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海德公园学区:张群、张道藩、陈布雷、陶希圣

张群----国民党新政学系首脑、蒋介石的终身幕僚

张道藩----国民党宣传部长、CC系骨干

陈布雷----“领袖文胆”、“总裁智囊”、与陈诚并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武将”

陶希圣-----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国民党党报主笔

张群

　　张群（1889.5.8——1991.12.14），字岳军，四川华阳（今四川省-成都市）人。保定军官学校肄业，日本陆军学校毕业。

　　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生于四川省华阳县。父张汉霞，字星亭，母姚氏。张群幼年曾在家乡念私塾，学的是一些儒家典籍。后其父升官，全家迁至成都，张群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新知识、新思想，阅读了一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刊物。

　　1906年，张群决意投笔从戎，他携带其父给的60块银元作为旅费，北上参加保定陆军学校的考试，并被录取。在校一年多，旋于1908年考取赴日留学生，进入日本军部办的一所陆军士官学校——振武学校学习。此时，张群与同在该校学习的蒋介石相识。据张群后来回忆，“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在东京，张群与蒋介石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完成了振武学校预备课程后，张群与蒋介石到日本新潟高田的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见习。

　　【生平详细介绍】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在日本各见习营的中国士官生纷纷离开日本回国。张群与蒋介石偷渡回上海，立即参加了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起义成功后，于11月4日组成了都督府，陈其美被推举为都督，黄郛为参谋长，张群任军务处军械科长。后张群在黄郛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任团参谋，团长为蒋介石。1912年春，张群升任营长。这一时期，张群与蒋介石、黄郛关系甚密，并结拜为兄弟。

　　1912年10月，张群在上海与马育英结婚。马与张群同岁，江苏昆山人，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两人生有二子二女，长女幼时夭折，存二子一女，长子名继正，次子名继忠，次女名亚兰。

　　辛亥革命后，张群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希望到国外去留学，继续读书深造。在北京政府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的支持下，张群在婚后不久携夫人北上天津，准备由陆路前往英国。但是，此时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初举行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这对袁世凯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打压国民党，袁世凯派出杀手南下，准备刺杀国民党要人。在天津的黄郛得知这一情况，担心在上海的陈其美的安全，遂遣张群于3月初由天津前往上海报告。之后，张群转往南京，准备搭乘津浦铁路返回天津时，听到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于3月20日在上海车站遇刺的消息。

　　宋教仁遇刺身亡，使国内舆论大哗。孙中山由日本返国，认为“非去袁不可”，力主兴师讨袁。“二次革命”于7月发动。张群在陈其美催促下，放弃去英国的计划返回上海，参加“二次革命”，任上海讨袁军副团长（总司令是陈其美，团长是蒋介石）。不久，“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大肆搜捕国民党人，张群携夫人和其他国民党人亡命日本。这时，恰巧日本政府宣布保留辛亥年在日本联队的士官生的学籍，张群于1914年再度入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翌年毕业。因为国内袁世凯正阴谋复辟帝制，回国不大可能，加上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迫使袁世凯接受，使中国人在日本生活有不安全感，所以张群应友人之邀，到南洋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的爪哇，在首府巴达维亚（Batavia，印尼独立后改名为雅加达Jakarta）的中华学校教书，暂避风头。

　　1915年12月，袁世凯推翻共和，复辟帝制，宣布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反袁，发动护国运动。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起义讨袁。张群此时响应护国运动，从爪哇回国，投身反袁，曾任国民党浙军参谋官。

　　1917年，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通过“西原借款”等善后大借款，大肆出卖主权，遭到国人谴责。张群积极参与反对段祺瑞借款的活动。他代表上海的两家报社《中华新报》和《民国日报》，参加上海新闻记者访日团到日本，进行反对借款的活动。张群凭借曾在日本军校读过书、与日本军方人士有过接触的条件，与当时的日本参谋部次官、中将田中义一进行了交谈。张群问田中，日本为什么要帮助段祺瑞？田中回答说，北京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段祺瑞是中央政府的总理，因为“中日亲善”，段现在没有钱，没有力量，而中国要参加欧战，必须增强实力，所以要支持他，借款给他。张群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你们这不是看错人吗！中国和日本不一样。中国军阀的派系多，互相混战，如果这一派的势力增强了，使他有了凭借，正足以挑起他的野心，引起更多的内战，使中国内战不休，更贫更弱，这哪里算是帮助中国呢？张群与田中的谈话不欢而散。西原借款最终签订。张群回国后在《中华新报》上发表文章《中日亲善的疑云》，批评日本的对华政策。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组织护法军政府。作为国民党员的张群到广州在大元帅府任参军。翌年4月，在政学会的策划下，桂滇军阀操纵国会非常会议，改大元帅首领制为总裁会议制，孙中山坚决反对并愤而辞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张群则继续留在广州，于8月间被任命为军政府政务厅的副官长。1920年，受命前去四川，调解四川督军熊克武和省长杨庶堪的不和，后留下任四川警务处长兼成都警察厅长。1921年，西南军阀纠纷再起，张群调处失败，遂离川赴上海闲居一年有余。1924年初，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写信叫张群前去广东，他借故推托。这时期，张群的好友黄郛深得北洋政府徐世昌的信任，于是张群前往北京和黄郛在北洋政府中共事。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由于黄郛的关系，张群投身冯玉祥的国民军，来到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那里。不久，任河南警务处长兼警备司令以及开封警察厅长。这段时间，张群和在广东的蒋介石经常保持联系。1925年，应蒋介石之约，张群离开河南到广东参加北伐，从此开始与蒋共事，成为蒋的一位重要谋臣。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张群成为南昌司令部的总参议。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张群在上海积极协助蒋。他和新任上海市长黄郛密切合作，通过政治交易为蒋介石获取工商界的支持。8月13 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不久到日本考察军事和外交，张群作为翻译官陪同前往。蒋在日本会见了田中义一等政界军界要人。田中在言谈中表露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意。1928年1月，蒋介石通电宣告复职。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集国民党军政大权于一身，继续进行北伐。张群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同时兼陆军部政务次长、上海兵工厂厂长和同济大学校长。

