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飞机起飞的心:帅好：我的笔是见证自由的一种方式

帅好：我的笔是见证自由的一种方式

——2008年4月11日在贵州民族学院的演讲

　　今天来到大学讲话，心里紧张——好像是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的，大学之所谓大学，不是因为有大楼，而是有大师。再加一句，有独立思考、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的群体。现在的大学，仍然处在民众关注的风口浪尖上。连绵不断的是，以缺乏学术独立为特征的大学技术层面的合并风潮，既有大学强制评估被学者教授质疑和社会舆论批评，也有大学扩招、高校高收费，教育质量的虚假繁荣等等。

　　但我相信，中国大学发展到今天，客观评价，总体上推动的社会进步，超出了很多人的期许；问题的确有，但毕竟是第二位的。

　　有关大学的宏观目标问题，1949年前的学者，主要围绕“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以及一些组织应退出高等院校等等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上”。关于这些，我看到的资料，是山西学者谢泳先生最早总结或提炼出来的，而如今几乎成为一种大学史的常识。

　　50年过去了，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人们已经谈论如何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问题。

　　学者谢泳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是一个初步具有现代性格的大学。这个论点说得非常精到，我理解，就是在座的诸君，已经构成了塑造大学性格的组成部分。校长的人格、教授的治学、以及富有个性和活力的大学生，共同完成对大学的塑造。

　　今天我谈的东西，不是一次学术讲座；而是在星空下花园小路上的散步。

　　散步怎么比喻呢，例如，我们一起观察“思想、灵魂、真相、生存、扯淡、生命”等各元素，在同一件事情中如何交叉发生作用，它们使事件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

　　我会用自己经历的一些事件，包括新闻事件和历史事件一并来展开。我坚持不用学术概念，除非是逃不开的情况。仅在故事中一起感受、体验何种思维方式，是可取、可靠，还是有建设意义的？而那种思想、口号，像旅行社的导游，语气优雅、动人，结果却往往有欺骗的痕迹。

　　所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我的笔是见证自由的一种方式》。

　　这不是一次专业论述；也不会像诗歌那么飘逸。浪漫的激情或许很动人，但浪漫的后果很严重。我希望这是一次通往思想的春天的约会。

　　1、对生命的信念。

　　我是山西人，30多年前的三月里，我和我的小学同学，偷出我父亲的自行车，悄悄溜上老家长子县城的南大街，我那时身高还上不了自行车的梁，只能在梁下骑着，我的同学坐在后座。那天是三八妇女节，天飞着雪，突然，车滑倒了，后座上的同学和车子一起摔向马路边，我掉在一辆三匹马拉车的车轮下面。车轮从我的身上压过去了，大概两个月之后我就出院了。

　　当时县城很多人在传说，说这个孩子恐怕会气功。我母亲一辈子相信算命先生的观点，命硬撞的天宫响。

　　而事实上，到了高中，我自己就解开了这个道理。——当时我摔倒在马车左轮子下面，正好是一个比较平的泥路，要是水泥路，我也牺牲了。而右边轮子此时正从平整的路面突然陷入对称、但很深的车辙里。

　　马车当时载着一吨多石灰粉。这样整个车子的重心全压在右边的轮子上，左边的轮子在运动中悬空2秒，从我的胸口上魔术般滑下。

　　大家想想，这里有多少决定我活下来的因素：必须是适宜重量的重车，必须是掉在平地那个对称点，对称点的那边一定有足够陷进右轮的车辙。这些各种元素，像刚才演讲前同学变的魔术，但魔术是假的，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但这个车轮下滑过的2秒，也没有便宜我。

　　医生说，我的部分肋骨压弯，左肺部有半个黄豆大小的出血口。压弯的肋骨，会在自然生长的过程中，自动恢复好。

　　我在《偶然做记者》的文章中这样写过：感谢所有的这些元素，在2秒之中偶然奇迹般整合出的救命通道。……现在仔细回想，似乎又不仅仅是物理学的重心偏移，所能完全诠释的。生活不是物理的一堂课，可以在静止的理论中作出种种假设并顺利完成。那些动态的、突发的各种元素，为何能偶然的天使一般瞬间聚集在一起？通过怎样的巧合，构筑出一个恰当的逃命空间和时段，从而演绎出起死回生的力量呢？

