锢泽，做南方的新主翁。

元帝过江，谓顾荣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直至南齐丘灵鞠尚云：“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顾荣忽引诸伧辈度，死有余罪。”【周玘（qǐ）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者诛伧，子能复之乃吾子。”时南人目北人为“伧”。】

当时诸族拥戴晋室，正如曹操迎汉献帝，挟天子以临诸侯，把南方的财富，来支撑北方的门第。

诸名士初到江南，形势未定，不免为新亭之对泣。及家计粗安，则“此间乐，不思蜀”，无复恢复之意。王导领袖群伦，时人称为“江左夷吾”，【桓温父桓彝语。】正谓其能安定新邦，并不许其能恢复故土。

晋室若要团聚国力，经营北伐，首先不免与门第的要求与希望相冲突。

诸门第只为保全家门而拥戴中央，并不肯为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

元帝正位后，亲用刘隗、习协，崇上抑下。王敦即举兵内向，王导有默成之嫌，陶侃、庾亮皆曾欲起兵废导而未果。蔡谟、孙绰、王羲之皆当代名流，蔡谟驳庾亮北略，绌亮以伸王导。绰、羲之亦皆以清议反恢复。

门第自有其凭借与地位，并不需建树功业，故世家子弟，相率务为清谈。

清谈精神之主要点，厥为纵情肆志，不受外物屈抑。

王坦之著沙门不得为高士论，谓：“髙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祖约好财，阮孚好屐，一时未辨其得失。有诣袓，正料视财物，屏当未尽，余两小簏，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诣阮，方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遂判。是时人不论是非，只问自己心下如何。若贪财而心无不安，即亦为高情胜致矣。两晋名士贪者极多，时论不见以为鄙也。能一切不在乎，自然更佳。祖后叛晋投石勒，为勒所杀。】

对于事物世务，漠不关心，便成高致。

王徽之作桓冲骑兵参军，桓问：“卿何署？”答：“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匹死多少？”答：“未知生，焉知死？”桓谓：“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世说新语·简傲》南朝宋刘义庆）

有志远略者，非晋室近戚，【如庾亮、庾冰、庾翼兄弟。】即寒族疏士，【如陶侃、桓温、皆南人寒士。桓父彝死难，家贫。温母病，须羊为解，无由得，温乃以弟冲为质。】常招清谈派【即苟安派。】之反对。

诸庾为政，颇欲任法裁物，而才具微不足，皆不能自安其位。庾翼报兄冰书谓：“江东政以伛舞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事去实此之由。”其意态可想。

不仅利害冲突，即意趣亦相背驰。

桓温乘雪欲猎，刘惔问“老贼装束单急，欲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故桓温欲立功业，而朝廷【实济是名流苟安派之盘踞地。】引殷浩相抗。

庾翼已谓殷浩辈只可束高阁，而许桓温以宁济之业。朝士以气味柑投，故引殷浩。浩父殷洪乔，人托寄书，尽投江水；为政贪残。其叔父融与浩同好老、易，一门玄虚。温平生喜自拟刘琨，而憎言貌似王敦，其素所蓄积可知。

桓温主徙都洛阳，正为清流故发快论。

桓疏：“请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实河南。”如此则江南门第尽矣。孙绰上表反对。绰与王羲之辈皆卜居会稽，尽情山水。桓温令人致意，谓：“何不寻君遂初赋，而疆知人家国事？”时议以温弟云为豫州刺史，王彪之谓：“云非不才，然温居上流，弟复处西藩，兵权萃一门，非宜。”乃改用谢万。万傲诞未尝抚众，卒失许、颍、谯、沛，洛阳遂孤。

而出师败衂，谈士快心。

孙盛与殷浩谈，奋麈尾，尽落饭中；亦名士有声者。作晋阳秋，桓温谓其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说？”其子惧祸，私改之。盛乃以一本寄慕容俊。先是温伐燕，燕臣申允料之曰：“晋之廷臣，必将乖阻，以败其事。”史不著乖阻之实。惟观孙盛阳秋，则温败为晋臣所深喜而乐道也。【枋头，今安阳南。温败盖有两因：一者粮运不继，二|则水陆异便。此后魏孝文欲图江南，先迁洛阳。就当时情势言，非缓进无以见功。惟桓温以廷臣反对，则不得不主激进。盖未有国内自相水火而可以收功于外者。】盛为长沙太守，赃私狼籍。太抵名士多自顾家室，能以谈辩擅名，即不须再经纶世业。

对外之功业，既不得逞，乃转而向内。

温既败于枋头，其谋主郗超劝之废立。曰：“外无武、宣之勋，内无伊、霍之举，何以易视听、镇异同？”

且晋室有天下，其历史本不光明，故使世族与功名之士皆不能忠心翊戴。

王导尝具叙晋宣王创业及文王末高贵乡公事于明帝前，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惟世族但求自保家门。

孙盛高庾亮：“王导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此可代表门第中人意态也。

英雄功名之士，意气郁激，则竟为篡弒。

桓温常卧语：“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此魏、晋以来人见解。可取而不取，真成大呆子。 环卫自身亦带书生名士气，故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然其心尚存有君臣名教，故篡逆终不成。一传为桓玄，再进为刘裕，则晋祚不保矣。

直到桓玄、刘裕，一面篡位，一面还是痛抑权门。

南史宋武本纪谓：“自晋中兴，朝纲弛紊，权门兼并，百姓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釐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又按：晋羲熙【安帝。】九年，刘裕上表请依桓温庚戌土断。 可见桓温、桓玄、刘裕实是走的同一路线也。胡藩言：一谈一咏，搢绅之士，辐凑归之，不如刘毅。”盖裕粗人，不为名士所归。裕之北伐，在廷之臣，无有为裕腹心者。裕所以不能从容据长安以经营北方者亦在是。【裕能篡位，而桓温不能，亦在是。】

要之江南半壁，依然在离心的倾向上进行。诸名族虽饱尝中原流离之苦，还未到反悔觉悟的地步。

    第十五章 北方之长期纷乱【五胡十六国】

晋室东迁，衣冠南渡，北方中国便陷入长期的纷乱状态中。史称为五胡十六国，先后凡一百三十六年。

     一、五胡十六国撮要

五胡：

一、匈奴。

一支居山西，建国为前赵。【初称汉。】

又一支在河西张掖，建国为北凉。【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沮渠为氏。】

又一支自山西西走，建国为夏。【赫连氏，其先右贤王去卑，曹操命其监五部。】

二、羯。【乃匈奴别部，晋书：“匈奴以部落为种类，其入居塞内者有‘屠各’等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错杂。”最后一种曰“力羯”，即五胡所谓“羯”也。史称石勒：“匈奴别部，羌渠之胄”，则此种虽属匈奴，而与西羌为近。王隐晋书称“羯贼刘曜”。（文选刘越石勒进表注引。）时多连称“胡羯”，则以羯久属匈奴故也。】

散居上党羯室，【今山西辽县，盖以为羯族所居，故曰“羯室”。】建国为后赵。

三、鲜卑。

慕容氏  建国曰前燕、后燕、南燕。

拓跋氏  建国曰元魏。【不在十六国内。】

段氏    建国曰辽西。【不在十六国内。】

宇文氏  建国曰北周。【不在十六国内。按：晋书以宇文莫槐为鲜卑，惟魏书、北史则谓是匈奴南单于之远裔，而鲜卑奉以为主。又谓：“其语与鲜卑颇异。”则宇文氏或是匈奴而杂有鲜卑之血统也。】

秃发氏  居河西，建国曰南凉。

乞伏氏  居陇西，建国月西秦。

鲜卑自辽东至河西，无所不居，以慕容、拓跋两氏为最盛。

四、氐。【御宽五九八引石崇奴券：“元康之际，买得一恶羝奴。”则“氐”原作“羝”。太平广记二四五：“晋锺毓兄弟行，一女子笑曰：‘中央髙，两头低。’盖言羝也。锺兄弟多髯，故云。”知氐多髯。】

略阳【天水。】蒲氏  建国曰前秦。

略阳吕氏           建国曰后凉。

略阳清水氏         建国曰仇池。【不在十六国内。】

五、羌。

烧当羌姚氏  建国曰后秦。【时人常称“六夷”。殆“五胡”外，增“賨”（又号“巴氏”）言之。苻坚叱姚苌曰：“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谓是无姚苌名；斥姚苌曰“汝羌”非谓羌不在五胡之列。】

十六国以割据地言，亦约略可分为五别：

一、前赵，【汉。】后赵。

二、前燕，后燕，南燕，北燕。

三、前秦，后秦，西秦，夏。

四、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

五、蜀。

     二、十六国前后形势之大概

十六国前后形势，可分五期言之：

一、晋、赵、蜀三国鼎立期

前赵【匈奴。】  刘豹居晋阳，刘渊居离石，后迁平阳。刘聪居平阳，刘曜居长安。

前赵最先兴，据燕、晋、豫、秦四省之各一部，晋称赵、蜀为“二寇”。

后赵【羯。】    石勒居襄国。【邢台。】石虎居邺。

石勒灭刘曜，据中国北部之半，北方几成一统。

石虎死，鲜卑、氐、羌诸族乘机起，北方局势大变。时桓温灭蜀，北方不久成燕、秦分据之局。

二、第一次燕、秦分据期

前燕【鲜卑。】  慕容皝居龙城。【朝阳。】慕容俊居蓟，迁邺。

据燕、齐、晋、豫及辽宁之一部。

前秦【氐。】    苻健居长安，苻坚仍之。

桓温伐燕不利，燕内乱，慕容垂奔秦，秦进师灭燕。自此苻秦全盛，进入第三期。

据燕、晋、豫、秦各一部，

三、苻秦全盛期。

苻秦据中国北部大半，地广为五胡寇，遂南侵而有淝水之败，北方再分裂。

四、第二次燕、秦对峙期

后燕  慕容垂【皝子。】居中山。

疆土略如前燕，据和龙，为北燕；为魏所灭。南燕为晋所灭。

后秦【羌。】  姚苌居长安。

疆土掩有陕、甘、豫三省，灭于刘裕。

五、刘裕灭秦后之北方三国

魏在平城。【大同。魏人崔浩之言曰：“裕必克秦，归而谋篡。关中华、戎杂乱，风俗劲悍，必不能以荆、扬之化施之，终必为我所有。”】夏在统万。【横山县西百里白城子。其疆土掩有今陕西北部划河套之地。夏人之言曰：“裕必灭泓，然不能久留。裕南归，留子弟守关中，取之如拾芥”】凉在姑臧。【武威，其疆土当今甘肃河西之一部。凉主闻裕入秦，大怒。其臣刘祥入言事，蒙逊曰：“汝闻刘裕入关，敢研研然也！”遂斩之。】

刘裕入长安，北方未定而回。急于篡晋，是为宋。夏主赫连勃勃遂据长安，嗣夏、凉相继并于魏，而成南北朝。

三、五胡十六国大事简表

304~313

西晋惠帝永兴元年，至愍帝建兴元年。

314～323

愍帝建兴二年，至东晋明帝太宁元年。

324～333

明帝太宁二年，至成帝咸和八年。

汉

前赵

后赵

刘渊据离石，称汉王，旋徙平阳。刘聪取洛阳。石勒据襄国，遣石虎据邺。

刘曜取长安，徙都，改号赵。石勒陷幽、蓟、并三州；又取青州。

石勒杀刘曜，称帝。

成

燕

李雄据长度，称成。

慕容廆取辽东。

前凉

赵封张茂为凉王。

334~343

成帝咸和九年，至康帝建元元年。

344～353

康帝建元二年，至穆帝永和九年。

324～333

穆帝永和十年，至哀帝兴宁元年。

364～373

哀帝兴宁二年，至孝武帝宁康元年。

后赵

后赵

石虎徙都邺。

石虎卒，冉闵杀胡羯二十万人。燕克邺，赵亡。

燕

燕

燕

燕

慕容皝称燕王，迁龙城。

慕容俊灭冉闵。

徙都邺。

慕容垂奔秦。秦入邺，燕亡。

代

秦

秦

秦

什翼犍都云中。

苻健入长安，称秦王。

桓温伐秦。讨姚襄，入洛阳。苻坚立，用王猛。

王猛取洛阳，灭燕。

成

成汉

李焘改号汉。

桓温灭之。

374~383

孝武帝宁康二年，至太元八年。

384～393

孝武帝太元九年，至太元十八年。

394～403

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至安帝元兴二年。

404～413

安帝元兴三年，至羲熙九年。

秦

秦

后秦

后秦

王猛卒。

伐晋，败于淝水。

姚兴灭前秦。

姚兴灭后凉。

后燕

后燕

后燕

慕容垂自洛阳入邺，都中山，称后燕。

慕容垂卒，魏入邺。

冯跋篡之，亡。

南燕

刘裕讨灭之。

前凉、代

西燕

南燕

北燕

为秦所灭。

慕容冲入长安。慕容永据长子。称帝。

慕容德称帝于滑台，为南燕。

冯跋立为北燕。

后秦

魏

魏

姚苌取长安，称帝。

拓跋珪称帝，迁都平城。

拓跋珪被弑。

西秦

乞伏国仁称单于。

魏

西燕亡。

夏

代拓跋珪复兴，徙盛乐。

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起。

赫连勃勃称夏王。

414~423

晋安帝羲熙十年，至宋营阳王景平元年。

424～433

宋文帝元嘉元年至十年。

434～443

文帝元嘉十一年至二十年。

后秦

魏

魏

刘裕入长安，后秦亡。

拓跋焘立。西秦亡于夏。夏亡于魏。

北燕、北凉亡于魏。

夏

赫连勃勃入长安。南凉亡于西秦。西凉亡于北凉。

五胡十六国年代表

     四、胡人之汉化与胡汉合作

胡人所以能统治北方中国者，亦有数故：

诸胡杂居内地，均受汉族相当之教育，此其一。【详后北方儒统。】

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湖人合作，此其二。

诸胡以客居汉地而自相团结，此其三。

傅奕曰：“羌胡异类，寓居中夏，祸福相恤。中原之人，众心不齐，故夷狄少而强，华人众而弱。石季龙死，羯胡大乱，冉闵令胡人不愿留者听去；或有留者乃诛之，死者二十余万。氐、羌分散，各还本部，部至数万，故苻、姚代兴。”

诸胡中匈奴得汉化最早，如刘渊、聪曜父子兄弟一门皆染汉学，故匈奴最先起。鲜卑感受随化最深，故北方士大夫仕于鲜卑者亦最多。鲜卑并得统一北方诸胡，命运较长，灭亡最后。次于鲜卑者为氐。

刘琨传：“内收鲜卑之余榖，外抄残胡之牛羊。”则鲜卑亦务农作，而胡羯仍事游牧。元康四年，慕容廆徙大棘城（今辽宁义县）。教部族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此鲜卑受汉化甚深之证。【廆子皝又自大棘城徙居龙城，时鲜卑已早为城郭之邦矣。鲜卑其先有檀石槐、(东汉桓帝时。)柯比能，势已盛。轲比能当汉末，部落近塞。自袁绍據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圉。则鲜卑之染汉化，渊源既久。慕容、拓跋两氏，其先皆属檀石槐也。】魏志三十裴注引魏略：“氐人各自有姓，亦如中国之姓，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杂居故也。”又魏志九夏侯婣传：“渊击武都氏羌下辩，收氐谷十余万斛”，是氐亦有农事。

故继鲜卑而盛者为氐。鲜卑在东北，氐在西北，于五胡中建设皆可观。

羯附匈奴而起，羌则附氐而起。故二族势最促，文化建设最逊。

诸胡虽染汉化，然蛮性骤难消除，往往而发。最显见者曰淫酗，曰残忍。【残忍之例，莫逾石虎，勒从子。既篡石弘位，尽诛勒诛子，以邃为太子，而爱韬。邃疾之，尝谓左右：“我欲行冒顿之事。”虎遂收邃及其妻妾、子女二十六人，同埋一棺中。立宣为太子，宣复疾韬，杀之佛寺。入奏，将俟虎临丧而杀之。会有人告变，虎幽宣于库，以铁环穿其颔锁之。取害韬刀箭舐其血，哀号震动宫殿。积柴薪焚宣，拔其发，抽其舌，断其手足，斫眼，溃肠，如韬之伤。虎从后宫数千，登高观之，并杀妻、子二十九人。宣小子年数岁，虎甚爱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听，遂于抱中取而戮之。儿犹抱虎衣大叫，虎因此发疾。盖浅化之民，性情暴戾，处粗野之生活中，尚堪放纵自适。一旦处繁杂之人事，当柔靡之奉养，转使野性无所发舒，冲荡溃决，如得狂疾。石虎之后，最以残暴著者有苻生。】惟其淫酗，故政治常不上轨道，惟其残忍，诸胡间往往反复屠杀，迄于灭尽。【石勒灭刘曜，坑其王公以下万余人，南匈奴遂灭。冉闵诛胡羯，死者二十余万，杀石虎三十八孙，尽灭石氏。】

    第十六章 南方王朝之消沉【南朝宋齐梁陈】

 

宋八帝，六十年。【凡四世，六十六男。骨肉相残，无一寿考令终者。】

齐七帝，二十四年。【人物历运，于南朝为最下。】

梁四帝，五十六年。

陈五帝，三十三年。

前后凡一百七十年，为南朝。

在此时期中，北方中国亦臻统一，为北朝。

以五胡与东晋相比，五胡不如东晋。以南朝与北朝相比，北朝胜于南朝。

晋室东迁，衣冠盛族相率渡江，其留北者力量薄弱，不足以转世运，而诸胡受汉化之熏陶尚浅，故其时南胜于北。南渡人物，皆魏、晋清流，自身本多缺点，【否则不致于南渡。】历久弥彰，逐次消沉，故南朝世运不如东晋。