　　北伐军进军山东，触及日本在山东的利益。为避免出现直接的冲突，张群负命前往日本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5月4日，张群抵达东京时，才知道在前一天发生了济南惨案，日军肆意屠杀中国军民。5月5日，张群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纷争。稍后，日方决定派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作为谈判代表前往济南。张群迅即回国，13日抵上海。蒋介石决定张群作为中方代表与松井交涉，所采取的方针是“尽量容忍，使完成北伐统一为第一要务”。张群与松井在济南南边的党家庄会谈，几番交涉，无有进展。日军仍驻留济南，国民党军妥协退让，绕道北上。

　　1928年6月，北伐结束。此后，张群再次衔命赴日。他在与田中义一会见时表示，蒋介石即将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希望日本在东北问题上保持友好态度，对中国的统一事业不加阻难。12月，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实现表面上的统一。次年3月，张群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久接替黄郛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至1931年。任内，在上海市区设施建设上有所建树。这期间，在国民党军阀大混战中，张群始终协助蒋介石对付各路反蒋势力，以巩固其地位。1930年5月爆发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联手反蒋，蒋地位危急。而张学良坐镇东北，静观局势的变化。蒋介石为拉拢张学良，派张群和吴铁城前往东北，游说张学良。张决意倒向蒋，9月18日，发出拥蒋通电，随即派兵入关。蒋介石最终在中原大战中取胜，进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占领了东三省。全国人民群情激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抵抗，在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张群此时赞成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认为中国正处于贫弱和内战的境地，无力单独抗击日本。张群的言行引起上海抗日救国团体的不满，指责张群是亲日派，因此，他辞去了上海市市长一职。是年冬，张群到武汉，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武汉行营政治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

　　日寇侵占东三省后，又把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初，日军先后攻占山海关和承德，并向长城各口进犯，平津危急。国民党政府一心“剿共”，对日寇的进攻采取妥协的政策。5月3日，国民党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张群为协助黄郛，与之一同前往北平。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达成《停战案概要备忘录》。5月31日，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指派熊斌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从1933年中到1935年底，张群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这期间为稳定华中，他在湖北推行了以下几项工作：赈灾、调整税率、促进地方工业、平衡财政收支、提高行政效率、选拔县长、召集省参议会等。

　　1935年11月12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此时国难日重，国民党内外要求“立息内争”的呼声高涨。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对外关系演讲，声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表明国民党的对日外交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大会以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2月16日改组，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张群出任外交部长。从此至1937年12月25日，张群任外交部长职一年两个月又十天。

　　张群此时担任外交部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利用他与日本的渊源，“希望透过各种公私的关系，来缓和中日间的紧张局势，使政府能有力量先把国内的问题料理清楚，这也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就任的第三天，张群就外交方针发表谈话，指出：“中日两国处于今日之情势，若不谋国交之彻底调整，不独为两国本身之不利，即东亚和平，亦将受其影响。故本人受任以来，即具有充分决心，主张由外交途径，调整中日关系。”“所谓调整，以地言不限一隅，以事言不限一事，以时言非为目前之苟安，而为双方万世子孙谋永久之共同生存。”张群表示：“深望双方负责当局，就大处远处着想，各用最大之努力，树立善意的谅解，祛除敌意的祸根，尤须相互明了其立场与困难，迅速经由正当途径，开诚协议。”本着这一方针，张群一改前任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主动与日方谈判，以求中日关系的全面调整。在任期间，张群先后与日本三任驻华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川越茂进行谈判，采取强硬态度，竭力与日方周旋。

　　中日外交谈判首先涉及的一是华北问题，二是如何看待“广田三原则”问题。1935年12月20日，张群与有吉进行第一次会谈。张群表示，“愿以最大努力，经由外交途径采用正常办法，商谈中日间整个关系之调整”。同时提醒对方特别注意，“在进行商讨解决中日双方问题时，日方在华北一切行动务须停止”。有吉提出要国民政府授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就地解决中日问题之全权”，张群当即拒绝。关于“广田三原则”，有吉表示，蒋介石已于上月20日表示无条件的赞同，问张群意见如何。张群答道：“蒋委员长之言赞成，系赞成三原则之商讨；无对案者，系因三原则无具体意见，无从提出对案，绝非无条件的赞成三原则，乃希望贵方提出更具体之意见，以便商讨之意。”此后，张群又特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否认所谓蒋介石无条件赞成三原则的说法。

