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一般a类事故罚款:落入凡间的音符--绍奇谈医--从圣散子谈到玉雪救苦丹

从圣散子谈到玉雪救苦丹

圣散子这张方子，废用久矣。许多学医的人，大概都不知道此方曾经在历史上掀起过轩然大波。

最先得到这张方子的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先生：“余既得之，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者，至不可数”。陈无择《三因方》也说：“此药（指圣散子）以治寒疫，因东坡作序，天下通行”。尤怡《金匮翼》也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说：“徽州郑尚书在金陵，用此治伤寒，活人甚众。”宋嘉祐中……苏东坡勒石川广其传，圣散子之功益著。”

然而，《三因方》指出：“辛末年，永嘉瘟疫，（用此方）被害者不可胜数。”“宣和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医顿废之”。

看来，同是一方，治疗瘟疫，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边是“所全活者，至不可数”，“活人甚众”；一边是“被害者不可胜数”，“杀人无数”。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那么，圣散子是一首什么样的方呢？

圣散子方：草豆蔻十个，猪苓（去皮）、石菖蒲、茯苓、高良姜（剉炒）、独活、柴胡、吴茱萸、附子（炮，去皮脐）、麻黄（去节）、厚朴（炒制）、姜汁（炒制）、藁本、芍药、枳壳、白术、苍术、半夏、泽泻各半两，藿香、防风、细辛各半两，炙甘草一两。右为剉散，每服五钱，水盏半，茶七分，去滓，空腹热服。

以上系《三因方》所载。《金匮翼》与此略有出入，无白术、半夏，多升麻、羌活、川芎、白芷。以用药论之，此方之主治当为风寒湿邪无疑。三邪相合，性质以寒为重点，故陈无择说此方主治“寒疫流行”。其按病邪用药为：

寒：麻黄、细辛、附子、吴萸、良姜。

风：防风、藁本、独活。

湿：苍术、厚朴、藿香、猪苓、泽泻、半夏、石菖蒲、茯苓、白术、草豆蔻。

其他：芍药、甘草、柴胡、枳壳。

这是一个大致的归类，使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细析之，寒胜则阳微，故用麻、附、细辛、吴萸、良姜以散寒振阳；风药能胜湿，所以用独、防、藁本；至于湿邪用药，则近于后世之平胃、二陈、藿香正气；柴、芍、枳、草则仲景之四逆散，是调畅气机，有升有降的名方。以方测证，当有憎寒、发热、无汗、头痛、身痛、不思食、恶心呕吐、胸闷、腹胀、腹泻以及舌苔白腻而厚，满布于舌面，脉浮紧数等症。

经过这样一些分析，可以说，圣散子这张方子如果用以治疗寒疫，应该是有效的。而苏东坡在谪居黄州时，遇到的瘟疫正是寒疫，正好对证，“所全活者，至不可数”，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且我们相信苏东坡笔下的真实性：除了他的为人耿介磊落以外，还在于他当时是因政见不同而被贬到黄州，且生活在朝廷严密的监视之中的，如果这张方子出了乱子，“杀人无数”，其后果就可以想知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后来的“杀人无数”呢？盖后来的瘟疫乃是“暑燥疫“或者“湿热疫”，余师愚每服药用石膏120g到240g，吴又可则用大黄。这样的瘟疫，如果用圣散子，都不啻火上加油了。然而由于东坡的名气，使太学生信之尤笃，以至于“杀人无数”，这张方子也就顿时废用了。

自明清温热学兴，寒疫之说更几乎悄然无声了。究竟有没有寒疫？陈无择《三因方》在圣散子方后说：此方就是治寒疫的。并且说为医者“不可不究其寒温二疫也”，“不妨留以备寒疫，无使偏废也”。尤怡说得更清楚：“且也岁运有太过不及之殊，天时有恒雨恒旸之异，是以疫疠之行，亦有表里寒温热湿之分，其可一概论哉。”亦有寒湿独行，而病在肌皮胸膈者，则东坡圣散子之证也。而有寒湿而无蓄热，亦十中未得其一二也。然而法不可不备，惟用之者得其当耳。”除了“病在肌皮胸膈”这句话尚须斟酌之外，可谓通达之论。