汉族留北者，在当时皆以门第稍次，不足当“清流雅望”之目。【否则亦追随南渡矣。】然正惟如此，犹能保守几许汉族较有价值之真文化，【即名教反动以前两汉思想。在魏晋清流视之，则为落伍赶不上时代潮流也。】经动乱艰苦之磨励，而精神转新转健。诸胡亦受汉化较久较熟，能与北方士大夫合作，政治教化皆渐上轨道，故北朝世运胜于五胡。

南北相较，北进而南退，南朝终并于北。

     二、南朝王室之恶化

门第精神，维持了两晋二百余年的天下，他们虽不戮力世务，亦能善保家门。名士清谈，外面若务为放情肆志，内部却自有他们的家教门风。推溯他们家教门风的来源，仍然逃不出东汉名教礼法之传统。

刘、萧诸家，族姓寒微，与司马氏不同。

刘裕少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被执。萧道成自称“素族”，【临崩遗诏：“我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萧衍与道成同族。陈霸先初馆于义兴许氏，始仕为里司，再仕为油库吏。

他们颇思力反晋习，裁抑名门，崇上抑下，故他们多以寒人掌机要。

时寒族登要路，率目为“恩幸”。齐武帝则谓：“学士辈但让书耳，不堪经国，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此可见当时双方之心理。梁武帝父子最好文学、玄谈，然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颜之推讥为“眼不能自见其睫”也。

但门第精神，本是江南立国主柱。蔑弃了门第，没有一个代替，便成落空。落空的结果，更转恶化。【南朝寒人擅权，殆无一佳者。阮佃夫、王道隆等，权侔人主，乃至官捉车人为虎贲中郎，傍马者为员外郎，茹法亮在中书，语人曰：“何须见外禄？此户内岁可办百万。”阮佃夫豪奢，虽晋之王、石不能过，遂至弑君，梁政坏于朱异，侯景围台城，周石珍辄与相结，遂为景佐命。至陈末，施文庆、沈容卿用事，隋军临汗，犹口：“此常事。”以致亡国。】

南朝诸帝，因惩于东晋王室孤微，门第势盛，故内朝常任用寒人，而外藩则托付宗室。然寒人既不足以服士大夫之心，而宗室强藩，亦不能忠心翊戴，转促骨肉屠裂之祸。

宋、齐之制，诸王出为刺史，立长史佐之，既复立典签制之。诸王既多以童稚之年，膺方面之寄，而主其事者则皆长史、典签也。一、再传而后，二明帝【宋刘彧、梁萧鸾。】皆以旁支入继大统，忮忍特甚。前帝子孙虽在童孺，皆以逼见仇。其据雄藩、处要地者，适足以损其身命于典签之手。当时任典签者，率皆轻躁倾险之人，或假其上以称乱，或卖之以为功，威行州部，权重藩君。梁诸王皆以盛年雄材出当方面，非宋、齐帝子之比。然京师有变，亦俱无同奖王室之忠。侯景围台城，如纶、如绎、如纪、如察之徒，皆拥兵不救，忍委其祖、父以喂寇贼之口。盖南朝除门第名士外，人才意气率更不成。

宋诸帝自屠骨肉，诛夷惟恐不尽。宋武九子、四十余孙、六十七曾孙，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无一有后于世。

其宫闱之乱，无复伦理，尤为前史所无。

而宋、齐两代诸帝之荒荡不经，其事几乎令人难信。

宋代则如元凶劭，

弑父。【文帝欲废太子，告潘淑妃。妃告其子始兴王濬（xùn），濬以告劭。劭弑父，并杀潘淑妃，谓濬曰：“潘淑妃遂为乱兵所杀。” 濬曰：“此是下情由来所愿。”】

前废帝，【年十七为帝。】

为姊山阴公主【谓帝曰：“妾与陛下，男马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妾惟驸马一人，事大不均。】置面首三十人。【自以在东宫时，不为孝武所爱，将掘其陵，太史言不利，乃】纵粪父陵。称叔父湘东王【彧。】为“猪王”。【以其体肥，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彧纳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一日忤旨，缚手足，贯以杖。】欲擔（dān）付太官屠猪。【建安王休仁请俟皇子生，乃杀猪取肝肺，始得释。】又令左右逼淫建安王休仁母杨贵妃。【帝之叔祖母。休仁呼“杀王”，尚有山阳王休祐呼“贼王”，东海王袆呼“驴王”。】

后废帝。【母陈贵妃，名妙登，建康屠家女，年十五万帝。】

五、六岁能缘漆杖竿而上。【去地丈余，食顷方卞。太后数训诫帝，帝不悦。端午，赐帝毛扇，不华，】欲煮药酖太后。【左右曰：“若行此事，官便应作孝子，岂得复出入狡狯？”曰：“汝语大有理。”乃止。一日直入萧领军府，道成方昼卧裸袒，帝立道成于室内，】画萧道成腹作箭垛。【引满将射。左右王天恩曰：“领军腹大，是佳箭堋（péng）。一箭便死，后无复射，不如以雹箭射之。”正中其脐。帝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夜至新安寺偷狗【就昙度道人。】烹食。【醉还遇弑。】

 齐则如郁林王，【年二十为帝。】

亦为其母王太后置男左右三十人。【帝慧美，善矫情。】父病及死，【帝哀哭，见者为之鸣咽，才回内室即欢笑。】为其妻报喜。【纸中央作一大“喜”字，作三十六小“喜”字绕之。】妻何氏【即山阴公主之女。】纵淫恣。【帝自与左右无赖二十余人共衣食卧起，妃择其中美者，皆与交欢。】见钱，曰：“吾昔思汝一个不得，今日得用汝未？”【赐左右动至百、数十万。】

东昏侯，【年十九为帝。】

尝夜捕鼠达旦。父丧不哭，诿云喉痛。【明帝临萠，嘱以后事。以郁林王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后。”以郁林不杀萧鸾也。按：武帝临终亦戒郁林，曰：“五年中一委宰相，五年外勿复委人。若自作无成，无所多恨。”此可见当时王室之家教矣。东昏既多受父诫，】遂以诛戮宰臣为务【尝习骑至适，曰：“江祏（shí）常禁我乘马，小子若在，吾岂能得此？”因问祏亲戚余谁，曰：“江祥今在冶。”即于马上作敕，赐祥死。】台阁闻奏，宦者裹鱼肉还家。一月出游二十余次。【入乐游苑，人马忽惊，问左右朱光尚。（其人云能见鬼。）对曰：“曩见先帝大瞋，不许数击。”帝大怒。拔刀与光尚寻之，不见，乃】缚菰（gū）为父【明帝。】形，【北向】斩首，悬之苑门。【凿金为莲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莲花。”】

此等皆荒诞，疑非人情。然赋与一种可以穷情极意的环境，又习闻到一些一切不在乎的理论，【即许武放达的人生理论。】而不加以一种相当的教育，其趋势自可至此。

古代贵族阶级，本有其传统甚深微的教育。西汉以平民为天子，诸侯王不皆有教育，不数传尽纵恣不法，多为禽兽行。故贾谊力言治道首重教育太子。而两汉宫廷教育亦皆有法度。

南朝的王室，在富贵家庭里长养起来，【但是并非门第，无文化的承袭。】他们只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士们的家教与门风，又没有领略得名士们所研讨的玄言与远致。在他们前面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

由名士为之则为雪夜访友，【王徽之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窗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到，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无知识，无修养，则变为达旦捕鼠。

由名士为之则为排门看竹，【王徽之过吴中，见一家有好竹。主已知王当往，洒扫施设，在厅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无知识，无修养，则变为往寺庙偷狗吃。

庄、老放言，破弃“名教”，愎归“自然”，本来不教人在家庭团体、政治组织里行使。魏、晋名士，一面谈自然，一面还遵名教，故曰名教与自然“将毋同”。南朝的王室，既乏礼教之熏习，【因其非世家。】又不能投入自然之朴素。【因其为帝王，处在富贵不自然之环境中。】蔑弃世务的，【大抵幼年皇帝为多。】则纵荡不返；注意实际的，【大抵中年皇帝居多。】则残酷无情，循环篡杀，势无底止。

独有一萧衍老翁，俭过汉文，勤如王莽，可谓南朝一令主。然而他的思想意境，到底超不出并世名土的范围。自身既皈依佛乘，一面又优假士大夫，结果上下在清谈玄想中误了国事。

史称梁武敦尚文雅，疏简刑法，优假士人太过，牧守多侵渔百姓。【即宗室诸王如临川王宏、武陵王纪等，皆恣意聚敛，盛务货殖，而武帝不问。】又谓其好亲任小人。王伟为侯景草檄，谓：“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此可见当时之政俗矣。

当时帝王可能的出路止此。中央政府的尊严，既久不存在。【宋顺帝禅位时，逃入宫内，王敬则将舆入宫，启譬令出。顺帝谓敬曰：“欲见杀乎？”答曰：“出居别宫耳。官昔取司马家亦如此。”顺帝泣曰：“惟愿生生世世，不复与帝王作姻缘。”宫内尽哭。曹孟德、司马仲达怍祟，至此末已。】秦、汉以来的政治理论，亦久已废弃。【除非恢复那些政治理论，中央才可再有尊严，帝王亦才可再有新出路。】魏、晋以下世运的支撑点，只在门第世族身上。当时的道德观念与人生理想，早已狭窄在家庭的小范围里。【既已无国，复何中央？复何帝王？】南朝诸帝王崛起寒微，要想推翻门第世统之旧局面，却拿不出一个新精神来，【先要懂得帝王在国家、在政府里的真地位与责任，彼辈自所不能，而却把贵族门第的家庭教育蔑弃了。】结果只有更恶化。

     三、南朝门第之衰落

门第虽为当时世运之支撑点，然门第自身，实无力量，经不起风浪。故胡人蜂起，则引身而避；权臣篡窃，则改面而事。既不能戮力恢复中原，又不能维持小朝廷偏安的纲纪。在不断的政局变动中，牺牲屠戮的不算，其幸免者，亦保不住他们在清平时代的尊严。

南朝世族无功臣，亦无殉节者。侯景败，王克迎王僧辩，【僧辩北人南附，克则王氏世家。】僧辩劳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对。又问：“玺绂（xǐ fú）何在？”克良久曰，“赵平原持去。”【赵思贤，景腹心授平原太守。】僧辩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坠。”

积久优越舒服的生活，只消磨糜烂了他们自争生存的机能。

颜氏家训：“江南朝士，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假令有者，皆信童仆为之。未尝目睹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又曰：“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棊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自经侯景之乱，而贵族门第澌灭殆尽。【侯景羯族，南奔济淮，仅得步骑八百。称乱渡江，有马数百匹，兵八千人而已。此乃南方社会之熟极而烂，腐溃内讧，而景乘之耳。】

颜氏家训：“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歩；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又曰：“建康令王复，性既懦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无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又曰：“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昔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诸见俘虞，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

陈霸先以微人跃起称帝，一时从龙之士，皆出南土，于是北方贵族之地位更促。

萧詧亡而江陵贵族尽。

南渡之衣冠全灭，江东之气运亦绝。

    第十七章 北方政权之新生命【北朝】

北方中经历范湖长期纷扰之后，渐渐找到复兴的新机运，是为北朝。

元魏自道武帝至孝武帝入关，凡十一主，一百四十九年，分为东、西。

东魏一主，十七年，先亡。 

西魏三主，二十三年。

齐自高洋篡位，五主，二十八年。

周自宇文觉篡位，五主，二十五年。

     二、北方之汉化与北方儒统

五胡杂居内地，已受相当汉化。但彼辈所接触者，乃中国较旧之经学传统，而非代表当时朝士名流之清谈玄理。南渡以还，士大夫沦陷北方者，不得不隐忍与诸胡合作，而彼辈学术涂辙，亦多守旧，绝无南渡衣冠清玄之习。

刘渊父子皆粗知学问，渊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皆是东汉的旧传统。

石勒徙士族三百户于襄国，【名崇仁里。】置公族大夫领之。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又定秀、孝试经之制。【勒军中特有“君子营”，集衣冠人物为之。史称：“卢谌、崔悦、荀绰、裴宪、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

慕容廆益大兴文教，以刘赞为东庠祭酒，世子皝率国胄束脩受业。廆览政之暇，亲临讲肄。慕容氏于五胡中受汉化最深。

苻秦文教尤盛，诸经皆置博士，惟阙周礼，乃就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音读，即其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受业。【号宋氏曰：“宣文君”。】

王猛死，特诏崇儒，禁老、庄、图谶之学。【诏曰：“权可偃武修文，以称武侯雅旨”，则必猛生前时时称说其意也。】

姚兴时，耆儒姜龛、淳于岐等教学长安，诸生自远而至。兴每与龛等讲论道艺。胡辩讲授洛阳，关中诸生赴者，兴敕关尉勿稽其出入。

姚泓亲拜淳于岐于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

是五胡虽云扰，而北方儒统未绝。

时河、洛一带久已荒残，山西亦为东西交兵之冲，石虎之乱，屠割尤惨，故东方惟慕容，西方惟苻、姚，为北方文化残喘所托命。

元魏先受慕容氏影响，自拓拔珪时已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初有生员千余人，后增至三千。【道武帝命梁越授诸皇子经，官上大夫。】

拓拔嗣信用崔浩，至拓拔焘又征卢元、高允，文化渐盛。

时范阳卢元、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集代郡。高允征土颂谓：“名征者四十二人，就命者三十五人。”卢丑当太武监国时入授经，以师傅恩赐公爵。张伟以通经官中书侍郎，受业者常数百。张吾贵门徒千数。高允居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郡国建学校，立博士，皆出允议。【史称梁越“博综经传 ，卢丑“笃学傅闻”，张伟“学通诸经”，李同轨“学综诸经”，崔浩“博览经史”，髙允“博通经史”，李安世“博综群言”，此证北儒学风，主经史实济，务博综，不似江南以清虚为贵也。】

别有河西儒学，以诸凉兵祸较浅，诸儒传业不辍，又为苻、姚丧乱后诸士族避难之所。至拓拔焘并北凉，群士始东迁，遂与东方慕容燕以来儒业相汇合，而造成元魏之盛况。

刘延明就博士郭瑀学，瑀弟子五百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凉武昭王以延明为儒林祭酒，蒙逊拜为祕书郎，牧犍尊为国师，学徒数百。常爽【明习纬族，五经百家，多所研综。】门徒七百人，索敞为之助教。敞入魏以儒学为中书博士，贵游子弟成就显达者数十人。蒙逊时又有宋繇、阚骃均见礼待。可见河西儒学之盛。又游明根、高闾皆以流寓入魏，特被孝文礼遇。游子肇，亦名儒。闾与高允称“二高”。

在此汉化深浓、儒业奋兴之空气下，乃酝酿而有魏孝文之迁都。

太袓元兴元年至邺，即有定都意，乃置行台。太宗神瑞二年又议迁都，以崔浩等谏而止。汉化愈进，即迁都动机愈成熟，两事连带而来。

     三、魏孝文迁都及北魏之覆灭

魏孝文迁都，自有其必然的动因。

一则元魏政制，久已汉化，塞北荒寒，不配做新政治中心。

孝文太和十五年始亲政，是年即建明堂，改营太庙。明年坏太华殿，改建太极殿。十七年改作后宫。北魏的国力，到此已盛，与其在平城因陋就简的改造，不如径迁洛阳，可以彻底兴筑，以弘规制。【洛阳的新规模，可看洛阳伽蓝记。其分区建筑之计划，创于韩显宗，见北史韩传。又孝文语其臣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宗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见魏书成淹传。）此皆经济上原因，使魏不得不迁都也。崔浩谏拓拔珪迁邺、则谓：“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此见前后北魏国力之膨胀。】

二则北方统一以后，若图吞并江南，则必先将首都南移。

太和十五年始亲政；十七年南伐，是年即议迁都，并起宫殿于邺。是后连年南伐，直到孝文之卒。可知孝文迁都，实抱有侵略江南之野心也。

三则当时北魏政府，虽则逐步汉化。【此只是北方汉士族的文化力量之逐步抬头。】而一般鲜卑人，则以建国已踰百年，而不免暮气渐重，【此却是浅演民族一种根本的惨运。】魏文帝实在想用迁都的政策来与他的种人以一种新刺激。

史称：“魏主将迁都，恐群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以胁之。至洛阳，霖雨不止，群臣泣谏。魏主曰：‘今者兴发不小，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时旧人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迁都之计遂定。”其时一般鲜卑人之暮气沉沉，固不待南迁而衰象已见矣。孝文太子恂，既南来，深苦河、洛暑热，每追乐北方。【此皆浅演民族之暮气表示也。】帝赐之衣冠，常私着胡服，杖数百，囚之。又谋轻骑奔代，废为庶人，赐死。【自以为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而引起家庭父子惨剧者，前者有王莽，后有魏孝文。】时孝文南迁，所亲任多中州儒士，【其时北方汉士族文化力量已不可侮。惟孝文知之，鲜卑种人多不知也。】宗室及代人，往往不乐。孝文尝谓陆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此乃鲜卑暮气对汉文化之反应。】朕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孝文之开譬深切如此，然陆叡、穆泰终以反对南迁，谋乱伏诛，则知当时鲜卑人一般之意态，实距孝文理想甚远也。

