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神态自若什么意思:让历史告诉未来——我看中国经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8 20:07:21
让历史告诉未来——我看中国经济
（绝对原创） 作者:木棉小树
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些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很多人几乎不用思考就可以列出一大堆问题：“唯GDP的问题”、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部需求和投资、内需不振、收入分配不公平、通货膨胀压力、房地产过热……。但对于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都各执一词，众说纷纭。我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工作的关系，突然想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下梳理，看看这些问题之间是否存在着逻辑关系或者一定的规律。因为既然这一大堆问题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那么从逻辑上讲，这些问题应当是相互联系的。假如确实存在逻辑关系，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能够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因此，我写这个贴子的目的就是：
1．试图寻找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背后的内存联系和逻辑。
2．试图寻找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
本人不是什么学者，更不是什么“砖家”，因此并无打算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用孔夫子的话说，解决这样的问题应当是“肉食者谋之”，我这样的“屁民”，当然不会不自量力。
其次，我写这个贴子将按照以下思路进行：
1．既然这些问题都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我就从经济增长过程中用一个普通人的思维逻辑去寻找问题背后的关系。
2．对于任何一个问题，我都将努力用数据说话。没有数据的观点，顶多是哗众取宠，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我的数据将大多数来自于国家部委局和正式媒体，除非有些数据超出了普通人的思维逻辑，比如，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对于出处，我尽可能地注明。也许有人会说官方数据不可信，但我没有更好的资料来源。
3．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所谓纵向比较，就是不同年代之间的比较；所谓横向比较就是拿我们的数据和其他国家比较。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我不想也无法象写论文那样去写这个贴子，因为我不想象我大学里学的经济学教材那样把一个活生生的大美女做成马王堆女尸木乃伊。由于本人不是经济学专家，才疏学浅，还请各位在我的分析过程中多多指教，并提前表示感谢。
我的文章打算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中国GDP奇迹的路线图
2．滞胀的阴影
3．日本经济给我们的启示
4．“屁民”们的对策
我今天开始将以每两天1000字的速度进行更新，希望和大家交流共享。
大家都知道，企业要管理的内部对象包括三个方面：人、财、物。在我看来其实这三个因素可以合并为两个因素，人和财。因为“物”也是财嘛。但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个“财”又发展为两种：一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财”；一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财”。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财”，就是技术，既包括研发技术也包括管理技术。假如你是一个老板，你的公司看不见摸不着的“财”比较多，那你这个公司肯定不一般。就算不是微软、IBM起码也是华为这样的。就算你是个房地产开发商或者生产家电的，如果你不在无形的东西上下功夫你肯定成为不了万科或者海尔。因此，今天企业管理的对象可以归纳三类：人、财、技术。同样，一个国家发展经济要考虑的也不外乎这三个方面。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就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还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都是基于这三个方面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鉴于本文并非学术论文，因此在此对经济理论不作赘述。下面我们尝试着从这三个要素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始于1991年，因此我着重对1991年之后的情况进行分析。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人定胜天。中国别的不敢说，三条腿的王八没见过，但两条腿的人那是多了去了。由于文化的原因，在中国做事首先要考虑的是人的因素，我相信各界人士无论是商界还是政界对此都没有异议。因此，我首先可以不用通过脑袋就肯定地说，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奇迹首先是人的因素，用术语表达就是：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其实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下面所做的只是用数字来证明一下。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1年到2000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13.98‰。到了200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5‰，这主要归功于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自1991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之前两年的GDP平均增速为4%）。从劳动力的供应来看，1960年到1970年出生的人口共计1.3亿，这部分人口到1991年的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构成劳动力的主力军。1970年到1980年出生的人口为1.57亿人，1980年到1990年期间出生的人口为1.56亿。在这三个十年可以说人口平稳增长。
据人口学家统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形成了之后3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维持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
从上图可以看出，1990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净增人口开始双双下降。1990年之后到2009年末这19年才共计出生人口1.91亿，与之前的几个10年相比下降超过50%。1990年出生的人口今年刚满20岁，刚刚步入新增劳动力的供应阶段。也就是说，单纯从劳动力供应来看，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新增劳动力供应将逐年下降。