吴鞠通《温病条辨》有一篇《寒疫论》，他也承认有寒疫：“世多言寒疫者，究其病状，则憎寒壮热，头痛，骨节疼烦，虽发热而不甚渴，时行则里巷之中，病俱相类，若役使者然；非若温病之不甚头痛骨痛而渴甚，故名曰寒疫耳。盖六气寒水司天在泉，或有是证，其未化热而恶寒之时，则用辛温解肌；既化热之后如风温证者，则用辛凉清热无二理也”。

疫，瘟同义，均指流行性传染病。温疫是流行性传染病中以热证为主要症状者，以寒证为主要症状者则称作寒疫。在其化热入里之前，寒热无汗身痛头痛，非用辛温香燥药不解，不能早用苦寒凉遏。但化热入里之后，诚如吴氏所说，就当辛凉清热，与温疫治法无异。

最后，我想谈一谈与圣散子相近的一张方子，玉雪救苦丹。这张方子药味多至48味，程门雪先生说：此方与牛黄、至宝之类大相径庭，温燥之力大，清热之功浅，“其意似重辛苦开泄，降浊通结，与宋人所定辟秽瘴，解疫毒方相近……又似三消、防风通圣等方意，寓解表通里、和中化浊、清热开闭于一方之中，而稍重辛开为主，药味虽杂，分之亦有理解，此方用之得当，确有捷效，不可以其芜而忽之也”。程先生之论在四五十年代，如今，此方也与圣散子一样，废用久矣。莫非真如刘河间说的“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吗？还是重温热而轻寒，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呢？

宋代文人与医药

前不久，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的墨宝《研山铭》回归祖国，轰动了书法界。在医言医，我不禁想到宋代陈无择《三因方》中关于米芾的一张方来。这张方子叫“应梦人参散”：

米芾于崇宁癸未病痰嗽，如胶有血，更三医不退，一日谒太尉蔡元度，取人参散一帖，一服，痰嗽立止，气色顿快。人参散方：白芷、干姜、青皮、桔梗、白术、人参各三分，炙甘草一两半，炮姜一钱三分。

以药测证，其痰嗽当属脾肺虚寒，症见咳嗽咯痰，背冷，食少便溏，舌淡脉弱者，所以用人参、炙甘草、白术补脾肺之气，干姜合甘草、白芷温脾肺而散寒，炮姜止血，青皮行滞，桔梗祛痰。此痰中有血，当为咳嗽剧烈，震伤血络，而绝非阴虚内热迫血妄行所致。立方之妙在全不用通套止咳止血药，也就是前人训诫的勿见咳止咳、见血止血之意。治病求本，先前更三医不效，恐怕就是用的通套治咳药加上凉血药，这样，则虚者更虚（耗散肺气），寒者更寒（寒凉伤中）矣，所以无效。在用量上，此方也很有特点，炙甘草用量独重，其次为炮姜，余则数分而已，击中了虚寒证的要害，故取效迅捷。吾侪临床虽未必原方照搬，但极富启发性。

《苏沈良方》曾载欧阳修的一个故事：“公尝得暴下，国医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药，三文一帖，甚效。公曰：吾辈脏腑与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国医药杂进之，一服而愈。公召卖者厚遗之，求其方，久之乃肯传，但用车前子一味为末，米饮下二钱匕，云此药利水道而不动气，水道清则清浊分，谷脏自止矣。

“湿多成五泄”，用车前仁炒研为末，米饮下，正是暴下利常用的分消之法，即前人所谓“利小便，实大便”。王冰注《内经》亦有语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可见其治是合理的。文人虽非医生，但叙述治验往往很生动，故得以流传后世，此即一例。

王安石爱读医书，尝谓“某自诸子百家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无所不读。”他性格孤傲，不同俗流，有人劝他服补药，他说：“余平生不服紫团参（上佳党参），亦活到今日。”可见他对无病服药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有两首方流传后世，一是《苏沈良方》所载偏头痛方：

裕陵传王荆公偏头痛方，云是禁中秘方。用生萝菔（白萝卜）汁一蚬壳，仰卧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或两鼻皆注亦可，数十年患皆一注而愈。荆公与仆言，已愈数人。生萝卜汁滴鼻，取其辛散之力，“左痛注右，右痛注左”的方法真了不起，宋代人固不知神经为何物，而经验之可贵于此可见矣。