孝文迁都后的政令，第一是禁胡服，屏北语。

帝谓：“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以下，语言不听仍旧。”又曰：“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故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披发之人。”又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曰：‘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当死。”【观颜之推家训，当时北方士族，仍有以教子弟学鲜卑语得奉事公卿为荣。直至高欢，必遇高敖曹在军中，乃为汉言。则魏孝文之理想，竟未得达。】

其次则禁归葬，变姓氏。

自是代人迁洛者，悉为河南洛阳人。拓拔改氏元，其它如长孙、【拓拔。】奚、【达奚。】叔孙、【乙旃】穆、【丘穆陵。】陆、【步六孤。】贺、【贺赖。】刘、【独孤。】楼【贺楼。】等，皆胡姓改。凡一百十八姓。【详魏书官氏志。】

又次则奖通婚。【孝文自纳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荣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女充后宫。】

孝文明知鲜卑游牧故习，万不足统治中华，又兼自身深受汉化熏染，实对汉文化衷心欣慕，乃努力要将一个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气呵熟，使其整体的汉化。

而一时朝士，文采、经术尤盛。【此与当时暮气的鲜卑人两两对照，即知魏孝文迁都之一种内心激动矣。】

如高允、【尤好春秋公羊。】李世安、【祖曾，治郑氏礼、左氏春秋。叔父孝伯，少传父业。】李冲、李彪、【上封事七条，极识治体，殆其时之贾生也。为中书教学博士，述春秋三传，合成十卷。】王肃，【自南朝来。】尤其著者。所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关集词翰，斯文郁然，比隆周、汉也。”【魏书儒林传序。】

惜乎孝文南迁五年即死。【孝文五岁即位，初权在太后。二十五岁始亲政，二十九岁迁都，三十三岁即卒。】

他的抱负未能舒展，鲜卑人追不上他的理想，而变乱由此起。

初，元魏在马邑、云中界设“六镇”以防柔然。

六镇：【郦道元传：“明帝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会诸镇叛，不果。】

沃野，【沃野、薄骨律在西北边，略当河套、宁夏境，为六镇最西第一镇。】怀朔，【最西第二镇，今绥远五原、固阳境。】武川，【从西第三镇，今绥远武川。】抚冥，【武川、柔玄之间，约相距各五百圼之地。】柔玄，【怀荒东，近天镇北，今绥远兴和。】怀荒，【今地未考，当在兴和、沽源间。】又有御夷，【今察哈尔沽源、多伦二县地。】后置，在“六镇”外。

鲜卑高门子弟，皆在行间，贵族即是军人，当兵即是出身，杂卑自己规模本如此。

北史广阳王建传：“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擁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乃至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置之。”【按：六镇亦有柔然降人，及内地汉人征发配戍。故明帝正光五年八月诏，有“元非犯配，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之语。】

及迁洛阳，政治情势大变，文治基础尚未稳固，而武臣出路却已断塞。

广阳王传谓：“及太和在历，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北齐书魏兰根传亦谓：“中年以来，有司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族，各各荣显，顾赡彼此，理当愤怨。”【按：道武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军兵裁千余，然帅如故，费禄不少。杨椿表罢四军，减其主帅百八十四人，六镇亦称“府户”，盖体制略同。西魏“府兵”之名殆本此。秦、汉军民分治，故于郡守外置都尉。北朝其先纯系军治，故府设帅，而称军府。（此犹秦南海、桂林、象郡仅设一尉，不更置守也。）及后文治渐蒸，军主镇帅，遂无出路，群加简蔑，目为府户，以别于中朝搢绅门阀焉。】

一辈南迁的鲜卑贵族，尽是锦衣玉食，沉醉在汉化的绮梦中。

洛阳伽蓝记谓：“当时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方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王雍争衡。”高阳正光中为丞相，童仆六千，妓女五百，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河间亦妓女三百，常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况我大魏天潢，不为华侈。”【此等汉化，岂魏孝文所想望！】

而留戍北边的，却下同奴隶。贵贱遽分，清浊斯判。朝政渐次腐败，遂激起边镇之变乱。

胡太后时，【明帝神龟二年。】羽林、虎贲作乱，杀尚书郎张仲瑀及其父张彝，而朝廷不能问，【仲瑀上封事，请诠别选格，排抑武夫，不使预清品。及父子见杀，诏诛凶强者八人，余并大赦以安之。】其事已为凊流文治派与武人势力之显著冲突。在中央政府下之羽林侍卫尚无出路，何论边鄙镇兵？六镇叛变，正为此种形势之继续扩大。南中文治派与北边武人之冲突，其后面不啻即是汉化与鲜卑故俗之冲突也。【史又称：“代人迁洛，多为选部所抑，不得仕进。及六镇叛，元叉乃用代来人为传诏以慰悦之。”是可见当时南、北界划矣。】

尔朱荣入洛阳，沉王公以下二千余人于河。洛阳政府的汉化暂见顿挫。

尔朱荣世为领民酋长，部落八千余家，有马数万匹，【元天穆说之曰：“世跨并、肆，部落之民，控弦一万。”】此乃代表鲜卑遗留在北方之旧传统、旧势力，与洛阳汉化后之新朝贵绝不相同。一个国家，同时摆着两个绝不相同的社会，势必酿乱。

而鲜卑命运，亦竟此告终。

凡历史上有一番改进，往往有一度反动，不能因反动而归咎改进之本身；然亦须在改进中能善处反动方妙。魏孝文卒后，鲜卑并不能继续改进，并急速腐化，岂得以将来之反动，追难孝文！

     四、北齐北周文治势力之演进

然北魏洛阳政府之覆灭，只是拓拔氏一家统治权之解体，对于当时北方文治势力之进展，依然无可阻碍。【魏孝文只是认识了此种力量，要把鲜卑的统治权与之融合一体。洛阳的鲜卑贵族，以及北方的六镇军人，都不了解此意，他们只有先后做时代潮流下之牺牲品。】

史称：“世宗时，天不承平，学业大炽。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多者千余人，少者亦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每年逾众。”此魏孝文迁都后北方学术界气象也。

北齐在地理和人物上，都承袭着洛阳政府之遗傅。

尔朱荣居晋阳，为孝庄帝所杀。荣从子兆弑庄帝，高欢杀兆，孝武帝奔关中。高欢以洛阳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议迁邺。洛阳四十万户，令下三日，狼狈即行。

高欢一家，虽是一个汉、鲜混杂的家庭，

史称高欢渤海蓨人，其六世祖隐，为晋玄菟太守，则高欢应为汉人。惟自五世祖庆，已三世事慕容氏，【曾祖湖仕北魏，谥坐法徙怀朔。】史称欢遂“习其俗”，至其后娄氏则鲜卑豪族也。高澄娄出，故侯景呼以“鲜卑小儿”。高洋问杜弼：“治国当用何人？”弼对：“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洋以为“此言讥我”。又斩高德政，谓：“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洋后李氏出赵郡，其子废帝殷，洋谓其：“得汉家性质，不似我。”

然而汉人的势力，很快在北齐的政府下抬头。

史称：“高欢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惟惮高昂。欢每申令三军，常为鲜卑言；昂若在列时，则为华言。”然同洋即位，群臣皆汉、魏衣冠。直至末年，洋乃数为胡服，微行市里。则知文宣时齐朝早已汉化。又齐文宣诛诸元二十五家，杀三千人，余十九家并禁锢，嗣又大杀元氏，魏后竟无遗种，亦为汉人得势一因。【其后隋文帝尽杀宇文子孙，无遗种。】

杨愔尤称当时经学名懦，【一门四世同居，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事高洋，时称“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常山王高演杀杨愔，高殷（废帝，母李皇后，赵郡李氏女。）见废，亦当时胡、汉界线相争之一幕。】

李铉、邢峙、【齐文宣诏授太子经。】冯敬德、【武成为后主择师，命为侍讲。】冯元熙，【敬德子，以孝经授纬太子。】皆以经学为帝室师。【史称：“孝昌之后，海内淆乱，四方学校，所存无几。至于兴和、武定之世，寇难既平，儒业复光。”其间相去不过十年。】后魏崔亮年劳之制，至是见革。

后魏自张彝见杀，武官皆得依资人选，官员少而应调者多。崔亮为吏部尚书，乃奏为格制，官不问贤愚，以停解日月为断，年月久则先擢用，世谓之“停年格”。魏之失人自此始。高齐自高澄、袁韦修、杨遵彦、辛术相继掌大选，颇革魏弊，而辛术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衡鉴之美，尤为见称。

士人为县，尤见齐政渐上轨道。

北齐制县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凡九等。【此亦为隋、唐所袭。】然犹因循后魏，用人滥杂，至于士流耻居。元文遥遂奏于武成帝，密搜世胄子弟，恐其辞诉，总召集神武门，宣旨慰谕而遣。自是县令始以士人为之。

齐律尤为隋、唐所本。

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北朝尤以齐律为最。由唐及清，皆本隋律，隋律则本于齐。【魏拓跋焘定律，出崔浩、高允之手。浩长于汉律，为之作序。（史记索隙引。）高允史称其“尤好春秋公羊”，盖冶汉董仲舒、应劭公羊决狱之学者。其后代有名家，太和中，改定律令，君臣聚议一堂，考订之勒，古今无比。此为北系诸律之嚆矢。渊源当自汉律，不尽袭魏、晋之制也。】则齐政虽称昏乱，其士大夫之贡献亦甚大。

西魏则宇文泰虽系鲜卑，【或匈奴。】然因传统势力入关者少，更得急速汉化。苏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卢辩【累世儒学。魏太子及诸王皆束脩礼受业。叔父同，注小戴，辩注大戴。】诸人，卒为北周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治规模，为后来隋、唐所取法。将来中国全盛时期之再临，即奠基于此。

绰依周礼定官制，未成而卒，辩续成之。【西魏正式行周礼建六官，在恭帝三年。同脩者尚有崔献，薛。】

苏绰的六条诏书，

一、先治心，【“治民之本，莫若宰守。治民之礼，先当治心。其要在清心，次在治身，躬行仁义、孝弟、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继之以无倦。”】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

悬为当时行政官吏的新经典。

文长数千言，周主常置座右。又令百司诵习。绰又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此如汉初张苍为计相事，隋室之盛即本此。】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官吏在政治上的责任，现在又明白的重新提出。

而当时官吏的任用，尤能打破历来氏族门第的拘絯。

六条之四曰“擢贤良”，其言曰“自昔州郡大吏，但取门资，不择贤良。夫门资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今之选举，不限资荫，惟在得人。”

于是以前的官吏，为门资所应得；而此后的官吏，则将为民众负责任。此种意识，不可不说是当时一个极大的转变。

北史卢恺传：“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氏流。”又北史陆彦师传：“转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盖北周僻在关西，洛阳鲜卑贵族，去者无几，故苏绰得教宇文泰打破门第，拔才任用。如此，则鲜卑族自见湮沉，汉人自见腾驤，实为北周汉化一更要关键。【隋文非有大功盛业，而北周大臣如韦孝宽、杨惠、李德林、高炯、杨穆，皆翕然归奉，此恐亦有种姓之见存。】至隋时，政治转换，已上轨道，故卢恺、薛道衡等重提士庶之别，此并非反对北周之制，实为依照苏绰用意，作更进一步之甄别也。

周礼是他们政治理论的根据，一时君臣皆悉心讨究。

此书在魏孝文时已见重。西魏因推行周礼，故公卿多习其业。北齐熊安生精治此经，名闻于周。周武帝灭齐，安生遽令扫门，曰：“周帝必来见我”，已而果至。

僚吏俊彦，旦理公务，晚就讲习。

北周文帝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而后子、史。又于诸生中简德行淳懿者侍读书，河东薛慎等十二人应其选。

从学术影响到政治，回头再走上一条合理的路，努力造出一个合理的政府来。【此指能切实贡献于民众，而非专为保门第、固权荣而言。】

从此漫漫长夜，开始有一线曙光在北方透露。到隋、唐更见朝旭耀天。

    第十八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魏晋南北朝之门第】

贵族世袭的封建制度，早在战国、秦、汉年间彻底打破。然而东汉以来的士族门第，他们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位，几乎已成为变相的封建了。

      一、九品中正制与门阀 

东汉士族地位的获得，本由当时的察举制度。三国丧乱之际，“士人流移，考详无地。”【卫瓘语。】用兵既久，人材自行伍杂进。“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李重语。】两汉文治精神所托命的州、郡察举制，一时逆转，而倒退为秦、汉初年之军功得官。要对此种情况加以救挽，于是有魏尚书陈群之“九品官人”法。【事起延康元年，始议则自何夔。】

朝廷用人委之尚书，然尚书“不能审核天下人才士庶，【刘毅所谓“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鑑人物，何异以管窥天？”但又不愿漫无标准，一切委之军队或私人关西。】于是委中正铨第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凭之授受。”【通典语。】

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自汉末舍之州牧，于是州在郡上，自成一级。】大中正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通典语。】故“中正”乃中央官之兼职。【故晋书职官志别无“中正”之官。】

中正何以必须本处人任之？因非此无以熟知各本处之人才。中正何以必须中央官兼职？因乱离之际，人才集中中央，就近访察为便。

各地郡中正可以各就所知，汇报各本州大中正。大中正得根据乡评，定其品级与进退。

通典云：“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此虽为军政状态下一时之权宜，然其初“犹有乡论余风”。【卫瓘语。】故其后有“正始胜流”之目。【李重语。】今按：此制与州、郡察举有相异者两点：

一、州、郡察举之权在地方官，而州大中正则为中央官之兼职。故士庶求出身者，于察举制度下必须归于地方，而在中正制度下则须奔集中央。

此制本因人才不在乡里而立。但既立此制，则有使人才永不反归乡里之势。

二、州、郡察举只为士人进身之初步，至于以后在官职位之升降与转移，则与察举无关。

九品中正于各本州人士，无论已仕、未仕，皆以入品。

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谓：“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卫瓘谓：“其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故居官者因清议而进退。【谅陈群初意，盖欲藉此澄清当日浊乱之官场也。】陈寿父死有疾，使婢丸药，乡党贬议，遂致沉滞。后又因遵遗嘱葬母洛阳，坐不以母归葬，再致废辱。东晋温嶠为丹阳尹，平苏峻有大功，司徒长史以嶠母亡遭丧不葬，下其品。

如是则官位之升降，乃不系于居官服务之成绩，而操于中正之“品状”。

“品”者履行，“状”者才能、绩效。中正可得定“品”，不能知“状”。应于入仕之后，别有考课之法。今品、状均付于中正。如王嘉叙吉茂虽在上第而状甚下，云其“德优能少”是也。此制初意，本欲使官人之权不操于在下，而结果转使在下者持官人进退之柄。【故刘毅谓：“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实名，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又按：州、郡察举，每岁不过数人，故易识别；中正品状，同时网罗合境人才，势难周悉。于是只凭门第，兼采虚誉，虽欲中正，亦不能得。此又为察举制与中正制相异之一点。

关于第二点，魏夏侯玄已求矫正。

谓：“中正但当考行伦辈，铨衡专于台阁，不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众职各有官长，但使官长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

但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正结欢强族，自谋篡窃，夏侯玄不免杀身之祸，集权中央之政见，难见实施。

关于第一点。西晋统一以后，刘毅、卫瓘、李重诸人均有论列。九品中正本系三国军政时代之权宜办法，今天下复归一统，自当仍将察举权付之地方长官，不必再要一个中正。

此亦所谓“土断”。卫瓘云：“臣等以为宜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远属异土。如此则同乡邻伍，皆为邑里，郡县之宰，即以居长。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如此则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也。”

然而当时世族门第之势力已成，九品中正制正为他们安立一个制度上之护符。中正“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贵。”【亦卫瓘语。】“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段灼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刘毅语。】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此为当时尽人皆知之事实。在此形势下，故家大族，虽无世袭之名，而有世袭之实，因此这一个制度终于不能废弃。【陆机荐贺循、郭纳表，谓：“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观此知西晋北方士族擅朝政之概。宜乎元帝渡江，有“寄人国土，心常惭愧”之语也。】

     二、学校与考试制度之颓废

两汉官人，与察举制相辅并行者，尚有学校与考试。东汉的累世经学，即为造成门阀之一因，但到门阀势力一旦长成，学校与考试制度即不重要，难以存在。

汉末丧乱，天下分崩，学校自无存立之地。魏黄初、【文帝。】太和、青龙【明帝。】中，屡次想振兴学校，然而“高门子弟，耻非其伦”。【齐王芳时刘馥语。】博士既无高选，来者只为避役而已。

两汉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魏高柔疏：“博士迁除，限不过长。”【最低级之地方官。】其升迁既有限，宜遴选不得其人矣。

中央的尊严已倒，王政转移而为家教，自然高门子弟不愿进国立的太学。

国立太学的传统教育为六经与礼乐，而当时名门世族的家庭风尚，是庄老与清谈。六经礼乐本求致用，【此两汉之学风。】庄老清谈则务于自娱。【中央政府无权驾驭世族，世族亦不愿为中央所用。】

直到东晋成帝时，【咸康三年。】还有人【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以为江左寖安，请兴学校。遂重立太学，征求生徒。然当时士大夫多讲庄老，看不起儒家，终于没有人来理会。