另外自2003年起，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中国开始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年青人的养老负担开始凸现。而恰恰在2004年，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甚至当时有媒体称“民工荒席卷中国”。珠三角地区在2004年初现“民工荒”时，更多人相信，这仅仅是局部和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但不久之后，长三角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而且从那一年开始，“民工荒”成为中国岁末年初的常规热点。“民工荒”出现的时间点和劳动力供应的下降以及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在时间点上保持了一致，这已经无法用巧合来解释了。
对于劳动力为GDP增长做出的贡献的具体比率，我们没有必要去测算。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90年代净增人口的急剧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或者已经消失，劳动力对于GDP的贡献率今后将会不断下降，而且其下降的速度有可能会超过我们的想象。
不仅如此，到本世纪中叶，大概到2045年左右，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30%。从2005年的11%到30%，中国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而许多国家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因此，“未富先老”也将成为中国未来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因此，今后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人口众多，但恐怕不能再说“劳动力众多”了。
众所周知，资本的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下表则给了我们更为直观的数字：1991年来，中国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21%，而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3.3%，货币供应量（M2）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6%。后两者的平均增长速度都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倍多。需要指出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三者的增长都基本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但在2009年，货币供应量和投资的增长呈现出完全正相关，而两者和GDP的增长则呈现出非相关甚至是负相关。
我们再来看中国1997年到2007年GDP的构成情况。
从下面的图可以看出，这10年间中国名义GDP的构成当中，资本投入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所占比例越来越低。
不仅如此，中国的投资在1991年以来不仅保持了高达23.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并且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从2001年的大约34%提高到2008年58%，并且在2009年达到了惊人的67%。
从逻辑上讲，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世界的技术水平差距相当大，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国外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引进，对经济增长肯定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否则邓小平他老人家就不会搞改革开放了，更不会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快速接近，这一要素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小。毕竟如果说中国能够领导世界的技术进步恐怕没有人相信。我只能用找到的一些数据来简单说明一下，毕竟量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有难度的。
2008年12月，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表示，在过去的15到20年中，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可以提高6%以上。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一般为3%至4%，发展中国家则是1%至2%。“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随后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全球第一，达9.5%；印度紧随其后，为6.9%，欧盟是4.1%，而美国在该年度劳动生产率仅仅增长1.4%。
无论是樊纲所谓的6%，还是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的9.5%，这一速度都远低于中国过去19年来的GDP发展速度。而技术进步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如前所述仅仅是3%。
至此，我对经济发展要素进行一下总结。在上述三要素当中，劳动力的投入是无法通过人为的技术手段去改变，只能顺其自然地加以利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只有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要素当中唯一可以通过人为方式来改变经济增长速度和模式的手段。
对于中国而言，尽管过去“人口红利期”产生的劳动力为中国GDP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一贡献是上帝赐给中国的礼物。我们可以肯定的，今后上帝不会再赐给我们这样的礼物。中国的体制和文化也使得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今天神州大地千疮百孔的自然环境和令人叹息的资源危机就是例证。并且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积累，技术进步本身对于经济的边际贡献一定是在不断递减，也就是说，除非发生类似于工业革命的事件，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将越来越难。唯有投资，才是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人为的GDP增长手段。在过去二十年中，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GDP年平均增长速度的2.3倍就是最好的证明。
再来看国际上的情况。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发展报告》，2000年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低收入国家消费率为80％，中等收入国家为74％，高收入国家为79％。
那么，既然中国的投资率如此之高，我们不禁要问，是谁在投资呢？