　　1936年2月7日，日本召回有吉明，改派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从3月16至19日，张群与有田在南京举行4次会谈。16日第一次会谈历时三小时。张群主张从东北问题谈起，有田谓尚非其时。张群又称至少须先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的状态。这次会谈没有结果。17日的第二次会谈，有田提出“广田三原则”，张群表示不赞同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基础，并声明整个的立场和见解。18日的会谈，有田说明了日本的立场和见解。19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后发表共同声明，谓双方见解未能全部一致。张群与有田4次会谈虽无结果，但气氛改善了许多。中日间的紧张情势，也较前有所缓和。据张群的外交报告称：“经此四次谈话之后，形式上虽无结果可言，而有田对于我方实际情形，确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当他回国就任外相之后在议会演说外交方针，已一改从前的口吻，对广田三原则，亦有不拘泥形式之说，对华北地方问题所持态度，也和以前不同。”有田在华任期不足一个月，3月24日广田内阁组成，有田任外相。随后，日本任命其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驻华大使，6月下旬川越来华。

　　在有田离华、川越尚未到任期间，日本加强在华北的驻军，日军在天津人数由2000多人骤增至8000多人。北平已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国民政府外交部几经交涉，均无结果。之后发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在此背景下，张群与川越于9月15日举行第一次会谈，至12月3日共会谈8次。第一次会谈开始，张群主张先谈蓉案（成都事件），不与调整问题混为一谈。但川越认为蓉案不难解决，若仅解决蓉案，仍不能缓和日方空气，须先解决若干政治问题，始可商谈蓉案。日方遂提出如下要求：允许日本在长江驻兵；修改教科书，删除排日思想；华北五省自治；中日经济交流。张群予以拒绝。然而，日本并不罢休，9月23日在第三次会谈中，川越又强硬地提出极苛刻的7项要求：（1）取缔排日问题；（2）华北问题；（3）共同防共问题；（4）减低入口税问题；（5）上海至福冈间通航问题；（6）聘用日籍顾问问题；（7）取缔朝鲜人问题。张群在与蒋介石商议后，断然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并逐项予以批驳。此后，张群与川越竭力周旋，谈判几濒破裂。11月绥远战事发生，谈判停止。

　　张群与日方谈判坚持强硬态度，改变了以往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这在国民党政府对外交往中是罕见的。张群为抵制日本侵略所作的外交努力应予肯定。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群被攻击为亲日派。1937年2月25日，张群向蒋介石提出辞呈。3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王宠惠继任外交部长，张群改任中政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开始后，张群于8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2月，日军进攻南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张群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谈判。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行政院于1938年1月进行改组，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同月，四川省主席刘湘去世，国民政府准备以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因四川军阀反对未果。1939年1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张群任秘书长。1940年11月，接任四川省主席兼成都行辕主任，直至抗战胜利，为民国时期任四川省主席时间最长者。

　　1945年8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张群与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和周恩来、王若飞进行了谈判。经过40天会谈，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张群在协定上签了字。12月底，国民党接受中共就无条件停止内战举行商谈的提议，派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商谈，翌年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0日，张群又与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并向各自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

　　根据停战协议，1月7日正式组成三人小组，张群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参加小组（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10日，张群与周恩来又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在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张群为国民党8名代表之一。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均遭践踏。6月26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全国内战开始。

　　此时，张群为医治耳后肿瘤赴美国诊治。在美期间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接触。回国途中在日本停留三日。

　　1947年4月，国民党在召集“制宪国大”后改组政府，18日公布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名单，张群任行政院长。在任期间，张群政治上积极贯彻蒋介石“戡乱建国”方针，网罗一些小党派推行所谓民主政治。经济上实行控制物价、稳定币制、整理税则和鼓励生产等措施。进入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展开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为挽救危机，欺骗世人，国民党于3月29日至5月1日召开“行宪国大”，中心议题是选举正副总统。会间，蒋介石表示无意竞选总统，实则嫌总统权力受到限制。张群明了蒋的用意，遂串联各方人士提出一项“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的建议，并得到国民党中常会的通过。由此，蒋介石接受提名并当选总统。5月，张群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改任总统府资政。

　　1948年8月21日至9月13日，张群携夫人赴日访问。其间在东京与麦克阿瑟进行了4次会晤，内容涉及战后日本政治走向、东亚局势和中国内战的形势等。张群还走访日本各主要城市，与日本各界首要人物见面，大致了解了战后日本的基本情况。回国后，他在广播电台发表题为《日本观感》的讲话，介绍了战后日本的情况。他表示：“日本大多数人民业已在战争经验中觉悟到好战精神的无效，日本人民业已在占领时期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中央权力业已分散削弱，全能政治无从再度抬头。”“我们应该抛弃消极的无益的猜疑恐惧和批评指摘。我们应该对日本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积极的对日政策。”

