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陆军上将、十大抗日名将之一、“北京的大功臣”

邓宝珊----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西北名将、北平和平解放的钥匙

邵力子----国民党中宣部长、陕西省主席、和平老人

卫立煌-----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十大抗日名将之一

   傅作义

    傅作义（1895—1974）字宜生，山西荣河人，是一位抗日名将、追求进步的国民党员。1949年 1月，他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主张，毅然率部举行北平和平起义，使古老的文化故都完好地归回人民， 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免遭兵燹。这一义举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青少年时期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 6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这是一个濒临黄河、常遭黄泛灾害的贫穷村庄。傅家世代务农，耕种黄河滩地。父庆泰，年轻时在黄河边摆渡维持生计，逢水浅时，靠背客登岸，挣些脚力钱。后借债租船，贩运煤炭于禹门口至西安之间，稍有积蓄。1900年 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避难西安，这年冬季特别寒冷，皇室所需取暖用煤骤增，官买民用，煤价飞涨。傅庆泰往返运煤于西安、潼关之间，得利甚厚，家境从此殷实，后来又设立若干商号，渐成荣河县有名的富户。

　　傅庆泰生三子一女，作义为次子。他幼年丧母，由继母王氏抚养。六岁时进私塾，受启蒙教育。性喜骑烈马、游黄河。1905年入荣河县立小学堂，各门功课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深得父母喜爱。1908年入运城河东中学堂，课外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小说，书中人物的忠义行为和爱国精神使他受到薰陶。1910年考入太原陆军小学，受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翌年在太原参加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少年革命先锋队”。是年10 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太原响应起义，傅担任起义军学生排排长，随起义军总司令姚维藩赴娘子关抵御清兵。随后又参加李鸣凤率领的起义军攻打平阳府（临汾）。

　　1912年，傅作义由太原陆军小学保送入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除学习军事课程外，对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城皋之战、孙曹赤壁之战等，产生浓厚兴趣。是年因远离家乡，耗费较大，又不注意节省，向人借了20两银子，寒假回到家中，父亲没有责备，只带他到黄河边，让他脱掉鞋袜，一同跳入水中，然后对他说：“我的钱是这样挣来的。”傅深感内疚，自此一生崇尚简朴，人称“布衣将军”。

　　1915年，傅以优异成绩毕业，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他一如既往，学习刻苦努力，守纪律、讲团结，尊敬师长。所有步兵四大教程及典范今、射击、马术等，考试成绩均优。特别是射击，弹不虚发，名列全校第一。

二、参加晋军，涿州闻名

　　1918年，傅作义从保定军校毕业，回到山西，参加阎锡山的晋军。初任独立炮兵第10团见习官，不久，转任排长、连长。1922年，升任少校团副兼团技术队队长，负责全团技术训练。由于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体操、射击、劈刺、投弹在全省军事技术比赛中均名列第一。1923年任营长，经常把自己的薪金补贴在练兵上，得到官兵的信赖。

　　1924年 8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阎锡山配合直系，率晋军攻占石家庄。傅作义营担任警戒任务，表现出色，得到晋军前敌总指挥张培梅的嘉许，力保其升任第4旅第8 团团长。10月，直军将领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所部改组为国民军。1927年 1月，直奉联合晋军进攻国民军。国民军在腹背受敌下，往西北撤退。平绥铁路上的天镇，是国民军的必经之路。晋军派傅作义第8团驻守天镇阻截。国民军宋哲元部历时三个月的攻城，未能将天镇攻下，由此显露了傅作义守城的才能，战后被擢升为第4旅旅长，旋又升第 4师中将师长。

　　1927年，当国民革命军在河南临颍大战中击溃奉军主力，胜利北上时，阎锡山放弃了与奉系张作霖的联合，接受南京政府的委任，担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晋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3集团军，并于1927年 9月29日誓师“北伐”奉张，一路沿京汉铁路北进，一路沿京绥铁路东进。傅作义则率第4师附炮兵团奔袭涿州。10月初，傅作义利用奉军换防之机，从太原深入奉军腹地，一举占取涿州，造成对奉军的致命威胁。可是晋军各主力部队迭告失利，纷纷撤离京汉、京绥两铁路线，涿州成为孤悬于奉军包围中的唯一据点。傅作义只得采取固守待援之策。奉军凭借优势，对涿州发动九次总攻。傅作义以不足万人的无援之师。死守涿州达百日之久，陷于弹尽粮绝，兵民交困的绝境。阎锡山鉴于死守涿州已无意义，在各界劝和声中，遂授意傅作义与奉军停战议和。经过往返折衷，谈判告成。12月30日，傅通电宣布：“停止军事行动，将所部挺进军改为国防军，不再参加内乱”（《国闻周报》第五卷第二期）。1928年 1月12日，第 4师残部7000人出城接受奉军改编。

　　涿州之战。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城市攻防战中著名一役。它虽然是一场军阀混战，傅军也迫于客观形势接受改编，但傅作义能攻善守的军事才干却得到军事界的公认，由此使他一举成名。

三、从中原大战到主政绥远

　　涿州战后，傅作义在保定被张学良软禁， 4月25日经友人侯少白、翟少如等帮助，潜逃天津。 6月 4日，国民党蒋、冯、阎、桂四大派系联合“北伐”告胜，南京国民政府特任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 8月，阎任命傅作义为国民革命军第 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1929年任晋军第43师师长。

　　1930年 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傅作义被任为晋军第3集团军第10军军长，负责指挥津浦线北段战事。 6月25日率部进占济南，兼任济南行营主任，所部继续南下兖州、曲阜一线。蒋调陈诚、蒋光鼐两部增援，晋军全线溃败， 8月15日弃守济南。 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并分兵入关援蒋。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宣告结束，张学良得以接管华北，共节制晋绥军。年底，傅作义率部移防绥远。1931年 1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傅作义为陆军第7军军长兼第10师师长。 7月改任第35军军长兼73师师长。同年 8月18日，任绥远省代理主席。12月28日正式任命为主席。

　　傅作义接任绥远省主席后，鉴于连年动乱，土匪遍地，民不聊生，便向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提出“移民、实边、发展生产、巩固国防”案，并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消解匪患，整顿税收、金融，疏浚河渠，发展工农业生产。在短短几年内，绥远面貌大为改观。至1937年，七七抗战时，绥远省社会基本安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财政税收增加，库存现金84万元，白银 210万两，部队的装备和给养也有了改善，为绥远抗战准备了条件。

四、长城、绥远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 9月28日，傅作义与宋哲元等50余名北方将领联名通电，“呼吁全国各方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群策群力，共同奋斗”，表示“愿为抗日救国，捐躯摩踵”。同时对所部加紧抗日动员，每天早晚带领官兵，齐声高呼：“誓保国土，以尽责任，不惜牺牲，以雪耻辱”。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5日，傅作义分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抗日。15日，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全省同胞“奋起救国御侮”。25日，奉命率部由绥远出师东进，开赴抗日前线。2月上旬，傅部在张家口编组为第7军团，傅作义任总指挥，35 军的番号暂改为59军。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后向长城各口进犯，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由于蒋介石谋求对日妥协，长城各口相继弃守，日军直趋平津。蒋介石担心平津丢失，使华北局面难以收拾，一面派黄郛向日方求和，一面在北平周围布防。4月30日傅作义部奉命开往牛栏山西至昌平一线布防。日军为胁迫国民党当局接受苛刻的停战条件，于5月22日以第8师团西义一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傅部阵地进攻。傅作义亲临指挥，全体官兵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牺牲精神，英勇抵抗。董其武团在牛栏山一带，孙兰峰团在怀柔以西阵地，与敌白刃相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双方形成拉锯态势。然而，正当傅军痛击顽敌，英勇苦战时，23日晚黄郛在北平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何应钦随即令傅部停止战斗，撤出阵地。傅作义接到停战撤退命令，无比愤慨，质问说：“怎么抗日还有罪？”坚持 “只有日方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后撤。”经交涉双方同时后撤，傅才忿然下令撤兵。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就这样宣告结束。该战役计毙日军246 名，中国官兵阵亡367人，伤484人。傅作义对阵亡官兵极感悲痛，后来特地派员将殉国官兵的遗骸护运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安葬在大青山下，建立纪念碑，并将烈士名字刻于碑上，以寄哀念。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爱国官兵在北方第一次以武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得到全国各界积极支持与赞扬。

　　长城战役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塘沽协定》不断在华北制造事变，又先后逼迫国民党当局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卖国条款，华北危机日益加深。日军为了阻绝中国西北对外交通，割断与苏联的联系，1936年春又在察绥积极扶植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和李守信，成立所谓“蒙古军政府”；还收买土匪王英，组织所谓“蒙汉西北防共自治军”和“大汉义军”。同年4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公然窜到归绥，活动傅作义主持华北亲日政权。此时，德王已充当日本侵略者的鹰犬，积极在西部各盟活动，直接挑起与绥远省政府的冲突。并酝酿武装暴乱。而对日军在绥远的侵略、诱降活动和德王分裂祖国、叛国投敌的行径，傅作义怒不可遏。是年10月，傅到洛阳见蒋介石，坚决要求反击日军和蒙奸，以伸张民族正义。蒋介石要傅以忍让为主，非不得已时，不可轻易对日作战。当得知德王在日军指挥下，准备分三路大举进犯绥远的消息后，傅认为到了“不得已时”，11月8日晚秘密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进行军事部署。会上，傅对大家说：“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傅作义生平》第五页）针对敌人三路攻势，采取以攻为守，主动出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各个击破的战略。

　　11月15日清晨6时许，日本驻蒙古军政府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5000余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三路向红格尔图发起猛攻。红格尔图是绥远东部的门户，由察北、商都通往百灵庙的重要驿站，日伪侵占红格尔图旨在打开绥东门户，会师归绥，进而占领整个绥远。傅作义亲临集宁前线指挥，命令部队星夜奔袭，出敌不意，抄袭敌后。日伪军猝不及防，至18日上午7时许，全线溃退。红格尔图战斗以我全胜告捷。

　　当时，敌人在百灵庙驻有一个多师的兵力，囤积着大量武器弹药和粮食，并凭借险峻的山势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傅作义决心拔掉这个钉子，于11月22日指挥各部秘密集结百灵庙附近，进入攻击位置。23日夜11时，部队在孙长胜师长和孙兰峰旅长的指挥了突然发起猛攻，至翌日9时半，全歼日伪军，取得百灵庙大捷。敌伪军阵前反正两个旅，击毙日军顾问29人，俘敌200余人，检点敌尸600余具，草地尚有冻毙敌尸200余具，缴获武器、弹药甚多。我军伤亡400 余人。12月4日，傅军击退敌人反扑后，乘胜收复了百灵庙以东另一战略要点大庙。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傅作义领导绥远抗战，曾得到中国共产党及各方爱国人士的声援。战役开始前，中共派南汉宸携毛泽东亲笔信到绥与傅联系，对其抗日表示热情支持和鼓励。 12月1日，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援绥通电，要求南京政府“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决不能坐视傅作义等抗战而不救。黄炎培、朱自清等著名爱国人士，组成慰问团赴绥慰劳。爱国华侨陈嘉庚，不远万里捐赠药品、服装和钱财，后来还写了《傅作义高义》一书，称赞傅作义及其所部的抗战功绩。绥远抗战胜利告捷，天津《大公报》发表文章，赞扬此役“揭开民族历史的新页”。中共中央特发电祝贺，称赞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

五、御敌平型关，孤军守太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统领晋绥抗日军事全权。晋绥军共编第6、第7两个集团军，傅作义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8月，傅率部参加平绥路东段作战。由于第68军军长刘汝明作战不力，加之傅部动作迟缓，未能给在南口、居庸关、延庆、怀来一线的汤恩伯部有力支援，平绥路东段各据点于8月下旬相继失守。9月，日军板垣第5师团由宣化南下攻取广灵，傅奉命在雁门关布防。日军以雁门易守难攻，倾主力向平型关进攻，傅部奉命驰赴平型关接替第6集团军。当日军向傅部猛攻时，适八路军115师伏击板垣师团预备队和辎重队，歼敌千余人，给傅部以有力支援。日军在平型关受挫后，由东条英机察哈尔派遣兵团突破茹越口。傅向阎锡山建议由晋军主力围歼孤军深入的东条部，然后向板垣师团反攻。阎为保存晋军实力，拒绝采纳，致使东条部占领繁峙，拊平型关我军侧背。9月底，傅部被迫向五台山、代县转移，旋奉命开赴忻口地区御敌。

　　10月，忻口会战开始。傅作义指挥董其武218旅夜袭敌板垣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并派部救援友军。忻口会战延续到10月下旬，历时23天，敌人遭受重创，被阻于忻口不能前进。

　　此时，娘子关失守，太原告急，傅部奉命向太原集结。11月2日，阎锡山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提出保卫太原，依城野战的计划。实际上，阎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已将晋军主力调往临汾等地，因此对于“保卫太原”，晋军将领个个缄默不语。傅作义虽知其不可为，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挺身而出，毅然请命。“弃土莫如守土光荣，太原城找守！”周恩来作为十八集团军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对傅作义这种知难而进的精神深表敬佩，语重心长地希望他“多保重”。

　　当时，傅部主力不过两个旅，虽训练有素，有一定的实战经验，但几个月来的南北转战，伤亡过半。仓卒中扩充了部分新兵，又缺乏训练。6日，日军第5师团开始进攻太原城郊，驻防城外的军队纷纷溃退，倚城野战计划完全落空，傅部陷于独守孤城之境。7日，晋北和晋东的日军会合，在数十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及坦克掩护下，连续攻城。傅作义下定舍身报国的决心，激励部下英勇杀敌。并给荣河老家写信，表示”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并以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告慰国人和家人。（《傅作义生平》第九页）

　　在傅作义誓死如归的精神鼓舞下，全军将士咸抱决心，奋勇抗敌。8日敌突入城内，展开激烈巷战。黄昏后，接蒋介石撤退电令，傅作义率部突围，撤至石楼一带。太原守城之战，掩护了卫立煌、孙连仲、王靖国、陈长捷等部安全转移。日军虽侵占了太原，但也死伤惨重，无力继续南犯。

六、与共产党、八路军相处

　　1937年底，傅作义受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所部35军扩编为二师一旅，移防晋西北柳林镇，整军经武，以待再战。

　　此时，傅部驻防区和陕北区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双方信使往来不断。交换情报，建立联防。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赞赏许多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才华，对周恩来十分信服，多认拜会过毛泽东主席，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知友。后来傅部移驻河曲，还邀请八路军程子华、南汉宸及牺盟会的续范亭等举行会谈和聚餐，交流整军抗战的经验。毛泽东主席赠送他政治书籍和论述抗战的著作，对傅部尔后的整军抗战起了积极的影响。通过120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帮助，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向35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员，使傅部的抗日力量得到充实。

　　1938年初，傅作义仿照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总部设立政治指导室，指派周北峰（中共党员）为委员兼秘书，军队各级相应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其中许多负责人由延安派遣的干部担任。傅还制定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规定废除打骂士兵；实行经济公开；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提倡军民合作；实行军政统一等等。同时还参照八路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十项纪律》，对行军、宿营、作战等方面的群众纪律作了具体规定。这些做法，密切了军民关系，受到老百姓的称赞，显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气氛。但却遭到阎锡山的忌很，攻击傅“把部队带赤化了”， “35军已成为七路半了”。并密电蒋介石，提出要将傅作义撤换。

　　是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从此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返回绥远。他设长官部于五原，积极整饬军、政，除设立“动员委员会”，改组省政府外，1939年5月在百川堡亲自举办“抗战建国讨论会”（简称“抗建会”），轮训各级军政干部。参加人员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先后举办五期，历时三月有余，对促进军政密切配合，壮大抗战力量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因此引起国民党当局的责难，派中央监察委员姚大海从重庆到百川堡，以“考察”为名，要傅排除共产党。傅作义出于无奈，只得将各军政机构中大部分共产党员送回延安。

七、奇袭包头，收复五原

　　12月，日军南犯长沙，为牵制和吸引华北日军兵力于塞北，傅作义主动请战，于19日夜，以35军为主力，配以骑7师，长途奔袭敌之重要战略据点——包头。大同各地日军调集重兵反扑。傅部完成牵制任务后撤回河套防区。此役往返行程近千里，历时半月，歼灭包头守敌两个团及援敌300至400人，毁敌坦克4 辆。汽车60余辆。

　　1940年春，日军狂言“膺惩傅作义”，从平绥、同蒲沿线抽调三万余人，汽车千余辆，由黑田重德师团长指挥，向绥西河套地区疯狂进犯。2月3日，侵占五原。傅作又趁敌主力东撤后，于3月20日夜率部对盘踞五原之敌发起猛攻，血战两昼夜，收复五原。此役击毙水川一夫中将，大桥少佐等日军300余，全歼以桑原为首的特务机关，俘浅治庆太郎等50余人，歼灭王英伪军两个师，获战利品甚多。血战中，傅部也遭到重大牺牲，有的连剩下不到10人，营、连、排长伤亡过半。至此，连续150余天的奇袭包头、会战绥西、收复五原三战役，以五原大捷告终。

　　五原大捷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各党派团体纷纷发电祝贺，各大报刊发表文章，交相称赞。4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傅作义嘉勉并为请勋。 4月17日，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将第二枚最高荣誉奖章“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傅。但傅5月23日呈文，说“五原大捷，乃所部全体官兵艰苦抗战，奋勇抗战的功绩，个人不应领此勋奖”，而加以拒绝。

　　傅作义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满怀爱国热情，戎马倥偬，率领所部在抗日战场上转战18000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290多次，屡立战功，成为国民党中坚决抗日的名将。

八、开发边疆，整军励治

　　1940年4月，傅作义患伤寒病赴重庆医治。7月返回陕坝，为实现“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着手对绥省政治、经济进行若干改革。

　　为摆脱绥省财政困难，整顿金融和税收，将平市官钱局改组为绥远省银行。傅提出银行“以服务为目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方针，将平市官钱局历年经营的积累，除留下固定资金50万元外其余全部缴纳省政府转入地方金库。同时，严禁烟土走私，提高烟土税率，使烟土税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成立战地复原委员会，负责处理汉奸逆产和整理土地。为此成立了处理逆产委员会和土地整理委员会（后改地政局）。没收附逆汉奸所有土地。制定《土地法》，对王公大户的地产进行清理，将其执照外的土地收归省政府所有，转租给农民耕种，政府按“三五成租”收租。这样，农民能够“耕有其田”，政府也可以得到大量粮食，保证军需供应。

　　同年，在狼山县境，创建军耕农场，安置随军烈士家属和伤残官兵。利用丈余公田，在临河、五原、晏江、狼山等县创办了五个合作农场。1941年1、2月间，又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军民合作发展粮食生产”的口号，开展屯田活动。对促进生产发展，繁荣河套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1942年5月4日，傅作义召集军政高级干部会，颁发职官十二戒条，规定：“绝不贪污腐化”，“绝不吸食鸦片烟、赌博”，“绝不蒙上欺下、弄权欺世”，“绝不接受人民下级馈赠”，“绝不与商人来往、不兼营商业”等等，违者给以惩罚。

　　1943年提出“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发放农田水利贷款，大兴水利。长官都成立了水利指挥部，统一调配军工、民工。军工所修干渠达1700里，支渠超过 1万里，水浇地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一时有“塞上江南”的美称。

　　1945年夏，傅作义请黄河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到河套，进行从宁夏石嘴山到后套的黄河流速、降波、河床变迁等一系列勘察。积累了珍贵的治理黄河的第一手资料。

　　傅作义主政绥远几年间，凡到过河套地区的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确是绝无仅有的业绩。

　　1945年5月，傅作义赴重庆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升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

九、参加内战，吸取教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颁诏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蒋介石为独吞人民胜利果实，下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抢占战略要点，并进而发动内战。傅作义虽然在抗战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但他作为国民党军的一员部将，还是被蒋介石拴上了反人民内战的战车，走了一段曲折的路。

　　早在8月11日，傅作义接受蒋介石东进受降命令，即宣布就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成立12战区“复员委员会”，自兼主任，下设绥蒙、天津、东北三个组。15日，分兵绥远、察哈尔、热河，抢占已被八路军解放的县城。10月24日，派兵侵入柴沟堡人民解放区。我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为粉碎傅部的进犯，发起察绥战役，傅将主力收缩到归绥、包头地区。十月下旬，我军包围归绥，继之攻打包头，傅部据城死守，至12月，我军主动撤围，与傅军在晋、绥以东铁路沿线形成对峙。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9月下旬，北平行辕集中第11战区孙连仲部、第12战区傅作义部，共11个整编师7万人，从东西两面沿平绥路向张家口进攻，东北保安长官部一部兵力配合进出赤峰附近，以图将我活动于该地区的解放军围歼。我军在组织张家口保卫战中，由于判断失误，将主力置于平绥线东段，傅部得以乘隙袭占张北，直逼张家口。此后，我军遵照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主动弃城而走。10月11日，傅作义占取张家口，并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嘉奖。

　　1947年1月，12战区改组为张垣绥靖公署，傅作义任主任，所部以35军为基干扩编成三个军，同时成立独立师、骑兵部队和地方保安旅、团、队等，以加强军事实力。12月2日，国民党政府明令撤销北平行辕，及张垣、保定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傅作义为总司令。这时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傅对国民党也开始产生忧虑，是否接任有所犹豫，但想到自己实力的增大，还是接受新职，将总部移往北平，统一指挥晋、察、冀、热、绥五省军事，成为拥有60余万兵力的五大军事集团之一。

　　傅就任华北“剿总”后，采用分区防御方针，集中主要兵力维护各战略要点，以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区。是年底，晋察冀野战军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冬季攻势，达到逐步击破傅军平津保三角地区的防御，以部分兵力攻涞水。傅令35军主力南下增援，1948年 1月中旬，新编第32师在涞水以东山地被我歼灭7000余人，新32师师长李铭鼎被击毙，军长鲁英麟在高碑店自杀。35军是傅作义多年经营的嫡系，鲁英麟是他在保定军校五期的同学，抗战时期的参谋长。鲁自杀消息传来，傅作义失声痛哭，他开始思索，抗日战场上战绩赫赫的35军，何以在内战战场上损兵折将，连遭败绩？抗日时期全力支援的老百姓，如今何以冷若冰霜，唯恐避之不及？素以勇敢善战的35军，如今何以士气低落，充满厌战、避战情绪？严酷的现实使他意识到人心向背，是军事胜败的重要因素。于是他接连发布《行政人员守则》、《组织人民办法条例》，甚至效法共产党，在北平近郊进行土地改革和“二五减租”，号召部下“为人民服务”。但是，企图在不根本变更政治、经济制度的条件下，用这些改良办法来收拾人心挽救国民党的军事颓势，当然是徒劳的。

十、走和平道路，与蒋政权决裂

　　1948年7月5日，流亡北京的数千名东北学生群集东交民巷，抗议市参议会通过的“征招全部东北（流亡）学生当兵”议案。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令军警当局武力镇压，酿成了“七五”惨案，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陈继承与傅作义素有矛盾。事件发生后，傅一面派人处理善后，一面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请求“处分”和“引咎辞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撤换了陈继承和市政府其他几个中统、军统特务骨干。这场斗争，反映了傅作义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统治的明显不满，表明他开始考虑是否继续追随蒋介石集团。

　　9月，辽沈战役开始，10月锦州被围，东北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飞到北平，要傅作义又急速出兵援锦，并要他将军官家属移送福州，援锦不成，即率师南下，加强徐海，确保江淮。而此时济南已解放，蒋军南北陆路联络被完全截断，东北战场败局已定。傅作义审时度势，情知出兵援锦无异白白断送自己的实力，南下则更加受控于蒋，便以资浅能鲜，只有蒋以统帅地位亲自指挥才能奏效为由，拒绝援锦。表明傅作义在行动上已不完全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了。

　　11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我解放军的战略决战方向迅速移向华北战场。1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蒋介石为诱使傅作义南撤，许以东南行政长官职务。傅作义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被蒋介石吃掉，则提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表示要坚守平津，确保海口。回到北平，他错误估计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入关作战，便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方针，将其所辖四个兵团，12个军约55万人，收缩在以平津为中心，东起北宁线的唐山，西至平绥线的张家口长达千里的铁路线上，成一字长蛇阵，并把北平、张家口、津沽划为三个防区，构筑碉堡群和城防工事。在兵力配置上，将本系军队置于平绥线，为退守西北边陲留下后路；将中央军置于北宁线，保障海上南撤和抵御东北野战军南下。但同时，傅也为自己留下了走和平道路的余地。

　　中共中央根据傅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和我党有过的合作关系，以及他与蒋介石的矛盾，认为他走和平道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考虑到傅当时所表示的和平愿望仅仅是与共产党在华北建立地方联合政府，并不交出军队，这在当时情势下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即便是起义，他也难以对付占华北“剿总”三分之二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认为和谈的时机和条件尚未成熟。因此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以就地解决国民党军队为原则来解决平津问题的总方针。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央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的彭泽湘，受民革主席李济深委托，专程从香港再赴北平，对傅作义展开工作，希望争取傅起义，脱离反动政府，和平交出北平政权。

　　当彭泽湘带着李济深给傅作义的信到北京后，首先找到当年从事军运时结识的山西籍老友、曾任杨虎城西安绥署办公厅主任的续式甫，由续介绍认识了傅作义的老朋友侯少白，请侯从中说项。侯少白同傅谈了以后，告诉彭泽湘，说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属于傅系的只有四个师，其余都是蒋系的部队，军统和中统特务无孔不入，傅作义认为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同彭面谈，也不便接受李济深的信，但委托侯少白作他和彭的联络人，双方意见由侯传达。经过几次间接交换意见后，傅作义表示愿意考虑彭所提出的问题。得此信息后，彭泽湘即约民盟北京的负责人张东荪及农工党负责人张云川，一起做争取工作。同时彭泽湘还通过老友符定一，和中共中央建立了可靠的联系渠道。

　　解放战争中共中央原来的形势估计是：“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1946年7 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按照毛泽东的战略安排，计划让东北野战军休整到1949年1月再入关。1948年11月6日，毛泽东曾致电林罗刘，提出“傅部主力均在北平附近。我们曾考虑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

　　林罗刘次日复电，表示“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一是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某些干部已开始滋长享受情绪；二是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为严重；三是部队冬装（大衣、棉帽、棉鞋）尚未发下。他们认为要解决部队思想问题，解决实际困难，都需要时间，而且各纵队的指挥员“均提出要求延长休整时间”。

　　11月7日、8日，彭泽湘接连向毛泽东写了两封信，由符定一带给毛泽东（符和毛有师生之谊）。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符定一携信经石家庄（当时叫石门）中转，于11月中旬到达中共中央的驻地平山县西柏坡。19日，毛泽东即先期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通报此事：“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次日，毛泽东又以聂荣臻的名义起草致彭泽湘的电报，让彭抓紧做争取傅作义起义的工作。电文中说：“符老先生带来虚（7日）、寒（8日）两日大示收到，当即转呈上峰，弟个人认为某先生（指傅作义）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敬希转达某先生。”

　　让中央军委料想不到的是，彭泽湘写来的两封信，竟导致了解放战争进程的改变。毛泽东断然作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定，指示林罗刘：“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并要求 “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

　　东北野战军主力于11月下旬秘密入关，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杨成武兵团迅速包围张家口。傅作义为保住西撒的通道，令35军三个师增援张家口。12 月上旬，傅发觉东北野战军入关，急调天津附近的八个师到北平附近布防。令35军从张家口突围回防北平。35军突围后，即被华北野战军包围在新保安。至此，傅部西撒道路被完全切断。

　　北平城里表面的风平浪静掩盖着水下的激流奔涌。彭泽湘抓紧将中共中央赞成和谈的信息迅速转告傅作义，并进一步通过傅的长女、地下共产党员傅冬菊等做傅的工作。不久，傅即派出他的正式代表崔载之携电台赴解放区与中共有关方面谈判。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被列入战犯名单的新闻发布后，傅颇感失望，贸然决定乘机离开北平，并命令他的和谈代表崔载之返平，中断与中共方面的谈判。彭泽湘闻知此情，立即去找侯少白，请侯向傅详陈得失，劝其绝不可走。彭还找到傅作义的老师、挚友刘厚同，请刘力劝傅不可采取这种下策。很快，中共地下党联系人向彭泽湘、张东荪传达了中共有关方面的意见，说战犯名单虽有傅，但和平起义后自不成问题；希望傅能与中共合作，勿萌退意。彭、张向傅转达了中共方面意见后，傅较前平静了许多，特派出他的民事处少将处长周北峰作为他的正式代表，并请彭泽湘、张东荪陪同，再次与中共方面进行谈判。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华北野战军包围张家口、新保安后，采取“围而不打”；东北野战军主力迅即切断津塘、平津间国民党军的联系，形成“隔而不围”的战略态势。当12月21日完成对平、津、塘的战略包围后，22日攻克新保安，35军两个师被全歼，军长郭景云自杀。24日，105军孙兰峰部五万余人在张家口以北地区被歼。这使傅作义受到很大震动，不仅使他在华北创独立局面的幻想彻底破灭，也使他过强的自信心受到冲击。25日，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声明，把傅列入43名战犯之一。此举对提高傅在蒋介石方面的地位，防止蒋介石及其特务机关采取谋害行动，掩护他走和平道路都是有利的。但傅一时未能理解，又增加了一些抵触情绪，陷入苦苦思索之中。

　　此时，中共北平地下党城工部加紧了做傅作义的争取工作，并把傅冬菊派到傅的身边，随时注意和关心他的思想变化；同时发动进步人士开展了和平解放北平运动。一时，社会名流纷纷力促傅作义顺应人心，走和平起义道路。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为奔走和平，其女儿遭到特务的谋害，也毫不退缩。就是追随傅作义多年的将领如“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经济处长冀朝鼎、联络处长李腾龙、军医处长杜敬之以及傅的高级政治顾问刘厚同等，都力劝傅作义早作决断，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和各方面的推动下，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排除各种阻力，克复重重障碍，准备迈出和平起义的关键一步。自北平被围后，蒋介石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赴平要傅率部分两路南撤，一路自海路由新港撤青岛，一路由陆路经河北到青岛。傅作义以实际形势已不能作到为由拒绝。之后，蒋估计傅可能已与中共方面和谈，又接连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军统头目）和蒋纬国到平活动，蒋介石交蒋纬国带给傅的亲笔信中，还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词，表示对傅格外倚重，要他率部突围。傅均以“坚守北平”加以回绝。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窜到北平，表示如傅撤退，美海军可在沿海进行援助。傅以中国人的事中国人办得了予以驳回。所有这些，表明傅作义已决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但在接受起义条件上，仍然有所保留。

　　12月28日，傅作义派专机到包头将邓宝珊接到北平。邓是傅十分信赖的朋友，又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着友谊。邓宝珊到平后，二人频繁地进行交谈。此时傅派出少将处长周北峰、民盟成员张东荪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再次谈判，并草签了“会谈纪要”。傅对是否接受正有所犹豫时，经与邓宝珊推心置腹的交谈，消除了思想上的疑虑，毅然决定派邓宝珊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再次出城谈判。

　　1949年1月14日，邓宝珊由周北峰陪同，在通县马各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招待所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正式会谈，原拟谈判内容包括平、津、塘、绥四地实行和平解放。是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已下对天津总攻令，当晚天津解放。中共中央指示绥远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为此，双方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达成了协议。

　　蒋介石见华北大势已去，于17日致电傅作义，提出从18日起派飞机到北平接运其嫡系部队少校以上军官及某些武器，要傅协助。傅作义一面复电“遵照办理”，一面报告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届时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蒋机着陆。次日，蒋机果然飞临北平上空，在解放军炮火轰击下无法着陆，蒋介石妄图最后收罗一点走卒的打算破灭。

　　21日，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并颁布《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 22日，傅作义正式宣布《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同日，北平城内的20余万国民党军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听候改编。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傅作义能在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感召下，在北平各界人士的推动下，毅然选择和平道路，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受到北平200万人民的赞颂，也受到 20多万所属官兵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傅作义给予高度赞许。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亲切接见了他。25日，又奉邀参加毛泽东主席在北京西苑机场的阅兵式。以后，他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傅作义起义后，积极为绥远的和平解放而努力。北平和平协议签订不久，他对来平谒见的董其武予以劝导，使董抱定了跟随他一起走和平道路的决心。2月，毛泽东主席接见他时，向他讲了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他遵循毛泽东的指示，促成绥远军政当局与华北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及派遣驻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随之派王克俊等赴绥帮助董其武执行协议，并对处理绥远一系列复杂问题，给董其武及时指导。 7月14日，傅向毛泽东主席呈递一份全面汇报绥远情况的报告，并建议尽快解决绥远的起义。 8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派遣他与邓宝珊到绥促成起义实现。当时有人认为这是“放虎归山”。毛泽东批评了这种看法，予傅以极大信任。傅到绥后，蒋介石派徐永昌携其亲笔信到包头，企图把傅拉去广州，遭傅严词拒绝；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的特务头目，对傅进行暗杀，其阴谋也被傅等粉碎。在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等通力合作下，终于实现了绥远九一九起义。

十一、夕阳无限好，将军爱晚晴

　　绥远起义后，傅作义回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 1日，他以新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开国盛典。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根据他本人的愿望，任命为水利部（后为水利电力部）部长。12月，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又分别任命他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傅作义上书毛主席，积极主张抗美援朝，并建议调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他的主张和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称赞。

　　傅作义生在黄河之滨，青少年时期家乡的黄泛灾害，在他的心中留下了许多苦难的记忆，主政绥远时，对水患感受颇深。当上水利部长后，认为这是实现他多年追求的“为民造福”夙愿的绝好机会。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每年都用大量的时间深入各大中型水利、电力工地，调查研究，检查指导，从南方的珠江到北方的松花江，以至天山南北，无不留下他的足迹。1957年夏天，他参加三门峡水电枢纽工程开工典礼后，冒着酷暑，沿黄河视察。有时晚上就露宿在黄河河滩上。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经周恩来总理派专家抢救，病情才有好转。他在20多年部长任内，为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1972年10月才因病辞去部长职务。

　　傅作义从1954年起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后连任。还担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为褒奖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

　　祖国的统一大业时时萦绕在傅作义心中。他多次在政协会议上发言和在报刊上撰文，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呼吁“国民党军政人士走到人民方面来”。 1972年 2月25日他出席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的告别宴会后，当晚致函尼克松，称赞他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是明智行为，接着严正指出，美欲谋求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必须同中国合作；而欲同中国合作，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放弃支持台湾的错误态度。1973年他抱病主持全国政协召开的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26周年座谈会，他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阻挠破坏不了的”

　　1974年，傅作义病情加重，周恩来总理抱病到医院看望他，对他说：“毛主席说你是对人民有大功的人。”傅听后感到十分欣慰。

　　1974年 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医院病逝。23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高度赞扬傅作义对抗日战争，北平、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他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所贡献的力量。

其他逸事

　　1948年1O月下旬，解放军在锦州、长春取得节节胜利，华北解放军开赴山西、内蒙作战，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蒋介石见有机可乘，特飞北平，令傅作义组织精锐部队突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并炸毁石门。傅作义接受任务后，命令鄂友三的整编骑兵十二旅和郑廷锋的九十四军组成突袭部队，向石门地区挺进。

　　鄂友三回到办事处，恰逢同学-平民日报记者-中共地下党成员、《益世报》采访主任刘时平拜访，便设酒宴款待故友。鄂道：“这次委座命令老傅(作义)去端中共的老窝。为兄又要大显身手。”刘时平是中共地下党员，巧妙引鄂说出全部计划。

　　24日上午、刘时平的情报就迅速传到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机关紧急疏散，一面调遣杨成武兵团日夜兼程赶回冀中，同时在广播电台公开讲：“我冀中地区没有部队，你们想袭击我中央机关，有胆量就请你们来吧！”傅作义认为解放军已有准备，急令突袭部队火速北撤。偷袭计划落空。

　　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毛泽东评傅作义。

             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

   “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毛泽东评傅作义

1936年11月15日清晨6时。

绥远集宁前线指挥部。

天色仍然是黑黢黢的，从窗户透出来的灯光，映衬着被朔风卷着的雪花，漫天飞舞。

如果不是在这间铺满了作战地图，挂满了密如蛛网的电话线的作战指挥室里，如果不看领子上的将官军衔，人们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位穿着一身布军装，肩宽体壮，身材魁梧，纯朴的面孔圆满而微红的军人，就是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将军。

军情紧急。

前线来报，日本驻蒙古军政府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5000余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红格尔图发起猛攻。

傅作义不由的把目光瞄向作战地图上的红格尔图。红格尔图地方并不大，但却是绥远东部的门户，由察北、商都通往百灵庙，这里是重要的驿站。不言自明，日伪进攻红格尔图的目的，肯定是要打开绥东的门户，会师归绥，进而占领整个绥远。

1936年春，日本关东军侵占察哈尔省北部六县后为吞并绥远，进一步推行征服满蒙的计划，向察哈尔、绥远扩张。先后策动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于2月在嘉卜寺(今化德) 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5月又成立了“蒙古军政府”，并指使汉奸王英成立“蒙汉西北防共自治军”、“大汉义军总司令部”，由关东军派出大量军官担任顾问和指导官，编组伪军，储备物资，盘踞在张北、尚义、商都、百灵庙、大庙等地，蓄谋与中国军队一战。

日本人夜来拉拢、策动傅作义。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来到归绥，说服傅作义来主持华北亲日政权，被傅作义断然拒绝。

“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在一周前35军营以上军官的秘密会议上，傅作义动情地说。“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要来的终究会来，软的不行，就要来硬的。沉思良久，傅作义命令守军固守红格尔图，等待援兵。不过，他命令第35军骑兵第 l师和第212旅，不要去直接增援红格尔图守军，而是发挥骑兵善于机动的特长，星夜奔袭日伪军的侧后。

这一计策果然奏效。攻击红格尔图的伪蒙军虽然有日军飞机的掩护，但由于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连攻几天，都未得逞，自己的后路反被兜抄，顿时阵脚大乱。战至18日上午7时许，田中隆吉忙下令部队后撤，中国军队趁势两面夹击，日伪全线溃退，红格尔图战斗以中国军队全胜告捷。

日伪蒙军百灵庙、大庙等地集结有重兵，囤积着大量武器弹药和粮食，如果不收复此地，终是心腹之患。

傅作义决心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他指挥孙长胜的骑兵第2师、孙兰峰的第211旅以及炮兵、装甲兵分队，于11月23日夜，冒着大雪和零下20℃的严寒，从归绥(今呼和浩特)出发，对敌实施远距离奔袭。

部队一夜急行军，于次日凌晨，突然向百灵庙发起猛攻。驻守百灵庙的是伪蒙军第 7师，以为凭借险峻的山势构筑的坚固防御工事，可以高枕无忧，毫无戒备，仓皇应战。中国军队乘敌混乱之际将其分割包围，24日上午9时半，战斗结束，击毙日军顾问小滨大佐等29人，俘敌200余人，击毙敌人600余名，另外有200多人因仓促逃跑，衣冠不整而被冻死在草原上。伪蒙军阵前反正两个旅，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中国军队仅伤亡400余人，取得了闻名于世的“百灵庙大捷”。

12月4日，傅作义军在击退敌人多次反扑后，乘胜向百灵庙以东另一战略要点大庙发起进攻，并于12月9日收复大庙，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傅作义将军领导绥远抗战，深得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钦佩。战役开始前的8月14日，毛泽东就派南汉宸携带自己亲笔信到绥远与傅作义联系，信中说：

“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11月21日，红格尔图大捷之后，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傅作义，祝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红军抗日援绥，颇具决心。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

12月1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援绥通电，要求南京政府“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决不能坐视傅作义等抗战而不救。

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原本是体现在“善守”上。

直奉战争，担任阎锡山的晋军第8团团长的傅作义，在平绥铁路上的天镇奉命阻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宋哲元率精兵攻城3个月，都未能将天镇攻克。

