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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史料荟萃 党史研究：
毛泽东与“批林批孔”若干问题
１９７４年，中国大地上再次掀起一场政治风潮，这就是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操纵下，这场运动打着批判林彪、孔丘的幌子，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企图重新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骨干。然而，江青一伙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批林批孔”成了他们阴谋败露并最终破产的拙劣表演。
“批林批孔”一开始，把持宣传舆论大权的“四人帮”就千方百计地拔高这场运动的“现实意义”，同时竭力扩大运动的规模和范围。按照当时“权威”报刊的说法，“批林批孔”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进行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后来，“批林批孔”还被说成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与“批林批孔”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本文试图就这场运动的背景、过程及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考述。
（一）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就表示要批判孔子及其思想。在红卫兵“破四旧”的狂潮中，康生等人怂恿北京一些高校学生前往山东曲阜“讨孔”，孔林、孔庙等处的大批珍贵文物遭到空前劫难。尽管如此，“批孔”问题并没有正式提出来。
毛泽东明确提出“批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
１９７１年秋，作为“文化大革命”产物的林彪集团一朝覆亡。这个事实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顺从党心民意，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同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各个领域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也普遍展开，并取得初步成效。但从１９７２年下半年起，对深入批林感到威胁的江青等人开始频频向周恩来发难，竭力阻挠批判极左思潮和落实政策的工作。这年１１月底至１２月初，双方的分歧终于明朗化，并由毛泽东出面“裁决”。毛泽东认为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的这个结论，反映了他对林彪事件后党内外日益增长的种种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倾向的担忧。作为这场“大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来说，他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能允许从指导思想上批评和否定“文化大革命”。
由于毛泽东对林彪问题的“定性”，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然而，维护与怀疑、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两种思想观点的分歧，实际上仍然存在。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是清楚的。
１９７３年５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针对社会上“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进行了批驳。他提醒说：要注意上层建筑，注意抓路线，要读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①
基于这些认识，毛泽东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问题。
从这年下半年起，“批孔”已成为毛泽东经常关注和谈论的话题。他不仅留意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论著，还多次表明自己“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的观点，并且还把“批孔”同批判历史上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批评现实当中的某些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
７月初，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作了一次重要谈话。他借批评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为由，用尖锐的口吻告诫说：“将来（有人）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同时，他再次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②。８月５日，毛泽东又向江青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泽东还当场读了他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表明他在评法批儒上的观点。其中有“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句子。他之所以作这首意境、手法都不同从前的七律，并非是要跟诗友郭沫若过不去，而主要是借题发挥，用诗的形式表达他当时的政治意图。
以上毛泽东发表的这些言论，反映了他继续坚持九大以来的路线、方针的态度。在他的心目中，“反修防修”不仅是过去的头等大事，也是当前和将来的头等大事。而毛泽东赞同“法家”、鄙视“儒家”的见解，除了历史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现实当中种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苗头，特别是针对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许多做法和认识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在揭批林彪集团的同时，再次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应当指出：虽然这时毛泽东一再提出要注意“抓大事”、“抓路线”、“抓上层建筑”，但他并没有认为应在中央的方针、路线上强调和贯彻“批孔”的意图，或者需要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批判运动。例如，在他就“批孔”问题发表多次谈话后定稿的十大政治报告（报告稿由张春桥执笔，政治局讨论修改，毛泽东最后审定）以及十大期间通过的其他文件中，都没有出现“批孔”的内容或相关提法。这一方面是由于讨论十大文件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否定了江青关于评法批儒的“建议”，另一方面，毛泽东显然也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到“迫在眉睫”和“压倒一切”的位置上。
然而，“四人帮”一伙却抓住“批孔”问题不放。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了许多“批孔”、“批儒”的文章，蓄意渲染，大造舆论。这类文章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借古喻今，夸大“批孔”、“批儒”的“意义”，竭力把批判儒家的“孔孟之道”引导、定位到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上来。正是在这种“批孔”、“批儒”的喧嚣声中，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起对周恩来、叶剑英两位老革命家的攻击，并且使用了“投降主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等污蔑性的说法。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不遗余力地借“批孔”来打击老一辈革命家，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这时正在筹备中的四届人大。江青等人认为这是他们攫取更大更多权力的机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同年９、１０月间连续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主持筹备工作的周恩来估计四届人大最迟将在年内举行。但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没有料到，他们预定召开四届人大的时间表还是过于乐观了。由于情况的不断变化，特别是“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使得原来计划当中的许多工作都不得不一再推延。
以上中共十大前后的一系列事件，构成了“批林批孔”运动发生的重要背景。
（二）
“批林批孔”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发起、铺开、收尾。