宋文帝立玄、史、文、儒四学，乃以玄为首，国立太学改讲庄老玄谈。然庄老根本理论便不承认国家有教育人民之必要。宜乎南朝立学，皆旋立旋废，亦仅为具文而已。

中央既无登用人才之权，如何再能鼓舞人心来受中央的教育？

     三、南渡后之侨姓与吴姓

九品中正制已为门第势力安置一重政治上外在的护符。晋室东迁，中原衣冠，追随南渡者，依借勤王之美名，又在政治上自占地步。故当时有侨姓、吴姓之别。

过江者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吴姓不如侨姓。

东南本为胜国，自不敢比望中原。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齐孝武帝欲以张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绪少有清望，诚美选，然南士由来少居此职。”乃止。褚彦回曰：“江右【指东晋。】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为则。”

而侨姓中又分早、晚渡江之不同。

杜骥兄坦告宋文帝：“臣本中华高族，亡髙袓因晋氏丧乱，播迁凉土。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

中央政府本属虚置，只得对之优借。

故“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梁书高帝纪。】宋、齐以来，甲族“起家即为秘书郎”。【南史张赞传。】帝王偶尔破格用人，便足自傲。

梁武帝以张率为秘书丞，谓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望冑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为卿定名誉。”

这都是当时政治上的不成文法，为故家世族拥护权益。

     四、当时之婚姻制度与身分观念

故家世族为要保守他们的特权，亦复处处留神，一步不放松。最紧要的自属婚姻制度，这是保守门阀一道最重要的防线。齐代王源嫁女富阳满氏，沈约至特上弹章。【沈文云：“自宋氏失御，礼教凋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可见当时门第势力已日就隳弛。又云：“源见告穷尽，因与满为婚，聘礼五万。源先丧妇，以所骋余直纳妾。”是门第之混淆，大率由于贫富之颠倒也。】侯景请娶于王、谢，梁武帝谓：“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

不仅他们对于婚姻制度如此谨严，即日常私人交接，亦复故意的装身分，摆架子，好像他们果然舆别人有一种不可踰越的界线。

中书舍人王弘为宋太祖所爱遇，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纪僧真幸于宋孝武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愿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斅、谢蕍，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丧气而还，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官爵以外，别有其身分与地位，此事从东汉以来已有之。【除却道德、学问等问题不论。】惟东汉尚为名士，而至此遂成贵族。【名士及身而止，贵族世袭罔替。】然而士大夫特意装身分的故事，至宋、齐以下而转盛，【永明中，王俭与贾渊撰百家谱，谱学亦自此乃盛也。】这便是告诉我们，当时士族门第的界线，实已将次破坏了。还有一事可以见出当时士族门第势力消长之朕兆者，便是朝廷御史官之轻重。御史本为朝廷振肃纪纲之官，当时士族既目无中央，自不乐于有此职。此在宋、齐时极显见。

宋延颜之为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王球甚矜曹地，从弟僧朗除中丞，谓曰：“汝为此官，不复成膏粱矣。”齐甲族多不居宪职，王氏分枝居乌衣者为官微减，王僧虔为中丞，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试为耳。”故齐明帝谓“宋世以来无严明中丞”。

但梁、陈以下，御史官遂多称职，此亦世族渐失地位之一征。

江淹弹中书令谢朏等，齐明帝称为“近世独步”。张缅居宪司，号劲直，梁武帝至遣工图其像于台省。其它如张绾、到洽、孔休源、臧盾、江革、【皆在梁。】孔奂、袁宪、徐陵、宗元饶等，【皆在陈。】皆以任御史举职称。 

     五、北方的门第

士族门第同时亦在北方留存，但北方的士族其境遇与南方不同。

一）南渡者皆胜流名族，在当时早有较高之地位，其留滞北方不能南避者，门望皆较次。【故思想上南渡者皆能言清玄，而留北者，皆较笃实。（时称“鄙俗”。）】

二）南渡衣冠，藉拥戴王室之名义，而朘削新土，视南疆如殖民地。北方士族则处胡族压逼之下，不得不厚结民众，藉以增强自己之地位，而博得异族统治者之重视。故南士借上以凌下，北族则附下以抗上。情势既异，其对各方态度亦全不同。

三）南方士族处于顺境，心理上无所忌惮，其家族组织之演进，趋于分裂而为小家庭制。

宋孝建时，【孝武帝。】周朗【魏书刘骏传以为周殷。】上书献谠言，谓：“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鐺各煮鱼。”【日知录卷十三有“分居”一条论及此。】

北方士族处于艰苦境况下，心理上时有戒防，时抱存恤之同情，其家族组织之演进，趋于团结而为大家庭制。

宋书王仲德传：“北上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南人则有邻而各自为族者。】河北有薛、马两姓，各二千余家。【北史薛允传。】薛安都，河东汾阴人，世为疆族，族众有三千余家。【宋书。】杨播、杨椿兄弟，“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其家仕魏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魏书节义传：“博陵李氏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其它六世、五世、四世同居者甚多。又颜氏家训谓：“北土风俗，率能恭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南北奢俭之风，亦因处境积虑而异。【家训又云：“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滕终家事。河北鄙于侧出，是以必须重娶。”此亦因家庭制度之大小而异也。】

故南方士族直是政治权利上之各自分占，而北方士族则几成民族意识上之团结一致。当时异族视之，亦俨如一敌国，比之刘渊、石勒，不敢轻侮。

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谓：“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南齐书：“刘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以为南方所少有也。又按：北史毕义云传：“毕家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为州里患。其家私藏工匠，有十余机织锦，自造金银器物。”又北齐书循吏宋世良传：“清河东南曲堤，为成公一姓蟠居。群盗多萃此。谚云：‘宁度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北方豪姓亦多仗暴力为奸利者。要之其自身具有一锺力量，与南方贵族仰赖于政治势力者不同。】

四）南方士族早有地位。故不頋再经心世务，【高门大族门户已盛，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故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乃相尚为庄老玄虚。北方士族处异族统治之下，既不能澄清驱攘，只有隐忍合作，勉立功业以图存全，故相尚为经术政务。【处异族统治下，惟经术可以进退自全，如刑名、纵横，皆危道也。】

故南方士族不期而与王室立于对抗之地位，其对国事政务之心理，多半为消极的。北方士族乃转与异族统治者立于协调之地位，其对国事政务之心理，大体上为积极的。

因此南方东晋以至南朝，历代王室对士族不断加以轻蔑与裁抑，而南方士族终于消沉。北方自五胡迄元魏、齐、周，历代王室对士族逐步加以重视与援用，而北方士族终于握到北方政治之中心势力，而开隋、唐之复盛。【唐代士大夫多沿北朝氏族。】

      六、郡姓与国姓

北方门第至元魏时亦有郡姓、国姓之目。“郡姓”为汉族。

山东以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以韦、裴、柳、薛、杨、杜首之。

“国姓”即鲜卑。

亦称“虏姓”，代北以元、【拓拔。】长孙、【拔拔。】宇文、于、【勿忸于。】陆、【步六孤。】源、【秃发贺，太武赐姓。】窦【纥豆陵。】为首。

魏孝文迁都，诏以门第选举。

诏曰：“代人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无异寒贱，故宦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范阳卢、清河崔、荥阳郑、太原王。】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其旧为部落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在给事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在尚书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亦为姓。其大人之后，而官不显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显者亦为族。凡此姓族，皆应审覆，勿容冒伪。”

在孝文之意，一面因为忻慕汉化，重枧汉士族之门第；一面则实欲援借汉族门第制度来保护鲜卑族的政治地位。当时北方门第有“膏粱”、【三世有三公。】“华腴”、【三世有令、仆。】“甲姓”、【三世有尚书、领、护。】“乙姓”、【三世有九卿、方伯。】“丙姓”、【三世有散骑常事、太中大夫。】“丁姓”【三世有吏部正员郎。】之目，【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亦几乎是一个变相的世袭。【孝明时，清河王怿上表，谓：“孝文制出身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无有亏没。”魏帝用意，皎然可见。】

当时君臣讨论，诸臣皆请惟拔才用，不论门品，而孝文不以为是。

北史韩显宗传，李冲曰：“未审上古以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粱儿地，为欲益政赞时？”帝曰：“俱欲为人。”冲曰“若欲为人，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冲曰：“傅严、吕望，岂可以门见举？”帝曰：“如此者希，旷代有一、两耳。”李彪曰：“陛下若专以地望，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犹如向解。”韩显宗曰：“陛下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帝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盖若惟才是用，则鲜卑自不如汉人；论门品，则鲜卑以王室亲贵，尚可保其优势，所以较之南朝君臣的意态，恰相反对。【北朝学校制度，亦较南朝像样。】

但是魏孝文只能在门第的观念与制度上，设法使鲜卑汉化，【故既改其姓氏，又奖励与汉族高门通婚姻。】而与中原故家士族同操政柄；并不能排除汉族，让鲜卑独巩其治权。

当时在上者既力主门品，则门第在政治上的地位自然稳固。

他们已然经历长时期的惊风骇浪，现在居然能苦撑稳渡，慢慢见岸。中国文化，赖藉这些门第的扶护保养而重得回生。北方士族所遭境遇，视南方士族远为艰苦；而他们所尽的责任，亦较南方士族远为伟大。

然平情而论，南方门第对于当时传统文化之保存与绵延，亦有其贡献。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诗文艺术，皆有卓越之造诣；经史著述，亦灿然可观；品高德洁，堪称中国史上第一、第二流人物者，亦复多有。而大江以南新境之开辟，文物之蔚起，士族南渡之功，尤不可没。

要之，门第之在当时，无论南北，不啻如乱流中岛屿散列，黑夜中灯炬闪耀。北方之同化胡族，南方之宏扩斯文，斯皆当时门第之功。固不当仅以变相之封建势力，虚无之庄老清谈，作为褊狭之抨击。

    第十九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上）【在西晋及南朝】

     一、汉末之荒残

灵【黄巾之乱。】献【董卓之乱。】以来，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分别言之，如：

洛阳  董卓西迁，悉躯余民数百万口至长安。尽烧宗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后献帝还洛，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百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吴志一注引江表传：“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庚峻谒苏林，林曰：“鄢陵旧五、六万户，闻今裁有数百。”】

长安  董卓初死，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郭相斗，放兵劫略，加以饥馑，献帝脱逃，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徐州  徐方百姓殷盛，流民多归之。曹操父嵩避难琅琊，为陶谦别将所杀。初平四年，操攻谦，凡杀男女数十万人，泗水为之不流，五县、【彭城、博阳、取虑（下邳）、睢陵、夏邱（沛）。】无行迹。三辅遭李傕乱，流依谦者皆歼。曹操亦自谓：“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建安七年军谯令。】

荆州  刘表在荆州，关西、兗、豫学士归者千数；表没，亦遭残破。

寿春  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

其他如山东，【为黄巾所残。】河北，【为黑山贼所残。又有刘虞、公孙瓒、袁绍父于相继屠戮。孟达荐王雄曰：“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魏志崔林传注）】甘陇，【为马腾、韩遂所残，苏则云：“金城郡为韩遂屠剥，户不满五百，到官抚鸠，见户千余。”（魏志苏则传注）】靡不凋残。

以赤壁之战言，三方大较不到三十万人。

曹操合中国【即北方人，共十五、六万。】及刘表众【七、八万。】共二十余万。【号称水步八十万。】孙权遣周瑜，谓“五万众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诸葛亮自称有“关羽水军万人，刘琦江夏战士亦万人”。【以战国、楚汉之际，及王莽末年，及至黄巾初乱时几次战争相比。】可见当时壮丁之缺乏。

陈群谓：“丧乱后人民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殆非虚语。【杜恕亦谓：“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

附：三国季年户口数

蜀――亡时

户：  280，000； 口：  940，000

内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占1/9。

吴――亡时

户：  530，000； 口：2，300，000

内兵二十三万，占全数1/10，吏三万两千，后宫五千。

魏――平蜀时

户：  663，000； 口：4，432，881

三国合计约得

户：1，473，423；口：7，672，881

就全史而言，户口莫少于是时。【大体当盛汉南阳、汝南两郡之数。既备载后宫、将士、吏诸项，其数大约可靠。】

三国晚季如此，其大乱方炽时可想。

      二、农民身分之转变 

农民在大动乱中，地方政权随着中央政权而解体，他们无所托命，不得不依存于当地或附近的强宗豪族。强宗豪族把他们武装起来，成为一种自卫的集团，他们便成为强宗豪族的“部曲”。

如李典居乘氏，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万三千余口。袁、曹相拒官渡，李典输谷帛供曹军，后遂全部徙居邺。李典之众自有武装，故称“部曲”。亦有避地较僻，不需武装，而以政令约束相安者，如田畴率宗族避难无终山，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袁氏亡，畴将其家族宗人三百余家居邺。亦有相聚而为寇盗者，如李通拜汝南太守时，贼张赤等五千余家聚桃山，通攻破之。【此等例不胜举。】

如是则农民由国家的公民，【编户籍，纳租税。】一变而为豪族的私属。【纳质任，称部曲。“质任”即抵押，凡为部曲，必纳其亲属子女为抵押品，以表诚信。】实在是农民身分之降低。

局势逐渐澄清，各地的强宗豪族，逐渐消并其势力于几个大势力之下，再建政府，这便是三国。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只有兵队而无农民。【吴、蜀临亡时，兵籍均占全人口十分乃至九分之一。妇女去其半，老弱去其半，大体仍是有夫皆兵也。曹操得冀州，按籍自喜得兵三十万，亦指全冀丁壮言。】

兵队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农民非加入军队，无以自全。其后则兵队非仍转为农民，亦不能存活。袁绍在河比，军人仰食椹枣。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

暂时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便是屯田制度。尤著者如曹操之屯田许下。

献帝建安元年，曹操用枣祗、韩浩议建屯田，募民屯田许下。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

邓艾之屯田淮南、北。

齐王芳正始四年，建议屯田淮南、北：“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即五万兵队中常有四万兵轮番田种，以十分之二即一万兵专任防御也。】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阡陌相属。【其他如刘馥之在扬州，贾逵之在豫州，均兴屯田水利。吴、蜀亦然。】

兵队代替农民做了国家的基本公民，管督屯田的典农中郎将，暂时便等于地方行政长官。

魏末咸熙元年，始正式罢屯田官，以典农为太守，都尉为令长。至晋初泰始二年，又诏罢农官为郡县。但以后复有农官。当时要把军政的变态，转移到民政的常态，颇非易易。

这是一个“复兵于农”的伟大运动。在中央首都【许。】的附近，乃至的腹地，【淮南、北。】都施行起屯田来。从整个政治问题而论，不得不说是一个绝路逢生的好办法。但专从农民身分而论，却又是一个大低落。

两汉以来的农民，以公民资格自耕其地，而向政府纳租。【田地为农民所有，故农民得自由买卖。其出卖田地而变为私家佃户者，此暂不论。】现在是政府将无主荒田指派兵队耕种，无形中，农田的所有权，又从农民手里转移到政府去。这一个转变最显著的影响，便是农民的租税加重。

汉代租额，通常是十五税一，乃至三十税一。魏、晋的租额是“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此据傅玄奏疏，及封裕谏慕容皝语。】这便是王莽所谓“豪民劫假，收什五之税”。现在是政府自做豪民。【邓艾疏：“四万人且田且守，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是屯田全入于官，而一人责百二十斛矣。其中岁课六十斛，就邓之初计则正是什五之税。咸宁三年杜预上疏：“乞分种牛付兖、豫二州将吏士庶，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其额重如此。】

经过长期的大骚乱，农民本已失去耕地，现在他们是以国家兵队的身分把屯田来代替吃饷。直到西晋统一，军事状态告终，这个情形实现到制度上来，便成西晋初年之“户调”。同时商业亦彻底破坏。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此是汉武以来社会通行的标准币。】命百姓以谷、帛为市。【曹操时户赋已只纳绢绵，不纳钱币。】可证明当时商业之不振。

商业不振之主因，在于长期兵争之过分破坏。

楚、汉之际，商人乘机渔利，可证其时社会经济动摇不如三国、五胡诸纷乱为甚。

而因商人阶级之消失，更显明的形成农民与贵族世家之对立。【此后南方商业较盛，北朝殆至魏孝文迁洛阳后始有起色。史称梁初“扬、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钱；交、广用金银；余州杂以谷帛交易”。魏初民间皆不用线，髙袓太和十九年，始铸太和五铢线。】

      三、西晋之户调制与官品占田制

晋武帝平吴后，置“户调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疋，绵三斤；【按：此亦如魏制，输绢绵，不纳钱币。】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

这是户调式的条文。

“调”本是调发之义，故户调仍沿三国以来兵士屯田之旧规。

“户调”二字始见于魏志赵俨传。对怀附者收其绵绢，此为袁绍在河北所行之制度。此与“部曲”之纳“质任”，乃同样为中央政府解体下一种乱世之临时办法也。曹操得河北，令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则“户调”与“田租”尚分两项。晋制于户调下兼田租，则时渐平康，由兵屯变为农民，故户必带田矣。

男子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合一百亩，即古者一夫百亩之制。云“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者，并非占地百亩之外别给七十亩，乃是在其占地百亩之内以七十亩为课田。【“课”是课其租收。云“其外”，乃承上文输绢、输绵而来，谓输绢、输绵之外，再课田租。】换辞言之，即是课其十分之七的田租。

泰始四年，傅玄上疏：“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者与官中分。”可见晋室当时本有十七收租之制，傅玄虽有建议，晋室未能听受。户调制仍依私牛及无牛例收租，故百亩课七十亩也。