　　……如果这些要素、环节中任何一个要素、环节缺失的话，我今天就来不到民院，我父母、家人也难以想象会悲伤到何种地步。

　　而我逃了出来，不久，在我出事的同一地点，一个单马拉的空平车，把比我还小几岁的孩子压死了。家人很难过。由于两件车祸相隔时间很短，我当时“一战”全城成名了。但这个名成的不好，由于淘气带来的。

　　2004年9月在天津随手写下《偶然做记者》四个月之后。再一次车祸又向我奔来。

　　这年年底，车祸发生在完成公务从河北返回北京的路上。这次，没像上次那样便宜我，左肩锁骨、右手三个指关节均为粉碎性骨折，目前手指还在恢复之中。这个期间还遭遇了……精神短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让我几乎产生自杀的念头。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不是说我命有多大，而是想说生命是脆弱的。想思考，生命是什么，人对生命的感恩是什么？你感恩是否是虔诚的？你说你热爱生命，你体现在哪里？

　　我觉得两次从车轮下逃生，一定是上帝的安排。两次车祸纯属偶然，在偶然中预示了某种千回百转的启示。

　　也许生命本就在无数偶然中成长，平凡的事、偶然的事，可以裂变成一个天大的机会。包括，偶然的我，偶然来贵州，偶然发现了茅台和中国饥荒的关系；还用多学科方法，写出五个群体50年基层社会生活的实证史。可惜“民间实证史”这本书由于出版制度的限制，签了合同却被禁止出版。这个书，走了中国很多重要的出版社，但还是不能出版。如果出版政治放开些，如果还有机会来这里见到大家，我会免费送大家。

　　父母给我们的生命，注定是要给这个世界带来点什么奇迹，在奇迹发生之前，任何颓废、哀怨、灾难都是生活对我们的历练，我们只需要坚守一个信念，学会感恩支撑生命的每一个元素，比如珍惜与家人、朋友、邻居、土地、河流，在此世的偶然相逢。

　　不知道，大家看过杨绛的《我们仨》这本书没有？书中曾说，一家人像飘零的三粒尘埃，偶然聚在人生的驿站几十年，忽然就没有了，这是无尽的寂寞。这是大意，我当时读到，正是车祸之后，我哭了。我体会到对生命的眷念。大家年纪小，可能还没有这种体会，我是有的。我感恩生命的真诚，那是任何诱惑所不能换取的。如果大家因失恋了，想不开了，想寻死，那真是傻瓜！

　　坚定自己该爱什么，该做什么，踏实、干净地过好每一天。这些元素可能就是生命灵魂的组成部分，至于其余部分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我还在寻找。

　　现在，我可以这样说，我感恩生命的体验是虔诚的，热爱生活的激情是主动的。9年前，我的朋友张治中说过，人生是偶然的，我们需要在偶然中活好每一天。70多年前，胡适说过，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一个文明的国家不是奴才建设起来的。而今天，我想说，民生哲学的核心是生命如何获得尊严，支持尊严的基础，不是勾画的某种前景美妙的蓝图，而是对个人各种实在权利的再认识和捍卫。

　　大家可能说了，我们是有尊严的。不见得，因为我们有很多权利是不完整的。

　　所以，生活不仅是活着，更是一种需要感恩的权利与敬畏的尊严。这是我对生命的体会。

　　2、对表达的信念

　　心中有爱，就要表达，语言是一种力量，也是天赋的人身权利，谁也不能剥夺我们表达的权利。这是人应该终生坚定不移地珍惜、践行的权利，我认为这是表达的前提之一。

　　有同学说了：这个前提早有了，我早就会写散文写小说写论文了；坐在花溪河畔说到天亮，由于我善于表达，一夜间，就把女朋友骗到手了。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之中，大家买份报纸、打开电视，可能看到社会，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假话、大话、套话、客气话。概括得极端一点，叫扯淡与谎言。做新闻的同行，一般指着媒体上有类新闻叫“在扯淡”，或者说，“说话不能太CCTV。”