在我刚开始思考本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没有什么新意，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不同于证券投资，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主体只能有两个：一是企业，二是政府。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外国资金，毕竟引进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当我找到相关的数据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外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在1996年的最高点也只有11.8%，之后竟然逐年下降到2007年的3.4%！这远远低于在我的直觉印象中应当占有的份额。下图是我找到的近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源构成。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主要资金来源仍然是国内的资金。那么，谁是投资主体呢？下图是我找到的2000年-2007年国有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尽管其比重自2000年以来呈逐年下降趋势，但2004年最低时也占到35.5%。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有资本所占的比例始终超过一半。
自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政府宣布4万亿投资计划以来，相信国有资本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会在2009年开始的几年内大幅提高。下图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投资，尤其是政府和国有及控股企业主导的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这里我产生了一个疑惑，就是我们当初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但从投资的构成来看，1996年之前，外资的比重确实是在逐年上升，但1996年之后，外资的比重却逐年下降。1996年的最高点也不过11.8%，2007年这一比重下降到3.4%。这可不可以说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没有实现？
在此期间，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发展报告》，1990年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已从24％降至2002年的19．9％，此期间世界平均消费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同时世界平均储蓄率总体上同样在走低，2000年为22．8％，2001、2002年分别降为21．7％和20．4％。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00年都呈现出增长趋势，并且这种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见下图）。
从逻辑上来讲，在货币总量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储蓄率的增长会导致投资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但在过去的19年中，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除了个别的几年与GDP的增长同步之外，绝大部分年度其速度都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这使其平均增长速度达到GDP平均增长速度的2.3倍。这种“反常”现象从逻辑上只能用两个原因来解释：一是居民银行存款份额始终在下降，二是政府和企业通过发行大量钞票或举债进行了固定资产投资。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在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中国的高储蓄率很多年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2005年的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2009年7月由工商银行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全球消费、储蓄及金融安全》上表示，中国2008年的储蓄率已经上升到51.3%，是全球之最。这样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居民应当是比较有钱，否则不会导致储蓄率如此之高。但如前所述，既然我们推断居民储蓄应该是在下降，似乎和高储蓄率之间是一个矛盾。那么我们只有通过分析储蓄的结构来看我们的判断是否正确。
经过努力我找到了相关的数据，这是周小川行长2009年“全球智库峰会”上提供的。下图是1992年到2007年储蓄构成统计数据。储蓄在任何国家无非分作三类：企业、政府和居民。我们从下图看到的是企业储蓄率从1992年的11.3%增长到2007年的22.9%，增长幅度为203%；政府储蓄率从1992年的4.4%增长到2007年的8.1%，增长幅度为184%；而居民储蓄率则从1992年的20.3%下降到2007年的20%，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如果拿老百姓的储蓄率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储蓄率并不高，而且长期以来也比较稳定。答案出来了：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并不是老百姓把钱存在了银行，而是企业和政府变得越来越有钱！而中国的老百姓的银行存款相对变得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居然和老百姓没有一毛的关系！？
因此我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企业和政府的高储蓄为高增长的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现在又出来新的问题：既然老百姓的银行存款比例越来越少，是不是老百姓把钱都花了呢？
我们再来看老百姓的消费情况。早在2006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就表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
2008年居民消费率则进一步下降到36.8%，2009年则为37.3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投资率的逐年提升（见下图）。看来老百姓并没有花钱，这说明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确实是用到固定资产投资上面。
从消费率的整体表现上看，我们的老百姓并没有学会花钱。我们再来看消费的构成。下图是我找到的中国消费构成比例。
从建国至今，政府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由建国初期的17%上升到现在的27%，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由建国初期的83%下降到现在的73%。也就是说，在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政府消费所占的比例在逐年提升。
这样看来，不仅总消费额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不敢花钱了！