　　从日本回国后，张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已日薄西山。在国共和谈之前，张群曾被提名为和谈代表，但因中国共产党公布的战犯名单中包括张群在内，故未能成为和谈代表。1949年春，张群飞赴重庆，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策划在西南建立反共基地，以挽危局。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往成都。12月8日张群携蒋命飞赴昆明，劝说云南省主席卢汉反共到底。当晚，卢汉将张群等人扣下，并于次日发表通电起义。10日，蒋介石离开成都飞往台湾。此时国民党飞机在昆明上空盘旋，要求卢汉释放张群等人。11日，张群获释并乘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赴香港，中途遇雨转飞越南海防，而后抵达香港。21日乘船到台湾。

　　张群到台湾后，蒋介石委以“总统府”资政。1950年初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同年又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翌年兼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张群还被推为国民党中央直属党部第一小组组长。

　　由于张群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他继续充当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顾问，并多次访问日本。1952年8月，张群在台湾主持成立所谓“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之后赴日访问，洽商台湾与日本的合作问题。1954年5月，蒋介石任命张群为“总统府”秘书长，协助蒋处理台湾内外事务。9月，张群访日，与日本商谈开发基金计划，并与日本首相岸信介发表联合声明。1963年5月和1964年8月，张群又两次访日，鼓吹“中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他与日本的极右势力联系紧密，极力拉拢日本政界人士，如岸信介、吉田茂等人，以改善和加强日台关系，阻挠日本与新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964年8月，他还访问了韩国与当时的总统朴正熙举行了会谈。汉城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5年12月，张群作为“特使”赴梵蒂冈，出席天主教教廷大公会议闭幕典礼。之后，又访问欧、亚14国，27个城市，为台湾在国际上争取生存空间而积极活动。

　　1972年5月，张群向蒋介石提出依例自退，蒋仍命其为“总统府”资政。1974年7月6日，张群妻马育英因心脏病不治在台北去世，终年86岁。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张群表示“痛苦的心情，是不能以语言文字所能形容的”。1979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在台北授予张群中山奖章，蒋经国宣读功绩词并亲自为张群佩戴中山奖章。

　　张群晚年精神矍铄，擅长养生之道，其所著《谈修养》一书，在台湾印行了9版。该书有养身、养心、养量、养气等章。

　　张群一生与日本有很深的瓜葛。晚年他著有《我与日本七十年》一书，全面详尽地叙述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与日本交往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90年12月14日上午，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02岁。张群去世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于15日发去唁电，表示哀悼。

　　【新政学系首脑】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复职总司令。张群随后回国，继续担任总参议，旋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兵工署长，还兼任过一段时间同济大学校长。

　　由于张群的推介，原属北洋时期的政学会成员如黄郛、杨永泰、吴鼎昌、熊式辉、陈仪、吴铁城、翁文灏等，改换门庭，积极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为国民党内一个主要的政治集团，人称“新政学系”。这是一个熔旧式官僚、新派学者和政客名流于一炉的松散的政治组织，品质既杂，水准不一，关系微妙。1931年“新中国建设学会”在沪成立，这是“新政学系”走向公开的标志。新政学系中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担任过蒋介石秘书的杨永泰，一度成为宠臣，另一个就是张群。杨永泰被刺杀后，张群成了“新政学系”的唯一领袖。政学系的主要工作，就是拉拢各党各派，增加蒋介石政权的实力。其中，张群起了重要作用。张群在蒋介石身边，被称为做“糨糊、胶水工作”，许多实力派、反动党派，几乎都通过张群而与蒋氏结合。所以有些人又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张群是“蒋介石的怀刀”，为蒋氏出谋划策，四处游说。蒋氏经常把最不放心、最难处理的事情交给张群去办理，张群也最能领会蒋氏意图，而不折不扣去执行。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原大战时入关援蒋，都因为有张群的周旋奔波。民社党首领张君劢、青年党主席曾琦等，都由张群介绍给蒋介石。一些地方军阀，杂牌队伍，也通过张群拉拢而依附蒋介石。

　　张群的效劳得到蒋介石的信赖与回报。1928年，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张群任总参议，并任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张群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旋即被任命为上海兵工厂厂长；接着升任军政部第一政务次长，兼理兵工署署长。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张群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月因张定璠放走白崇禧被撤职而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中央执行委员一职，一直连任到国民党的“六大”。

　　1932年，行政院改组，张群辞去上海市长之职，改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策划对付鄂豫皖边区根据地的红军。随后不久，他改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北平市整理指导文化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7月，国民政府发表张群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1935年12月，张群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群出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7年11月，上海陷落，南京吃紧，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加紧进行“调停”活动，张群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谈判。由于日本占领南京后，态度更加强硬，谈判破裂。次年1月，中日两国先后召回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断绝。

　　1937年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而称“陪都”。张群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长，1938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张群都在蒋介石身边，出谋划策。

　　1940年7月，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在重庆成立，蒋介石自兼委员长，实际工作由张群负责，邓汉祥为秘书长。这个委员会罗致了川康各界头面人物。会内设置秘书处，办理日常工作，遇有重大问题，则向张群直接汇报请示。

　　1940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任命令，派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同时兼任成都行辕主任。张群抵任之初，即提出增强抗战力量、充实建国基础为努力之两大目标，并以“崇法务实”、“存诚去伪”勖勉同僚。其为政重点是：协调四川与西康两省之军政干部，使其同心协力，共赴国难；以四川全省之人力粮食与财富支持抗战。