林彪事件以后，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党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开，持续近两年的全国范围的“批林整风”运动已基本结束。而从１９７４年１月开始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主要是“批孔”，即批判“孔孟之道”。１９７５年２月，全国转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历时一年之久的“批林批孔”也随之结束。
一、发起“批林批孔”是毛泽东同意的。
１９７３年底，周恩来主持召开当年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研究１９７４年的工作。会后，周恩来照例向毛泽东书面汇报了政治局会议商定的事项，并提到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进行“批林整风”斗争。③
１９７４年１月上旬，周恩来又主持开过几次政治局会议，除对年前确定的几项任务作出具体部署外，还研究了近期国内和对外方面的一些事务性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就几次政治局会议情况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均有王洪文署名）中，都没有涉及“批孔”问题。
但是，在１９７４年元旦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里却引人注目地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④
这篇显然超出了中央政治局所商“议题”的社论，实际上成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信号。
１月１２日，王洪文、江青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此材料采用分类比较的方法，将林彪的言论与古代孔子、孟子的言论对照排列，并加有注解，用以说明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并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毛泽东在王、江的信上批示：“同意转发”。
毛泽东的批示，反映了他对于如何开展“批孔”的态度上的变化。他事前是知道并且提出过要编辑这些材料的。这里既有他以前认识的基础，也有江青等人多次“汇报”的影响。尤其是江青，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更是非同一般。
直接参与整理这份材料的迟群等人后来当众炫耀说：编辑《林彪和孔孟之道》，是１９７３年下半年里江青亲自抓的一件事，是作为“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来看待的；江对此“像抓样板戏一样”认真仔细，不仅反复审看，还多次作出指示，指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改”。⑤
此外，迟群等人没有一字提到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是否知道这个材料。这些情况表明，编辑并向毛泽东报送《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是江青等少数几个人有意绕开周恩来和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而精心安排的举动，这说明他们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正式下达关于印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通知说：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以中央这个文件为标志，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很快在全国展开。
二、“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多次批评“四人帮”。
１９７４年１月至这年秋冬季，是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阶段。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江青一伙认为时机已到，便四处活动，煽风点火，试图掀起一场类似“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的群众性的大动乱。但事实表明，江青等人的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毛泽东的初衷。毛泽东同意“批孔”，却并不主张“天下大乱”，他对运动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有保留的。
在这期间，正值许多外国首脑和专家学者来华访问，毛泽东的外事活动十分频繁。通过会见来自各国的外宾，他不断阐发对国际各种问题、包括最新科研成果的看法（如关于“三个世界”理论，关于高能物理研究等），而对于国内正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却极少发表看法，也没有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亲自领导和全力推动运动的进展。相反，江青一伙在“批林批孔”中的种种表现，越来越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他多次批评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动，甚至是严厉的警告。此外，这一时期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问题的几个文件里，也主要是强调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和纠正运动中的偏差，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等旨在稳定国内局势方面的内容。
一年里，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主要有１０次：
１、制止江青试图下发“一?二五”大会录音。１月２５日，在江青的策动下，北京召开党中央和国务院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俨然以“批林批孔”领导自居的迟群等人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许多老干部置于受指责、被批判的地位。在场的年迈多病的郭沫若也被江青点名。这次大会，是江青一伙企图煽起更大混乱的严重步骤。会后，江青迫不及待地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下发全国各地。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当即予以制止，指出：“不要发录音，已发了的要马上收回。”事后，毛泽东、周恩来相继关照和慰问了郭沫若。
２、拒绝江青求见，告她“有事应找政治局”。经过多年的了解，尤其是近些年看到江青的一些表现和听到外界对她的反映，毛泽东对江已没有什么好感。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江青这个人，谁也跟她搞不到一起。”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从政治上考虑，毛泽东不会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同江青决裂。他认为江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还是有“功”的。毛泽东所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不见或少见江青。从这时起，他多次拒绝江青的求见。对江青一再越过政治局擅作主张、发号施令的行为，毛泽东也有所不满。２月６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求见。毛泽东阅后批示：“（材料）除少数外大都未看。……一切人不见，（我）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⑥
３、指斥江青等人“形而上学猖獗”，搞“三箭齐发”。在“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人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揭批“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在另外一些场合，江青还就“走后门”问题当面向叶剑英等领导人发难、施压。２月１５日，毛泽东针对大批“走后门”一事指出：“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同时，他再次提出“一?二五”大会的讲话材料“不宜向下发”。⑦
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４、批评江青屡教不改，“有特权”。迫于毛泽东批评的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了）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这以后，江又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再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⑧