我们再来看国际比较。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实在太低，这至少是不符合经验性的规律。也就是说，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从经验来看是无法持续的。下图是2002年和2007年主要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比较。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
我把你的分析方法，稍微修改一下，你看我说的可有道理？
首先，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存在着巨量的隐性失业，即占人口总数近八成的农民，实际上是就业不足的。其次，在就业部门内部，由于技术不如人家，中国的人均全员劳动生产率只有西方的几十分之一（当年老邓考察日本，人家说日本工厂人均年生产94辆汽车，比中国的一汽高93辆，具体数字或不精准，但大致意思如此）。
所以中国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两个成分，一是把实际处于失业状态的农民，拉到就业部门内。二是把就业部门内的人均全员劳动生产率拉升，逐步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差距，大概是在十左右吧
现在看来，中国的第一步做个差不多了，第二步，还差的远，未来可挖的潜力，也大抵在于此。
这个有道理，按计划是在我的第二部分提及。
上一部分我发现中国的老百姓并没有把钱用于消费，我这一部分就分析一下老百姓不花钱的原因。我先列举一下可能的原因：第一，没有钱或者没有足够的钱。第二，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导致产生不安全感从而不敢花钱。第三，该买的东西都买了，没有必要再花钱。用列举法应该找不到第四个原因了。
然后我们对上述三个原因逐一进行分析和论证，看看上述原因是否正确。
首先可以排除第三个原因，因为只有有钱人才会出现第三种情况，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应当都属于“二八法则”中的“八”，否则我写这篇文章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我在这一部分只对前两个原因进行分析。
其实上面第三部分分析中国储蓄构成的时候，顺理成章还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和企业那么多的银行存款哪里来的，但这个问题暂且一放，我是小民一个，先从老百姓的情况着手分析。
央行官方网站上的《金融机构本外币收支信贷收支表》显示，2009年末“储蓄存款”也就是居民储蓄合计26.08万亿元，全国人口以13亿计，人均存款20062元。
下图是2009年末银行金融机构储蓄余额构成比例。居民储蓄只占总额的44%。
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
也就是说，中国国民目前人均现金财产状况是：银行存款2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1万7，农民5153元。尽管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名为第109位，算是中游水平，但这些钱能够干什么呢？生一场大病？一个孩子上了大学？不吃不喝攒几十年钱买套房子？
下图是中国和“亚非拉”兄弟们关于储蓄率的比较，从图上看尽管中国的储蓄率表面上非常高。但是，如果从老百姓的储蓄率20%来衡量的话，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并不比亚非拉兄弟们更多。也就是说，即使是和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兄弟姐妹们相比，至少在银行存款方面看，中国的老百姓并不比他们更有钱。
我又找到了农村和城市收入比率和消费率的关系，见下图。这个图更为形象，在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的同时，农村相对于城市的收入比率也在同步下降。二者几乎完全成正比。如前所述，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主要来自于农村的劳动力为GDP作出的贡献达到了70%。但劳动力的所得与其贡献根本不成正比。不仅如此，农村相对于城市的收入比例还在不断下降，这才是中国的老百姓不敢花钱的根本原因。
当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在媒体上看到“民工”这个字眼的时候，我曾经一度迷惑：“民工”到底属于农民阶级，还是工人阶级？我们伟大的党，是不是也是“民工”阶级的先锋队？今天我早已不再迷惑，唯愿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民工”能够早日成为“公民”。
我们前面关于老百姓不花钱原因的第二个判断是大家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从而不敢花钱。所谓对未来的担忧，就是对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担忧，用俗话说，就是“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八个字。释迦牟尼有一天晚饭后到城外散步，步出城门时突然悟出“生老病死”这人生四大悲剧其实是人根本无法避免的。既然无法避免那就不如不去寻求破解之道（比如提炼长生不老药什么的），而致力于寻求和提升有限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由此释迦牟尼成为佛教开教之领袖。但宗教是负责精神教化之功能，政府则应负责物质之保障。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吃饭问题，就是“食”的问题。到了今天，“衣食行”这三个问题基本上得到妥善解决，但是另外五个问题虽然不能说没有得到妥善地解决，但要说解决得很不成功估计不会有人反对，起码民众的非议越来越多。“生”和“病”是医疗体系的问题；“老”是养老体系的问题；“死”我不知道该列到什么范畴，鉴于殡仪馆火葬场都是民政管理的，列为社会保障问题吧；“住”这个问题在中国这些年争议最大，很多人因此成为富翁，无数人因此成为“奴隶”或者“蜗牛”。“住”在上述八个问题当中最为特殊，难以武断地对其做分类定性，对这个问题我第二部分会分析。对于这五个问题我不必举太多的实例，相信大家都有深刻的切身体会。我只想说“死”这个问题说一下亲身经历。岁末年初的时候我连续去了两次所在城市的火葬场，之前从来没有去过。在吊唁亲友的同时我吃惊地发现一个骨灰盒居然需要数千闷？！这还不包括其他费用。在中国，一个人“死的成本”居然如此之高？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中国，老百姓的“生老病死住”五大需求都不靠谱。不仅如此，除了这八大需求外，现代社会还有教育需求。尽管中国几年前总算真正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九年制”的前后两头，即幼儿园和大学教育却开始变本加厉。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自有体会。
也就是说，在六大基本需要都不靠谱的情况下，老百姓怎么可能敢花钱？当然有很多的学者“砖家”可能对我上面的话不以为然，但我仍然想通过数字来说话。
印度作为“金砖四国”中和中国最为接近的国家，和中国的情况最具备可比性。印度2008年人均GDP1024美元，而中国2008年人均GDP3266.8美元，是印度的三倍以上。即使中国统计体系存在缺陷，但比印度人富得多的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反观印度，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贫富差距悬殊，但社会保障体制却相对完善。不仅所有国民都享有免费医疗，65岁以上、生活贫困的老人，每月还可从政府领到一定数量的老年人津贴和免费的粮食。教育方面，印度公立高校一直实行低收费政策，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这也难怪印度人比中国人敢花钱了。（资料来源：