另一首处方即“妙香散”，收载在明人王肯堂《证治准绳》中，叶天士《临证指南》附方中也有这首方，名之为“王荆公妙香散”：人参、龙骨、益智仁、茯苓神、远志、甘草、朱砂。此方为安神定志之方，适用于劳心思虑过度而心悸失眠者，叶氏医案中屡用之。

苏东坡在宋代文人中，不仅文章、诗词、书法冠绝当代，在医药上的成就也是首屈一指的。介绍他的文章已经很多了，这里我只谈三件事：

一、创立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私集资合办的医院。据文献记载，早在汉唐时代，我国就有医院之设了，当时称作“病坊”。东坡在元祐四年任杭州知府时，适“杭州大旱，饥疫并作”，他动用库府银两，并拿出自己的薪俸黄金50两来，创办了“安乐坊”，接纳贫苦病人。三年间住院治好的病人数以千计，真是功德无量，也在医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二、苏东坡对气功强身却病也有深入的研究，其《上张安道养生诀论》是公认的名篇。他还有好几篇《养生论》谈到气功，但他不相信世间有长生不死之法。他的养生观也堪为经典——“善养生者，不过慎饮食起居，节声色而已，养慎于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

三、关于圣散子。这张处方是苏东坡在黄州得之于家乡人巢谷的，巢氏是在东坡落难时从眉山到他的住所，任他的家庭教师的。能作东坡的“西席”无疑是饱学之士。圣散子是巢氏的秘方，他传给东坡，“凡伤寒不问证候如何，一以是治之，无不愈。”东坡奇之，为之作序，又传授给他的朋友名医庞安常。适黄州连岁大疫，（用此方）“所全活者，至不可数”。然而后来永嘉瘟疫，用之，则“被害者不可胜数”。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天下以子瞻（东坡字）文章而信其言”，陈无择《三因方》也说：“宣和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中医的特点在辨证论治，圣散子方多辛温燥烈之药，用于寒疫固效，用于温疫，则为祸不可胜言矣。东坡也因此大受后人抨击（对此方我另有专文）。其实我看庞安常也要负一定责任，因为东坡虽然知医，但不是职业医生，《伤寒总病论》的作者，是大名医，却不加分析地把这张方子收入自己的书中，为之推广。安常既误人，又误东坡，实不能辞其咎。

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不但有病自己合药吃（如其日记说：崇宁乙酉，正月三十日作平气丸。二月二十日，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成），而且与人通函论病，如与王子均书云：“承示尊体多不快，亦是血气未定，时失调护耳。某二十四、五岁时正如此，因服菟丝子丸，遂健啖耐劳。……若觉气壅，则少少服麻仁丸。”与曹使君书云：“贤郎痈肿，亦是天气亢沴，故有热者先得之，若脏腑祕滞，可用犀角丸服之，得大便流利，则痈自衰杀。”（俱见《续医说》）。论证处方都极合理，非精于医药者不可为之。

陆游就不仅仅是以医药为业余爱好了。《宋史》记载他有一本医书名《续集验方》。南宋淳熙二年，他在成都作一个小官，其时疫病流行，他目睹患者贫病交加之惨，便在街头煮大锅药给患者服用，救了很多人。并有诗云：“我游四方不得意，佯狂施药成都市，大瓢满贮随所求，聊为饥民起憔悴。”晚年居山阴，他还亲自种药，配制丸散膏丹，走乡串户，为乡亲治病。有诗云：“村西行药到村东……杖藜到处即春风。”很多人为感谢他的活命之恩，生下的儿子都起名叫“陆”：“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呼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竟完全是一个受群众欢迎的职业医生了。

缪松心

缪遵义，字方彦，又字宜亭，松心其号也。清吴县人。他生活的时代，大致在雍正乾隆年间，与叶天士、薛生白、徐灵胎等名医同时。初习儒，曾任过知县，但不久即因母病而辞官，以医为业，与叶、薛齐名。