５、告诫江青不要阻挠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毛泽东的一次次批评，并没有使江青等人真正悔悟、改过。慑于毛泽东的权威，他们表面上表示认错，暗中却更加仇视周恩来、叶剑英等老革命家。这年３月下旬，外交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４月在美国纽约召开的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江青明知这件事已经毛泽东批准，还是想方设法地加以阻挠。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她自恃特殊身份，声称对邓小平出国一事“保留意见”。为此，毛泽东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⑨
６、严厉批评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动，宣布江青“不代表我”。７月中旬，经中央政治局同意，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决定赴南方休养一段时间。在行前召开的在京政治局成员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了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指出：“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指江青）也是难改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会上，毛泽东还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郑重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在批评江青的同时，毛泽东也说了“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这样的话。⑩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
７、告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着江青犯错误。１０月初，在外地的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同时提出适时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受到沉重打击的江青一伙不甘失败，一手策划了“长沙告状”事件。１０月上旬，王洪文擅自飞赴长沙，按照事先同江青等人商量好的“口径”，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和邓小平。毛泽东当即批评了江青等人的行径，要王回京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不久，毛泽东又托人转达他对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见，并特别告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11]
８、警告江青不要由她“组阁”。在外地休养期间，毛泽东坚持接待了多批外宾。这些外宾多是由邓小平、李先念等陪同，从北京直接飞往毛泽东的住地参加会见。这就提供了毛泽东同邓小平等老革命家不断见面的机会。１１月１２日外事活动之后，毛泽东通过与邓交谈，了解、掌握了江青等人的一些情况，表示支持邓同江青的斗争，并要邓放手工作。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明确地批告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2]
９、揭露江青“有野心”。毫无自知之明且权欲熏心的江青，依然我行我素，念念不忘“组阁”、揽权。１１月２０日，毛泽东在江青一封伸手要官的来信上批示，驳斥她所谓“我基本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的说法，指出：“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你没有工作。”[13]针对江青提名由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人大的）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14]后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15]
１０、明确提出江青等人是“四人帮”。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于１２月下旬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几天里，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批林批孔”以来特别是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大搞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警告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16]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概念。他还对江青等人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以及借“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不满，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并要求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
以上毛泽东对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对于揭露和挫败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制造混乱、伺机“组阁”的阴谋，遏制“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全国再度出现的动荡局势，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同时，毛泽东提出和批准的许多重要决策，也为召开四届人大和建立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支持老一辈革命家继续同“四人帮”的斗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结束“批林批孔”是毛泽东的意见。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在外地的毛泽东圈阅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传达了他本人８月间讲过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7]毛泽东的言论，隐含着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运动）的意思。在这个时候，他希望全国上下不再发生大的变故，特别是中央内部应团结一致，以便能够在近期顺利地召开拖延已久的四届人大。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毛泽东这时所关注的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特别是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如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平反。
后来，毛泽东谈到“批林批孔”运动时又表示：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18]
他再次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这些看法，更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希望尽早结束“批林批孔”，以及不赞成任意拔高“批林批孔”、把它与“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的意向。
称“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王洪文提出来的。这也是江青一伙为虚张声势有意制造出的一种说法。一年里，毛泽东对“批林批孔”中的许多做法表示反感，尤其对“四人帮”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不能不使江青等人感到心虚和恐慌。江青一伙打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招牌，一方面是煽惑群众，另一方面也是掩护自己。
１９７４年底，毛泽东、周恩来共同制定的“长沙决策”（即对四届人大各项人事的安排）宣告了“四人帮”“组阁”阴谋的破产，折腾近一年的“批林批孔”也成了“强弩之末”。
翌年２月，根据毛泽东１９７４年底所作关于学习理论问题的谈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由此，“批林批孔”逐步被“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取代。
