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公园蹦极还能玩吗:《荀子》散文艺术研究述略

        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其哲学政治思想集百家之大成；《荀子》之文，据题抒论，辞义宣畅，诸子之文，至荀子可谓一大变。然而相对于荀子哲学思想的研究而言，《荀子》散文艺术研究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前后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和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荀子》不过简略提及，且基本未及其散文艺术。40年代以后出版的几部文学史着，对《荀子》散文艺术开始有所关注，但一般评价不高。顾实认为，“彼学博而富于文，故甚若绚烂夺目，惜乎单于文句之外形见妙，既乏气魄，复无精神。其极也往往为冗漫芜杂，转折无力，读五六叶，辄欠伸欲起矣。”（《中国文学史大纲》第59-60页，商务印书馆，1931）陈柱《中国散文史》（商务印书馆，1937）认为《荀子》“文繁而理寡，去孟子固远矣。”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认为，荀子之文“以理为主，而才气略不逮孟子。”（商务印书馆，1934）惟有郭沫若对《荀子》的散文特色作了较高的评价：“荀子的文章颇为宏富……他以思想家而兼长于文艺，在先秦诸子中与孟轲、庄周可以鼎足而三，加上相传是他的弟子的韩非，也可以称之为四大台柱子了。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是各有千秋。”（《十批判书·荀子批判》，重庆群益书社1945年初版，科学出版社1956年新版第210页）50年代以后，《荀子》散文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对其艺术成就给予了肯定。研究者普遍认为，《荀子》体制宏伟，结构绵密，析理精微，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的成熟与定型；写作手法上博喻广证，风格恢宏富赡、博大浑厚；《赋》篇对汉赋的形成有开拓之功。

    一、说理散文研究

    《荀子》32篇，大多数是说理文，其体式超越了《论语》、《孟子》那样的语录或对话连缀，据题抒论，布局严整的专题论文，实由荀子开其风气，其文章撮纲要，统条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外平实而内奇宕，乃典型的学者之文。对此，研究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柳存仁认为，《荀子》中，“颇多舍记言之体而专抒已见据题立论者”，“内容已多由对话而进为单语”。（《上古秦汉文学史》第4章，商务印书馆，1948）刘大杰认为，《荀子》散文“虽文采不足，但质朴简约，谨严绵密，剖析事理，非常透辟。”（《中国文学发展史》第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钱基博认为：《荀子》“其为文章灵警不如庄生，雄肆亦逊孟子；而体裁绮密，出之以铿锵鼓舞，又是一格。”（《中国文学史》第34页，中华书局1993年据前国立师范学院前国立师范学院1939年铅印本重刊本）程千帆明确指出：“荀子之文，部勒整齐，排比密丽”，“据题抒论，题即文之中心思想，文亦中心思想的充分发挥，于是篇之观念乃成。”（《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之二），《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夏麟勋率先对《荀子》的文体特征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认为：“先秦散文发展到荀子，结构严密，发展并奠定了散文的艺术形式”，到了荀子，“就可以不用问答体，不用述言体，而能很有条理地组成一篇结构比较严密的文辞”。夏文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指出：“荀子散文内容充实，论点突出，论证充分，组织严密，逻辑性强。同时语言生动，词汇丰富。既质朴又富丽，既儒雅又雄奇”，因此，周秦散文发展到荀子，“完成了严谨的论辩说理的体制”，“无论在结构上、主题的集中上，都到了比较成熟的地步，为后代说理文树立了楷模。”（夏麟勋《试论荀子散文的风格》，《人文杂志》1959年第5期）

    80年代以后，研究者对此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深入的探讨。郭预衡认为，荀文“行文已经注意谋篇，文章不仅独立成篇，且已具有谨严的结构。”（《中国散文史》（上）第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章沧授认为，荀文已是成熟的议论体散文，其具体表现为：1、以意名篇，据题抒论，2、首标“论体”，3、书具体系。在论证方法与技巧上也是推陈出新、开拓创造，为后代议论散文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1、提出论点，逐层剖析；2、先总结，后分述；3、多方举例，反复说明；4、设问辩答，鲜明有力；5、层层推论，步步深入；6、引经据典，持之有故。（《论〈荀子〉散文的文学成就》，《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谭家健认为，《荀子》三十二篇基本上属于专题议论散文，是在明确的写作目的和一定的文章理论指导下产生的，它的显著特色是绵密富赡，严谨周到，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谭文进行了详细论述，指出：这些文章大都不但有明确的观点，突出的中心，而且用概括性的标题点明主题；体式上已不再是零散缀合的片言只语，而大多是立意统一、浑然一体的完整篇章；论证中也是精严周密：或是开宗明义提出观点，由浅入深，反复推详，步步展开，环环相扣，首尾贯通，一气呵成；或先开后合，逐段立论，鳞次栉比，井然有序；或是层层推进步步为营，析理剔抉入微，考核切实透辟，辞旨精悍细丽；尤其擅长驳论，充满论战性，渊雅繁富中贯穿着劲直剽悍，严密的逻辑性加上广博的学识，处处显得发扬蹈厉，高屋建瓴，锐不可挡。作者特意指出：荀文在先秦散文史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为后世常规议论散文奠定了基础，“正是从《荀子》开始，才使议论散文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构成文学散文中的一个部类。”（《〈荀子〉的议论散文》，《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七辑，中华书局，1990）