北伐战争时，傅作义深入张作霖的奉军腹地，夺占涿州，威胁北京。但晋军其他各路部队纷纷失利，撤离京汉、京绥铁路线，涿州成为孤悬于奉军包围中的唯一据点。

傅作义以不足万人的无援之师，击退占绝对优势的奉军对涿州城9次总攻，死守涿州达百日，直至弹尽粮绝，兵民交困的绝境。后来还是阎锡山鉴于死守涿州已无意义，在各界劝和声中，授意傅作义与奉军停战议和。涿州之战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城市攻防战中的著名一役，傅作义善守的军事才干普遍得到军界公认。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傅作义数得上是与中国共产党结缘最早，交往最深的一个。

1937年底，傅作义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移防晋西北柳林镇，与陕北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双方信使往来不断。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赞赏许多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才华，对周恩来十分信服，多认拜会过毛泽东主席，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知友。

后来傅作义移驻河曲，还邀请八路军程子华、南汉宸及牺盟会的续范亭等举行会谈和聚餐，交流整军抗战的经验。毛泽东主席赠送他政治书籍和论述抗战的著作。通过120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帮助，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向35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员。

傅作义仿照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军队各级相应设立政治工作机构，还参照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十项纪律》，受到老百姓的称赞，却遭到阎锡山的讥讽，说傅作义“把部队带赤化了，35军已成为七路半了”，言外之意与八路军仅相差半路。

1940年春，五原大捷，傅作义趁日军主力东撤，血战两昼夜，收复五原。击毙日军水川一夫中将，血战中，傅部也遭到重大牺牲，有的连剩下不到10人，营、连、排长伤亡过半。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4月17日，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将第二枚最高荣誉奖章“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傅。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转战18000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290多次，屡立战功，成为国民党的抗日名将。

抗战结束后，傅作义曾向国民党政府4次提出辞去军职，解甲归田，但都未能如愿。

解放战争开始后，傅作义奉国民党为正统，与共产党交恶。

傅作义曾放出狂话：“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执鞭！”

史料载，毛泽东在指示平津前线指挥员与傅作义进行谈判的文电中，数次提到“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我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

傅作义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招致了毛泽东如此强烈的不满呢？

解放军的战史很少提及此事，一来傅作义最后终于站到共产党一边，二来与傅作义交战的华北解放军曾被傅作义战败，都不愿意提及此事，修史者也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缘故。

解放军大同、集宁之辱(1)

    1946年7月31日，解放军晋察冀、晋绥军区发起进攻大同的战役。

大同不仅是著名煤都，而且是平绥、同蒲铁路的连接点，是连结晋冀的交通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同被阎锡山控制，就成了楔入晋绥和晋察冀两根据地中间的楔子，而拿下大同，就可以使两根据地连为一体。

毛泽东批准了大同战役的作战方案，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为总指挥，以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任政委，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集中两战区全部主力，共50个团十几万人。一时间，大同前线猛将如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主持全面工作，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晋绥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副司令员兼晋察冀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罗瑞卿，晋察冀另外三个纵队的司令员杨得志、郭天民、陈正湘，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哲等纷纷登场亮相。

大同虽城垣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国民党守军只有1.9万余人，且建制混乱，成分复杂，分属7、8个单位。虽说由比较善战的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指挥，解放军绝对优势的兵力是有把握攻下大同的。

战役开始倒还顺利。经过30多天激烈的外围争夺战，消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逼近大同城下。守将楚溪春连连向阎锡山告急，请求增援。蒋介石此时唯一能机动兵力就是在归绥的傅作义部。

但大同并不在傅作义管辖范围之内。蒋介石为了使傅作义出兵增援大同，把大同划归傅作义管辖。这对于傅作义说来，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于是，傅作义召集团以上的全部军官到归绥（呼和浩特），闭门开了7天军事会议，严密部署策划。为了作战计划外泄，所有与会的军官不准出营半步，而且规定部队联络不使用国民党军共用密码，以防被解放军截获破译。

傅作义的作战计划，简单地说，不是去救大同，而是转攻集宁。因为他判断，解放军一定在通往大同的路上伏有重兵，自己的兵力弱于解放军，如直接去救大同无异于羊入虎口。而攻下集宁，向东南可出兵丰镇、隆盛庄，从后方迂回包抄进攻大同的解放军；向东可出兵尚义、张北，直接威胁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张家口。

所以，攻击集宁为攻解放军所必救，收到围魏救赵的效果。

这一点与毛泽东对集宁重要性的看法不谋而和。9月5日，贺龙、聂荣臻制定坚决守卫集宁的计划，报军委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电：“部署很好，望按实情处理。命令集宁守军死守，任何情况下不得放弃，否则执行战场纪律！”

傅作义欲攻集宁，必先出卓资。解放军原已料到，张宗逊派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坚守卓资，抗击傅作义部3.2万人的攻击，时限为3天。王尚荣深感责任重大，战前做了战斗动员，落实了防御部署。

9月5日拂晓前，傅作义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在一个炮团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卓资山阵地猛攻。战到中午12时许，独立第一旅西山顶阵地失守，王尚荣不得不在傅作义合围之前主动向东南方向撤走，以免被包围消灭，据1955年授中将衔，后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王尚荣后来回忆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打的最不顺手的一仗，原定守3天，实际只守了8个小时，远远未能完成预定防守计划，自己又伤亡500余人。

傅作义拿下了卓资，全军从隘口一涌而出，而张宗逊派去增援的两个旅还在路上，卓资已失守。

9月7日，傅作义的主力部队经平绥铁路以北的火石坝秘密东进，于次日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隐蔽集结。华北解放军由于侦察不力，到8日晚才得知傅作义东进的消息，判明傅军要打集宁的的作战意图。

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紧急调集主力部队回援集宁，两天之内，共集中8个多旅，4万多人，对集宁城下的傅作义部形成绝对优势。加上姚哲、乌兰夫指挥的解放军集宁守军共3个团加一个营兵力配合，准备内外夹击，全歼傅部先头部队董其武中路1.3万余人。

集宁城壕既深且宽，城墙上配置交叉火力网点。城外的制高点老虎山、卧龙山也为解放军控制，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9月10日早晨，董其武在空军配合下，向集宁解放军发动进攻，逼近城垣。守军拼死抵抗。因为阵地缺乏纵深，战至下午，所有集宁外围阵地全部失守。当日夜，解放军余部全部退进集宁城内死守。

为解集宁之围，城外解放军主力从11日起，从三面对城下的董其武部形成反包围，猛烈发起进攻。董其武的3个主力师前有坚城，攻之不动，后有解放军包围，逃之不掉，陷入绝境。董其武被迫固守集宁西北的狭小地区。战至11日晚六时，集宁外围解放军全部主力向董其武发起总攻，至12日晨已歼敌共5千余人，董其武部岌岌可危。

傅作义见情况危急，一面令董其武务必尽快拿下集宁，以便有落脚点；一面电令刘春方骑4师，火速从西南方向包抄集宁，同左翼101师呼应；电令孙兰峰骑兵师向集宁东迂回攻击，策应董其武攻打集宁；电令郭景云101师向解放军包围部队发起猛攻，以解董其武之围。

就这样，在战场上形成了傅作义3个主力师进攻解放军守集宁的3个团，解放军主力8个旅包围傅作义的3个主力师，傅作义的101师和骑四师又从后进攻解放军包围部队的奇特景观。

解放军大同、集宁之辱(2)

    太阳又一次从东方升起。12日这一天，集宁外围的战场出现了相对的平静。前一天双方伤亡都比较大，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下达停止攻击的命令。事后证明，这个决定贻误了重大的战机，这是解放军在集宁战役中犯下的第一个错误。

而傅作义则充分利用了解放军的错误。董其武利用12日这宝贵的一天，重新组织、集结残余兵力，再度进攻集宁。攻城前，傅作义部下暂11师师长杨维垣当着全体军兵，用刺刀剁下自己的手指，发誓道：“有敢畏缩不前者，有如此指。”手下莫不肃然。以至于事后留下了“杨维垣断指攻城”的典故。

9月12日拂晓开始，傅作义的3个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发动第二次攻城。双方的官兵都知道，这一次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无不拼死相搏。12日中午，傅作义部已突入集宁城内，与解放军展开巷战。姚哲、乌兰夫组织了几次反击，都未奏效

张宗逊急调解放军一个团入城增援，此时乌兰夫已带几十个人撤出城外，姚哲被困城内，双方在城内展开了拉锯战。

9月13日，张宗逊因为傅作义援军101师来势凶猛，决定只留4纵11旅和城内守军与董其武部进行巷战，抽调大部主力，首先歼灭101师。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又是一个错误，而且比第一个错误更加致命！

解放军在守城和打援两个方向上，都没有形成优势兵力，既未能战胜101师，又未能将董其武逐出集宁城外。战至13日晚8时，集宁解放军守军伤亡惨重，城内大部分阵地失守。两小时之后，鉴于集宁城无法再守，绥蒙军区命令撤出战斗，余部转入城外山区。

集宁失守，傅作义的部队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对打援的解放军两面夹击的态势。

那边打援的解放军部队境遇也极为不利。傅作义前来增援的101师炮兵，在轰击扼守山顶执行打援任务的解放军时，由于计算有误，百余发炮弹竟越过山顶，落到山后。谁想这些阴错阳差的炮弹帮了傅作义的大忙，偏又落在解放军集结的大部队中。

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判断再次失误，以为傅作义大部队已经到达，有腹背受敌危险，于是命令部队撤退。解放军撤退的时候，傅作义的两个师恰好感到，正好赶上追击，撤退的解放军又一次遭受损失。

傅作义操得胜之师，立即挥戈大同。大同亦无法再攻，解放军杨成武纵队不得不于9月16日撤围大同。傅作义以弱势兵力攻集宁，遂解大同之围。

大同、集宁战役以解放军最终失利告终，使解放军重镇张家口处于傅作义军两面夹击的不利形势，也导致了晋察冀军区面临的形势急剧恶化，西北野战军在战略上也极为被动，胡宗南进攻延安再无后顾之忧，后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被迫撤出延安。

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半月，解放军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不可谓不英勇。延安的电台已于9月12日向全国发布了消灭国民党傅作义部于集宁城下的消息。但由于指挥失误，战役失败，大同未攻下，集宁又失守，延安的这则消息几乎成了傅作义的笑柄。

关于大同、集宁战役解放军的伤亡数字，国内已经公开的战史资料均鲜有提及。

傅作义取胜之后，于1946年9月20日在《奋斗日报》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此信9月21日被国民党《中央日报》转载，其略云：

“延安毛泽东先生：……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解救大同二万军民。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

“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二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画面。”

“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指导之下逞兵猖乱祸国害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据说，毛泽东读罢此信，当时说了8个字；“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傅作义的这封信同样引起了全党全军的愤慨。总司令朱德特将此电分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以激励将士牢记大同、集宁之辱。

傅作义夹攻张家口得手(1)

    傅作义占领集宁，成功解大同之围后，与承德的国民党军从东西两线形成对张家口夹击之势。

张家口是是国共必争之地，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它控扼华北、东北、察绥战略要冲，北通外蒙库伦，西北通苏联乌里雅苏台，东北通热河。延安的干部去东北，张家口是必经之道，因此极具军事、政治价值。

以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在集宁会战失利后，于1946年9月17日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报里说：“在敌东西夹击张家口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而毛泽东却不同意过早放弃张家口。

毛泽东有自己的理由。掐指算来，抗战结束后，晋察冀总兵力约32万人，扣除复员的10万人，也还有20万人左右，大同、集宁会战失利，总兵力仍有10万人以上，对国民党11、12两个战区的7万多进攻兵力，仍占一定的优势。

9月18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回电指示晋察冀军区：

“集中主力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一个师（两个团左右），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灭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

“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

“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

为了不把话说的太绝，毛泽东同意聂荣臻，在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撤退：“同时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

华北野战军判断，国民党军进攻重点在东线，只有在东线占领怀来后，傅作义军才可能沿铁路线出动，在最短距离内会师柴沟堡。因此将晋察冀军区解放军主力置在东线的怀来、延庆地区；将4纵一个旅及晋绥军区主力配置于大同铁路线的柴沟堡一线，严阵以待傅作义。

傅作义并不上当，而是采用暗渡陈仓、声东击西之计，派出一团人乘火车伪装成主力，在装甲车掩护下，每天白天从大同开往阳高，晚上原车返回大同，连日往返，作出大兵团运动的姿态，并由12战区司令长官部派员先到大同打前站，号房子，征购粮秣，扬言大军在大同集结，傅作义本人将亲到大同坐镇指挥进攻。另一方面，傅作义却悄悄将主力集结于集宁地区。

9月29日，东线战役展开，经10多天激战，国民党军被阻挡在怀来以东地区。

蒋介石故伎重演，将张家口划归傅作义的12战区管辖。10月8日，早已集结在集宁玫瑰营子一带的傅作义主力2万余人倾巢出动，直扑张家口。为了加强攻击能力，傅作义甚至动用了王牌——12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编有汽车团、美式105毫米榴弹炮营、战防炮兵营、坦克大队、铁甲车大队的机械化部队。

傅作义为达到奇袭的效果，命令主力部队不走铁路，不经大同，所有骑兵倒穿棉衣，马蹄裹布，绕由长城外荒无人烟之地，从后方直扑张北，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使守在柴沟堡的解放军4纵和晋绥军区主力没有了用武之地。

张北只有解放军一个连和两个警卫排驻守，傅作义出动精锐骑兵一个团，挥舞马刀和冲锋枪，进行近战、白刃战，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经过3个多小时战斗，占领张北县城。

张北县城失守，聂荣臻一面下令急调东线主力回防张家口，一面明正在后方整补的教导旅在狼窝沟阻击。

狼窝沟位于张家口北部，是张家口北部的屏障，在张北与张家口之间，地形非常险要，两边高山峻岭，中间一条峡谷，公路即由其间通过。

10月10日拂晓，傅作义军在13架飞机和12辆坦克的配合下，向狼窝沟解放军阵地发起了更加凶猛的进攻。天近黄昏，经过多次白刃格斗，教导旅最后未能顶住，全部阵地失守，只能撤出狼窝沟。

随后，教导旅在狼窝沟和张家口之间公路上转入机动防御，节节阻击迟滞敌人向张家口转进，掩护张家口的党、政、军机关大撤退。

11日早晨7时，蒋介石为使傅作义很快攻下张家口，特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亲率空军支援。国民党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张家口方向开进。空军侦察报告，发现大部解放军离开张家口向东移动，判断张家口的解放军已经撤退。

狼窝沟失守后，张家口已无险可守，而傅作义军锐气正盛。聂荣臻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10月10日晚6点，起草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意要撤出张家口。

10月11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回电，表明不愿放弃张家口：

“傅顽远道奔袭，必轻装，且系孤军深入粮草弹药难多携带，平绥主道未通，追送亦甚困难。我张垣有两团兵力，不要全城防御，择重点坚守数据点，特别是坚固独立家屋，坚持数日是完全可能的，钳制傅军，集中张（宗逊）陈（正湘）两部主力，在野战各个歼灭傅顽，消灭其四五个团，该逆必退，如张垣已失，即在城南坚守数据点（如宁远堡、左卫），仍可打退傅顽，请酌决。”

但聂荣臻已回天乏术，为了避免更大损失，只好忍痛放弃张家口。

傅作义夹攻张家口得手(2)

    11日下午4时许，傅作义的机械化部队和一个步兵加强连，乘十轮卡车5辆，在4辆小型坦克的掩护下，开进张家口。但见城内商店铺门紧闭，市面安静得像一座死城一样，街道上一个活动的市民也看不到。

10月12日，傅作义一面来电嘉奖各部队；一面令董其武迅速清扫张家口外围。防守在左卫镇的解放军见有重炮和坦克配合攻击，未作坚强反击，即向察南蔚县方向转移，张市附近再无战斗。

傅作义占领张家口后，即派出骑兵追袭华北军区撤退部队，一路追杀到桑干河边上。

解放军撤退途中，牺牲不少干部战士，为此华北野战军刻骨铭心地痛恨傅作义。后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部和平改编为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很多干部战士想不通，思想上弯转不过来。

张家口失守后，晋察冀根据地被从中切开，割裂成数块，给整个华北战局，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国民党军则打通了平绥路全线，切断了东北，华北，西北的交通，并以张家口为基地，向晋察冀解放区腹地大举进攻。张家口失利，即没有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自己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又丧失了根据地最重要的中心城市。

从大同、集宁到张家口，傅作义让华北解放军损兵失地，吃了很多苦头。1947年7月，在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上，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刘少奇，严厉批评了晋察冀领导人。9月，中共中央派彭真到晋察冀指导工作，以扭转晋察冀根据地的局面。

经过这几场战役，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傅作义刮目相看，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傅作义确实是难得的帅才，晋绥军的战斗力和顽强作战的风格，也令人不可小觑。

“冀中穿心战”，砸了孙胡子的锅(1)

    为了更有效控制华北战场，1947年12月2日，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统一指挥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及绥远5省军事。

他改变作战方针，针对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法，将主力部队集中于战略要点，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运动战对运动战的机动战法，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战术包围，逐步消灭解放军主力。

傅作义侦察得知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已经调外线作战，准备进行察南绥东战役，内部空虚，于是制定了“冀中穿心战”的作战计划，任命号称“大青山之王”的手下悍将鄂友三为总指挥，率领骑12兵旅不足两千人的精兵，配属杜长城的爆炸工作大队和李子兴的新闻宣传队，组成“救民先锋队”。鄂友三的骑兵负责击破沿途根据地军民的阻击，杜长城爆炸大队负责破坏根据地的设施，李子兴新闻宣传队负责宣传鼓动，沿路收集新闻，拍摄照片发回天津。

冀中地处北平、天津、保定战略要冲，是华北晋察冀解放军的重要根据地，人口密集，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兵工生产发达。华北解放战争，离不开冀中的兵源、粮源和武器制造。

冀中区党委机关、冀中军区所在地就在河间县的黑马张庄。

1948年4月11日，“救民先锋队”从天津秘密出发，向冀中大城县进攻，冀中军区毫无防备，骑12旅于当天中午到达北迸庄，分区独立营匆忙设防阻击。鄂友三以十几骑正面佯攻，主力分两侧快速进行包抄，骑兵从正面，两侧三面夹击，营长夏英才当场战死，独立营死伤惨重，幸存者四散奔逃。

骑12旅按预定计划，继续南侵，于12日攻入大城境内，又将缺乏战斗经验和军事训练的大城民兵营和分区的一个新兵连击溃，长驱直入，沿津保公路向西，冲向任丘县。

鄂友三的骑兵旅孤军深入，一路上迅猛快速推进，一来充分发挥草原轻骑特点；二来是沿途解放区地方武装战斗力不强，又是仓促上阵，防堵不利；三来傅作义惟恐华北野战军正规部队赶回，因此在大城境内并没有造成特别重大破坏，但李子兴新闻宣传队及时拍下照片，送回天津，在报纸上发表，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4月13日，傅作义命鄂友三进攻任丘县，任丘县没有防范，鄂友三轻易得手，大肆破坏当地军用、民用设施，烧毁了冀中军区8分区装满部粮食，正准备送往前线的一座粮库和多间房屋。

根据事后统计，鄂友三在任丘县总共烧毁了30万公斤粮食，缴获小麦300余吨，大米8千余吨，杂粮200余吨，面粉万余袋，杜长城的爆炸大队炸毁了县城内的解放军3个兵工修理所，毁坏各种枪支2千余支，烧毁任丘被服厂、布库、县府合作社、边区银行任丘分行、酒精制造厂和运输大队。

15日凌晨，傅作义又指挥鄂友三的骑兵向此行最重要目标——河间县城快速发起进攻。进到河间县城外围时，鄂友三命人切断电话线，冒充解放军与河间县城内的解放军总机联系，了解了解放军的防御部署，从防御薄弱的城东关突然杀入县城，从解放军阻击部队背后猛插一刀，占领了河间县城，留下部分兵力进行烧、杀、抢掠，骑兵主力则快速杀向冀中军区所在地——黑马张庄。

军区机关面对突如其来的进攻，不得不撤退。鄂友三在城里城外进行了严密搜索，进行了彻底的破坏，烧毁一座汽油库，炸毁了地雷制造厂和第8军分区烟草总厂，烧毁被服厂，厂内有棉军衣15万套，单军衣10万套；烧毁一个军鞋厂和厂内10万余双棉鞋，15万双布鞋。炸毁广播电台、冀中军区生产促进会总库、晋察冀日报社全部器材、冀中军分区干部训练团、中共中央党校修械所、冀中军区造纸厂。

尤其是冀中军区的大型军火仓库也被杜长城爆炸大队炸毁，内有各种炮弹万余发，各种枪支5千余支，地雷手榴弹万余颗。解放军储备的马料2万多担也被付之一炬。没有烧毁的粮食，也进行了就地散发。

撤退之前，骑12旅彻底捣毁了冀中军区司令部，就连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做饭用的锅也给砸了。狂妄之极的鄂友三竟然在冀中军区为毛泽东准备的精致卧房书案之上，留信一封，称“来访未晤，由汝等自夸铜墙铁壁之老巢，今日已为国军摧毁，今后将随时来访。”

鄂友三的骑12旅本身军纪就不好，此次奉命烧、砸、抢，更是无所顾忌，给毛泽东和军委留下极坏印象。

就连冀中军区司令孙毅，也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48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西柏坡见到孙毅的时候，批评他：“今年春天，国民党军队鄂友三骑兵旅奔袭冀中河间，听说你们受了损失，把你这个孙胡子做饭用的锅都砸了。这说明你们警惕性不高，对敌情报掌握得不准，不细。”孙毅是当年宁都起义的骁将，因蓄着一把大胡子，而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之为“孙胡子”。孙毅当面向毛主席做了检讨。

傅作义的部队占领大城县后，冀中军区焦急万分，急电催调主力回援。不仅冀中军区部队星夜赶回根据地增援，就连出击察南、绥东的4纵也急忙抽调部分主力日夜兼程，赶回冀中增援，并于16日赶回冀中根据地。

而傅作义见吸引解放军主力回援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命鄂友三的骑12旅迅速经青县返回天津。

“冀中穿心战”，砸了孙胡子的锅(2)

    此次傅作义谋划的“冀中穿心战”，不损一兵一卒，仅以损失战马一匹的代价，严重地破坏了解放军冀中军区的后方，并迫使解放军回援，达到其战略目的。不仅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灰头土脸，就连华北野战军的各级首长也大感脸上无光。

更为严重的是，华北野战军在外线立足不住，后方根据地机关又受袭击情况下，不得不撤退，提前结束察南绥东战役。

傅作义此次“冀中穿心战”，批亢捣虚，大胆远程奔袭，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战果比两年前国民党嫡系主力94军121师进攻冀中根据地要大得多。那次国民党有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结果仍然损兵折将1500余人，被击毁坦克3辆，最后狼狈退走。两相比较，傅作义的胆识和指挥才能确实是可圈可点。

1949年10月下旬，华北解放军开赴山西、内蒙作战，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蒋介石令傅作义故伎重施，组织精锐部队突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傅作义命令鄂友三的整编骑兵12旅和郑廷锋的94军组成突袭部队，向石门地区挺进。

这个计划不巧被平津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得到，迅速传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一面明中央机关作紧急疏散准备，一面调遣杨成武兵团日夜兼程赶回冀中，同时在广播电台公开宣布：“我冀中地区没有部队，你们想袭击我中央机关，有胆量就请你们来吧！”

傅作义听到广播，认为解放军已有准备，急令鄂友三等火速北撤，偷袭计划落空。

鄂友三恶有恶报，欠债良多，终究难逃一劫，虽然后来在绥远起义，但在1950年11月以暗通国民党罪被逮捕，虽经傅作义营救，最终还是在北京永定门外天桥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傅作义可赦免其战犯(1)

    1949年1月15日，当解放军攻克天津之时，北平孤城已足足被围了一个月，不但郊区为解放军所掌握，连水电都为解放军所控制，摆在傅作义面前的只有选择和平谈判这一条道路了。

傅作义是一个倔强的人，按他的性格，宁肯杀头也不肯投降。他的意见是，按照中共组织合政府的主张，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傅作义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同时先在华北实现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样，既能保存了实力和面子，又能顺乎了民情。

为着试探共产党的态度，傅作义在12月12日夜，派了两位和谈代表，携带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一行4人，乘车秘密出城，在三河县找到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会见了刘亚楼参谋长，希望与中共恢复抗日战争时期那种合作共事关系。

刘亚楼告诉傅作义的代表：“我方的基本观点是傅作义停止抵抗，和平解放平津。”

12月下旬，傅作义的王牌35军和104军在张家口附近的新保安被歼灭了。解放军攻打张家口这天，傅作义给毛泽东发了一电报，提出4点要求。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 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三、 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 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

毛泽东接到这一电报后，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于1949年1月1日要北平地下党，直接告诉傅作义以下几点：

一、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二、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犯，并保有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三、傅致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了，毛主席认为傅氏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一二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四、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载之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五、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六、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此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

文中的彭泽湘，曾冒充李济深的代表，建议傅作义反蒋独立，走第三路线。

1月7日凌晨5时，为平津战役操劳，夜不能寐的毛泽东致电前线司令员林彪：

“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署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

此时，北平的学者名流都希望傅作义同共产党谈判，不动刀枪，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决定派少将政工处长周北峰为代表，邀请张东荪教授为民主同盟代表，与解放军重开谈判。周北峰是傅作义的同乡，是位谈判老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代表傅作义到延安和贺龙、萧克商谈过合作问题，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他。1945年日本投降后，傅作义为长城以北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受降官，派他为代表到商都和张北与苏联红军接过头。

周北峰与张东荪驱车出西直门，过万牲园（动物园），在白石桥下了车，到了海淀镇又换乘吉普车到了西山，见到程子华将军。翌日清晨，又到了蓟县八里庄，会见了聂荣臻。

聂荣臻提出，傅作义的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个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总部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就在周北峰、张东荪来到蓟县八里庄的当天，西柏坡的毛泽东给平津前线司令部来电，阐明4点主张：

一、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我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

二、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

三、除傅部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眷属可照对待郑洞国的办法处理。四、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将举行攻击。

傅作义可赦免其战犯(2)

    蒋介石派来的国防部长徐永昌也飞到了北平。徐永昌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过去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徐永昌带来蒋介石的旨意，让傅作义把平津一带的国民党军分三路南撤：一路从天津、塘沽经海路撤至青岛，另一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第三路由空军空运。

不久，蒋介石又命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飞抵北平，再次要求傅作义放弃天津，率部突围南撤青岛，然后乘舰船过江。傅作义婉言拒绝了郑介民的劝说。

郑介民见劝说无效，乃布置在北平的军统人员，用各种手段破坏傅作义同解放军的和谈： 对敢于出头露面为北平和平奔走的人物，要派人跟踪，必要时把他们暗杀。

傅作义又派在两党关系中有“鲁子敬”之称的邓宝珊到通县，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谈判。聂荣臻告诉对方，解放军已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不包括天津了。

仅29个小时，天津便便被解放军攻克，陈长捷等当了俘虏，迫使傅作义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下了最后决心。

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双方就达成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

1月16日晚，林彪司令员会见了邓宝珊，拿出一封由他和罗荣桓政委联合签署的给傅作义的信，希望傅尽快答复。信中写道：

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以减轻或赦免。

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日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实行攻城时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本军将用精确战术，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破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这不预。

这封信体现了1月14日毛泽东发表的“时局声明”所提的和谈八条，是中共的最后通牒。傅作义决定接受军队离城改编。

解放军接管北平

    傅作义私下对政工处长王克俊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这几年来，我不断地对部属讲‘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的思想若是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做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就在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又来了电报，要求于17日起，用一周的时间，派飞机到北平运走其嫡系第13军少校以上的军官和必要的武器。

傅作义假意答应蒋介石，同时把蒋介石的意思电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城外解放军在有飞机来时，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飞机着陆。如此四五天，国民党党的飞机没有运走嫡系精锐兵团的一人一枪。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要求立即传达各部队，22日晨见报，同日上午城内守军开始按指定地点了城待编。

1月31日，解放军接管城防，北平和平解放。

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前往西柏坡中共中央总部驻地，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傅作义向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

毛主席和蔼地说：“你做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毛泽东叫着傅作义的字，风趣地说：“宜生，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你还是把他甩掉了。”

谈到对傅部原有人员的政策，毛主席对傅作义说：“我们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

傅作义一听连忙问道：“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

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污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提高认识嘛！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

关于如何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关，但主要的是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民主改革，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毛泽东又问：“傅将军，你愿意做什么工作？”

傅作义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说：“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4月1日向全国发表了通电。他号召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尽早开始建设。

平津战役结束不久，绥远问题果然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4月24日，阎锡山固守的太原也获得解放。自此以后，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已经连成一片，为解放军渡江南进、扫清蒋军残余，为赢得解放全国大陆奠定了基础。

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傅作义建国后竟仍居高位，党内有些人对此想不通。毛泽东便分别多次地在共产党员和群众中替傅作义做工作，而且对傅作义一直予以信任，经常请他到自己的住处，有时还邀请他一起吃饭看电影。

1951年初，当毛泽东得悉改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原绥远起义部队士兵在遵守群众纪律和军民关系上有显著进步时，还特意给傅作义写了封信，信云：

宜生兄：

二十三兵团最近情况报告一份，送上请察阅，阅后请予掷还。二十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不知是毛泽东特意打听，还是无意之中得悉，农历的五月初五是傅作义的生日。于是，毛泽东在1951年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特意派薄一波把傅作义请来吃饭。吃饭时，毛泽东与他开怀畅饮，谈笑风生。

傅作义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毛泽东竟然留心到自己的生日，还请自己吃饭，内心十分激动，感慨地说：“毛主席真细心，真伟大，令人钦佩之至。”

建国初期，北京市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公园举行。毛泽东看到一半，就约傅作义离开会场，出去走走。

走到祈年殿时，毛泽东想起了1949年城外的解放军炮轰天坛临时机场，祈年殿被轰坏一角的往事，于是便指着修补过的一角，问傅作义：“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好不好。”

傅作义会意地笑笑说：“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这墙补也补不得罗。”毛泽东高兴地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傅作义没有得到。

1955年9月, 傅作义却得到了毛泽东亲自授予的“一级解放勋章”。

傅作义小传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生于荣河县安昌村（今属临猗县）人。1910年考入太原陆军小学。1912年被保送到北京清河陆军预备学校，两年后，升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步兵科。1918年毕业后回山西，被派到独立步兵第10团任见习官，后升排长、营副、营长。1924年10月，因战功升任第4旅第8团团长。1925年春，傅作义率领第8团坚守天镇县城，被擢升为第4旅中将旅长，旋又升为第4师中将师长。次年，晋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附蒋反奉，傅作义率第4师守涿州百余日，以“守城名将”蜚声海内外。

1928年，傅作义被阎锡山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市警备司令。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傅作义被阎锡山任命为第4路军指挥官，负责指挥津浦线北段战事。6月，傅部占领济南，任济南行营主任。12月率部移驻绥远。次年1月，任35军军长兼绥远省政府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傅作义通电抗日。1933年5月23日，傅作义在怀柔牛栏山一带，率部予日军以重创，史称“长城抗战”。1935年4月，傅作义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193611月14日，日军田中隆吉指挥伪蒙军5000余人由商都出发，进犯绥远省红格尔图。傅率部迎击，在百灵庙重创日军。毛泽东曾发表贺电，称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并派南汉宸到绥慰劳，赠送“为国御侮”锦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傅作义受任为第2战区第7集团军总司令，先后指挥忻口战役和太原守城战。1938年，傅作义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驻晋西吕梁山区柳林镇，曾与中共派来的曾三、程子华等会谈合作抗日事宜。是年冬，率部进入绥西河套地区，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升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

1946年，傅作义就任“张垣绥靖公署”主任，次年任“华北剿总”司令。1949年1月上旬，傅作义与解放军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9月，又促成绥远和平解放。

1949年9月，傅作义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1955年9月。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4月，傅作义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965年，傅作义当选为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邓宝珊

邓宝珊(1894-1968)民国纵横西北几十年的的智囊人物。国民军时期的陆军上将。辛亥革命时，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24年的国民二军师长。后代理甘肃省主席、抗战时的新编第1军军长。在榆林和延安交好，戡乱战争时期两次坚守榆林，击败彭德怀的进攻，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的钥匙。建国后，甘肃省省长、1968年11月27日卒于北京．

    伊犁起义

　　甘肃天水人。 原名邓瑜，1894年11月10日诞生于甘肃省秦州直隶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其父邓尚贤，原本是一位穷书生，后改习商，家道小康。他童年时读过几年私塾，十三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在哥嫂的抚养下生活。由于家庭经济日现拮据，只好辍学到兰州谋生，在父亲的朋友、回族人士马尊义所办的“骏川成”水烟厂当学徒，1909年夏，新疆伊犁新军在兰州招募新兵，邓宝珊报名应募。当时，他尚不满十六岁，不够应募年龄，然而身材魁梧，脸上早已显露老成之气。招募者一看，确信他已成年，遂准入伍。

　　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的行军生活，邓宝珊来到了伊犁，编入新军标统杨缵绪部，不久被指定为士兵中的司书。从此，他业余拜师，发奋读书。后来在长期繁忙的戎马生活中，他也从不废读，琴棋书画无所不学。1910年，邓宝珊经新军协统部书记官金伯韬（甘肃人）介绍，与伊犁同盟会负责人冯特民相识，并于同年7月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年1月7日，伊犁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邓宝珊在李辅黄率领下，参加攻占清政府伊犁将军署和副都统署所在地惠远城的战斗。由于伊犁将军志锐（光绪瑾妃、珍妃的哥哥）事先防范，新军士兵的大部分子弹被收缴，邓手携五响马枪，仅有五发子弹，随同大队英勇作战。起义部队很快攻下了惠远东门，由此进城攻占了存放军火的南库，取得了武器弹药的补充，从而进一步控制了整个伊犁地区的形势。8日，成立新伊大都督府，宣布“五族共和”。这时，清政府的新疆巡抚袁大化调动四方兵马，压境伊犁，妄图扑灭革命烈火于初起。而伊犁革命军也正欲东征迪化，光复全省。2月，革命军与清军协统王佩兰的部队在伊犁以东精河、沙泉子一带展开了激战。邓宝珊属右翼攻击部队，战斗中指挥官不幸阵亡，邓当即挺身而出代理指挥，守住了阵地。此时，杨缵绪前来督战，邓建议采取包抄敌人左翼后路。杨首肯后，即令他率部迂回到敌人后方实行突袭，邓宝珊等从侧背直冲到敌人指挥车跟前，使敌阵脚大乱，后方动摇，一举击溃敌军。此役结束，邓宝珊因作战英勇和献策奏功受到嘉奖，调升为参谋。后来，原清政府镇迪道兼提法使杨增新，在袁世凯支持下控制了新疆军政大权。杨阴险毒辣，千方百计分化和镇压伊犁革命力量，革命党人冯特民、李辅黄等惨遭杀害。邓宝珊亦上了缉捕名单。他感到在伊犁已势难立足，遂潜赴宁远，设法从沙俄领事馆取得护照，经霍尔果斯取道西伯利亚，绕经东北、京津等地返回甘肃故里。

华山聚义

　　邓宝珊家居短时间后，于1914年前往陕西，与同盟会会员刘蔼如相会于华山。当时，统治陕西的袁世凯的忠实鹰犬陆建章四处布置亲信爪牙追捕、杀害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聚集在陕西的省内外资产阶级革命派，激于大义，相互结纳，来到华山脚下的杨家花园，以听同盟会会员郭希仁讲学为名，组成“共学园”，密谋举帜反袁，称之为“华山聚义”。“华山聚义”后，在护国、护法斗争中聚集起来的武装力量——陕军集团，是后来组建国民军（西北军）的重要成分。通过刘蔼如，邓宝珊参加了这一密谋，从而结识了陕西的胡景翼、张义安、董振武、刘守中、史宗法，山西的续桐溪、李歧山、续范亭，福建的何遂和河北的孙岳等人，密谋的结果决定在西北各省发动武装起义。是年冬，“华山聚义”的一些成员分赴各省。邓宝珊和续桐溪打算去甘肃、新疆开展活动，由于缺乏川资，在途中又大病一场。半路而返。后来，他们就留在陕西活动。

袁世凯称帝后，陕西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逐陆反袁”的呼声遍及乡野，“华山聚义”成员参与了许多斗争的发动和领导。邓宝珊等在西安附近筹备起义。有一次，他与董振武、杨瑞轩、胡德福、马青苑等，在三原李玉祥家中秘密制造炸弹。此事为陆建章侦探获知，遭到围捕；在抵抗中，他与董振武越墙而走，胡德福被捕，不久遇害，邓宝珊等并不气馁，他们化装成菜贩子，入栎阳，炸毁营房，歼灭当地守兵，夺得了一批枪械。此后，他随着这支队伍，转战于渭河以北各县，先后夺得快枪五百余支，给陆建章的统治以极大威胁。

靖国军

　　1916年5月，邓宝珊在陕南镇守使陈树藩部胡景翼团任连长，陈树藩是一个投机野心家，借“逐陆反袁”的声浪掌握陕西军政大权后，就通电取消了陕西独立，不久又投靠了北洋军阀的新头目段祺瑞。陕西进步力量发动了“反段倒陈”运动。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陕西民党起而响应，次年1月，邓宝珊与董振武协助张义安在陕西三原起义，一举消灭了陈树藩所属曾继贤旅的一个团（团长严锡龙）。这次起义导致了陕西多方反陈力量的联合，为陕西靖国军的护法斗争趋向统一创造了条件。1月27日，曹世英、胡景翼先后由耀县、富平到三原，共组陕西靖国军，分任左、右翼总司令，发出檄文讨陈。5月，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潜回陕西，抵达三原。8月，靖国军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统一改编各部为六路，邓宝珊隶属于胡景翼的第四路，任靖国军第四路营长、团长、副总司令。

1921年11月，胡景翼接受北洋政府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任邓宝珊为该师岳维峻旅二团团长。邓宝珊不同意胡接受改编，于次年夏初，曾派人向孙中山反映陕西靖国军情况。孙中山致函邓宝珊，批评胡的行动是“受奸人蒙蔽”，向他“借问劳苦，并以为勖”，鼓励“坚持初志，百折不挠”，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

国民军

　　1922年4月底，直奉战争爆发。胡景翼奉命率部出潼关，与冯玉祥部协同，于5月在郑州附近大战河南军阀赵倜军。邓宝珊以前敌总指挥名义，指挥胡部李纪才、弓富魁的两个团攻破敌阵。此后，邓随胡景翼驻军安阳、邢台一带。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密谋共讨曹锟、吴佩孚，邓宝珊为胡联系冯、孙。10月19日，他前往滦平与冯会商，议决了秘密班师回京日期，将部队定名为国民军，冯玉祥后来在其《我的生活》一书中是这样记叙此事的：“我从古北口进驻到滦平，即秘密发信给胡笠曾（胡景翼字，又作立生）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篷中举行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孙中山先生，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10月22日，当直、奉双方战斗正酣之时，直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热河前线回到北京，当晚囚禁贿选总统曹锟于中南海延庆楼内。次日，冯、胡、孙三人联名通电呼吁和平。他们的反戈，导致直系大败。战后，邓宝珊因促成冯、胡、孙联合组建国民军有贡献，升任国民二军二师一旅旅长、国民二军第七师师长，参与了联合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的有关事宜。

　　1924年底，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开始在国民军中进行活动。从此，邓宝珊受到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影响。次年春，随胡景翼到河南，任右翼总指挥，率李虎臣、蒋世杰两师击溃憨玉琨部。此后驻防陕县。他开办军官传习所、任命共产党员胡重差为所长，聘用了三名苏联顾问。李大钊派邓的同乡、共产党员葛霁云到邓部工作，被邓委以秘书长。8月，邓率部北上与奉军作战，占保定，经沧州，直抵天津附近。12月初，邓部参加国民军第一、二、三军会战天津李景林之役。当时，在李大钊策动下，邓宝珊于12月13日在马厂附近领衔发表通电，主张“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全国之统一，对外谋国际之平等”，宣称“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在攻占马厂的战斗中，邓任总指挥，率第二军七师及史可轩的二师一旅，并高桂滋的一个团，会同三军一部，攻占该地。接着，配合孙连仲的第一军，从南路夹攻杨柳青。