作为“文化大革命”当中重要一幕的“批林批孔”运动，它的发生与毛泽东个人的因素确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随着毛泽东晚年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反映在“批孔”问题上的“偏颇”也逐渐显露出来。但如前所述，毛泽东的本意是通过“批孔”来诠释和强化“批林”，以便统一认识，促进安定团结，实现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而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另搞一套，企图“火中取栗”，必然招致毛泽东的不满和反对。事实证明，“批林批孔”虽然是经毛泽东批准发起，但它实际上已变为“四人帮”策划和操纵的一场政治阴谋，并最终在阴谋家们自我暴露、屡遭失败的情况下画上句号。
（三）
在毛泽东同“批林批孔”的关系方面，还有一些需要继续探究的问题。下面，就几个具体问题谈一点个人认识。
一、毛泽东与孔孟学说的关系。
毛泽东晚年虽然错误地批准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但这并不表明他与孔孟学说从来就是格格不入、势不两立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当中也包含着许多富于理念的、具有久远生命力的内容。例如，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影响直到近代中国仍广泛存在。生长在湖南山乡的毛泽东本人不止一次地谈到他自幼所接受的以孔孟学说为支柱的“国学”教育，认为就学习和掌握历史文化知识而言，这种教育“对我也有好处”。[19]
应该说，孔孟儒家思想文化与毛泽东始终关系密切，影响深远。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同孔孟儒学的关系经历了“转变”（如“五四”时期）、“扬弃”（如延安时期）和“偏颇”（如“文革”时期）等复杂多变的过程。从毛泽东一贯的言行看，他对待包括孔孟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基本上是正确的，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批判地吸收其中的精华，摒弃糟粕和反动的东西。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20]在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就有不少地方是作者直接援引孔孟等儒家的言论。建国后毛泽东的许多言论和著作（包括他写的诗词）里，也保留了过去的文风和习惯，注意吸收孔孟学说中的合理成分。同时也应当看到，对于儒家学派的基本观念和思想体系，毛泽东通常是持否定态度的。
二、毛泽东对“中庸之道”的看法。
“中庸”是孔孟儒家学说的一个基本范畴，它主张“允执其中”，反对“过”和“不及”。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用哲学的语言对中庸问题作过深入的剖析，指出：孔子的中庸观点是“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致陈伯达》）不久他又认为：作为“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的中庸“有折衷主义的成分”，“是反辩证法的”。[21]
他的这些包含肯定和否定成分的的判断，反映了他当时某些变动的、不确定的认识。“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又提出“折衷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一定程度地表明他对“中庸”观点的批判，但这主要是针对当时特定的情况和范围讲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包括“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都没有表示要反对“中庸”和“折衷主义”的问题。与此相反，居心叵测的江青等人却多次鼓动要揭露和批判所谓“折衷主义”。“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更是借批“中庸之道”大肆影射、诬蔑周恩来，企图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他们在四届人大“组阁”扫清障碍。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四人帮”的明显区别。
三、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
民主革命时期，除在诗词当中偶尔“点名”外，毛泽东很少评说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建国以后，他在论及孔孟儒派观点（包括儒家代表人物的意识品行）的同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增加了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他认为秦始皇是一位“厚今薄古”的专家，也是法家的一位代表人物。１９５７年，曾有人借“骂”秦始皇发表攻击党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里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同建国初期我党领导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加以比较，从肃清反动的复辟势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角度，认为“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22]
后来，他又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倒退的意义上，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的绝对化倾向也由此而来。与此同时，毛泽东肯定法家、否定儒家的观念也逐步加深，并且这方面的评判越来越多地和现实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当然，毛泽东晚年也说过对秦始皇“要一分为二”，但这是离开“现实问题”而单纯就历史人物的功过讲的。１９７１年，林彪一伙在炮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再次咒骂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在“批孔”时把秦始皇和孔子作为“正”、“反”两个人物并提，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四、关于毛泽东的一首“五言诗”。
“批林批孔”运动发起不久，有一首流传很广被称作是“毛泽东写的”五言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23]传抄时一般把它放在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七律诗的前面，看起来好像是诗人作的一个“序”。后来，许多涉及“批林批孔”的史学著作都提到这首诗，它还被收入一些公开出版的毛泽东的诗词集。为此，张耀祠（“文化大革命”中曾任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负责人）在《回忆毛泽东》一书里，首次证实此诗并非毛泽东所作。书中写道：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８日，我们根据江青在“一?二四”、“一?二五”两次大会讲话的录音，记下江青所称“是毛主席写的”这首五言诗，并把它交给主席。主席看过后摇摇头说：“我没有写这样的诗。不知是从何而来。郭老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也不至于如此。”其他工作人员和机要秘书也都回忆说，没有看到毛泽东写过这首诗。[24]
当事人张耀祠的这段回忆，不仅写得具体详细，还引述了毛泽东本人的原话，应该说是可信的。另外，从这首诗的“直露”风格看，也不像是毛泽东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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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据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６日。
②毛泽东与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
③周恩来、王洪文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１９７４年１月１日。
④《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１９７４年１月１日。
⑤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
⑥毛泽东对江青来信及所附材料的批语，１９７４年２月９日。
⑦毛泽东对叶剑英来信的批示，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５日。
⑧毛泽东给江青的信，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０日。
⑨毛泽东给江青的信，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７日。
⑩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谈话，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７日。
[11]毛泽东口述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见，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２０日。
[12]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２日。
[13]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０日。
[14]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１９７４年１１月。
[15]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１９７５年１月。
[16][18]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１９７４年末至１９７５年初。
[17]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八大军区负责人开会时传达的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的指示，１９７４年８月。
[19]《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版，第８１８页。
[20]《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版，第５３４页。
[21]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６４、３８０页。
[22]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
[23]该诗首句也有“郭老从韩退”的说法，“韩”，指韩愈。
[24]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４０页。
（《党的文献》杂志授权发布）
参阅：
中共党史事件：“批林批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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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实：批林批孔运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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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献：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767cad0100y4ex.html
党史文献：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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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献：中共中央关于增加学习文件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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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资料：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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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资料：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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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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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周恩来、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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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的部分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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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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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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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献：毛泽东给叶剑英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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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献：毛泽东对“四人帮”文艺政策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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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献：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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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献：毛泽东对电影《园丁之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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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献：毛泽东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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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事件：“风庆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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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回眸：“风庆轮事件”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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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揭秘：“四人帮”借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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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资料：中共中央转发李庆霖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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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揭秘：“白卷英雄”炮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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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再论孔丘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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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林彪与孔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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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再批“克己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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