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电影影评200:五种能力的培养2

第二章　　努力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执政能力的强弱，决定性的因素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着在一种崭新的经济体制下领导经济工作的艰巨任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市场经济是没有先例可以遵循的，这个创举的实现，有赖于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能力的提高和完善，以及他们的不懈奋斗。因此可以说，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中心内容。把市场经济驾驭住了，不断推进经济发展了，我们党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能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在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未来社会将实行计划经济，商品货币关系将不存在。恩格斯很明确地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①此后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而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可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社会有能力按计划组织生产并按计划进行分配。而在一个物质、文化发展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并采取计划经济的形式，某些时候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长期只采取这种形式，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活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道路。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①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他更明确地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还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②

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开辟的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什么，这对领导干部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而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如何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党的领导，对于领导干部来讲，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市场经济说到底是法治经济，是竞争经济，是多元经济，如何同社会主义相适应，是领导干部必须认真解决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同，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同。对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领导经济建设的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来说，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上的特点，在经济管理上的特点等等，都要从头学起。不懂水性，就难以搏击风浪，永立潮头；不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规律，就谈不上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谈不上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好。

市场经济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和要求，是现代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的类型，它是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是以市场成为资源配置最基础手段的经济。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最有效方法，与社会主义本质有其内在的一致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市场经济的基本功能正在于通过配置资源的功能，在宏观上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微观上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等市场主体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所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本质有内在的一致性。

市场经济是经济调节手段，资源配置方式，不是社会经济制度，它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天然的相容性。市场经济既然是反映商品经济的性质，那么市场经济就不应该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它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不存在根本矛盾。

市场经济不是社会经济制度，但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市场经济在我国，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也非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不是经济私有化，而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成功的表现，但当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经济水平有较大提高，经济结构日益复杂的时代，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不能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达到产品经济的阶段。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解放生产力，这就需要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世纪之变，影响深远。

二、依据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中心，以效益为目的，以法律为规范的经济形态，与计划经济有着质的区别。要驾驭市场经济，就必须认真学习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全面认识市场经济的特点，努力掌握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自觉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则和要求规范经济行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和快速发展。

1.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理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的本质特征。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其他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宏观调控方面，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在政治制度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因此，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体制要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成功的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建立适合本国特点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作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创新与产出能力与水平，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因，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卡尔文·柯立芝曾经说过：美国人的事就是搞企业。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心脏，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力。企业的活力对国民经济运行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企业既是供给的创造者，也是需求的产生者。从国际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国加入WTO之后，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外国的商品价格低廉以及某些商品质量较好，我们如何同他们竞争？外国服务业的服务质量较好，服务项目较多，我们如何同他们争夺客户？外国企业以高工资吸引人才，我们如何把人才留住？在外国商品涌入后，国内的就业压力在一段时间内会加剧，我们如何应对？从国内看，目前我们存在的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等一系列问题，使经济快速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惟有企业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经营管理改善了，成本降低了，技术创新了，生产出价廉物美、适销对路的商品到国内外市场中去竞争，才能解决目前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才能使我国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企业活力的源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没有现代企业，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就无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政企分开、产权明晰、管理科学、权责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各方面的关系和利益。我们要从明晰投资主体入手，探索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具体途径和形式，实行政府社会职能与管理国有资产职能的分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与运营职能的分开，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要进行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战略调整，特别是要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加快实施破产、兼并、重组的步伐，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要大力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解脱企业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债务负担，增加企业资本金；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妥善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在未来的几年内，要加速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赢利性领域中退出，还企业自由人的地位，还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为此，必须突破几个观念：

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可见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邓小平要我们不要在姓“社”还是姓“资”上争论，我们也不要在姓“公”姓“私”上去争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就大胆去做。

二是掌握“控制力”。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绝不是对行业与企业的直接控制，绝不是直接对某些行业和产业进行直接投资，而是应通过市场，即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调节市场，从而来调控企业、调控经济，特别是要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如财政手段、货币手段等。

三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以前讲国有就是全民所有，而事实是人人所有，人人没有，全民负责，没人负责。从国有资产的形成过程看，大部分是广大职工自己创造出来的，应该让企业的职工拥有产权，可以用低价售卖的方式，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比放在那里烂掉好。

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写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他在阐述这四项职能时，特别提醒人们，要警惕政府权力的滥用。他说：“要把政府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让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他变成我们的主人。”显然他是继承了亚当·斯密和萨伊的衣钵，主张削减政府权力。自凯恩斯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一直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比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并列，且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不断增强。近年来，随着自由经济学派的再度兴起，对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已有颇多微词，建立无为政府的呼声渐起。我们既不应该忘记自由经济学思想统治时期资本主义出现的周期性萧条，也不应该忘记过分的国家干预所带来的“滞胀”局面。在处理有为与无为的问题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度干预的原则。

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障作用，指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二是参与调节作用，指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对经济运行进行间接的调节和干预；三是间接的资源配置作用，指通过规划、政策、总量调控以及适度的直接参与，来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对市场引导来实施的，政府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调节经济。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大脑，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体系实施监督和调控，但这种监督与调控必须是间接的，即只有在下列情况出现时政府才能发出调节指令：（1）市场调节、社会调节失灵；（2）经济总量严重失衡；（3）市场主体显失平等；（4）市场竞争显失公平；（5）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外部性为负。从这一意义上说，政府是消极的大脑，而不是积极的大脑。就连一直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也说：“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去做那些人们已经在做的事，无论结果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而是要去做那些迄今为止还根本不曾为人们付诸行动的事情”。政府要在市场经济大海中畅游，更要跳出大海看大海。有人曾形象地将市场经济比喻为搅拌机，政府就是搅拌机的管理者。搅拌机的操作规则是由管理者制定的；发生故障时，管理者要排除故障保证其正常运转；管理者还可以根据需要对搅拌机的运作进行微调。

因此，加快职能转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政府的主要精力与工作放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要在强化、弱化、转化上做文章。所谓“强化”，就是要强化政府对市场机制失灵的调控作用。市场机制存在着自发性、滞后性、分化性和盲目性，会导致如经济外部性、垄断等负面效应。政府的职能就是要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强化服务、监管，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为企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优质的服务。特别是对当前市场上出现的不讲信用、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直接危害人民群众利益、危害市场机制的行为，政府绝对不能坐视不管；所谓“弱化”，就是凡是市场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地方，政府的影响越小越好。政府要实现两个“远离”，即远离直接配置资源，远离企业的微观运行，要从社会资源的分配者变为监管者；所谓“转化”，就是变政府管理部门为社会服务部门，还要加速向社会组织转化政府的社会职能，将目前政府所承担的技术性、服务性、协调性工作，交给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

2.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手

市场经济是一部精良而复杂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它也是传递信息的机器，能将成千上万的各不相同的个人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没有集中的智慧或计算的情况下，它解决了连当今运算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等问题。并没有人去刻意地加以管理，但市场却相当成功地运行着，这就是市场的神奇之处。市场将买者和卖者汇集在一起，共同决定商品的价格和成交的数量。

人们经常认为，没有人为干预的经济，其秩序必然是混乱的。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干预的经济照样有序进行。市场经济的有序性最早为亚当·斯密所揭示。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该原理表明：当个体自私追求个人利益时，他或她好像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而去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斯密认为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中，这是最好的；政府对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理论和实践都进一步表明，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有神奇的作用，它能优化经济资源的配置，自动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客观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强制实行优胜劣汰。因此，市场机制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是调节的第一手段，是调节的基础手段，是调节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如果说把它比喻成人的一只手的话，那它就是右手（左撇子除外）。

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迄今人类发现和运用的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但另一方面，市场又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也有失灵的地方。市场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不能消除有害的外部性，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要，不能保证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不能自动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这些统称为“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对此，西方经济学界一些流派主张用政府的干预作为“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政府要做的事是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市场体系进行医治和修补，使之重新恢复生机与活力。但是当市场体系中的一些问题非政府所能医治与修补时怎么办？这就要求市场体系中另一只手（左手）—社会机制予以辅助。社会机制就是社会组织通过一定的行为，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对经济活动施加影响，以此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社会机制的主体包括社会经济组织、社会政治组织、社会法律组织、社会文化组织等等，这些组织通过制定一些行业规范与标准，通过对企业之间经济摩擦、纠纷的调解与处理，通过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来实施自己的影响。社会道德协调则通过爱国导向、守法导向、诚信导向、公正导向、敬业导向、互利互惠导向等对经济主体进行影响。社会协调机制的基础是企业与民众的公认。这一机制有利于消除“市场偶像化”，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打破“政府全能化”，约束政府行为，减轻政府压力；沟通和协调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沟通和协调市场、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3.供给与需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足

商品经济是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体，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神为了让人看见需求与供给，给了两只眼睛。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与需求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形影不离。在货币诞生之后，供给与需求相对分离，因而产生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但供给与需求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始终存在并贯穿于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之中，两者既相互排斥、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相互转化。一段时期，供给处于支配地位，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一段时期，需求处于支配地位，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就好像人的左右脚一样，时而左脚迈在前面，时而右脚迈在前面。当一只脚迈在前面时，另一只脚就应该主动跟上，并跨到另一只脚的前面，否则就无法前进。但这只是前和后的关系，不是长与短的关系，一长一短，便成为跛足。因此，供给与需求的暂时不平衡并不可怕，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表现。但作为大脑的政府，要善于发现问题，当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时，也就是经济出现跛足现象时，要及时采取方法，予以医治，使经济健康运行。