缪氏由儒而医，其医案见于清末吴金寿《三家医案合刻》。前些年，常熟江一平先生等搜寻到《松心医案》、《三余纪效》孤本，乃点校出版，使我们对缪氏有了多了解一点的便利。

缪氏有些学术见解，大致与叶天士相去不远，以其同时、同地，风气相染故也。如：

胃不思谷，损门最为可虑。

洋参，麦冬，沙参，扁豆，茯苓，川石斛，白芍，香稻叶，藕（《虚损门.岳案》）

诛伐无过，胃气大伤，不容谷食，大便溏泄，中宫乏砥柱之权，舌绛无苔，柔土少津液之布，脉来数大，非有余也，仲景脉法为减耳。以《金匮》麦门冬汤益胃生津，望其安谷：

人参，麦冬，茯神，扁豆，炙草，粳米，橘红，香稻叶，建兰叶（《虚损门.朱案》）

劳倦乏力，面无华色，经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归芪建中汤加陈皮。（《虚损门.高案》）

湿热流注下焦，浊证屡发，通塞并用方：

生地，炒鳔胶，猪脊髓，盐水炒黄柏，木通，螺狮壳，荷花，露莲肉（《淋浊门.某案》）

他的医案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如“怪病”（语焉不详，不知如何怪法）用半夏厚朴汤送礞石滚痰丸，以药测证，当是梅核气一类。梅核气即仲景《金匮》所说“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消痰降气，自为正治。但如挟痰火，则嫌其温燥，礞石滚痰丸甚妙。又如哮喘用白沙必效方（生蛤壳一两、白浮石一钱、鲫鱼胆一小匙、蝉蜕四分、枇杷叶一钱），此方他书未见，似其验方，用药则新奇灵巧兼之。

缪氏又喜用膏方，有些慢性病，用膏滋较长时间服用，远胜汤丸，此亦江南医学特色之一。如《脱发门.孙案》：

发之生，根乎血，其脱也，因乎风，痒起白屑，即风之动，风动则火炽，火炽则血燥，故发脱也。治宜益阴兼清肝火以熄风：

生熟地，血余炭，料豆，首乌，阿胶，丹皮，桑叶，菊花，黑芝麻，石决明，天冬，湘莲，杜仲，夏枯花，牡蛎，女贞子，南枣，牛夕

唯其论证，不肯落入俗套，常“以意为之”，如《虚损门.朱案》云“姑参造化之理，黄河之水天上来，人身则金能生水，水生则肝有制，胃有资矣”，就不免失于迂腐。其用药也常常“以意为之”，遂开怪诞玄奇之门，如蜜蜂、桑虫、鸡谷袋、戌腹粮、釜盖木、石磨铁心、蟾蜍喉管、鸭血、蜗牛、穿山甲靥、猪屎，在案中随处可见，可谓怪之又怪矣。于此，清光绪时余听鸿在其《外证医案汇编》中早就提出过批评：“缪用药专以血肉腥臭，炫奇示异”，可谓先得我心。

又，戌腹粮，十二生肖中戌属狗，戌腹粮即狗屎中未消化之粮也，注文谓“家狗腹内已消化之食粮”，未妥，“已”当为“未”之误，不知江一平老先生以为然否？

许胤宗

新旧《唐书》都有关于许胤宗的记载，谓其“医术如神”。“神”在哪里呢？史书记有两条：

柳太后病风不语，名医治皆不愈，脉亦沉而（口）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药，宜以汤气熏之，令药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黄芪防风汤数十斛，置于床下，气如烟雾，其夜便得语。

这是很有名的一例治验，江瓘《名医类按》、俞东扶《古今医案按》两书的第一案就是此案。后来蒋宝素据此而拟“第一黄风汤”作为中风的主方，王清任的黄芪赤风汤也似与之有关。

另一条记载是：

时关中多骨蒸疾。得之必死，递相传染，诸医无能疗者，胤宗每疗无不愈。骨蒸既“多”，又“递相传染”，不同于寻常肺疾，故“诸医无能疗者”，而胤宗“每疗无不愈”，可见誉其“医术如神”，洵非虚语。

他的医疗水平既然这么高，于是便有人劝他著书以贻后世，却引发了许胤宗的一通议论：

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可解，口莫能宣。且古人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药味相合，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新《唐书》作：今人不善为脉，以情度病，多以物以幸有功，譬猎不知兔，广络原野，冀一人获之，术亦疏矣。一药偶得，它味相制，弗能专力，此难愈之验也。脉之妙处不可传，虚著方剂，终无益于世，此吾所以不著书也。）

