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乐园出过事故吗:传教士利玛窦出版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糊了屏风

《山海舆地全图》

《坤舆万国全图》
珍稀地图糊了屏风
这个话题要追溯到62年前。1949年2月，文物工作者们在沈阳故宫西七间楼、西配宫清理清代旧物品时，惊喜地发现了一大批珍贵的明代史料：8大幅利玛窦《两仪玄览图》、12大幅明代《九边图》、“辽东巡按御史察院”暨“山东备倭都司”档案。这些珍稀的文物史料，曾几何时湮没在屏风之上、布袋之中，多亏文物工作者们慧眼识珠，才使它们还原历史原貌。且看这些瑰宝的身世及其坎坷经历。
利玛窦与《两仪玄览图》
木刻板的8大幅利玛窦《两仪玄览图》，即当年的世界地图，于明代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由李应试在北京刻制。
利玛窦是意大利传教士，1552年10月6日出生。1583年9月，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1601年，作为欧洲使节，利玛窦被召进北京紫禁城。从1602到1605年，利玛窦做出了很多伟大贡献，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两仪玄览图》。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因病卒于北京。
有关史料记载，当年，利玛窦绘制的地图曾经刻制多次。主要版本有：明代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吴中明在南京刻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明代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冯应京在北京刻制的《舆地全图》；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之藻在北京刻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当年的专家学者称：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在中国有3个版本，都是六条屏幅连起来，形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地图。其中的《坤舆万国全图》上，还绘有船、鱼、禽兽等等，可谓当年的“世界物产地图”。
利玛窦在其著作《入华记录》中记载，李葆禄曾经刻制了8幅他绘制的大地图。李葆禄原名“李应试”。当年的专家学者不无遗憾地慨叹道：利玛窦所说的8大幅地图，可惜至今无人得见。然而，沈阳故宫发现的八条屏幅《两仪玄览图》，便是《入华记录》中记载，明代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由李应试在北京刻制的那个8幅大地图。
《两仪玄览图》的第一幅右上角，题有“两仪玄览图”5个字。第五幅上有李应试的题记，起首一行为“刻两仪玄览图”；题记最末一行为“万历癸卯秋分日……葆禄李应试识”等字样；另外三行题字为“五羊钟伯相、黄芳济、游文辉、倪一诚、丘良禀、徐必登咸以与西泰先生(利玛窦)游……李应试因识于此。”此文足以证明刻此地图的人是李应试，并又名李葆禄，与利玛窦《入华记录》记载吻合。
刻制《两仪玄览图》的年限，应为明代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第六幅上题字可作佐证：“万历三十一年癸卯仲秋……利玛窦书”。该地图为何取名《两仪玄览图》？有专家学者认为，利玛窦大概取自《易经》中“太极生两仪”的理念，以及陆机《文赋》“贮中还以玄览”含义，为这幅地图取名。
据介绍，《两仪玄览图》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孤本”。
许论与《九边图》
明代十二条屏幅《九边图》，是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年)许论绘制的。与此同时，许论还著有《九边论》一卷。许论所说的“九边”，为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偏关(附宁武、雁门二关)、榆林、宁夏、固原、甘肃。“九边”各置总兵镇守，以防御西北、正北的蒙古族，以及东北的女真族入侵。
许论是河南灵宝人，官至兵部尚书。许论早年喜欢谈论军事，他以抵抗女真族侵略为契机，先作《九边论》，后绘制《九边图》，与《九边论》相匹配，因此，该著作又被称之为《九边图论》。明代世宗皇帝朱厚熜以为该著作甚好，遂下旨，将《九边图论》发给各个“边”的守军。后来，有人保举许论作“顺天巡抚”；世宗皇帝朱厚熜便说：“这是作《九边图论》的许论，自然官能做得好。”
有关专家认为，在沈阳故宫发现的十二条屏幅《九边图》为“摹绘本”，难免出现错误。例如第十一图的《九边图》序，就有不少错别字、丢落字。例如将“蒲河城”误作“阿城”；将“虎皮城驿”误为“虎坡驿”；将“三岔河堡”误作“三盆河堡”等等。然而，“摹绘本”《九边图》有诸多强于“印本”之处，其上许多记载，“印本”均无。例如：“摹绘本”《九边图》第一幅，辽东镇北面边墙外(开原城北)注释：“小王子部落驻牧”；又在东北角上注释：“自此东北皆女真人等属夷驻牧巢穴”；西北角上注释道：“辽东边外酋首小王子驻牧巢穴”。第二幅东北角的“边墙外”注释：“此辽阳旧城，今三岔河地也，亦朵颜三卫夷人驻牧巢穴”。这些详细记载“印本”均没有。再如“摹绘本”《九边图》第三幅“苏州镇外”注释：“此大宁都司旧城朵颜泰宁富余三卫驻牧”；还注释道：“自此北去有兀良哈一部”。