判断经济生活中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宏观经济的核心变量，是宏观经济活动的轴心。在宏观经济的现实运行过程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变化状态及趋势，以及国家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容及走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为中心的，并且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的协调为目的。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当需求明显大于供给时，就叫短缺经济；当供给明显大于需求时，就叫过剩经济。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市场经济的体系建设还面临着巨大任务，多年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仍然到处可见。政府始终无法从调节经济的微观运行中解放出来，对微观经济主体束缚太多、干预太多，加上多年积累的债务、社会保障欠账等问题，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没有真正成为“自由人”，活力得不到发挥，私营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市场微观主体的不平等，公平的市场环境、秩序没有完全建立，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历史上政府的包办，社会中介组织不健全，行为不够规范，社会协调机制基本没有发挥效能。长期致力于解决“短缺经济”，使我们的供给结构得不到优化，由此造成供给的相对过剩。这些都是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不利因素，必须下大力气予以解决。

4.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新能力

既然市场经济对于我们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领导者如何更好地驾驭市场经济呢？这里有一个眼光的问题，也就是眼界要宽。从理论上来讲，计划经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而市场经济却做不到，这时需要的是领导能力。在党的历史上有两次运用经济手段干预市场、驾驭市场经济的成功例子。一次是解放初期的上海。当时陈云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为平抑上海物价，他调动全国经济资源，迅速稳定物价、结束了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如果说，陈云所用的还是经济手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手段的话，　1998年朱镕基总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和大陆的冲击就是典型的市场手段了，当时通过动用外汇储备，使美国“量子基金”创办人索罗斯袭港而败退。这都是作为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的。

第一，增强对新的执政环境的认知能力。党的生命力在于适应执政环境的客观需要，党的领导能力在于对这种环境的驾驭和超越。随着党的执政环境日趋开放和更加复杂，党的建设必须与这个开放和复杂的体系相协调、相适应。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提高驾驭市场经济能力，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提高对客观环境的分析能力和认知水平。

第二，增强对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统领能力。提高对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统领能力，要求我们党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改变陈旧的思维方式和领导方式。同时，对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正视它们存在的客观性，坚持以社会和经济发展为主线，通过有效的规范和制度建设，正确引导其发展的积极性，有效限制其负面影响的消极性，努力改变其不适应性，使自发的个体意识转变为自觉的群体意识，以形成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合力。

第三，增强依法治国的能力。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改善党的领导，把实现党的执政方式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是我们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和认识国家法律与党的政策的关系，逐步过渡到既依靠法律、又依靠政策，并以依靠法律为主，把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与坚持党的领导，转变党的执政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认识和处理依法治国与党的依法执政的关系，实现民主法制化、法律化有机统一起来；正确认识和处理立党之本与治国之道的关系。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建立起科学、严密、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体系，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第四，增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能力。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既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道德传统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把封建社会的道德体系搬到今天来用，而应该加大法治和道德规范在人们行为方面的作用，把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直接纳入到法律的规范中，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惩戒，形成一种外在的刚性约束，使道德规范变成行为准则。从而实现道德的内在规范和法律的外在制约的统一，实现从他律到自律的升华，实现从理念到实践的道德重塑。

第五，增强创新能力。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重要方面是通过制度、体制、机制的创新来解决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优化问题。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它自身不断地进行体制调整或者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我们党解决政治制度、体制和机制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之后，提高体制创新能力已成为调节社会控制机制的重要途径。甚至可以说，制度、体制、机制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了我们党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提高问题。制度、体制、机制层面的创新，不仅是一个新的规范和秩序的确立，而且它是所有改革目标实现的根本依托。

三、抢抓机遇应对挑战

一般说来，市场机制包括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供求。供和求之间通过商品联系起来。二是价格。价格是把供求双方联系起来的纽带。三是竞争。竞争是买卖双方之间围绕商品价格和质量的较量。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关键是提高在竞争中的能力。而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善于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1.认识机遇

历史正反面经验告诉我们，抓住历史机遇，社会变革和发展就能快速推进，改革开放的一个个成功经验雄辩地说明了这个规律。错过或丧失宝贵的历史机遇，社会和民族就停滞不前，甚至衰败落后，严重者遭致覆灭。具体说来，历史机遇对社会发展具有以下的促进作用：

第一，历史机遇提供了社会发展的有利环境。历史机遇实质是一种社会局势、形势、条件和环境，而社会发展是离不开国际国内环境的，有利的、好的国际国内环境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因为好的国际国内环境，给社会的顺利和加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从而使社会能集中精力发展其经济和综合国力。

第二，历史机遇能激化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创造力，从而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历史机遇只有同社会的内在矛盾相连接时，才能成为该社会的发展机遇。因为历史机遇不是无关紧要的、单一的社会事件，而是能激化该社会的内在主要矛盾，给社会的发展注入生机、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时机。抓住了历史机遇，就能激化社会内部的活力和创造力，从而加速社会的发展。

第三，历史机遇给社会提供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意识，从而化压力为动力，有力地推动着社会发展。历史机遇既是一种有利条件和机会，同时又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和威逼，给社会带来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不迎接历史机遇的挑战，就会被历史潮流所淘汰，就会落伍于世界的发展。从而，历史机遇迫使着该社会急起直追，奋发拼搏，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第四，历史机遇给社会所有成员提供了公平竞争和施展才能的机会，从而调动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有力地创造着社会历史。历史机遇不偏袒任何人，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任何人都可以在历史机遇面前大显身手。那些有才能、有创造力的人将会尽情地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发掘出社会发展的能量和潜力，加速着社会的发展。

任何机遇都是偏向于有心者的。悉尼·胡克在分析十月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时，说没有一个人能代替列宁的力量，如果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没有从德国回来，革命不会成功。如果列宁当时不在场，没有哪一个革命领袖能够代替他。如果不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政权也保不住。这一切一切的如果都和列宁有关，因为列宁抓住了机遇。①这虽然说的是起义，但抓经济同样是如此。

2.大变革孕育大机遇，大机遇促进大发展

能否抓住机遇，对于领导者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抓住了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浙江抓住了民营企业发展的机遇，上海抓住了浦东开发的机遇，西部抓住了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这些成功的例子说明，善于抓住机遇，是多么重要。可是，也有一些地方在一些时期，并没有抓住发展自己的机遇，以至于延缓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教训也是惨痛的。实践表明，能否抓住机遇，并不容易。

21世纪的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历史的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的规律来看，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时，正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起飞点：具有比较高的积累率、投资率、生产增长率，产生了一批新兴产业主导部门，具备良好的法制环境和财产保护制度，以及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内实施安定和平的政治环境，对外开拓海外事业等。相应的特征正表明我国目前已经处在这一阶段，而且从我国经济走势看，又恰恰处在经济周期回升的一个重要时间窗口。

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对我国实现战略目标的时间机遇也是千载难逢的。首先，在新世纪初期，我们的比较优势还相当明显：比如广大且迅速成长、急剧扩张的国内市场；较低成本、较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和大量的技术人才、相对低廉的土地价格和业已形成的民间丰厚的资本；比较齐全并有一定竞争能力和市场容量的产业谱系，特别是制造业体系在国际上已形成较强的竞争力。其次，我们的后发优势逐渐形成：我们不仅有80个重要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大大增强，我国在信息、生物、材料、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已居世界先进水平，科技创新和创业精神已深入人心。再次，只要政策和法律环境恰当，我们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产业差距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梯度发展势能，拓展出宽阔的市场吸纳容量，并在国有存量资本、外来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共同推动下，形成多层次的分工体系和区域性经济循环，发挥积聚效应和扩展效应。

充分把握这一战略机遇，审时度势，乘势而上，今后的二十年仍保持我国经济的较快发展是有现实基础的。当然，机遇一向和挑战并存，能够理性的看待挑战，看到矛盾，本身就是一个抓住机遇的过程。而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必须有新思路，改革必须有新突破，开放必须有新局面，各项工作必须有新举措”。

第一，坚定不移地加快发展和结构调整，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高起点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合理布局区域经济结构，加大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城市化、工业化、再就业的有机结合；有效组织企业结构，加大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使用力度，提高企业经营者素质。

第二，以体制创新带动制度创新，继续推进和完善市场取向的改革。要不失时机地从根本上清除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当前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现代政府公共政策水平；加快金融体制和国有资产体制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有效性和稀缺资源使用效率；努力营造有法必依和讲究社会信用的两大社会环境。

第三，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形势，进一步提高开放意识。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经济纳入了世界分工体系，遵守国际规范有利于从外部推动我们一些积淀多年的旧体制旧观念的改革，用国际视野看待国内问题，用未来眼光审视现实矛盾，就可以转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以开放促竞争，化挑战为机遇。

四、能够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问题

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发展。加快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的实质就是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保持社会经济的繁荣。各级领导干部要明白发展对于我们的意义，不失时机地求得发展。

1.不发展就没有出路

发展作为核心目标，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要求，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人类社会实际上就是一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历史。生产的发展，文明的演化，制度的进步，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则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当今世界，发展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国家综合国力的较量、竞争日趋激烈，只有那些在发展中处于前列的民族和国家，才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摆脱贫困、落后还是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都依赖于发展，都须把发展放在首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慢了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多的物质财富，才能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最根本的就是必须高度重视发展，认真思考、研究，切实把发展作为最根本的国策，努力解决好自身的发展问题。