　　有一次作战中需要强渡一条河流，但敌军调走了河上所有的船只，搭桥又无材料。这时，正值严冬，邓心生一计，命令士兵砍倒田间收获后的大量高粱秆，束成了许多一尺见方的捆子，浇之以水。经过一夜，这些捆子都冻成了块状，用此搭成了一座渡桥，大军得以通过，经过激烈战斗，国民军迫使奉系之李景林放弃天津，由海路遁逃山东。邓宝珊在作战中负伤，战后被任命为直隶军务帮办。

　　1926年1月，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邓宝珊随国民军第二军在河南与吴佩孚军作战，败于驻马店后，率部队西退洛阳。3月6日，第二军主力在洛阳被豫西红枪会围攻溃散。他间道返回陕西，在三原收集、整顿了原留在陕西的第二军余部——以及豫西败退归来的官兵，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内蒙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他与国民军其他将领通电拥冯，并表示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国民军联军宣告成立。

　　国民军联军采纳了李大钊建议的“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进军方略，挥师入陕。冯玉祥委邓宝珊为国民军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邓在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由苏联归国的邓希贤（邓小平）担任政治教官，对学员进行民主革命教育。当时，驻守西安城的国民军杨虎城等部，被吴佩孚指使的刘镇华镇嵩军已包围八个月之久，情势危急。11月下旬，孙良诚、邓宝珊、吉鸿昌等国民军联军将领和苏联顾问在乾县开会，研究解围战役方案。邓建议以一部分部队迂回包抄，从侧背攻敌指挥机关，并切断刘镇华东撤退路，得到大家同意。国民军联军因此以一部猛攻西安西郊，另一部则由邓率领，连夜绕道终东山下奔袭东郊韩森寨刘镇华的司令部。刘镇华部因腹背受敌而一败涂地，携其日本军事顾问东逃。西安于11月28日解围。

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这是一个国共合作性质的临时军事政府，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了部、厅、局的领导职务。不论是民政、教育，还是军事，他和于右任都依靠共产党人进行工作。驻陕总部创办了两所干部学校，即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均以共产党人为学校领导。邓小平时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陕西中共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李子洲任中山学院副院长。邓宝珊对当时在陕西工作的共产党人，始终予以积极的合作和支持，与在国民军联军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3月，经他和其夫人张玉燕介绍，刘伯坚与西安进步学生王叔振结婚。刘被迫离开国民联军后，其家属一直由邓掩护和供养，直到中共派人接走为止。

西北军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所部由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邓宝珊任第二集团军第五军军长，奉命出师潼关，策应武汉方面继续北伐。5月下旬到达河南，按原计划与武汉北伐军会合，6月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联合发表通电反共。冯还为蒋与汪精卫合作穿针引线。不久，五军所在的南路军指挥岳维峻率部投靠蒋介石，邓宝珊无意投蒋，带领本部撤至驻马店。后因形势所迫，离开部队前往上海暂住，经杨明轩引见结识了周恩来。

　　大革命失败后，邓宝珊同许多共产党人保持了友谊，对遭受迫害的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不论相识与否，都尽力加以掩护和帮助。同年五六月间，刘伯承在四川发动“顺泸起义”受挫后，辗转来到西安，一行人只剩下两块钱路费。当时，邓与刘伯承不认识，却立即叫秘书长葛霁云设法转去六百银元，又开具通行证明，帮助刘伯承等人摆脱了困厄，顺利经武汉，转往南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全国解放后，刘伯承见到邓宝珊时还提及此事，表示感谢。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邀邓宝珊回河南，派往许昌协助樊钟秀的第八方面军对蒋作战，樊于作战中被飞机炸死，邓接任总司令。10月，冯、阎讨蒋失败，第八方面军师长焦文典哗变投蒋，并挟持邓宝珊由许昌南行，准备押解给蒋介石，邓于途中寻机脱身，匿住在河南的原国民军部队中。11月，邓去上海法租界“蛰居”。

在上海，邓宝珊通过共产党员葛霁云、杨晓初等，与中共中央军委的同志保持接触。1931年，中共中央军委派刘仲华向邓宝珊了解吉鸿昌的情况，并经邓介绍，与吉鸿昌取得了联系。这时，邓宝珊还与从事反蒋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有联系。同年，刘伯坚从国外回来，先抵上海，邓宝珊偕于右任与之秘密会面。刘伯坚牺牲前回忆此事说，当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做的事情太早”。邓宝珊的活动，受当时蒋介石特务的注意，他们勾结租界巡捕房拘捕了邓宝珊，并企图引渡南京处置，后由于友人、家属奔走，请女律师郑毓秀出面保释，方得脱险。

主政甘肃

　　“九一八事变”后，经于右任斡旋，蒋介石同意邓宝珊复出政坛。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准备西迁洛阳。邓宝珊与杨虎城等被任命为洛阳的“陪都委员”。当时，甘肃地方军与入甘的杨虎城陕军孙蔚如部矛盾尖锐。邓是甘肃籍的陕军将领，又通达稳练，故杨虎城力荐他入甘调解，安定局面。2月，国民党中央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主管军事。3月，邵、邓联袂到兰州。这时，甘肃的地方武装林立，各据一方，就地征敛；加之数年间兵连祸结，灾害频繁，民生凋敝。邓宝珊决计不扩一兵，专务安民，任续范亭为参谋长，王新令为秘书长，悉力整编省内武装，协调与青海马麟的关系，争取和平环境，以利百姓养息，并与邵力子合作，整顿省政。邵、邓从这时起，建立了友谊关系。次年4月，邵力子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邓暂时代理主持甘肃军政事务，继续稳定各派力量，安抚流亡人口。其时，邵力子、于右任曾大力保荐邓正式为甘肃省主席，但蒋介石对邓疑惧犹深，未允。1935年，邓宝珊改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所辖仅两个旅，即新十旅和新十一旅，人们讥称为“新半军”。

　　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努力。邓宝珊受此感召，奔走晋、冀、鲁三省，会晤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恳劝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又到西安与杨虎城、张学良进行了晤谈。这时，红军长征经过甘肃境内，他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命令采取消极、敷衍态度。红军攻占会宁后，朱绍良曾命令新十一旅殊死反攻，他婉转向朱说明，即使牺牲这个旅也无济于事，朱只好同意撤退。

“西安事变”发生后，邓宝珊赞同张、杨义举，他应处境艰难的杨虎城之邀，前往西安相商善后之策。在西安，他根据中共中央一致抗日政策的精神，努力做各派之间的团结工作，他认为蒋介石除杨的决心已下，而杨进行武力抵抗又不可能，且牵动大局，经与杨磋商，决定自己出面见蒋，为杨斡旋，由蒋给杨以“出国考察”的名义。到南京见蒋介石时，他从容地对蒋说：“此次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非常事件，杨虎城诚然对不起委员长，但委员长素以圣贤之心为之，当按非常办法对待。这样会使中外人士更加敬佩！”接着，他又主动提出东北军、西北军整编问题，陈述了杨的要求。第二天，蒋邀邓吃便饭，席间答应让杨虎城出国。6月，他在上海将杨虎城、杨明轩、宋绮云等人送上了轮船，才放心地转回西安、兰州。

边区司令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将驻甘肃的新一军第一六五师（鲁大昌）和驻榆林的第八十六师（高双成），合编成第二十一军团，任邓宝珊为军团长，驻防榆林，在平绥线西段侧翼抗击日军西侵；同时也有从北面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意图。邓以抗日目的可达，欣然赴任，自己先带参谋长俞方臬及译电员经西安飞往榆林。其部队以新十一旅、一六五师、新十旅的行军序列向陕北开拔。但在途中，蒋介石突令尚在甘肃的一六五师和新十旅停止前进，分别并给了胡宗南和朱绍良，他在榆林旋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当时，他指挥的范围包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驻在吴堡县宋家川的军渡到神木县贺家川一线的河防部队。初到榆林，他即派人与陈奇涵司令员商谈协防事宜。接着，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等到榆林，双方达成了和平相处的默契。1938年春后，他一直派有兵力驻鱼河堡，叮嘱带队军官的任务是：“维护陕甘宁边区到榆林这一段公路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车辆和人员顺利出入！”1941年2月，国民党政府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主任熊斌，电令邓派兵协助陕西保安十三团，给其阎家寨子部队“送粮”，意在制造摩擦。他看破了这点，复电说：“阎家寨子乃弹丸之地，深入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多里，在我无足轻重，派兵送粮，定要与友军起衅，影响国共团结，不如将部队撤出。”拒绝执行命令。整个抗战期间，邓与陕甘宁边区一直保持着睦邻关系。

邓宝珊还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同志晤谈。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乘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邓宝珊曾电邀南汉宸到榆林，共商对策。6月，当蒋介石电令邓绕道宁夏去重庆时；他有意经过延安，并留住二十多天。他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热情接待，相互彻夜长谈。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当前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化的前夜，法西斯快要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走投无路了。在谈到胡宗南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时，毛主席指出，胡不过是挑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其丢两个石头，就全部砸烂了。这对坚定邓团结抗日的信念，起了重大作用。7月，邓经过西安时，适遇周恩来、林彪。当周恩来前往访问他时，邓传命谢绝一切客人，认真倾听了周恩来的谈话。这次谈话使邓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民主建国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到重庆后，看到国民党内反共声浪甚嚣尘上，感到忧虑，在最后一次见蒋介石时，斗胆向蒋忠告：“我愿把领导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导拥护成拿破仑。”这使蒋介石内心十分震怒，放弃了调任邓宝珊为甘肃省主席的打算。同年秋，回榆林再经过延安时，毛泽东等对他此行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至为赞扬。邓还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的成果展览，并以来宾身份参加了劳动模范大会。他在会上讲话时说：“我是大家的朋友。”续范亭在毛泽东、周恩来住处赠了一首诗给邓宝珊，诗曰：“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次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给邓的信中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榆林守卫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2月，邓宝珊作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在重庆举行的二中全会。会后，他回到三原家中，托词“养病”，表示不愿再去榆林，以免卷入内战漩涡。由于胡宗南再三催促，他才返回榆林。不久，所部曹又参旅在三边起义，陕北保安副总指挥官胡景铎在横山起义。鉴于榆林的战略地位。胡宗南将整编二十八旅徐保部两个团，于1947年4月空运榆林；同时在榆林军队中安插了众多的特务，对邓进行监视和控制。同年夏，爱国民主人士刘绍庭携朱德及续范亭的信来榆林见邓，要他当机立断举行起义。他在复信中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这年8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从战略需要进攻榆林。当时，邓宝珊因还在起义问题上徘徊，故仍仓促应战。8月12日，胡宗南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部星夜兼程援榆，人民解放军撤榆林之围，后来彭德怀又打了一次，还是没有成功，为此，邓很有意见，认为自己保境守土，没有惹起任何麻烦，没什么还要来打他，建国后，他还专门为这事责问过毛泽东。

北平之钥匙

　　1948年4月，国民政府召开“国大”。邓宝珊不是代表，但他特意到南京去了解国民党内对时局的看法。目睹“选举”中的种种丑剧，邓感到心灰意冷。当于右任征求邓对自己竞选副总统一事的意见时，他说：“以现在的情况，于先生的上策是去香港卖字，中策是继续当监察院长，下策是出马竞选。”从南京回来，他又“养病”三原家中。8月，冯钦哉衔命到三原，传达“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的意见，邀邓以“副总司令”的名义驻包头，舒彼后顾之忧。8 月17日，邓与冯钦哉飞榆林，25日飞北平，就“副总司令”职，晋升为上将（邓在国民军时期已晋上将衔，蒋介石时期任军职后一直为中将衔），在北平住了一月之久。

　　12月，傅作义开始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谈判倡议。经马占山建议，傅以邓宝珊和共产党历史关系较深，又有威望，如出任谈判代表，将有利谈判的进行，因此派“追云号”飞机把他接往北京，邓宝珊和傅作义经过反复商讨，明确了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部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设想了和平起义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及应付之方。与此同时，邓宝珊还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崔月犁等人秘密接头。一见面，他就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接着，两人交谈了国际和国内形势。他表示蒋介石败局已定，自己将全力劝傅作义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崔问他在榆林的部队怎么办？他认为，北平和平解放，自己起义后，榆林问题将迎刃而解。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由周北峰陪同，前往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驻地谈判。当天下午到达通县马各庄，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参谋处长苏静负责接待。次日下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来到马各庄会见了他。他以为天津能守3个月做条件，做为全军加入解放军做为联军的条件，结果天津30个小时就失守了。经过三天谈判，达成了北平30万军队出城改编，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电达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领导后，毛主席表示，经邓先生达成的协议是可行的，我们对邓先生完全信赖。17日，他回北平向傅作义复命。正当和平协议付诸实行之前，蒋介石派其前军令部长徐永昌飞北平，企图以徐和傅、邓的私人关系，煽动傅部与人民解放军一战。但傅、邓决心已定，不为所动，由邓出面，促徐离北平，排除了和平起义的干扰。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召集高级军官会议，说明了起义决定，当场宣读了和平解放的实施办法。邓宝珊有意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由于事先安排周密，会议进行顺利。22日，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起义。当天，他赴通县迎接人民解放军工作人员。接着，成立了联合办事处，叶剑英任主任。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邓宝珊对北平和平解放的努力，受到了人民的称赞。当时，北平《新民晚报》曾发表文章，标题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西柏坡和北平多次会见他，共商建国大计。国民党立即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这年8月，傅作义、邓宝珊乘铁甲火车头前往绥远，协助董其武完成了“九一九”绥远起义。此前，蒋介石又派徐永昌到绥远，企图阻止绥远起义。徐以“称病”为由，赖在包头不走。傅、邓相商后，由邓出面请徐吃饭，即席指出：“次辰（徐永昌字）兄，听说你‘病’了，气候不好，请注意一点，润之、玉阶先生来电，欢迎你去北平，宜生（傅作义字）已让其武给你安排治疗，并请你领导绥远起义，起义后我们一起去北平。”徐感到形势已不可逆转，第二天就离包头飞广州。事后有人问何以不扣住徐永昌？邓说：“徐无起义觉悟，他奉命而来，要回去复命，是可以理解的。放走他，减少了起义阻力，也打消了一些人对起义的疑虑，于大局有利。”在绥远期间，邓宝珊还为宁夏马鸿宾部队的起义，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宝珊受中共中央、毛主席的派遣，回到甘肃工作，先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邓和傅作义一起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以表彰他们在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功绩。1956年，在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邓还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委员会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以后，邓宝珊和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一直保持着友谊。每年到京开会，毛主席总要在中南海约见他，以老朋友相待。五、六十年代，邓小平、贺龙、陈毅、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杨明轩、南汉宸等到兰州，都要亲自到邓宝珊家中去，和邓倾心畅谈，亲密无间。朱德同志到兰州，也和他亲切晤谈。

　　“文化大革命”开始，邓受到冲击，周恩来总理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因受刺激在北京吞鸦片烟自杀，终年七十四岁。

　　1979年4月24日，经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决定，在北京为邓宝珊隆重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乌兰夫主持追悼会，宋平致悼词。1984年11月，在民革中央纪念邓宝珊诞辰九十周年时，王震同志说，邓宝珊是“中华民族著名的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邓宝珊传奇的一生

邓宝珊的人生可以分为前后两半生，前半生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爱国的西北将领。从1950年到1968年十八年的后半生，他一直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
　　 （1）
　　邓宝珊于1894年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县东二十里铺邓家庄，祖父是个读书人，老时在天水城内教书，落户在城内关公巷。父亲叫邓尚贤，由于家境清寒，弃儒经商。邓宝珊的父母亲去世很早，他小时候就随哥嫂生活。
　　邓宝珊14岁时，甘肃久旱不雨，陇南大饥，本来无隔夜之粮的邓家生计更成问题，不能糊口，嫂嫂夏氏又百般挑剔，邓宝珊毅然告别哥嫂，离开了家乡，到兰州投靠他父亲的朋友马尊义。
　　马尊义一见他十四五岁的稚龄，竟然不远千里来到兰州，十分惊讶，就问他：“你来兰州做什么？”
　　“父母去世后，家里由嫂嫂管家，对我过分严酷，我在家里确实蹲不下去了，才来兰州的，想投考陆军小学。”
　　“考陆军小学的一般都是秀才，你不是秀才，年纪也小，考陆军小学没有你的事。”马尊义告诉他。
　　“没办法，那我就上口外去。”
　　去口外就是到沙漠戈壁的新疆去。马尊义也不同意，怕他一上口外，就没消息了，对不起已故的老友，于是留他在家住了一个时期后，托一位熟脚户，给了七串制钱的脚价和路费，叫他把宝珊送回天水去。
　　谁知走到东岗镇时，邓宝珊就再三向脚户央告说：“我回家去要受气，又没适当的事做，还是请你把马叔给的钱分一半给我，让我回兰州另想办法或去新疆吧。”脚户被纠缠不过，只好将脚钱分了一半多给他，这样邓宝珊回到兰州，又另找了一个住处。
　　不久，湖北新军协统杨缵绪部开赴新疆，在兰州招募新兵，他应募从军，随后就离开兰州西上，从此开始了一生戎马生活。
　　部队从甘肃往新疆途中走了几个月，路上千辛万苦，开小差的不少，而邓宝珊一直坚持随军，没有动摇，还在休息时看书，平时和同伴们结交也彬彬有礼，因此，大家都喜欢他。
　　进新疆后，部队直开伊犁。他被杨缵绪的一位师爷发现了，调他给自己当勤务。师爷见他做事勤奋，又识字好学，很赏识他，继续教他读书写字，以后又让他帮忙抄写文书。每抄多少字，就可以得一些钱。邓宝珊暗中省吃俭用，打算积够50两银子，就离开军队，回家买几亩地，自立门户。谁知一次他得了一场伤寒症，高烧不退，神志昏迷，同伴们见他不行了，把他抬到一座庙里准备后事。多亏那位师爷懂得医道，开了一个药方，几剂药吃下去，居然有了转机，渐渐好起来了。等到他病好时，钱也花完了，家也回不成了，邓宝珊这才横下一条心，拿起枪杆，在军队干下去。铁心当兵后，他在工作学习之余，爱谈论国家大事，也爱交朋友。伊犁新军中有同盟会活动，他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邓宝珊和一些同盟会员，在伊犁举起义旗，响应辛亥革命，并搜捕伊犁将军志锐，攻击清军协统王佩兰。事后论功行赏，他被提升为参谋，邓瑜（邓宝珊原名）为伊犁全军闻名。
　　不久，袁世凯上台，新疆都督杨增新下令捕捉同盟会员，邓宝珊既是同盟会员，又是伊犁革命中的出头人物，也在被捕捉之列。1913年，他秘密离开新疆，绕道苏联的西伯利亚回到了老家天水。
　　1914年春，邓宝珊离开天水老家，长途跋涉，前去陕西，途中结识老同盟会员胡景翼、刘守中、岳维峻、续范亭、孙岳等人，同往华山，名为讲学，实际是酝酿聚义，进行反袁活动。
　　在华山，邓宝珊年轻力壮，担水做饭，下山采购，苦事累事全是他干，博得朋友好评。
　　这次老同盟会员在华山进行反袁活动，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华山聚义”。
　　华山聚义，邓宝珊结识了陕西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随后，成为了胡景翼部“十大连”中之第7连连长，在陕西举事反袁护法，不久他又参加三亚起义，在革命的风潮中，邓宝珊成为了陕军集团的主要将领之一。
　　
　　（2）
　　在袁世凯倒台后，全国政局在北洋军阀的支配下一派混乱。
　　1922年春，北洋军阀两大派系直系和奉系爆发大战。冯玉祥部与直军吴佩孚部各一个师坚守郑州，对垒的张作霖的奉军3师猛攻，冯吴两部损失惨重。为援助郑州，陕军1师师长胡景翼命令2团团长邓宝珊为前卫总指挥，出潼关东援。部队抵郑后，邓宝珊立即投入战斗，奉军溃不成军，郑州围解。随即，吴佩孚的手下大将曹锟贿选总统，控制了北京城。
　　可是，暂时获胜的吴佩孚转手又屠杀京汉铁路工人。邓宝珊置吴佩孚镇压工人之命令于不顾，结果，陕军得到河南工人的拥护，这为胡景翼后来任河南督办奠定了基础。
　　1924年秋，直奉战争又起，胡景翼秘密联合冯玉祥倒直，控制京畿。计划商定后，他派邓宝珊潜入北京，联系京畿城防副司令孙岳。
　　孙岳是华山聚义人员之一，当年邓宝珊与他关系密切，孙夫人崔雪琴对邓宝珊有所了解。当知道他没有妻室时，正好她的妹妹崔锦琴刚刚新寡，她一心撮合邓宝珊与崔锦琴订婚。孙岳对此事也十分赞成。结果，经孙岳夫妇介绍，邓宝珊和崔锦琴二人遂订为秦晋之好，于1922年正式结婚。这次邓宝珊一来，连襟孙岳立即暗中准备起事。
　　10月22日半夜，孙岳秘密下令开放安定门，冯玉祥的大将鹿钟麟率领一旅人马悄悄进入了北京城内。孙夫人崔雪琴长于交际，在京津权要的夫人圈内很有人缘，是孙岳的得力助手。这时，她也拿出了内助之力，跟结拜姊妹、曹锟的夫人孙菊仙彻夜打牌，将曹锟蒙在鼓里。结果，一枪未放，次日凌晨，由孙岳出面解除了中南海曹锟卫队的武装，鹿钟麟将曹锟囚禁在延庆楼，强迫他交出了大总统印玺。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一举成功。
　　两天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及其他主要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岳维峻、邓宝珊、何遂、徐永昌等在旃檀寺的冯玉祥司令部开会，19人发出了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的联名通电，确定了国民军的编制，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胡景翼任副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3军军长，宣布废除贿选政府的反动政策，撤销了对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的通缉令。邓宝珊因在北京政变中的特殊贡献而崭露头角，升任为胡景翼国民军2军第7师师长，军衔为上将，成为整个国民军中引人注目的少壮将领。
　　
　　（3）
　　1926年初，胡景翼的国民2军在河南驻马店惨遭失败，邓宝珊率领残部从河南返回到陕西三原，不久，河南军阀刘镇华率领镇嵩军10万人马跟踪而来，包围了西安，叫喊着一举消灭陕军，重做陕西督办，邓宝珊率兵退守乾州。
　　为了挽救西北革命力量，打击北洋军阀，解救西安人民，李大钊代表共产党求于右任请冯玉祥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冯玉祥接受了党的主张，五原誓师后，以国民联军总司令的身份命令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率先头部队援陕，其他部队随后。10月下旬，先头部队到达乾州，在乾州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会上，邓宝珊提出欲攻咸阳守敌须从兴平迂回作战的方案，得到众人赞成。
　　经过一星期激战，镇嵩军终于从咸阳败退。孙良诚率军追至三桥，双方对峙，战斗激烈。联军也伤亡甚重，幸后续部队陆续开到，立即投入战斗。但因战斗时间很长，士兵得不到休整，孙良诚想撤退，但遭到苏联顾问赛夫林的坚决反对。于是，他连电乾州催邓宝珊速来前线共商对策。
　　这时邓宝珊正患腿疾，走路、骑马都很痛苦，迟迟不能成行，孙良诚则急不可耐，说：
　　“宝珊若来可抵一师兵。”

他急命马文彦亲自前往催促。
　　当马文彦到乾州面见邓宝珊后，他说明不能成行的原因，马文彦无奈，向三原打电话请于右任以命令方式催他速往。随后，史可轩持于右任的命令来到乾州，当即到邓处面交。邓宝珊因腿疾疼痛还躺在床上，看了命令后连说：“去！去！”
　　但他又问他们：
　　“马骑不成，又走不了路，咋去？”
　　马文彦早有准备，当即回答说：“坐轿去。”
　　邓宝珊笑着说：“现在哪里来的轿？”
　　马文彦说：“早为你准备好了一顶三人抬的轿子。”
　　就这样，虽然邓夫人反对，但邓宝珊终于启程了。11月中旬，他来到二桥，国民联军在猴儿寨召开了第二次军事会议。会上，他提出进军子午镇，迂回南山，直捣刘镇华驻在西安城东的韩森寨司令部。这个作战方案得到了与会者和赛夫林的赞许，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决定由邓宝珊亲自率骑兵经子午镇迂回南山，负责直捣刘镇华巢穴。邓宝珊慨然应诺。会后马文彦问他说：
　　“你腿痛，骑不成马，咋去？”
　　邓愤然说：“作战打仗，命都不要了，还管腿痛不痛！”
　　接着，他说：“成败在此一举，进军后，如果胜了，我将追敌出潼关，你不要进西安，速去三原请于右任到西安主持善后。”
　　11月7日晚，邓宝珊率领马鸿逵骑兵4000、吉鸿昌骑兵1000，共5000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南山向韩森寨迂回。与此同时，孙良诚率兵从三桥经未央宫向西安北郊猛攻，28日镇嵩军大败，西安围解。
　　西安解围后，于右任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兼管民政。
　　
　　（4）
　　邓宝珊当年是抽大烟的。1941年却被一位叫富文的人逼得把这“嗜好”戒了。
　　富文原是汤恩伯13军的参谋长，汤恩伯保举他任榆林专员。皖南事变后，富文企图打击邓宝珊，指使手下人突然搜查榆林总参议高志清的家，扬言要抓他的大烟灯。
　　高志清是邓宝珊的老友，他过去是红帮“大青山”的龙头，人称“高大哥”，也当过师长，后来脱离军队后老境冷落，驻守榆林的第21军团长邓宝珊便委任他为总参议，实际上是让他有点薪水养老。他住在金刚寺内，很少与人往来，有鸦片瘾。这时，在榆林抽鸦片烟并不算一回事，邓宝珊自己也抽。富文明明知道邓、高之间的关系，对他发动突然袭击，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马上激起了邓宝珊的勃然大怒。
　　那天晚上，高家的女佣人跑来报信时，邓宝珊立刻派警卫连把这伙人抓了起来，结果，他们供出是奉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命令来抓大烟的。邓宝珊说：“不管谁的命令，高志清是我们的总参议，为什么不给我们事先通知，你们抓大烟，为什么翻箱倒柜，抢夺财物，你们查大烟是假，抢钱财是真，真是一帮土匪！”
　　随即，他下令就地正法。
　　经过在场的土默特旗总管荣耀宸等人再三劝说，邓宝珊才把他们交给警卫连先关起来。回到窑洞里，他越想越气，为了这口嗜好，倒被富文当作把柄，居然欺侮到头上来，这烟是断乎抽不得了。结果，第一口烟已经烧好安在枪上，他却再没有拿起来了。
　　第二天，富文想来解释，邓宝珊不见，以后又来了多次，警卫都不让他进来。事后，榆林的群众纷纷告发富文的种种劣迹，他自知再待不下去，便辞了职。他临走时，当地群众还拦住他要和他算账，几乎脱不了身，狼狈地走了。邓宝珊后来说：
　　“富文敢这样干，以为自己是国民党的嫡系、汤恩伯的亲信，有恃无恐，原先我是不肯和他罢休的，继而一想值不得，反正他也待不长了。”
　　邓宝珊戒烟后，身体很快健壮起来。解放后提起此事，他笑着说：“要不是那一次我发狠戒了烟，恐怕早就死了。”
　　
　　（5）
　　在抗战时，邓宝珊从三原回榆林时，经过延安。他受南汉宸之托，从重庆代购一批药品带到延安。但是，经办此事的总部副官长于建屿却从中牟利，把药价提高了一倍。为了此事，南汉宸还在党内作了检讨。后来邓宝珊得知此事，对于建屿十分不满，说：
　　“边区那么艰苦，他还要乘机敲诈，实在太不像话。”
　　从此，邓宝珊对于逐渐疏远。解放后，于建屿多次要求去甘肃，他始终不肯答应。
　　
　　（6）
　　傅作义个性很强，1949年刚刚和平起义后，思想上还有些想不开，难免闹情绪。谁知他和邓宝珊一起到石家庄见了毛泽东，谈话以后，他的疙瘩就解开了。毛泽东、周恩来到了北平后，又多次和他们见面谈话，他的心情就更好了。有一次，毛泽东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傅先生说：
　　“我和邓先生想到后套去修水利。办农垦。”
　　“修水利也不一定去后套。”毛泽东说，“你们带兵多年，有许多老部下，将来绥远问题解决以后，给你们各编一支部队，由你们推荐人带领。”
　　接着，毛泽东还要他们组织一个党派，说：“你们不参加民主党派，那你们两人就自己组织个党吧。”
　　傅作义说：“我是个军人，不懂党务，搞不来。”
　　邓宝珊也说：“我们不会办党。”
　　毛泽东主席替他们想得那么周到。两人很是感动。
　　
　　（7）
　　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省长，但总是说自己是个百姓。他爱吃糁饭、一锅子面、浆水面；爱穿对襟衣服、大棉裤、线袜子、布鞋，不爱穿皮鞋，有时，他去一些公共场合不得不穿皮鞋，一回家后马上就换了。他上班穿中山装，下班也就换了。
　　
　　（8）
　　邓宝珊被人们尊称为“邓先生”，他身为省长，待人接物，态度和蔼，从不疾言厉色，甘肃省的干部和群众都说他为人友善，平易近人。
　　1953年秋，他到甘南参加甘肃藏族自治区成立典礼后，取道临潭去卓尼检查工作，这段路只有20公里，但因路基很坏，又逢天下雨，汽车经常陷入泥坑，于是他就同大家一道下车，踏着泥泞步行，花了将近10个小时，才到达卓尼。
　　1956年秋，他到甘肃中部干旱地区会宁县视察，他提出要到该县北部最干旱的硝沟坪去看看。那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黄土高原割裂成一道道很深的沟壑。汽车上坡要人推，他一路和工作人员一起推车、步行。回来时，天黑。又遇雨，河水暴涨，车不能过，只得下车爬坡。结果，到达县城时已是夜里9时了。
　　
　　（9）
　　邓宝珊当省长时，与周总理接触最多。有三件事，他感受最深。
　　一是1958年大炼钢铁，甘肃定了生产1000吨的指标，到了年底。眼看完不成任务，邓宝珊在北京开会，周总理问道：“这指标，能不能完成？”
　　他一时很难回答，总理觉察到有问题，就果断地把甘肃的指标降下来。
　　二是1959年上半年，甘肃局部地区灾荒严重，大量人口外流，邓宝珊心情很沉重，但省委有些同志一直认为这是假象，还说农村有粮。结果，一位水利技术员王怀义出差到静宁，看到农村缺粮的严重情况，直接写信向周总理反映。总理非常重视，要习仲勋立即查明情况，习仲勋打电话问明情况后。周总理当即决定从陕西等地紧急调运大批粮食。及时地救济甘肃度过灾荒。
　　三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宝珊一次来京参加国务院会议，吃饭时，他得知总理亲自指示在困难时期国务院食堂一律吃素，很受感动。回到兰州，他多次在会上说起这件事情，要大家向总理学习，和群众甘苦与共。
　　
　　（10）
　　1955年秋，我军实行军衔制度，贺龙代表党中央来兰州授勋授衔。邓宝珊和马鸿宾、陶峙岳等人都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邓宝珊对受勋感到很光荣，后来几次参加国庆典礼，他都把勋章挂在胸前。
　　

（11）
　　有一次，邓宝珊去北京开会，一位在京的中央领导送了他一辆红旗牌轿车。
　　这是我国生产的第一批红旗轿车，车壳都是人工敲出来的。他把那辆车托运了回来，但转手却送给省政府搞接待去了。而此时他坐的轿车已很陈旧了，有人问他：
　　“为什么把车送给省政府，不把自己的旧车换了？”
　　他说：“那车太大，回家去邓园的路太窄，出入掉头不太方便。”

与傅作义并肩杀敌的将军-----邓宝珊

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邓宝珊

“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毛泽东评邓宝珊

为刘伯承资助路费 
　　早在大革命时期，邓宝珊就开始与共产党进行广泛接触，并与许多共产党员结下了浓厚的友谊。1938年，当毛泽东听说邓宝珊将军路过延安的消息后，即对其热忱挽留，备宴接风，从此开始了俩人数十年的接触和交往。其间，有抗战时形成的合作，也有内战时的两军对垒。当邓宝珊被迫参加内战时，他那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次女在临终前向他请求：“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毛主席呀！”使他深有所悟。在北平和战不定的关键时刻，他积极促成傅作义高举义旗，走向一条光明之途。凡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功的人员，毛泽东是不会忘记的。早在1944年冬，毛泽东在给邓宝珊的信中就这样写到：“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邓宝珊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可谓由来已久，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就与著名共产党员刘伯坚成为知已，并极力促成了刘伯坚与王叔振的婚事。当二人结婚时，邓宝珊是其主婚人。这一天，国共两党都有许多著名人物前来道贺。他们中有于右任、冯玉祥、史可轩、续范亭、吉鸿昌、杨虎城等人。
　　大革命开始转入低潮后，邓宝珊仍然忠诚于与共产党人的友谊，抵制国民党右派的“清党”行动，帮助许多熟悉的共产党员脱离危险。无独有偶，这时他又一位姓刘的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刘伯承打了一次“交道”。
　　1927年5月，刘伯承于泸顺起义失败后，率参谋韩百成、周国淦逃出了四川，取道西安，准备前往武汉。6月中旬，刘伯承一行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西安，投宿于秦中旅馆。这时，刘伯承身上带的钱已经用光了，仅有的两块银元作了住房抵押后，剩下的只是几个铜角了，恐怕连吃顿饭也不够了。刘伯承让大家上街转一转，或许能碰到熟人借点路费。于是3个人一起出动到街头四处转游了半天，没有遇到熟人。但刘伯承从一张布告上发现了一位与其有过一面之交的人，名叫于宝轩，现任西安军法处处长。于是，设法找到了他，说明情况。
　　于宝轩对刘伯承十分敬仰，但苦于自己也没有什么积蓄，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出主意说：“可以找邓宝珊将军借一点。邓军长是老同盟会员，好交朋友。伯承兄是国民政府特派员，又是新任命的整编15军军长，早已名声在外，想必会得到邓将军解囊相助的。”刘伯承说：“好，可也只有请于处长代为转达了。”随后，于宝轩找到邓宝珊的秘书长转达此意。这时，恰好邓宝珊在陕西。当他听完秘书电话汇报后，当即指示秘书拿出600银元送给刘伯承，并写信让有关部门开通行证，以便行走。
　　刘伯承接到银元和路条后，非常高兴，深为邓宝珊的雪中送炭所感动。由于刘伯承急于前往武汉，西安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不便久留，没有来得及与邓宝珊会面就匆匆上路了。刘伯承与邓宝珊都为这次未能会面而遗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刘伯承还念念不忘此事，专门找到邓宝珊。这时刘伯承的视力已不大好，他拉着邓宝珊的手紧握一阵之后，又伸手把邓从肩上摸到了腰部，连声说：“邓先生，多谢您，多谢您！民国十六年在西安遭受困厄，多亏您帮了大忙啊！”邓宝珊忙答：“就那么点小事，您还一直记挂，那是我应当做的嘛！”
　　在后来的岁月中，邓宝珊同情共产党人的态度始终不变，经他帮助和营救的共产党员不计其数。

不与红军为敌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准备经甘肃进入陕北根据地。当红军到达四川时，蒋介石严令驻地的嫡系和杂牌部队全力堵截红军。惟独邓宝珊持消极态度。
　　这年夏天，红25军团徐海东部由川、陕、甘边境向陕北进发。邓宝珊授意驻会宁、庄浪、隆德等县的新11旅，撤回县城，任由红军从城外绕过。其中仅驻隆德的一个骑兵连，与红军一经接触，就撤回了城内。同年9月，中央红军由岷县进入甘肃中部，红军突破固原——平凉一线封锁，从环县、华池进入陕北。这次，邓宝珊所在的新1军防区也没有与红军发生战斗。
　　1936年夏，工农红军二，四方面军入甘，蒋介石嫡系朱绍良要邓宝珊亲到定西督师，以其新1军的两个旅在定西、靖远、会宁一线堵截红军。当时，新10旅第1团住在马营镇，华家岭的骑兵连，一见红军就撤退，中途曾与红军遭遇，接火即撤。后来该团全部撤回定西城。在会宁会师的红军，曾派出侧翼掩护部队，攻占了定西东山一带部分阵地。新10旅第1团3营营长李彦和轻举妄动，自己率部出击，被红军击退。第二天，邓宝珊由兰州抵定西，下令固守阵地，不准出击。红军方面并不打算进攻定西，双方互不相犯。红军完成侧翼掩护任务后便撤走了。
　　新10旅第2团随旅部驻靖远，集结于县城内。9月上旬红军到达岷县后，该团团长王五田奉朱绍良指令，率领第2营进驻城南七十里的红堡子，以便与驻会宁西区的新11旅互为策应。10月11日，红军徐向前部突然北进，王五田立即撤退，黄昏时与红军遭遇。红军放出信号弹，该团官兵慌忙溃逃，王五田与营长李万福也随队逃走。王在乡里隐藏十余天，未敢回城。李万福逃回靖远城内，旅长李贵清下令紧闭城门。直至红军过了黄河七天后，李贵清方知红军巳去，并向朱绍良虚报战绩说：“曾与过境红军，作了殊死战斗。”
　　10月2日晨，新11旅驻会宁城有两个连，被红军先头部队缴了械，然后以军乐鼓号把两个连长礼送出城。朱绍良闻讯大怒，电令该旅旅长刘宝堂“立即收复会宁，否则即派飞机轰炸该旅。”刘被迫集结该旅驻定西以东的部队，反攻会宁。到达城下时，正值中午12时，第一团中校团附张锡轩，站在高地上观察城内情况，立刻被城上红军击毙。该团遂围城准备夜间攻击，突然接到朱绍良的命令，称红军将会师会宁，大军云集，该部立即撤退，于拂晓前退守定西清凉山。这一行动实际上是邓宝珊通过朱绍良后实现的。原来，上年红25军团过境时，新11旅未主动出击，朱绍良深为饮恨，这次决定让它与红军拼一下，胜了自己可以邀功，败了也乘机牺牲这个旅，削弱邓的实力。邓宝珊闻讯，赶去对朱说：“共军此次由南、北两面会集会宁，兵势之强胜于往昔，我们和他们打起来，将是一场恶战，牺牲一个旅有什么用，还是把它撤下来吧!”朱一看邓宝珊出面，如若再要坚持，怕被邓宝珊看穿其阴谋，于是勉强下了撤退令。这支队伍走到西巩驿时，又接到飞机以沙袋投下的字条说：“附近山头，已被红军占领，希立即撤出。”
　　该旅便在飞机掩护下撤下山，退到定西东山。同年10月上旬，红军分别向陕北、靖远进发。新11旅奉命尾追，实际上并无接触。一部由一团团长陈国宾率领，尾随红军到靖远，眼看着红军渡河而去，一部由旅长刘宝堂率领，跟在红军之后到达陕甘边境，便返防静宁一带了。

