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扁桃体会有白膜吗:毛泽东与奇书《何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7/22 10:22:56


    有学问的人遇到自己未曾见过的字句,往往爱诘问:“语出何典?”
    殊不知,还真有一部文学史上罕见的口语化的幽默小说名为《何典》。此书为清代乾嘉年间上海才子张楠庄所著。成于清嘉庆年间,翻刻于光绪四年(1879年),而真正流传开来则在1926年。
  《何典》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全书采用吴方言写成,原生态的俚语村言活泼俏皮,借鬼说事,书中一个一个两脚行走的动物,无一属于人类,说的是鬼话,干的是鬼事,吃的是鬼饭,看的是鬼戏,怀的是鬼胎,做的是鬼官。小说通过“下界阴山”“鬼谷”中的“三家村”土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遭遇,讽刺与嘲笑了阴曹地府中的阎罗王以及妖魔鬼怪的嘴脸。在那里,到处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杀人不怕血腥气”。举凡敲诈、贪污、淫乱、造反等人间上演的事情,在鬼的世界里照样应有尽有。作者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作品中塑造了活鬼、雌鬼、活死人、形容鬼、六事鬼、饿杀鬼、催命鬼、刘打鬼、黑漆大头鬼、青胖大头鬼等形象,还有什么赶茶娘、臭花娘、醋八姐等人物,无不栩栩如生,它一反旧小说的所谓“文人气”,无章无典,无规无矩;满目脏字却不下流,油嘴滑舌却很严肃。句句风趣幽默,字字入木三分,可令人大笑之余不觉悲从中来。

    作者张南庄自称全书:“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如此行文,在读者并不觉得蠢俗讨厌,反而感到别有风趣。比如书中写活鬼临死的一节:“那活鬼躺在床上,只管一丝无两气的半死半活。雌鬼见他死在头上转,好不着急!就像热煎盘上蚂蚁一般,忙忙的到鬼庙里去请香火,做野团子谢灶……忙得头臭。看这活鬼时,渐渐的一面弗是一面,眼睛插了骷颅头里去,牙齿咬得锈钉断。到得临死,还撒了一个狗臭屁,把后脚一伸,已去做鬼里鬼了。”书中如此生动叙事的例子比比皆是,处处闪耀着民间语言的智慧与魅力。
  《何典》以其藐视一切的魄力、无规无矩的写作方式,以及彻底的口语化、俗语化,既是对传统文学的叛逆,又是对俗文学的真实回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何典》在颠覆经典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了经典。全书共十回,十二万字左右。刘继兴考证,作者张南庄书法欧阳,诗宗范陆,著作等身。咸丰初年太平军占上海时,张南庄的其他著作尽付一炬,独《何典》一本幸存,为后世留下来了一抹书香。

    毛泽东非常喜欢《何典》这本书。

    延安时期,他曾两次寄书给远在苏联求学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买了一批书寄去,但中途丢失了。1941年1月,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细心的毛泽东随信附上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具体内容如下:“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记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眉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

    这张书单共列20多种书,其中大都是大家熟悉的。但有两本书比较冷僻,一般人别说没有读过,恐怕闻所未闻,一本是《子不语》,《子不语》的作者乃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大才子袁枚,写的都是怪异的民间故事,书名取自《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另一本就是本文所说的《何典》。

    从这份书单上就可看出毛泽东对《何典》的看重。

    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者直接引用过《何典》里的言辞。这在“林彪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林彪出逃时,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泽东镇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所谓“娘要嫁人”,便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
    林彪曾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并被写入了党章。但中共九大后,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却逐步加深。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与陈伯达等联手鼓吹“天才论”,并坚决要求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后,林彪表示悔改,要求把他的名字从中去掉,不要向下传达。毛泽东为挽救他,把他的名字去掉了,陈伯达则成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但结果林彪还是加紧了篡权的步伐。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可救药了。

    在1972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林彪时,直接引用了《何典》中的许多言辞。首先是“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是说药只能够医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无药可医了。林彪得的正是这种病,这如同《何典》中的活鬼一样,犯实了症候,就是把“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然后,毛泽东又引用了《何典》中的两句:“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江湖郎中信口雌黄,嘴上说得好听,口袋里却没有好药。在毛泽东看来,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讲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啻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骗子。至于他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正是“一双空手见阎王”。

    这些话用在林彪身上,既形象又贴切,在座的人听了感到很新奇,就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说,他是从一部小说里面看来的,鲁迅写过一篇序文,推荐了它,这部小说叫做《何典》,作者是乾隆嘉庆年间上海人张南庄。于是当时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来,用大字体重印了一次,16开本,政治局委员每人发了一本,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资格分到,郭沫若还是后来多方想办法才弄到一本。

    毛泽东不仅化用和引用过《何典》中的言辞,而且还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从明末清初的颜李学派开始,中国知识界就有一股自疑自罪的思潮绵延不绝,以至到民国时期,大知识分子丁文江发出了书生是“乱世之饭桶”的怪论。颜元、李塨把宋、明王朝灭亡的责任归结为书生清谈误国,因此认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从毛泽东早期文稿看,他早年是非常崇拜颜李学派的。

    《何典》一书对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更是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天资聪颖,很会读书,但在父死母再嫁之后,竟沦落到乞讨为生的地步。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老道士声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吹自己:“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听了哈哈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靠托那“之”、“乎”、“者”、“也”、“焉”几个虚字眼搬来搬去,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我这药是使人足智多谋的第一等妙药,如何倒不要吃?”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

    熟读《何典》的毛泽东很欣赏老道士的观点。翻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他特别“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参与到生活和实际中去,否则仅有点书本知识,头脑里仅装些教条,就算不得完全的知识分子,这样对革命事业不仅无用,甚至还会有害。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便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反复强调空洞的、抽象的理论和知识是无用的,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毛泽东不仅在思想观念上受《何典》一书的影响,在审美趣味上也是如此。延安整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所列“党八股”的其中一条罪状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表现为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总而言之,就是缺乏生动活泼的语言,看上去面目可憎,读者或听众厌恶得很。鉴于此,毛泽东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民间的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又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大俗便是大雅,张南庄深谙文章之道,所以对民间的语言精研深钻发而为文。“俗为雅用”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文化观。他特别重视“俗为雅用”,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是“俗为雅用”最成功的例子。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

    除毛泽东外,还有不少现代名人对《何典》推崇有加。

  上世纪二十年代北大即将关门,1926年5月,刘半农在无意间得到了《何典》的旧版本,欲借出版此书以自救。他标点校注后出版,并请鲁迅作了序。刘半农且做狂语:“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因而引发一场文坛大战,被陈源教授攻击为“大学教授而竟堕落于斯”。

  1926年5月25日,鲁迅怒而连撰两篇文章力挺刘半农:“即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认为《何典》“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展示了活的人间相”。
  1032年,日本打算编印《世界幽默全集》,鲁迅把《何典》作为中国的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推荐给增田涉,并在5月22日致增田涉信中说:《何典》一书“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
  本世纪初,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嬉笑怒骂的文章名重一时,他自称做文章的范本就出自《何典》。“放屁,放屁,真正是岂有此理!”吴稚晖在读到《何典》开头的这句话后,大彻大悟,于是力主文风口语化,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风云人物。吴稚晖对《何典》说过一段话:“我止读他开头两句……从此便打破了要做阳湖派古文家的迷梦,说话自由自在得多。不曾屈我做那野蛮文学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开头两句,

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用这种精神,才能得言论的真自由,享言论的真幸福。”

    对《何典》的文化意义,除毛泽东、鲁迅、刘半农、吴稚晖外,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也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