    二、语言艺术研究

    《荀子》文章醇熟圆厚，理正辞雅，于缜密周详的论述中，时有雄辞丽藻相调剂，显示出温厚可亲的长者之风。研究者对荀文的语言修辞技巧也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荀文比喻运用独具特色。夏麟勋《试论荀子散文的风格》认为，《荀子》比喻更多是“譬于事”，即“用一种事情来比另一种事情”，并且往往“以多种事物并列起来作比，从各方面求证，来证明他的论点，使人信服其不可移易的结论。”章沧授《论〈荀子〉散文的文学成就》把荀文用喻概括为五大特征：一是广比博喻，《荀子》很少用一物喻一理，擅长于一连串地用多种事物从不同角度来说明一个道理；二是喻体源于生活而富于哲理；三是善于将喻体作生动的描绘，给人以可见可触的具象；四是用同一事物多侧面地喻明某种事理，通过多面模拟，寻找出共性特征，喻理显得丰厚深刻；五是多方对比设喻。谭家健《〈荀子〉的议论散文》认为，《荀子》议论散文的一大特色是博喻和群证。作者指出：荀子比喻往往引类联篇，一举一大串，有如落英缤纷，蝶舞蹁跹，使人应接不暇；不但用于解释，而且据以说理，深入浅出，生动巧妙，使读者既在思想上得到启迪，又在情绪上受到感染；荀文用喻又有例证的作用，“以证代议，寓议于证，议证交融，合为一体，使文章更有光彩，理论更加深化。”

    其次是荀文寓言，沈起伟认为：《荀子》“是质朴的说理文，引用寓言故事不多。”（《先秦寓言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郭预衡亦认为，《荀子》文章引物连类、设喻说理，“只是简单的比况，而不讲寓言故事。”（《中国散文史》（上）第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郭志坤则认为，在运用寓言以说理的战国，荀子当然也离不开寓言，只是荀子运用寓言与诸家不同，其最大特点是“言简意赅，一语破的，具有格言性质”，舍去了细致的描写、完整的故事和曲折的情节，凝缩为成语格言，从而人使不觉其在运用寓言；同时这些格言化的寓言又具有拟人化的特点，蟹躁蚓一式的比喻实具寓言的特性，既高度凝练又入情入理，文学意味浓郁。（《荀子的语言艺术》，《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另外，对于荀文的其它语言修辞技巧，研究者也予以了关注，认为特有的句法和入情入理的修辞手法，是形成荀子散文独特风格的重要原因。陈柱认为：“荀卿之文富有骈文化，为后世骈文家之祖。”（《中国散文史》第66页，商务印书馆，1937）夏麟勋《试论荀子散文的风格》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荀子的散文中对称整齐，音节和谐的排句特别多，有时甚至全段或全文的大部分都是”，或以排句将所论问题的另一面提出，使之相互映衬，加强语言的感人效果；或用排句铺陈事实，使所论问题全面周密；或用一连串的排句将问题一口气说出，以创造气氛，加强语势；排句中多有韵语，或双句句末用韵，或句中用韵，或句句叶韵，具有极强的音乐性，加之长短相间的句式，抑扬顿挫，错落有致，骈化倾向十分明显。章沧授《论〈荀子〉散文的文学成就》对荀文排比句式作了探讨，指出：荀文中排语多到惊人的程度，议论、叙事以及用喻、引典均用排比句来表达；格式灵活多样，有并列和承接的排比，有同类和正反的排比，还有词组和分句的排比，以及字句整齐和参差的排比；这些排句大多字数相等，句式相似，重语反复，因而具有明快的节奏，读来雄健有力，铿锵入耳，具有音律之美，近乎韵文，而且往往连接而起，缀句成段，集段成篇，使荀子长篇大论的散文条理井然，层次分明，文势雄健，豪放自如，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谭家健《〈荀子〉的议论散文》也论述了荀文运用排比和骈偶的情况，认为：“书中大量出现排比和骈偶，方法之多样，手法之娴熟，在先秦散文中显得格外突出”，“骈散结合，长短相间，错落有致，抑扬顿挫，潇洒自如”，并指出：“荀子是在有意追求散文语言的音乐美、节奏感以及语句整齐、匀称等形式美。”