20多年来，我们党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适应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改革，重点抓好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大事。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们面临问题的关键，将这一思想定位为今后我们制定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发展既是检验改革成效和稳定成果的根本标准，是推进改革和保持稳定的出发点和目的，也是将改革向纵深推进及合理协调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须条件。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稳定局面，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都离不开发展。发展的需要决定着改革的内容，发展的进展决定着改革的步骤，改革要随着发展适时适度地进行，不适合发展的改革是无效的改革，于发展无补，于稳定有害。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不发展就没有出路，就没有希望。这是从当今世界的现实，从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共同主题。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归根到底要靠自己的发展。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发展，就贫穷落后，就受人欺辱，就只能任人宰割。在当今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中，我们既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占据优势的压力，又面临着周边国家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只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才能在竞争中赢得主动；错失良机，停滞不前，就会受制于人。发展是一切社会形态演进的永恒主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最终还要靠两者在经济发展上的竞赛与角逐。列宁早就说过：“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地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更有力地向本国和世界人民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当代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经济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社会主义就是空中楼阁；如果这个基础薄弱，社会主义的根基就不牢固，就有倾覆的危险。发展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愿望。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归根到底要看发展不发展。只有加快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增强社会主义理论的说服力。

发展是检验改革成效和稳定成果的根本标准，是推进改革和保持稳定的出发点和目的，也是将改革向纵深推进及合理协调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破除僵化低效的体制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一个繁荣发展的社会方能维系长治久安。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相对平衡、相互制约、互为前提、甚至相互掣肘的情况下，把发展放在重要地位，从发展中寻找出路，通过发展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解决其他矛盾创造条件。当前，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只能在发展中逐步克服。我们一定要抓住发展这个关键环节，咬住发展不放松，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加快发展。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惟一办法，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总体来说，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个穷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产品不充裕，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人民未解决温饱问题。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这种基本国情，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要像邓小平反复告诫我们的那样，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地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一步一步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2.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过去13年中领导全国人民，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进程中，不断实践、也不断思考着的一条重要经验。

发展问题，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首要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社会的一切活动都要落空。在当代，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尤其是这样。我国目前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其他各种矛盾起着影响甚至支配的作用。而要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其基本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否则，一切事情都难办。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要靠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抵御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要靠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靠发展；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程度，要靠发展；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要靠发展。所以，“发展是硬道理”，对当代中国来说更具有特殊意义。

当代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好发展问题。发展，是中国高于一切的中心任务。对中国来说，不发展肯定不行，发展慢了也不行。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放弃发展、放慢发展都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落后就要挨打，财大才能气粗。如果我们不加快发展的速度，不努力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后盾，就无法真正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就会丧失用自己声音说话的权利，就难以取得战略主导权，中华民族就难以立于不败之地。何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加快发展，能否在21世纪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赶上和超过中等程度的发达国家，不仅决定着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且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因此，加快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就拿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来说，经济是否发展起来了，其结果往往就大不一样。在东部沿海城市，由于经济比较发达，新的产业不断涌现，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机会比较多，社会压力就相对小一些；而在西部某些城市，由于经济不够发达，新的产业往往比较“难产”，下岗职工再就业机会比较少，社会压力就相对大一些。据有关专家粗略估算，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提供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解决发展中的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一个带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措施，就是要建立以雄厚经济实力作为支撑点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们免除基本生计之忧。不过，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的社会保障方面好多事情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只有发展，才是解决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先决条件。

十六大报告中总结过去十三年的基本经验时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条基本经验，既是以往我们破解各种难题的“金钥匙”，也必将为指导今后的实践发挥重要的作用。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因为客观事物本身就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一方面，我们身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洪流中，进入新世纪，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带动科技迅猛发展，科技成果商品化周期大大缩短，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冷战结束以来，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世界多极化趋势势不可挡。各国在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等综合国力上进行着一场“赛跑”，我们不发展会落后，发展慢了也会落后，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新事物、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比如，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市场经济秩序还不规范，就业压力加大等等。这些发展中的难题，用老办法去解决显然不灵，我们只有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跳出原来的框框，用发展的办法才能找到出路。同时，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只有用发展的办法，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能为改革提供巨大空间。改革的过程是利益大调整、体制大转轨、人员大流动的复杂过程，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光靠主观意志和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用发展的办法，就能创造有利于改革的客观条件，使改革更彻底、更有效。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能确保社会长治久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种和谐稳定不是表面的、暂时的，而是长久的、根本性的，用发展的办法将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事先解决，将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就能真正造就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任何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都是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用发展的办法来缩小贫富差距就能从根本上消除不稳定因素，用规范分配秩序的办法来调节某些不合理的高收入，用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的办法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用发展先进文化的办法来提高社会成员的文明素质，如此就能赢得人心。人心是稳定的基础。

五、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我们党的伟大实践，也是我们党长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和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胜利，社会主义改造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富强昌盛、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1.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工业化一般是指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要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来的。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我国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并有一部分达到现代化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但是，我国的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继续完成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而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在这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中，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是核心。首先要充分认识到，信息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突出表现为信息产业蓬勃兴起，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资源消耗和生产成本，减少了环境污染，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强大动力。许多发达国家都是通过积极发展信息技术及信息产业，抢占了世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信息化在全世界的推进，不仅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先工业化国家传统工业化的内涵，而且也为像我国这样的后工业化国家在更高的起点上加速推进工业化提供了可能。因此，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新型工业化的最大特点，也是新型工业化的实现方式。

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工业化是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信息化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信息产业的发展，都是以工业化的成果为基础。工业化为信息化提供着物质基础，对信息化发展提出了应用需求，信息化通过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深化和加速。因此，离开了信息化的工业化，不是现代化的工业化，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道路行不通；同样，离开了工业化的信息化，将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片面发展信息化的道路也是行不通的。只有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使信息化与工业化融为一体，才能真正加快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把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从根本上说，工业化过程就是科技进步的过程，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趋势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针对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以高新技术为先导，推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与高科技两者密切关联、互不可分。信息化是高科技的基础，它提供了高科技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信息化构建的网络状科研平台，高科技的发展不可想象。同时，高科技又源源不断地为信息化输送更加新鲜的血液，提供更加强劲的动力。正确处理好信息化与高科技的关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是我们在新世纪必须面对的新任务和新挑战。

2.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代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把科教兴国制定为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基本战略，是党和政府以我国的基本国情、当代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基本趋势以及经济建设发展的历史经验为依据而确立的。

从我国发展的历史来看，能不能看到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能不能走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列，是事关国家兴衰的大事。从秦代到清朝的乾隆末年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始终居于世界前列。但是到乾隆末年，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而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一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短短的100多年时间里，就使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直至在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侵略中国时不堪一击。今天，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我国的建设目标，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才，而我国科技比较落后和国民素质偏低的状况，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把科教兴国作为实现经济和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必须长期实施的基本战略。

从当代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趋势来看，只有紧跟时代潮流，奋发有为，才能走向繁荣昌盛，走向文明进步。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社会生产力每一步前进和飞跃，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与进步，都离不开科学的重大发现与技术的重大发明及其广泛应用。科技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当今世界激烈的国际竞争的焦点是科技与人才。谁能把先进的科技知识与人才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谁就能够占领竞争中的制高点，掌握竞争中的主动权，这已成为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共识。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长期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科教兴国，教育是基础。只有把教育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主动地位，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发展教育，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增强教育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的能力；必须倡导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生的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机制。科教兴国，科技是关键。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中国来说，实现科技创新，要从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抓住那些对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作用的重大科技课题，抓紧攻关，自主创新；要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力争在有条件的领域实现新的突破，在基础科学上有所发现，在高新技术上有所发明；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加强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要鼓励原始性创新，努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我国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要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解决科研、教育和应用相脱节的问题，促进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更快更好地转化，为人民群众甚至为全人类做出我们的贡献。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实施科教兴国，人才是中心。科学技术是以人为载体的，人既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也是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者。人类有着无限的智慧和创造力，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广纳贤才，知人善任，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支能够掌握世界科学最新动向、具有技术创新能力、能够不断攻克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各种复杂难题的工程技术专家队伍，建立一支学有所长并具有突出领导才能的科技管理人才队伍和现代化事业所要求的宏大的科学技术大军；要在全社会树立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积极鼓励群众性的技术发明、技术革新和技术推广活动，大力宣传、表彰和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

可持续发展，是指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既要考虑当前的发展需要，又要考虑未来的发展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将大大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增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和后劲，使生产力有一个新的解放和更大发展。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长远发展目标而确定的基本国策和战略方针。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但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因而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任务更加紧迫、更加艰巨。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必须把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更不能走吃祖宗饭，断绝子孙的生路。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惟一正确的战略选择。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能不能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能不能切实保护和有效利用人力资源、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的质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我们决不能走人口增长失控、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既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又要抓紧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着眼于未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基础。

第三章　　掌握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党的十六大之所以把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作为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向全党郑重地提出来，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面临的执政环境越来越复杂，变化越来越大，同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同相对封闭状态下相比，差别越来越大、新情况越来越多、局面越来越复杂。同时，我们的领导干部，在如何认识日益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怎样应对日益复杂的执政局面问题上，认识还很不足，能力还很不够，经验也不是很多。所以，有必要提醒全党的注意，有必要使我们的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把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作为一项基本功，不断在实践中得到提高。

一、认识到掌握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的重要意义?