与户调制相附并行者，尚有“官品占田”制。令官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依次减五顷，至九品十顷而止。】又各以品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此。】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与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笫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

按：“荫”者皆私属，无公家课役。即是国家允许将此一部分民众田地划归私有；同时国家对百官亦不更班禄，其制甚似古代之封建。史称：“自晋至梁、陈，都畿民皆为王公贵人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佃谷与大家量分。”既役其力，又食其租。可见此等皆不属政府。是虽有官品占田制明令相限，未必切实有效。直至南渡后情况犹然也。

这一个制度的用意，并不是授与强宗豪族以私占的特权，乃是要把当时强宗豪族先已私占的户口及田亩括归公有，而许他们一个最高限度的私占额。

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此事难能办到。惟自农民言之，则大体上一样是二八收租、三七收租，在公在私，无所别择。

晋武帝泰始元年诏复百姓繇役，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质任”乃部曲对其私主所呈之抵押信物，大抵以子女为之。】咸宁三年大赦，除部曲督以下质任。此均在颁行户调制以前，用意均不外要将强宗豪族的私民众夺归公家。然晋武以开国之君，对民众绝无丝亳善意与德政，户调税收，依然与屯田兵一律，只想凭王室威严，向其下强夺豪取，岂能有成？晋室不永，只此等处可见。

     四、南渡之士族

东晋南渡，一辈士族，又大批的结集着宗亲、部曲流徙南来。

祖逖传：“逖，范阳人，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推逖为行主。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又以为豫州。逖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又如林、黄、陈、郑四姓之入闽，见陈振书录解题。明何乔远闽书，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八族。】

他们在南方未经垦辟的园地上，着手做他们殖民侵略的工作。“擅割林池，专利山海。”【任昉语。】“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宋书羊玄保传。】“贵势之流，亭池第宅，竞趋高华。至于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南齐书顾欢传。】活是一幅古代封建贵族的摹本画

尤著者如宋书孔季恭传：“其弟灵符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

虽王室颇思裁抑，然力量不够，颓势难挽。

晋壬辰【成帝时。】诏书：“占山护泽，以强盗律论”，然并不能禁。占山封水，渐染复滋。【羊玄保传。】百姓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宋武帝又禁断之，【见南史本纪。】然仍不绝。【梁高帝、齐废帝郁林王、梁武帝，又屡诏及之。】

相应于此种情势下之赋税制度，则自度田收税转成口税。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率亩税米三升。至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税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此盖豪右田多，特为优饶。税田则富多贫少，税口则富少贫多也。【马端临云：“晋制，丁男一人，授田七十亩，以亩收三升计，当口税一斛一斗；今除度田收租之令，而口税二斛增至五石，则赋颇重矣。岂所谓‘王公以下’云者，又非泛泛受田之百姓欤？待考。”今按：晋初户调，一家丁男丁妇田租六十斛，马氏亦以亩收三升说之，误也。口税五石，并有无田者，此制自不为轻。然较之两晋户调，亦未见特重。马氏疑口税只及王公贵人，则更误矣。】

如此则贵族盛占田地，而无赋税之负担。【梁武帝天监四年，大举伐魏，令“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此租谷归私家之证。惟按陈宣帝太建三年、六年诏，似其时又行田租。】宋孝武为特设“官品占山”之制。

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笫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

其用意与西晋官品占田令一样，但效果依然很少。【见上引齐顾欢、任昉语。】占山封水的士族们，不仅自己借着侨寓名义，不肯受当地地方政府的政令；其附随而来的民众，亦依仗他们逃避课役。所以自咸康以下，晋室屡唱“土断”之论。

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实编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又哀帝隆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断

“土断”是要侨寓的人，亦编入所在地的籍贯，一样受所在地方政府的政令。然咸康土断黄、白分籍，【侨户土断者白籍，土著实户黄籍。玉海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石虎诏：“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是也。】依然有土断之名，而无土断之实。

孝武时范宁为豫章太守，上疏极论其非。谓：“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圣王制作，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按：范疏不主分黄、白籍，谓“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即指服从地方政府一切政令言。谓“小人怀下役之虑”，即要其一致应课役也。据范疏可知侨寓小人，亦不应役，盖皆为白籍阴庇耳。

此后桓温、刘裕又屡主其事。

安帝羲熙九年刘裕上表：“大司马桓温庚戌土断，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渐用颓弛。离居流寓，闾伍不修。请依庚戌土断之科。”于是依界土断，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然一弊方弥，他弊又起。宋、齐以后，侨寓的特待，似算取消，而因士庶不公平的影响，又引起更纷扰的冒伪问题。只要伪注籍贯，窜入士流，便可规避课役。这一种情形，越来越甚。

齐高帝建元二年诏：“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黄籍即担当国课之民籍也。】自顷氓俗巧伪，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同时虞玩之上黄籍革弊表，亦谓：“孝建以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无一。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今反役人。”梁武帝时沈约上疏，亦有“落除卑注，更书新籍，以新换故，不过一万许钱。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之说。【按：虞表又云：“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沈约则谓“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奸伪互起”，又曰“自元嘉以来，籍多假伪”。盖宋制一面抑豪强，一面则伸寒微，武帝永初元年已有“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之诏，晋代士庶藉贯之改动，必自此始。此可为南朝与东晋截分界线之一事也。惟苟不能确立一种制度，而仅以宽假为讨好，宜乎不久流弊即滋矣。】

担当国家课役的，依然尽是些赤贫下户。

南齐书陆慧晓传：“山阴一县，课户二万，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

大规模的伪窜冒改，使黄籍理无可理，究无可究。却告诉我们：那时一般的民众，已不让文酒清谈的贵族们独自安享其特益了。

沈约诸人不能根本设法消冺士、庶界线，【北朝政制即向此路走。】乃欲究据晋籍，用来重新厘定，这真可算是代表了南朝士大夫的眼光与见识。

     五、兵士的身分及待遇

军人从三国以来，即已与农民截然分途。

此事魏、蜀、吴皆然。

刘颂奏‘“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需，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末改。”魏嘉平六年诏，有刘整、郑像赐爵关中侯，各除士名。又钟毓传：“为廷尉，创制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又卢毓传：“重士亡法，罪及妻子。”高柔传亦有士逃法。曹植奏：“臣初受封，得兵百五十人。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尚有小儿，七、八岁以上，十六、七以还，三十余人。”是魏制士、民异籍，并各家世相袭也。吴、蜀亡后纳籍，皆士、民异贯。

大抵“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此语见陆逊传，可据以推魏、蜀，大抵不甚相远。】

尤强者隶中央，其次则配私家，更羸瘁者则留南亩。

华阳国志：“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置五部都尉。分其嬴弱，配大姓为部曲。”吴志陈武传：“武庶子表，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简视皆堪好兵，上疏陈让，乞以还官。谓：‘枉此劲锐，以为憧仆，非表志。’吴主权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补其处。”

其先入士籍者得优廪，又可免役，其时则兵胜于民。渐次军旅之事，不为时重，则士伍惟以供役，又廪给日薄，其时则农胜于兵。

陆凯传：“先帝【孙权。】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以死效。今【亮、皓以后。】之战士，供给众役，廪赐不赡。”

晋武帝平吴，诏悉去州，郡兵，此乃复兵归农之意，惜不久天下即乱。

咸宁五年伐吴，诏：“调诸士家，二丁、三丁取一，四丁取二。”是其时依旧士、民异籍。去州、郡兵，即是去士籍也。晋政之病，在田租照屯田额征收，不复两汉什伍税一之制，又无两汉都尉肄民战阵之制，使农不知兵，则武备一切废弛。

东晋民归豪强，政府对兵役需要，殊感缺乏。

吴志：陈武庶子表，受赐复人得二百家，乞还官，孙权嘉之。他如朱桓部曲万口，潘璋妻赐复客五十家。邓艾传云：“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违命。”此等部曲、僮客，皆是私户，为国家课役所不及。

于是有所谓“发奴为兵”。

发奴为兵之议，起于刁协、戴渊。习、戴皆南人，晋元帝依仗以谋抑王氏者也。自后每有征讨，往往发奴。庾翼发所统六州奴北伐，庾翼亦晋室外戚，颇欲为强干弱枝之谋者。可见发奴为兵，正是中央与豪族争夺民众之一事。宋武时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此正以僮奴为豪族私产，故见发而还其直。

又有所谓“料隐为兵”。

庾冰传：“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毛琚传：“讨得海陵县界亡户近万，皆以补兵。”此等隐匿之户，其背后亦多有豪强阴庇。

复有“罪谪为兵”

范宁疏：“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义云：“旧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旁支，罹其祸毒，户口减耗，亦由于此。”【又宋制劫同籍期亲补兵，见何承天传。又以罪谪兵，亦见王弘传、何承天传。】

并及其家口。【罪人家口补兵，见刘秀之传。】

又强逼世袭兵役。【见前引范宁疏。】

宋武帝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輙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按：兵役世袭亦见于三国时，魏志引魏略，“陈思王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者无几，而复被取”云云是也。】

因此有所谓“兵家”【梁王琳本兵家。】与“营户”、【沈庆之前后所护诸山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军户”【董回以有功免军户。】诸称。

那时的衣冠士族，既不受国家课役，自然谈不到从军。

此乃魏晋以下贵族与春秋先秦绝异之点。他们在政治上占有特权，而他们并无武装兵力以自保卫，不仅自己不能武装，即其所属部曲家兵等，亦已解散武装，与三国时士大夫不同。

另有一部分则受衣冠族士族阴庇而为其佃客、衣食客等，他们亦对国家逃避课役及从军之义务。

而且因有衣冠士族的特权阶级压在上面，从军作战的武装兵卒，亦没有他们的出身。【要为军人谋出身，势必与贵族特权势力相冲突，如战国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之事。】

因此兵卒在当时的社会上变成一种特殊卑下的身分，固与贵族封建时代兵队即是贵族者【此北朝部族兵略近之。】有异，亦与西汉定制，凡国家公民皆需服兵役者【此北齐兵制亦然；北周府兵则略为变通。】不同。军人的地位，只与奴隶、罪犯相等，从军只是当苦役。国家的军队，实质上亦如私门的部曲与僮客，他们没有公民的地位，【此正如西晋户调，只从部曲屯田兵变成州县民户，而实际上的待遇，还是屯田兵，不是农民。】政府亦常常将他们赐给私家。

当时大臣有赐千兵百骑者，如卫瓘、【此据北堂书钞、御览引晋起居注。】汝南王亮、荀组、陆晔等，至于赐亲兵数百人乃至班剑数十人，亦不胜指数。

私家亦公然占公家兵户为己有。

范宁奏：“方镇去官，皆割方镇精兵器仗为送故。送兵多者至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宋书刘敬宣传：“宣城多山县，郡旧立屯以供府郡费用，前人多调发工巧，造作器物”，此即官兵亦供私用也。】

军人的地位如此，如何可以为国宣劳，担负光复中原的重任？

只有荆、襄上流，因粮食较充，镇兵稍稍可用。

元帝时“使军各自佃，即以名廪”。至武帝咸宁初，诏“以奚官奴代甲兵种稻”当时国家并未为军队特定饷糈，江南农事尚未发达，故襄、汉上流遂得独有重兵。

而每为权臣内乱之利柄。

直待谢玄镇广陵，创为招募，号“北府兵”，兵人地位始见提高，遂建淝水奇绩。东晋王位拱手而让于此系军人之手。

王、谢虽同称东晋盛族，但两家情形稍有不同。王以拥立为业，谢以攘却为功。一则惟守门第，一则尚建勋绩。江北、河南之众，纪瞻尝用以拒石勒，祖逖用以向汝洛，而王导弗能任，以专倚王敦于上流，不欲权势之分也。王敦、桓温以外重内轻之资，常挟荆湘以起内乱。谢安任桓冲于荆江而别使谢玄监江北军事，北府兵强，权重始归朝廷。中原南徙之众，本多磊落英多之士，谢玄择将简兵，六年而有淝水之捷，实非幸事。【苻坚军队，则亦系签兵杂凑，宜乎虽多而不能与晋为敌。】

惜乎刘宋以后，社会依然在士、庶阶级的对立面，军人依然找不到他们应有的地位。【真要到侯景之乱，梁室覆亡，南人皆以兵戎纷起。然既失士族之领导，南方新政权亦不久即灭。】

    第二十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下）【在五胡及北朝】

北方初起的情形，和南方差不多，又加上一个种族的复杂问题。

     一、五胡时代的情况

五胡时代，田租的收纳，依然是八二乃至六四。

慕容皝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记室参军封裕谏，以为宜罢诸苑以业流人，持官牛者，官六私四；私牛官田，与官中分。皝依之。此虽一例，然当时北方田租，大体正可以此类推。魏孝文太和十二年，李彪请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一为屯民，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北史魏收传：“收在并作一篇诗，云：‘打从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此皆北人以六十斛、六百斛为一单位之证。宋元嘉中，徐豁亦言：“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武吏”亦指屯田言。以亩收一石计，六十斛正是六四收租也。

至于军队，主要是胡人的部族兵，汉人更处不重要的地位，只遇需要时用抽丁的办法。

石虎讨慕容皝，令五丁取三，四丁取一。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腰斩。慕容儁欲经营秦、晋，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欲使满一百五十万。【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苻坚平代，亦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王猛用秦，始主十丁一兵，使有羡夫，最号宽仁。

到元魏时，政治渐上轨道，在南朝无可奈何的情形，在北朝却一一有了办法。

     二、北魏均田制

最重要的是北魏的“均田”制度。其议起于李安世。【太祖天兴元年、太宗永兴五年，皆有“计口授田”之诏。高祖太和元年，诏：“敕在所督课农田，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此皆北魏均田先声。】

史称：“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上疏云：‘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盖欲使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群证虽多，莫可取据。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帝深纳之。”（《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载）之议起于此。今按，李疏云“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则应在十年立三长后，而均田诏尚在九年。据魏书，立三长同时定“调”法，“调”法正须与均田相附而行，则九年有均田韶，信矣。盖均田非一年可成，李安世亦恐不止一疏，【通典、通考、玉海皆以李安世上疏在太和元年，亦因有诏均田也。然恐非此疏。】上引则似确在立三长后也。【刘道元曰：“刘、石、苻、姚丧乱之后，土田无主，悉为公田。除兼并大族外，贫民往往无田可耕，故孝文分官田以给之。”令按：李疏正为豪右冒认此项田亩而发，则明在推行均田以后。】

均田诏在孝文太和九年十月。【诏首即云：“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是时孝文尚未亲政。可知北朝政冶走上汉化之路，并不自孝文始。】

大意谓：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

要行均田，必先审正户籍。十年二月，遂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此议本于李冲。

未立三长前，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韩卓疏谓：“巨姓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是也。

五家一邻长，复一夫。五邻一里长，复二夫。五里一党长，复三夫。

时群臣多不赞同。太后曰：“立三长则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

翌年京都大饥，韩麒鳞表陈时务，又乞“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可证均田制推行尚有在后。】均田制的大概如次：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犊及老牛不得援例。】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一本作四年。】

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谓桑天有盈，即充分在倍田内。】诸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奴各依良。【亦得给桑田。】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此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

丁牛有限，而奴婢无限；又授田率一倍、再倍。若以一夫一妇十奴四牛计，其田已在千亩外。【若丁牛限四年，则并牛亦无限矣。】又北齐河清三年诏：“奴婢受田，亲王限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一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据北齐以推元魏，可见奴婢受田之多。【北齐尚有限，元魏并限无之。】又魏书源贺传有云：“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绐百姓。”北史常爽传谓：“三长皆豪门多丁为之。”然此等皆不足为此制深病，治史者当就大体着眼也。

尤要者则在绳其荫冒，使租收尽归公上。

还受之田，旧说以不栽树故曰“露”。恐露是“荫冒”之反义，以其属诸公上，故曰“露”。以其为露田，故须还受。以其须选受，故不得树桑榆；并不以其不准树桑榆，始称“露田”。【时有“露户役民”，正对复荫之家而言。】均田制之最高意义，还是要将豪强荫冒一切出豁，还是与西晋“户调”用意略似，依然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争夺民众之继演表演。

而且在北朝的三长与均田制，更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

北魏宗室封郡为王公，部落大人降附者封县为列侯。宗室封者先后共九十余人，部落大人封者则达一百八十余人。此等世襄封爵，为封建意味之割裂。至三长、均田制行，则渐次形成中央一统之郡县制。魏立三长之年，即议定民官依户给俸；【高阁云：“惧蒸民之奸宄，置邻以牧之。究庶官之勤剧，班俸爵以优之。”盖民田租收既归公上，则百官自应给俸。当时对百官给俸制甚多反对，此与反对立三长制用意正同，亦赖文明太后力持而定。又按：北史太和八年诏：“朕顾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可见其前商人皆隶属官府，如崔宽传：“其治弘农，往来贩卖漆蜡竹木致富。”今百官班俸，则隶官商人可罢，而民间自由商业亦因此再兴。北方社会重行使用货币，亦在此后也。（又孝明帝时张普惠上疏：“州郡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及三长。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亦可见立三长舆班禄制两者间之关系。）】是年又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盖河北尚多部落势力也。】是其证。自是中国士族逐渐得势。【因其多为中央统一政府下之官吏。】而诸胡部落大人逐渐失其地位。【因其均为封建小主。】此后魏孝文命鲜卑氏族全改汉姓，正以氏族之优越地位早已在政治上消灭也。