　　各种形式的谎言，混淆了骄傲和撒娇，真相和假象，还有的貌似自由独立姿态，骨子里充满媚俗、奴权、扯淡。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贤良温恭”、“仁义诚信”大约两千多年了——为什么社会依然谎言成风，而且中国社会的假话还有一个特点，“诗意假话”风行，这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这个问题讲起来有点大，我只能从表达这个角度简析一下。

　　我想在讲这个问题时先提问一下，看哪位是学新闻的，说一下表达的障碍有哪些？

　　（一杨姓学生回答，说主要是语言本身造成的表达的困境等）

　　我认为，谎言成风的实质，是一个表明我们与自由的距离有多远的问题。我喜欢宪政学者王怡前些年说过的一句话：“精神的自由不是一个遥远的前途，而是当下的状态”。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即表达就是一种当下的自由。

　　但我们表达的第一个困难是什么？中国传统的表达方式，之所以糟糕到如今暧昧不清的“诗意”境地，我想可能和中国传统文化，一贯缺少以自由为中心的逻辑思辩训练有关。逻辑学发达了，皇帝所有的理论就会遇到被质疑、证伪的麻烦，大家知道皇帝领导的很多主义是经不起逻辑验证的。如果经过验证，权力必须选举，皇帝就必须下台。

　　皇帝的行事准则，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你们看，这种制度的形成，思想上人们被迫强制僵化，又称整齐划一。实际上，一切由领导说了算。

　　这个角度看，在中国语言和个人表达之间，制度是第一个障碍。在座诸君，走向社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制度内在的逻辑矛盾，导致在社会现实中，就会不断出现人为的各种危机。有人戏称中国社会自残的力量很大。就像我的第一次车祸是自残，第二次我没有办法，被迫被撞了，就是被自残。

　　第二个障碍，是民间的风俗习惯（也称社会风尚），即便在没有制度限制的环境里，我们的风俗也是纵容说假话的自由的，这种纵容与宽容无关。像在大学，制度没有提倡你向同学、女友撒谎，我们为什么还要撒谎？当把这种现象放大到社会时，我们会看到，当一个领导长得特丑时，保准有部下，会大力赞美领导的皮鞋款式漂亮。

　　第三个障碍，是人性固有的不完善。中国讲，人之初性本善，西方有也有性善论者，比如卢梭。大家看过卢梭的书吧，哪位同学看过，我想问一下卢梭目前为人知晓的主张有哪些？

　　（一个同学说：卢梭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建立合理的契约国家）

　　这个同学说的好，契约关系非常重要，契约本身也没有什么是非可论。但卢梭的契约国家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人性是美好的，可自我控制的，人是可信任的。但为什么有学者认为卢梭理论可以为法西斯所利用呢。

　　我想说，越是美好完美的蓝图，越是靠不住的。越说的动听的东西，越是危险的。卢梭的所谓性善论，导出一个叫“公意”的概念，并使其凌驾于个人自由和权利之上，结果，可能会导致多数人的暴力。

　　三种障碍综合运用的极致形式——比如“知识分子反右、文革中相互揭发、胡说”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实。目前大量发现的著名右派资料表明，他们干的类似的害人害己的事情也很多。简单地为他们鸣冤叫屈或批判鞭挞，可能使我们的认识陷入误区。

　　例如，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起初不得不向‘人民请罪’，随后也觉得‘毒草害人，罪该万死’，甚至也学会了用别人批判我的词汇和逻辑去批判别人。”史学家郭沫若就不用说了。

　　还有胡说的，杜润生自述一书中，说大跃进时期“毛主席问科学家钱学森，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钱学森从纯科学的道理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转化成粮食，一亩地产4万斤是可能的。”

　　应该正视其中错综复杂的环境和人性本身、宗派圈子等东西。当然，行在江湖上，社会制度对人命运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知识人并没有很好的反思这个问题，卖弄、作弄甚至强暴“语言”依然是一个嗜好，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反过来对我们的损害有多大。

　　在我看来，尽管提高表达水平需要各方面素质，但最重要的却只有一个支点，就是信仰问题。比如西方知识分子，找到“虚拟的上帝信仰”作为自己的做人规范和行为约束，我不说这个信仰好不好，大家可以自己寻找。