面对日益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战略策略。中国国际战略的中心目标，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我们坚持首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发展起来。面向新世纪，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把握世界经济走势

21世纪，以全球化为中心，全球性的科学技术竞赛将导致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在21世纪，大国之间的科技争霸定将讲一步白热化，鹿死谁手也还未可知。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有那些在高科技领域、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能源技术和宇航技术等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国家，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国际贸易将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在21世纪，由于贸易自由化和技术进步所导致国际分工的深化，从长期来看，国际贸易将继续GDP的增长速度。维持高于世界跨国直接投资将继续迅猛发展。在21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主要由跨国公司所推动的直接投资将继续得到发展。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对服务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很可能出现加速趋势。

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生产的主要组织者。跨国公司而不是主权国家，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在21世纪，跨国公司的联合与兼并浪潮可能更加凶猛，超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将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继续发展。21世纪，世界各国还将进一步实行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规模将会继续扩大而不是缩小。其中，国际证券市场，特别是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将更加引人注目。与此同时，尽管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可能会取得一定进展，爆发新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依然难于排除。

世界经济组织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加强，国家主权日益受到超国家机构的限制。与此同时，改革世界经济秩序的呼声亦将重新高涨。在21世纪，超国家的世界经济组织的作用很可能进一步加强，主权国家可能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接受国际组织的安排与裁决。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内部或外部的斗争将是非常激烈的。发展中国家将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以打破美国和其他少数大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的垄断与控制，维护本国的独立与主权。在21世纪，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并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也将进一步加强。由于现存世界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和无效性，改革现存世界经济秩序的呼声必将重新高涨。

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全球化无疑大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的成果在穷国与富国之间，在同一国家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是极不平衡的。在21世纪，如果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得不到改变、有关国家政府不采取有力措施，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还将会进一步加剧。由于这种全球性不平等的加剧，在一定时期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将会加剧，在一些国家内部社会矛盾与冲突也将会加剧。

经济区域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20世纪9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区域化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方兴未艾。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洲经济共同体终于实现了货币联盟。21世纪初，在主要欧洲国家中，欧元将最终取代这些国家本国货币。在亚洲，各种关于建立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亚洲金融危机所提供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很难独自抵挡实力雄厚的国际资本的冲击。而现有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难于或不愿意对受到冲击国家提供及时的帮助或者提供帮助的条件无法令人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地域上接近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把希望寄托在邻国或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帮助之上。另一方面，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也使不愿接受世界经济霸权的国家和经济体受到鼓舞。实现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或合作，通过一体化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已越来越成为亚洲和其他地区各国和经济体的共同愿望。21世纪，在世界各地区，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大大加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成为世界各国抵抗美国经济霸权的主要手段之一。

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将进一步加剧。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世界性的生产过剩日趋严重。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为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维持经济增长，受危机影响的国家都在拼命扩大出口、减少进口。许多发达国家也力图通过增加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世界性的生产过剩正在进一步加深。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在21世纪的头几年，出现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世界各国调整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势在必行，而这种结构调整在一定时期内必将导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需要领导干部在决策时充分重视。

2.应对国际政治军事的复杂局面

20世纪前半叶，世界饱受两次世界大战之苦；后半叶又经历了46年的东西方冷战；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面临着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但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可以肯定，在新世纪，国际形势还将发生新的重要变化。但是，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缓和的趋势不会变，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不会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趋势不会变。

西方的新干涉主义思潮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并将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以西方国家为主提出的各种“军事干预有理”的论调纷纷出笼，声称“人权高于主权”、“为价值观而战”、“不干涉原则过时”，借“反恐”为名行干涉侵略他国之实等等，目的是为其军事干预他国内政制造借口。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对外军事干预的趋势也在增强。今后一个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还会利用其优势地位，打着各种旗号，绕开联合国，对他国进行军事干预。甚嚣尘上的新干涉主义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紧张，并将成为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不稳定的新因素。

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仍将不可避免，并呈现时高时低、时起时伏的波浪式态势。在21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部分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将逐步得到缓解和解决，但由于民族和宗教纠纷、领土争端、权力争夺等原因引发的新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仍将呈现时起时伏、时高时低的态势。从地缘上讲，非洲、中东、巴尔干至高加索这一“新月形”地带，将是发生危机、冲突和战争的主要区域，或成为“热点集中地带”，尤其是非洲将成为世界最为动荡的大陆。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仍将是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乃至国际安全的一个主要因素。

世界各国将继续深化军事调整，加强高技术质量建军将是21世纪各国关注的重点。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结局再次充分说明，落后就要挨打，高技术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可以预料，21世纪初将是世界各国加强军队建设的重要时期。有关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将继续深化军事调整，把加强质量建军、提高国防能力作为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

裁军与军控领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确保现有协议的落实将成为关注的重点。预计在21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社会的裁军与军控进程越来越艰难，将面临着两大挑战：第一，核军控问题有可能进一步突出。第二，导弹及其技术扩散问题将日益尖锐。与我国密切相关的是，朝鲜核问题如何解决。如果置身于事外，是不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这也是我们一再表态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的原因。

3.应对国际文化领城的复杂局面

不仅在经济政治发展上有需要我们重视的复杂局势，即便是在文化发展上，也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当今时代，国际文化领域有几大现象值得注意：

一是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导致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信息化和互联网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的价值观念文化倾向正在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涌来，青少年对于西方媒体的这些传播的接受更多更快。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这实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

二是国际社会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我国现在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是，我们的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是有中国特色的，是社会主义的，决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不能搞三权分立。与此同时，国际上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正在兴起，这种民主化浪潮的主宰当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价值观念。我们说，对于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我们都要吸取，但是切莫忘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不希望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他们对我们的“西化”和“分化”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就不能不积极应对所谓“第三波”的冲击。

三是所谓的“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论”的盛行。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越来越肆意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对其他国家随意指手画脚，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侵略别国。我们非常重视尊重和保护人权，这一点已经写在了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并且，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我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等人权正不断得到有效的尊重和保护。但是，我们的人权和他们理解的人权有所不同，并且我们坚信将创造高于他们的人权。那么，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利用人权问题对我国进行攻击呢？其实，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关心我们的人权，而真实的用意是在干涉我国的主权。

另一方面，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对待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当今世界，在不同国家经济、政治现象的背后，潜藏着不同类型的文明。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它们都对人类的共同文明作出了贡献。各种文明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统一、共存的一面。人类必须正确认识文明的多样性，并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要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不能自以为优越、高贵，而对别的文明类型横加指责，随意干涉。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各国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

对于文化上的问题，我们的思路应该从“围”、“追”、“堵”、“截”的思路中跳出来。比如互联网，它不仅具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新闻媒介及时、广泛传递新闻信息的一般功能，而且具有数字化、多媒体、实时性和交互式传递信息等独特优势。我们要充分地利用网络传媒，采取适合网络时代的活动方法、手段和形式，要积极地看待它对我们有利的方面。对大众传媒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保持认识上的敏锐性和预见性，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应采取排斥大众传媒的态度。我们在宣传上和实际工作中看到，很多人怀着对大众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络的恐惧心理，认为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对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要控制舆论和防止不良文化的渗透，但实际上，互联网、多媒体等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使政府对于新闻流通的传统主导权和控制权逐渐减弱和丧失。因为在当今时代，任何个人，只要有一台个人电脑和一个调制解调器，就可以接触到任何通讯社所提供的网上电讯，新闻广播和电子邮件服务。任何个人也都可以以未经编辑和未经删节的形式，平等的、个人化的自由选择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作为政府来讲，要控制这种表达，就如同对每个个人的来往信件拆开检查，理论上可行，实际上做不到。所以，我们最主要的不是要控制和限制新闻媒体，而是要因势利导、充分利用它。要利用信息网络技术为党的活动服务，要加强网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

二、正确处理当前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新时期一个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是全面开放的中国，同计划经济时代，同关起门来搞建设时已经大不一样了。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虽然一致，但是具体各个群体的利益是有所差别的，有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甚至是很大的。我们说，人民内部矛盾，说到底是一种利益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说到底是一个怎样整合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的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要像十六大说的那样，把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

1.正确处理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

新时期日益增多的人民内部矛盾，尽管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产生的，通常并不具有对抗的性质，但是，如果这类矛盾不能得到合理解决，则会严重影响和妨碍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这对我们党能否当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此，我们必须从坚持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充分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性。

只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党才能有效实施坚强领导，更好地为人民群众谋利造福。我们党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其执政地位的获得和巩固，是人民选择和支持的结果。而党的执政地位，又是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前提。建国以来，我们党按照人民意愿在整个社会实施集中统一的领导，把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主张变为不可抗拒的国家意志。如果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削弱甚至动摇，党代表人民利益就可能成为空谈。

只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党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集中体现人民利益的基本路线。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我们党代表人民利益，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这条基本路线贯彻好、执行好。而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则是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的整体要求和体现。大局有了保障，党的基本路线及其得以体现的人民根本利益也就有了保障。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导致的最大隐患之一，就是对大局造成冲击，即影响社会稳定，干扰改革和发展。特别是那些牵涉面较广的利益矛盾，实际上已对大局构成一定压力。近些年来，党和政府某些带全局性的改革举措之所以难以出台，或者出台后又在运作中遇到困难，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这就告诉我们，越是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就越是要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以此来维护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从而使党的基本路线更加富有成效地落到实处。否则所谓代表人民利益就只能成为我们的一种善良愿望。