南方屡唱土断侨寓及厘正谱籍，然他们始终要在保全士族的特权下剥下益上，不如北方政治理论之公平。因此北方的均田制可以做成一规模，而南方的黄籍积弊，终难清理。这可为北胜于南之显例。

其次再论均田制下之租额。

据魏书食货志，李冲上言立三长，并定“调”法。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

此所谓“调”，即包举田租在内。一夫一妇六十亩，【倍田不计。】纳粟二石；以亩收一石计，六十石收二石，便是汉代三十税一之制。若以当时税收惯例，百亩收六十斛比论，相差已到十八倍。（1石=10斗＝100升，30亩征100升。100亩征60斛，1斛＝10斗＝100升，则100亩征6000升。〔唐朝之前，1斛（hú） = 10斗。宋朝开始，改为1斛 = 5斗，而1石 = 2斛。〕）

旧调，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供调外费。较现行调法亦大重。然三十、五十家方为一户，其荫冒者皆归私门。

此层在农民实为甚大惠泽，因此易见推行。

李冲求立三长，与新制调法同时推行，谓：“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亊，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事施行后，计省皆十有余倍，海内安之。此与南朝因检定黄籍至激起民间变乱者迥不侔矣。

在豪强方面，亦仍有优假。

奴婢受田与良民等，而所调甚少，八奴婢始当一夫一妇之调。此乃魏廷故意优假豪族，已夺其荫冒，不可不稍与寛纵也。

惟在国库则课调骤减，一时颇感其窘。

太和十一年韩麒麟即表陈“税赋轻少，不可长久。”【韩表：“往昔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此谓“校比户贯”，即指立三长，出荫附而言。此谓“税赋轻少”，即指新定调法而言。】十二年因大旱，用李彪议，仍取州郡户十分一为屯田，一夫岁责六十斛。惟蠲其正课、征戌及杂役。孝昌二年，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亩五升，以一夫一妇受田六十亩计，则为三石，较孝文定制增一石。亩一斗，则六十亩须六石，然亦不过什一之税。

然豪强荫附，一切归公，政府到底并不吃亏。所以此制直到北齐、北周，依然沿袭。比齐制，人一床【一夫一妇。】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半，牛租一斗，义米五升。】于正租外又加“义租”。正租入中央国库，义租纳郡县，备水旱灾。【设仓名富人仓。】于政府收入外，再注意到平民灾歉救济之准备，这一个制度亦为将来隋、唐所取法。

隋文帝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请“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十六年，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唐太宗时，诏，“亩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为差。”天宝中，天下诸色米积九千六百余万石，而义仓得六千三百余万石。义租、义仓，与汉代“常平”不同者，常平由官籴，义租由民输，其为留意民食之良政则一。又按，其制亦先起于魏之李彪。魏书释老志有“僧祇户”、“僧祇粟”，于俭岁赈给饥民，意亦略同。

并因租税轻减，社会经济向荣，民间学术文化事业得有长足之进展。

北齐书儒林传：“北齐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然爰自始基，暨于季世，惟济南之在储宫，颇自砥砺，以成其美；余多骄恣傲狠，动违礼度。世胄之门，罕闻强学。胄子以通经仕者，惟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幸朝章宽简，政纲疏阔，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

北周租额，较之元魏、北齐皆稍重。

周制：“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七以上，宅四亩；五以上，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司赋掌赋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与轻疾者，皆赋之。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今桉，有室者授田百四十亩，即魏制露田男四十、妇人二十，倍受共一百二十亩，又桑田二十亩也。魏调二石，今五斛，为已重矣。

然上比晋代，尚轻减十余倍。【比古制什一之税，亦轻至四、五倍。】

而主其事者苏绰，常引为憾事。至其子苏威，卒能干父之蛊，助成隋代之郅治。

北史苏威传称：“威父绰在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所为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隋文帝时，奏减赋役，务从轻典，帝悉从之。”按：隋制，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此其证。唐“租庸调”制租粟二石，则仍依北魏也。又按：史称：“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凌驾寒门。隋平陈后，牧民者尽变更之。苏威又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民间讹言，隋欲徙之入关，陈故境大抵皆反。”此江南世族不惯北朝制度也。南北社会不同，于此可见。

这一种政治道德的自觉，在南朝亦复少见。

继均田而起的新制度有“府兵”。自行“均田”而农民始有乐生之意；自行“府兵”，而农民始无迫死之感。【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临时抽丁，皆弃之也。】必待下层农民稍有人生意味而后世运可转。隋、唐复兴，大体即建基于均田、府兵的两个柱石上。

     三、西魏的府兵制

北朝军队，一样以鲜卑种人为主体。羽林、虎贲为中央宿卫，六镇将卒为边境防戍，皆系代北部落之苗裔。

其它胡人亦多充兵役，而汉人则务耕种。太武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围盱眙，遗臧质书：“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卿杀之无所不利。”延兴三年将南讨，诏：“州郡十丁取一充行”，然此出非常。故髙欢据边镇为变，每语鲜卑，犹谓：“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何为疾之？”

及孝文南迁，军士自代来者皆为羽林、虎贲。【事在太和二十年冬十月。】而又诏选天下勇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充宿卫。【事在太和十九年秋八月。】是当时羽林宿卫中，已有非鲜卑人甚多。至北齐则兵队主体渐渐转移到汉人身上。

齐文宣受禅，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是齐兵亦不复专仗胡人。至河清定制，男子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此则俨然已是两汉的全民兵役制。又按：傅奕云：“周、齐每以骑战，驱夏人为肉篱，诧曰：“当剉（cuò）汉狗饲马，刀刈汉狗头，不可刈草也。”然高敖曹在军，高欢为之华言。欢尝以敖曹所将皆汉兵，欲割鲜卑兵千余相杂。敖曹曰：“所将前后格斗，不减鲜卑，不烦更配。”要之，济、周时华人已不可侮，傅言正可见其转变前之情态。

魏武西迁，六坊之众从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

西魏立国，本依关陇汉人为基本，其军队主体早属汉人。

其先贺拔岳辅尔朱天光入关，众不满二千。其后战胜降服，大率以西人为主。宇文泰接统岳军，知其部下主力，皆西土关陇人矣。魏武西奔，特为客寄，且其禁兵，皆由宇文泰诸壻分掌。如李逵子基、李弼子晖、于谨子翼，皆汉族也。时西魏宗室凋零，泰遂以其部下诸将改赐胡姓。洪迈曰：“西魏以中原故家易赐番姓，著者如李弼、赵肃、赵贵、刘亮、杨忠、王雄、李虎、辛威、田弘、耿豪、杨绍、侯植、窦炽、李穆、陆通、杨纂、寇隽、段永、韩褒、裴文举、陈忻、樊深。”可知宇文虽胡族，而其势力实依汉人，不如高欢以汉族而实依仗胡人。故北周汉化，北齐胡化，风尚之异，亦由其立国基础而判也。

宇文泰用苏绰言，创为“府兵”，籍六等之民，择魁材力之士以充之。【民户分九等，六等乃中等以上之家，凡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将军统二开府，一柱国主二大将，将复加持节都督以统焉。凡柱国六员，众不满五万人。

按：苏绰卒在大统十二年，六柱国李弼、独孤信拜于十四年，于谨、赵贵、侯莫陈崇在十五年。【另有李虎。】绰传谓绰“置屯田以资军国”，此即府兵也。惟府兵之统于六柱国，则为绰卒后事，可见此制亦非一时完成。

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尽蠲租调。有事出征，无事则岁役一月。

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此后隋、唐府兵，则仅役二十日。

其甲槊弓弩，并资官给。

遇出征，衣驮牛驴及糗粮，皆由公备。

这即是府兵制之大概。

府兵制长处，只在有挑选、有教训；而更重要的，在对兵士有善意，有较优的待遇。将此等兵队与临时的发奴为兵、谪役为兵，以及抽丁为兵相敌，自然可得胜利。古人所谓“仁者无敌”，府兵制度的长处，只在对自己的农民已表见了些人道意味。【史称：“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是也。】从此军人在国家重新有其地位，不是临时的捉派与惩罚。

府兵制另一个意义在把北方相沿胡人当兵、汉人种田的界线打破了。中国农民开始正式再武装起来。

周书文帝纪：“西魏大统九年，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按：此云“豪右”，即六等之民，下户三等不得与，亦三国壮者补兵之意也。又隋书食货志：“周武帝建德二年，【周书在三年。】改军士为侍宫，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此皆周代兵制多征汉人之证。又元魏本属部族军队制，史称魏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至西魏时多绝灭。恭帝元年，宇文泰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及大定元年下令，前赐姓皆复旧。是先以汉军功赐为胡贵族，后则并去胡复汉。此处正可看出当时胡、汉势力之推移。此下恭帝三年，即正式行“六官”之制。自鲜卑旧制贵族国姓变而为六官，此尤政治组织之一大进步也。

从此北齐、北周东西两方的汉人，均代替到鲜卑族的武装与兵权。

北齐是全农皆兵，北周是选农训兵，此为者间之不同。

所以自行“均田”，而经济上贵族与庶民的不平等取消；自行“府兵”，而种族上胡人与汉人的隔阂取消。北方社会上两大问题，皆有了较合理的解决。中国的农民，开始再有其地位，而北周亦遂以此完成其统一复兴的大任务。

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必有一种合理的政治思想为之渊泉。北朝政洽渐上轨道，不能不说是北方士大夫对政治观念较为正确之故。北周书文帝纪魏大统十一年春三月令：“古之帝王所以建诸侯、立百官，非欲富贵其身而尊荣之，盖以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治，是以博访贤才，助己为治，若知其贤，则以礼命之。其人闻命之日，则惨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劳，何舍己而从人？’又自勉曰：‘天生儁七，所以利时。彼人主欲与我共为治，安可苟辞？’于是降心受命。其居官也，不惶恤其私而忧其家，故妻子或有饥寒之弊而不顾。于是人主赐以俸禄、尊以轩冕而不以为惠，贤臣受之亦不以为德。为君者诚能以此道授官，为臣者诚能以此情受位，则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后世衰微，以官职为私恩，爵禄为荣惠。君之命官，亲则授之，爱则任之。臣之受位，可以尊身而润屋者，则迂道而求之。至公之道没，而奸诈之萌生。天下不治，正为此矣。今圣主中兴，思去浇沩。在朝之士，当念职事之艰难。才堪者审己而当，不堪者收短而避。使天官不妄加，工爵不虚受，则淳素之风庶几可返。”按：大统十年秋七月，魏帝以宇文泰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则是令乃苏绰笔也。

魏书道武纪天兴三年十二月乙未天命诏、丙申官号诏，陈义皆至高卓。官号诏云：“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桀纣南面，虽高可薄；姬旦为下，虽卑可尊。一官可以效智，华门可以垂范。故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此等语殆是崔宏笔。北朝士大夫对于政治见解远胜南士，于此可征。

周武帝保定二年诏：“树之元首，君临海内，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岂惟尊贵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尧疏葛之衣，粗粝之食，尚临汾阳而永叹，登姑射而兴想。况无圣人之德，而嗜欲过之，何以克厌众心，处于尊位？朕甚恧焉。”此等皆辞旨深醇，不愧两汉。马周之告唐太宗曰：“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傅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此等意境，直逊北朝诸儒远矣。

    第二十一章 宗敦思想之弥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代表魏晋、南北朝长时期之中国衰落情态者，有一至要之点，为社会宗教思想之弥漫，同时又为异族新宗教之侵入，即印度佛教之盛行於中国是也。

     一、古代宗教之演变

古代的中国人信仰上帝，可说是一种“一神教”。【或说是等级的多神。】但人民只信仰上帝之存在而对之尊敬，至於礼拜上帝之仪节，则由天子执行。

公羊曰：“天子祭天，诸侯祭土。” 【僖三十一年。】上帝之爱下民，乃属政治的、团体的，而非私家的、个人的。上帝公正无私，乃爱下民之全体，故亦不需私家个人之祭报。楚语言：“少皡之衰，九黎乱德。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民匮於祀，而不知其福。”是也。【后代中国祭孔，亦以大众的、公的敬礼事之：如关公等神祠，则与观音等同为各个人的私祈求所归向。论中国宗教思想，必分辨此两种之不同。】

相应於此种宗教信仰，而有地上大王国之建立。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帝、人民、皇帝，三位一体，而皇帝乃为上帝与人民两者间之仲介。皇帝能尽此责任，斯为圣君。遇其不能尽此职者，则有革命。召诰曰：“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相古先民有夏，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是也。

“天道远，人道迩”，【郑子产语。】此项观念，渐渐在春秋时代开展，乃产生偏重人道的儒家思想。

孔子曰：“丘之祷久矣。”又曰：“敬鬼神而远之。”曰：“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此皆孔子浙浙撇去天道而以人道代之之思想也。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又曰：“推此心足以王天下。”竟以人心代天意，即直承孔子思想而来。

墨家偏於古宗教之维护。

如其天志、明鬼诸论皆是，其尚同论仍本天志以建立地上之大王国，与古代宗教观念极似。【此为墨家与基督教相异之点。基督教之王国乃在天上，人人可向上帝直接奉事。墨家尚同思想，则依然为一政治的、团体的，与个人的、私家的有别。基督教人人直接信奉上帝，则不容于上帝外别有鬼神。墨家依然为一种相应于地上王国政治的宗教，故天之下仍可有鬼。如天子祭天、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之例。】

而道家则对於鬼神上帝，为激烈的破坏。

庄老皆主无治，故曰“小国寡民”。又主“不教”。盖大一统之地上王国，统治於一圣君之下，推行一种圣贤政治，【亦可说哲学政治。】以道德理论【原本于天。】教化人民，【此为儒、墨所同。】此等见解，彻底为道家所反对。故道家对于旧传宗教观念，【即与此等政治理论相应者。】亦皆根本推翻。道家可说是一种消极的、无为的反神论。

比较最后起的一派为阴阳家。【阴阳家原于邹衍，齐人，与燕惠王、赵平原君同时。其成学著书，当在老子后。】

阴阳家依然根据实际的政治兴味，【即为建立地上王国所需要的团体的兴味。】来修改古代的宗教观念，而造成他们著名的“天人相应”的学说。

阴阳与五行，并非两派，此派以阴阳五行说明宇宙万物，已为采用道家庄老言自然万物的说法。【史记孟荀列传详载邹衍学说。其推而广之以言地理，又推而远之以言历史，皆与庄子齐物、秋水路径相似。以一气分阴阳，其论采于道家；五行则由当时新发现天空中金、木、水、火、土五行星而起。】惟其主要精神，则仍本於儒家。【即偏重于政治的兴味而言仁义是也。】其学说大约可分两部分。

一见於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时则训及礼记月令，【此主“五行相生”说，如春为木，夏为火，木生人是也。】大抵主王者行政，须随时节为转移。【故曰“时则”，又曰“月令”。今俗称时令、节今，此“令”字即王者之号令，所谓政令是也。政令当与时节相应，即为天人相应之一主要义。】

此种学说，似颇导源於孟子，所谓“勿夺民时”也。【古者以大会猎教战，必于农隙，因之此派生用兵、用刑必在秋冬。又古人役民筑城、浚川及修坟墓等大工役，亦在农事已毕之后，故此派生葬埋及开掘动土必在冬季。农业社会之政治，处处与天气节候有关。惟孟子偏重人道观念，以“不忍人之心”及“保民而王”等说之。邹衍又折向古代宗教意味，偏重天道观念，遂另造一套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如谓冬行水令。利于用兵、用刑之类是也。苟子谓：“盂子、子思造为五行”，以晚起五行学说根本要义实导源孟子，非孟子自身即有五行学说也。（此种思想，直至最近俗传时宪书，仍有某日宜某事、某日不宜某事等，由古人以干支纪日，五行家以干支分配五行，於是再以相生相克说之，即见有宜、不宜。）】

又一部分则为汉儒所传之“五德终始论”。【此主“五行相克”，如周为火德，秦灭周，故自谓水德，水克火是也。又时之令，如周为火德，尚赤，（此在时则、月令属夏）；秦为水德，尚黑（此在时则，月今属冬）。两派学说互自不司，而皆源自邹衍。大抵前者先起，故吕氏春秋已采之；后者晚出，故秦始皇并六国而采其说。】此所谓“五德之运”，此“运”字似从孟子“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来。【“运”只是因民心之转而影响到政权之推迁。五行学家又从民心折返天意，天上无不变之四时，地下亦无一姓之王统。此老子所谓“四时之运，功成者退”，而董仲舒引伸之曰：“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尧、舜之禅让。”于是王室更迭，为一种必然的循环。不重在人道上，而转重到天道上去。此又是天人相应之例。（今俗传命运说，即由此来。“运”即是“命”之必然的转动。一国一王政治制度之必然转动，渐降为一人一家之祸福的命运。）】故知邹衍学说原本孟子，不过天道、人道畸轻畸重之间，两人不同而已。【上述二说中，无论从何一说，已由惟一的上帝观念而演化成青、赤、黄、白、黑。五色帝。】