他的意思是：脉要精微，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非文字所可表达，而要识其病，知其源，又只有靠诊脉。脉的深趣既不可传，方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书就不如不写，免得害人。

他所说的“脉之深趣”，今天恐怕不会有很多人理解了，中医的脉学，正在一天天地失去它昔日的光彩。不过，人间的任何学问和技能，总是可以通过努力学到的，脉学也一样。许胤宗在这个问题上过分胶着，故其术不传，如果史书上不留下一点记载，那么就连他的名字也不大会有人知道的，这应该说是一件憾事。

世事就是这么怪异，有的人身负绝学，却往往只有片言只语留下来；有的人不学无术，却动辄百万字、几百万字“著作等身”，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堆堆文字垃圾。

医生的“外号”

过去的医生，除了姓名之外，有的还有“号”，“号”之外，还有“别号”。名字多是父亲给取的，“号”和“别号”多是医生自己取的。至于“外号”则是病家或后世医家给取的。取义各有不同，大致上以赞誉的成分居多。

以医生的藉贯(或其长期工作的地方)取号的，如称医圣张仲景为“张长沙”，金元四大家河间、东垣、宛丘、丹溪亦均以地名。明代王肯堂，又称“王金坛”，李时珍又称“濒湖”，金坛、濒湖也是地名。人以地名，是非大学问家、大名医莫属的。

有夸医生技术好的，如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里的尚老医生，人称“老神仙”；清代四川犍为县名医张本元精于针灸，人称“神针”；江苏常熟中医院院长，已故名医陶君仁，人称“陶半仙”。乾隆时福建长乐也有一位“方半仙”。四川广元巿有位苏子秦老医生，人称“苏半夜”，是说找他看病的人半夜就得去排队；明代医家陶节庵精于伤寒，病人吃一付药就好，因此而有“陶一帖”的美誉。

有以精于脉诊而著称的，宋代有位医生叫“严三点”(“三点”是指医生诊脉的寸、关、尺三个部位)，有了这个外号，他的名字反而不为人知了。元初江西星子县有位医生刘岳字公秦的，也有“刘三点”之称。

以医生专业上的成就取“号”的，如北京的王鹏飞，人称“小儿王”，由成都调到北京王朴诚、王伯岳父子，人称“王小儿”。

更多的是以医生善用的药物来取“号”的，金代就有一位善用大黄的“穆大黄”，近代江西吉安名医肖俊逸也叫“肖大黄”。张介宾外称“张熟地”；清代江苏娄县名医方秋崖，人称“方石膏”；近代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亦有“孔石膏”的外号；以善用附子著称的祝味菊先生，人称“祝附子”，云南吴佩衡也有“吴附子”之名。还有常把干姜、附子、肉桂等热药一起用的，成都的陆铸之，人称“陆火神”；“火神派”的创始人则是清代四川卭崃人郑钦安；成都三院有位“蔡麻黄”，成都习俗畏麻黄如虎，看来这位医生是敢用善用麻黄的了。上海名医程门雪则有“程小麦”的外号。

也有用药量大，药味又多，一帖药甚至几斤重，外地慕名来诊者，取了药，得买一两个大编织袋才能提走的，人们就给这个医生取了“某大包”的外号。

也有以医家身体某一特点取名，如今日上海年纪大一点的人，几无不知的“张聋(彭耳)”者；清代江苏丹徒名医王九峰外号也叫“王聋子”。这样的“外号”，似觉有失风雅。然而最不雅的医家的外号，是清代“名震江淮”的名医孙宗岳的，据《睢宁县志》载:某太守幼子病剧，延宗岳治，岳以手摸之，曰:“无病，思玩物耳。”询乳媪，果有银铃失去数月，寻给玩之，三日，病若失，人遂以“孙一摸”称之。

可收拾矣﹗

问疑六则

一服还是一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规定，凡文中提到“一付”药的，必须改作“一服”。“一付”是通称，如我们平常说的“去药店取付药”。有的地方，又叫“一贴”，明代余姚陶节庵的外号就叫“陶一贴”。《内经》、《伤寒论》均作“一剂”，如“饮以就半夏汤，一剂知，二剂已”。叫“一付”，“一贴”，“一剂”，都对，唯有叫“一服”是错的。因为“一服”，只是喝一次的意思，一付药，一般要喝2～3次。如予不信，有《伤寒论》、《金匮要略》为证：