只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党才能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更好聚合到实现共同利益上来。党代表人民利益是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全体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实现整个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同心同德地发挥聪明才智。所以，党始终都要重视强化社会凝聚力。要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已对社会凝聚力产生着不可忽视的涣散作用，特别是那些对抗性的群体行为和事件，对社会凝聚力的破坏就更显而易见。在社会生活中，在广大的人民群众内部，有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对矛盾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其结果只能是导致不同利益群体各自划分“利益范围”，导致整个社会离心离德，从根本上损及人民整体利益。所以，各级领导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消除那些有可能涣散社会凝聚力的不良倾向和因素，从而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高度聚合到实现共同利益上来。

2.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治体制向民主法治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个时期，也是各种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多发期。

在经济领域。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及各种经济成分内部。从纵向看，表现为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与企业、集体与个人、非公有制企业的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的矛盾；从横向看，表现为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低收入阶层和新富裕阶层之间的矛盾。当前突出的是地方保护主义、下岗失业、农民收入下降以及贫富差距拉大。这些，都将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形成一定影响。

在政治领域。突出表现为，党和政府内部出现的一些形形色色的腐败分子，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奢侈淫逸、贪赃枉法。许多国家的历史都说明，腐败高发期是同社会转型期相联系的，它所带来的“综合震荡效应”因信息化发达而加倍扩大，会严重削弱国家政权的群众基础。

在思想文化领域。突出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文化与各种落后、腐朽思想文化之间的矛盾，反映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观念与传统体制下旧的思想、观念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所呈现出的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创新与守旧、科学与迷信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情形，进而造成社会精神生活多样化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矛盾，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虚无主义、个人主义的矛盾，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矛盾等。这些必然会涣散党的向心力和民族的凝聚力矛盾解决不好，给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侵蚀打开方便之门。

在社会生活领域。旧的传统和不良习俗大量存在，表现为法律规范与社会行为缺乏规则；缺乏道德约束与一些人公德意识下降；社会发展变化与人民群众传统观念转变程度之间的矛盾。

必须指出的是，从根本上说，新时期的诸多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主要矛盾的直接体现。这些矛盾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完善、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也将在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

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内部”二字，因此，这一矛盾的解决办法，是把矛盾解决在内部，在内部解决。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当年是有重大贡献的。在历史上，斯大林一直不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存在，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1957年2月，毛泽东根据1956年以来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分析了各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今天的形势不同于过去，领导干部更应该用民主的眼光、法治的眼光，看待今天的人民内部矛盾。

第一，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要真正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到落实“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认识。明确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才能进一步弘扬先进思想文化，增强党和民族的凝聚力；才能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从根本上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二，以加快发展为根本。就总体而言，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发展经济。只有在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消除和解决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诱因；只有从根本上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才能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以体制创新为关键。在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大量产生于新旧体制的摩擦碰撞，解决的办法关键也就在于体制的创新。只有继续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体制的改革，使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更加公开公平公正，才能有效地减少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第四，强化社会的整合能力。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是由于一些地方的党和政府机关调节不力、处理矛盾能力不高、干群关系不好造成的。因此，强化政府和社会的整合能力，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对我们党执政水平、执政能力的检验和考验。为此，必须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依据党的理论、路线，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解决好因政策制定和执行不力引起的矛盾；领导干部必须转变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解决好因不廉洁和行为失当引起的矛盾；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级干部必须及时把握矛盾动向，及早研究和稳妥处理矛盾，不断提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水平和实际能力。

要特别把解决群众普遍关心、反应强烈的问题作为重点，下工夫解决好。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是群众最不满意、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下岗工人增多和再就业难已成为社会生活中新的热点问题；农民增收难和农村相对落后越来越成为国家发展的难点问题。这些焦点、热点、难点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主导因素。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迎难而上，综合运用多种措施，做艰苦细致的工作。

第五，灵活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一是坚决地而不是敷衍地贯彻教育疏导的方针。对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我们应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通过教育疏导、交换意见的办法去解决；对利益上的矛盾，不能简单和随意地用行政命令手段去解决。二是坚定地推行依法治国的方略，健全经济、政治、文化、行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善于运用这些法律法规，调解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前要着重防止和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徇私枉法现象。三是研究探索和建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经常化机制。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处理方式的多样性和综合性，有时用单一手段处理难以奏效，往往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才能增强解决矛盾的有效性。当然，对突发性群体事件，要严格依法办事，讲求策略方法，稳妥果断地进行处置，以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第六，改进党的作风。由于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无序性和社会整合能力需要增强的矛盾，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我们党是执政党，政府是党领导的政府，任何社会矛盾都需要党和政府出面处理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利益矛盾要靠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去化解，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要靠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去协调，群众的很多要求和需要也要通过这些领导者去实现和满足。所以，抓住和处理好了这个矛盾，就抓住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其他矛盾也就容易得到解决。

三、妥善面对和处理突发性事件?

新形势下，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由于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由于一部分人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失，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对于这类事件如何妥善安置，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严峻考验。

1.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原因

谈到原因，不妨回顾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分析，他指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就是干群关系较紧张；而干群关系紧张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当前，发生此类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不能动不动就把账算在群众头上。

第一，社会变化深刻、急剧，利益调整的政策、措施相对滞后。

人民内部矛盾本质上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反映。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的发展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加上各种利益冲突，矛盾容易加剧，国家协调的手段相对不足，这是群体性事件易于发生且难以处理的深层次根源。而最直接的原因是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就业方式等方面发生明显变化。工农群众的基本收入增长减缓，一部分人甚至因下岗或产业调整而收入下降，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加之一些人钻管理体制和法律的空子，损公、损人肥私，而某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抑贫扶富甚至嫌贫爱富，使一部分群众感到当前的政策措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不少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未能及时察觉，及时从制度上加以调整或给予有说服力的疏导，这是某些群众采取过激行动与领导对立的重要原因。

第二，法制观念淡薄，依法解决问题的渠道不畅。

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须建立在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严肃性、稳定性和全面适应性的基础上，然而某些行政、执法部门办事不公开、不公正，对政策法规断章取义，甚至因人因事而异，为己所用，或以言代法，徇私枉法，遇到群众抵制时，又文过饰非，压制群众，使群众有理无处讲，因而群众多采取闹事的形式要挟领导解决问题。有些群众不了解政策、法律，不懂得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依法监督党政机关，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领导造成压力，能较快解决问题。有些领导遇到事态扩大、压制无效时，又不问是非来由，不管要求是否合理合法，一律让步，予以解决。于是逐渐在一些人中间造成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觉。一次闹事就影响一大片，蛮横者得逞，老实人吃亏，老实人也会学得蛮横起来，使群体性突发事件越出越多、越出越大。

第三，领导作风恶劣，严重脱离群众。

这种官僚主义突出表现在不调查研究，决策脱离实际，损害群众根本利益；不关心群众疾苦，对群众的合理要求漠不关心，不及时解决；不接触、了解群众，同群众的感情疏远；对群众缺乏有说服力的教育引导，使群众将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恰当的一律归咎于领导。特别严重的是某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侵占国家和人民利益，生活腐败，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以致在某些群众中形成积怨。当群众对这些官僚主义的领导表示不满时，上级领导机关如果不耐心化解，而是一味袒护，群众难平的积怨就会爆发，形成激烈的对立事件。

第四，基层工作薄弱，凝聚力不强。

各级基层组织与群众最接近，最容易与群众建立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关系，如果能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许多矛盾就能化解于无形。但是目前相当多的基层组织战斗力弱，难以适应团结带领群众，维护政治稳定的要求。

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有的基层组织班子成员素质较低，形不成领导核心；有的基层干部不勤政廉政，缺乏领导威信；有的干部不懂政策、法律，方法简单粗暴，严重脱离群众；有的怕得罪人，回避矛盾，对群众纠纷及闹事苗头不主动协调、化解、上报，放任自流；对违法行为不敢查处纠正，甚至包庇纵容犯罪，个别干部还参与或组织闹事；极少数农村基层组织被宗族、帮派、宗教势力把持，公然对抗党和政府，集体违法犯罪；有些企业领导干部，把企业搞垮后，把责任向上推，唆使乃至组织职工到上级主管部门和政府闹事。不少规模较大的聚众闹事、纠纷武斗，就是在一些基层干部默许、放纵、参与、组织下搞起来的。

2.减少并解决突发事件的途径

如何减少并解决突发事件呢？毛泽东当年指出两条：一是“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二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①这对于我们处理当前的问题，也是很有帮助的。

首先，要客观辩证地分析和认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性质和作用，这是根本解决问题和制度政策创新的前提与基础。当代冲突理论认为，没有一个社会系统是整合得十分完美的，包括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内的社会系统中的冲突，是普遍存在的。通过释放积聚的不满情绪，可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冲突和危机是一种消极力量，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只有秩序和稳定才能实现经济发展。

在许多地方和国家，冲突和危机正是导致不稳定的重要根源。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一般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突然爆发。在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应引起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警觉和重视，及早决策予以防范，避免事态不断扩大激化。可以说，群体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官僚主义、政策失误、推诱拖沓等时弊的迎头痛击和报复性惩罚。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弊端，努力去消除，而且要主动追究造成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和责任，主动寻找工作上的薄弱环节和不完善之处，纠偏改错，把“坏事变成好事”。

其次，要充分发挥政府稳定社会正常秩序的职责。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是政府首要之责，也是政府管理的根本出发点。各级政府及公务员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关注弱势群体，及时准确掌握民情民意，积极主动改善服务质量，尽心尽力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这是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前提。