邓宝珊住进了延安的骡马店 
　　革命战争年代，在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到过延安的人并不多，而到过三次以上的更是寥若晨星，张治中将军“三到延安”曾被传为佳话。殊不知，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还有一位多次到延安的人，他就是邓宝珊将军。
　　在1939年4月，邓宝珊赴武功参加胡宗南召集的军事会议，往返都是坐汽车经过延安。当时、延、榆之间的边境交通要隘，双方都未派兵驻守和盘查出入行旅，到处通行无阻。故邓宝珊赴会时车过延安，并未被发现。
　　事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得讯，中共领导人深以为憾，当即给新一军留兰办事处打去电报，请转告邓表表示歉意：“邓总司令过延，未蒙通知，不曾接待，希大谅!”此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叮嘱有关部门，注意邓宝珊返途中经过延安的车辆。5月，邓宝珊返榆林路过延安。这次，仍然未通知边区政府，一天傍晚到后，邓与随行人员住进了一家骡马大店里。延安市公安局得知消息，立即打电话给中共中央交际处负责人金城。金城不敢相信邓宝珊会住车马店，再三问报告的人消息是否确实，回答说确实无误，是他们查询客店过往客人时发现的。金城这才急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打电话请示。
　　毛泽东指示，一定要给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和优待。金城即向交际处作了布置，然后来到邓宝珊住的骡马店，请邓宝珊一行到延安看看。按计划邓宝珊一行次日早晨就要登程，于是婉言谢绝了中共的美意。
　　第二天清早，金城又来到骡马店，要求面见邓宝珊，转达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再次挽留之意。金城和其副官于浚都谈话时，邓宝珊闻声走了出来。他十分和气地对金城说：“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敢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金城表示：“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你能在延安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
　　主人的盛情挽留，使邓宝珊不便再推辞，答应当天不走，和中共党政军领导人见面。
　　金城返回后，毛泽东、肖劲光就来了。双方一见如故，相谈甚洽。接着，毛泽东请邓宝珊和随行人员吃午饭，李富春、肖劲光、周小舟等作陪。席间毛泽东表示：“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且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
　　邓宝珊回答说：“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和好，此乃国家民族之福，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毛泽东和邓宝珊都以健谈闻名，话一投机，自然谈得很久。邓宝珊被毛泽东的真挚所感动，欣然接受挽留，决定在延安多住几天。毛泽东请他到处走走，参观指导。
　　这次，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一周。其间，回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延安的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到邓宝珊的住所与他会面晤谈。老朋友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时在抗日军政大学读书，特来拜会父辈，由于杨虎城已身陷囹圄，邓宝珊对他倍加爱护和关心。在延安，还有邓宝珊的一个女儿邓友梅，这时她却不愿来见自己的父亲。邓友梅是邓宝珊的二女儿，原在三原女中读书，在校时已加入了民先队，一年前，她通过中共三原联络站的介绍，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现在她怕父亲责备她，所以不来见父亲。
　　后来，在同学们的劝说下，她来看父亲，却准备了怎样和父亲辩论的腹稿。然而，见面之下，父亲不仅没有责备女儿，在询问了学习、生活情况后，还鼓励她努力上进，女儿高高兴兴地告别父亲回学校去了。
　　邓幼梅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肺病严重回榆林休养，不久便去世了。临死前对他父亲邓宝珊说：“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毛主席呀!”
　　邓宝珊这次延安之行，初识了毛泽东，对其后半生所走的道路起了积极作用。此后，邓宝珊每次去西安、重庆开会，途径延安都要逗留数天乃至旬日拜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延安方面也总是对他礼遇有加，交际处除照应邓一行的生活外，还安排他参观、看戏。邓宝珊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同志在不断交往中增进了友谊。毛泽东和邓宝珊的信使往还频繁。互相之间为了表达敬意，有时而互赠礼品。毛泽东送给邓宝珊的礼品有书刊、延安制的皮卡衣等，邓宝珊送毛泽东的多是炮台牌，三五牌香烟。

希望邓先生和我们合作 

1943年5月，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6月，邓宝珊奉国民党中央电召去重庆。从榆林出发前，重庆方面电示邓宝珊绕道宁夏来榆。邓宝珊看电报后给亲信人员说：“不指定路线还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线。”
　　17日，邓宝珊一行到延安，延安方面派队伍在郊外列队欢迎，然后下榻交际处。
　　毛泽东当天就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为邓宝珊接风洗尘。出席欢迎宴会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等数十人。邓宝珊与毛泽东一见面，就说： “毛先生发胖了！”毛泽东回答说：“这是我们军民搞大生产运动，丰衣足食所致。邓先生的身体也好得多了！”邓很坦率地说：“这是我戒了大烟的结果。”宾主笑而入座。宴会后，举行了欢迎晚会。由叶剑英致欢迎词后开始演出节目，有《生产大合唱》、《兄妹开荒》等，邓宝珊看得很高兴，不时鼓掌。此后两天，朱德、贺龙又分别宴请邓宝珊。朱德给邓讲了他在云南参加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的情况，叙述十分详细，邓听得很入神。朱德还询问了当时陕西的情况，邓作了回答。贺龙口叼烟斗给邓宝珊讲了红军长征中的西川风物，令听者生豪情激荡、气壮山河之感。邓注意到贺龙不吸香烟，后来曾送给贺一些上好的烟草和一只别致的烟斗。
　　第四天，毛泽东又亲自在交际处宴请邓宝珊表示送行之意。宴会前后，大家围坐院内纳凉，漫谈颇久。毛泽东谈话出语幽默，态度平易近人，引得满座春风。他的湖南乡音，使听者特别增加了注意力，一旦会意，倍觉欢畅。座中笑声因此不绝。讲到国内形势时，毛泽东说：“胡宗南以重兵包围边区，不过是挑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块石子，就全砸烂了。”邓宝珊笑着说：“其中可能也有些石子。”毛泽东会意后，仰面大笑良久。
　　几天来，邓宝珊和毛泽东单独会谈数次，并看望了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也回拜了延安的一些党政军负责人。看了话剧和改编的京剧《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毛泽东在谈话中一再就国际国内形势与邓宝珊交流看法。毛泽东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面临光明的前途，连蒋介石也感到了这个变化。但蒋的对策是加紧策划反共。希望邓先生和我们合作，要求蒋介石放弃独裁，实行民主。邓宝珊表示，自己将为民主建国尽最大努力。
　　邓宝珊这次放弃坐汽车而乘骑到延安，是为了沿途参观了解边区之方便。一路所见，使他感受颇多。单就部队服装，就给他以迥然不同的印象：邓由榆林出发时，他的部队的士兵还穿着旧棉衣，一进陕甘宁边区境内，八路军都穿着自织自染的灰布新夏装，两相对比，邓宝珊不禁羡慕。后来到达陕西中部地区，蒋介石嫡系部队穿的又都是崭新的草绿色夏服。杂牌军与中央军截然不同的待遇，使他触景生情、黯然伤神。
　　到西安前，邓宝珊在三原家中休息了几天。驻在当地的国民党第三十七集团军总令司陶峙岳给邓了隆重礼遇，曾亲到城外车站迎接，后又互访晤谈。
　　7月上旬邓到西安。适遇由重庆返回延安经此的周恩来，林彪。10日晚，周恩来访问邓宝珊。邓在西安各方相识的人甚多，常常门庭若市。为了认真倾听周恩来的谈话，邓传令不见其他一切客人，由杨令德托言婉谢。和周恩来的谈话，使他团结抗日，争取民主建国的思想更加坚定了。

邓宝珊是我们的朋友 

　  9月中旬，邓由榆返西安、三原。因顾虑内战产生了不愿在榆林呆下去的念头，曾向胡宗南表示引退。胡以榆林形势复杂，不敢贸然易人，故尽力拉拢邓，要邓仍回榆林坐镇。老友杨明轩也批评邓不应在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时候“急流勇退”。于是邓在三原度过五十诞辰后再返榆林。
　　邓宝珊11月下旬经过延安。此前，毛泽东让中共中央交际处把续范亭从柳树店接来，等邓到后同住，接着又指示交际处对邓仍要热情接待。毛泽东说：“邓先生是国民党里的联共、抗日派，我们对他的团结方针不变。他如有困难，我们应按对国民党军队区别对待的原则，给予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他还举了中共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者不积极和“福建人民政府”合作，削弱了反蒋力量，也给红军造成困难处境的例子，说明团结邓宝珊这样的国民党朋友的必要性。毛泽东最后说：“对国民党里的进步派、顽固派，我们决不能等量齐观，一定要区别对待。对进步派，一定要真心真意地帮助！”
　　邓宝珊返途中在西安逗留，尽管已是秋天，但他内心烦忧，总觉没有从重庆酷暑的高温中彻底摆脱。进入陕甘宁边区壤内，才感到心神为之一爽。这次在延安，他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对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十分赞扬。他出席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一再提高声调说：“我是大家的朋友！”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鼓掌声。
　　在和毛泽东见面时，邓宝珊略叙了重庆之行的主要活动。
　　在这次接待中，交际处为邓宝珊安排了几次文艺晚会。其中有《打渔杀家》、《棒打无情郎》等。客人看得轻松愉快。
　　邓宝珊在延安偶受风寒，感到不适。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十分关心，亲往慰问。还请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来诊视，不久就康复了。毛泽东考虑到时将入冬，邓宝珊衣着不备，特函告金城将“狐皮十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
　　一天，毛泽东派人去交际处接来邓宝珊与续范亭，和朱德、周恩来一起与他们谈心。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国共两党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邓先生你我都是过来人，历史经验证明，内战的路走不通。蒋介石只有从根本上放弃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国民党的出路。我们大家都必须为此而奋斗。之后，周恩来、朱德、续范亭也都围绕毛泽东的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邓宝珊赞同制止内战，认为这是民心所向。
　　12月中旬，邓宝珊一行离开延安回榆林。邓宝珊此次在延安住了近二十天，西安和榆林的特务又以为有机可乘，造谣说“邓宝珊在延安被共产党扣留了。”邓宝珊回到榆林，西安方面竟有人打电报来“表示慰问”，说什么祝贺“脱险”云云，使邓宝珊一行既觉荒唐，又感可笑。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全国人民，包括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的反对，以及国际进步舆论的谴责，最后被完全制止了。邓宝珊也为此出了大力。所以第二年12月，毛泽东特写信再次向邓宝珊表示感谢，并对他抗战中支撑北线，保护了陕甘宁边区的功劳给予赞扬，原信全文如下：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
　　专肃 敬祝
　　健康！
　　毛泽东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榆林战役带来的苦恼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矛盾很快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展开了两种命运、两条道路的大搏斗。在这场决定中国前途的斗争中，每一个人都无一例外地面临着站在哪一边的选择，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邓宝珊在解放战争初期没能及时地站到人民阵线一边来。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由于战略需要，确定了“攻榆打援”的战役计划，不能不对驻守 
    榆林的邓宝珊部采取军事行动。
　　首先发生的是三岔湾前哨战。8月初，人民解放军向榆林作战略运动。邓宝珊决定把驻鱼河堡、米家园子、归德堡的徐保部82团向城内集中，除神木驻军外，其他外围据点一概放弃。8月6日清晨，邓部向榆林集中的部队有一部分被人民解放军在三岔湾公路上截获，即82团一个营和一批辎重；新11旅2团两个营则在人民解放军猛攻下退回三岔湾。此时三岔湾战斗打响，邓部未及行动的两个营：新11旅二团一个营和82团一个营，被人民解放军从正面包围了。战斗至下午3时，四个营全部被歼，新11旅2团团长周效武被俘。
　　三岔湾的战斗，给邓宝珊刺激很大，他决没有想到自己真与解放军打起来了，而且损失的是自己带出来参加抗战的甘肃子弟兵。此后，榆林便处在了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8月7日晚10时，解放军开始对榆林发动攻势，国民党守军放弃了飞机场，主义庙、东岳宫和官井滩的部分阵地。但由于榆林三面沙漠，一面临水，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缺乏攻城利器，故连日攻城未克。接着几天，解放军向榆林发起进攻，战斗甚为激烈。至11日晨3时许，解放军用炸药将小西门炸开，少量部队猛扑进城。邓部守城部伤亡惨重。12日晚，胡宗南的整编36师师长钟松，率所部由靖边沿长城线星夜兼程援榆。人民解放军遂撤围榆林。
　　整编36师到榆林后，钟松连邓宝珊准备的一顿饭都不吃，便领军南下。邓宝珊说， “钟松急急忙忙去配合29军，想夹击米脂、佳县的解放军，把人家赶过黄河，我看他是钻到彭德怀的“口袋’里去了！”钟松部南下，果然在沙家店大败被歼。
　　人民解放军“攻榆打援”解决了胡宗南的两个整编旅，取得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胜利。
　　经过几天思考，邓宝珊决定前往张家口去找傅作义，商谈共同的出路问题。这时已是10月下旬，傅作义将主持华北军事已有所风闻，邓感到傅作义接受新命在即，颇有扩展之意，所以原准备与傅一谈的满腹心事，一语未曾道出。
　　就在邓宝珊赴张家口的时候，11月初发生了人民解放军第二次进攻榆林的战役。2日，攻近城郊的解放军进攻凌霄塔和官井滩两个阵地。3日下午3时，加紧猛攻凌霄塔和南城；至夜12时，凌霄塔下阵地大部分被解放军占领。从8日起，进攻减少，每天早晚两次，重点是南城和北关。城内国民党军分析，一种可能是解放军采取“慢慢围困，粮尽自开”的办法；二是仍运用“围城打援”的战略。11日，人民解放军佯攻后开始撤走。13日，解放军在榆林西北之野茅滩、袁大滩重创援榆之宁夏兵团，马鸿逵派出部队的两千多人被俘。同日，榆林城外的解放军全部撤围。
　　人民解放军二次从榆林撤围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又是一阵渲染，以掩盖其队伍在西北战场的真正失败。面对南京送来的“青天白日勋章”，邓宝珊陷入了更深的内心苦闷：自己多年来一直不愿与共产党打仗，如今却卷入了内战漩涡……。在极度的思想矛盾中，他开始寻找出路。

尊重邓先生意见

1948年，是邓宝珊对国民党的统治逐渐绝望，并经历了徘徊和痛苦、下定起义决心的一年。 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入关大军与华北野战军包围了平津，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也不断失利。邓宝珊对起义问题感到迫在眉睫，但他仍不愿单独行动，准备力争与傅作义共进退。
　　1948年12月22日，新保安的傅作义主力35军军部和两个师被围歼，军长郭景云自杀。24日，张家口被攻克，傅作义的第11兵团一个军、七个师被歼，兵团司令孙兰峰在逃，去向不明。华北战局的急速发展使傅作义陷入了困境。傅感到局势已不可收拾，不得不更多的考虑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对傅作义也开展了积极、细致的工作，其中包括通过他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随时掌握其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促使他走向起义的工作。
　　在已经开始的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秘密和平谈判中，由于双方在如何实现和平解放的问题上距离较大，尚未达成协议。傅作义由于一些思想顾虑尚未解决，起义决心也未最后下定。在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他时而唉声叹气，时而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正在他找不到出路之时，马占山一句话提醒了他：“现在是请宝珊来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了”当时马占山在北平治病，但他受北平人民呼吁和平解放北平运动的影响，力促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傅、马均认为，邓宝珊虽说一直缺乏军事实力，但他的政治眼光在国民党北方将领中是少有的。
　　傅作义立电邓宝珊来北平。时邓宝珊已令228师回驻包头，自己带随员数名往住归绥，好与董其武商议军务。傅作义继派蒋介石为示“恩宠”调给他使用的总统座机“追云”号，到归绥接邓。在安排228师暂归董其武指挥后，邓宝珊于12月28日飞往北平。
　　北平的南苑、西苑机场均已为解放军控制，城内东单操场和天坛公园修了临时机场。 “追云”号降落在天坛机场后，邓宝珊对亲自来接的傅作义先说了一句：“宜生兄，我是和你共患难来了。”
　　是夜，傅、邓作了彻夜长谈，两人分析时局后一致认为，目前国共的战争，徐(州)、蚌(埠)是主战场，但是国民党军方面主帅非人，中枢摇控，取胜非易，华北是支战场，四面受敌，除非出现奇迹，势难支持下去。在长时间的交谈中，傅作义选定走“和局”这条路的思想更明朗了。但傅思想中还有个怕被一些人视为“降将”的问题，象一头小蛇啃噬着他的心头。邓宝珊体察到此，诚恳地说：“蒋介石孤意内战，几年来举措失当，才演变成国民党今天这个可悲局面，你、我弃民心、大义于不顾，有何意义?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炮火，宜生你即使成了‘党国英烈’，也逃不脱‘千古罪人’的骂名啊!”邓宝珊一番肺腑之言，打消了傅作义这一思想顾虑。
　　在以后的十几天里，傅、邓等经过反复商议，进一步明确了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作义部下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设想了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变的应变措施。在此期间，邓宝珊还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崔月犁等人秘密接了头。他对崔月犁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女儿曾在延安学习。我见过毛润之、朱玉阶先生，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
　　1949年元旦刚过，平津解放军前线司令部一再提出，希望派一位“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前往谈判，以达成协议。谁能当此重任，傅和他周围的重要人士均认为“非邓莫属”，理由是邓在北方国民党将领中有一定资望，且与共产党关系深，两次国共合作中交过不少共产党朋友。考虑到以上两个条件，解放军方面不会难为他。傅还认为，邓宝珊处事沉稳，大开大合，既不墨守陈规，又不失之法度，而且能言善辩，谈判一定能尽快取得结果。
　　1月13日上午，北平电告解放军方面，傅将派邓宝珊为其全权代表前来谈判。回电表示：“欢迎邓将军前来”。
　　11日至13日几天中，傅、邓有过几次深入谈话，邓帮助傅坚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崔月犁的回忆说明了这一情况：当他第一次和邓宝珊见面时，邓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一步谈谈。”他还写道：“第三次与邓宝珊见面，还是在王捷三家里。邓宝珊一见面就喜笑颜开说：“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定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也很好，我把他的女儿冬菊叫到一起，亲近的人一块儿吃了顿饭。傅先生由犹豫到下了决心，这个决心是难下的。邓宝珊先生对促成傅作义起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4日至16日，邓宝珊和解放军方面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就傅作义部队接受和平解放的具体条件进行了谈判。由于15日下午3时天津已获解放，谈判内容完全集中在北平问题的解决上了。
　　在会谈中，双方就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的华北“剿总”和部队中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对北平市的文教、邮政、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问题，整理归纳出了条款十余条。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取得一致，但仍有部分分歧。邓宝珊提议，将不同意见电呈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当晚回电说；“尊重邓先生意见。”
　　这样就产生了《北平和平初步协议》，双方都在上面签了字。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召集高级军官会议，说明了起义决定，当场宣读了和平解放实施办法。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发出通电：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起义。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终于免遭战火洗礼，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邓宝珊回“娘家” 

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乘飞机前往平山县西柏坡村会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待傅、邓住定后，毛泽东等亲自前来看望。毛泽东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是姑舅亲戚，难分难舍。”周恩来则对邓宝珊说：“邓先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老朋友，现在你回到‘娘家’了。”
　　邓宝珊听后深受感动，他说：“我这次为北平和平解放做了一点事，也算尽了我一点绵薄之力，就算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吧!”周恩来还关切地问傅、邓的家庭情况，知道他们的家属在解放战争中都安好，表示很高兴。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次会见傅、邓，还有一个主要议题是商谈绥远和平解放问题。毛泽东指出，有了北平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时机起义。并提出了不用军队作战，先划个和平线，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俟条件成熟后起义。
　　回到北平后，邓宝珊受傅作义委托去会见罗荣桓，商谈绥远问题解决办法。第四野战军南下后，绥远问题的商谈改由华北局、华北军区的李井泉、贺龙与傅作义的代表商谈。3月下旬，中共中央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毛泽东又一次在香山会见了傅作义、邓宝珊。
　　董其武是绥远国民党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签署后，曾于1月22日飞来北平与傅作义面商。3月底以后，在绥远方面与人民解放军双方努力下，首先实现了停火，交通、贸易、通邮和电讯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蒋介石看到董其武起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停止了经费供给，并通过在绥远的坚决反共分子极力破坏起义。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由傅作义、邓宝珊赴绥远一行，以促成绥远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最后实现。
　　8月28日，傅、邓乘—辆铁甲火车头到达绥远。他们到归绥后，受到董其武、刘万春及绥远军政人员的欢迎。在归绥期间，邓宝珊协助傅作义广泛接触军政人员和地方有代表性的人士，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做坚定起义思想的工作。归绥官兵看到傅、邓起义后安然无恙，反动分子宣传的反共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傅作义和邓宝珊积极开展工作，支持董其武排除干扰，使起义的条件日趋成熟。1949年9月19日，傅作义召开干部会议，发出起义通电，绥远宣告和平解放。第二天晚上，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乘车返回北平。21日上午他们到达北平西直门车站时，受到了聂荣臻、薄一波的热情迎接。

邓宝珊上将小传 

　  邓宝珊(1894—1968)，名瑜，字宝珊，1894年11月20日生。甘肃天水人。爱国将领、国民党军陆军上将。1909年从军到新疆，第二年加人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伊犁起义。1918年响应护法，参与创立“靖国军”。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后，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升任国民军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及直隶帮办。他积极聘用共产党员训练干部，邓小平就曾在他的聘用下在那儿工作过，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李大钊、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友好往来。1926年响应北伐，任国民军驻陕副总司令。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依然同情和掩护共产党人。后因反对宁汉合流，弃职避居上海。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任反蒋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兵败后再次避居上海。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陆军新军第1军军长等职。西安事变后，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善后。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21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曾多次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晤，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协同抗日。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是年底至次年初，代表傅作义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1949年9月，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傅作义一起努力促成绥远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邓宝珊：傅作义的灵魂

冯钦哉是“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傅作义请他来，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马上坐飞机去绥远，把邓宝珊接来。
　　邓宝珊，被毛泽东称为傅作义的灵魂，也是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他兼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率自己的嫡系部队，长驻榆林、包头一带，负责晋陕绥边的防务。

邓宝珊的脸色阴暗起来。他与共产党有很深的交情。可一时之间，他也不知该如何去写这“和平”二字。
　　一接请他即赴北平“共商大计”的急电，邓宝珊就知道事情紧急。对平津的一些情况，他是知道的。新保安、张家口被解放军占领后，傅作义要西归绥远已完全没有可能。从两沽、新港出海南撤虽然可以，但要全部撤走困难，傅作义也不愿意，所以可能性很小。那么，剩下的就是固守一战与“和谈”解决两条路了。傅作义是精明人,匆匆把他弄来“共商大计”，必是为了后者，实际上也就是让他出面斡旋了。
　　这原因，是因为邓宝珊与中共的特殊关系。
　　由于南苑、西郊机场均已被解放军占领，他只得从临时机场降落。一下飞机，他就在冯钦哉陪同下，直奔中南海居仁堂。
　　城内到处都在修工事。一路上，车子跑得磕磕碰碰，簸簸颠颠。此外，邓宝珊的一路所见所闻是：到处是混乱的车辆和嘈杂的人群，到处有枪声，到处有民夫的吵闹；以及兵警的掳掠：你争我夺，紧张杂乱，叫爹骂娘，风声鹤唳。再加上那一拨又一拨那边穿过来，这边挤过去，高喊着“要和平不要战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北平千年文物古迹，避免百万人民生命涂炭”、“反内战，反饥饿”等口号的示威游行队伍，好好一座北平城，乱得简直就像一锅粥。
　　邓宝珊的脸色阴暗起来，难看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北平已乱成这个样子。傅作义是守城名将，平时带兵打仗都是一位难得的将帅之才，怎么被解放军一包围就成这么个样子了！这模样，别说解放军现在平津城外的兵力有一百多万，比傅作义的兵力多一倍还多，就是不放一枪一弹，也很难支持长久啊。
　　“唉！”邓宝珊不由长叹。“这就是共产党的力量。不光是军事的，更是政治的！”他自语般地对冯钦哉说：“看样子，中国革命到了今天，那是什么力量也抵挡不住共产党的胜利了！再有本事的人，也无法改变这一历史了！”

对共产党，邓宝珊是了解的。他早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了。他比傅作义大一岁，甘肃天水人，也是以十六七岁的少年之身就投身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他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新疆伊犁起义，响应辛亥革命，1918年参加讨袁护法的陕西三原起义，任靖国军右翼前敌总指挥，1924年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后来“五原誓师”担任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几乎经历了国民革命的全过程。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开始了。
　　他最早认识并建立起深厚友谊的，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刘伯坚等。在他任第七师师长的时候，他委任的秘书葛霁云、军官传习所所长胡重差、政治教官张海如，都是中共党员。1925年他出任直隶善后帮办，所发通电就是李大钊为他起草的。“五原誓师”后他任联军驻陕总部副总司令期间，更与中共党员杨晓初、杨明轩、邓小平、刘志丹、李子洲等关系融洽，密切合作。1927年，刘伯承顺泸起义失败从四川跑到陕西，也是他热情接待，慷慨解囊，签发护照，保护出关。国民党“清党”，刘伯坚不得不离开国民军后，他还担负起了他的家属的保护、供养责任。大革命失败后，他旅居上海，又与中共党员葛霁云、杨明轩、杨晓初等，在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中，一起从事反蒋活动。
　　后来他应杨虎城之邀，到了兰州，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及新一军军长，与中共党员汪锋、谢子长等来往密切。“七七”事变后，他先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再任第二十二军军长，坐镇榆林，均与延安有友好往来。物资互济，邮电互通，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和毛泽东著作，也都向榆林的部队和机关邮赠。1943年，他到重庆开会回陕，途经延安，中共中央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部队到郊外迎接，毛泽东在杨家岭礼堂宴请，叶剑英专门为他举办欢迎晚会，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周恩来、林彪等，都和他有过深入交谈和多次接触。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他在榆林与延安的关系都很好。
　　当然，有良好的关系，不等于就同意或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对共产党了解，也不等于就是理解。内战爆发后，情况就有些变化了。但至少，以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面对平津现在这样一副状态，考虑问题是会不大一样的。
　　冯钦哉深有同感。他也不由喟叹：
　　“事已至此，如何了局是好呢？”
　　“城内粮草如何？”邓宝珊问。
　　“也就一两个月吧。”冯钦哉并不十分具体地知道底细。“老蒋倒是来空投过几次。他当然是希望我们固守待援的。可他还有什么可援？也就投几包粮食而已。南苑和西苑都被解放军占领了，不能用了，北海结冰可投，我们就叫他往北海投。可投了几次，砸了不少民房，老百姓闹得吃不消，老傅说这样不行，添乱，也就不再投了。”
　　“其他水电燃料呢？”

“这一点解放军倒没有卡。石景山被他们占了，门头沟被他们占了，煤电倒还都照样往城内送。城内备有小电厂，不行就靠它了。只是工人经常罢工，可以说日日不得安宁。”
　　停停他又说：“打，是肯定没戏的了。不说这些，解放军那个战斗力，你看新保安、张家口！现在我们这状况，根本对付不了几阵子。对此，老傅心中清清楚楚。他急急让我把你请来，实际就是为了商谈‘和平’大计。”
　　这，邓宝珊当然有数。关键是现在这么副状况，要“和平”，却又怎么个“要”法？
　　对傅作义，邓宝珊当然是了解的。他知道他所希望的肯定就是脱离蒋介石，走“第三条道路”。可是，以现在平津前线双方对峙的客观形势看，这“第三条道路”肯定走不成。因为你没有资本。那么起义，也即缴械、投降？老傅对此又分明宁肯杀头也不会接受。这到底该怎么个“和平”法，邓宝珊也深感犯难。
　　说话间，两人已到了傅作义办公室。
　　邓宝珊一眼就看到，傅作义的办公桌上，已放着一份拟好的和平通电。
　　邓宝珊是个性情豪迈爽直的人，与傅作义又是多年的生死之交，在他面前，言行举止也就无甚顾忌。才及寒暄，他就指着通电问：
　　“与中共联系过了？”
　　王克俊回答：“没有。”
　　“如果这样，此电就不宜发表！”
　　他解释说：“北平的处境，与南京李宗仁、武汉白崇禧都绝对不同，已是兵临城下，倘是贸然发布通电，就会有对中共方面‘施压’之嫌，不但不会接受，还会增加反感。再说，对老蒋那边也无法交代。”
　　刘后同是从一开始就积极主张先发和平通电的。辛亥时期的那种方法，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他觉得，主张和平，先发一个通电昭告全国，大家都停止动武，和平也就实现了。至于“和平”以后的事项，那是要通过谈判商量解决的。他的这一方法，杜任之不赞成，王克俊不同意。他们都认为，现在的局势已完全不同了。拥护共产党或与共产党合作，也与当年拥护辛亥革命已经完全不同。可他不以为然，觉得发通电是“争取主动”的好办法。关于“施压”之嫌这一点，他倒没有考虑。
　　邓宝珊说，现在北平的局势是：城外，解放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城内，蒋系中央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如无中共方面的充分合作，蒋介石一翻脸，中央军一旦生事，军统、中统一起捣乱，城内的局面是很难控制的；而要是中共方面一误解，马上发动攻城，北平也是很难保得住的。这一来，一切的“和平”努力，也就都前功尽弃了。
　　“那么，以邓先生之见呢？”刘后同问。
　　邓宝珊说，唯一的办法，还是要寻找与中共直接联系的线索。

可现在的问题是，送出去那么多信息，中共方面却没有一点回声啊。
　　“即便如此，也不能贸然从事。”
　　傅作义沉思着。是的，不管怎么说，这“千古罪人”，他是不愿意做的。他想了想，说：“好，不发通电，再设法与中共联系。”
　　兴隆街“晋丰行栈”生意兴隆。北平地下党在这儿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其中一个是傅作义嫡系第三十五军副军长丁宗宪。
　　由于崔载之被突然召回，中央军委又下了那样的指示，武力解决北平的可能性似乎突然增大，解放军攻城的准备工作也更紧张地开展起来。
　　为了有效保护文物单位和学校、工厂等重要建筑，北平地下党已专门绘制了详细地图，送交平津前线司令部。地图上清楚地标明，哪些地方可以打，应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应保护等。可即使这样，平津前线司令部也要求能尽快解决战斗，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在此之前，已有第九十二军的策反成功。根据北平守敌的情况，刘仁又指示：还要争取更多的部队，能够在战斗一旦打响后单独起义。
　　北平地下学委系统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傅部“荣军中校”王甦，接到刘仁的指令后，与华北学院的魏焉一起，先对国民党北平铁甲列车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于维哲进行了工作。国民党北平铁甲列车总队，下辖有第一、第二、第四3个大队，担任城内前门、永定门、广安门、西直门一带机动守御。第一大队大队长于维哲原是中共党员，后来失去联系。王甦、魏焉奉命与其建立起联系后，很快取得了进展，经几次商谈，于维哲明确表示，愿意脱离蒋介石、傅作义集团，投向人民一边，为解放北平立功。通过于维哲，北平地下党又在第二、第四大队各策反成功了一个中队。最后，王甦和他们商定，一旦解放军开始攻城，他们就分别从前门车站等地，朝永定门方向突破，内外夹击，接应解放军迅速进城，并以火力封锁东单临时机场，防止敌人从空中逃跑。
　　与此同时，由城工部出资、中共北平地下学委派刘学周、吴哲子等在北平崇文门外兴隆街48号开设的“晋丰行栈”，生意也特别“兴隆”起来。

“晋丰行栈”以吴哲子为董事长，刘学周为总经理，主要是为掩护崔月犁、刘后同、杜任之、阎又文等联系，及为刘后同等提供一个安全交往场所而开设的。在这儿，通过刘后同、冯杰宸等人的介绍，中共北平地下学委结识了傅作义的长兄傅作仁、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等傅作义的近人，对傅作义做了不少工作。现在傅作义的态度突然有了变化，大家的心情都很着急，觉得必须为武力解决北平做更多的准备。于是，这天吴哲子和刘学周特地把冯杰宸请来，和他商量：假如和谈破裂，必须争取第三十五军单独起义。
　　冯杰宸是在联谊社经刘后同介绍与杜任之认识的。经交谈，杜任之看到冯杰宸作为进步人士，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积极性很高；他作为北平企业公司的经理和刘后同的同乡、朋友，又与傅作义总部的许多高级顾问、高级将领十分熟悉，就竭力鼓励他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出力。冯杰宸慨然领命。从10月份刘后同住进联谊社开始，他就几乎与刘后同形影不离，既照顾刘后同的生活，又与各方面联系，还经常充当刘后同与杜任之的联系人。
　　在冯杰宸的工作对象中，最重要的就是丁宗宪。
　　丁宗宪是傅作义的“王牌”主力第三十五军的副军长兼第二六二师师长。傅作义从1931年被任命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后，就以第三十五军为资本迅速发展，他的另两个嫡系军第一○四、一○五军，都是在第三十五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了第一○四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安春山只身逃回北平；第一○五军在张家口被歼，只剩一点残部跑往绥远之外；第三十五军的两个师，也在新保安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虽然第一○四军和第三十五军都在拼凑重建，但那不过是聊胜于无，不会有太大的战斗力，毫无疑问，由副军长丁宗宪所率的留在北平尚未受损的第二六二师，就是傅作义硕果仅存的王牌主力了。如果能把傅作义的这一嫡系主力也争取过来，那对傅作义下决心走和平道路，肯定会起异常巨大的作用。因此，冯杰宸以其特殊身份，在中共党员杜任之的直接指挥下，对丁宗宪进行了策反工作。
　　丁宗宪和冯杰宸是老相识，部队进驻北平后就经常与冯杰宸来往，交谈的内容也多不避。丁宗宪是黄埔四期生，因刘后同曾为其在傅作义那儿举荐，因而与刘后同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对国民党的前途，丁宗宪当然是清楚的。因此，经冯杰宸与他多次商谈，并说刘老先生的意思也是想劝傅作义走“和平”道路后，他也表示赞同，愿意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但是，现在情况变化了，必须进一步争取丁宗宪，让他下定决心：如果傅作义犹豫不决，三心二意，到时候他就单独起义。

接到电话，冯杰宸马上赶到“晋丰行栈”来了。连日来，为了挽留刘后同，他正东奔西走，花了不少心思。由于情况的不断变化和傅作义的摇摆不定，刘后同心情烦躁、激动，感到自己花这么多心力为傅作义谋求和平道路，是“与智者谋而与愚者断”，埋怨傅作义已“把日月之光弄成了萤火之明”，加上一目失明，因而感到为难、力不从心，甚至有些厌倦、厌烦，就不想再在北平待下去了。对此，崔月犁、杜任之都很着急。杜任之急急赶来对冯杰宸说，现在已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关键时刻，无论如何不能后退，无论如何要把刘后同挽留住。于是，冯杰宸除了不断为刘后同延医问药，每日让自己的妻子为刘后同打进口针外，还天天变着法儿让傅作仁、龙景伯等刘后同的老朋友作陪，请刘后同到大饭店吃精美的饭，到戏馆听最好的戏，并专门为他赶制了裘皮大衣。冯杰宸对中共方面的良苦用心十分理解。傅作义是一定要争取的；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北平也是无论如何要保护的。所以，吴哲子和刘学周把想法与他一说后，他马上表示赞同，打电话把丁宗宪请到北平前门外山东大饭店一起喝酒。
　　丁宗宪到时，见吴哲子、刘学周也都在座，很是欢喜。作为“晋丰行栈”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在他与冯杰宸经常以“晋丰行栈”作为见面地点时，吴哲子和刘学周也早已加入他们的行列，表示要为北平的和平事业，与他们“一同进退”。因此，见了面，大家都感到兴奋异常，无拘无束。
　　吴哲子和刘学周先各给丁宗宪敬了一杯之后，冯杰宸就把酒杯高高举了起来，说：“今天这酒非比寻常，来，咱们干了这杯酒后再说话。”冯杰宸是惯于交游的人，说话颇带点儿江湖豪气。待大家都把酒干了之后，他就毫不客气地说：“咱们有约在先，一起走和平道路。这不只是咱个人的事，也是北平几百万军民的事。咱说话可得算数啊。”
　　这话当然主要是为让丁宗宪表态作铺垫的。为了能让丁宗宪勇敢地往前再跨一步，他们三人曾作过研究。丁宗宪此刻还不知道吴哲子和刘学周的真实身份，因而由他们两人直接出面并不合适，最好还是由冯杰宸来唱主角。可是，这戏要唱得顺当，光让冯杰宸一个人出面，又觉得有点力薄势单。所以，三个人决定一起出马。冯杰宸这“垫头”话一说，吴哲子和刘学周当然就都抢先表了态：“那是当然！君子之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出的话怎么能不算数？不信，请看此杯！”说着，两人都满斟了一杯，先一饮而尽。
　　丁宗宪豪气横溢，岂肯落后！于是，不假思索地也马上斟满了一杯，说：“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君子之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算数算数！”举起酒杯也一饮而尽。
　　“可是，现在傅先生又突然游移不定，犹豫不决，又是修环城马路，又是修临时机场，北平的形势眼看愈来愈吃紧，一战在所难免。诸位以为如何才是上策？”
　　吴哲子和刘学周说：咱们的共同目标是和平解放北平。最好的前途当然是让傅先生与咱们一起成此壮举。可是，倘若傅先生真的执迷不悟，咱也不能无所作为，应从怎样才能最低限度地减少北平的破坏方面想想办法。
　　“老兄高见呢？”丁宗宪问冯杰宸。
　　冯杰宸说：“依兄弟之见，真到那一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请老兄率第三十五军和二六二师单独起义，放开德胜门至安定门一线防地，与解放军里应外合，迅速解决战斗。这样，北平百姓的牺牲和损失，肯定能减少到最低限度。”

丁宗宪想了想，决然地说：“好！我相信傅先生是明达之人，不至于明知死路还往前闯。但如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整个第三十五军不敢保证，第二六二师，兄弟可保证单独起义。”
　　“真的？”
　　“当然！不信，请看此杯！”说着，又斟满一杯准备一饮而尽。
　　“且慢！果真如此，兄弟有个不情之请。”
　　“请说。”
　　“果真如此，那是老兄给咱兄弟带来的历史荣耀。在下想高攀丁将军与两位，就此结为金兰之好，以示共同进退，共守信义。不知诸位以为如何，可否俯允？”
　　吴哲子、刘学周立即表示同意，丁宗宪也马上说“荣幸、荣幸”。
　　于是，四人互换了庚帖，拜了天地，发愿共守誓言，同进同退。结拜完毕，四个人又商定，到时候解放军方面就由冯杰宸出面联系，才尽欢而散。当然，由冯杰宸出面，吴哲子、刘学周就在身边，那是一点也不费力的。
　　至此，除了北平城外有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即先遣兵团）两个兵团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两个兵团共四个兵团包围外，城内地下党又已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防区在城南永定门一线）、第三十五军（防区在城北德胜门一线）以及铁甲列车总队的一个大队和两个中队（防区在城内前门车站等处）。只要总攻命令一下，里应外合，南北夹击，傅作义就是再有三头六臂，也难逃惨败下场了。
　　王甦化名“王博生”，在“铁血将军”池峰城家与保密局北平站新站长徐宗尧见面。徐宗尧说：“有何贵干，听凭吩咐。”
　　这天深夜，在北平城内的北长街81号院内，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着一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至关重要的事。
　　81号大院子的大门虚掩着。客厅内，华北“剿总”中将参议池峰城一边在翻看“总部”的《平明日报》，一边在等候两位神秘的客人。
　　近半个月来，《平明日报》一直是他反复研究的对象。《平明日报》是傅作义的喉舌，反应的基本上是傅作义的思想和动态。近日来，《平明日报》的“反共”声浪略有升高。以他的经验，外面风传的傅作义可能已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必定不是空穴来风，略有升高的“反共”声浪，可能就是掩饰。
　　可是，他经多方打听，却是不得要领。