古代的宗教，便利于大群体之凝合，而过偏于等级束缚，一般个人地位不存在。【除却王帝以及诸侯贵族一部分特权阶级。】儒家以“仁”济“礼”，【“礼”为等级的，而“仁”则平等的。一般个人各自以“仁”为一切之中心；“礼”则只能最高结集于王帝，为唯一外在之中心。】在大群体之凝合中，充分提高了一般个人的地位，【古人言礼本於天，极於王帝。儒家言礼本於仁，由于个人。惟仁即顾及群体，即仍有礼之存在，仍不能无等第。（单礼可以无分别，群体不能无分别；等第即分别也。）】墨家一面注重大群之凝合，一面反对等第的束缚，【故唱“兼爱”。】而其缺点，则在个人之依然无地位。【故唱“天志”，抑且较古宗教为甚。】道家则专意要向大群体中解放个人，【故言“道德”，不言“仁义”。道德是各个的，仁义是融和的。】而结果达於群体之消失。

古宗敦以上帝、天子、民众为三位一体；儒家则以个人、大群与天为三位一体。墨家并不注重个人，只以大群与天合体。道家则以个人径自与天合体而不主有群；故於历史文化皆主倒演，即返到原始的无群状态。阴阳学家的缺点，第一在由儒家之偏重人道观又折返古代之偏重天道观；【如此则个人地位又趋模糊。】第二在由儒家之正面的、积极的观念里，又掺杂进许多道家的反面的、消极的观念，【如此则个人地位势必与群体冲突。】因此遂有神仙思想之混入。“神仙”即是由大群体解放出来的个人最高理想。

神仙思想之产生，盖有两地。一在汝、淮、江、汉、陈、楚之域，其地山川景物，均与中原河域不同。其居民活泼而富想像，散居野处，巫鬼祭祀，男女相悦，其意态与北方殷、周之严肃奉事一上帝者有别。【此为自由的、个人的，而彼则团体的、大群的也。】其徵见之於楚辞、九歌、大招、招魂、离骚诸篇之所赋。

其一则在燕、齐滨海之区，海上神山，缥渺无稽，亦同为神仙思想所蕴孕。【燕、齐滨海，故其想像常超脱向外；淮、汉居陆，故其想像亦就地著实。燕、齐之所想望在世外，故以求仙为宗；淮、汉之所追求在地上，故以降神为主。要之，同为个人的，非团体的；又同为方术的主要泉源，以与中原河域大众教之重礼乐者为别。其后秦灭六国，此等思想同为中原民族所吸收，而被编配于大众教上帝一神之下。（如湘君、山鬼之类，此不过一水神、一山神耳。其后以湘君、相夫人为尧之二女；又以屈原为水神，皆以南方民间素朴的自然神，溶入历史文化中，即是南方思想被吸收、被编配而与北方思想同比之证。）】其神仙思想之正式为学者所采用，则似始於庄子。

儒称“守死善道”，墨号“赴汤蹈火”，儒、墨皆以其轻生尚义之精神，逐渐使平民学者在社会上崭然露头角而占到其地位。【如子路、孟胜之徒皆是。】继起者遂有杨朱主为我尊生，以反对儒、墨之轻生为人。

庄子思想承接杨朱，既主为我尊生，因此不愿有团体与社会之压迫，又不乐为团体社会而牺牲，【所渭“鱼相忘于江湖”，理想的社会，正如江湖然，使群鱼各得独自游行之乐，而无丝毫拘碍束缚。】遂於人事方面，政治、教育诸要端，皆抱消极反对之意态。因此想慕及於一种自然的、超人的【即离俗出世的，亦即不受群体拘束的。】生活，【所谓“吸风饮露”，如藐姑射之“神人”，乃可无所赖于人而独全其天。】而寄托于神仙之冥想中。阴阳学家既主天人相应，以人事诉合於自然，自易接受道家此派意见，惟於阴阳学家本意，则相违殊远。【故史记谓：“燕、齐海上之方士，为方僊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传邹衍之术而不能通也。”盖邹衍著眼在大群体，神仙思想则只是个人主义。要之即是儒、道两家之别也。及汉初淮南王，即汇合此陈楚巫鬼、燕齐神仙与道家思想而融为一体者，遂为此后道家之新宗。】

秦、汉方士遂以变法改制、封禅长生说成一套。

说文：“儒，术土之称。”方、术、道三名同义。儒称“术士”，阴阳家名“方士”，道家为“道士”，实一义相承也。方士求仙捷径，厥为礼祠鬼神，期由感召而得接引；此等感召，须遵一定之方术。【即礼。】如汉武帝时方士李少君有“祠灶方”，即祠灶神之礼。谬忌奏“祠太一方”，【即祠太一之礼。】祭祠鬼神，不以其道不至。【道即术、即方，亦即礼也。】

故知方士其先与礼家同源，即儒之所习而微变焉者。变法改制以顺天利人，此亦礼家研讨之业。惟谓王者改制太平，封禅告成功，而得升天长生，【以黄帝为证。】则史记所谓“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其间羼（搀）以道家神仙思想，为儒术所未有也。【由上述一说，上帝之性质又渐从“鬼神”的神转换到“神仙”的神。此两种变化，即惟一的上帝变成五帝、天神变成神仙，皆由搀进道家思想而来。】

古代一种严肃的、超个人的【相应于团体性与政治性的。】宗教观念，【由是产生一种君主的责任观念。】遂渐渐为—种个人的、私生活的乐利主义【尤甚者属神仙长生术。】所混淆。

纯理的【即超我的。】崇敬与信仰堕落，方术的【由我操纵的。】权力意志扩张。【惟一的上帝，分解为金、木、水、火、土五行；死生大命，亦以理解自然而得解脱，别有长生久视之术。】

团体性的【政治、礼会、历史、文化的。】束缚松解，个人自由发舒。此两种机栝，完全在道家思想之演进中完成。【道家思想过于偏激，阴阳家不过为道家接济，使之渐达彼岸。】

古代以王帝代表著上帝，【因此王帝的性质，不重在权力而重在原理。】以地上之王国，代表著天上之神国。【因此人生只在现实，不在未来。】政冶、社会、风俗、经济、教育、文化，【此一切即儒家之所谓“礼乐”。】一切群体的事业之发展与生长，消融了个人的【小已的。】对立，而成为人生共同之期求。【此即当时之一种宗教。】

孔子指出人心中一点之“仁”，【此即儒家所谓“性”。】来为此种共信画龙点睛。只就仁孝基本，可以推扩身、家、国、天下以及於天人之际，而融为一体。【此即儒家所谓“尽性”。孟子于“仁”外言“义”，因仁字稍有偏于内在性与软性，可以用此补正，使之外立与硬化。】所以人生之归宿，即在身、家、国、天下之融洽与安全。【此即儒家所谓“天”与所谓“命”。】而人生之期求，即在政治、社会、风俗、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之合理与向上。【此即儒家所谓“道”与所谓“礼乐”。】

此种意识，与秦、汉大一统政府相扶互进，不必再要另一个宗教。【后儒论礼乐，必从井田、封建、学校诸大端求之，其义在是。若专从死丧哭泣祭拜歌蹈，仪文细节处，谓儒家礼乐在是、古代宗教在是，则失之远矣。】

     二、东汉以下之道教与方术

逮乎大一统政府逐渐腐败，【此亦因儒家思想未能发挥尽致，而自有其病痛。】人生当下现实的理想与寄托毁灭，群体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奋兴，礼乐衰而方术盛。当此时期的社会，则自然舍儒而归道。【其时的政府（或为政府打算的学者），往往想应用法家的手段来牢笼，而终于牢笼不住。】

王莽时代即是走上此种歧途惶惑之顶点。

王莽之受禅与变法，实为西汉政治社会已走上衰运后之一种最后挣扎。当时一面崇兴礼乐，一面又盛事避忌。阴阳家本兼采儒、道两家思想而成，王莽时代为阴阳学家思想之极盛时期，亦即阴阳学家思想内部破裂之时期。“礼乐”与“方术”，到底不能融合为一。王莽之失败，一面即是阴阳学派思想之失败。自此以往，儒、道两家，依旧分道扬镳，而阴阳家思想遂一蹶不振。【惟阴阳家思想已有不少渗入儒、道两家之血液中。】

光武、明、章虽粉饰礼乐於朝廷，而社会上则方术思想日盛一日。【只观王充论衡所批斥，即可考见其一斑。】

东汉一方面是王纲之解纽，【即大—统政府之瓦解。】又一方面则是古人一种积极的全体观念【即天的信仰。】之消失。

相应於乱世而起者，乃个人之私期求，方术权力之迷信，【段炯表荐樊志张，谓其：“有梓慎、焦（延寿)、董（仲舒）之识。”何进表荐董扶，谓其：“内怀焦、董消复之术。”晋韩友“行京、费厌胜之术”。当时人对学街，全以一种方术视之。而此种方术，人体为个人消殃避祸，求福延年。】与物质的自由需要。【最著者，人可不死，铅汞可变黄金。以不死之生命而济之以无量之黄金，则物质上之需要可以十分自由而无憾矣。】於是後世之所谓道教，遂渐渐在下层社会流行。

阴阳家虽亦擅神仙方术，然其精神仍偏於政治；故西汉人以邹衍与孔子并提。以私人的福利观念普遍流传於社会下层者，则非邹衍而为老子；此亦自西汉已然。故方士偏於向上活动，道士则偏於向下活动。秦皇、汉武之所想望，变而为东汉以下一般平民之期求。比读史记封禅书与後汉书的方术传，正可以看出这一个转变。

初期佛教输入，亦与此种社会情态相适协，而渐渐占有其地位。

史称：楚王英晚节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韶之曰：【事在永平八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是其时喜黄老者已兼祠浮屠之证。又桓帝时，襄楷上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云云，依然以黄老、浮屠并举。二事相去约百年，可见当时佛教仅如黄老之附庸也。又灵帝熹平二年，陈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陈王宠共祭天神，希幸非冀，愔辞“与王共祭黄老君，【当作‘黄帝、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他翼幸”。是当时以黄帝、老子为天神，谓祠黄老可得长生之证。

逮乎东方黄巾之乱，【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领书”。（后称“太平经”。）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观杂语。桓帝时，平原襄楷又上之，其后张角颇有其书。盖本之天文星象而附以符箓巫道。】以及汉中张鲁之亡，【张鲁，沛人。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鹄鸣山中，造符书，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鲁，以法相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祭酒”，曰“理头”。此派道学亦自东土流衍，与黄巾盖同源，皆远始先秦，所谓燕、齐方士，即黄老学、阴阳学之故乡也。又汉末有魏伯阳著参同契，为道家言服食修炼者所宗，亦在东方。】方术信仰渐渐在士大夫阶层中失其势力。

曹植、曹丕兄弟，皆不信方士神仙之术。【曹丕典论，曹植辩道论，皆辩其事。】及嵇康为养生论，乃从哲理的见解谓：“导养得理，可以延年”，不啻为方术信仰开新生命。至葛洪著抱朴子，仍信服食长生。嵇、葛处境与曹氏兄弟不同。厌世无聊，乃有讬於此也。

大的群体日趋腐败毁灭，既不能在政治社会大处著力，希图补救，常自退缩在个人的私期求里，於是只有从方术再转到清谈。

此即自黄老转入庄老也。黄老尚带有政治意味，【即牵涉群体。】与阴阳学家相搀混。庄老则全属个人主义。东汉治老子学者常兼通天文图识，清谈家则否。清谈家一方面似较合理，另一方面，则对全体观念更为浅狭。

相应於此种形势下之佛教，乃亦渐渐有学理之输入。

佛教与庄老，自有其本原相似处。即均为各个人打算，以各个人融解入大宇宙，不注重为大群体打算。【以各个人融解入大人群。】晋释道安注经录序云：“佛教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正指思想上之传播而言。

名士世族在不安宁的大世界中，过著他们私人安宁的小世界生活，他们需要一种学理上的【情神方面、内心方面的。】解释与慰藉。瞿昙与庄、老，遂同於当时此种超世俗的学理要求下绾合。

魏晋之际，则先求孔子与庄老之绾合。【裴徽问王弼：“无者诚万物之所资，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于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训，故不说。老子是有者，故恒言无，所不足。”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弼与不同，以为“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王衍问阮修，老庄、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衍辟之为掾。世谓之“三语掾”此皆当时要求绾合孔子於超世俗之学理之证。直至郭象注庄犹尔。】

东晋名族，并多信持“天师道”。

史称王氏世事“五斗米道”。王羲之既去官，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郗愔xīyīn事天师道，与羲之、【愔姊夫。】许询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其子超转奉佛。】王凝之信道弥笃，孙恩【亦世奉五斗米道而作乱。】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遂为恩所害。殷仲堪少奉天师道，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啬於周急，及桓玄来攻，犹勤请祷。此等名士，皆理解超卓，而犹信此等道术者，盖彼辈於世俗事既不肯多所尽力，则个人的私期求自难舍弃。【个人不投入大人群。则必求投入大自然。】故超世必希长生，犹幸其术之一验；否则鼓琴烧香，常乐我净，亦与彼辈私生活之闲适相谐。【孙策云：“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绛帕犹黄巾之类，是此教以鼓琴焚香为事之证。】

又其道须自首过失，【王献之遇疾，家人为之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过失。对曰：“不觉，唯忆与郗家离婚。”是其教有首过之证。】凡度出世生活者，必以此为调节。【经营世务，过则改为，其良心上之罪恶感，常不如超世离群者之迫切。】且此等求长生、乐清净、自首过失诸端，亦复与当时门第之克绵其世泽者有补。【彼辈既不经营世务，又安富累世，而能清净自守者，固为于庄老玄理薄有所得，亦由此等外正的律行，有以助之。将来之转而佞佛，理亦有由是者。】守之既有素，一旦临祸变，则亦惟有乞灵以自慰也。【如王凝之、殷仲堪。】

可见当时南方名士，彼辈对国家民族，政教大业，虽尽可捉尘清谈，轻蔑应付，然涉及其个人私期求，则仍不免要乞灵於从来方术之迷信。这一种风气，直要到宋、齐以下，始渐渐消失，而其时则佛教思想遂一跃而为时代之领导者。【两晋以清谈说庄老；宋、齐以下，则以佛义说庄老。】

     三、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教

佛教入中国，远在东汉初年，或尚在其前。

汉明帝永平中，遣使往西域求法，其事始见於牟子理惑论及四十二章经序等书，是为我国向所公认佛教最先之传入。或其事尚可前溯，然要之於中国社会未见影响。

惟佛法之流布，则直到汉末三国时代而盛。其时则多为小乘佛法之传译，高僧多属外籍。

如安世高、支栖迦识、康僧会之类是也。中国僧人见於慧皎高僧传者以朱士行为最早，然已在三国时。知其先佛法极少与中国上流学术界相接触。

东晋南渡，佛学乃影响及於中国之上层学术界，其时则僧人与名士互以清谈玄言相倾倒。

如竺法深、支道林其著也。殷浩北伐既败，大读佛经，欲与支道林辩之。孙绰以名僧七人匹竹林七贤。【道贤论。】此名士与僧人合流之证。故深公评庾亮，谓：“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庾冰创议沙门宜跪拜王者；桓玄继之，并主沙汰沙门。【至宋、齐，此二议皆曾为朝廷采纳。】庾、桓两家，固与名士清谈气味不相投。可知东晋僧人，实与名士站在同一路线，一鼻孔出气也。

直到南朝，梁武帝信佛，而佛法遂盛极一时。

其时京师寺刹，多至七百。宫内华林园，为君臣讲经之所；宫外同泰寺，为帝王舍身之区。【粱武帝三度舍身入寺，与众为奴，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南齐竟陵王，亦先有其事。此后陈武帝幸大庄严寺舍身。陈后主即位年，亦在弘法寺舍身。】为无遮大会，道、俗会者五万。【中大通元年。】郭祖深舆榇上疏，谓：“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荀济亦上疏云：“倾储供寺，万乘拟附庸之仪，肃拜僧尼，三事执陪臣之礼。宠既隆矣，侮亦剧矣。” 【此等皆由大群体政治观点排斥佛教，即唐代韩愈亦然。反而论之，大群体政治有办法，佛教自会衰落，则为宋代欧阳修之本论。自理学家起，则是为新儒学。】

以前的名士们，感世事无可为，遂由研玩庄老玄学而曲折崇信佛法。现在如梁武帝，则是大权在握，正可展布，却由崇佛而致世事败坏。【以前如阮籍、嵇康等，皆是政治上不得志，遂转向庄老。梁武帝高踞帝位，岂得崇奉出家人法？】

北方五胡君主，崇佛尤殷。最著者为二石【勒与虎。】之於佛图澄。

五胡虽染汉化，其浅演暴戾之性，骤难降伏，一旦锦衣玉食，大权在握，其临境触发，不能自控制者，最大有两端：一曰好淫，二曰好杀。惟佛法，适如对症之药。人自慕其所乏，故五胡君主於佛法所尝虽浅，而敬信自深。高僧传谓：“竺佛图澄【西域人。】悯念苍生，常以报应之说，戒二石之凶杀，蒙益者十有八、九。” 【支道林谓：“澄公以石虎为海鸥鸟。”】

又五胡君主，自谓本胡人，当奉胡教。高僧传又谓：“佛图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中书著作郎王度奏禁之，石虎下书曰：‘度议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宜奉。朕生自边壤，君临诸夏，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 【辽、金、元、清四朝奉佛，皆带有此两因缘。】

稍後至姚兴迎鸠摩罗什，而北方佛法如日中天。

罗什，龟兹人。苻坚先命吕光将兵西征，欲迎之，适坚被杀，罗什停於凉州。直至姚兴敦请始来。兴既托意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自远至者五千余人，坐禅者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大乘经典之宏扬，亦多出其手。【高僧传：“什在长安译经三百余卷。僧佑著录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自此以往，佛学在中国，乃始成为上下信奉的一个大宗教。