各级政府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减少失业人数。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充分调动人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加强宏观调控，协调供求矛盾，维护社会收入公平分配和平等竞争，缩小人们之间和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鼓励中小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以社区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力开发信息、中介和环保等新兴领域的就业机会，提高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各级政府要注重建立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机制，使人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证。各级政府要坚决执行国家救助弱势群体的各项政策法规，适当压缩非生产性的工程项目，减少铺张浪费，以保证财力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其中包括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努力为下岗人员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援助，完善城镇失业保险制度。适时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起全社会的保障体系。

再次，要深化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当代一些发达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强调一定范围内发挥政府维持社会秩序、满足公众需求的权威主导作用，同时，注重建立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合作管理的新型关系。

政府权力逐渐向社会转移，逐步提高社会组织程度，应成为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条重要思路。社会组织程度越高，社会就越稳定。政府权力向公民社会转移是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最为根本，同时也是最为艰难的问题。

当前应当加速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使企业真正按照独立的、契约性规则，以自愿自治为准则参与市场。政府要放权于行业协会，原政府部门中属于社会的权力应尽快放权于这种社会自治组织，通过政策法规引导，使之真正担负起行业管理的职能。目前，应十分重视和大力改变我国行业协会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问题。

在放权过程中，政府应放权于其他社会组织，使社会“私域”里的事情由社会群众性组织按照自身发展起来的契约法则来办，促进和增加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例如，对灾难、贫困、疾病等问题的多渠道社会捐助和救助。

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政府宏观调控与服务能力，也是重要途径。在努力发展市场、社会力量的同时，不断提升政府的权威和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和服务能力。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向地方政府下放社会管理权力和责任，以减少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压力，增加地方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自觉性和责任心。

最后，要重视建设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机制，防止激烈的社会对抗。要确保政府与民众联系的渠道畅通，其中应特别重视发挥国家信访部门的信息沟通作用，尤其要加强基层信访工作，让群众的各种意见能够充分表达。同时，要使领导接待日、市长电话和电子信箱、行政首长定期抽阅和回复群众来信等联系群众的措施制度化，及时了解和掌握社会和群众中存在的热点、难点和苗头性问题，以便及早研究和制定对策。应充分利用人大、政协代表听取并反映人民群众意见的制度，以改进政府的工作。

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程度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在出台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时，一定要同时制定出相应的配套保障措施。政策出台前需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和听取意见，反复论证，避免因决策不周引发矛盾冲突，努力使决策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决策出现重大错误，即使发生了错误也容易发现和纠正。

保护公民利益免受侵害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在一时难以了解事件发生原由，无法判断和确定事件性质时，必须首先假设它是人民内部矛盾，并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以防止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和手段解决事端，造成事态扩大的被动局面。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即使发现事端确有敌对背景，绝大多数参与者只是“胁从”，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

即使事件处于对抗状态，政府也必须采取克制态度，必须慎用警力，防止发生暴力。群体性突发事件多属于利益关系、思想认识问题，一般不具有对抗性。因此，最恰当的解决方式，应该是化解矛盾、平息事态、解决问题。事件发生，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迅速作出反应，与群众平等对话，多作调解、协调工作，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一要做到让群众说话，通过民主讨论、平等协商，共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二是耐心、细致、深入地疏通思想和信息，使矛盾和问题得以缓解、分流、分散。三是依靠基层组织做好群体事件中重点人群工作。四是对于重大事件，政府应紧急召集有各方专家（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心理、传媒、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参加的应急处理决策班子，尽快拿出平息事件的整体方案和对策。

从根本上讲，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克服官僚主义，改进政府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工作方式，这是根本减少和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关键。要严查重处领导干部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失职渎职行为；揭露和严肃处理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的行为，特别是国企、乡镇干部侵犯群众利益、违法乱纪问题，消除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要切实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改进工作作风、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在深化行政改革的过程中，应重视建立健全各种监督制度和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以制度和法律约束固化公务员的公仆意识，使公共管理权力切实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使之对待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不能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应付了事。要以法治根本纠正野蛮执法现象，如城市管理马路市场中存在的“土匪式的管理”、“打砸抢式的管理”。

3.善于运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

新的形势也要求我们在解决突发性事件问题上要有新的思路和用新的办法。从我们工作上来讲，要培训和提高各级干部处理社会冲突与危机的应急能力。

首先，完善行政首长负责制和政府责任追究机制，切实增强地方政府责任。行政首长对所辖地方和主管事务范围出现的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及时准确掌握民情民意，做到情况明确、措施主动；对可能扩展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苗头性问题要超前化解；对构成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不利因素和矛盾要抓紧化解；对突发性矛盾和问题要特殊化解；对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周期性发生的矛盾和问题要反复化解。

应坚持各级各部门负责人定期亲自接待上访群众、阅处群众来信制度，督办群众提出的重大问题。突发群体性事件，基层政府主要领导必须亲赴第一线，同群众见面并对话，讲究方式方法，防止和避免矛盾升级。因政府失职失误导致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且处理解决不力，行政首长应自责并引咎辞职，以平缓事态发展，促进事件尽快解决。

其次，加强冲突和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问题的理论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对我国现实社会矛盾及冲突的成因、规模、影响、预防、控制、消除，以及寻找政府非均衡状态下管理的最佳办法等进行探索和研究。

以2003年的“非典”来说，它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而且是已经演变成为的社会、政治、经济、安全与外交等多方面重大问题的非传统性冲击。面对危机，我们必须痛定思痛，充分认识到这场危机的严峻性。我们领导体制有无缺陷，我们的媒体有无失职。新闻传媒对政治和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越是开放和透明，越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再次，重视培训和提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迅速有效处理社会冲突与危机，是政府首要和必备的行政能力。危机管理知识在发达国家是公务员培训的必修课程，主要是针对本国或本地区经常发生、曾经发生、可能发生的危机形式（社会矛盾、自然灾害、民族冲突等）所采取的紧急应对的法律、程式、手段等方面知识的进修。在我国，无论是高等院校行政学专业课程设置，还是公务员在职培训，都没有突发事件应对和管理的课程内容。需尽快改变这种情况，当前应首先给领导干部补上这一课。

近年来，国际公共行政领域出现了“社区主义”潮流。政府无法解决的繁难公共问题，“社区”却具有独到的解决优势。传统上处理公共政策议题的层级常常是在中央或省级政府，“社区主义”治理的模式则强调自下而上地参与。社区所有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市民在社区论坛中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互相倾听他方的意见，彼此增加充分了解，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能符合民众最直接的需求。

如何借鉴国外经验，提高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美、英、德、法及亚洲的印尼、新加坡等国家在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方面的主要经验有：

（1）正确估计形势是政府作出解决问题决策的前提，切忌惊惶失措、盲目行动。要采取果断措施，依法实施危机应对措施，迅速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西方国家一般都制定了公共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有的还有单行的紧急状态法等法律、法规。

（2）严禁滥用紧急权以及警力、警械和强制措施。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紧急权措施，仅在确需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时施用，政府必须慎用。

（3）利用领袖人物的威望化险为夷。特别是采取果断高压性政策处理突发性事件时，必须依托权威的作用。

四、能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

善于协调不同群体之间及群体内部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们的治国之道，是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

1.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大变化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与1978年以前的阶层结构相比，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是为了建设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执政党目标的变化也需要相应调整阶级阶层问题的分析思路，需要客观地调查和评估当代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变化、地位、特点，研究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状态，从而更好地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中间层规模小，并且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上层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则处于贫困状态，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就有可能发生社会动荡甚至战争和革命。相反，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比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事体面的职业，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生活比较安定。社会中间层是社会的主体，他们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他们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利益一致，他们同时也是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型消费群体，他们还是社会变迁中缓冲社会矛盾的稳定力量。无疑，在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或者不会那么尖锐，大多数社会成员很少对社会感到不满。这样的社会是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的。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不合理的基本表现概括为两句话：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社会中间层的规模过小，而像农业劳动者这样的构成社会中下层的阶层规模还过大。这些不适应如不及时加以调整和克服，将对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尤其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是，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阶层结构比例失调往往是引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或者会使一个社会难以应对社会危机，难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经济以迅速从危机中恢复过来。

2.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特点

与发达国家的发展相比较，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展有其独特之处，这也是领导干部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要关注的。只有看到其不同点，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有效的办法。

第一，城市化过程严重滞后。

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较，城市化严重滞后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成长缓慢的一个客观原因。所谓城市化滞后，是指社会总人口的城乡分布结构（以及劳动人口的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相称。因为，在现代意义上，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过程。在中国，工业化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产业结构水平比较高，而就业结构水平却比较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没有带来就业结构的高度化。

第二，社会政策缺位。

综观中国的各种政策，可以看到，在促进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成长方面，迄今未形成像宏观调控经济的经济政策那样的明确而自觉的社会政策。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基本上是在国家调整经济政策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发生的，国家并没有自觉到要运用相应的社会政策去引导和协调这一过程。所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具有明显的自发性。迄今为止，国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的增长，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再翻两番，达到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且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人民富裕了，社会结构就会得到稳定，国家就能实现长治久安。因此，若干年来，我们制定了这样那样的推动市场经济迅速而稳定地增长的经济政策，却没有注意制定相应的适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在有些同志看来，经济政策甚至可以替代社会政策，可以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然而，这恰恰是国家政策考虑上的一个严重的误区。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应当以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再分配手段，一方面在合理的限度内缩小各阶层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调节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为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提供足够的保障，从而防止社会出现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缓和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是，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这表明，在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政策还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形成与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和形成相适应的社会政策，没有形成能够合理地调节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社会政策体系。

