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湾文化陶器:揭秘当年“朱毛之争”的历史真相

揭秘当年“朱毛之争”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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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汀州

红四军

前委

朱德

林彪

陈毅

文化

    揭秘当年“朱毛之争”的历史真相

    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异常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由于主要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展开，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上，人们都讳莫如深，党史上也语焉不详。

    争论最早溯源于中央的二月来信。1928年10月，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发表演讲时，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

    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及湘赣边特委，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将主力分解为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红四军分编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他们武装斗争的经验来指导全国革命。中央甚至还设想出发布假消息，对外宣称朱毛死亡，以便他们安全地撤出根据地。
    接到中央指示信后，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说服大家横下一条心，坚定地实现赤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

    他在给中央复信中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不宜分散的理由，并坦率地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说服中央收回成命，但红四军中开始产生分歧。

    一部分本来就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干部借题发挥，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

    这种分歧实际上是因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而复杂化。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也就是说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这便为争论埋下了一个隐患——朱德等军事首长乃至许多干部对这种集权的安排当然是有意见有想法的。尽管朱德是公认的比较淡泊名利权位的人，但因为这是带兵打仗，谁不希望能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呢？

　　在建军问题上，这个时期的领导人包括朱德、陈毅和红五军的彭德怀(兼红四军副军长)都做过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但相较而言，毛泽东的眼光远大，因而贡献也大，他是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和实践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认识来推动和运作的。

　　从总体上来说，当时朱德对毛泽东的主张，并无根本抵触，但在具体措施上则不尽一致。比如，“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诸如此类等等。陈毅当时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毛泽东，因此他被称为“中间派”。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离开长汀到达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时，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程较为悲观，并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

　　“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 毛泽东气呼呼地说，“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毛泽东还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对“二月来信”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朱德虽然对二月来信也不满意，但他对毛泽东对待中央来信这种态度也很不满意。这体现了两人性格的不同。

　　1929年5月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携带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红四军，并接替了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一职。

　　在刘安恭和朱德的提议下，红四军又成立了临时军委。5月底，在湖雷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接下来，在6月8日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一度提出辞呈。陈毅被大家推举代理前委书记，并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

　　6月22日，龙岩城内，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了。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经过一天多的争论，大会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七大”决议案。

　　这份决议案或许是出于停止争论、加强团结的愿望，“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至于朱、毛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作决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员。”

　　大会最后改选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这是陈毅所未料到的结果，也是毛泽东未曾想到的。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会后，时在病中的毛泽东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周恩来于6月收到毛泽东对“二月来信”的复信后，不仅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毛泽东是在与中央对着干，相反他认为毛泽东的批评不无道理。作为当时中共党内最高军事首脑，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民主作风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8月下旬陈毅辗转到达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实的汇报。最后，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中央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对朱德、毛泽东二人都作了恰当的批评，同时决定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陈毅面谈中，周恩来又谆谆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做出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此时，红四军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朱德和许多同志一样，已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当陈毅怀揣“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口头指示回到红四军后，朱德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并和陈毅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正式表达了他的诚意。

　　毛泽东这一次对周恩来也非常佩服。在接到陈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后，顿时尽释前嫌。尚未痊愈的毛泽东于11月26日心情舒畅地来到前委所在地汀州。

    在这次争论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仅仅22岁林彪，表现出了他不凡的聪明睿智和政治眼光。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并将自己置于这次争论的风口浪尖。他说：“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毛泽东和朱德为此分别写了《复林彪同志信》和《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在军内展开讨论。

    尽管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遭到了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但是，通过这次争论，毛泽东进一步坚信了他的选人和用人原则，那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放手，纵横自由。

    他为此欣赏林彪，放手使用林彪，林彪当时作为毛泽东手下“三骁将”（另两位伍中豪、黄公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