桂枝汤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服一升……，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重服，依前清；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服一剂后，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

奔豚汤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夜一服。

是金匮肾气丸还是牛车肾气丸？

女儿们春节来香港，我让她们带给我一些金匮肾气丸。药是“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公司”生产的，生产日期是2003年5月22日，产品批号是3010791，但印在盒子上的成分，除金匮肾气丸原有的八味药之外，赫然在焉的还有牛膝（去头）、车前子（盐炙）这两味药。这不是宋代严用和《济生方》的加味肾气丸么？（后世又称为“济生肾气丸”或“牛车肾气丸”）。这只是金匮肾气丸的加味方，要说这就是金匮肾气丸，恐怕欠妥吧。名满天下的同仁堂有此错误，就更不应该了。

葱叶如何导尿？

许多文献以至大学教材，都屡屡提到：《千金要方》最早用葱叶导尿，以解尿潴留之急。应该说，《千金要方》的这个设想是很不错的，而且这也应该是医学史上最早的导尿管的雏形。但是，凡是给病人（特别是男性）做过一次导尿的人都会知道：无论大葱、小葱，怎么可能插进病人的尿道呢？难道这世界上真有跟橡皮管一样的什么葱吗？

道地还是地道？

究竟是“道地药材”还是“地道药材”？还真把我弄糊涂了。

“地道”者，地地道道也。地地道道的东西，当然不同于假冒伪劣，是真东西。这么讲，也好象讲得通，但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

陆士谔先生说，应该是“道地”才对，他的依据是《千金要方》。他说，唐代全国分作十个道，如剑南道、淮南道、空南道……，每个道，都要把当地的物产调查、核实上报朝庭，其中，某道出某药，某药有某长，选购辨别，事事认真，故药材乃有“道地”之说。

仲景的生卒年

张仲景的生卒年，由于正史无载，所以一直不清楚，只知道他生活的时代在东汉末年，差不多与另一位名医华佗同时而略早而已(华佗看过《伤寒论》后曾说：此真话人书也)。最近读，干祖望老前辈的《医书三种》，在其中《中西医结合史》一文中，干老把仲景的生卒年确定为公元145～208年。恕我浅学寡闻，真不知道老先生的依据是什么。望老先生能够指点。

仲景做过长沙太守吗？

《唐代名医录》首先提出仲景“官至长沙太守”，这本《名医录》，我没有见到过，所见者皆系转引，不过从文中提到的仲景“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这些话看，我倒是宁可信其有的，因为史书无载，所以古人有关仲景的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弥足珍贵。“官至长沙太守”，这句话为后来的林亿等所接受，这样，“长沙太守”之说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今天就更是“五花八门”了。如说仲景在长沙太守任内，半个月在公堂审案；半个月，打开大门，在公堂为人诊病，并且还说这就是中医“坐堂”一词的由来。我看想象力倒是挺丰富的，就是完全不顾事实，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些事实。

我从来认为，仲景当没当过“长沙太守”并不重要，我们尊崇的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而不是其他。就象我们今天一提到“北京四大名医”、“南京四大名医”，如肖龙友、施今墨、陈逊斋、张简斋、孔伯华，大家便会肃然起敬，知之者更会津津乐道不已。只有学术才是永恒的，其他的，在历史上都不过是过眼烟云。

仲景当过“长沙太守”不会为他在中医学上的成就增色。仲景没当过“长沙太守”，也丝毫无损于他的光辉。

关于“五微”及其他

干祖望老先生在一篇短文中，谈到清人的一副联句：

上中下药分三等

声色气病察五微

“三等”，三品也，出《神农本草经》，什么是“五微”？老先生说他遍查中医文献，且扩大到《词海》、《词源》一类工具书，俱无所获。后来他读到《素问.五脏生成篇》：“故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青如翠竹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说这个解释不至于错，但究竟对于“五微”一词，缺乏依据。

以区区管见，“五微”当是“五色微诊”的缩写，其出处就在《素问.五脏生成篇》：夫脉之大小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色脉，可以万全。”