国家社会政策缺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证。在这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这一问题本身有两个表现：一是经济条件本来较好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得到的保障也比较好；相反，那些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的阶层和群体却得不到足够的保障。例如，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适用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基本上没有什么保障可言。而在城市，有工作的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比没有工作的人所享受的好，工资水平高的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比工资低的人所享受的好，有城市户口的职工享受的社会保障比农民工所享受的好。可见，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起到保护弱势阶层和贫困阶层的作用。二是社会保障的力度远远不够，难以充分地确保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不仅如此，即便是非常有限的这点儿社会保障，还不能做到让所有贫困人口都享受到。

第三，社会制度创新滞后。

在计划经济和身份制度时代，至少有三种制度安排直接阻碍着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流动。一种安排是户籍制度和相关的就业制度，这种制度铸造了一个城乡分离的制度化的二元社会结构。一种是干部人事制度，根据这种制度，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工人，都很少有机会获得干部身份，向干部阶层流动。一种是高等教育制度（相关的还有知识分子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大学学历的人自动获得干部身份。这本来是一种不错的文官形成制度，但当时的高等教育机构较少，能进人大学的人数极为有限。改革开放以来，在上述三种制度安排中，变化最大的是教育制度，问题最大的是户籍制度。迄今为止，虽然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还没有被彻底打破，因而它继续成为阻碍农民进城的制度性樊篱。可以说，目前的城乡制度安排具有半封闭半开放的性质。当然，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的结束，与城市户口相联系的许多福利已经没有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户籍制度的樊篱作用也随之完全消解；相反，这种作用在许多方面仍然表现得相当清晰：进城的农民即便在允许他们进入的领域找到了职业，也可能会被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名义赶出城门。显而易见，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制度化二元社会结构，是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中要求大幅度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趋向不相适应的。

另外，公共资源的配置不公正，导致机会结构不公正，这也是阻碍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一种制度性缺陷。目前，最严重地影响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公共资源配置不公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或不当。分城乡来看，城市的公立教育机构获得的资源远远多于农村的公立教育机构。实际上，农村的教育是农民自己办的教育，而城市的教育才是国家办的教育。分教育层级来看，高等教育所获得的公共资源远远多于基础教育，当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财政拨款被投给那些办学条件已经相当不错的大学时，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或希望工程这样的民间资源动员方式去解决。在这种制度下，城市的教师可能每月有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薪水（当然，这是应该的），而乡村教师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还经常被拖欠，并且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更长。与此同时，大学收费制度的并轨改革，提高了莘莘学子跨入公立大学深造的门坎。而相应的扶助机制又没有完全及时地配套。这样一种教育资源配置制度的结果就是使广大农民和贫困阶层陷入结构性、制度性的机会不公状态，在参与市场竞争方面缺少足够的能力，因而也就缺少适当的向上流动机会。

3.协调不同阶层群体利益的基本对策

由上可见，不同阶层群体利益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而是要积极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仅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更要善于处理不同群体之间及群体内部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强大合力。

第一，建构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稳定是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出发点。中国需要稳定，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况且，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能够支撑一个稳定、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当然，这种稳定不应当是强加的，而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肯定和强化各种合理合法的社会阶层形成机制（如收入分配机制、地位获得机制）等，消除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机制，从而确保由此形成的每一个阶层所享有的地位与利益能得到本阶层的认同，并且也能得到其他阶层的认可或基本认可，确保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有相对公平的机会在不同的阶层之间流动，这乃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稳定机制。

合作而非对抗，是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基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合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性的关系，更不是敌我关系，而必须是一种通过协商而广泛合作和“联盟”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振兴中华民族，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理想；而且也是因为，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社会各阶层有各自的阶层利益，从短期来看，这样的阶层利益关系是有矛盾的，但从长期来看，各阶层只有通过相互妥协、协商和合作，走共赢的道路，才能使自己的阶层利益实现最大化。有鉴于此，国家为培育合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而进行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也应当贯彻这一精神，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广泛妥协、协商和合作提供必要的社会制度环境和社会政策支持。共享而非偏惠，是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成功的基础。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要建成一个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这应当是全国人民都将乐于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而要使这一目标得到成功的实现，国家的有关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选择就必须保证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能够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

共享包含着消极与积极两层含义。其消极的含义是，有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要能够保证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会有哪个阶层成为纯粹的利益受损阶层。当然，改革是一个调整利益格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阶层的利益可能在某个时段遭受某一方面的损失，但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应当保证，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来看，这种利益损失是必要的。同时，某一方面的利益受损的阶层，能够从其他方面得到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目标的合理补偿。其积极的含义则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福利都能够得到绝对的增加。当然，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由于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条件的不同，由于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不同的阶层享受改革和发展成果的时间会有先有后，所分享的份额也会有大有小，因为共享并不意味着均分。

协调各阶层利益，是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首要目的。客观上，各阶层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形成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为了保证这一结构稳定、持续和充满活力，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方面去协调这些矛盾的阶层利益。如果国家在协调社会阶层的利益矛盾方面软弱无力，或者完全偏向某些阶层的利益而漠视其他阶层的利益，那么，社会各阶层合作的可能性就会消失，冲突和对抗的可能则会变成现实。在这方面，南亚和拉美一些国家的教训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当然，这里所说的协调，并不意味着采取比如剥夺的手段去削平差距，而应当是指一些制度化的安排和合理的适度的政策选择，例如公共资源的公正公平配置，这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能使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那些按其自身条件没有优势可言的阶层都能够获得一定的竞争能力和较为公正的竞争机会。因此，所谓的协调，不是出于良心或良知的号召，而是切实可行而又必须实行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

努力保护弱者，是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重要责任。任何社会都难免会有一些弱者，如各类贫困人口，他们通常都是由于遇到一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而在竞争中成为失败者的。保护他们，为其基本生存提供必要保障，这既是国家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道德责任，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还是解除其他各社会阶层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放手地广泛参与各种正当竞争的制度和政策保证。要知道，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在竞争中失败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着的。因此，构建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真正做到未雨绸缪，也是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重要使命。

第二，协调好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

以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往往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问题。这对于一个政党来讲，并没有错误。但毕竟党现在是执政党，执政的一个关键作用是发挥整合作用。对于政府来讲，就是要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在这方面，作为政府可做的是：

（1）制定相应的调节性社会政策。

从长远看，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需要建立带有战略性的，能够长期坚持的社会制度，同时还要根据时代的进展和变化制定调节性的社会政策。这样的社会制度与政策组合的根本目的，就是构建一种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并在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下，使这种结构在面临不同时期的具体问题时能得到及时的调适。

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改革任何阻碍社会流动的制度和政策樊篱；建立开放的社会结构和公正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保证社会上的各种地位、角色和发展机会能够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保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边界不固定化、有形化和身份化；保证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为社会各阶层共同享有（当然不是平均享有），而不是为某个或某几个占有优势地位的阶层所独占。

从近期来看，应当加紧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为了建立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近期和中期可操作的社会政策至少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有步骤地改革户籍制度，并最终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社会各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尤其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和向社会其他阶层流动，创造自由而开放的政策条件，从而使该大起来的阶层能够变大，该缩小的阶层能够缩小，促进社会中间层成长壮大。

二是要继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打破各种无效和低效的行业和部门垄断，最终建立自然而合理的社会分化机制。

三是要警惕和预防其他形式的垄断出现，要密切关注私营企业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在促进私营企业发展成熟的同时，要避免它们在某个地区、某个领域形成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垄断局面；另一方面，还要采取充分有效的措施，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推进职工参股等制度建设，促使社会中间层不仅能够获得较高的工薪收人，还能够拥有一部分财产收入，从而既达到扩大社会中间层的目的，又促使他们的政治取向更加趋于稳定。

（2）建立有效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的社会机制。

由于个人的原因（如家庭背景）或者由于社会的原因（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夕阳产业资源耗竭），不同社会成员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是不同的，因而在自发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动或社会流动过程中，他们往往面临事实上的机会不平等。从长远看，以创造相对平等的机会结构为己任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理应在建立有效地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方面发挥作用，尤其要关注产业工人与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升迁机会。

从近期看，社会政策创新的可操作方向是，从公正和公平的考虑出发，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其中最为有效的操作平台，是建立公正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制度，制定提高普通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竞争能力和技能的教育与培训政策。另外，中国的区域发展差异巨大。东部地区由于起步时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而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之势。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日益扩大的差距，将在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造成更为严重的机会不平等。要缩小这种区域不平等，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国家加大区域之间的转移支付的力度。

（3）建立有效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于追求社会公平的社会制度与政策来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有效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恒常机制，并创造使这种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制度—政策条件。首先，从发展和保持社会活力的考虑出发，相关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应当充分保护各阶层的合法利益。其次，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应当致力于形成在社会上广泛具有合法性的合理分配机制，限制和消除各种非法收入获得的渠道，要坚决进行反腐败、反走私、反假冒伪劣和反偷税漏税的斗争。再次，要建立合理的再分配制度，制定相关政策，缩小各阶层之间的差距，保证社会各阶层都能参与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和政策存在若干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这种社会不公现象无疑是加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清理现有各种税收制度以及纠正相关政策的失误，建立和制定各种在保持效率和活力的前提下，有效而适度地调节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制度和政策（如切实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等），从而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乃是中国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创新的当务之急。

（4）建立健全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近年来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话题。从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需要出发，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与每一个社会成员利益攸关的事，更是保证社会贫困层获得基本生存条件的关键所在。因而，加快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无论从长远来看还是从近期来看，是围绕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一核心来建构新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体系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5）制定支持不同社会阶层发展的具体社会政策。