　　信仰和宗教不是一回事情，宗教可以作为信仰，信仰却不一定是宗教。可以把妈妈的人生当作信仰，也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精髓当作信仰。

　　3、学习真相

　　目前的社会，是一个正在分化且走向多元的社会。我在上面说，该爱什么，该做什么？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必须知道，需要具备爱什么的能力和对真相的了解、判断。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说过：人类的内部意识告诉人们，我们有一种能力，而人类的所有外部经验却告诉我们，我们从来没有运用过这种能力。

　　这个能力，对个人来说是一种综合的能力，例如，从新闻的角度看，我时常想，平凡事件的细节里藏有通往新闻真实的最近的道路，但你永远不能穷尽真相。

　　世界上所有的记者，都不敢说自己能穷尽新闻事件的真相。我们只能展现事件的每个细节，这些细节里，至少要包含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以及对这些元素的伟大平衡能力。当然平衡不是领导的压力妥协，不是新闻事件内容的平衡，是对真实和正义的探求。

　　所以自由不是一个绝对的价值，前面说到的卢梭，他认为自由是一个绝对价值，可以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的。

　　这是对记者而言，对群体、对族群呢？这种能力，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多民族个体品质集合的能力，必须依仗中国文化的本根，从现实生活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精神生活全部灵感的源头。培养这种能力，有两个办法：

　　一是，这种能力必须置于共同的公共生活中，关心公共生活、关心身处环境，培养我们与他人、他族共生共荣的能力；所以即便在大学，你可以获得专业上的很深造诣，但如果不关心社会，他仍然不会获得那种高贵的生命感受。二是，养成这样的追问习惯：我们的行动创造了什么样的环境？如果别人创造了它，我或我们愿意在其中生活吗？这个环境是指人类和谐生活的精神、生态和制度环境。

　　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一些歌曲，例如中国功夫，中国人、黄河人、泰山脊梁等。这些歌词体现了一些中国人的精神，总体的特点是什么？有人思考过没有？

　　4月1号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记者黄光明采访龙应台女士的稿子，新闻的标题为《对话龙应台：我的独立任何人侵犯不得》。

　　黄光明：你曾说过，我不喜欢大叙述，我喜欢小叙述。实际上，你是在用小叙述说大问题，一个可能很枯燥的大问题在你那里也显得很生动。

　　龙应台：我对文字的艺术有个斟酌的过程。譬如说，在大学时曾经用过“蔚蓝的天空”这个词，朋友问我“蔚蓝”的“蔚”是什么意思，当时我答不出来，他说既然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何用它？简单的一个问话，却使我思考语言的本质和艺术，影响一生。

　　我自己做编辑、记者也有体会，在新闻中慎用形容词。这个是我的主张。例如，“大多数人同意，一切献给国家，一心爱民，无私奉献，全场爆发热烈掌声58次，”等等。

　　其实，这些词汇本身也许没有什么问题，但用在某些场合、时间、新闻事件题材上，问题就来了——它们属于感性、模糊、散文式的字句，这些字句因为华丽、朴素而无人敢于质疑。有的单独说没啥问题，合在一起，恰成相互证伪；有的不提还好，提了反而加速了在民心中崩解。

　　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可以言说的是，缺乏具体、清晰的对准社会现实或公共生活的焦点，以及没有一个普遍的理性思维基准底线。

　　2008年第7期《凤凰周刊》有个文章，叫《审判红色高棉》。红色高棉从1975年入住金边，到1979年被赶出首都，执政只有3年零八个月，世人估计的死亡人数，却在100-300万之间。按红色高棉领袖乔森潘的说法，一共700万的柬埔寨人，大约死了7分之一。著名的S21集中营，进入的有名有姓的约有2万余人进去，活着出来的仅为6人。

　　死亡的原因是，红色高棉开展的空前绝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验，即西方学者称的“自我屠杀”，但在当年我们震彻云霄的高音喇叭里，常常播报的新闻就包括：伟大的红色高棉如何研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何带领人民向着美好的蓝图奋勇前进。红色高棉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保卫国家、建设国家”，这是他们的行动蓝图。