未知干老先生以为然否？谨候教。

又，《辽宁中医杂志》1999年10月第26卷10期发表了干祖望老先生一篇题作“书有未曾经我读，事非亲历话难真”的文章。干老说：

“书有未曾经我读，事非亲历话难真”，这是一句相传已久的古谚，的确是一句颠扑不破的真言。书太多，谁都不能一一读遍，因之，你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不论你说、写的，也经常错误百出。任何大小事没有身临其境者，你介绍起来也会错误百出。

我1995年第7期《辽宁中医杂志》的“陆离光怪话书名”中《春脚集》的解释为“春，是回春之意，脚，凡工厂作坊在制成成品之际产生的废料或残余者，称下脚料。春脚者，谦虚的自称在回春术中的下脚料”。错了！

后得北京市西三旗育新花园8号楼何绍奇先生来函指出错误。并言及“春脚”早有出典，谓：“春脚一词，自有出典，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其文云：宋璟爱民恤物，朝野归美，时人咸谓璟为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为阳春煦物也。后世诗文中亦多用此典。如蒲松龄有文云：抚婴拔薤，布有脚之阳春；止水平衡，消长乳之冤气。汤显祖《牡丹亭》：阳春有脚，经过百姓人家；皆是(以上照录何先生原函)。”

春脚有典而不用，竟然以“下脚料”来解《春脚集》，非但“贻笑大方”，而且有“不知为知”之羞，此其一。读书太少，而且不虚心，而率尔操觚，以一个老年成熟之龄的人来论，更是“太不应该”。

通过一字师何绍奇先生教导之后，不能不在内疚自惭中搜索枯肠，终于在何先生指导下重温了几本文献，同时也引出了春脚另外两个古典。其一为宋璟嘉定间(1206～1210年)建阳令刘克庄《贺新郎.戊戌素张导词》：“春脚到，福星见”，用春脚一词来颂有德政的父母官。其二为宋?宝庆(1225年)进士李昴英《兰陵王词》：“孤酌，住春脚，便彩局天的时光，宝珍慵学”，也是把廉洁的官员喻为春脚。

至此，则《春脚集》的涵义即一明二白了，绝对不是“下脚料”。而且那时工厂作坊也不多，“下脚料”这个名称恐怕也没有面世。总之“书有未曾经我读”，尚可自谅，书实在太多了。而自作聪明，枉加疏注，则内疚得难以自容了。（以下略）

这篇文章被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就读的小女儿看见了，大为不满，说人家九十多岁了，还称你作“一字师”，怎么你就胡说八道呢！这是因为干老文中“贻笑大方”、“不知为知”、“太不应该”三处都用了引号，那就成了我信中的话了，但我坚信绝没有这样写过，就连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过。干老德高望重，作为晚辈，我仰慕已久，更何况九十年代我编《现代中医内科学》时，干老还给予指导并赐稿，使拙编大大增色呢。所以借此说明一下，不然我就真是“罪莫大焉”了。

溯源散

民间有“原汤化原食”之说，例如饺子吃多了，腹胀，喝半碗饺子汤就好。另有一法，就是询其所伤之物是什么，即以原食之物，烧存性，约30g，研末吞服即愈。其理不明，有什么依据也不得而知。

明代虞抟（花溪老人）在他的《医学正传》中，有一首很特别的方子叫“溯源散”，还注明系“祖传方”。他指出：溯源散的疗效，不仅是消化积食，而且对伤食发热久不愈，或伤寒后“食复”而潮热不已也有效。而“溯源散”只有方名，却没有固定的药物，也就是前面说的把原食之物烧存性，研末吞服，“其所伤之宿食即下，热退而愈。”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也记载了这样的方法。他说他起初并不相信，“然亦往往验”，也就是说，用了之后确定是有效的。他反复推测其中的道理，久而悟及：“食而不化者，皆油腻凝滞”，“凡药物入胃，必凑其同气，故某物之灰，能自到某物凝滞处。凡油腻得灰即解散，故灰到其处，滞者自行，犹之以炭浣垢（洗去衣服上的油垢）。”纪公博学多思之士，说的似有一定道理，但是伤胃之物，不一定都是油腻之品，那又该怎么解释呢？

如果不能解释，那么，就让我们珍惜这些前人的经验吧。

儿童抽动症的治疗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