在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占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承担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作用。因此，真正完整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体系，还应当考虑到这种特殊性，为社会各阶层的健康发展提供特定的政策支持和必要的制度约束。一是进一步明确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地位、作用、利益与限度，培育一支高效、自律的公务员队伍。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主导阶层，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因为他们掌握着最为重要的资源，即政治权力。因此，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重点，是切实保证这个阶层的合法经济利益，使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地位获得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二是充分肯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作用，引导这个阶层健康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事业里，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也是一个重要的主导性阶层。相应地，我们不仅应当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地对待私营企业主阶层，赋予它与其他阶层平等的政治地位，还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和引导这个阶层健康发展。目前，大致说来，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健康发展的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选择的重点有四个。重点之一：充分承认这个阶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起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实践者、组织者和主要推动者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扩大这一阶层的规模。重点之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切实承认他们的合法利益，要把他们当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分子吸收到执政党中来，从而扩大执政党执政的政治和社会基础。除此以外，国家在法律制度安排上还要做出一些调整，如在宪法上进一步承认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等等。重点之三：要锤炼和提高他们的素质，促使他们从私营企业主向现代企业家转化，从而使他们不仅能够应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机会和挑战，还能够正确对待自身的阶层地位，注意在企业中建立与员工对话和协商的机制，进而在企业内部形成双赢的机制；要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不善待雇工的行为对整个阶层的长远利益的危害，并不断予以克服。重点之四：适度扩大他们参与政治、表达利益的合法机会和正常管道，防止利用非法手段和途径参与政治和公共资源的配置，谋求非法利益，对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各阶层的利益造成侵害。总之，要使这个阶层能够稳定下来，能够进一步发展，从而充分发挥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者、组织者和主要推动者的作用。

（6）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培育新社会中间层。

在现代社会，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群体等，是形成所谓新社会中间层的主要社会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新社会中间层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活力之源。而这个新中间层的形成，则主要得益于现代教育的高度普及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目前，随着改革的推进和“脑体倒挂”问题的逐步解决，这些阶层中的大多数人的经济收入有了较大提高，其利益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证。现在的问题或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重点，主要有以下三个。重点之一：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展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要发展高级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扩大新社会中间层得以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重点之二：改革农村教育支撑体系和地方财政制度，由国家财政（县级以上）来支撑农村教育，从体制上解决农村教育由农村办的状况，解决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长期、普遍被拖欠的问题，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安心本职工作，把农村的基础教育办好。重点之三：加快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创造有利于科学创造和技术创新的制度—政策环境，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有现代知识和技能的群体的创造力。

（7）创造就业机会，保障产业工人阶层的权益。

中国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中国产业工人阶层还将不断壮大；但与此同时，城市又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可见，就业机会不足，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也是稳定和提升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现有的产业工人和潜在的产业工人）的阶层地位的瓶颈之一。与之相应的相关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重点有两个。重点之一：大力创造就业机会。这是近期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和社会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战略性任务。人多、劳动力多、需要的就业岗位多，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重点之二：采取得力而有效的措施，切实保障产业工人阶层的合法权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保护产业工人阶层的合法权益的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严峻，因而是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重中之重。

（8）稳定地权，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有关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最终目的，是大规模地减少农业劳动者，从而富裕农民。针对这一目的，相关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重点有三个。重点之一：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在目前，真正应当减负增收的是低收入的纯农户，或以农业为主、很少兼业的低收入农户。重点之二：彻底稳定地权。可以考虑从法律上使农地使用权相对稳定。重点之三：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加快城市化步伐，取消各种分割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政策，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市场，在大量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规模的同时，使农民工群体真正完全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融入城镇社会。

五、能保持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

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办好中国的一切事情，关键在党。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在中国，只要中国共产党自己励精图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那么，任何力量都是不能把我们党打垮的。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台湾国民党选举的失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政党内部的四分五裂是其重要原因。因而，在应对复杂局面方面，特别要强调，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班子都必须倍加珍惜党的团结，同心同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只要我们党是高度团结统一的，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凝聚力是强大的，那么，我们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1.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是全党团结的政治基础

党的团结，从政治上讲，就是全党在纲领和路线上的一致。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的一致，全党就失去了共同奋斗目标和行动准则，因而就难以形成坚强的团结。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行动纲领和总路线。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党的十六大上总结的党的基本经验，是我们党的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是全党乃至全国人民团结的政治基础。换言之，要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不动摇。要在全党进行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提高贯彻执行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自觉性，使全党在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坚定的信念。使全党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大局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实现全党在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基础之上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和统一。

2.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会党团结的组织基础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实践证明，只有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而没有组织上的统一，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就难以巩固，党的团结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们必须维护党的组织上的统一。这里，最重要的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因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领导制度和政治纪律。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有机统一整体，离开了民主集中制，党就失去了组织的纽带和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准则，党就会涣散无序、缺乏生机和活力，因此也就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团结。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就曾经号召全党，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江泽民也指出，靠什么来保证党在组织上、行动上一致呢？最重要的就是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必须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坚持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正确对待和处理个人与组织、上级与下级、局部与全局、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证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

3.干部队伍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组织者。因此，党的干部队伍的团结，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团结，对于全党的团结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如果没有干部队伍的团结，特别是没有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级领导班子的团结，党就没有统一步调和行动，全党的团结就是一句空话。

要维护党的干部队伍的团结，必须做到：第一，要按照“五湖四海”的原则，全面团结干部。我们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分布在各条战线，他们应该不分地区、不分新老、不分民族、不分行业和职务，在为实现党的总任务这个大目标下团结起来。为此要处理好新老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干部、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之间的关系，清除各种不团结的因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定要处理好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的关系，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因此，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第二，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有不同意见及犯了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毛泽东指出，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有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在革命队伍内部，每个干部由于工作经历不同，认识水平不同，觉悟程度不同，性格特点不同，加上社会事物异常复杂，必然会产生一些不同认识，出现意见分歧。只要大家都出于公心，正确分析这些不同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就能消除分歧，统一认识。如果一时不能统一认识，也要顾全大局，求大同、存小异，团结起来，做好工作。要善于团结犯过错误的干部。任何人只要工作，就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要嫌弃他们，而要积极主动帮助他们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以便改正错误，接受教训。第三，必须谦虚谨慎，力戒骄傲，毛泽东说过，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能平等待人，互相尊重，共同进步，增强团结；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就必然影响团结。

4.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党中央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纲领和路线而斗争的最高指挥部。只有各级党组织和党的全体干部和全体党员在政治上自觉地服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全党才能有统一的思想认识和统一的政治行动，这既是实现党的纲领和路线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党的团结的根本前提。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党的基本的政治纪律。党的每个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必须无条件地自觉遵守。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讲价钱，不能口是心非。有的同志提出，组织上的服从要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为前提。这种观点貌似正确，其实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极为有害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不能以个人或少数人的主观认识为标准，而只能以全党的反复实践为标准。如果以个人的认识作为判断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各行其是，那么，全党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行动，进而，党就会四分五裂。还有的同志提出，强调无条件地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会不会妨碍发扬党内民主、束缚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我们说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是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不要民主的家长制式的一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不仅对具体工作问题有充分认识的自由，就是重大的方针政策，也是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由党中央集中全党的智慧而制定出来的。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党中央一方面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绝不允许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另一方面又提倡要结合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如果对党的决定和政策有不同意见，可以按照组织程序向上级直至中央反映。因此，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发扬党内民主、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还应指出，我们所说的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指在重大方针和重大政治问题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每句话都说得同中央一模一样。如果那样要求党员干部，就会使大家变得谨小慎微，根本不可能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党也不可能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因此，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科学含义，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有效地贯彻执行。

5.反对党内任何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统一战斗集体，决不允许任何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的存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必须坚决反对宗派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当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之后，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这就是说，工人运动内部和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宗派组织、宗派活动，都对党在思想上起腐蚀作用，在政治上起瓦解作用，在组织上起分裂作用，因此，实质上都是反动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曾同巴枯宁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直到把巴枯宁分子清除出国际。列宁为维护布尔什维克党的纯洁，也坚决同孟什维克分子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我党的历史上，也多次出现宗派主义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的事件。例如，王明的宗派主义，张国焘的宗派主义，都给革命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宗派主义是扩大的个人主义和小团体主义，是个人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宗派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自私性和狭隘性。这种特性决定着宗派主义不可能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出发，而只能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出发，并且常常以损害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满足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宗派主义所具有的这种自私性和狭隘性，势必在党内导致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排斥异己，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在党外排斥他人，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团结。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党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自己不参加任何宗派活动和派别组织；同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派主义、自觉地同任何宗派活动和派别组织作斗争，维护党的团结。

6.讲大局、讲团结、讲稳定

全党同志要维护和增强团结，坚持讲大局、讲团结、讲稳定。这是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根据党的建设的实际和干部队伍的实际提出的一个重要要求。坚持讲大局、讲团结、讲稳定，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经验，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我们就必须坚持讲大局、讲团结、讲稳定，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这三方面的关系，并正确处理好这三者关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必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当前，强调讲大局、讲团结、讲稳定，就是要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更好地贯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进步和最终成功。讲大局，就要维护这个大局，服务这个大局，从大局出发，在大局下行动，为大局做贡献，用维护大局的成效来检验我们的一切工作；讲团结，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把意志和力量统一到党中央的总体要求和工作部署上来，以思想上的统一保证行动上的一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讲稳定，就是要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