　　当时红色高棉的领袖们来中国访问，曾意气风发地告诉中国领导人，他们的革命，比中国更彻底。而现实是，他们的执政时间仅为3年零八个月。其中，号称无私为柬埔寨人民奉献的红色高棉领袖，把自己的家人和近亲属均安排为高官。

　　这就是“保卫国家、建设国家”一系列迷人词汇信息之后的真相。

　　同样的，翻开世界历史，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很多形容词，什么一声炮响送来什么主义，一致同意是革命意志。

　　但看凤凰周刊2008年第1期黄章晋的文章，《一个国家的自残》披露：

　　在1930年代的前苏联，在多数人同意，第N个58次热烈的掌声后，1937－1938年苏联开始了大清洗——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70年后，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击场”，在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比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由于把红军将领等4万余人清洗，其中1.5万被枪决。这个结果是，导致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总和。

　　其实，中国有个叫徐志摩的诗人，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1925年，经过考察苏联之后，就预言过这个铁血的发生。但大家或许仅知道徐志摩的那些诗歌，像再别康桥什么的……

　　我最近在写关于徐志摩的一个文章，名字叫《墓碑后的徐志摩》，大概还要半个月才能好。徐志摩在那个年代认为，是##主义带来的这些铁血恐怖。

　　这些几十年后变得清晰的惨痛真相，在那个时代却被隔音幕布层层包裹，历史深处千家万户的妻离子散与命运变迁，就这样被统一、稳定、歌唱，这些听上去特别舒服的词汇和谐了，受到影响的往往不只是人的一生，甚至往往是两代、三代人的生存和人权。

　　所以真相是一个过程，我们在过程中接近真相、学习真相；放弃真相，是放弃个人的自由、权利，就是放弃男欢女爱、繁衍后代的自由、权利，也是放弃国家民族的自由、权利。

　　4、思考与行动

　　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后，我们终于活在一个新时代了。

　　新闻是有力量的，其力量在于背后所要表达的民意。报道西安“枪下留人案”时，我被中华新闻者协会点过名批评，但被点名，有时是一种荣誉，这样的新闻，能够受到同行的尊重。像前几天的锵锵三人行，窦文涛调侃程益中说，你是进入中国新闻史的人物了。程益中此前任《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主编，因他们的报社报道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打死，及非典事件而被找茬逮捕，后，作不诉，放人。我想大家只要努力学习，也有机会进入新闻史的。

　　用这样的办法，可以掐住、剥夺新闻人的咽喉，但它剥夺不了新闻已经表达出来的那个东西。你看，现在人们还在纪念许多类似的新闻前辈，他们是被军阀或专制杀害的，为什么？

　　新闻，比子弹锋利、比专制长寿。

　　那么，在面对真相、或者面对惨烈之后，思考和行动的基准如何去寻找？这里要引用一个人的理论。不过不要紧，很通俗。

　　著有《极权主义起源》的伟大学者阿伦特，在《精神生活》一书里把精神活动确立在三个维度中，即思考、意志和判断力。

　　她认为，思考是一种“过去时”，思考是为获得意义。自由的思考，能促使人的良心发现，为区分善、恶提供准备；但思考并不必然导致判断。

　　意志，面向的是未来，意志关注的是我打算做什么，有意志的个人为未来而活着，它也使行动的发生成为可能。意志正是为行动的发生或不发生而存在。

　　而判断，面向的则是现在，它要对善恶、对错或美丑进行区分。判断是个人寻求获得他人赞同的过程。

　　这些东西说起来容易，做到了很难。

　　前不久，我采访过的解冻时期贵州省委第二书记、改革初期第一任省委书记池必卿的秘书高春生。池必卿在分析1979年到1980年初的形势时，用“一场拔河比赛”来概括。他说，“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我们知道，为人民服务是执政党的一个宗旨，为什么在1978年执政的干部与农民，却成了对立的两种力量？为什么在成千上万的口口声声为民谋利的官员中，竟然只有几个人勇于站出来为农民温饱说句实话呢？