　　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六年多，在安定川、康，抚绥地方，抓好川康经济事业、增强抗战经济实力的同时，参预中枢大政，联络各党派，谋取战时合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生平年表】

　　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生于四川省华阳县。

　　1908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1911年返国参加光复上海之战。沪军都督府成立，任军务处军械科长。后任蒋介石组织的第二十三师参谋。

　　1913年参加反袁战斗，失败，走日本。

　　1915年回国，任浙江省督署参谋。

　　1917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

　　1924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河南省警务处处长兼开封市警察厅厅长。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兼军事委员会委员。自1928年起，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议、国民党军政部常务次长兼兵工署长，同济大学校长，上海特别市长等职。

　　1933年至1939年历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政府主席、外交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1940年至1945年任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1945年以政府代表身份参加国共重庆谈判与军事调处。

　　1947年3月任行政院院长。

　　1948年5月转任总统府资政。同年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

　　1949年2月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同年底从香港去台，任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

　　1950年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

　　1951年兼任台湾当局“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

　　1954年5月至1972年5月任台湾当局“总统府秘书长”，

　　1957年兼任台湾当局“国防会议”秘书长。离职后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1989年退休。

　　是国民党第三至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七至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及主席团主席。

　　【著名演讲及著作】

　　张群在1954年做过一次“谈修养”的演讲，阐述了“修养”对“养生”的指导作用。1969年，他又把演讲的内容加以扩充、修订，出版成书，书名就叫《谈修养》，这本书在台湾很有影响，书名几乎成了张群养生之道的代称。

　　《谈修养》这本书中，首篇是论健康之道。张群主张养生必须从“起居有时，饮食有节”做起。他说他生平遇到很多朋友，本来身体很好，但在强壮有为的年纪里，自负体力过人，或纵情声色，或恣意口腹，以致未老先衰。因此，他认为养生保健之道应随时注意节制，以保持细水长流。

蒋介石的终身幕僚张群

蒋介石的幕僚政治是民国社会独裁政治的一个侧影。张群作蒋介石的幕僚长达六十余年，这在蒋介石一百余幕僚中可谓绝无仅有。有人讽张群为“蒋介石的侍女”，张群自我评价则为“主人的厨子”。本书根据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叙述了张群的一生，重点在其所从事的政治外交活动。
    在大陆的最后岁月
    张群担任西南行政长官之后，很快到四川上任。他把“团结、自卫、自给”作为自己施政的三大要旨，想竭力稳定西南形势。这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正调集雄师百万，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败局已定。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致使和谈破裂，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全体和谈代表滞留北平，多数参加了新中国的筹备工作。