与“印本”相比较，“摹绘本”《九边图》还有一大长处：标明了各个重镇的“四至”及里数。仅以辽东镇为例：沈阳城至蒲河城五十里，蒲河城至懿路城二十里；懿路城至汎河城五十里，汎河城至铁岭城三十里；铁岭城至中固城五十里，中固城至开原城三十里。广宁镇城，东至盘山驿四十五里，南至闾阳驿五十里，西至义州九十里，北至镇宁堡六十里。
有关专家介绍说，当年，努尔哈赤占领辽阳城之后，便得到了这个十二条屏幅的“摹绘本”《九边图》。遗憾的是，努尔哈赤不懂汉字。他便命手下人，将《九边图》上的重要地名注释上满文，以便他闲暇之余阅览。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后，便将这个“摹绘本”《九边图》一并带来沈阳，安置在沈阳新建宫殿之内。
明代官员吊祭舒尔哈齐夫妇
史料记载，明代将辽东地区归属于山东省，在辽东地区设立了35个“卫所”，由辽东“都指挥使司”统辖。与此同时，还设立了“自在州”、“安乐州”两个州，专门安置外来的少数民族人口。明朝廷派遣一名监察御史，叫做“巡按”，长期驻扎辽阳，纠察辽东各个“卫所”及二州的政治，其治事衙门叫做“察院”。在山东省登州，明朝廷设立了“领差总督山东备倭都指挥使司”，统辖山东境内的各个“卫所”。
沈阳故宫发现的明代“辽东巡按御史察院”档案，分为三大类、670余件，内容包括题本、申、呈、咨、批、信牌(宪牌)、手本册簿、报书、试卷等等；时间起于明代永乐年间，止于明代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在众多的“发文官署”、“收文官署”中，有一件“手本”记载了凭吊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的史实。史料记载，明代，努尔哈赤与胞弟舒尔哈齐一道，掌管建州左卫政事。明朝称努尔哈赤为“努酋”；称舒尔哈齐为“舒酋”、“小酋”。明代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被努尔哈赤囚禁的舒尔哈齐病逝。该“手本”记载，镇守辽东的文武官员，惟有舒尔哈齐最能听从明朝廷的命令。于是，明朝廷便极力笼络舒尔哈齐，设法离间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的兄弟感情。
该“手本”记载，明代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二月三十日，舒尔哈齐妻子病故，前任守备置办了20桌酒席，差人吊祭。舒尔哈齐去世后，明朝官员以更加隆重的形式祭奠舒尔哈齐，借此笼络舒尔哈齐的儿子们。舒尔哈齐共有九子(二子被努尔哈赤杀害)，势力强大，明朝廷打算利用舒尔哈齐的儿子们与努尔哈赤对抗。努尔哈赤死后的四大贝勒中，二贝勒阿敏便是舒尔哈齐的儿子。该“手本”记载了明代边将防御外患的良苦用心。
戚继光曾任登州指挥佥事
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民族气节人人敬仰。“山东备倭都司”档案中，便有记载戚继光的相关史料。
戚继光是山东登州卫人，父亲做过都指挥。戚继光子袭父业，先作登州卫指挥佥事，继为驻扎登州的备倭都指挥佥事。“山东备倭都司”档案记载，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七月初七日，指挥使佥事中，戚继光列第一名。“山东备倭都司”档案为何流落到辽东，其中必有原委。明代崇祯初年，山东登州发生动乱，辽东总兵毛文龙被袁崇焕杀退后，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逃到登州做参将。后来，孔有德等人作乱，占据登州，自称“都元帅”，暗中与皇太极通气。明朝兵马攻打登州时，孔有德兵败逃窜，渡过渤海向皇太极投降。这是明代崇祯六年(1633年)、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发生的事儿。
有关专家认为，“山东备倭都司”档案，很有可能是孔有德携带到沈阳的。
地图和档案都糊了屏风
利玛窦的《两仪玄览图》、“摹绘本”明代《九边图》、明代“辽东巡按御史察院”暨“山东备倭都司”档案，这些珍稀的旷世瑰宝，竟一度明珠暗投，被遗弃在沈阳故宫的库房之中。
有关资料记载，利玛窦的《两仪玄览图》、“摹绘本”明代《九边图》，是在沈阳故宫前院西七间楼楼下发现的；明代“辽东巡按御史察院”暨“山东备倭都司”档案，是在沈阳故宫清宁宫的西配宫内发现的。当年，《两仪玄览图》、《九边图》都被粘贴在一架木制屏风上，并且杂乱地堆积在一起，被灰尘掩埋。人们打扫西七间楼时，无意中发现了粘贴在屏风上的两幅珍稀地图。当年，在沈阳故宫清宁宫的西配宫内，曾堆积着四五百个清太宗皇太极时代的“信牌”。“信牌”均用布袋盛装。布袋破损之后，露出里面垫“信牌”的旧纸。人们取出这些旧纸仔细查看，发现竟是明代“辽东巡按御史察院”档案资料。当文物工作者们将屏风上的《两仪玄览图》、《九边图》小心翼翼地揭裱后，发现两幅地图背面的衬纸均有文字。大家将两幅地图与其背面衬纸揭裱，得知这便是珍贵史料“山东备倭都司”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