原佛学流行，固由於当时时代之变动，而尚有其内在之条件。

第一佛法主依自力，不依他力。

世界诸大宗教，率本天帝神力，惟佛教尊释迦，则同属人类。此与中国儒家，尊崇人文历史、敬仰古先圣哲之教义大同。亦复与道家彻底破坏天神迷信之理论不相违背。释迦之可尊，在其“法”，故佛家有“依法不依人”之教。当知得此大法者不止释迦一人，故佛书屡言“诸佛”，又言“人皆有佛性”，则尽人皆有可以成佛之理，此与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义又相似。

第二佛法主救世，不主出世。

诸教率向往尘俗以外之天国，故其精神率主出世，而又同时亦兼带一种浓重的个人主义。佛法虽亦主有一“涅盘”境界，但同时主张“三世因果轮回报应”。人生宿业，纤微必报，故主於当身修行，勇猛精进。又佛义主张“无我”，一切以因缘和合为法，故“众生不成佛，我亦不成佛”。又曰：“生死即涅盘，烦恼即菩提。”如是则成为一积极的救世主义者。此与诸教主张个人出世、以大国为乐园者自别，亦复与中国庄老道家一派有厌世、玩世意味者迥异；此又与儒家侧重大群主义之人文教相似。

故佛教在其消极方面，既可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接近，在其积极方面，亦可与中国儒家思想相会通。

其时名德高僧如慧远、僧肇之徒，皆精研庄老义，而释道安二教论【广弘明集卷八。】乃抑老於儒下。此後竺道生“一阐提亦具佛性”与“顿悟成佛”之说，更为与儒义相近。谢灵运和之，其与诸道人辨宗论【广弘明集卷十八。】以孔、释两家相拟立论。而孙绰喻道论乃谓牟尼为“大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是其时名士僧人，又俱黜老崇孔。故其先兼通老、释，至是乃并拟儒、佛。此种界线，大体相当於晋、宋之际，可以僧肇与生公时代为划分。

而当时佛法之所以盛行，尚有一积极的正因，则由其时中国实有不少第一流人物具有一种诚心求法、宏济时艰之热忱是也。

其间品德学养尤著者，如道安，【常山扶柳人，师事佛图澄，居河北，后南投襄阳，遂赴长安而卒。道安为中国一个严正的佛徒，（其先如支道林等，只是出家的名士。）其徒众南北分张，始为佛教树独立之地位。】如僧肇，【京兆人，师事鸠摩罗什，为什门四大弟子之一。早死，其所著肇论，为极精卓之佛教论文。如慧远，雁门楼烦人，道安弟子，高隐庐阜，始开佛教讲坛，为南朝佛教大师。】如法显，【平阳武阳人，西行求法，先后凡十五年，为我国至印度第—僧人，足与后来玄奘西行相媲美。】如竺道生；【钜鹿人，学於鸠摩罗什，亦什门四大弟子之一也。后为南方佛教大师。】此等皆以极伟大之人格，极深美之超谐，相望於数百年之间。

盖以当时中国政教衰息，聪明志气无所归向，遂不期而凑於斯途。此皆悲天悯人，苦心孤谐，发宏愿，具大力，上欲穷究宇宙真理，下以探寻人生正道，不与一般安於乱世、没於污俗，惟务个人私期求者为类。故使佛教光辉，得以照耀千古。若仅谓佛讲出世，与一时名士清谈气味相投；而社会民众，亦以身丁荼毒，佛讲未来，堪资慰藉；并出家可以逃役，即获现实福益。凡此种种，固亦当时佛法盛行之世缘，然论其主要原因，则固在彼不在此。

故当时之第一流高僧，若论其精神意气，实与两汉儒统貌异神是，乃同样求为人文大群积极有所贡献。惟儒家著眼於社会实际政教方面者多，而当时之佛学高僧，则转从人类内心隐微处为之解纷导滞，使陷此黑暗混乱中之人生得宁定与光明，则正与儒家致力政教之用心，异途同归也。【惟此等高僧，亦多兴起于北方，南方则受其波及而已。】

     四、北方之道佛冲突

佛教来中国，最先乃依附於庄老道家而生长。但南渡后的学者，已渐渐由庄老义转向佛教。【其著者，如当时名士群从支道林逍遥游义，而不从向、郭旧义，即其一证。详见世说新语。】其後则道教又模仿佛教，亦盛造经典仪范，而逐渐完成为一种新道教。【为此工作之尤著者，为宋代之陆修静。】

於是道、佛两教遂开始互相竞长，而至於冲突。但在南方，一辈名士世族，本在一个不安宁的大世界中过著他们私人安宁的小世界生活。他们所需要者，乃为一种学理上之自己麻醉、自己慰藉。彼辈在其内心，本无更强的冲动力，所以南方佛学多属“居士式”。其高僧亦与隐士相类，如慧远、生公之类是也。

即如梁武帝，崇信佛法达於极点，其在政事上亦仅有贻误，并无斗争。

故在南方之所谓道、佛冲突，大体仅限於思想与言辩而止，【如顾欢道士夷夏论之类足也。】与政治实务更无涉。

在北方则不然。当时北方是一个强烈动荡的社会，一切与南方自别。故南方人乃在一种超世绝俗的要求下接近佛法，北方则自始即以佛法与尘俗相纠合、相调洽。【如二石之於佛图澄，苻、姚之於鸠摩罗什，其内心动机，便与梁武帝不同。】

而北方高僧，其先亦往往以方术助其义理，【如佛图澄常以方术歆xīn动二石，罗什亦通阴阳术数。】遂与北方旧学统治经学而羼以阴阳家言者【即东汉以前风气。】相纠合。【若南方则以庄老清淡与佛义和会，正犹南方经学亦盛染清谈气味也。】

至北魏太武帝时，遂以实际政洽问题，而引起道、佛之强烈斗争。

崔浩【清河人。】父宏因苻氏乱，欲避地江南，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自伤。其诗以婴罪不行於世；及浩诛，收浩家书，始见此诗。则浩之家门，必父子相传，有一种种姓之至感矣。【北方士大夫大都有此，须深观。】

浩见王慧龙，数称其美，司徒长孙嵩不悦，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太武怒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从弟崔模，虽在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笑曰：“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邪?”浩大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惟此可以维持当时北方之中国文化。】

外弟卢玄劝之曰：“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三思之，”浩不纳：则崔浩之为人及其意气，居可见矣。浩既博览经史，精通术数，而性不好庄老之书，【史又称：“浩父疾笃，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浩之为学，盖上承两汉，以儒生而兼阴阳术数，不乐魏、晋以下之庄老清谈。此即北方当时之旧学派也。】

遇寇谦之，【谦之父修之，为苻坚东莱太守，其地正为齐土道术盛行之地，寇家盖亦世传其教者。谦之自谓遇太上老君，命之继天师张陵之后。】每与浩言，闻其论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可见浩之热心政治。】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今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黄老道术，本注意政治问题；兼修儒教，即成秦、汉阴阳学家路脉矣。此是寇、崔学术接榫处。】而学不稽古，临事闇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 【此是黄老与庄老大异处。黄老注意政治，有需稽古，於是有阴阳家五德终始之论出。庄老仅为私人生活著想，自然无需稽古，即不要历史往迹，因此与阴阳家判袂。（佛家亦不重历史，因道、佛皆欲解化人类归自然，不欲凝人类成群体。)今只看寇谦之与陆修静两人之事迹，便可见南北、双方道教精神之不同，并亦可以由此推想南、北双方之佛救精神，以及一切政教实况也。】

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书秦、汉变弊之迹。【此等全是阴阳家以历史讲法制因革之旧路径。】浩因上疏太武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於虫兽之文。末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灿然，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拓拔焘欣然，乃始崇奉天师，【寇谦之。】遂改元为太平真君。【“太平”二宇，即源本秦、汉阴阳家言：汉未有太平经。此后北魏每帝即位，必求符箓，以为故事，而又信佛法。此如梁武帝信佛法，同时亦受陶弘景图识。以佛法仅重出世福利，帝王世业不得不借灵于道家（黄老一派）之符箓也。】

自是遂有“诸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诏。【太平真君七年。】盖阴阳学家一面有其应天受命之说，一面又有其长生久视之术，足以歆动时君，使其接受听行彼辈所预拟的一套历代帝王变法创制必然因革【即“五德终始”。】之顺序，而变法创制；彼辈遂得为王者师，而遂其政治上之另一种期求。【西汉阴阳学家即尔。】

北方学者，饱经兵荒胡乱，始终不忘情於政治上之奋斗，【此为与南方士族绝不相同处。】崔浩即其一例。【王猛死，苻坚下诏为之“增祟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与崔浩可谓迹异心同。后崔浩为修国史被杀，时高允（信佛）与浩同修国史；观允传，知浩史颇称实录，死非其罪。宋书柳元景传渭：“拓拔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谋泄被诛。”此恐南朝传闻亦有未的。大抵如王猛、崔浩之伦，皆欲在北方於拥戴一异姓主之下而展其抱负者。（猛之未肯随桓温南归，殆知来南之无可展布耳。）浩则树敌已多，得罪不专为修史也。】

相应於此种情势下的北方僧人，亦常在政治、经济上切实自占权地。

崔浩於毁法四年後被诛。太武卒，文成帝立，佛法又兴。【佛法之废，积凡七年。】主其事者为沙门师贤【厨实国人。】舆昙曜。【凉州僧人。】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讨平青、齐所徙民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师贤为“道人统”，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僧曹即僧官之曹也。】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供诸寺扫洒，岁兼管田输粟。高宗并许之。於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於州镇。”【如是则僧寺自有力量，别成一种封建势力。是北方僧人始终不脱经营世务之兴趣，亦因非此不足自存也。】

自此朝廷上下奉佛，建功德，求福田饶益，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力。【此为北朝崇佛特征，与南朝偏重义埋思想者微有别。今存大同云岗及洛阳龙门石窟造像，犹可见其时北方佛教艺术之超卓及其气魄之伟大。又按：北方自罗什逝世，研寻义理之风即衰，高僧则尚禅行，如昙曜即以禅业见称，敦尚实际行业，为北方佛门一贯风格也。】僧人亦代有增加，兹据释老志表如下：

年  代

寺  数

僧 尼 数

附  注

孝文帝—太和元年

平城…约百所

四方…六、四七八

平城…二千余人

四方…七七、二五八人

太和十年，遣僧尼还俗者一、三二七名。

宣武帝—延昌中

天下…一三、七二七

徒侣益众

孝明帝—神龟元年

洛阳…五百

魏末—正光以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所在编民，相与人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 　

洛阳…一、三六七

（迦蓝记）

天下…三万有余

天下…二百万

佛经流通，大集中国，有四一五部，合一、九一九卷。

甚至沙门谋叛之事亦屡见。

孝文延兴三年，有慧隐；太和五年，有法秀；太和十四年，有司马惠御。宣武永平二年，有刘慧汪；永平三年，有刘光秀；延昌三年，有刘僧绍；四年，有法庆。孝明熙平二年，有法庆余党。四十余年中，沙门谋乱者凡八见。

北齐僧众，其势仍盛。

天保五年，文宣帝诏问秀才对策，及於沙汰释、李，【文见广弘明集。】谓：“缁衣之众，参半於平俗；黄服之徒，数过於正户。国给为之不充，王用因此取乏。积竞由来，行之已久。顿於中路，沙汰实难。”

而北周则道、佛冲突再起，在武帝时，又有魏太武以来第二次之毁法举动。然其事则实已自道、佛之争，转而为佛、儒之争矣。【此种意味，实沿崔、寇而来，惟此益臻明显耳。】

北方佛、道冲突，始终暗波未断。至武帝时，卫元嵩上书【事在天和二年。】请立延平大寺：【此下皆譬说，即建立一理想的地上王国，以代天下之佛国也。】“容贮四海万姓，不劝立曲见伽蓝，偏安二乘五部。无选道俗，罔择疏亲。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则六合无怨纣之声，八荒有歌周之咏。飞沉安其巢穴，水陆任其长生。”卫虽佯狂不经，此疏却有力量，盖正指出了儒、佛两家的根本相异点。【儒在融个我入大群、佛在脱大群完个我。】

武帝本有志於“舍末世之弊风，蹈隆周之睿典”，【即位元年下诏。】遂入卫言。【屢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讨论三教先后。】至建德三年，乃下敕：“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悉令还俗。” 【周书本纪。】“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 【广弘明集。】

及建德六年周灭齐，武帝入邺城，召僧人赴殿，帝谓：“六经儒教，弘政术，礼义忠孝，於世有宜，故须存立。佛教费财，悖逆不孝，并宜罢之。” 【僧众五百，默默无声，俯首垂泪。】有争者，帝谓：“佛生西域，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广弘明集。以周武帝此等语还视石虎所云，可知北方社会之前后大不同矣。】当时谓：“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括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房绿。】

此後北方的政治情态，慢慢恢复到秦、汉大一统的传统局面，而东汉、三国以下相应於分崩离析而一时崛起的两种新宗教，遂亦渐渐失其在社会上真实的力量，而退处於他们较不紧要的地位。

     五、隋唐时期佛学之中国化

隋、唐盛运复兴，其时则佛学亦有新蜕变。教养精神，逐渐中国化；而佛法重心，亦逐步南移。

南北朝佛学，北尚禅行，南重义解，周武毁法，北方禅宗亦避而至南。所谓“佛学中国化”运动，亦至是始成熟。其後禅学崛兴，则全以南方为策源地。

举其要者，则有天台、【起北齐慧文，传南岳慧思，又传天台智顗yǐ，适当隋代，而天台宗遂大盛。此后有灌顶（五祖）、左溪（八祖）、荆溪（九祖），己值中唐。】华严、【起唐杜顺，再传至贤首（三祖）、澄观（四祖）、宗密（五祖）。】禅宗【起达摩，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至慧能（六祖）而正式成立，当唐武后至玄宗时。】三家。

今若以魏晋南北朝佛学为“传译吸收期”，则隋唐佛学应为“融通蜕化期”。

佛法在中国，应可分三时期。初为“小乘时期”，以轮回果报福德罪孽观念为主，与中国俗间符录祭祀阴阳巫道，专务个人私期求者相依附，此第一期也。自道安、鸠摩罗什以下，宏阐大乘。先为“空宗”，（此始印度龙树。罗什来中国，尽译三论。【十论、百论、十二门论。】至隋代嘉祥大师吉藏，而南地三论宗於以大成。）次及“有宗”，（此始印度无著、世亲兄弟。此宗之盛行於中国较迟，直至玄奘西行，受法戒贤，归而传之窥基，而此宗始大盛。是名法相宗，亦名唯识宗。其入中国，亦称慈恩宗，以窥基住慈恩寺也。然此宗大盛，固在唐初，而唯识经典之传译，则已先而有之矣。）是为“大乘时期”。时则以世界虚实、名相有无之哲理玄辩为主，与中国庄老玄言相会通，此为第二时期。若台、贤、禅诸宗之创兴，则为第三时期。其一切义理，虽从空、有两宗出，而精神意趣、轻重先後之间，则不尽与印度之空、有两宗同。今若以小乘佛法为宗教，大乘佛法为哲学，则中国台、贤、禅诸家特重自我教育与人生修养。小乘徧教、偏信，大乘偏理、偏悟，中国台、贤、禅诸宗则偏行、偏证。是其蜕变处也。故必有台、贤、禅三家兴，而後印度佛法乃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洽、相和会。

而尤以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尽泯世、出世之别，而佛教精神乃以大变。

禅宗自称“教外别传”，不著言语，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而其後推演愈深，乃至无佛可成，无法可得，无烦恼可除，无涅盘可住；无真无俗，本分为人，呵佛駡祖，得大解脱；如是则世、出世之界划尽泯，佛氏“慈悲”乃与儒家之“仁”，同以一心为应世之宗师。故论绾合佛义於中国传统之大群心教者，其功必归於禅宗也。

盖当隋、唐盛世，政教既复轨辙，群体亦日向荣，人心因而转趋，私人之修行解脱，渐退为第二义，大群之人文集业，又转为第一义。杰气雄心，不彼之趋而此之归，则佛门广大，乃仅为人生倦退者逋逃之一境。【唐贤多信佛，而意味与东晋、南北朝名士大异。东晋以下必以佛义自安於静退；唐贤则功业煊赫之余，乃转依佛法求归宿也。】

继此而开宋儒重明古人身、家、国、天下全体合一之教，一意为大群谋现实，不为个己营虚求。人生理想，惟在斯世，而山林佛寺，则与义庄、社仓同为社会上调节经济、赈赡贫乏之一机关。【此种情势，自唐中叶以下即日趋显著。元和以来，累勅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李德裕论奏徐州节度使王智兴“於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江、淮之民，户有三了，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臣於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即日诏徐州罢之。及唐武宗会昌五年，恶僧尼耗蠹天下，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余万人。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谓：“良人枝附为使令者，倍僧尼之数，奴婢口率与百亩，编入农籍”，盖为北周以来第三次著名之毁法也。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又勅废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十万余，尼一万余。北宋以下，义庄、社仓等社会事业逐次发达，佛寺亦不为惟一的贫穷藏身之所，佛寺之收容量亦减，而国家毁法之事亦益少见矣。】

此下佛、道两教事迹，乃不复足以转动整个政治社会之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