4月17日，李宗仁见自己无力控制局势了，于是致电蒋介石，请求他重新担任总统。蒋介石回电要与代总统李宗仁及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在杭州召开紧急会议，张群也从西南飞赴杭州参加了这次国民政府最高决策会议，以应付最后的危局。这时候，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压力之下，国民党的这些首要人物最后决定采取强硬态度，顽抗到底。会议还决定李宗仁继续担任国民政府的代总统，蒋介石担任国民党的委员长，并且宣布与共产党和谈已彻底崩溃，政府迁往广州，继续与共产党对抗。对于蒋介石的决策，张群自然没有什么意见，在接受了蒋介石的再三嘱托之后，他匆忙返回西南，布置西南防务去了。杭州会议后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22日，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并在24日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李宗仁等匆忙出逃，南京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张群回到重庆以后，不断地宣传团结，呼吁各方势力团结一致，共同应付危局。可是川、康、云、贵四省首领各有打算，使得张群焦急万分。8月24日，蒋介石从广州赶到重庆，与张群商谈确保大西南的方案，他们认为陕西的关中、宝鸡一带已经失守，陇海路也已经被中共所控制，并且中共正在进攻秦岭一带，因此他们判断中共主力应该会从川陕公路进攻四川，而不会走地形险要的两湖西部和四川东部。于是，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领3个兵团重点防守川北，罗文广带领第15兵团增防陕南一带，并调杨森防川北。8月29日，蒋介石主持了西南军政会议，召来了胡宗南、宋希濂以及各兵团司令，还有各省主席、各边区军政负责人，听取西南防务现状及对策“汇报”，张群指定自己的代参谋长刘宗宽作“情况判断”汇报，但他自己不知道，其实刘宗宽早已投奔了革命，心向共产党了。刘宗宽迎合蒋介石的判断，断言解放军必学三国时的邓艾，由陕入川，必须加强对胡宗南部的支持。报告得到胡宗南的大力呼应，也更加坚定了蒋介石的判断。最后他沉重地强调了保存西南对于国民党的意义，西南地区地形险要，人力物力充足，足可以成为复兴的基地，将成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一个坚固据点。然后他做出以陇南、陕南作为决战地带，重点防御川北，并要求各部听从张群的指挥，取得胜利。
    当时，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具体负责解放西南的战事，刘宗宽向他们报告了重点防御川北的布置，建议从川东进攻，并把蒋介石搞的川东防御部署的具体情况，以及存在的漏洞详细报告过去。其实，毛泽东早已做出了大迂回、拦腰截断大西南的战略部署，刘、邓、贺得悉蒋介石方面的情报之后，决定将计就计，佯装进攻川北一带，而实际上主力迅速南下，准备从川东的两湖一带发动攻势。最终，解放军突然从湘西西进，直出贵州，占领了川东、川南，拦腰截断了国民党的大西南防线。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川湘鄂绥署主任宋希濂、川鄂边绥署主任孙震、贵州绥署主任谷正纲等人连连向重庆告急，张群听了各方的报告，大惊失色，按照他们原先的判断，解放军主力将从川北方向进攻，可现在解放军却在东部发起了攻势，并且势头强劲。张群心里难以决断，无法确定是主攻还是佯攻，而此时，正值解放军进攻金门失利，蒋介石父子飞往台湾，去宣传他们所谓的“金门大捷”了，所以重庆方面的事情张群也不好妄自做主。沉默一会儿后，张群让长官公署参谋长联系胡宗南的消息，胡宗南告知张群目前川北方向未见解放军发动攻击的迹象，秦岭、大巴山防线安若泰山。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张群进一步分析:假如东线是佯攻，那么，解放军的主攻也将很快在北线发起主攻，假如北线过一段时间仍然没有动静，那就说明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就在东线。因此，张群非常关心北线的情况。十几个小时以后，川北方向仍然没有动静，张群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的部署出了问题，解放军的确在东线发起了主攻。于是当即让刘宗宽发出三封电报，一封是发往台北，告知蒋介石“西南防线”的东部情况，请他火速返回重庆坐镇指挥。第二封是发给东线三位绥署主任和4个兵团司令官的，要求他们死守，为“党国”复兴保住基地命脉。第三封发给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令该兵团由川北东运綦江，准备增援宋希濂集团。他哪里知道，他的参谋长早已不是他的人了，他这三封机密电报，很快也到了中共手中。结果川东部署迅速瓦解，前去支援的罗广文部在白马山一带遭到解放军伏击，被歼大半，余部溃散。11月26日，刘、邓大军向重庆挺进，11月27目，国民党见重庆已没有守住的可能，蒋介石便授权国民党特务，对白公馆、渣滓洞及新世界监狱的“政治犯”实施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大惨案。29日和30日，人民解放军先后占领了长江南岸各渡口。30日凌晨，蒋介石沮丧地匆忙乘机逃离重庆，张群飞往成都，企图做最后的抵抗。临行前，他还不知道刘宗宽的底细，将率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官兵往成都撤退的重任交给了他。而刘宗宽命令总务处长率队先行，自己则躲了起来，投向了人民解放军。11月30日下午，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重庆宣告解放。