再来看同为“金砖四国”的巴西。巴西虽然是拥有1.8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并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义务8年教育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享有与城里人同等的权利，差别只是农村医疗和教育条件不如城市。农民进城后则享有与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农民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公民权利和待遇是宪法规定的。根据巴西1988年颁布的宪法，医疗和教育是所有巴西人的权利和国家的责任，不论种族、宗教信仰和社会经济状况如何，每一个巴西公民都有权在政府各级医疗机构享受免费治疗，在公立教育机构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这部宪法还规定将农村人口纳入全国社会保障体系。其结果是：1985年到2003年间，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四国的平均消费率分别在70％-80％之间，虽有一定波动，但始终稳定在高于70％的水平。与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大约要低20个百分点。（资料来源：《世界各国消费率演变的趋势、比较及启示》，王子先，《求是》2006年第4期）
事实上，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消费占比是美国的二分之一，欧洲和日本的三分之二，并且低于除沙特阿拉伯以外的所有国家，而沙特是因为石油出口占了其经济总量的很大一部分。（《21世纪经济报道》，
综上所述，中国的老百姓既没有钱，也不敢花钱。可是毕竟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那么，老百姓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如前所述，中国老百姓不花钱的根本原因是老百姓既没有钱，也不敢花钱。那么，老百姓的钱哪里去了？
对于GDP这个概念，大家再熟悉不过。中国的GDP是采用生产法核算的，简单一点讲就是把每个行业的总产出价值减去投入后的余额加总到一起。但这种方式如果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跟我们的收入没有直接的关系。但GDP还有另外一种算法，就是收入法，计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加值之和等于GDP。
通俗一点说，从收入角度看，GDP就是一个国家每年所产生的收入之和，如果把这个收入做一下分类，可以分为三类：老百姓的工资薪金奖金等现金形式的收入、企业的现金利润和政府的税收收入。如果老百姓的钱越来越少，只能说明企业和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因为蛋糕就这么大，给你切少了，必然就给其他人切得多了。政府的任务不仅仅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如何合理地分配财富甚至比创造财富更为重要。
6.1.蛋糕是如何被分割的－论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所谓切蛋糕的过程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我们且通过数据来看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下图是1979年至今的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关系。
这个图表告诉我们，从1992年至今，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这18年的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8.75%，同期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10.27%，前者是后者的1.83倍。
我从上面的数字中还发现了三个关键的时间点或者分水岭：
1．1993年
1993年之前，财政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但从1993年开始，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陡然加速，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从1993年开始发生这样的变化。这和1993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关系吗？
2. 1995年
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变化来看，可以以1995年作为分水岭：之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快速下降，从1979年的28.39%下降到1995年10.67%的最低点；但从1996年开始，这一比重开始不断地快速提升，近年来稳定在20%左右。这一变化，应当和1994的财税体制改革有直接关系。如果说1994年之前的改革主题是“放权让利”，那么，1994年的这次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收权”，把原来中央政府放出去的权利收回。也正是从1995年开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快速回升。
3. 1998年
1998年之间，财政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表现出近乎完全的正相关性。但从1998年开始，财政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的相关性明显下降，财政收入的增速明显要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就在1998年发生了让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的亚洲金融危机，“臭名昭著”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带领一批对冲基金将整个亚洲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腰缠十万贯，骑鹤回纽约了。当时的中央政府和今天一样，大兴土木修建“铁公基”（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从而平安度过金融危机，也使得政府的财权进一步加强。原来历史居然会重演！
下面的两个图可能更为直观一些。
我觉得上面这个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增长速度上是在同一个水平上，但从1996年开始，前者的增长速度开始远远超过后两者的增长速度。而且越靠近今天，这种背离越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1999年-2006年中国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增长对比图。