名为中将高参，在傅作义总部，池峰城其实只领份干薪，并不参与总部的重大决策。傅作义对他优礼有加，也只是一种礼数，内心想些什么，别人既不容易揣摩，傅作义又遮掩得滴水不漏，他也无从知道。不过，如果自己对老傅近来有所举动的判断准确无误，觉得那倒是十分值得庆贺的事。因为他真心希望傅作义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与中共“和谈”，立此一件造福人民的大功。
　　他一直想的是，怎样才能为老傅的这件功德出点力。
　　池峰城与共产党的关系，也已很久了。他出身贫寒，地位低下，从小就艰辛尝遍，炎凉看尽，15岁就投奔西北军去了。那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他多想为穷人也争一份自己的天下啊。因此，在部队里，他学习刻苦，工作卖劲，还因此被冯玉祥看中而调入卫队营，并赐雅号曰“镇峨”。从此，他就在冯玉祥的影响下，一直从班长、排长，晋升至旅长，深得冯玉祥的信任。
　　1929年，冯玉祥中原反蒋，失败下野，池峰城所部，也与孙连仲、高树勋等各部一起，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他担任第七十九旅旅长。1931年3月，第二十六路军被调往江西“剿共”。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日益猖獗，并于这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引起了第二十六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终于，在第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和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的率领下，在“剿共”前线的江西宁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
　　宁都起义就发生在池峰城的眼皮底下，对他的震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从冯玉祥反蒋，到赵博生等发动宁都起义，正是池峰城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思想洗涤和转折。后来第二十六路军北上抗日，池峰城为第三十一师师长率部先在涿州以南一带与敌血战了数昼夜，后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均以极窳劣的装备和惨重的牺牲，取得骄人战绩，被誉为“铁血将军”和“抗日名将”。但是，满腔的爱国之情和才华热血无人赏识，很快，在几经周转后，他就被明升暗降，任命为长江上游江防副总司令，到四川万县“赋闲”，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奉命组织河北省政府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池峰城为接收代表，接收了河北及华北散存的伪治安军，组建了保定警备司令部，以代理省长兼保定警备司令，统辖保定的党、政、军、文、警、宪、特及保定周围的几个县，被当地人称为“保定王”。
　　就在这时，他与中国共产党重新接上了早在抗战初期就已有过的关系。刘仁利用曾任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副参谋长的李中立与池峰城的关系，派遣李中立的堂弟、中共党员李颖进入池部。李颖到达保定后，立即得到了池峰城的信任，被委为尉级副官和委任级秘书，直接掌管池部的官邸文案。

　  可是，此事很快就被军统北平站站长杨清植盯上了。孙连仲到保定后，杨清植就向孙连仲密报池峰城的“通共”嫌疑，说中共地下党已大批拥入保定各机关和池公馆，已造成大量机密泄露，以致“国军”在战场上处处被动，要求孙连仲在保定开展“清共肃奸”。谁知孙连仲此时也已有心“亲共”，根本不理杨清植的那一套，反而把杨清植的密报告诉了池峰城。然而，防不胜防，杨清植先以“通匪分子”在保定逮捕了二十多人，并株连了近百名各界进步人士；随后又耍了个阴谋，让省府秘书长约池峰城外出巡视城防工事，特务们则乘机冲入池公馆，强行解散了池峰城的手枪队，逮捕了一批池峰城的副官、秘书。池峰城发现受骗，不由大怒，直指着杨清植的鼻子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可是，已经无法挽回，只好向蒋介石递了辞呈，回到北平“闲住”。傅作义进北平后，才又给了他个闲差。
　　不过，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他一回到北平，中共北平地下党就又和他重新取得了联系。他家里的勤务兵小李，就是由中共派去的。
　　在平津形势渐紧后，他很想做些配合解放军攻城的工作，可苦无门路。傅作义那儿说不上；中央军更把他视为乱子贼臣，都不可能。不想那天徐宗尧突然到了他家。
　　徐宗尧，少将，是毛人凤新任命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新站长。
　　见到徐宗尧，池峰城不由眼睛一亮。对徐宗尧，他太熟悉了。他被称为“保定王”的时候，他是他的警察局长。“军统”与杂牌军之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池峰城知道徐宗尧也是“军统”。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共处后，池峰城发现徐宗尧不像其他“军统”人员那样骄横无忌、飞扬跋扈，对他的工作也比较配合，渐渐地就把他看作了“亲老弟”。徐宗尧对池峰城呢，也因他是“抗日名将”、“铁血将军”，一接触就有一种亲近感。经交往，又对他的军事才能和个性品格有了进一步了解，渐渐地就引为至交。此刻，两人相见，各有心事。徐宗尧呢，被毛人凤任命为北平站站长后，有许多话想找他说说；池峰城则是一见面就想，能不能把这个“军统”特务争取过来，为和平解放北平出点力。
　　徐宗尧说，北平“军统”站是个肥缺，从戴笠开始，从来就“肥水不入外人田”。王蒲臣是毛人凤的同乡、表兄弟，毛人凤却突然令他把这样的肥缺交给他这个“外人”，实在有点意外。他分析，让他当站长，而让王蒲臣当“专员”，实际上是名义上让他顶，实权却还是王蒲臣抓。这样，一旦形势有变，王蒲臣可以马上脱身，而他则必须钉死在这儿。所以，毛人凤这是因为眼看北平已无戏可唱，但又不能没有人继续为蒋家王朝卖命，才这样安排的。实际情形也是：王蒲臣接到命令后，并不急于交班；而毛人凤在给他的电报中告诉他的也是要先尽快安排潜伏组等“善后”事宜。因此，徐宗尧认为，自己在这种时候还来接这样的差事，肯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智之举，特来与池峰城商议。

池峰城一听，真是大喜。如果自己的这位“亲老弟”能接北平站，而自己又能把他策反成功，不是作用更大、居功更伟吗？他连忙吩咐徐宗尧不要着急，说还可以有更好的出路。当天，他就把这一情况给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作了通报，请他们派“代表”来与徐宗尧深谈。
　　刘仁得报，也极为欣喜。对国民党军、政、宪、警、特里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物，刘仁心中都是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的。对徐宗尧，他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说起来，徐宗尧还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天津人，家境贫寒，学徒出身，有些文化，后参加奉军，先当文书，后为少校军需官，都是文职。“九一八”事变后，他看到国难当头，就又弃文习武，由军佐转为军官，迭经提拔，从上校团长擢升为少将旅长。1941年，他只身潜入蒙疆，策反因负伤投降日军的白凤翔反正成功，成了一位震惊日伪的传奇英雄，受到了国民党国防部及军统局的赏识，并因而被“吸收”为军统特务。加入军统后，徐宗尧先后担任过冀、热、辽等地的情报组长。抗战胜利后，他任保定警察局长。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他持保留态度；对池峰城与中共的秘密往来，他也表示同情。池峰城辞职后，他也卸去保定警察局长职务，转任冀、热、察、辽情报组组长。刘仁认为，有池峰城这层关系，根据徐宗尧的实际情况，争取他站到人民方面来，是有可能的。而要是能争取徐宗尧和平起义，那对稳定北平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北平的损失和破坏，将是一个最有利的条件。他马上指示王甦：直接找池峰城联系，尽快完成对徐宗尧的策反工作。
　　王甦化名王博生来见池峰城，在详细了解情况后，两人对如何策反徐宗尧作了仔细研究。此刻，池峰城虚门以待的客人中，有一位就是共产党的客人王博生。
　　客厅的门被轻轻推开，王甦闪身而进，准时到了。这是他们事先约好的。为了不致引起周围的注意，不敲门，不喊叫，虚门而待。好在“王博生”已非生客，熟门熟路。
　　随后，徐宗尧也准时来到。
　　池峰城给他们相互作了介绍后，王甦就开门见山说：
　　“徐先生的情况，池先生都已和我谈过了。我是代表共产党来与徐先生晤谈的。国内局势徐先生都看到了。东北之后，淮海战役也将很快结束。蒋介石政权是毫无希望了的。现在平津已被我军完全包围，我军随时都可以对平津发起攻击，华北问题的解决和全国的解放，都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我们希望，徐先生既已看清形势，就应早下决心，当机立断，弃暗投明，为我党工作，为顺利解放北平立功。我们党的政策相信池先生已与徐先生说起，对起义有功人员是既往不咎。请徐先生放心，共产党说话是算话的。徐先生起义有功，人民也不会忘记你。”

　  徐宗尧正规，严肃，说话简洁明快。出乎王甦意料的是，听王甦这样一说后，徐宗尧一点儿也没有迟疑，立即就表示：“我明白了。我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我向共产党、解放军投诚，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有何贵干，听凭吩咐。”
　　王甦先高兴地代表刘仁部长和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对徐宗尧的义举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和敬意；随后，他就告诉他地下党的要求：现在暂时不要脱离军统，要积极工作，以便赢得信任，千万不可暴露身份。
　　徐宗尧说：“毛人凤让我接任北平站站长的职务，并叫我布置潜伏组，王代表看怎么办比较妥当？接还是不接？”
　　王甦明确说：“徐先生接北平站对我们有利，不但要接，还要尽快把站长的职位接过来，而且还要尽最大努力留在北平站站长的职务上，以求控制北平的整个军统组织。”
　　徐宗尧点头后，就开始详细报告毛人凤的指示和郑介民来北平后的活动情况，毛人凤准备在北平布置的五个潜伏组，郑介民对中央军的安排，对地下党的搜捕，对傅作义和各界进步人士的监视、跟踪，以及“军统”在北平存放枪支弹药和电讯器材的地点，等等。
　　王甦一一记在心里，然后说：“在此前后，徐先生还有两项主要工作，就是要做好保护档案和保护在押政治犯。”
　　徐宗尧甚是鼓舞，一一表示：“一定照办。”
　　“今后有什么情况，你就直接和我联系。”说完后，王甦又叮嘱了一番，一定要保守好机密，并告诉他秘密联系的办法，然后告辞。
　　“军统”组织有秘密和公开之分。除秘密的北平站外，在“剿匪”总部、警备司令部、警察局都有“军统”的公开组织。内部规定：秘密组织指挥公开组织。也就是说，北平“军统”组织是由北平站指挥的。徐宗尧的问题解决了，对顺利解放北平又增加了一大有利条件。可以说，至此，解放北平已万事俱备，等着的就是傅作义的最后决断了。
　　邓宝珊穿一套士兵的棉军装去见崔月犁。他很快明白：中共的目标就是“和平”缴械。那么，他也就只能想如何以一个最好的方式“荣誉移交”或“光荣的交代”了。

所有这一切，傅作义当然不可能一点儿都不知道。王克俊的政治特派员不断有消息从各部队报来，其他秘密渠道也有不少秘密报告，都是各个部队或这样或那样的不稳消息。对有些部队，如第九十二军，他自己也心中有数。他命令他们去夺回南苑机场，他们却只是把命令层层下转，军转到师，师转到团，转到最后，就剩个把连的兵力，去劈里啪啦地“应付”一阵，回来报告说“共军抵抗异常顽强”，几经冲杀无力突进，就完了。他知道，那是“有原因”的。自己的嫡系呢，也肯定不可能都铁板一块，倘有风吹草动，肯定也会有“靠不住”的人。可在这样的非常之秋，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甚至连表面上都只能做出对一切都一无所知的样子。他所能做的，就是自己加紧把问题解决和命令下属不准单独对外接洽。
　　接连两天，邓宝珊穿梭似的奔忙。他与张东荪、符定一等许多人都谈了话。张东荪也告诉他，中共方面已找过他，让他作为“第三者”陪同傅的代表一起出城谈判，他已表示同意。邓宝珊与傅作义反复研究，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看，中共还不会放弃和谈；之所以摆出这么一副架势，目的无非还是要价。
　　就在这时，杜任之突然给傅作义打来了一个电话。他是在得到冯杰宸的确切消息后才给傅作义打电话的。他敦促傅作义：现在该当机立断了。要是还不认清形势，准备逆历史潮流而动，即便是“亲信”、“嫡系”，也是很难保证都绝对“靠得住”的。
　　这话中之话，傅作义当然有数。于是，他对杜任之说：“我们是愿意和谈的，现在的关键是无法与共产党方面传递消息。”并告诉他：邓宝珊已经抵平，希望能马上面见中共方面的代表。
　　杜任之立即把这事告诉了崔月犁。
　　其实，崔月犁此时的焦急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傅作义。组织上把与傅作义联系的关系都转给他之后，加上佘涤清又被逮捕，他的担子一下子加重了。毫无疑问，他积极布置策反，积极搜集城内军事情报，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卓有成效地进行，武力解决北平，甚至是不让北平在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迅速解放，都完全有把握。但是，中央下了这么大决心要和平解决平津问题，只要还有一点希望，就不能放弃。因此，接连几天，他根据傅冬菊等所提供的情报，几乎是一天一个长电给平津前线司令部报告。实在说，他对傅作义又要发表通电，又要把兵权交给李文，又要去南京请罪，又命令抢修环城公路等等，几乎是急得变态的情绪，是有些不放心的。
　　当然，他知道关键是要让傅作义接受中共的条件。
　　于是，在得知邓宝珊已从包头赶来想和他见见面之后，他立即请示刘仁，并约定与刘后同见面。通过刘后同，他再约见邓宝珊。
　　见面的地点，选在南池子北口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王捷三是杜任之的同学，邓宝珊的老朋友，与中共的关系也很密切。崔月犁的家就在南池子的南口，很近，在王捷三家见面，既安全又方便。
　　对邓宝珊，崔月犁早有了解：作为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他驻守榆林，与中共的交往很深。他为人稳重，性格开朗，豪爽而不失严肃，慎细又落落大方。崔月犁匆匆来到王捷三家的时候，见屋内已坐着一位四五十岁的军人，穿一套国民党军士兵的灰棉军装，身材高大，满脸风霜，透着一股久经沙场的军人气质，见他进来，早已起身笑脸相迎。他估计他就是邓宝珊了。于是，也马上迎上，作了自我介绍。

　  想不到邓宝珊一开口就孩子般坦诚地说：“我是了解共产党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时，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的电台我也经常听。”恰巧，崔月犁手头带有几份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纪录材料，就送了他一份。邓宝珊十分高兴，谈话也就马上进入正题：先国际国内大势，尔后是北平局势，傅作义前途，中共政策。
　　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必然失败，邓宝珊认识得很清楚；对北平的局势和傅作义的前途，邓宝珊也认识得很清楚；崔月犁希望他劝说傅作义认真考虑中共方面的条件，及早下定决心，不要再摇摆不定，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他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劝说傅作义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为人民做一点好事。但是，他也很尖锐地提出：现在傅先生极端苦闷、彷徨。傅先生也是愿意谈判的。他不去南京，对徐永昌等劝说明确拒绝，都说明他是有心要与中共讲和的，是想为北平人民做点好事的。可是，让李腾九与刘时平联系，刘时平不知下落；多次致电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没有回音；请彭泽湘、符定一、张东荪与中共方面联络，中共方面也没有答复。他说，他已见过张东荪，张东荪也说他已向你们表示过乐意出城一起谈判。他说，他衷心希望中共方面能拿出个明确的态度来。
　　崔月犁说，中共对谈判的态度一直是真诚的，明确的。对傅先生，中共也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工作和宽大政策，关键是傅先生必须丢掉幻想，早下决心。最后，崔月犁恳切地对邓宝珊说：“时日无多，希望邓先生以对中共政策的了解，一定敦促傅先生早下决断！”
　　邓宝珊明白了。共产党确实是在要价，而且也确实就是刘亚楼提的那个价：要谈判，就是“和平”缴械，就是不抵抗，或者叫投降。现在所进行的一切，都是为了迫使傅作义就范的心理战。
　　那么，怎么办呢？也许，只有用傅作义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最后的结果，就是如何想办法作一个最好的“光荣的交代”或叫“荣誉移交”？
　　邓宝珊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怅惘。
　　可是，又能为傅作义出个另外的什么主意呢？
　　没有。不可能。
　　于是，他对傅作义说：一匹死马，但死马也不能丢弃，只能权作活马来医。
　　傅作义也只好默默点头。
　　1949年12月31日，北平地下党终于传递过来一个消息：中共方面尚未对傅放弃宽大政策，欢迎傅作义派一位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张东荪一起，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继续谈判。
　　邓宝珊知道，这是崔月犁与他见面之后报告他们上级所得到的回应。应该是一个确切的消息，也是一个好消息吧。多日的沉闷终于打破。不管死马活马，傅作义也觉得心情有了好转。晚上，多日未曾回过公馆的傅作义，也回到了小酱坊胡同家里，与邓宝珊、傅冬菊等几个亲近的人，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饭。

邓宝珊与续范亭的手足深情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倒行逆施，窃国殃民。原籍甘肃天水的邓宝珊，14岁从军入新疆，在伊犁辛亥起义中战功卓著，后因和其他革命党人一起从事反袁斗争，在新疆被通缉。他几经周折后赴陕西，欲联络同志再举义旗。1914年夏，邓宝珊游华山时结识了老同盟会员刘蔼如，两人一见如故，遂同往华山脚下杨家园的革命党人郭希仁家中。他们在杨家园村玉泉院，以讲学为名，联络各地革命党人纵论天下大势。一时间，华山之下风云际会，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闻讯而来。
　　续范亭曾回忆道：“民国三年九月，续桐溪（西峰）、胡景翼、孙岳、邓宝珊、史可轩、刘守中、郭希仁、刘蔼如、董振武、胡德夫、续范亭等十余人，聚首华山下之杨家园，计划北方革命，当以陕西为根据地，然后联络滇川出兵潼关，以颠覆北洋系之老巢，中国革命，必须打倒北洋系方能成功。以此为目标，大家分头进行革命，以可谓华山聚义也”。
　　华山聚义，是北方革命党人自发进行的一次革命联络活动，也是一次凝结北方民主革命政治军事力量的聚会。虽然没有制定具体行动纲领和计划，但实质上形成了一个政治军事集团，确定了立足陕西，扼关中出潼关，会同全国革命党人为推翻袁世凯政权，打倒北洋军阀政府而奋斗的基本目标。后来，华山聚义的大多数成员，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军的骨干力量。当时，邓宝珊和续范亭是聚义志士中年龄最小的，他们从此结下了手足之情，邓宝珊对长自己一岁的续范亭始终以兄长事之。
　　1918年初，邓宝珊随张义安、董振武发动“三原起义”，树起了“陕西靖国军”义旗，推胡景翼为右翼总司令。1923年邓宝珊为胡景翼暂编第一师第一旅团长，续范亭在邓部任参谋长，共同参加了征讨吴佩孚的战争。1927年初，担任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的续范亭三十有四，仍未成家。为此，时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邓宝珊和夫人张玉燕，帮助和介绍续范亭与许玉侬喜结良缘。这一时期，邓宝珊夫妇还鼎力促成了当时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长、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与王叔振的婚事。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任命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力邀续范亭为驻甘行署参谋长。1934年上半年，驻甘行署撤消，邓宝珊改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新一军参谋长一职被南京派员接任，续范亭改任新一军总参议。此时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继而策划华北事变，亡我之心，更加露骨。国民党当局对此视而不见，仍然热衷于“围剿”红军；官场倾轧、中饱私囊，日甚一日。这些腐败现象使续范亭深感忧虑和苦闷，欲斗不能，欲罢不忍。

1935年11月15日，续范亭来到南京，欲借南京政府召开第五届国民代表大会之机，呼吁抗日救国。但国民大会没有做出任何决议，见到的仅仅是蒋介石在关于外交建议案中的几句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的时候，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续范亭的希望彻底破灭了。生为男子，报国无门；身为军人，请缨无路。心中只有失望、悲观、愤怒和痛苦。12月26日下午4时，在南京中山陵，他只身一人，哭拜了中山陵之后，以短剑剖腹，后被友人送往医院得救。
　　惊悉此举，邓宝珊即发急电给续范亭：“惊悉吾兄忧国至深，愤而自刺，闻之实觉不安，除兑洋500元暂作药费外，报国之日方长，尚希旷观静摄。特电奉慰”。1936年2月初，续范亭伤势日渐好转，即将出院，邓宝珊闻讯后，为安排他出院后的生活，特地偕家人并携杨虎城等老朋友们为他治伤疗养筹措的款项，由兰州赶到南京。对于邓宝珊一家人的到来，续范亭非常高兴，深深感到亲情和暖意。

　1938年5月，邓返回榆林路过延安时，未告知中共方面，投宿于延安南关一家骡马大店后，被延安有关方面发现，遂逐级上报。毛泽东知道后，指示边区政府交际处一定要热烈欢迎，隆重接待。边区政府交际处长金城当夜赶到骡马店，请邓及一行搬往边区政府招待所，被邓婉辞。次日清晨，金城又来面见邓宝珊，转达了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挽留之意。盛情难却，邓不便再辞，遂留住下来。接着，毛泽东同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亲来看望，并请邓及随行人员午餐，李富春、肖劲光、周小舟等作陪。邓被毛的真诚所感动，在延安留住一周，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出席了欢迎晚会和群众大会，见到了正在陕北公学学习的二女儿邓友梅。结识毛泽东，对邓宝珊后半生所走的道路产生了极大影响。
　　邓宝珊与续范亭再次相见，已是1943年。当年6月，邓宝珊奉国民党中央电召去重庆开会，并指定他绕道宁夏来渝，不必路经延安。邓对此极为反感，他愤愤地说，“不指定路线便罢，指定了，我偏要路过延安”。6月8日从榆林启程时，邓特意决定骑马而行。17日到达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共中央礼堂为邓一行接风洗尘。出席宴会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等数十人。第四天，毛泽东再次在交际处设宴为邓宝珊饯行。11月，邓宝珊返榆途中，再次经停延安。续范亭参与全程接待。11月17日，是续范亭50寿辰，边区政府设宴祝寿。邓宝珊和贺龙、林伯渠、谢觉哉、南汉宸等人席间一再举杯，为老友祝福。革命大家庭的这种融融暖意给邓宝珊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邓宝珊此次往返都坚持在延安逗留，既是他为人行事的个性使然，也是他被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风采和魅力感召所致。他内心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借此之便，探视病魔缠身的老友续范亭。当邓宝珊得知续范亭由晋绥转延安治病休养后，即写信嘱咐在延安的女儿邓友梅抽暇多予照料。对此，续范亭在留下的文字中也多有提及。

　  延榆相连，信使往还。收录于《续范亭文集》中的书信共有七封，仅致邓宝珊的就有五封。这五封信写于1946年10月21日至1947年2月22日之间，时间跨度仅4个月。五封信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动员和督促邓宝珊早下决心，早举义旗。在1946年10月21日的信中说：“大家都相信，你始终是革命的，但多犹豫不决。此间同人，切盼你当机立断，及时发通电，主张民主和平”。“这里毛、朱及西北局诸负责人决定你们宣布以后，孔从周部调回绥米，曹、胡也归建制。关中尚有几部，统一起来归你指挥”。值此之际，国民党当局已悍然决定发动全面内战，企图“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续范亭对邓宝珊也更加挂念。12月9日又致信邓宝珊，深情地说：“回想华山聚义诸人中，除蔼如、宝峰外，仅你我二人耳。而我又几成废疾。革命历史，如欲继续，只有集中于你一身。不是要你多少实力，也不是要你从此吃苦如共产党人。只藉你的号召，影响全国有为之士耳”。“欲拔泥足，要早做准备，要有办法，不然必有进退维谷双方责难之时，不知何以自处也”。在1947年元月17日，由于延安备战，续范亭在转移晋绥途中暂居绥德。再次致信邓宝珊，强调说：“周（恩来）副主席此次回来，谈到你的问题，他说将来能有资望统一指挥起义的民主军，长江以北，只你一人而已。非过语也，可见此间当局，切盼殷且诚也。”
　　对于中共方面的高度信任和殷诚切盼，对于老友续范亭的良苦用心和深情厚谊，邓宝珊心领神会。但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下决心起义，尚有重重困难。邓宝珊把情况如实地写信告诉了续范亭，明确表示了决不参与内战，更不会效忠于国民党当局；在适当时候，当为人民事业出一番力的意愿。续范亭于1947年2月22日回信说：“我们把你的手函及谈话内容转至延安，毛泽东回信说：‘按宝珊地位及现在局面也只能做到这一步，现在各守原防，将来再决进止’。毛、朱当然对此期望更深，对你的为难处当然多能谅解也”。这封信后，还附诗两首。语重心长，侠肝义胆，跃然纸上。
　　就在书信往还之际，不料续范亭于1947年9月12日上午11时在山西兴县溘然长逝。接到噩耗，邓宝珊悲痛万分。战乱无情，使自己不能亲往吊祭，抚棺一恸，只能把几十年的手足深情，深深埋藏于心中。

邵力子

邵力子，近代教育家、政治家。清末举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并与柳亚子发起组织南社，提倡革新文学。1921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退出中国共产党，但其一直主张国共合作，1949年国民党府政拒绝签定和平协定后，脱离国民党政府。解放后任多届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民革常委。

基本信息栏

中文名：

邵力子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浙江绍兴

出生日期：

1882年12月7日

逝世日期：

1967年12月25日

　　 邵力子(1882-1967)　近代教育家、政治家。原名闻泰。浙江省绍兴县人。清末举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上海大学代理校长。并与柳亚子发起组织南社。后任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1921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1926年退出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任国民党司令部秘书长，中国公学校长，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陕甘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宣部部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副主席，国民外交学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化界抗战协会理事，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国民参政会、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到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府政拒绝签定和平协定后，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同年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常委。同时在全国文联、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苏友好协会、世界和平理事会任各种重要职务。1967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  　邵力子，初名景奎，又名凤寿，字仲辉，笔名力子，绍兴陶堰邵家人。

　　1906年10月，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

　　1907年春回国，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

　　1909年5月，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思想，后遭反动当局扼杀。

　　10月，又创办《民吁日报》，继续革命宣传，又遭查封。

　　11月后，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因宣传新思想被当局驱逐出境。

　　1910年夏末，重回上海，与于右任等人一起创办《民立报》，倡导国民独立精神，积极宣传北伐，成为当时同盟会的重要指挥所和革命党人进行光复活动的联络机关。

　　1913年，《民立报》停刊后，到复旦公学任国文教员。

　　1914年，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7月，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6年1月，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任经理兼编本埠新闻。

　　1919年，《民国日报》辟《觉悟》副刊，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运动。

　　10月，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邵以国民党员特别身份跨党参加）。

　　1922年，任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

　　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2月，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领导长江一带各省党务，宣传新三民主义，积极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5年夏，因参加领导五卅运动，被上海护军使下令通缉，离上海去广州。

　　5月起，历任黄埔军校秘书处长、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

　　1926年1月，任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

　　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做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工作。

　　8月，接受陈独秀、瞿秋白建议，脱离中共组织关系。

　　11月，以国民党友好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会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国民党常驻中山大学代表、校理事会成员。

　　1927年5月回国。

　　1928年2月起， 邵力子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任职期间，主张停止内战，坚持国共合作，呼吁团结抗日，并为此奔波出力。

　　1935年11月，任国民党五届中央监委。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一度遭拘禁，后参与中共谈判，极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做了大量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工作。支持中共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批准出版《鲁迅全集》，准予《毛泽东自传》在《文摘》上发表。

　　1940年5月，出任驻苏大使。

　　1942年10月回国后任国民党参政会、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

　　1945年，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对促进签订《双十协定》起了积极作用。

　　1949年4月，赴北平和谈失败后，毅然宣布脱离国民党。

　　9月起，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并出席了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民革中央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并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首倡和推广节制生育，致力于国共第三次合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了毕生精力，被誉为“和平老人”。

　　1967年12月25日卒于北京。

和平老人邵力子

邵力子，1882出生。原名景奎，字仲辉，学名闻泰，又名凤寿，绍兴人。1902年入南洋公学，1903年中举，为陕西候补知县。同年，入上海震旦学院学习，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1905年，邵力子考入法国天主教会办的上海震旦学院学习，因法国神甫干涉学院教学，设置强制做礼拜等不合理的事项，他随同校长马相伯及其他同学愤然离样，追随马创建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继续学习。
1907年春邵力子协同于右任在上海筹办《神州日报》（4月2日创刊），进行反清宣传。次年，邵力子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与于右任一起追随孙中山从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1915年，袁世凯妄图复辟称帝。孙中山先生回上海，拟增强舆论力量，唤起人民大众一致反对。于1916年1月创办上海《民国日报》。邵力子主其事。该报因抨击北洋军阀，宣传民主思想，备受军阀当局的迫害，经营困难。邵力子竭力支撑，备尝艰苦，有时甚至自己出钱购买纸张，使《民国日报》得以出版。
    五四运动爆发后。邵力子特在《民国日报》专辟副刊《觉悟》，作为宣传新思想的阵地，亲自担任主编，并经常撰写文章。《觉悟》的内容，表现了比较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经常开展辩论，影响很大。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邵力子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书刊。1920年参加了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研究会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此后《觉悟》的编辑工作，实际上是在共产党上海党组织的直影响下进行的，经常发表共产党人的文章，批判各种反动思潮。邵力子作为主编，起了巨大的作用，《觉悟》从而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宣传共产主义的重要阵地。
    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邵力子支持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 作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据他生前谈，“为了守《民国日报》这个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和中国国民党的一大，都没有去参加。但是，他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双重身份，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积极协助孙中山先生推行三大政策，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做了不少工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26年8月，他与谭平山奉派出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议。途经上海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陈独秀、矍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开会欢送。瞿秋白发言时说，邵子力“多年来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邵力子接受了组织上的决定，从工作需要出发，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和谭平山就分别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国际会议。
    和平老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抗日怒潮涌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邵力子主张停止内战，唤起民众，准备抗战。
    1933年春天，邵力子在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其时爱国将领杨虎城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他与杨将军实行军政分治，主要注意发展农林水利事业，开荒造林，兴修水利；并着力发展交通文化事业，力求造福民众，同杨虎城相处很好。后来张学良将军率东北军进驻陕西，他赞同张、杨两将军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忧虑；对张、杨两将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尽力缓和，以期和衷共济，并且，他还要求部属注意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睦相处，以团结合作、共同对敌为首要任务。
    西安事变爆发，邵力子同其他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亦同蒋介石一起被拘禁。事变第二天，蒋介石要求同邵力子谈话，邵力子乘机劝导蒋介石说：“事已如此，委员长应经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因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时，邵力子和张同住在溪口，名义上为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上要邵力子力对西安事变补过，是一种变相处分。随后，他就被正式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号召全民团结抗日，接着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主张国共合作，一对外。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两党庐山会谈，协商合作抗日。他认为国难日益深重，国家危在旦夕，必须大力赞助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
    1938年，邵力子在其《望国民向前迈进》一文中，着重指出中国胜利之路，是“彻底抗战，终不屈服”，表明了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主张。同年初。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汗口举行成立大会，他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在会上发表演说时，他针对国民党内的卖国投降活动，着力阐明，要将“和平运动”的译名改为“反侵略运动”，向全世界严正表明我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以免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的曲解。在邵力子的主持下，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为揭露日军暴行，进行反侵略宣传，争取国际上对我抗日战争的援助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邵力子一向主张中苏友好。抗日战争时，他更力主和苏联结成联盟。1940年初，他抱着增强中苏邦交、促进国共合作、以利抗日战争的目的，出使苏联。在驻苏大使任期内，经过他的努力，苏联援华的军械物资源源运行国内。皖南事变及苏德战发爆发后，邵力子坚持认为“中苏邦交应不断增进”。并通过做报告、写文章等各种方式、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介绍苏联情况，对推动中苏文化交流，加深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了解，加强人民外交起了积极作用。
    邵力子在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期间，他力主对国共争端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以期两党继续合作，一致对外，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1945年8月至9月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到重庆开和平谈判。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参与了和谈。他认为毛泽东到重庆来，“是最有诚意的表现”。他虽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之一，但致力于《双十协定》的签订，因而获得“和平老人”的美称。
    1946年初，在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第五次会议上，他发表演说，大力赞扬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希望国共两党在和谐中解决问题。显然，他是谋求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团结合作，携手并进，建设祖国。可是蒋介石的种种做法，使他大失所望。因此，在南京单方面如开伪国大时，他拒绝担任大会秘书长的职务，拒绝参加伪国大的选举。
    1949年初的国和共谈，邵力子一本初衷，和章士钊、张治中等起了很大的的促进作用。1948年末，蒋介石眼见大势已去，于1949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1月21日宣告下野。次日，代总统李宗仁就任，即决定邵力子、张治中等5人为代表，并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准备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正式谈判之前，在邵力子的协助下，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以章士钊等3人为代表团成员前往北平，并要邵力子以私人资格一同前往，同中共先就有关和平问题交换意见。2月14日，邵力子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平。在2月20日中共举行的招待会上，邵力子发表演说：“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经过初步商谈，取得中共谅解，为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
    3月中旬，南京政府和平谈代表团组成，原定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他一再坚辞，遂改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飞往北平举行谈判。和谈中，南京方面代表大部分不愿接受“惩治战犯”这条，惟邵力子例外。谈判结果虽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但国民党方面不肯签字，谈判遂告失败。邵力子毅然决定留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开幕式上，他庄严地表示：誓以至诚为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政协一切决议而努力。热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忠诚合作。一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下，积极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方面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随时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早在1954年，他就及时地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即为突出一例。
    １９５６年，邵力子任民革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任，联系晚清、北洋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上层人士，经过学习，启发自觉，并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为社会服务，很多人思想认识有了提高，爱国观念有了增强，精神面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邵力子对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始终特别关怀，一贯尽心尽力。不顾耄耄高年，衰弱之躯，经常撰写文章，发表谈话，通过电台广播、国内外报刊以及其他各种方式，对台湾当局与在台及海外的老朋友、老同志、老部下，进行争取工作和宣传工作，向他介绍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早日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鞠躬尽瘁，死面后已。
    邵力子的一生，为谋求祖国的独立、统一、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止，坚持到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而奔走折冲，不遣余力，几十年如一日；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大家之所以称他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战士，坚持国共合作的“和平老人”；公认他是国民党中民主和进步人士表率，实在不是偶然的。
    爱乡楷模
    邵力子热爱祖国，也热爱家乡，经常对亲友们说：“每个人应爱祖国，爱家乡。我们的祖国和家乡也实在太可爱。”不断勉励家乡人士要为祖国、为家乡增光，1933年3月上旬，他回故乡绍兴时，曾作过题为《从绍兴到世界》的演说。大意是：故乡是祖国的一部分，热爱祖国必然会热爱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连故乡都不热爱，你还能谈到热爱祖国吗！他言行一致，既一贯热爱伟大的祖国，又始终关怀故乡的进步。
    邵力子早年离乡，长期居外地，但一直十分热爱家乡。对有关家乡的文化教育、农田水利和其他公益事业，都非常关心，鼎力赞助。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担任绍兴七邑同乡会的副议长，积极筹办“绍兴旅沪公学”，任副校董。他生活上俭朴，但对故乡的教育事业总是慷慨解囊，先后出资兴修绍兴陶家堰邵家楼的明强小学、白塔头的运川小学，又在富盛金家岭创办了棠荫小学。1932年，他大力支持学生朱仲华等在绍兴创办完全制中学（后改名为稽山中学），担任设立人会主席。他把兴办教育事业看作是百年树人的大计，所以始终热情关怀，积极赞助。
    邵力子对家乡的文化事业很关心，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把做好这些工作视为热爱家乡的具体行动。1934年，同盟会员王子余先生倡仪撰绍兴县志，邵力子竭力赞同，在县资料初稿编成后，主动出资汇款，协助付印。
他还提倡围湖、围海开垦，大力支持维修三江闸，并且私人出资疏浚陶家堰的贺家池，为家乡的农田水利事业作出了贡献。
    建国后，他在政务院、人大常委会及政协任职。虽然公务繁忙，但每到浙江视察时，总要回绍兴家乡看看，对有关问题尽力以帮助，以他的实际行动作出了热爱家乡的榜样。

邵力子在西安

1933年3月，蒋介石为了削弱杨虎城将军的实力，以“军政分治”为名，免去了杨虎城的陕西省主席职务，专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主管军事。然后，调甘肃省主席邵力子任陕西省主席。

　　邵力子（1882———1967）字仲辉，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盛会，后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是国民党元老。长期创办报纸刊物，鼓吹国民革命。后担任黄埔军校秘书长。自任陕西省主席后，邵力子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驻苏大使。1949年4月，作为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赴北京参加国共和谈，后脱离国民党政府，参加新中国建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

　　1933年春，邵力子携夫人傅学文自甘来陕任职。对于古都西安，他并不陌生，早在1907年他与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时，就经常听到于右任介绍西安的文物古迹和风土人情，1910年，经于右任介绍，29岁的他应聘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就住在菊花园的学校里（现西安高级中学），不久，因向学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而被地方当局驱逐出境。二十多年后，他以一省之长的身份重返西安，不禁感慨万分。

　　陕西的形势十分复杂，有杨虎城指挥的西北军，不久，又来了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军统和中统也在西安有很大的势力。作为一个文人省主席，他严守军政分治的方针，十分尊重张杨两位将军，但绝不过问军事，只是认真履行省主席职责，着手健全各地机构，整顿吏治，将主要精力放在陕西的经济建设上。

　　他聘请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完成了由杨虎城发起的泾惠渠、洛惠渠等水利工程，龙门闸、风陵渡的工程也逐一完成。为了发展农业，他督促各县，共凿井十万眼，开荒造林，还创办了武功农林学校。还资助夫人傅学文创办了助产士学校，推动科学接生。很快赢得了三秦民众的爱戴。

　　当时上海有个以表演艳舞著称的梅花少女歌舞团想来西北淘金，以为落后的西北对这种时髦的演出肯定会大感兴趣的。便致函邵力子，请他大力关照，并答应到陕后，首先为省政府官员专演一场，务必赏光。可是邵力子早已风闻这个歌舞团的名声，认为这种袒胸露腿的演出会污染西安的纯朴民风，便叫秘书回函说：西北社会清苦，如来演出，恐将入不敷出，希慎重考虑。这个歌舞团只好作罢。当时许多报纸登出花边新闻：“邵力子婉拒粉腿入陕。”

　　1935年，邵力子的女儿邵伟志想从上海来西安看望父亲，邵力子复信告诉女儿，一路上勿向人说出自己身份，沿途要留心旅客民众的谈话，尤其是对陕西政府的意见。如果别人一旦知道你的身份，一定是满口赞扬，谁还敢大胆真言。

　　邵力子是清末举人，尤善书法，平时前来求字的人不少，他从不拒绝。当时西安东大街新开一经营淮扬菜的大华饭店请他题写店名，他也欣然题写了“大华饭店”四个正楷，并一笔一画地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个题字的牌匾至今仍还悬挂在店面。

　　1936年12月12日晚，西安全城突然枪声四起，邵力子从梦中惊醒，披衣到院中察看情况，却被一队士兵押走了。此时原住在解放路（原名中正路）西京招待所内的国民党大员也被囚禁了。关押时，邵力子才知道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抓了。第二天，邵力子就被杨虎城释放了，他前去看望蒋介石，蒋问他事先是否知道此事，他老实回答不知道，还乘机劝导蒋介石：“委座，事已如此，还是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的要求（指张、杨将军）似乎也可以考虑。”蒋介石听后一言不发。

　　西安事变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在浙江奉化溪口，蒋介石要邵力子与张学良同住，帮助张学良读书。实际上是对邵力子的一种变相处分。从此，邵力子离开了他主政四年多的西安。不久，蒋介石发布命令，免去了邵力子陕西省主席一职。

邵力子致力于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

邵老是国民党的主和派。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呼吁和平。并声明：“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一月四日，邵力子、张治中在南京介寿堂招待文化新闻界，谈有关和谈进行事宜。有记者问，对元旦文告有什么意见?邵力子先生指出，元旦文告提出了保存“宪法”、 “法统”等五条件，而语气又含有招降意昧，很不妥当。这真是言人之所不敢言。一月五日新华社便发出了《评战犯求和》为题的一篇评论，把蒋介石文告的外衣层层剥开，使它原形毕露。当时监察院也通过宣言，呼吁国共立即停战谋和。

一月十四日，中共广播电台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提出了和谈八条件。十六日，蒋介石邀约邵力子、张治中、张群、吴铁城和民社党头目张君励、青年党负责人左舜生到黄埔路官邸晚餐，饭后就毛泽东主席所提的和谈八条件征询意见。孙科说，中共所提八条件，是要我们无条件投降；他们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和谈应在对等地位上进行才行。邵力子说，三大战役结束，人家本来就是战胜者嘛，我们还有什么话说! 张治中看到蒋介石脸色不对，忙转圆说，今天主要是听民青两党的意见，我们党内改天再谈。蒋经国在日记中，把当天的会议说成“邵力子公然主张‘无条件投降’。”

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国民党中政会开会，讨论和谈问题。蒋不参加，由孙科主持。会上邵力子、张治中主和，谷正纲、张道藩主战。双方尖锐对立，激烈交锋，无结果而散。张、邵成为国民党主和派，就是从这个时候传出来的。

一月十九日，蒋介石邀孙科、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吴铁城，陈立夫到黄埔路官邸，就和谈问题交换意见，会后作出决定：由行政院决议，政府希望国共双方先无条件停战，然后各派代表协商和平办法。会上，蒋介石说，徐州会战已经结束，杜聿明余部三万多人自陈官庄西南方面突围，最后全部被共军消灭，局面发展到此地步，个人引退已无遗憾。并征询下野文告应如何措词，张治中建议由邵力子起草，邵考虑到他谋和的想法未必与蒋一致，卒辞谢。

奔走于宁沪之间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于二十二日就任代总统职，通电申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个人服务方针，亦风以人民意志为依归”。

一月二十二日，孙科的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宏]，彭昭贤、锺天心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等候中共代表，于双方同意之地点进行和平商谈。

一月二十三日，李宗仁请邵力子去上海，与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联络，目的在敦促他们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当时李宗仁所以请邵老负此使命，是因为邵老曾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其后又仆仆风尘于宁沪之间，为延揽“第三方面”人士出力；深信邵老此行，可收驾轻就熟之效。

一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李宗仁专机飞沪，通过邵力子的介绍，分别与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会晤。当日下午李飞返南京，留甘介侯协助邵老在上海联系各界人士。五日李宗仁接到报告，已决定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凌宪扬、欧元怀、侯德榜六人北上试探和平。但后来凌、欧、侯三人不愿前往，而甘介侯又被指为“贩卖和平分子”，不能随行。二月八日，李宗仁再到上海，续与各方联系。最后决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北上，邵力子则以私人资格前往。

随同上述四人前往北平的有：李宗仁的联络工作者黄启汉，四老的秘书龚安庆、傅树苍、潘伯鹰、张丰胃，还有金山以及中航公司电信课长顾乐树与技师雷仲仁等共十九人。

邵、章北行的成就

邵力子和代表团一行于二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半乘中央航空公司专机由上海机场起飞，下午二时一刻到达青岛，因机轮破裂，在青岛住了一夜，十四日下午四时半才抵达北平。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委叶剑英的代表王拓、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到机场欢迎，并招待各代表住六国饭店。

二月十五日，叶剑英主委亲自来访，与邵、颜、章、江作了初步会谈。当晚又设宴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并邀董必武、聂荣臻和傅作义、邓宝珊等参加，席上交谈甚欢，气氛热烈。十七日中共举行欢迎晚会，徐冰副市长作了有诚意言和的讲话。十八日再应董必武、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几位的宴会，又作深谈，大家感到快慰。

二月二十日，董必武、罗荣桓、薄一波、聂荣臻、时剑英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民主人士的大宴会。到四百多人，邵力子与章、颜、江三老应邀参加。邵老在席上发言，他说：“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愿选北平式的和平，不愿选天津式的和平。”云云。

二十二日邵、颜、章、江四老从北平乘专机飞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同行，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与周恩来副主席会谈了两次。会谈主要就国共和谈的可能性以及南北通邮、通航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结果非常圆满。四老于二十四日下午飞返北平，并带有毛主席给李宗仁的信一封。后据章士钊、邵力子在五月十八日致函李宗仁追述此事时说：“犹记某等初次到平，中共领袖对于公之是否力能谋和，颇难释然。经某等再三譬说，以为和平本身有无穷民意为之后盾，即属一种不可侮的力量；加以中共在同一旗帜之下相与提携，双流会合，并于一响，应足以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中共同意此说，和平之门以启。”由此可以知道，最初，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李宗仁是否具有谋和的能力，深表怀疑，后经邵力子、章士钊多番解释，然后才终于开始以李宗仁为对手的和谈。如此得来不易，而李宗仁却最后拒绝和谈协议，这使邵、章感到莫大的遗憾。

“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的简况

国民党政府孙科内阁三月八日垮台，以停战谋和主张作号召的何应钦内阁于三月二十三日宣告成立。二十四日何内阁第一次政务会议首先议决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五个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宏]、章士钊、李蒸，二十八日又增刘斐共六人。邵力子坚辞首席代表，改推了张治中，又派卢郁文为秘书长。中共和谈代表团成员是周恩来(首席代表)、林彪、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聂荣臻六人，齐燕铭是秘书长，定四月一日在北平开始和谈。在和谈期间，李宗仁和毛主席互通了电报谋和。毛主席从四月八日起，分天邀见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宏]、刘斐、李蒸会谈；周恩来副主席设宴于颐和园。四月十五日正式会议通过《国内和平协议》细则草案八条二十四款，并以四月二十日为签字日期。当晚推定黄绍[宏]代表偕屈武顾问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专机飞南京请示。二十日晚得南京李宗仁、何应钦复电，主要意思是不同意签字，嘱对和平协定草案再作商讨并反对即行渡江。

力辟“和平即投降”的谬论

四月二十日和平协定签字日期届满，解放大军渡江，那时所谓国民党主战派巳如惊马骇鹿，觅路分奔；独李宗仁坐镇南京,左顾右盼，擅为所欲为之势，操千载一时之机。邵力子、章士钊在北平看到这种情况，焦灼万状，急电李宗仁，请李“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亦求公飞莅燕京，与某等共图转圆突变之方”。这两点李都未能实行。

四月二十三日李宗仁回到桂林，意存观望，再定行止，那时国民党劝驾说客络绎不绝，邵、章又飞电劝告：“此为公悬崖勒马之第二机会，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盼公在桂林开府，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 但李宗仁轻信蒋介石致何应钦函中所说“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的话，轻率地到广州维持残局去了。事已至此，邵、章在致李宗仁函中不禁慨然言曰：“公不以鄙言为可采，并不胜主战分子之胁迫利诱，竟亦翩然莅穗，同流合污，阳冠僚采，阴侪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岸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 伤哉!”