重庆解放以后，成都已经是门户大开，蒋介石和张群知道，成都也是危在旦夕了，于是商议进一步的退路。他们认为，云南一带地处边疆，靠近越南、缅甸等国，据守有着诸多有利条件，于是打算退往云南。但是，云南地方实力派向来对蒋介石有防范之心，与国民党中央貌合神离，明争暗斗，因此，蒋介石试图利用张群和云南省主席卢汉的私人关系，到云南说服卢汉腾出昆明，让国民党中央军事指挥机关和西南长官公署迁到昆明。张群领命后，于12月7日飞赴云南。
    当时云南革命活动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卢汉与当地的中共武装力量已经有所接触，已有了准备起义的打算。此时，蒋介石命他“进剿”中共在云南的“边纵”武装力量，卢汉为了应付，表面上调动部队前去“进剿”，而实际上派第93军军长、自己的内弟龙泽汇暗地里到石林五棵树村与“边纵”副司令朱家璧会晤，并通报了“进剿”情况，还带去了枪支弹药支援“边纵”，商议准备近期采取行动。所以，张群到昆明与卢汉商谈搬迁事宜的时候，卢汉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拒绝搬迁，并提出需要大笔搬迁费用和大批武器后才能搬迁为理由，回绝了蒋介石的要求，张群只好在12月9日回成都，向蒋介石汇报卢汉的情况。蒋介石立即面授机宜，让张群返回昆明控制局势，安抚卢汉。
    随着国民党战事的一败涂地，虽然张群与卢汉尚未谈妥搬迁事宜，国民党许多中央机关已经溃逃到了云南，有的已经挤进昆明，整个昆明人满为患。国民党陆军总部参谋长汤尧带了1万多人马到了曲靖，也想进入昆明。而蒋介石也已经察觉到卢汉近期会有行动，在派张群前去安抚的同时，又准备派第8军军长李弥调1个师的兵力进驻昆明，监视卢汉，甚至在考虑毛人凤提出的除掉卢汉的建议。因此，局势非常紧迫，卢汉决意起义。
     12月9日晚上，张群返回昆明后，卢汉便以张长官回到昆明，召开会议的名义，向驻昆明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各军各单位发出开会通知，特别列出在昆明的沈醉、李弥等7个重要实权人物的名单，令其到卢公馆开会。7人遵令按时到会，卢汉便将他们全部扣押，同时软禁了张群。按照12月9日事前的约定，卢汉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分别在云南昆明、西康雅安、四川彭县同时宣布起义。
    扣留这些国民党高官以后，卢汉派人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一起参与起义，沈醉审时度势，表现积极，当即签字表示愿意起义，第8军军长李弥最顽固，但是最后也无奈地签了字。张群被软禁以后，知道处境危险，就想利用自己与卢汉的个人关系，谋一条生路，于是写信给卢汉，回忆旧日交情，表示以后不再过问政治，希望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到香港做一个寓公。12月10日下午，卢汉派云南省代主席杨文清前来劝说张群一起起义，张群向杨文清表示了个人的难处，他说我也同情你们的难处，你们起义我也可以理解，国民党的败局确实无法挽回了，对于蒋先生的所作所为，我也有不满的地方，可我早年就参加了国民党，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有自己的难处，不能和你们一起起义，这个请你们理解。请你转告卢汉，就算是你们将我交给共产党，我想我与中共高层也有一些交往，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希望他念在旧交，把我放了，我以后就到海外，做个寓公，不再过问政治了。卢汉听了杨文清的回报后，决定放了张群，并给他一封短信说:“此次明公来滇，任务至重，大势已去，以是公情私谊，惟有送公赴港，无以报德。”正巧法国寰球公司有架飞机离开昆明，卢汉就安排张群上了飞机，飞赴香港，这次是张群仓皇离开大陆，再也没有回来。他当时的心情，我们已经无法推测了，也许既有被释放的庆幸，也有一败涂地的苦楚。飞机中途遇雨，当晚在越南海防降落，第二天到达香港。张群当然没有留下来当寓公，而是乘船前往台湾，回到蒋介石那里去了。1950年，周恩来总理对卢汉释放张群一事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卢汉未与我们商量，便把张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话，我们可以当作筹码与张学良交换。
    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后，开始反思在大陆失败的教训，由此对国民党中的不少重要人物如陈果夫、陈立夫的成见更深了，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以至于不批阅国民党中央党部呈报的文件，不出席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的会议，对一些重要人物不信任了。与此相反，张群等人仍然得到了蒋氏的信任和重用。
    张群在台湾主要致力对外交往，侧重于对日本的关系。他到台湾后，又曾经先后7次去日本活动。1952年5月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我们坚持一切占领军队必须撤离日本；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台湾立即做出反应，8月，蒋介石派张群“总统府资政”为特使，为签订日蒋“和约”赴日。与日本吉田会谈时，张群按蒋介石指示阻止日本和中国大陆发展贸易关系，希望加强日、蒋经济合作。9月18日，张群拜会裕仁天皇。等到谈到双方的关系时，裕仁天皇面带愧色说:“虽经阁下长期间的努力，而两国终于兵戎相见，诚属遗憾，深觉无以面对阁下！”这样的一种开场白，让张群不知如何回答。裕仁天皇为避免尴尬，接着赶忙说:“蒋总统在终战时声明以德报怨，此种宽大精神，至今令人感激，由于蒋总统的这种精神，本次的和平条约才赖以完成。”张群终于恢复了常态，一脸若无其事的神情应答道:“蒋总统的声明，是深望借战事的结束，能从此解消过去长达数十年的两国间的芥蒂，而重新建立真正亲善互助合作的友谊。声明发表之后，已承贵国人民热烈感谢，现在又蒙陛下亲口言谢，本人自当转达我总统，我总统一定也会觉得欣慰。此次战争的责任，蒋总统早就深知是部分军人之所为，与陛下的意旨及人民的愿望相违，因此开罗会议时，曾强调盟国应该尊重日本皇室。”对于刚从废除天皇制的恐惧之中走出来的裕仁天皇，突然间听到关于皇室和战争的责任的话题，不觉一阵紧张，悚然回答:“吾人对于蒋总统的盛意，真不胜感谢！”
    张群为蒋介石经营台湾卖命，蒋介石自然对他也是恩宠有加。他是唯一一个敢和不苟言笑的蒋介石在饭桌上讲笑话的人。值得一提的是张群利用自己和蒋介石、张学良的个人关系，为张学良恢复自由而积极奔走。张群是张学良在国民党高层官员中最为熟知的一个，自从他们在1930年那次大打卫生麻将，张学良发表“巧电”入关，帮助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以后，两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张学良几次到南京，都有张群迎送陪同，甚至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的时候，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张群也要远赴天津迎接张学良南下参加会议。直到“西安事变”的时候，张学良发表八项主张的电文，公开指责张群为首的外交部的对日妥协，并且在和谈中要求改组政府，结果张群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被迫辞职，自此以后，两人有所疏远，加之张学良被软禁，两人一直未曾会面。直到国民党退到台湾后，张学良移居阳明山，两人再次见面，一笑了恩怨，恢复了交往，成为了晚年的一对好友，张群并且参加了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婚礼，见证了他们坚贞的爱情传奇。当时的张群成为了蒋介石和张学良沟通的可靠桥梁，蒋介石召见张学良就是由张群具体安排，而张学良给蒋介石的书信也是由张群转达的。蒋介石70大寿的时候，张群转送了张学良的贺礼，蒋介石也回赠了礼物。在张群等人的努力下，张学良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到蒋经国等人当政的时候，张群又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不断给台湾当局施加压力，为张学良的最终重获自由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张群在1936年中日外交谈判中的强硬态度…