　　池必卿曾说，“我们多年来都是对农民的剥夺。”这是一个洞若观火的大实话，大判断，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大表达。

　　直到现在想起来，依然充满敬仰。池必卿先生虽然已经过世了，可他的勇敢实践，为贵州农民赢得免予饥饿自由的经历，成为历史对人怀念对人祭奠的组成部分。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

　　1975、1976两年，贵州的粮食产量均超了100亿斤，可这两年的上半年，农村照样缺粮，而且，缺粮面积分别达到41.6%、49.1%，不断有浮肿、外流、逃荒、要饭的情况在缺粮地区出现。

　　75、76丰收之后是饥饿，那么1977年如何？

　　1977年贵州粮食大丰收，全省征购挤占口粮的生产队占40%左右，还有30%左右的生产队被征购了“过头粮”两亿斤。

　　1977年惠水全县1905个生产队，有1500个需要返销粮食。惠水农民，直接把缺粮断炊的上访信寄给北京。1979年池必卿在长顺县调查，该县1978年农民人均只能从集体分配口粮183公斤，除去饲料、种子根本不够吃。全县70%的生产队要返销粮食。但从全省统计来看，农民人均占有粮食222公斤。可见真话、真相与那个年代统计部门的关系是走样的。

　　粮食连续丰收，老百姓却不够吃，后来查阅相关资料，吓我一跳。当时，贵州长期奉行的“国家征购、集体用粮优先于农民口粮”的原则，也就是说，在1980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贵州社会对农村最低口粮标准，一直没有明确规定。这个结果，现在看很荒唐，我不知道那些撰写志书的人，手颤抖了没有，我看时，心一直冷的发抖。

　　我辛辛苦苦种一年粮食，却看着这么多粮食不能吃，没有权利安排，什么叫国家？

　　当时，还有一个52岁的叫王民三粮食厅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先是主动给省委书记写信要求少购点，被书记拒绝，之后，王民三利用去北京开会时机，擅自请示国家粮食部，要求为贵州减免粮食征收任务，结果返回后，被时任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在各种场合，不断对王民三进行上纲上线的批评、批判，包括“要被撤职、开除党籍”“粮食厅和省委唱对台戏”“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但王民三在这种压力下，坚持为贵州农民减负4-6亿斤。

　　这4-6亿斤，是一个有良知的官员不懈与一个官僚集团的抗争，并能够使更多农民，从饥饿、死亡的边缘回来。想一下，不过是30年前发生的。在座的有些同学的奶奶辈可能经历过这个阶段。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清晰的看到，我们的领导机制，是建立在对上不对下的仕途理念中，而老百姓却只对肚子负责、对家庭负责，在社会上不犯法就行了。粮食厅长王民三的思考，是建立在对贵州农民和粮食实际生产能力上。王民三的个人意志集中于关注农民的生活，这样的思考和意志，最终形成了他的判断——毫不动摇为减少征购的实践。

　　思考、意志、判断三种能力，好的心灵状态应是三者的和谐相处。这样的心灵状态，应是一个能够区分善恶、作出伟大行动、承担公共责任的合格公民，应当具有的。王民三，在这件事情上是伟大的公民状态。

　　我也有些新闻的直接经历，比如，与一时昏了头的公安局长叫板、被徇私的法官投诉、为失地穷人呼吁，因新闻撤了的工商局长，还有疯人院救正常人等等，今天说个短点的新闻。

　　我采写过一条新闻，帮助仁怀市喜头乡先锋村通了公路。这个新闻1000字左右，这条路却断了21年，原因是一个公社干部修房子，把路给挡住了，而且农民因路上访、诉讼，被保驾护航的派出所、法院，打过、拘留过；主要上访的几个人，不敢回家，居留贵阳，边打工边上访。花去的时间是20年。

　　特别是，那20年间的农民生活状态怎样？这个案例我在《基层生活史的另一种读法》中做了细致的披露，这里由于时间关系，简单说一些。

　　例如，这个村子的村民，往家里拉5000斤的煤，要10多个人用背篓背上一天。农忙时白天搞生产，只能晚上才能背，年龄大的背煤累得昏倒过。村民秦诗成说：建房用的所有材料也靠背，修房子的背运费可以再买一块地皮。村民组长秦书强说，比如村里的猪没一头敢超过150斤，再大了，那截“肠梗阻”就抬不出去。本来我们这里盛产洋芋，由于运不出去，只好不种或少种。