我觉得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这个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增长速度上是在同一个水平上，但从1996年开始，前者的增长速度开始远远超过后两者的增长速度。而且越靠近今天，这种背离越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1999年-2006年中国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增长对比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指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12个百分点。而同期营业盈余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也就是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员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我没有找到或者说找到全国的整体数据看起来十分困难，但我找到了广东省统计局的一些数据。作为中国的头号经济大省和典型的用工需求大省，广东省的数据可能更能够说明问题。2000年，广东省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为45.5%，到2005年仅为39.5%。2007年虽然控制住了下滑的趋势，但广东省统计部门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当年股市和楼市的繁荣造成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剧增，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间的水平。从国际比较看，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一般介于50%到58%之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2004年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7.3%、51.2%、55.7%，亚洲的日本为51.4%，比我国2007年39.7%的水平高10～17个百分点。而这些国家的企业营业盈余介于20%～25%之间，比我国31.3%的水平低6～11个百分点。（资料来源：全国总工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刚刚公布了多份政策调研报告，分别是《“十二五”期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途径》、《扩大消费的三个主要着力点》等，宏观经济研究部余斌、金三林等多位学者参与其中。
该报告系统梳理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突出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该报告援引数据称，2007年，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已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31.3%，比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问题是劳动者报酬的内部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不断加剧。据上市公司年报分析，208家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2006年的6.72倍扩大到2008年的17.95倍。2008年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平均接近5倍，有的行业职工实际收入是其他行业的10倍。
金三林研究员则直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数人集中，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尤其是2003年以后，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出现较快下降，而营业盈余比重有较快上升，反映出国民收入在加快向企业集中。而这和国外情况恰恰相反。
原来切蛋糕时政府和企业切的蛋糕份额越来越大，老百姓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少！不仅如此，就在老百姓所分得的蛋糕不断缩水的同时，这块蛋糕中老百姓最终所能够分到的蛋糕也在不断减少！也难怪储蓄中企业和政府的比例越来越高。
联想到2007年新《劳动法》出台的时候，居然遭到那么多的人反对，其中还包括我以前甚为心仪的
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是初次分配的重要调节手段。在蛋糕切割比例不尽人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来进行调节。而二次调节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财政公共服务支出和税收。通俗一点讲，就是要劫富济贫，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化。
首先来看中国的财政支出。下图是新华社发的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结构图。
图中所显示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三项支出合计占总支出的比重为14.2%。而人口不足800万的香港，2008至2009财政年度预算中，教育、社保分别占特区政府开支的23.8%和17.6%。上面提到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多份政策调研报告指出：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260美元左右，然而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24.8个百分点。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来抵付，从而挤压了其他消费增长”。究其原因，研究员余斌分析称，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无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又不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体系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钱也不敢花。
我们再看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的国际比较。中国2008年是7.5，发达国家德国是55.5，加拿大是45.6，美国是30.2，在居民的消费支出中，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上升，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下降。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从52年的31.1%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农村消费支出比重由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
全国总工会目前的有关数据显示，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更低，参加养老、医疗保险的不足20%和31%，许多劳务派遣工的社保缴费基数低于工资水平，甚至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这次“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公务员的退休金居然是企业职工的三倍，并建议取消退休金的“双轨制”。一个政府，不仅不打算通过二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反而去制造社会不公。对此，我无话可说。