其时，蒋介石曾有“和平协定就是投降条件”的说法。蒋经国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李宗仁本日向共方要求暂缓签订协定日期。父亲阅毕黄绍[宏]携回之二十四项要求后，曾在日记中写道：

‘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宏]、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

邵、章两人在致李宗仁的信中，亦就此有所论述。他们说：“某等之愚，以为天下公器非可力取。中共今日之成功，固由本身依倚民众，组织坚强，而亦因于国民党反乎民之好恶，馁败无能。三年之间，党府以全胜以至惨败，迄犹秋风卷择，不至扫地以尽不止。此在中外历史，尚无前例。大势如此，人心可知！真爱国者处此，应掬诚作最后计较，苟能为国多存一分元气，试问尚有何顾忌而不肯为?或曰，和者名耳，其实降也。欲以此提振困兽犹斗之精神，拼作铤而走险之末计。嘻!斯何时也，顾倒行逆施乃尔!”这些话，是专对当时国民党顽固派说的，意在阐明得民者昌，失民者败，古往今来，无不如此，人心所向，无法违逆。邵、章的金玉良言，对今日台湾当局来说，还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值得他们深思．

无双国士肝胆相照——于右任与邵力子的交往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于右任和邵力子两位先生对现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举世皆知。于、邵二公自本世纪初相识，中间经历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国共合作到解放战争直到海峡两岸长期分离，60余年中，他们始终保持了深厚的情谊。

一

　　于右任先生与邵力子先生气质迥异：于右任是关中大汉，体貌雄健，美髯飘逸，有豪侠之风；矮小文弱的邵力子则是典型的江南文人。于右任起于寒微，邵力子则出生在小康之家。但两人都少有才名，在追求进步、热爱祖国方面，更有着共同的理想。

　　1903年，于右任在陕西乡试中以第18名中举，声誉鹊起，被誉为“西北奇才”、“陕西三杰”（另二人是卓越的报人张季鸾和杰出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同年春天，因受到清廷迫害，他化名“刘学裕”，潜逃上海。不久就结识了学界通才、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在马先生的无私关怀下，于次年进入上海震旦公学读书，开始一生的辉煌岁月。

　　此前一年，邵力子考中浙江?7名举人。按照家庭的希望和地方的传统，本可求得一官半职。但他无意仕途，却在1905年去震旦公学求学，成为马相伯先生的得意门生。马先生格外垂青这两位青年才俊。二人相识于马先生家中，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一定程度上，震旦公学具有教会学校性质，但因马相伯先生坚持独立办学，1905年，他的权威受到以法国教会势力为背景的外籍教师的侵犯。学生得悉后，群情激愤，集体退学，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震旦风潮”。不久，全新的复旦大学成立。其中，于、邵二位发挥作用最大。

　　于、邵二公都是最早从事新闻事业的老前辈。同为杰出报人的徐铸成对于右任极是崇敬，在《报人张季鸾传》中，说他是“中国报史上，艰苦创业、再接再厉、锲而不舍的第一人”和“新闻界的斗士”。1907年4月，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开办费2000余元，是于、邵二公在留日革命学生中募集得来的。不久，于右任又约邵力子等同志协作，并得到当世名流如章太炎、马相伯、黄节等人的赞助。张謇也应邀为之题写刊头，当时他正担任复旦、中国公学两校的董事，与于、邵二公有亦师亦友的关系。《神州日报》在民众和知识分子中极受好评，但刊行不到一年，遭到火灾。于右任因无力恢复而辞去报社社长职务。不久，他又创办了名闻海内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其中，《民吁》的名字就是于右任在取得邵力子的同意后决定的。

　　当时于、邵二公经济困窘，只能下午在报馆，上午分别要到中国公学和复旦公学任教。尤其在《民立报》阶段，宋教仁遇害后，邵力子继任主笔，与于右任关系更加密切，讨伐袁世凯的檄文和短论，大都出自二公之手。他们以报馆为阵地，奋笔直书，为祖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

　　1921年，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展合作。当时有不少人考虑到“赤化”的危险，坚决持反对态度。一般国民党员则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潮流，可以利用。能真正认识到共产党的正确性和国民党的弱点的人是很少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廖仲恺、于右任和邵力子等人。于右任在当时影响极大的《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力主国共合作，提出“合则两益，分则两损”，抨击甚嚣尘上的反共势力。

　　于、邵二公不仅在理论上支持孙中山先生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并努力身体力行。1920年，他们携手创立了上海大学。这所学校是国共合作的直接产物。相当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士集中在这里，如邓中夏、陈望道、杨明轩都是学校的教职员。于右任担任校长，邵力子为副，杨明轩是总务长。不同政治信仰的仁人志士荟萃一堂，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上海大学因此被誉为“红色大学”。

　　西安事变发生时，邵力子当时是陕西省主席，他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确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相当作用。1937年7月，以蒋介石、张群、邵力子为国民党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为中共代表，在庐山进行会谈，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确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基础。9月间，两党分别发表文件，统一战线宣告成立。为之花费了不少心血的邵力子，感到非常欣慰。而于右任在西安事变爆发后，曾乘车前往西安，但还没有进入潼关，就获悉解决结果。他回南京后，高度评价了共产党的贡献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历史意义。

　　抗日战争开始后，为了推进中苏邦交，国民政府计划重新派遣大使。于右任、张季鸾、冯玉祥都竭力推荐邵力子出任，以设法争取苏联更多的援助。1940年，邵力子到莫斯科就任，为中苏合作作出了一定贡献。

　　1945年8月，毛泽东到达重庆时，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邵力子前往机场迎接，在国民参政会中设宴款待。于右任也在监察院为毛洗尘。在谈判中，邵力子虽然身为国民党代表，但在国共双方发生争执时，他总是力排众议，侃侃而谈，折冲樽俎，经历了重重困难，最终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他本人也获得“和平老人”的称誉。

　　1949年4月，邵力子出于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对形势的分析，决定留在北平。他非常希望于右任也能来，可惜因为时局演变很快，未能如愿。自此长别。

三

　　于、邵二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亲密无间，不仅是良友，而且是挚友，真可以说“于、邵不分家”，“情同手足，亲如一家”。

　　因为于右任年龄较长，邵力子以兄长之礼待他。他们都是很早的同盟会员，人生的理想也相近，因而在社会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接触极多。

　　1910年，在日本学习了3年新闻的邵力子回到国内，于右任介绍他到陕西高等学校任教。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遭到陕西当局陷害，被驱逐出境，潜回上海。1913年，于右任又推荐邵力子到复旦公学任语文教员，兼任上海《民立报》编辑。邵力子在复旦公学师生中，影响甚大。“五四”运动发生时，邵力子在报馆接到北京电报，了解情况后，等到报馆工作一结束，就跑到复旦公学，与几位教员商议。天亮后，召集学生开会，报告这个消息，引起轰动，立即分头到各校报告。当天，各校学生又派代表劝商界罢市、工界罢工。这就是“六三”运动的导火线。后来，于右任经常称赞邵力子在复旦公学中所发挥的作用。

　　1930年10月17日，复旦大学（前身即复旦公学）在上海体育馆举行建校25周年纪念会，盛况一时。与会者有董事长马相伯、董事于右任和邵力子等人。就在这个会上，校方授予于右任、邵力子和银行家钱新之三人法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们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作出的贡献。

　　于、邵二公在日常生活上往来也极为密切。1929年于右任长子结婚，1931年邵力子迎娶傅学文，1942年邵力子出嫁寡媳，对方都以贵宾身份出席宴会。1938年8月武汉战局紧张，邵夫妇先住在汉口，11月底飞到重庆，和于一家同住在领事巷康宅。康也是陕西人，身为大金融家，他的公馆，如同一个大花园，倚山傍水，景色秀丽。二公常于公务之余，品茗谈心，共话抗战形势，展望和平未来，往往深夜才罢。这种关系，到日本投降后二公一起迁回南京，仍然保持。

　　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时，于右任也被胁迫前往。留居北京的邵力子极是想念。1958年11月，于在台湾重题《岁寒三友图》时说：“破碎山河期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寄托遥深。邵力子看到此诗后，马上发表《勉励在台旧友》一文，引用此诗说道：“于老怀念祖国故旧的深情，悲伤老大零落的忧思，情见乎词矣。我知道，这不只是于老个人的伤感，也代表了在台湾的许多朋友的心情。”邵力子经常在传统节日，发表谈话，思念旧友，抒发了和平统一祖国的热望。

邵力子：从国共两党元老到“和平老人”

“浙江二邵”

    邵力子（1882—1967），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著名人物，也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位著名报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所谓“浙江二邵”之称，这是指浙江人邵飘萍和邵力子，他们都曾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代巨擘。

    1906年10月，邵力子留学日本，随后加入同盟会，此后，同盟会先后易名为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他都是其中的元老级人物。

    1916年，邵力子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任经理兼新闻编辑。1919年6月《民国日报》单独开辟了副刊《觉悟》，作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一个阵地。《觉悟》的主编，就是邵力子。

    此后，这份副刊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记，它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邵力子主编《觉悟》长达6年之久，在他主持之下，《觉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新文化运动步入高潮的一个重镇。

    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即又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是以国民党党员的特别身份“跨党”参加的）。中共一大召开后，邵力子即正式转为中共党员，这样，邵力子也是最早“跨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同时，他还是受第三国际委托的塔斯社上海分社的筹备人。

    中共历史上的一位“特殊党员”

    邵力子是国共两党的“跨党”者，但1921年中共的一大、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一大，他都是“为了守《民国日报》这个阵地”而不遑参加的。不过，后来可能是因为邵力子等人的“特殊”身份（“跨党”，且表现出自由知识分子的姿态），中共内部有人对之提出了非议。1923年8月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提出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三人，“态度须缓和，并编入小组”。这就是说，当时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仍把邵力子等视为自己的同志。

    五卅运动之后，邵力子遂被迫离开民国日报社，从此，《觉悟》也开始成为国民党右派所掌握的阵地。

    邵力子离开上海后前往广州，由此，他不仅脱离了他长达近20多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也逐渐开始脱离了中共党组织。

    1925年10月，邵力子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随蒋介石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不过此时邵力子还公开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1926年，蒋介石派遣邵力子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也是由此，他脱离了中共。不过，这却出于当时中共党组织的考虑和建议。

    邵力子是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出席莫斯科的大会的，正如他后来在《出使苏联的回忆》一文中所说：当时中共“愿我以纯粹国民党员身份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并）欢送我退出共产党，并说我过去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今后相信我虽然在党外，也照样可以为党为革命效力。我不能提出反对意见，就这样退出了共产党。”后来在回答其后人的提问时，邵力子还说，他是当时中共中央批准的“特殊党员”。

    国民党阵营中的一位“特殊官员”

    1927年5月初，邵力子从苏联回国，刚刚下船登上码头，就被当时上海警备司令以“共产党人”而扣押，后经蒋介石电令，方将其押解至南京。

在上海，邵力子始知蒋介石已发动了“清共”，他虽然有所不满，但还是面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让邵力子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表示说：“我不能再当秘书长，（但）不离开你就是了。但希望停止杀戮青年，并不要叫我写关于反共的文字。”

  此后，无法接受现实的邵力子在极度失望、恐惧和悲愤之中，与于右任一起隐居于南京水西门的一位老友家中。

  1928年初，蒋介石经过国民党的一番内讧之后重新上台，邵力子遂再次面见蒋介石，他认为应将“分共”政策化为以政治途径解决的方式，并希望将北伐进行到底。蒋介石对邵力子的建议频频点头，并任命邵力子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秘书长，让他参与帷幄策谋和起草文稿。邵力子轻信了蒋介石的表示，又出于“士为知己者死”的愚忠，开始为蒋介石担任幕僚。此后但凡是蒋介石的重要文告，都出自于他和陈布雷两人之手。

 不过，此后邵力子在国民党内一直有着清名，他在国民党的核心中一直不属于任何小集团，对国民党反共反苏也能涅而不缁、有所不为。

1929年3月，在国民党三大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此后，他又相继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要职。

1935年10月，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陕西后，邵力子因同情张、杨的抗日主张，对国民党执意“剿共”感到忧虑，其间曾尽量致力于缓和张、杨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翌日，蒋介石在被囚的情况下要求同邵力子谈话。邵力子极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劝蒋说：“事已如此，委员长还应以国家人民为重，他们（指张、杨）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虑。”随即，他也参与了国民党和中共的谈判。

 1937年1月5日，蒋介石正式免去了邵力子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此后，在抗战进入艰难时期的1940年5月，邵力子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显然，由他来担任这项职务，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可谓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当时朝野都认为要想得到苏联的援助，必须改进中苏邦交，并且必须改派愿与苏联友好的人去当大使。然而，正在邵力子致力于改进中苏关系的时候，1941年又发生了皖南事变，邵力子听说后十分焦虑，打电报给蒋介石，告诉他国际舆论对蒋的谴责。邵力子的这些活动，无疑受到国民党内反苏反共分子的攻击和诽谤，他们甚至这样说：“邵力子不是中国的驻苏大使，而是苏联驻华大使了。”

 到了1942年11月，蒋介石又免去了邵力子驻苏大使的职务。

 闻名遐迩的“和平老人”

 邵力子于1942年10月回国述职之后，又相继担任了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其间，他仍然强调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国共的争端。1945年，他作为国民党代表，与张治中一道参加了国共谈判，并对促成签订《双十协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1月15日，国民党单方面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当时邵力子认为：“在国家没有真正统一、上下没有共同意志时，急急忙忙召开国民大会实属儿戏。”因此，他拒绝担任大会秘书长一职，并拒绝参加“国大”的选举。

 1949年邵力子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政府拒绝签署和平协定后，他声明同国民党脱离关系。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邵力子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力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4年，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计划生育”的问题，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此后，他和马寅初等成为致力于主张计划生育的主要人士。

 1955年，邵力子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世界和平大会；1956年，他还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他的晚年，他还致力于国共的第三次合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也是因此，邵力子被人们誉为一位“和平老人”。

卫立煌   

    卫立煌（1897.2.16～1960.1.17），爱国将领，汉族，字俊如，安徽合肥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青年时期曾在孙中山先生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警卫，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14师师长，第九军副军长，徐州戒严司令，首都卫戍副司令，第十四军军长，第1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主席，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等职。

投奔革命

　　卫立煌将军于1897年2月16日，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县东郊卫杨村。卫父正球字序东，清朝末年任合肥石塘桥乡田赋册书多年。后因职微俸薄，用度不济，乃辞职回家务农。母宋夫人生四男三女。立煌字俊如又名辉珊，在兄弟中排行第三。长兄立炯字朗如，辛亥革命时曾在柏文蔚革命军部下任和县军事学习班主任。

　　卫立煌10岁时，附读于邻村大户靳子伦的家塾。他颇爱学习，强于记忆。在学习上，决不肯落在富家子弟之后。立煌自幼即具有果敢坚毅的性格。他虽身材短小，但体格壮实，力气过人，村中群童，咸非对手。

　　1912年初春，卫立煌毅然跑到和县找到他的大哥卫立炯，恳求参加军事训练。立煌身材短小，患有疥疮，入伍年龄又不足，队里无法收他。大哥只好安排他为人代班站岗，借以糊口。

　　这一年的7月12日，江西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首先反袁。17日，安徽独立，柏文蔚任安徽讨袁总司令。卫立煌随大哥卫立炯参加了坚守和县的战斗，失败后回到家乡。

追随总理

　　 1914年秋，卫立煌只身来到武汉，投亲谋职未成，适逢湖南的军队在武汉招学兵，便报名进了学兵营。在这里他受到一年多极严格的军事训练，系统地学习了军事基本知识，为他日后军事上的建树奠定了基础。1916年，因他的表兄宋世科两年前已去广州，在粤军中工作。他不辞道远，决心南下粤海投奔表兄。8月，宋世科把卫立煌介绍给同乡吴忠信，在吴的身边当随从副官。当时吴任粤军旅长，他和当时粤军参谋长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同期同学，又是换帖兄弟，蒋经常到吴的旅部，都由卫立煌接待。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偕章炳麟、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等由上海乘舰到达广州，举起护法旗帜，并成立了军政府。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不久，经吴忠信的介绍，卫立煌进入大元帅府任警卫。卫为人诚厚，忠于职守，受到信任。一次，他在侍卫孙中山回府时，因马惊而被摔下，口吐鲜血，身负重伤，孙让他回乡养病。他未等痊愈即返回广州，不日升至警卫团排长。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中山先生离开广州去上海，大元帅府解散。卫立煌调到许崇智部下当排长。在参加闽西的一次夜战中，部队被冲散，他集合百余人，乘乱袭击敌军司令部成功，被晋升为连长，不久又因战功升任营长。他时年22岁，众人皆称其为“小营长”，卫遂蓄短胡以励老成持重。

　　1922年，卫立煌在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又因功擢升为团长。1923年，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重登永丰舰，与讨陈有功人员合影留念，卫立煌荣幸地参加了此盛典，并受到孙中山的备加勉慰。

　　1925年，卫立煌因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有功，先升任团长，后又任粤军补充旅旅长。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噩耗传来，卫立煌恸哭失声，悲痛不已。

　　不久，蒋介石乘机攫取大权，将广东各系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卫立煌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卫任上校团长，归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节制。

北伐战争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10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卫立煌部属东路军。东路军很快占领了闽、浙两省，卫立煌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屡立战功，连升为十四师副师长、师长，奉令由浙南、浙中向镇江进军，对上海取包围形势，接应由江西北上的北伐军，相机肃清孙传芳在江南的残余部队。

　　1927年2月，卫立煌部攻占镇江(卫兼任镇江警备司令)，保卫刚成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南京的外围。8月，孙传芳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分裂，北伐军的兵力有所分散、有所削弱的机会，勾结直鲁军张宗昌等部，沿津浦路南下，强渡长江，占领龙潭车站，妄图切断沪宁线，向南京包围反扑。在此紧要关头，卫立煌奉白崇禧电令，于26日率部进入龙潭，他亲冒炮火，奋战到天明，将车站夺回。又经数日激烈战斗，将逗留在江边的南渡之敌肃清，迫使孙传芳、张宗昌狼狈北遁，使沪宁路畅通，南京转危为安。自此，卫立煌勇敢善战之名，为世人所知。南京国民政府，为表彰卫立煌的功勋，特赠卫一面蓝底黑字、上绣“党国干城”四个大字的锦旗，悬挂于合肥卫杨村卫立煌的家中，同时晋升卫立煌为第九军副军长兼第十四师师长。

　　1927年底，卫率部进驻徐州，兼徐州戒严司令，旋又调任南京卫戍副司令。同年12月，卫到上海与朱韵珩女士结婚。朱女士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曾留学美国，获过硕士学位，她笃信基督教，为人忠厚。婚后第二天，卫立煌即携带朱夫人，启程赴北京，进入陆军大学第一期特别训练班，带职学习。

十年内战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年初，卫立煌由陆大提前结业，蒋介石将他召回南京，任命他为第三纵队指挥官，要他到兵员充足的江淮地区招募新兵。蒋指派孔健常为参谋长，给他人枪300余。后又派中央军校七期毕业生100多人，充任新兵的下级军官。卫在南京组织指挥部，委任曾任合肥县长的叶粹武为秘书，陆大同学蔡炳炎为团长，旧部属陶子贞为机枪连连长。他们携带大批服装，由南京乘船去合肥，设指挥部于段家祠堂，开始招兵工作。两个月间，在合肥招足两个团。

　　3、4月间，卫部开赴寿县，设指挥部于道台衙门，又招了两团人。入秋，率四个团进驻蚌埠，八九月间，接收原四十五师番号，卫任师长、白兆宗任副师长，辖两个旅，卫立煌保荐蔡炳炎为旅长，蔡是合肥人，蒋介石不愿卫立煌有私人势力，故未批准，另委李默庵为一三三旅旅长，李树森为一三五旅旅长。接着，又派葛国梁、陶子贞到合肥、寿县、怀远一带招兵三个团，编为独立旅，由陈步云为旅长。

　　1931年初，四十五师番号改为第十师，奉蒋令由蚌埠调江西南昌，参加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很快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卫立煌部败退到吉安困守待命。不久，第十师奉令扩编为第十四军，辖第十师和八十三师，卫晋升为中将军长，郭寄峤为少将参谋长，李默庵升任第十师中将师长，蒋介石调蒋伏生为第八十三师中将师长，十四军移驻杭州。

　　1932年夏起，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先后向鄂豫皖、洪湖、湘鄂赣三个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9月，卫立煌指挥所部蒋伏生第八十三师李默庵第十师和罗启疆独立三十四旅，配合蒋军围剿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各路部队向金家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方向进攻，20日八十三师占领金家寨。该师攻占金家寨时，忠实执行了蒋介石“围剿”总部实行“三光”政策的命令，和地方武装相勾结，到处抓捕、杀害苏区干部、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使这一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中。蒋介石为了表彰卫立煌的“功勋”，决定将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各划出一部分成立一个县，命名为“立煌县”。

　　1933年11月20日“闽变”发生后，时在南昌的蒋介石，忧心忡忡，害怕由此而动摇他的统治地位。他一面派人与日军妥协，签订秘密协定，一方面从各方面调集20多万大军入闽广“讨伐”十九路军，他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并委任卫立煌为赣、粤、闽、湘、鄂第五路“讨逆”军总指挥。福建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不到百日，就在蒋介石数路大军围困下夭折了。以后，卫立煌先后被任命为驻闽预备军总指挥，兼驻闽第十绥靖区司令官、豫、鄂、皖三省边区“清剿”总指挥兼三省边区督办、闽赣浙皖边区“剿匪”总指挥。 1935年11月，卫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6月，兼任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 9月，被加封陆军上将衔。

　　1936年冬，蒋介石两次飞往西安，声言“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乃调陈诚、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等高级将领，集结于西安，准备迫使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部参加向延安红军进行反革命进剿。卫立煌奉命兼任第五路军总指挥，进驻潼关。12月12日，张、杨两将军在人民群众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热情激励下，发动了西安事变。卫立煌和另—些由蒋介石召到西安开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同时被扣于西京招待所。蒋介石离开西安后，卫等获释。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卫立煌回任豫皖督办，设督办公署于六安。目标仍是对着大别山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与革命人民。

忻口大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导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引起了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7月中旬卫立煌奉蒋介石电召，去庐山开会。卫行前曾与郭寄峤、戴永荪、刘刚夫、叶粹武等就当时局势问题进行商谈。卫说：“我们是军人，保国卫民是我们的天职。目前举国人民一致要求联合抗日，我非常同情。我们要作走上抗日前线的准备。”

　　卫立煌去庐山不久，公署接到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电告：“据岳西县方县长转据该县第三区李区长报告，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派人来致意，愿开和谈，但必须卫督办派代表来。”公署将高敬亭的提议详电庐山卫立煌，卫立即回电派刘刚夫为和谈全权代表。

　　1937年7月下旬，双方在岳西县就共同抗日举行和谈。9月下旬最后达成协议。由刘刚夫代表卫立煌，与高敬亭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和谈宣告成功，使安徽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形成。为执行协议，卫立煌呈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高敬亭为“抗日联军挺进军司令”，并代向南京有关部门，洽领给养、被服、弹药、关防和委任状等。

　　7月底，日军首犯平、津，卫受任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职，他请缨北上，得到南京军委会的批准。即率领十四军的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昼夜兼程北上。在河北宛平县南口前线，卫部和日军第一次交锋。战斗一开始就相当激烈，历三昼夜，双方都有重大伤亡。卫立煌几次亲临第一线指挥，我方阵线比较稳定。但因平汉线上，刘峙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一退千里，卫深恐后路为敌所乘，乃当机立断，把部队撤到保定，再退石家庄。接着奉命进驻太原。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驻在黄河西岸，由于山西告急被暂时划入十四集团军的战斗序列。8月底，卫和阎锡山在太原赵家花园会谈，决定十四集团军担任晋北忻州忻口一带防御任务，八路军担任五台山区防卫。9月初，八路军从禹门渡入晋，进驻五台山区，与卫立煌并肩作战。中旬设办事处于太原，彭雪枫任办事处主任。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太原，曾住办事处，不时与阎锡山、卫立煌会谈。

　　卫立煌在太原停留六七天即往忻县，设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于忻县城内，指挥十四军、九军、二十一师、独立第五旅及王靖国兵团、刘茂恩兵团和八路军。

　　平绥线上的日军，企图突破雁门关防线向太原进逼。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利用平型关险要地形，从侧背出敌不意，给以猛烈袭击，歼灭日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00多人，缴获大量物资和武器弹药，取得了自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又配合卫立煌部，组织忻口会战。在此期间，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其他首长，大都到忻州总部来过，多半是会谈军务。当朱德、彭德怀亲自到忻州十四集团军总部和卫立煌第一次见面时，相互紧紧握手。朱德说：“不记前仇。”卫说：“一致对外。”

　　10月12日，忻口战役打响了!卫立煌部署已定，主力展开于龙王堂、界河铺、大白水、南峪一线；而以忻口附近为阵地轴心。郝梦龄率刘家麒师、郑廷珍旅为轴心在正面，卫立煌率其四个半师，并会合晋军，张三翼以待敌。李默庵兵团居左翼，刘茂恩兵团居右翼，王靖国兵团居中腹，而另以八路军朱德部摄敌之后方，以搅扰敌人之背后。13日，大规模战斗开始，敌我两方，战火猛烈，我军浴血奋战，整整五个昼夜，战线稳定不动，互有进退，几次冲锋，歼敌万人以上。其拼搏激烈的程度，是抗战以来所仅见的。在战斗进行中，郝梦龄、刘家麒、郑廷珍都是屹立于火网中，亲自指挥。在他们冒死督导下，官兵士气无比激昂。由于卫立煌得到情报，判定17日晨，日军将向我实行总攻。于是下令给郝梦龄等，要他们争取主动，先发制人。

　　卫立煌在深夜时分，亲临前沿，到郝的军部时，郝正准备以夜餐款待，卫止之，并说：“时间紧迫，速取攻势，击溃敌人后，再吃宵夜罢。”郝转身奔向阵地，发动夜袭，奋不顾身，直逼敌军心脏，一举攻占南怀化高地。不幸受敌机枪扫射中弹，身穿数孔，倒于血泊之中，壮烈殉国!刘家麒师长、郑廷珍旅长怒火填膺，相继指挥部队，奋勇杀敌，使敌受到重创后，亦相继阵亡。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负重伤，独立第五旅两个团长牺牲。拼杀至 18日，日军后方受到八路军的牵制，正面又无法突破，陷入首尾不能相颐的困境，终于败退。我军取得了闻名中外的忻口大捷，这一胜利捷报，传遍全国，振奋人心。

　　由于日军从晋东沿正太铁路线侵入，晋北前线和后方，同时受到威胁。卫立煌的总部不得不从忻口先撤到太原，10月底，日军陷太原，总部又移驻临汾。此时，军委会委卫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前敌总司令。

　　1938年2月17日，他指挥所部在太行山一带进行了继忻口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与日军恶战了10天，始终寸土不让，直到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后才率主力部队向中条山转移。

访问延安

　　1938年春节，卫立煌到洪洞县十八集团军总部拜年。以丁玲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举办欢迎晚会。会上，表演了许多以团结抗日为主题的文艺节目，形式活泼感人。朱总司令向卫介绍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情况，卫颇感兴趣，表示他也要办一个文艺团体，宣传抗日，作为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的第一步。他回总部后，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把工作做到卫立煌部队附近。有人向卫报告说：“共产党把军队政治工作做到我们防地里，怕不合适吧?”卫说：“我们政工老爷不上前线，人家把工作送到家来，这有什么不好?”自此，卫下令长官部，开始吸收北平流亡学生和抗大、陕北公学的毕业生数十名，成立一个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团长名丁当(原名丁治中)，副团长(女)是丁当的爱人，名叫唐郎。这个团很活跃，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同年春，卫部经运城、侯马一直绕到晋西的杨家岭。卫立煌为了要到河南陇海线上巡视，取道经延安至西安。4月中旬，卫立煌率随员郭寄峤、文朝籍等乘汽车，于17日上午10时到达延安。延安组织相当长的队伍夹道欢迎，沿途还张贴“欢迎卫总司令到延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卫和毛泽东见面，紧紧握手，毛对卫十分亲切。晚上，延安人民还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欢迎卫立煌一行。晚会由李富春主持，毛泽东致欢迎词。最后卫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词。他一方面称赞：“边区人民确有良好组织，可为全国效法，”一方面表示：要和八路军团结一致，粉碎日军的进攻。延安“鲁艺”还特地准备了一台节目，表示欢迎。

　　卫立煌这次去延安，还由于晋东、晋北的军事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他为了今后十八集团军的防地问题，特来与中共领导进行协商。他希望十八集团军从山西调到黄河以西和以南，包括中条山地区。十八集团军方面认为中条山地区，是晋豫锁钥，可以抱黄河两岸之险，卫部应驻重兵于此。十八集团军驻到中条山敌后一带，有利于发挥游击战术，建立敌后根据地，起到牵制和消灭敌人的作用。卫同意了这一意见。他在延安留住三天，在这里他见到八路军的干部对待革命工作，不计报酬，不计名位，无不是意气风发，信心百倍；延安的革命人民在生产劳动上、支援前线上表现出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情景，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受到了一次革命的教育。

　　几天后，卫一行离延安去西安，经渑池、洛阳，从孟津渡河到古城后，再到山西垣曲。总部也就移到垣曲。在此期间，卫立煌部曾一度收复风陵渡，围攻侯马，使从阌乡至柳林200多里，处于日军炮兵射程之内的陇海铁路线，得以昼夜畅通无阻并解除了潼关所受到的威胁，增加了郑州和大西北之间的运输量。

　　1938年夏，朱德总司令路过垣曲，卫立煌率总部人员亲到城外迎接，并组织部队夹道欢迎。朱总司令来到时，卫立煌急步迎上去，两人紧紧握手，互相问好，十分亲切。晚上，朱总留住总部，两人又畅谈到深夜。常常从屋里传出两人爽朗的笑声。第二天，朱总走时，卫又亲自送到黄河渡口。

　　1939年元月，卫立煌受命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初仍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前敌总司令、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冀察战区总司令等职。他受命之初就考虑到：一、二两战区幅员辽阔，北起冀察边界，东南到淮水流域，西接陕西，东连华北大平原。在这么一个广大地区里，抗击日军，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就必须进一步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密切合作。两年来，他和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接触频繁，而且去过一次延安，并顺利地消除了中条山区国共两军的摩擦。

　　他亲眼见到八路军纪律严明。八路军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受到人民热烈拥护。八路军作战勇敢机智，为日军所畏惧。他又想到：他在山西与日军接战多次，处处受到八路军的支持策应。他对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投降政策，已在实际行动上表示反对。例如：国民党当局对十八集团军的给养、装备等待遇处处不如“嫡系”部队，卫就不以为然。在他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期间，对十八集团军的给养，都尽量给予方便，做到公平。又如：十八集团军在敌后扩充部队和开辟根据地，这都是蒋介石所不同意的。但卫立煌却认为这是抗日的实际需要。再如：当时，全国范围内，国、共两党之间，除一、二两战区表现合作外，其他地方，都有摩擦。在卫的管辖地区一切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与活动，都受到卫的支持与鼓励。卫立煌将军以抗日为重，主张国共合作，这一片爱国热忱，竟遭到蒋介石及其亲信的疑忌。

　　与八路军友好相处、相互支持，携手抗日，在中条山等战役中均表现出了一位抗日名将应有的民族大义与军事奇才，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高度赞扬他对华北保卫战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

主政河南

　　1941年3月，卫立煌应召到重庆述职。蒋对卫在第一战区偏与八路军的关系加以责备，并声言要撤他河南省主席之职，卫对此不服，一气之下，告假到峨眉山休息。5月，突获前线紧急军情，中条山失陷，心中非常不安。他深知中条山形势险要，关系到黄河两岸的安全。便日夜兼程赶回洛阳，立即布置兵力作收复中条山的战斗准备。有参谋人员向他报告说：“日方炮火猛烈，攻山部队难免有过大牺牲，不易取胜。”卫乃与参谋人员和炮兵、工兵等技术人员共同研究如何减低敌人炮火的杀伤力。结果，创造出一种可以携带的临时防御工具，掩护部队挖壕作业。卫命令攻山部队迅速仿造，携带攻击前进。这一工具在收复中条山战役中．发挥了作用，不仅掩护自己而且重创敌人。以后在不断改进中被称为“活动堡垒”。中条山会战重创日军后，卫立煌率部实行了战略转移。

　　10月4日中午，郑州失守。卫立煌召开军、师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卫指出驻守郑州的司令官孙桐萱玩忽职守，责令他带领第三军团，负责将郑州收复。孙桐萱统率全兵团三个师，拼死向郑州猛扑。卫立煌也亲临前线督战。经一昼夜厮杀，日军败退到中牟，郑州失而复得。卫进驻郑州市陇海花园，视察市区遭日军破坏后的凄凉景象，并部署防守任务后，乘专车回洛阳。他在洛阳西车站，受到洛阳数万市民的热烈欢迎。人们呼喊着“热烈欢迎卫长官凯旋归来”的口号，高唱“卫长官，指挥好”的歌曲：

　　中条山高又高，卫长官指挥好，飞机轰不动，大炮打不倒。活动堡垒威力大，我们守得牢又牢，打得鬼子无处逃，无处逃!