    三、赋体文研究

    赋作为一种非诗非文、亦诗亦文的文学体裁，源渊久远而奠基于《荀子·赋篇》，刘勰以下已成共识。20世纪以来，研究者对其作了更为周备审慎的探讨，进一步确立了荀子为赋创作的先行者，《赋篇》为赋体不祧之祖的地位。

    张长弓《荀卿的韵文》（《岭南学报》第三卷第三期，1934）是一篇较早对荀赋进行全面研究的论文，文章对赋与诗之关系、荀况五赋的意义、表现手法及其篇章结构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张文认为，荀氏五赋体现了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赋体特征，其表现手法，“就是采用问答体，先极力状物，而不点题，用问语；答语亦不直接点题，用疑问的口吻，演义陈理以至于最终方落到题字上。所以全篇亦可以当作隐语看”，从句式和用韵来看，“仍留有诗体的痕迹”和“很有楚化的色彩”；然而“《离骚》等篇是本诗意为骚，尚有古诗遗意”；而荀赋之铺陈与采用问答体，已具赋体之形，因此，张文指出：荀卿不但始以赋名篇，而且“迨荀卿之赋篇，已与诗异趣，划境而独立”，汉代之赋，“都是由《赋篇》而学来的体裁。”

    对于《荀子·赋篇》的艺术特色，研究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詹安泰等人认为：荀子“在文学上是富有创造的能力的。这些赋篇和成相篇，散文的气味还是很浓厚，可以说是散文式的诗赋。”（《中国文学史》第10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包遵信认为《汉书·艺文志》的“荀赋十篇”，即“今本《荀子》中的《成相篇》三章、《赋篇》的礼知云蚕箴五赋、《佹诗》和‘遗春申君赋’。”包文探讨了赋体之渊源与荀赋之成因，认为：“真正明确以‘赋’名篇，形成一种文体，还是从荀卿开始的”，荀赋是诸子散文铺陈辩说的手法和楚国民歌“培育出的新艳的花蕾”。关于荀赋的艺术特色，包文认为虽与战国时期流行一时的谐隐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像谐隐那样质木无文，而能对事物进行比较细致的观察，描写也相当生动；荀赋体物写志的写法和问答的形式以及用韵与整齐的句式，“就给汉赋不小的影响”，“它在汉代是和屈赋、陆贾赋鼎足而三的”。（《浅谈〈荀子·赋篇〉》， 《文史哲》1978年第5期）毕庶春对《荀子·赋篇》作了颇具深度与新意的研讨，指出：“荀况五赋，均采用隐语形式，其体式与风格毫无二致，五赋实为一体”，“五赋自身及其写作背景表明，五赋确为组赋，着于一时”，“全取问答体，由主客互相补充，共同描摹物象及其特征”。毕文运用以荀证荀，由象求意的方法，探讨了五赋的题旨意蕴，认为：“《荀子·赋篇》中所含五赋，名曰礼、知、云、蚕、箴，实则所赋分别为礼、智、圣、贤、士，五赋既相对独立，又浑然一体。五赋铺排叙写，貌似摹态体物，实则借双关、比兴等艺术手法，托物言志，主文谲谏。”据此，文章把其所表述的主导思想凝缩为十六字：“治国以礼，执政以智，选士举能，尚贤用圣。”毕文把荀赋的艺术特色概括为二：一是“采用隐语，描摹物象，引人由象求意”，二是“运用象征手法，以物拟人，以双关语作为纽带，托物言志，意在言外，以物象寓意。”（毕庶春《荀况〈赋篇〉刍论》， 《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有的研究者也发表了不同的意见。马积高对荀赋的评价就较为“低调”，认为，荀赋“训诫意味很浓，风格颇类古代的箴铭，其体式则受到战国时隐语、问答体和楚骚的影响，不名一格”，“荀况的赋都缺乏文采，所以后世仿效的较少，前人谓咏物赋自荀况始，非是。”（《赋史》第49—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褚斌杰亦认为：“荀况的赋体作品在艺术上还是很不成熟的，它虽然已具后代赋体的一般特点，却仍然保留着浓厚的‘隐语’气息，文采也不甚华丽，与后世的汉赋距离还很大”，“开汉赋先导的是楚国人宋玉。”（《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第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