再看税收，我们国家目前对二次分配起作用的税种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其课税目的就是为了“杀富”。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目前只有2000元。这个起征点还是2008年3月1起实施的，至今不过两年多。2000元的起征点是高是低，我相信普通民众不会有争议。但当我们发现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我国第四大税种的时候，估计不会有人再相信它本来的作用是抑制收入差距。
西方国家普遍征收的财产税，我国从来没有实施，现在也没有看到实施的计划。也就是说调节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税收工具，几乎就没有发挥过作用。
无论如何，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财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达到危险水平。据世界银行相关研究报告，中国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数为0.28，2000年达到0.458。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所进行的城镇居民财产调查，2003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51，远超过国际警戒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12月发布《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可能已经达到0.45，不同群体之间发展差距过大，该报告提出一揽子的政策建议，建议缩小存在于中国不同收入阶层、不同性别、城市和农村以及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发展差距，建议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等。
无论从国际比较来看，还是从政府的实际财政支出结构来看，财政支出作为最重要的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手段，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换句话说，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实际需求。
如前所述，既然企业和政府“劫持”了原来属于老百姓的财富，并且没有把这部分财富返还给老百姓，我想知道他们把钱花到哪里了，怎么花的。
7.1.政府的钱怎么花的
首先仍然请大家看数据先。下图是我找到的1982年到2004年的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统计表。
从这个统计表我得出三个结论：
1．公共财政逐渐成为“养人”财政，因为行政管理费比重从1982年的6.87%上升到2005年的26.49%，从当初年度最小的开支项目一跃成为最大的开支项目。并且只有行政管理费这一个项目有预算外开支。更为重要的是，行政管理费预算外开支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预算内开支的增长速度。
2．从花钱的角度看，尽管经济建设费用开支到了2006年是第二大开支项目，但显然政府并没有认真执行邓爷爷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示，因为经济建设费的比重只有在他1992年“南巡讲话”后增长了三年，之后就一直在下降，到了2005年居然下降到了23.78%。而与此同时行政管理费用开支大幅上升，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根本对他老人家就是“阳奉阴违”，对此我表示谨慎的震惊和愤怒！
3．2007年财政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用和经济建设费用合计占比为50.28%，就是说我们的财政主要功能就是“养人”和搞建设。
另外我还从上表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行政管理费用大幅上升是从1993年开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在1993年出现这样的变化。前面我们已经发现在1993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开始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难道财政收入的增长就是为了用于行政开支？
为避免我上述结论下得过于草率，我找到一些国家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比例。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通过比较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行政费用不应该成为政府财政支出的最大开支项目。
我又找到了IMF2007年关于世界一些国家的中央财政开支结构的数据，请看下图。
我还查找了中央学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美财政支出结构和公共服务程度比较》并从里面摘录内容如下：
周天勇在文中指出：加上统计的预算外资金的支出后，2003年国家财政中最大的支出项目是行政公务费用（不包括公安和武装警察费用），高达27%。其次是经济建设费用21.7%，而用于社保、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比例全部加起来只占16.6%，我们的财政实际是一个养人和搞建设的财政。
通过比较我又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的主要作用应当是通过财政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那么，既然我们的政府没有把钱主要用于提供公共产品，而将这部分钱挪作它用，就势必会造成公共产品的短缺。
让我们再从数字回到现实。以我老家为例。我老家是内地的农村，N年以前一直民风淳朴。但近几年社会治安情况严重恶化，不仅出现“飞车党”，而且一旦谁家里没有人住的时候就会遭到小偷的清洗。不仅如此，这两年更时常出现杀人后取走人体器官的事件。我不知道这和目前公共产品的短缺是否有关。放眼近年的国内，从“苏丹红”到“三聚腈胺”，从“躲猫猫”到“做梦死”，从“黑砖窑”到“问题疫苗”……这说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到了何等短缺的地步。“地下110”的出现，就是社会公共产品短缺在经济学上最好的解释。
我这些年看了不少历史书，我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除了开始阶段，公共产品的严重短缺居然是社会的常态。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所谓“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来说吧。《水浒传》中梁中书要派杨志护送生辰纲，杨志却告诉领导说他去不得，原因是路上强盗贼寇太多，结果只能是白白送死。据有些人考证后称GDP占当时全球总量50%以上的大宋朝，政府所能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居然短缺到连地方官府都不敢往中央运送财物的地步！难怪当时祝家庄、扈家庄的农民都不得不自己组织武装来保护自己的生产果实。但即便如此，这两个村庄仍然被比他们武装力量强大太多的梁山暴力集团所消灭。当我们手执宋词低吟浅唱自我陶醉的时候，可曾想到过有一句四字评价是为大宋王朝量身定做：积贫积弱。
因此，我可以有些武断地说，正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公共产品的长期短缺，造就了中国国民畸形的暴力崇拜审美观，否则，我们何以解释以崇尚战争和暴力为主题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居然能够成为国人津津乐道的文学扛鼎作品？在三国时期大大小小的暴力集团争夺权力的游戏当中，我们哪里能够看到对被“数字化”的普通生命的尊重？被美化为“农民起义”的宋江集团中，除了阮氏兄弟，哪里还能够找出一个农民？他们所谓的“替天行道”，除了“杀富”，我们哪里看到了“济贫”？