　　1939年9月，重庆国民政府发布卫立煌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就任不多时，突接他的妹妹淑如自成都来电，传来了他的夫人朱韵珩在成都病逝的噩耗。他含着悲痛，飞赴成都，安慰了宋太夫人，并嘱咐妹婿沈树森将女儿道蕴、儿子道然送洛阳来，他原机飞返洛阳。在卫主政河南时期，他和共产党领导人八路军高级指挥员之间，往来更加密切。八路军在洛阳设有办事处。每当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以及林彪、薄一波、萧克、左权等人来到洛阳时，卫立煌都是亲自迎接，设宴款待，并招待看戏。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权利相争，以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的任期内，连年受到控告。军统、中统特务系统早就以卫立煌“袒护共产党，怀有异心”为辞，告到蒋介石那里。特务头子戴笠还飞到洛阳来搜集卫和共产党人往来之间的所谓“材料”，又逮捕了一些进步的无辜的青年。汤恩伯、蒋鼎文对着河南省主席这一“美缺”馋涎欲滴，一再告状。蒋介石于1941年夏，革去了卫立煌陆军上将衔。同年岁末，蒋介石又用明升暗降的手法，免去了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本兼各职，调任西安西北行营办公厅主任。任命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为副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总揽第一战区军政大权。　

　　1942年春，卫立煌离开洛阳去西安就任西安西北行营办公厅主任时，当他乘车离开洛阳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时。曾受到洛阳各界群众十余万人，焚香夹道相送，情况至为热烈为这位因战功显赫而遭削去兵权的抗日虎将饯行,这种事情只有在前清的一位道台离任的时候才发生过!卫立煌本人，也有留恋不舍之情。当他的车子开出洛阳西车站后，他又命令司机，将坐车折转到原住处的东花园兜了一个大圈子才离开。

　　卫立煌对他调任西北行营主任一事，明知是蒋介石使的一套手法。他虽想撒手不干，但蒋令难抗，就不得不去西安就职，以避免事态僵化。卫离洛阳去西安后，他的亲属、故旧和高级幕僚，纷纷迁往成都居住。这是卫立煌事先选定好的退居地点。卫立煌在西安任职仅一个月，便到成都赋闲。

挥师远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意见，成立远征军，由史迪威担任总司令。1944年夏，史迪威成功地训练了新一军、新六军，又反攻缅北获胜，取得了经验，便向蒋介石提出在昆明分两期训练国民党60个师的建议。蒋介石考虑到由美国人训练，由美国人提供武器装备，部队全部换成美式装备，当然求之不得，立马批准了史迪威的建议。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云南建立了以陈诚为首的远征军司令部，第一期从江西、湖北、四川等地抽调12个军31个师，在云南集中训练。史迪威通过美国国防部，调来一批教官。陈诚忙了一阵，筹建工作完成后又另有重任，便由卫立煌接替了远征军司令官一职。

　　日军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将陆军大将寺内寿一委派为日军滇缅战区的总司令，来和卫立煌相匹敌。

　　1944年春，卫偕秘书长戴允荪，由成都飞重庆，面见蒋介石后，开始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之职。4月，率戴允荪、蒋炎、彭子芳、巫咏翘、梅约翰等人乘专机赴昆明，设办事处于昆明昆华中学。卫在昆明停留期间，和龙云、美军顾问团人员、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以及云南各界人士，举行会谈多次。然后乘车前往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楚雄。在楚雄，又召开了有副司令长官黄琪翔、参谋长萧毅肃、秘书长戴允荪、兵站总监司可庄，参谋处长季鼎生、军需处长彭子芳、高参叶粹武及集团军司令黄杰、霍揆彰等高级将领和幕僚参加的军事会议，布置渡江战役。为了便于指挥，在会上决定，将司令长官部迁至距怒江东岸仅90余华里的保山城东郊马王屯。

　　1944年4月，卫立煌亲赴前线察看，并寻觅适当的渡江点。又多次召开将领会议，制订作战方案，正当士气旺盛，各方面布置就绪，准备渡江出击之际，突然传来令人吃惊的消息：“日军由广西渡过金城江，侵占了贵州省独山。贵阳吃紧，重庆震动；”同时又传出：“汪伪政府派出代表，潜入昆明，怂恿龙云及其部属叛国投敌。”跟着，卫立煌即接到蒋介石的加急电，命卫回师禄丰、楚雄一带，监视龙云，严防龙部异动。并抽调部队，驰援贵阳。对此．卫反复沉思，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大敌是隔江相对的日军，如果放弃江防，把大军撤到昆明附近，日军便可随时强渡怒江，摄远征军之后，昆明也就危如累卵，旦夕难保。那就恰恰中了敌人内外夹攻之计。至于龙云是否叛国，其部属有无异动，尚在两可之间，就目前局势而言，只好将“加急电”搁过一边，暂不置理了。于是卫立煌一方面抽派部队，空运贵阳增援，一方面继续为渡江战役加紧部署，按原计划进行。

　　1944年5月，渡江战役序幕揭开。卫立煌首先将号称“活动要塞”的炮兵第十团调入阵地。第十团炮兵阵地布置在日军炮兵射程之外。任务是摧毁敌方防线，掩护大军渡江。又在惠通山一带，设立前线指挥部。他亲临前线指挥五个军。怒江西岸，有日军数万之众，盘踞在崇山峻岭之中。江上原有一座通向东西两岸的重要桥梁名惠通桥。1942年为日军炸毁。卫深知，要打通滇缅公路，收复被日军占据的腾冲、龙陵、芒市、畹町等战备要地，首先必须渡过怒江，消灭高黎贡山区固守之敌。因此，卫经过周密的计划，于5月中旬，兵分数路，从惠通桥上游和三江口等处，在炮兵的掩护下，相继强渡怒江，获得成功。

　　9月间，远征军又一举攻下日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腾冲。

　　日军另一重要据点松山，位于惠通桥西对岸。敌人用国民党滇缅路失守时，遗弃下来的钢板、圆铜、汽油筒、汽车轮胎、树干和泥土，构筑不少的要塞碉堡，工事极为坚固，易守难攻。远征军虽以大军和重型火力，围攻两个多月，伤亡较大，仍无法攻克。于是—面以工兵山炮、榴弹炮配合空军，轮番轰击；一面以工兵从惠通桥下挖坑道，掘径前进，直到敌阵地前沿，短兵相接，发挥火焰喷射器的威力，再从坑道下面用炸药炸毁敌堡，从而攻克松山。当时除在残埠内俘获敌人一些重伤员和24名营妓外，余敌全部被歼。

　　从强渡怒江到夺取松山，共歼日军达两个师团，远征军声威大振，士气更加高昂。继之，又乘胜前进，很快收复了龙陵、芒市、遮放直到畹町。1945年初，日军败退到缅甸境内的九谷、八莫、南坎、腊戍带，意图固守。他们仍欲利用这—地带来阻止我滇缅公路与雷多公路的连接，但是追兵如风卷残云之势随之来到，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当远征军与盟军在芒市、与畹町之间会师后，在遮放地区隆重举行庆功大会。会议由卫立煌亲自主持并讲了话，参加大会有各集团军总司令，美军魏德迈和军、师长等以及部队共约10多万人。正当大会进行时，敌军突然向会场周围发射几十发炮弹。会场顿形混乱，但卫立煌非常镇静、指挥军民卧下避弹。炮击停止后，继续开会，士气分外激昂。会毕，远征军继续西进。在远征军由东向西，中美混合团由北向南的交叉夹击下，日军退守腊戍、曼德勒以南，至此。远征军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交通的使命。美援物资，得以源源流入中国。蒋介石趁机用美国的新式武器，装备了他的新军，为以后发动内战做准备。

　　中印公路畅通后，卫立煌回到保山马王屯长官部稍事休息，即偕秘书长戴允荪，飞赴重扣庆述职。下机后，驱车至嘉陵新村郭寄峤家下榻，等候蒋介石接见。卫、郭见面时．郭屏退左右，向卫立煌和戴允荪说：“这次见老头子(指蒋介石)，依我看来，不但受不到嘉奖，还免不了受到申饬。前几天，我和老头子共进早餐。谈到滇缅战役，老头子愤怒异常，稀饭从口中喷出说：‘卫俊如不听指挥，不顾大局，擅自渡过怒江作战。如果龙云异动，贵阳失守，重庆不保，局面将不可收拾。’长官这次见蒋，实要多加小心；据我所知，何应钦、陈诚，也都和蒋有同样看法。”卫立煌愤慨地说：“事实证明，我的主张是对的，打通滇缅路，我是有功的。”次日，卫立煌见蒋时，果然受到蒋的训斥。虽多方解说，终未能改变蒋的看法而且越说越陷于僵局。蒋介石遂下令撤销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改为滇西警备司令部，任命黄琪翔为警备司令。卫立煌为陆军副总司令，作为何应钦总司令的助手。

　　卫立煌回到保山后，一方面拒不撤销长官部；一方面命秘书长戴允荪飞重庆、昆明向何应钦、吴忠信等游说，希望能担任一个战区司令长官，好去前线拼杀。如此僵持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但蒋介石使用明升暗降夺去卫立煌军权的做法，丝毫也不改变。

　　1945年5月，卫立煌在昆明就任陆军副总司令。6月卫将军与韩权华女士在昆明金碧路锡安圣教堂，举行结婚典礼。何应钦为主婚人，龙云为证婚人。

　　卫立煌在打通滇缅公路的战役中，扬名中外，还结识了一些美军顾问团的高级将领。有些美军将领，认为卫立煌在腐败无能的蒋军中算得是一员出色的干将。经他们的宣扬和活动，1946年冬，美国军方向卫立煌发出到美国和欧洲作军事考察的邀请。这时蒋介石正考虑到：卫立煌仍有可以利用之处，不宜对他过于冷淡，因此就势批准了这一邀请。

　　1946年11月，卫立煌将军偕夫人韩权华，带两名秘书到美国考察军事。他在美国，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热烈欢迎，也受到留美侨胞的欢迎和款待。

　　1947年7月，卫立煌由纽约乘飞机赴巴黎，开始欧洲考察。10月间，卫奉蒋介石电召，和韩权华一道，回到南京，住上海路五号私人寓所。不久，写出《考察欧美军事报告》一文。

撤职查办

　　1947年8月初，蒋介石派陈诚秘密赴沈阳，接替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10月，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先后消灭陈诚部10万多人。1948年元月6日一夜之间，陈诚的新五军，遭到解放军的奇袭，消灭殆尽。陈诚只得自认指挥无方。蒋介石便召卫立煌面谈，要卫去东北挽回大局。

　　1月17日，蒋明令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为了顾全陈诚的面子，名义上仍让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由卫代行职权。2月12日，又令卫兼代主任。卫立煌不得已，只好于21日飞抵沈阳。此时东北“剿匪”总部，形成瘫痪状态。军事形势，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继续进行下，十分紧张。卫立煌决定在军事上采取持重方针。他的策略是：把部队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不论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也不论守城部队如何告急，即使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围，也一概不为所动。蒋介石对卫立煌连日来不肯出兵，坐守沈阳的策略，十分不满。严令卫立煌只留少数兵力守沈阳，把主力部队向南开，打通沈锦路，严守锦州。卫立煌不接受蒋的命令，因此，蒋卫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3月9日，解放军解放永吉和电都小丰满。13日解放四平街。解放军冬季攻势，至此告一段落，先后共歼蒋军15万余人。东北蒋军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沈阳、长春的军民补给全靠飞机运输。卫立煌的计划是，加紧补充训练，长期固守沈阳。但是，蒋介石始终不忘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的念头。以沈阳、长春交通断绝，空运补给无法维持为理由，一再要卫将主力撤到锦州，只留少数守沈阳。卫立煌坚决反对。5月初，蒋又令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卫未完成整训计划，当然不同意。派赵家骧、廖耀湘代表他赴京，面蒋请示机宜。蒋听完汇报后，对卫立煌意见不予理睬，便下令决定：只留五十三军和二O七师(都是原东北军)守沈阳，其他各兵种混合在一起，编为一个机动兵团，并指定归廖耀湘统率。廖觉得机动兵团可以扩充个人势力，立即表示接受。卫立煌感到，自己已被蒋置于无权过问的地位，仍坚决反对，不予执行。

　　8月20日卫赴南京见蒋，蒋决定将“冀辽热边区司令部”改为“剿总锦州指挥所”，由范汉杰以“剿总”副总司令的名义，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之职。借此，又削去了卫立煌一部份的权力。搞得东北将领各怀鬼胎，谁也无法统一指挥，都落得躲在一旁，直接听命于蒋。1948年9月1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首先从北宁路榆锦段发动攻势，要截断榆锦线，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打得蒋介石顾此失彼，晕头转向。24日解放济南，锦州外围的义县垂危。范汉杰在锦州连电乞援，蒋无计可施，急召卫立煌去南京开会，迫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救援锦州，卫依旧拒绝接受这一命令。蒋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督战，执行他的命令。非达到沈阳出兵救援锦州的目的不可。

　　卫立煌与顾祝同同机飞回沈阳，立即召开军事会议。顾祝同一再强调，打通沈－－锦走廊，大局尚有可为。卫立煌仍不同意抽调沈阳守军去援救锦州。他还说：“解放军最善于对援军打阻击战，援锦部队不能直走沈锦线，应从营口转葫芦岛。”这时，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于10月8日亲自飞到沈阳，召开东北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卫立煌，兵团司令廖耀湘，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军长潘裕昆、龙天武、李陶以及各军、师长等数十人，布置抽调沈阳主力，直出辽西，指定廖耀湘担任前线总指挥，要廖部打通沈锦走廊．妄图解救锦州之围。廖部开出沈阳，不过数日，黑山、大虎山战役中，5个军共12个师被共军截成数块，一个师起义，许多高级将领自顾逃命，廖耀湘在黑山附近被民兵所俘，士兵纷纷放下武器，整个兵团倾刻土崩瓦解，被消灭殆尽。卫立煌急电报告南京，蒋介石于10月27日回电，电文仅有“镇静”二字。继又来电称：“人在沈阳在，要与剿总大楼共存亡。”卫接电后，十分气愤，意识到，在此兵临城下之际，蒋介石已决定将他置之死地而不问。他一面催促韩权华迅速离开沈阳，一面电复蒋介石，表示“要与沈阳共存亡”。

　　他在无可奈何中，为了安定军心，在解放军即将进攻市区时，依然留在这座危城之中，默然地端坐于总司令部，直到10月30日，蒋介石才派飞机把他接走。31日沈阳解放。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蒋介石于26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立煌明知这是蒋介石不愿承担自己在指挥上的错误而要寻找替罪羊的做法。他在北平韩权华的一位亲戚家闭门不出住了20多天后，决定不去台湾，远走香港，经联系，向陈纳德航空队租下一架飞机，飞上海加油后转广州、去香港。

出走香港

　　12月中旬，卫立煌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女，以及罗道善、柴春生等一行，同机由北平飞往上海。不意，在上海江湾机场转机时，由于警觉性不够高，形踪暴露，致生掣肘，经辗转，停留数小时后又原机飞往广州，但是，特务已报告了蒋介石，蒋电令广州保安司令黄镇球在广州将卫监视，不数日又将卫立煌、韩权华，押回南京，软禁于上海路五号卫的原住处，四周密布宪警和特务，对卫严密监视。

　　淮海战役，蒋军一败涂地。蒋介石溜到溪口宣布下野，让李宗仁代理总统，妄图借和谈作掩护，取得喘息时间，保持其半壁河山。李宗仁一上台就宣布要释放政治犯。一向关心卫立煌的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乘此机会向李宗仁进言说：卫立煌不同于一般政治犯。但局势到了目前这般地步，还把一个大将软禁着，这又怎能使那些在押的政治犯，会相信我们能够真正做到释放他们呢?李宗仁心想：前几天解放区电台宣布战犯名单，卫立煌的名字，赫然列在第十三位，那些把卫立煌定为“通敌”罪，还要对卫进行审判的人，又怎样能自圆其说呢?想到这，便接受了吴忠信的意见。当晚，邀请卫立煌作一夕长谈。

　　第二天是 1949年2月里的农历除夕，李宗仁下令将监视在卫家左右的宪警全都撤去，恢复了卫的自由。卫立煌和韩权华计议，还是避居海外以防再受蒋的威逼为妥。次日，农历正月初一，卫立煌和韩权华同乘私人汽车去上海。他的亲信随员们乘火车，约定在上海相会。数日后，买到了去香港的船票。卫上船时，换了一身衣裤、剃去了胡子，戴上一副墨镜，贴上两片头疼膏药，打扮成商人模样。船快到台湾基隆港口时，听人说：要停靠一小时以上，卫在思想上有顾虑，担心有国民党特务来查船，怕露出马脚。于是，他从头等舱走出来躲到船头上去。可是，却又平安无事。

　　到香港后，卫立煌住在彭罗湾国泰酒店。他料定蒋介石是知道他住在香港的。为了安全起见，在国泰酒店住了三四月后，就搬到金龙台九号，全家住在—幢楼的三层上。柴春生等仍住国泰酒店。后来又迁到较偏僻的元郎乡下。10月，大陆上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喜讯，卫立煌不胜喜悦。于10月3日即亲笔拟就致毛主席并朱总司令、周总理的贺电。掬诚祝贺新中国建国大典。电文仍由原来和他联系的地下工作同志经手发往北京，电文是：

　　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代致贺忱!

　　煌十月江电

策反“归队”

　　卫立煌到港不久获悉曾任总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由昆明秘密来港拟去北平参加筹备建国的新政协会议，便去其临时落脚处看望。适逢杨杰外出，就留下字条谓隔日再来拜访。谁知第二天早上，杨杰在寓所被特务暗杀的消息便见诸报端。他为这位老朋友死于“黎明前的黑暗”深感悲恸。卫立煌自己也时时处在危险中，他曾几次挪屋，从国泰搬到金龙台九号，全家包下三楼，又迁往元朗乡下，以避台湾耳目。

　　卫立煌原先的两位参谋长道经香港，他曾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迷途知返。殊料一个去台湾后先当大陈岛警备司令后做“国防部长”，另一个杳如黄鹤渐无声息。他的一位曾做过“总统府”秘书长的老乡自台湾来，卫立煌干脆来个让你“寻不见”，他怕他来做说客。台湾方面不时派来特务，或在报上刊文，或找到卫的部属，动员卫立煌及时去台湾“归队”。但卫立煌决不会再踏上那条船了。

雪上加霜

　　对大陆方面的热情呼唤，卫立煌既感动又犹豫，下不了决心，便以“脚痛，行动不便，暂时不能成行”为由拖延(他也确有腿疾)，他也曾向“民革”前来做工作的同志表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

　　但是，卫立煌一家和好几十位先后来港投奔的部属的生活开销，渐渐成了问题，必须搞经营“创收”。先是由卫立煌拿出本钱，柴春生出面注册了胜斯酒店颐和园酒家，经营中仅盈余若干。

　　此时原国民党战略顾问、二级上将熊式辉也在港做寓公，与卫常有相见。熊的一个同乡开了一个小银行，他游说卫参与合股。卫立煌便把掌握的现金悉数注入该行。谁知熊的那个老乡是个骗子，银行开了两月多关门大吉，人也找不到了，卫立煌手中的银行存折也跟着变成废纸，熊随之转往曼谷经营纺织业。无奈，卫立煌举家从元朗乡下搬到老朋友、原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军长余程万在市区的家中，以省下房租，时在1953年底。雪上加霜，卫立煌加速了回大陆的准备工作。

　　消除疑虑，归途取道澳门对返回祖国大陆，卫立煌最大的疑虑是，自己是共产党公布的43名“战犯”之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能既往不咎吗？

　　恰在此时，1954年，中国共产党发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年底，当周恩来获悉卫立煌在香港对“战犯”问题尚存疑虑时，便嘱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韩权华侄女韩德庄执笔告卫：“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卫立煌一看就知道是抗战之初在太原有过竟夜长谈的周恩来叫他回去，仿佛“空口无凭，有信为证”，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韩权华也收到和邓颖超相识的六姐的来信)。1955年初，他主动找到中共驻香港有关部门，请安排行止，表示愿随时返回祖国大陆。

　　3月14日，卫立煌和几位随从从香港九龙密抵澳门。次日凌晨，一条经过改装的不起眼的小船悄悄升锚，过濠江，向一水之隔的祖国大陆驶去。绕道澳门确保安全的归来之路，据说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

　　卫立煌一生中最风光、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一是抗战后期他指挥中国远征军收复失地迭见战功，受到盟军的高度赞赏，照片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另一恐怕就是1955年他再次令世界瞩目的“归来”。

主席复电

　　3月15日天刚放亮，卫立煌夫妇从拱北(今珠海市)码头踏上祖国大陆。稍事休息后，卫立煌一行经中山、顺德，于下午4时到广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林李明和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饶彰风在宾馆迎候。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随后会见了他。

　　卫立煌向新闻界散发《告台湾胞泽朋友书》。

　　第二天一早，卫立煌接待罢前来采访的新华社、中新社记者后，给毛泽东主席发电报告自己的安然归来。17日上午9时许，林李明派秘书送来毛主席的复电：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即送

　　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三月十七日

　　这一天，《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均在第一版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卫立煌返回人民祖国》的消息，香港社会盛传几天的卫立煌已“离奇失踪”自然有了新的“说法”。

　　3月的花城，繁花似锦，春意浓浓。卫立煌在市区的五天中晋谒了黄花岗烈士墓和中山堂，参观了工人新村、农学院、岭南文物宫、农民运动讲习所，游览了越秀山、热带植物园、海珠公园和海珠桥，还看了京戏、桂戏、汉戏和歌舞演出，逛了百货商场，又到从化温泉休息了三天。所见所闻，感受颇深。海内外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发表卫立煌的访谈录。

　　“说到回国的感想，那真是太多了。兴奋和愉快充满了我现在的心里，真不知从哪一点说起好。”卫立煌激动得难以言表了。香港《大公报》3月底以《访问卫立煌夫妇漫记》为题推出连载，《大公画刊》4月7日则以整版图片报道《回到祖国的卫立煌夫妇》，远在美、加的华文报纸也刊登了中新社记者采写的专访。

抵京团聚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卫立煌选择了“沿途看看情况”的安排。

　　他们于3月26日到杭州，31日到上海。4月4日，卫立煌夫妇在无锡接到中共江苏省委转来的周恩来的电报，总理将于7日启程出席亚非会议，请他们速来北京。6日上午9时，卫立煌夫妇抵达北京，周恩来、朱德等亲往车站迎接。当天，周恩来、邓颖超设晚宴欢迎卫立煌夫妇。4月25日，毛泽东主席会见并宴请了卫立煌。在此前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和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龙云、邵力子、余心清等都会见并设宴款待了卫氏夫妇。

　　在到京后最初的应酬交往中，很令韩权华高兴的是，她见到了久别的父亲和几位姐姐。韩家祖籍也是安徽，20世纪初举家常住京津。北京西琉璃厂尽头南柳巷中一个大宅院的主人，就是韩家七姐妹的父亲韩诵裳，他曾任北平盐业银行经理，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卫立煌、韩权华的归来，给韩老先生以极大的慰藉，姐姐们也欣喜异常。1955年时的北京韩家，独缺仍在美国的五姐咏华，她是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妻子。

与新中国

　　新中国给予卫立煌极大的信任和荣誉，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又接替龙云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注重认真看书学习，注意与新社会新思想相适应。1957年曾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还被请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包括思想改造和反右等 。在当时的形势下，周总理表扬他后来居上，学习得很好。他频繁外出视察，煤城大同、钢城包头、近代玻璃工业发祥地秦皇岛、塞外重镇张家口，还有锡林格勒大草原……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他在各地参观考察，流连忘返。自然，他忘不了他的家乡，计划回合肥，看看皖西的佛子岭水库。庐剧晋京演出，他陪毛主席、周总理等观看，还热情向他们介绍庐剧前身“倒七戏”的源流。稍有空闲，他则为海内外报刊撰写文稿，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

　　卫立煌曾参加过会见印尼总理和越南主席等重要外事活动，但最使他难忘的还是1957年4月16日晚他参加的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当周总理向伏氏介绍卫立煌后并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毛主席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这条消息。这是毛泽东首提、国内报刊首次出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一语，且是对卫立煌说的。卫立煌受到友人称羡，他自己也感到光荣。他还一直致力于为促进祖国统一多做工作，他坚信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怀抱。海峡两岸都是炎黄子孙，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都是徒劳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多大的误解在历史和时间面前也会消除。他在1956年第9期《人民画报》上撰文《回到祖国大陆以后》，称“百闻不如一见，我特别有此感觉……当此祖国轰轰烈烈建设之际，我深感无论何人都有为国效力的机会……稍有明智之人，都应当机立断，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与家人亲友团聚，共建富强康乐的新国家。”

　　他得到光荣圆满的归宿卫立煌夫妇回大陆当年夏天，有关部门就安排他们去北戴河疗养，以后也一直关注着他们的身体健康。1958年“五一”观礼，卫立煌在天安门上突觉心里难受，被扶到休息室休息一会，便提前回家，但睡不着，喝水也咽不下去，似食道不通，怀疑“中风”，当天即送北京医院。以后他一直住院，身体时好时坏。

　　《人民日报》1960年1月18日一版报道：卫立煌“因长期患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最近又患肺炎，经医治无效，于1月17日零时四十分在北京逝世。卫立煌是安徽省合肥市人，终年64岁。”

卫立煌秘密出走香港经过

1949年10月1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那激昂高亢的声音迅速通过电波传到海外。时在香港的卫立煌是从收音机中听到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的，不禁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兴奋。他知道曾经住过的北平如今已成了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那里正在发生着一场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对新中国充满着好奇，充满着希望。虽然他这时的身份仍然是“战争罪犯”，但他已全然顾不了这些了，他急切地要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祝贺。他铺纸研墨，稍作沉思，随后挥笔而就。一份热情洋溢的电报稿映入眼帘：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和忱。

                                                          卫立煌

这份电报充分反映了卫立煌对新中国的积极态度。他虽避居香港，但北方那片熟稔的土地依然令他梦萦情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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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舟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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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最豪华的宾馆被包了10几个房间，进出人员穿着军装，佩带手枪

1948年10月底，著名的辽沈战役接近尾声。这天，由蒋介石亲自命令调派的一架飞机从南京机场腾空而起，直刺蓝天。

这架飞机的使命是赴岌岌可危的沈阳接回10个月前接替陈诚出任“东北剿总司令”的卫立煌。这倒不是因为蒋介石珍惜良将，唯恐卫立煌成为解放军的俘虏。他是另有所谋，整个东北的丢失，蒋介石要找个替罪羊以作交待。

飞机在沈阳上空盘旋。市内硝烟弥漫，秩序混乱。北陵飞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东陵飞机场亦在解放军的火力控制范围之内。唯有城内一个小型民用机场尚可降落。

机场周围早已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飞机降落不久，一辆黑色轿车便疾驰而来，在静候着的飞机前嘎然而止。车门打开，卫立煌面无表情，移步登上飞机舷梯。

飞机载着脸色阴沉、心情郁闷的“东北剿总司令”呼啸而去。卫立煌看着被枪炮声包围着的沈阳在视线中渐渐缩小，不禁百感交集。他心里明白，这座城市也许就是他数十年军人生涯的最后驿站。

11月2日，也就是卫立煌离开后的第3天，东北重镇沈阳宣告解放。以此为标志，历时52天的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辽沈战役落下帷幕。

20多天后，面对国民党势力在东北的土崩瓦解，蒋介石在他的南京总裁官邸发布了早已拟定好的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这时的卫立煌正孤独地住在北平东城汪芝麻胡同孙连仲公馆。孙连仲，这个西北军出生的将领，抗战时曾先后担任第6、第11战区司令长官，与当时担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私交深厚。因此缘故，他在北平的公馆就成了正在落难的卫立煌的临时栖身之处。然而，这时的公馆门前却是车马稀疏，门庭冷落。

这时的卫立煌虽然没有了权倾一时的那种显赫，但也省却了受制于人的无尽烦恼。因此，倒也是一种解脱。

职是撤了，但尚未查办。日子虽然枯燥，却还悠闲。于是卫立煌有充分的时间反思到东北前后决策的差误，从而理清因忙于战务而一直无暇梳理的思绪。

早在1946年8月，也就是卫立煌奉命出国考察之前，蒋介石将他的得意门生、参谋总长陈诚调到东北，任东北行辕主任。这时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已充分显露，调陈诚主东北，是蒋介石对他寄予厚望。然而，陈诚在东北非但没有蒋介石所期望的建树，反而丧师失地。在1947年东北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下，国民党精锐部队新5军被消灭。陈诚与廖耀湘为此相互推卸责任，导致军心涣散，形成不可挽回的颓势。面对东北解放军兵临城下，攻势日甚，陈诚自忖回天乏力，遂托病辞职。蒋介石不得不寻觅能挽回残局的替换人选。

卫立煌是作为首选进入蒋介石视线的。这不仅因为他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一员能拼能打的猛将，无论资历和声望均能成为封疆大吏。另外，时在东北的杜隶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等将领，或为当年卫立煌远征军的辖属，或是卫以前的老部下。驾驭他们，卫立煌应该是游刃有余。而最重要的是卫立煌当年率远征军出生入死，战功卓著，颇得美国军界好评。卫近期又在美国访问，与美国军界接触频繁，有美国支持的背景。蒋介石对这点尤为看中，并决定将卫立煌作为一张王牌打出。

1947年10月，在国外的卫立煌被急电招回，即刻又被专机接到南京谒蒋。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要卫立煌赴东北就任。而卫对东北局势已有所闻，故推辞不从。无奈之中，蒋只好让张群、顾祝同等轮番游说，但他们均无果而返。陈诚夫人亦被迫出场，她对卫立煌说：“辞修病得没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能解决问题”，继之又显得很可怜地说：“卫先生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一旁的卫夫人韩权华闻之颇有感慨，心想：“救了你们一家，岂不是坑了我们一家”。

两日后，蒋介石再度找卫立煌谈话。蒋显得很动情地说：“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的重工业占全国的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人心。安危须仗出群才，没有得力的人是难以镇守的。过去几十年你多次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又值紧要关头，唯有你能担此重任”。见卫立煌不吭声，蒋介石又表态：“东北党政军全部职权都交给你。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要你负”。

正是这句话令卫立煌有些感动。卫于是表态先去看看。

蒋介石随即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总司令”。消息在报纸公布后，韩权华非常惊讶，她责怪丈夫不该充当陈诚的替死鬼。为此引得长期和睦相处的他们产生不快。

卫立煌上任了。但到东北后的感觉与他想象的大相径庭。人民解放军的势如破竹已使卫立煌难以应对，更令卫立煌头疼的是蒋介石处处制肘，用人又疑。这样，蒋、卫矛盾则成必然。以致于后来蒋介石意欲用杜隶明而代卫。

蒋介石在东北的战略以及人事安排上的刚愎自用已令卫立煌十分寒心，然而寒心之甚莫过于蒋介石的自食其言。“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要你负”的承诺已经不再，相反，卫立煌要对东北失利负全部责任。

反思历史，加深了卫立煌对蒋介石的了解，也坚定了他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决心。

这时的蒋介石已匆匆飞往徐州，作徐蚌会战的部署。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因怕解放军入关而人人自危。已没有人再去关注卫立煌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卫立煌立刻包租了陈纳德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由北平秘密飞往上海。次日，又由上海飞往广州。卫立煌此行兵贵神速，行前未通知任何人，只是给总统府文官长吴忠信发一电报，含糊其辞地称要离开南京。

到广州后，卫氏一家及其随从下榻于当时广州最豪华的爱群酒店，准备秘密前往香港。

由于卫立煌原来就不买蒋介石的帐，这次从北平抵广州一路也没出现意外，加之广州距香港咫尺之遥，因此放松了警惕。他们在爱群酒店一下子开了10多个房间，来往进出排场很大。他们在旅客登记簿上用的是卫立煌小儿子卫道然的名字。一个毫无名气的卫道然竟然在广州最豪华的酒店包了这么多房间，而且进出房间的人都穿军装，佩带手枪。这就难免引人注目。

广州保密局的特务很快就盯上了，他们在宾馆安装了窃听器，终于有了重要发现。

“卫立煌到了广州，可能要去香港”，时在南京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得到来自广州方面的报告后，顿感事态严重。他电令广州特务严加监视，并立刻向蒋介石报告。

得知卫立煌有南逃香港的意图，蒋介石大为动怒，随即密电广东省政府扣留卫立煌。

宪兵、特务奉命包围了爱群酒店。宪兵团长出面请卫立煌搬到一幢安排好的花园楼房内，外面则由宪兵把守。不久，南京派来一架专机要接卫立煌回南京。

见此架势，跟随卫立煌的二三十个部下主张与宪兵、特务拼了，让卫乘乱逃走。卫立煌立刻给予制止，认为寡不敌众，必有损伤。他愿意前往南京，并料蒋介石不敢将他怎样。

次日，卫立煌与夫人及两名随从登机前往南京。

他悄悄地销毁了保存10年之久的与毛泽东、朱德的合影和往来信件

卫立煌来到南京，径直前往上海路自己的住宅。与卫几乎同时到达的是一排宪兵，他们很快即在卫家周围密布岗哨。

卫的随从见状，便上前询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宪兵回答：“是来保护总司令的。”

“保护”？其中含义卫立煌非常清楚。也不能怪这些宪兵，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于是，卫立煌对随从说：“不要管他们”。

卫立煌前脚进家门，宪兵司令张镇接踵而至。

这个张镇是黄埔一期生，以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宪兵部队任职任职，曾当过宪兵团长、副司令、宪兵学校教育长。他与卫立煌几乎没有交往。但由于卫立煌是国民党中少有的战将，名声赫赫，故而张镇对卫立煌还是显得较为恭敬。恭敬归恭敬，命令还得执行。张镇随即对卫立煌宣布了总统面谕：

“你现在是听候查办的人，在未见到总统之前，不许出门，不要接见客人，不许通信、通电话。”

卫立煌开始失去了自由。同时卫宅的电话线被切断，与外界完全隔绝。

此时，有一个人非常惦记卫立煌，他就是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吴是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即任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执法官兼兵站站长。他是蒋介石日常事物的负责人，在蒋面前讲话颇有份量。同时，他又是卫立煌的合肥老乡，对卫立煌的印象一直颇佳。他认为卫立煌到东北是蒋介石亲自说过责任不要他负的。怎么现在又要软禁他呢？于是，他专门见蒋询问缘由。蒋顾左右而言他，闪烁其辞，最后推说不知。吴忠信抓住这句话，旋又去追问张镇：“总统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派宪兵包围卫宅呢？”张镇无言以答。

其实，吴忠信知道，没有蒋介石的命令，谁敢软禁卫立煌。蒋只是嘴里不肯承认而已。

蒋介石之所以软禁卫立煌，是有一个丢失东北三省的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东北惨败，蒋介石有一股怨气，他真想重办卫立煌以遏制国民党丧师失地的趋势。但蒋很清楚地知道，东北丢失，并非卫个人的责任。况且卫跟蒋介石30多年，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现正处非常时期，对卫处置不当，将导致将领心寒，适得其反。于是蒋决定暂时软禁卫立煌，让其先背上黑锅，以后再说。

这时，卫立煌的住宅不但外面有宪兵包围，而且室内还钻进来10多个歪戴帽子的保密局特务。他们进堂入室，肆无忌惮。卫立煌的卫士虽然非常气愤，但亦奈何不了他们。这是一种奇怪的局面，卫宅外层是宪兵，中间层是特务，里层则是卫多年的随从和卫士。

面对如此特殊的环境，卫立煌自然变得谨慎有加。这天半夜，卫立煌悄悄起来，在箱子中拿出一包东西走进卫生间。那是卫保存10年之久的40多封信件和10多张照片。照片是1938年在延安时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合影，以及此前在山西前线和洛阳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的合影。信件则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人的。这些是卫立煌的心爱之物，长期随其南征北战。而今夜，他不得不作出违心的决定。在仔细地看了看照片后，他终于狠心地将它们付之一炬。这是逼不得已的选择。望着散落的灰烬，他感到一种无法排遣的失落和惆怅。

日复一日，卫立煌渐渐适应了这种清净、悠闲却没有自由的生活。

虽然和以前冠盖如云、车水马龙相比，现在的卫公馆显得十分冷寂。但仍有一些不避嫌疑的老朋友、老部下前来看望，不过总是被宪兵挡驾。偶尔几个身份特殊、战功显赫的军界要人硬往里闯，但亦徒劳而返。关麟征即为其中之一，已是兵团司令级的将领也不能见到卫立煌。他回去一怒之下，把自己有军阶的军装扔到地上说：“凭这都进不了门，要它何用”。

当时能自由进出卫家不受阻碍的只有参谋总长顾祝同。而顾每次到卫家只有一个话题，即催促卫立煌早点做好到台湾的准备。

这时淮海战役已近尾声，蒋介石的几个精锐兵团已相继被歼。蒋家王朝倾巢在即，南京高级官员纷纷收拾黄金细软逃往台湾。凡不欲往台湾者，均被视为投降共产党而上黑名单，自然也成为特务暗杀的对象。

顾祝同除了将自己家搬空外，还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以老朋友的身份前来劝说卫立煌，要卫与他一起到台湾。

卫立煌决计再不上蒋介石的船了，可也无法应付顾祝同的频繁催逼。恰恰这时夫人韩权华病倒了，而且病势不轻。这样就给了卫立煌一个拖延的理由。

虽然时间是拖下来了，但夫人的病却不见好转。他知道，其中很多因素是为自己担惊受怕所致，不禁有一种愧疚之情。于是，他一刻不停地守候在夫人身旁，以求心灵的宽慰。

卫立煌与韩权华结婚还不到5年。卫立煌的原来夫人于1939年病逝，此后不断有人给卫介绍对象，卫均未所动。当时卫的高级参谋邵光明曾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在海外有许多关系。他太太王亚全也是美国留学生，她想到时在美国檀香山一所华侨学校任教的韩权华很适合卫立煌。这真是千里姻缘，经王亚全牵线，终于有了结果。当时，卫立煌给韩权华写信，每张纸几十个核桃大的字，情感真挚，直截了当。

他说：“你回国帮我吧”

她说：“好吧”

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地解决了。但当时韩权华与学校订有合同，不能马上回国。后来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想回也回不来了。她只好写信给卫立煌，让他别等她了。但卫立煌一直在等她，丝毫没有放弃。1945年4月，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把韩权华带到昆明。两个月后，他们在昆明举行了婚礼。主婚人是何应钦。婚后，他们居住在昆明翠湖东路二号。这是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借给他的一幢环境优雅的别墅。数年来，他们夫妇一直相敬相爱，感情甚笃。

这次夫人病重，而且是在非常时期，卫立煌自然着急。所幸经医治后逐步好转，卫立煌揪着的心始有放松。

这时，国民党特务已开始对一些不去台湾的军政要员实施暗杀。卫立煌也因此每天都面临威胁。但富有戏剧性的是，1948年12月25日解放区电台公布了中共所列的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其中第3名就是卫立煌。这倒帮了卫立煌的大忙，国民党内指责卫立煌“通敌”的罪名显然已不成立。对卫立煌的监控措施也因此松懈。

不久，淮海战役结束，国共双方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被迫与1949年1月宣布下野，退居奉化。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收拾残局。上台后的李代总统很快作出一些姿态，为国共和谈打下基础。其中一条就是释放政治犯。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下，李宗仁下令撤销了包围卫立煌住宅的宪兵。

卫立煌预感到时局将要出现转机。

他剃掉留了几十年的胡须，戴上墨镜，悄然上了自己的汽车

1月25日，卫立煌住宅一直阒寂无声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卫立煌惊讶地拿起电话。

“俊如兄，委屈你了，我已下令恢复你的自由”，这是李宗仁的声音。他一直以卫立煌的字俊如称之。

卫立煌闻之动容，连忙感谢代总统的关怀。此时，卫立煌家门外的宪兵已经撤走，但监视他的特务仍在。他们自称只听命于时已逃往台湾的特务头子毛人凤，没有他的指示，不敢擅自撤离。所以在接到李宗仁的电话后，卫当即提出要见李一面，并请派车来接他。

片刻后，李代总统的车驶进卫宅。特务根本不敢阻挡。卫立煌遂被接到傅厚岗代总统官邸。卫立煌已被软禁一月有余，满腹委屈及对蒋的怨恨要诉。李宗仁虽说是代总统，却处处受人制肘，以致寸步难行。他对蒋自然也有许多不满。这样，他们之间便有了共鸣。而这种共鸣竟使他们畅谈了一夜。