　　这条新闻的难度在于：当地遵义、仁怀两级法院，均判决农民状告仁怀市人民政府败诉了。人民法院判决，是谓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像我们古老的长城，它的伟大、防御能力以及合法性基础是不可动摇的。同学们可能说了，20年的上访中，他们怎么没有找过新闻单位。用上访人的话说，找了，其他媒体，一看控告政府，就躲了。只有一家报社下去过，但回来被领导扣发了稿件。

　　我因为学过法律，知道从行政审判上，寻求突破是不可能的。当时看着一本正经的法律文书，我就想，人家贵州这个判决的法官，还算严谨，纸上显示的证据链，环环连着政府出具的合法文件，只是这些个法官，其司法意识与事实真相、与民生的距离实在太远了一点；没办法，用刚在朋友处学到的一个说法是，“现实社会流行彪悍法则。”

　　法院认定，仁怀人民政府当年批准干部修房子堵路的行为是合法的，并不表明更多农民走的路是非法的。但官法一体，假装看不见农民走路问题，新闻记者，却必须既要看见人民法治事业中的潜规则，也得听见农民对道路的饥渴期待。

　　采访之后，迅速把新闻发了出来，省长也读到了新闻，这样在省长的干预下，仁怀政府拿出6万元，拆掉6-7户民房的一部分。把这个路绕道给弄通了。其中的甘苦曲折不说了，只是那个当年占据道路中央的公社干部，还在那里占据着，其实拆这个人的部分院墙和厕所就能行的道路，还是绕了道。

　　记者是社会的守夜人，新闻必须监督这个社会，才有价值，要善于报警。个人则要拘小节，要警惕身边的危险、诱惑，要时刻反思自己。资治通鉴中说，什么样的人才能不拘小节？不说更高的标准，拿司马光的标准说：才大于德的人是小人，德大于才的人是君子，而德才兼备的人，是圣人，只有圣人才可以不拘小节。比照宋朝先辈的说法，1000余年过去了，看看我们现在的新闻，这个人“德才兼备”，那个人“德才兼备”，中国的圣人怎么这么多？

　　这种新闻，在媒体中一般称“不过脑子的新闻。”

　　这里没有假设的历史，只有无情的现实在等着人类。美国有个叫法兰克福的哲学教授，写了一本《论扯淡》的哲学书，很短却很棒，我在当当网买到的。他说：我们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有太多的人在“扯淡”。我看到这句话，有点脸红，好像他在说我们这片土地。

　　拿扯淡与说谎来对比，可以看清扯淡的本质：“扯淡不是说谎，却是真理最大的敌人。”因为说谎的人知道何者为真，却讲了假话。“而扯淡的人既不关心何者为真，也不关心何者为假，只在乎自身利益。这就是扯淡的本质。”记者常常因关注社会，处于这样尴尬的扯淡环境之中，我们大家走向社会之后，也将面临这样的环境。

　　怎么办？

　　一句话，将反扯淡进行到底，一百年不动摇！

　　怎么去反扯淡？

　　无论哪个阶层、什么专家，大致的底线是，关注公共社会和大众的事业。这样的人可能就是坚持人面人心的人。

　　中国改革没有退路，必须提升。大学的底线在哪里？一定要有相当比例的人，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人道关怀、批判的精神和前瞻的能力。如果中国大学的精英都只关心自己的专业，对以上层面没有任何投入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不可能进步，甚至可以倒退。

　　还是前述黄光明的那个采访，龙应台说在美国念书，她第一个研究的作家是爱默生，有次半夜读书，碰到爱默生的一个句子，爱默生说“你的句子应该像从地里挖出来的蒲公英，根很长，粘着泥土，还是湿的”，这句话给了龙应台深刻的影响。

　　我提议，每个人都应该经常问自己，我们说过的话，是否有根，沾着泥土、还是湿的？

　　谢谢大家。

　　2008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