我再也不愿看到历史的重演和轮回，再也不愿看到千万青年前赴后继地去“诚意正心修齐治平”，再也不愿听到电视里有人在唱什么“向天再借五百年”……日月昭昭，此心可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因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政府所提供的有限的公共产品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写到此处，我心潮起伏难抑，点上一支烟，往窗外望去。只见夜色朦胧，灯火稀疏。楼下的音乐角，依然有人在抚琴低唱，静夜听来，甚是凄清。
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全球的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当这个计划刚一出台的时候，我不禁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政府每年都会发行国债，也就是说政府每年的钱本来不够花。那么，这么大的投资钱从哪里来呢？我找到了下面的数据。
2010年两会期间，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受到广泛关注。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关于中央财政的负债情况我目前没有查到2009年年末的准确国债余额，但2008年末国债余额为5.33万亿，2009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为62708.35亿元。以2009年的数字加上地方政府负债余额8.3亿元，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达到14.5万亿元。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中国外债余额为3867.7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63亿。这样各级政府债务总计占2009年GDP总额的比重达到51%。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为6.85万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负债率达到250%。
目前，国际上评价一国财政赤字风险有两个指标：赤字率（赤字占ＧＤＰ比重）不超过３％，负债率（国债余额占ＧＤＰ比重）不超过６０％。
从这两个指标来看，用温总理的话说，这是中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总体上也是安全的。
但是，问题出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是向银行借来的：
1．政府从银行融资往往是用土地转让收入甚至是财政收入作为未来还本付息的保证，这将使得地方政府未来可支配财政收入减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产品及准公共产品的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缺乏资金保障。香港中国银行的报告保守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过6万亿元，这样每年还款额将达5千2百亿元以上，相当于去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6%。如果其中一半还不出钱来，银行业一年盈利将减少4成4，不良贷款率将增加7%。若央行为因应通膨而升息，对地方政府债务更是雪上加霜。
在西部的一些地区，由于当地财政收入来源较少，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面临“破产危机”。2008年9月美国阿拉巴马州杰佛逊县政府的破产事件不知未来会不会在中国上演。
2．由于债务压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对土地转让收入依赖性越来越强，从而导致地价和房价高居不下，使地方政府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推手”。
3．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往往是和市场规律背道而驰的，因此银行提供的借款也多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而无法履行正常的风险评估程序，因此银行业担负了巨大的未来呆坏账风险。
4．地方政府向银行举债实际上等于变相地投放货币，人为地制造通货膨胀。
近日湖北省曝出12万亿元的天量投资计划，我大概看了一下湖北省的经济数据。12万亿的总投资规模，相当于2009年湖北省GDP总量的10倍，相当于湖北省年财政收入的147倍！根据湖北省的规划，仅在2012年前开工的项目就有1.3万个，约需资金6万亿元。地方政府财政只能拿出4300亿元。以如此财力做出这样气吞山河的伟大决定，果然是“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为有公仆多壮志，敢叫荆楚换新天”……
这个估计比较难，相关的数据不好找。我收集这些数据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大多数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再就是财政部、央行。数据好找，有些得自己计算，比较花时间。好在有一些图片是现成的，也都和相关数据进行了对照。
其实我这个标题并不是特别合适，因为企业的钱当然会用于投资而不会用于慈善。但为了和前面的题目相对应，我觉得还是采用这个题目。我在本部分的主要目的想搞清楚企业投资之后所形成的产能如何来消化，因为中国的消费率始终在下降。
8.1.谁来消化投资形成的产能
下图是中国的消费率、资本形成率（投资率）、净出口率（出口减去进口除以GDP总额）曲线。
从上面的图表我发现以下问题：
1．从建国到1961年和80年代后期这两段时间，每一轮投资高峰之后都伴随着净出口率的上升。也就是说，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基本上都是通过出口来消化的。1962年到8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因此不具备分析意义。
2．每次高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长，都伴随着最终消费率的下降。
上图的数据只到1996年，下图是我找到的1998年到2007年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对比。净出口的增长仍然紧跟投资率的增长。而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长仍然伴随着消费率的下降。并且在1998到2001年间，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同时下降。
净出口率的增长之所以在时间上落后于投资率的增长，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从建设到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问题在于投资－出口的扩大循环会造成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要知道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7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额/GDP）达到了前无古人的70%，出口依存度（出口额/GDP）达到了40%。如果外部需求下降，就会形成产能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