次日晨，卫立煌回家，看到那些特务还在，只不过不傲慢和嚣张了。自从门外宪兵撤走后，这些特务便变得形单势孤，甚至神魂不定。他们虽不敢擅离职守，但仅徒于形式。

门外没有宪兵，特务有所收敛。绿衣使者便可敲门而入。这天，卫立煌收到一封信，来自于江北扬州一个寺院的方丈。20年前，卫立煌参加龙潭战役，击溃军阀孙传芳后曾经在这个寺院小住，并与寺院方丈成为朋友。如今他听说卫在南京，环境不好，想请他到江北寺院散散心。卫立煌读信后心里明白，这分明是江北的朋友以方丈的名义劝他渡江。这时的长江以北基本上都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渡过江就意味着得到了自由。

这个写信朋友的好意卫立煌是能够感觉到的，但在这个非常时期，沿江戒严，两岸之间不见舟楫，渡江是不可能的。卫立煌只能是望江兴叹。

这天，突然有3位文人来访。他们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敦礼、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秀。原来他们3位刚受到李宗仁的接见，李把释放卫立煌作为一项德政措施通报给他们。于是，他们相约又一起来到卫立煌家探望。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是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的姐姐，因此梅与卫是连襟。袁敦礼与韩家也沾上一点亲戚关系。他们见到卫立煌后很关心地问：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卫立煌说：“顾祝同正在逼我去台湾，我不想去”

梅贻琦立刻插上说：“当然不能去，去没有好结果。”

袁敦礼说：“为什么不跑呢？”

卫立煌指指下面说：“楼下还有特务”

“这些人还不好打发，都什么时候了，南京眼看都守不住了，他们难道不想逃跑？我看送几个旅费就可以打发走了”顾毓秀在一旁说道。

三位校长在劝说卫立煌，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卫立煌不能去台湾，应争取出走。卫立煌很感谢他们的关心，至于出走问题，表示要慎重考虑。

刚送走三位客人，又有一位满口苏北口音的人大大咧咧、昂首走进大门。他对卫的随从略事招呼，便径直上了二楼。此人乃北伐前即同卫十分相熟的老朋友李明扬，抗战时期曾任第三战区苏鲁皖游击总指挥。见到卫立煌，李明扬直接地说：“千万不能去台湾，我们跟了蒋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到了台湾他一定会对你下手。”

“那么依兄之见该如何行事？”

李明扬附耳说：“赶快逃跑，外面的情况我知道，一出南京城就脱离危险了。你应设法先到上海，然后乘船到香港。只要上了外轮，即大功告成。”

卫立煌认为此方案可行。送走李明扬后他即与夫人商议逃离南京计划。为吸取上次广州教训，他们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对办法均做了详细考虑，确保万无一失。

首先一步是要解决眼前的特务，这个事交由副官张学成处理。张学成跟随卫立煌多年，骁勇善战，枪法娴熟，深得卫的信任。他对特务小头目说：

“现在李代总统已有手谕，撤出总司令家的一切军警，包括你们。你们为什么还不走？还想在此捞什么油水？”

本来宪兵走后，特务已觉势单力孤，没有底气。现见此架势更是心慌。他硬着头皮说：“我们也是听上级命令行事，大家都是在外面混饭迟，没有命令怎敢撤离。”

张学成又说：“现在李代总统的命令就是最高命令，你们是不是军人？总司令已发话，限你们1小时内撤走。老子们打日本都不怕，枪林弹雨不知经历多少，难道还在乎你们几个？”

特务们在卫家多时，对卫家的随从警卫都已熟悉，知道其勤杂人员都是经过战场考验的，个个身手不凡。他们权衡了力量对比，觉得真动起手来根本占不了上风。于是和稀泥地回答“大家都是吃公饭的，有事好说”。随后，特务们知趣地搬到主楼外的汽车房里。

卫立煌的活动余地随之增大。

接着开始试用汽车。司机借故将搁置多时未用的汽车开出去溜一圈，以试试特务的反应。结果特务丝毫没有阻挡。司机回来后不动声色，悄悄将汽油加足，做好准备。

转眼到了春节，然而卫家依然冷冷清清，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氛。特务们百无聊赖，无所适从。几个家住南京的特务自行回家了，还有几个住江北的回不了家，饥饿难忍，满腹怨言，并不停地抱怨道：“干这一行真他妈的不是人。”

张副官适时地过来对他们说：“都过年了，你们怎么还不回家呀？”

“不瞒你说，混了这么长时间，连买一张车票的钱都没有。”

张副官在确认他们确实是因为没钱才未离开后，给了他们一些钱。这样，最后几个特务连连称谢地走了。

卫立煌随即紧急行动起来，并进行了化装，剃掉了留了几十年的胡须。这胡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已经成了卫立煌的标志。还是在第一次北伐时，卫立煌因战功升为营长。当时粤军军官年纪普遍偏大，卫立煌则是少见的青年营长，故一直被称为“小营长”。为扮老成以建立威信，从20多岁起他就蓄起了胡须。这一蓄竟达30载。剃掉胡须后，卫立煌穿一蓝色棉袍，头戴瓜皮帽，足蹬老棉鞋，还戴上眼镜。如此“包装”后，卫立煌俨然一小镇私塾先生。

当夜，南京城依然一片过年的气氛。在不时响起的鞭炮声中，卫立煌告别家人带着几个随他久经沙场的卫士悄然上车，驶离家院。随行的还有一位到上海为他们安排住处的朱映霞女士。

车子在南京城内绕了几圈，一方面是在向南京城告别，希望多看看这个既熟悉又充满情感矛盾的城市；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确认没有特务跟踪。车子随后拐上宁沪公路，加大油门，疾驶而去。

此时，国民党最害怕的就是解放军强行渡江，因此沪宁一带的部队都部署在沿江一线，高度警惕地注视着波涛涌动的江面，而对于背后公路上的交通则无暇过问。这样，卫立煌车行一路非常顺利，至华灯初上时进抵上海。

上海的混乱明显超过南京。汤恩伯的部队集中上海，声称“保住上海半年，国际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就能直接参战。”其实是想争取一点时间保卫上海码头，把储存在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文物及其它物资抢运台湾。在这样的情况下，卫立煌悄然抵达上海，自然不会引起注意。

卫立煌在上海的落脚地是朱映霞女士的亲戚家，这是一个资本家很宽敞的闲置住宅，其主人已去香港。卫立煌在此暂避，并迅速派人购买去香港的船票。

卫立煌走后的第二天，卫宅一如平常，显得很宁静。有个家住南京的特务不放心，特地返回卫宅观察动静。张副官忙招呼特务喝茶，正巧邮差刚刚将报纸送来，张副官便拿着报纸对女仆说：“快把报纸送到楼上给总司令看”。特务见没有什么异常，便放心的离开了。

这天下午，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打来电话要卫立煌接，韩权华赶紧代接。吴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要卫立煌赶紧赴台湾。韩回答：“我们正在准备，俊如要带老太太一起走，线已去芜湖接人了。你转告蒋先生，我们一准备好即动身。”吴忠信知道卫立煌是孝子，接母亲去台湾完全在情理中，故未多问。

当晚，卫立煌的车子返回南京。司机告诉夫人，总司令赴上海一切顺利。韩全华这才放下心来。次日晨，车子又一次从卫宅中开出，这次在车上的是韩全华及张副官等。告别自己的家，韩全华几乎没有丝毫的留恋和不舍。她催促司机快开，唯恐横生枝节。

卫立煌与韩全华在上海汇合后即驱车码头，登上一艘前往香港的英国客轮。直到轮船离开码头，卫立煌才真正松了口气。他和夫人看着海水阵阵拍打着堤岸以及随之而撞击成的无数水花，暗自庆幸终于冲出樊篱，获得了自由。

有人说《金陵春梦》就出自他的手笔，因为他最清楚蒋家王朝内幕

香港，作为一个繁华的商业都市，到处显现出一种城市的魅力。卫立煌踏上这片土地，却不能够去欣赏。因为当时的香港不完全是世外桃园，国民党特务的触角已经伸到这弹丸之地，而且活动还相当猖獗。

卫立煌不得不谨慎行事。他先用假名登记，临时住在一个普通的旅馆，足不出户。以后又搬迁到韩全华在港当医生的一位远亲家居住。卫立煌仍然深居简出，几乎不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就这样在香港当上了寓公。

1949年9月的一天，卫立煌难得的到海边走了一圈。在海风的吹拂下，他一扫长期不出门的郁闷，感到特别的舒畅。回家后才知道竟然错过了两位客人的来访。根据家人提供的信息，两位来访者中一位高个子，方脸大耳；另一位嘴上留着胡子，像日本人。两人均未留下姓名，见卫不在家便告辞了。

卫立煌根据家人描述的特征，结合他所知道的时在香港的旧识，猜想那个方脸大耳者一定是有军学泰斗之称的杨杰。而另一个像日本人的一定是北伐时的故交贺耀祖。

事实正如卫立煌所判断的，来者正是杨杰、贺耀祖。

杨杰早年在云南陆军武备学堂学习，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老同盟会会员。他曾任张作霖的上校参谋、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兼第一集团军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曾撰写过《战争扶要》、《总司令学》、《孙子浅释》等军事著作，是当时少有的军事学专家。1945年他与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组织“民联”，进行反蒋活动。1949年因从事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为蒋所不容，被迫避难香港。

贺耀祖也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北伐时曾任师长、军长、第一集团军三军团总指挥，后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中国派驻苏联特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重庆市长等职。1949年春任国民政府不管部部长，后离职去香港。

杨杰、贺耀祖都是军界人物，与卫立煌私交甚厚。特别是杨杰乃卫立煌的盟兄弟，平时几乎无所不谈。当卫立煌知道杨、贺联袂专程前来拜望而与自己失之交臂时，不禁颇感遗憾。随后他了解到杨杰的住所，立刻前往回访，以慰其心。

杨杰住铜锣湾，与卫住处不算很远。当卫立煌兴致勃勃找到杨家时，很不巧的是杨杰也不在家，他随即给他留下纸条，表达了迫切想见面一晤的心情。因不知道贺耀祖的住处，卫立煌只好扫兴而回。

就在卫立煌离开后不久，杨杰返回寓所。他看到了卫立煌的留条，准备再次前往与卫立煌晤面。不料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当时有两位自称云南总商会派来的人敲开了杨杰的家门，他们见到杨杰二话没说拔除手枪对准杨杰的头和胸连开两枪。杨杰猝然倒地，血流如注。原来这两人是军统特务，奉命前来暗杀杨杰。一代军学宗师就这样突然惨死在特务的枪口下。

杨杰的遇害令卫立煌非常震动和惊讶。那天若是久留杨寓，其后果不堪设想。他深感香港绝不是一个避风港，安全状况不容乐观。为此，他更加深居简出，绝少与外界联系。

当时在香港有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等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这个成立于1948年1月1日的反蒋进步组织，在大陆和香港影响都很大。卫立煌到香港后，“民革”中不少人都知道卫与蒋介石已经决裂，加之卫在抗战时期与中国领导的八路军合作得很好，故而派专人找到卫立煌，希望他参加“民革”，同时可介绍他赴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卫立煌尽管与时在香港的“民革”负责人有很深的私谊，但他还是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认为现在去北京时机不成熟，如果像他这样背着失守东北黑锅的国民党将领去北京，必然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蒋介石正可利用这一点进行宣传，把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卫立煌恐“民革”中人有所误会，特郑重其事地对来人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定要回到新中国的。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

1949年10月1日，中国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那激昂高亢的声音迅速通过电波传到海外。卫立煌是从收音机中听到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的，不禁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兴奋。他知道曾经住过的北平如今已成了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那里正在发生着一场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对新中国充满着好奇，充满着希望。虽然他这时的身份仍然是“战争罪犯”，但他已全然顾不了这些了，他急切地要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祝贺。他铺纸研墨，稍作沉思，随后挥笔而就。一份热情洋溢的电报稿映入眼帘：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和忱。

卫立煌

这份电报充分反映了卫立煌对新中国的积极态度，他虽避居香港，但北方那片熟稔的土地依然令他梦萦情牵。

与卫立煌对新中国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他唯恐滞留香港的卫立煌有朝一日北上融入到新中国，那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为此，蒋介石特派吴忠信到香港作说客，诱惑卫立煌到台湾。然而，吴忠信数次往返台港均无果而回。这时的卫立煌对蒋介石可谓失望至极，他不可能再轻信那些甜言蜜语了。

卫立煌知道他不去台湾一定会激怒蒋介石，杨杰的悲剧亦有可能在他身上重演。但他绝不会因此屈服，只不过更加谨慎和警惕。

不久，他迁居到元朗地区的唐人新村。这时署名“唐人”的《金陵春梦》在香港问世，并且十分畅销。有人猜测此书一定出自卫立煌手笔，因为在香港只有他对蒋家王朝的内幕知道得如此详细。同时推断“唐人”二字系仿效宋朝寓居东坡的苏轼取名“东坡居士”一样，借用了他寓居的地名。当然这种猜测并不是事实。《金陵春梦》的真正作者是当时担任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的严庆澍。这个新闻记者唐人与卫立煌毫无关系。

195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主权和内政。这一声明受到了中国人民、海外华侨和世界上主持正义国家的支持。原国民党将领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等人也公开发表谈话支持周恩来的声明。

这时的卫立煌虽在香港，却高度关注内地的政治动态。他从报纸上看到张治中等人的公开讲话后，深表赞同。他私下对朋友说：“是非自有真理在，我在香港也要发表这样的声明。我的话完全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话，爱国的中国人就应该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

当时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闻知卫立煌的态度后，专程面见卫立煌，支持他的爱国行动，鼓励他公开表态。认为此举必将对解放台湾起到积极作用。不过，为安全计，希望卫立煌在公开表态后能考虑回到大陆，以防不测。

不久，韩权华又接到侄女从北京寄来的信，其中特别强调姨父当年在太原结识的朋友让她写的这封信，并真诚邀请他们回大陆。

卫立煌一看就明白这位在太原结识的朋友系指周恩来。1937年忻口战役前后，他与周恩来在太原多次接触。周恩来对战局的分析令他受益匪浅。虽然以后国共分裂，但周恩来的人格一直令他十分敬重。如今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邀请他回国，他感到异常的振奋和激动。

这时的韩权华还有顾虑，认为卫立煌现在的身份比较尴尬。在台湾来说是撤职查办的在逃犯人，在大陆来说是没有归案的战犯。然而卫立煌却充满信心的说：“不要紧，革命不分先后。我愿意用我的余年报效国家，别的都无所谓。”

卫立煌终于决定回国。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携夫人经澳门前往广州。抵达广州的这一天是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永远记得这一天，因为他触摸到了新中国的土地。

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在广州热情地接待卫立煌一行，并转告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副主席对他的归来表示热忱的欢迎。

卫立煌十分激动和兴奋。次日，他即给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发电报，告诉他们自己已回到新中国报到。同时将他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

令卫立煌感到惊喜万分的是，毛泽东很快发来了回电：

卫俊如先生：3月16日电悉。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籍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3月17日

卫立煌捧着电报，念了数遍。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抬头远望，一个崭新的生活正向他召唤。他感到心旷神怡，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

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卫立煌

    卫立煌原平死守

    “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毛泽东评卫立煌

    毛泽东与卫立煌第一次见面是在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以后的1938年。当时，卫立煌刚刚指挥完中条山对日作战行动，被阻隔于敌后，顺便取道延安见到毛泽东的。在延安，这位被朱德称为“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受到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使他感受到了延安人民和毛泽东的真诚，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好感。在其以后的岁月中，他虽然再次与人民为敌，但实属无奈，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蒋介石兵败大陆后，卫立煌蛰居香港，拒绝去台。后来，终于在适当时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被毛泽东赞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1937年10月1日，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当夜，华北方面军即令第5师团担任攻占太原的任务，为统一晋北作战行动，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4个多旅团统归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此时，日军在晋北的兵力计有3个师团7万余人及火炮250门和战车150辆。

国民党统帅部于10月2日命令卫立煌率第14集团军4个师1个旅，由石家庄经正太线运往太原，增援晋北。第二战区决定在忻口地区,“以攻势防御之目的，以主力占领既设阵地，两翼依托五台山及宁武各山脉，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侵入之敌乘其立足未稳迅速击灭之。”

10月1日，日军混成第二旅团1000余人，由繁峙向阳明堡发起进攻，经与守军第19军激战后，突入阳明堡。4日，日军混成第十五旅团向原平镇实施迂回攻击。第二战区为达成主力有充裕时间集结忻口与日军决战的目的，下令死守待援。5、6日，日军集中炮火猛烈突击，守军大部阵地被摧毁。7日，日军已达5000余人，并有飞机20余架、重炮30余门支援作战，经6小时狂轰滥炸后，北城墙被毁，守军伤亡惨重，日军乘机突入城内。东、西城守军奋勇夹击，与日军展开了近战肉搏和巷战，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亲临第一线率部堵击，但日军增援部队越来越多。8日凌晨，王靖国率部突围撤离。

原平镇守军为姜玉贞第196旅。为使主力能完成在忻口的集结，卫立煌命令他“虽剩一兵一卒，也得在原平死守七天”。在部队由代县向原平转移的途中，日军已经在背后追赶了。在距原平还有20里的地方，姜旅即与敌第15混成旅接火，且战且退。在原平镇外，姜玉贞命令所部构筑工事，死守铁路和公路。日军凭借优势装备，在飞机、重炮、战车的配合下，向原平发起猛攻。姜玉贞亲临指挥，敌人多次进攻被打退，姜旅伤亡日益惨重，阵地逐渐缩小，日军形成对原平的包围态势，最后，姜旅不得不退入城内。到第7天，日军从城东北角突入，占领城的东半部，与姜旅隔街相抗。这时，姜玉贞又接到命令，命他再守 3天。他当即表示：“誓死抗战，无令不离斯士。”10月8日崞县失守后，大量日军围援原平，城的西北部也被日军攻占。此时姜旅的五千人，还只有二、三百人 ，被围困在城东北角，但将士们毫无惧色，在姜玉贞率领下与敌展开巷战，短兵相接，逐院争夺。一直坚持到10月10日子夜，完成了守城任务。之后，姜玉贞率余部突围，不料，在城外被敌炮弹击中，以身殉国。此次战斗，姜玉贞旅与敌血战10天，以劣势之军抗击强寇，几乎全部壮烈殉国。11日，日军占领原平。

13日晨，日军5000余人在30余架飞机和火炮、战车掩护下，向忻口地区发起了猛烈进攻，以中央突破方式，猛攻南怀化防御阵地。至中午，南怀化地区大部工事被摧毁，阵地被日军突破。卫立煌令第21、第10、第72师各一部协同夹击日军，激战至当夜，将突入的日军全部包围歼灭；以第14、第7集团军实施反击。14日，日军增援3000余人后，再次向南怀化发起进攻，同时以部分兵力实施迂回攻击。双方形成拉据战状态。

强将手下无弱兵

    10月15日，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歼灭敌人，收复中央阵地，卫立煌急调第9军、第21师等部约 5个旅兵力，在中央兵团总指挥、第9军军长郝梦龄的指挥下，向日军占领的阵地发起反攻。中国军队从正面出击，从三面围攻敌人。在阵地前，郝梦龄军长对士兵讲话：“先前我们一个团守这一阵地，现在我们剩下一百多人，编成一个连，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我出发前，已在家里写下遗嘱，不打败日寇决不生还。现在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大家敢陪我在此坚守阵地吗？”全体士兵齐声回答：“誓死坚守阵地！”他高兴地说：“好，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然后挥笔疾书：“站在哪里，死在哪里”八个字，晓谕全军将土。

16日凌晨 2时，反击开始。在郝梦龄的指挥下，中国军队连克几个山头，到5时许，天色微明，郝梦龄急于赶到第5旅的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官兵们告诉他，前面有一段路被敌人火力封锁十分危险，劝他写书面命令派人送去，郝军长说：“瓦罐不离井口碎，大将难免阵前亡。”说罢毅然向前沿阵地奔去，在穿过离敌仅二百米的阵地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9岁。同时牺牲的还有54师师长刘家祺，接着独立第5旅旅长郑连珍也阵亡殉国。

郝梦龄军长原率部驻扎贵阳，国难当头，请缨北上。此前他对妻子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应该与敌人拼。”当他率部途经武汉与家人告别时，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更爱我们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他不忍看到行前家人哭哭啼啼，便悄悄写下遗书，让孩子们日后拆阅。他写道：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教调，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在忻口阵地前沿，他对军官作战前动员，他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国活我死。”

在决战前夕他给妻子的信中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10月16日郝梦龄以身殉国，实现了他为国家、民族而战的夙愿。郝梦龄牺牲后，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追赠他为陆军上将，以示褒扬。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土大会上称赞郝梦龄等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证明“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

由于忻口中国守军的勇敢作战，日军自10月13日开始进攻忻口中央阵地，到10月底，双方激战半月之久，日军始终未能完全占领这些地区。

迫不得已于日军改变主攻路线，在10月中旬派兵沿正太路向太原进攻。中国守军虽奋勇战斗，终因力量悬殊，未能顶住日军的攻势。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忻口中国守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况。11月2日，卫立煌不得已下令忻口守军撤退到太原。洒满中国将上鲜血的忻口于当日被日军占领，战事转向太原。

忻口战役历时1月余，毙伤日军2万余人，大挫日军士气，达成了争取时间和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之目的，给日军精锐第5师团等部以沉重打击，是华北地区抗击日军进攻最坚决、最激烈也是战绩最卓著的战役之一。作战中，国民党军顽强抗击了优势武器装备日军的疯狂、连续进攻，利用既设阵地和有利地形。坚持了持久作战，为抗战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卓越贡献。

日军腹中的“盲肠炎症”(1)

    1938年春，日军占领山西南部的长治地区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俊决定发起中条山作战。为阻抗日军南下，卫立煌督率26万人马，依着中条山山势构筑坚固阵地，将该山分为东西中三段：西段：平陆一带，由孙蔚如的第4集团军把守；中段：闻喜、夏县一带，由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驻守；东段，绛县至横岭关，由刘茂恩的第14集团军驻守。

在1938年至1941初的四年中，日军曾对中条山地区发动过10多次的围攻，但都碰了个鼻青脸肿，惨败而回。日军却认为，中条山卫立煌指挥的约二十六个师的中国军队，成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是华北日军腹中的“盲肠炎症”。

1941年5月7日，日军改变以往战法，以钳形攻势与中央突破的方式，突然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兵分五路向中条山地区中国国民党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西段防线很快崩溃。7日下午，日军第35师团等部约3万余人，分成两路自道清路西段向孟县、济源两地发起进攻，国民党守军第9军未加抵抗，即于8日放弃孟县、济源两地后撤。9日，日军攻克封门口，其主力西进至邵原附近，与由垣曲东进的日军汇合，形势异常险恶。敌机一群群地飞临中条山上空投弹 ；日军地面部队在大批坦克、战车和骑兵的支援下，潮水般地朝守军阵地扑来，很快突破了前沿阵地，将守军分割包围。一路日军迁回中条山侧后黄河岸边，占领了平陆等处的黄河渡口，切断了中条山守军的退路。

中段守军血流成河。5月7日，闻喜、夏县、四交河、张店镇等地的守军已被日军分割包围，呈孤军奋战状态。日军第36、第37师团和独立第16旅团等部，向张店镇以东猛攻，突破第3军与第80军的衔接处，该两军被迫转移到四交河至望原一线抵抗。5月8日日军蜂涌而至，进袭位于唐回的第3军司令部，因敌众我寡，很快为日军攻占，第3军也陷入重围。军长唐淮源将军命令部队以团为单位突围，争取跳出铁圈，转入外线作战。唐军长亲率军部特务营和一个团的兵力突围，但遭到日军层层阻截，最后，在夏县附近又陷入重围。唐军长指挥部队左冲右突，无法冲出包围圈，军部与上级失去联系，无法求援，将士战死殆尽。敌人几次冲到军部附近，特务营营长童鹤龄、副营长赵树和士兵们挥舞大刀片，又将日军砍了出去。战至5月13日，唐淮源军长身边只剩下一名卫士，余皆全部战死。唐军长望着成堆的将士的尸体和血染的阵地，悲愤万分，举枪自毙殉国！卫士见军长壮烈殉难倒下，伏在将军的尸体上失声痛苦，然后举起手枪。在唐军长尸体旁饮弹身亡！

新编第80军第27师师长王竣将军和参谋长陈文杞，率部已在张店镇与强敌血战了两天后，敌集中炮火向守军阵地猛轰，数十架敌机轮番投弹轰炸，并施放毒气。王师长、陈参谋长及以下官兵全部战死。同日，第27师副师长梁希贤率领的部队，在台紫村与日军苦战，官兵阵亡殆尽。日军蜂涌而来，梁希贤纵身投进汹涌咆哮的黄河，壮烈殉国！5月13日。第 3军第12师师长寸性奇将军所部，在县山地区陷入日军重围。经数日血战，终未能脱离险境，官兵纷纷战死。5月12日，寸性奇师长亲率部队冲锋时，胸部中弹受伤，13日晚，寸性奇在组织部队突围时，被敌炮弹炸断右股骨。为了不当日军俘虏，寸师长毅然拨刀自杀！

东段守军历经恶战。至5月18日，东段第14集团军已经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恶战半月之久了，官兵伤亡近半，部队极度疲劳，此时，刘茂恩总司令接收到卫立煌司令长官的电报，命令该集团军向黄河南岸撤退。为了缩小目标，乘虚转移，刘总司令把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分为两部，分别由他本人和参谋长符绍谦率领突围。

5月19日，刘茂恩率部行至河南济源县龙岩镇，彼紧追上来的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情况万分险恶，左右僚属苦劝其更换便衣，设法逃出。刘茂恩却凛然作色道：“我身为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说罢，拔出手枪要自杀，侍从急忙扑上去死死拉住，官兵皆抱住刘总司令嚎陶痛哭。刘茂恩和残余官兵已弹尽粮绝，对夹围绝望，已做好同敌人最后一拼，以身许国的悲壮准备。夜色渐浓，奇迹出现，天气突变，雷电交加，风雨狂作，山洪滚滚，黄河之水掀起滔天巨浪。刘茂恩抓住这时机，在黑暗和风雨的掩护下，顺利突出重围，冒险抢渡黄河天险，抵达南岸，绝处逢生。参谋长符绍谦带领的部队，经过一场激烈战斗，侥幸实围，但在混战中迷失方向，钻进深山，昼伏夜行。黄河沿岸已被日军封锁，到处都有大批日军活动。符参谋长想，若再撞上敌人，不免全军覆灭，不敢向河岸靠近，只在敌人圈子里打转，行军途中，符令官兵把帽沿一律向后，随时准备投降，以保全部队性命。后来，符参谋长带着部队终于钻出深山，渡过黄河，归回建制，但是，当刘茂恩听说部队帽沿向后那件事，不禁勃然大怒，怒斥符某丧失军人气节，并立即报请战区司令长官，将其撤职查办。该部第65师师长邢良臣，带重病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昏倒在战壕里，送后方就医。在医院听说中条山失守，愤然大叫，口吐鲜血，倒床气绝，含恨身死。

日军腹中的“盲肠炎症”(2)

    5月下旬日军攻占夏县、闻喜等地后，又兵分三路向南横扫，直逼黄河岸边，企图强渡黄河，攻占漏池，截断陇海路，威胁洛阳、潼关。

蒋介石急令第一战区、第二战区发起反攻，阻敌南下。随后，第二战区以第13军、第40军为主力，向敌后夏县、闻喜发起强攻，迫使日军向后龟缩。第一战区长官部令冯钦哉第18军为左翼，李兴中第96军为右翼，向敌之两侧出击；又令李铁军第76军从洛阳渡过黄河，担任正面阻敌任务。当第76军第196师前锋587团跨过黄河，向张茅大道急进时，在庙凹以东一条狭窄的凹地里不幸误入敌人伏击圈，团长李南平身上中弹三十多处，壮烈牺牲。全团一千三百余名官兵，全部战死疆场，无一生还……

于右任先生遥望北国，悲声大放：“中条雪压云垂，黄河浪卷冰嘶，血染将军战史……”

中条山战役，国民党虽然在兵力总数上中国军队并不逊于日军，但结果仍以遭受惨重损失，被逐出中条山区而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守军指挥失措，战前不做认真准备，对日军新战法缺乏应变措施。会战期间，位于晋西南的阎锡山军约有10万兵力，位于潼关至宜川之线的河防军约2个集团军约10万人，洛阳附近也有汤恩伯军10万人，构成对进攻中条山日军外围的包围，但并没有作出积极的举动，坐视内线中国军队被围攻。中国军队虽然有唐淮源等忠烈之士，但也不乏不战而退，甘当俘虏之人。另外，国民党军不注重与八路军之间的配合，虽在某些局部取得小胜，终究左右不了战役的结局。

第一位到延安的战区长官

    中山条战役结束后，卫立煌所率的指挥部及一个警卫团被阻隔在敌后。卫立煌再想从吕梁地区向东南走，已经十分困难。这时，参谋处拟订了几条转移到晋南中条山的行军计划供卫立煌决定。当其他军事人员散去，旁边没有别人时，卫立煌的秘书、中共地下工作者赵荣声乘机向卫立煌建议：“还是走陕北这条路好，这正是一个参观延安的好机会。”

卫立煌深怕引起蒋介石猜疑，说：“我也想去看看，可是现在仗打得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去参观?”

赵荣声说：“不需要很多时间，走马观花，在延安参观一两天就行了，和毛主席见见面，听听他的议论。如果不抓紧这个机会，下次再想到延安可就不容易了。”

次日，卫立煌忽然叫赵荣声把最近几期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和《群众》周刊找出来翻翻，给他准备到延安去讲话的演说稿子。他说：“去不去延安现在还没有决定，你先这么准备吧。”

真是无巧不成书，蒋介石正好来了电报，通知卫立煌到洛阳开会。为了争取时间，取道陕北南行洛阳便成为合法的行动了。于是，他告诉随从人员：“我们可以取道延安了。我要会会毛润之先生，向他取取经，看看他用什么方法指挥八路军打得那样好。”

1938年4月17日早晨，卫立煌一行由延水关出发，经过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其受到的热烈欢迎，大大出乎卫立煌及其随行人员的意料。离延安城二三十里即发现用红绿纸写的标语，上面写着“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等标语，越接近延安城越多。车到延安城外，远远就看到欢迎的队伍排列在大路两旁。

汽车一到即敲锣打鼓，呼喊口号。口号声此起彼伏，非常热烈。车队抵达城门不远处。前面两辆汽车停下，卫立煌等人走下汽车，专来迎接的滕代远参谋长、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人迎上前去。其余十余辆大卡车没有停留，一辆接一辆地直向南开。滕代远参谋长等陪伴卫立煌一行，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穿越道欢迎的人群，走到城中早巳收拾一新的大教堂门口。

毛泽东已跨出客厅房门，和卫立煌等人亲切握手，并将卫立煌迎进室内，落座看茶，与卫互致问候。

寒暄之后，卫立煌即称赞八路军： “贵军对日本作战打得非常好，立煌很是敬佩。今天来到延安，有机会聆教，非常荣幸。”

毛泽东也夸奖到：“卫将军是第一位到延安的战区长官，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合作，我们还要沿着这样一条路继续走下去”

毛泽东首先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继而谈到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目前国际和国内均有投降主义在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我们对决心抗日的人决不能忽视，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为了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日军的动向做了全面的分析：“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根据我们判断，最近日军要进占徐州。”

毛泽东准确预测了日军的下步动向，也为以后的战争发展所证明。卫立煌和郭寄峤等人听了大有顿开茅塞之感，极其钦佩。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客人。招待部门把所能寻到的最好的饭菜全部端上宴席。卫将军虽高官厚禄，往日不乏山珍海味，但自入晋以来，连日同日寇苦战，也已久不尝佳肴了。更何况近来被围于晋西，已经到了吃面糊糊充饥的地步，在这里见到如此好的饭菜，真是欣喜异常，连忙向毛泽东表示谢意。

为欢迎卫立煌的到来，晚上，延安各界举行盛大欢迎晚会，到会的有各单位代表数百人。当毛泽东陪同卫立煌将军入场时，全场鼓掌数分钟之久，李富春主持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热烈欢迎卫副司令长官莅延指导。卫将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过延，希卫将军对边区工作多加指示。”

在热烈的掌声中，卫立煌将军讲话，他说：“此次奉命赴西安，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灭了。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

卫立煌在讲话中对陕甘宁边区极为赞扬：“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晚会上，延安鲁艺的师生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毛泽东和卫立煌将军并排而坐，谈笑风生，十分融洽。

给18集团军发给养

    第二天，卫立煌一行离开延安，毛泽东又派滕参谋长等人送到30里以外，足见毛泽东对卫立煌一行来延安的重视程度。

在去西安的路上，卫立煌将军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脑海中不时浮现出参观时的各种场面：五彩缤纷的标语、响彻云天的口号、夹道欢迎的人群、抗大学校简陋的校容、精彩的晚会......。不一会儿，他脑海中又浮现出与毛泽东对谈的情景：毛泽东扳着手指对他说到：“八路军深入敌后，英勇杀敌，但也存在很多困难。一是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需要得到补充；二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还希望卫总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还有，现在已经要到5月，快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毛泽东之所以对卫立煌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卫立煌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属第二战区序列，他当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他当场表示一定要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此时，卫立煌又想起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既已承诺帮助解决，就应该言必信，行必果。同时，他认为八路军抗战有功，也确应补给，但如何实现他承诺的呢？，他在反复思考着......。

卫立煌果然不负毛泽东的期望，就在他到达西安的第二日上午，虽然军务繁忙，还是来到北大街第14集团总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写了一个手谕，“即发18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

卫立煌把这个手谕亲手交给第14兵站分监杲海澜少将执行。杲海澜看到数量如此巨大，感到执行起来有困难，面露难色。

卫立煌当即说：“第二战区的军队部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18集团军仗打得很好，我们就要充分供给。”

杲海澜知道卫立煌历来对下级说一不二，且又战功显赫，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不敢多说，只得答应照办。

接着，卫立煌又问牛肉罐头还有多少，当得知第二战区还有几百箱时，又令果海澜发给18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在当时是稀有食品，部队一般吃不上，卫立煌一次批发如此之多，说明了他对八路军的友好。

延安之行的确对卫立煌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他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重点文章。最突出的例子是叫赵荣生陪他细读7月7日发表的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对卫立煌启发很大，使他认识到“速胜论”、“唯武器论”的错误。特别是看到毛泽东所讲抗战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才能进入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根本的问题在于发动群众，在战争中需经过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根据地由小块逐渐变成大块等段落后，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部署，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先生返国，甚表欢迎

    辽沈战役结束后，卫立煌逃回南京，被蒋介石下令扣押，软禁起来。1949年初，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下台以后，卫立煌逃出南京，开始隐居香港。

但卫立煌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活动非常猖狂，不时暗杀与蒋介石心存异志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别是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在大陆还有他85岁的老母亲及其家人。所以，尽管中共中央发表的头等战犯名单中，有卫立煌的名字，但卫立煌将军并未因此失去对我党统战政策的信任。1949年2月，他致信朱德：“弟自沈阳南旋，行动不克自由，谅早洞悉。惟念老母现在八十有五，弱弟奄涛，率同子侄数十人，在肥侍养。兹值解放大军到达，望电知军政领袖，加意保护，免受惊恐。

对于卫立煌这位在抗日期间曾与共产党合作较好的老朋友，毛泽东并未忘记，他于4月5日致电邓小平等人，转去卫立煌致朱德的信，并指示道：“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

对此，卫立煌非常感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也不顾自己是新中国钦命的“战争要犯”，从香港向北京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1949年10月3日

收到卫立煌的电报，毛泽东很快回电，表示感谢。电报全文如下：

张枫转卫立煌将军：

酉江电诵悉，极为感谢。谨此奉复。

毛泽东

1949年10月15日

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卫立煌非常高兴，联想到与毛泽东在延安见面的情景，以及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人在一起合作抗日的日子┅┅。

对于像卫立煌这样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也没有忘记他。在香港的几年中，蒋介石对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派卫立煌的小同乡、以善论闻名的国民党大员吴忠信两次到卫家游说，力劝卫到台湾去。可是均被卫严词拒绝，并对吴忠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间，又有卫的旧部郭寄峤、赵家骧等奉蒋命到卫家来，劝卫到台湾或到任何外国均可，台湾当局均可协助成行。因为他们与卫共过事，卫不好严词相对，但却环顾左右而言他，使郭寄峤等无可奈何，只好怏怏而回。蒋介石派吴忠信再来相劝时，卫干脆婉拒不见了，对此 蒋介石非常不快。

1954年，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卫立煌在报上看到后，非常气愤，认为台湾政权竟公然借重外力维持小朝廷，已堕落到不知民族羞耻的地步。8月下旬，香港各大报刊均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卫立煌找来报纸细读全文，极为赞赏，连连称赞道：“这个宣言显示出民族气节，具有炎黄子孙之风。”

当我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闻知卫立煌的上述爱国举动后，鼓励他回到大陆仗义执言，揭穿美台政府相互勾结的丑恶嘴脸，但卫立煌心存疑虑，他毕竟是大陆没有归案板战犯。当周恩来听说此事后，派人传信给卫立煌，并请他回来。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与夫人回归祖国大陆，来到广州。

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的热烈欢迎。卫立煌即怀着无比喜悦兴奋的心情，于16日发电报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给新华社发表。

毛泽东接到卫立煌的电报不胜喜悦，立即回电，表示欢迎。

电文如下：

卫俊如先生：

3月16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借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3月17日

同时，毛泽东主席还指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在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

在此期间，卫立煌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他在告袍泽书中，高度颂扬新中国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揭露了美台相互勾结的本质，并以亲身经历历数蒋介的罪状，呼吁台湾同胞及早醒悟，与蒋介石决裂。

1955年4月5日，卫立煌一行来到北京。不久，毛泽东主席就会见了卫立煌。次年9月的《人民画报》上，还刊登了毛泽东同卫立煌在宴会上的大幅照片。

卫立煌上将小传

    卫立煌(1897.2.16～1960.1.17)，国民党军陆军二级上将。字俊如，安徽合肥人。1912年参加安徽革命军。次年7月，在讨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参加了 守和州的战斗，失败后回乡。 1914年至上海投奔合肥老乡、同盟会员范光启，随范从事反袁，曾向袁军在上海的兵营扔过炸弹。袁的爪 牙将范刺死后，卫立煌乘轮船逃至广州，于1915年初投入粤军当兵。1917年进入孙中山的卫队充当卫士、排长。1918年调入粤军许崇智部， 至1921年，因战功，升至团长。1925年蒋介石将许崇智排挤走，将队伍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卫任第三师第九旅旅长。1926年 7月随东 路军参加北伐，至福州，升任第,14师师长。1927年 3月，北伐军光复南京，卫率部驻镇江。 8月底，北洋军阀孙传芳进攻南京，卫率部同北洋军激战六天，收复龙潭车站，被任命为副军长。1928年，入北平陆军大学受训。1930年任第45师师长。1931年曾参加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任第14军军长，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1934年初，参加镇压在福建反蒋抗日的第19路军。

1935年11月，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 6月授陆军上将。 卢沟桥事变后，卫立煌积极抗战，率第14集团军进入山西抗战。

1937年10月，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率领三个兵团七个军，在八路军的配合下，重创进犯山西忻口之日军。1938年 2月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所部在临汾以北的韩信岭阻击日军。 4月，去西安时顺访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延安军民的欢迎。1939年 1月，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5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指挥所部在山西中条山等地区抵抗日军。1942年1月，调任西北行营主任。1943年冬， 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署对日军作战。次年 5月率两个集团军击溃侵占滇西的日军，于1945年 1月收复畹町，同中国驻印军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随后任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养病并出国访问。1947年10月回国。 次年1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到沈阳后，固守要点不出。在辽沈战役中曾抵制蒋介石的指挥。东北的国民党军被全歼后，蒋介石诿过于他，将他撤职，软禁于南京。1949年初，摆脱特务监视，出走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曾致电毛泽东表示祝贺。1955年3月回到广州，同年4月6日到达北京。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被毛泽东称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960年1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