一生追随蒋介石的张群，以“亲日”著称。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时刻，出任外交部长一年余，主持中日外交谈判，却是一副强硬的姿态，这在他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罕见的一页。
    张群于1935年12月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这是一个“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刻。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野心勃勃，进一步觊觎华北。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全力“围剿”工农红军，而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一再妥协退让，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但日本的侵略欲壑难填，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变华北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达到高潮；国民党内抗日呼声日渐高涨，有些爱国军队揭橥抗日旗帜，纷纷请缨出战；英美也改变了对日本侵华的纵容态度。以“亲日”著称、主持对日外交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为爱国志士狙杀(未死)。更是震动中外。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集团不得不调整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在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提出了“和平与牺牲”的原则，表示日本如果无止境的进攻，超过了“和平的限度”，“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到了没有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惜种种牺牲来拥护国家维持民族的生命的”。但是蒋介石认为要抵抗日本侵略，需要在中国“自立自强”之后，要有三五年的时间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否则就会“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在会后改组国民政府时，除自己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外，任命张群为外交部长。
    张群是蒋介石早年在保定军校和留学日本的同窗，与日本朝野有密切联系，曾多次作为蒋的私人代表出访过日本1927年蒋下野后访日时，参预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会谈，之后又作为蒋的代表留在日本；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时，口卸命与日本交涉；为东北易帜，再去日本疏通。1933年他被蒋派往北平，协助黄郛、何应钦对日交涉。这些年来张一直在蒋身边，最能贯彻蒋的旨意。如今既要改变过去一贯屈辱退让的姿态，又不能立即与日绝交开战，在外交上是要慎密掌握巧妙周旋的。张群自是最佳人选。
    张群走马上任，如履薄冰。“亲日”名声在外，而此时“亲日”之词犹如“卖国”一样臭不可闻，张群不能不竭力表示自己是一切以“党国”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就在他上任不久的12月24日，也就是汪精卫被刺的54天后，汪的对日外交副手、以“亲日”著称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又被“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击毙，尤给张群以极大刺激，何况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列于“锄奸团”的暗杀名单之上。张群犹如惊弓之鸟，胆战心惊。他与蒋介石分析了国际国内诸多因素，认为日本侵华日益扩大，中日之战势不可免，对外除加紧与英美联盟外，还应与近邻苏联修好共同对日；对内则因红军长征至陕北，已非心腹之患，应可集中精力作抗战的各方面动员和准备。因此对日外交谈判，应当改变过去迁就、软弱的立场和委屈求全的态度，全盘调整中日之间的关系，否则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势将为抗日救亡的怒潮所倾覆。
    12月20日，张群以外交部长身份，第一次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张群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开宗明义地宣布中日外交谈判要“商讨中日间整个关系之调整”，“解决中日之纠纷”。同时提醒对方“特别注意”：“在进行商讨解决中日双方问题时，日方在华北一切行动务须停止”，这无异是给日本正在加紧策动华北“自治”的鬼魅伎俩当头一棒。日本大使自以为新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囊中之物，提出要国民政府授权给该会委员长宋哲元“以就地解决中日问题之全权”，张群当即予以拒绝，坚持“两国必须依正常办法，径由外交途径进行交涉”，“不理枝枝节节的交涉，不采取地方交涉的办法”，而就两国关系“有一个整体的调整”，堵塞了日方华北“自治”化的无理要求。日方十分惧怕正在全国迅猛发展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这次会谈中提出：“学生运动逐渐扩大，殊堪忧虑，拟请注意”，意欲中国政府加以镇压。张群回答说，“学生何以有此举动，应请贵方亦特别加以认识”，予以反击。日本大使在这次会谈中处处碰壁，末了摆起架子对张群说：“本人不常在京，有时或嘱须磨(注：即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前来商谈。”张毫不相让，答以“只限阁下与本人商谈，恕不与须磨接洽”。人们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的这份会谈记录可以看出，张群与日方的第一次会谈，即已一改过去中日交涉中的委屈求全姿态。
    此前，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经过与陆军省、海军省三次合议，提出了所谓“对华新政策”的“广田三原则”：一是“中国应先彻底取缔排日，并应抛弃依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二是“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作事实上的默认，反满政策自应抛弃，华北与满洲接壤的地区应实行经济、文化融通与提携”；三是“来自外蒙的赤化是日满支三国的共同威胁，中国应依日本排除威胁的希望，在与外蒙接壤地带作各种合作设施”。日使有吉明在与张群的会谈一开始，就想把这个置中国于日本殖民地地位的“三原则”强加于人，说中国已经“表示无条件的赞同”了。张群当即明确指出：“绝非无条件的赞同”。日使将会谈情况报告东京后，日方使出新花招：1936年1月21日，广田在东京重申“三原则”，还说中国政府“对以上三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到了最近更进一步提议，根据以上三原则举行日华亲善提携的谈判”。这种强权政治令人愤慨，张群立即命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于次日严正宣布：“广田外相演说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
    随后，有吉明被日本方面调回国去，改派了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来与中国谈判中日关系。但是他先后四次拜会张群进行会谈，万变不离其宗，仍要中国首先承认“三原则”。张群秉承蒋介石旨意，对有田明确表示：调整中日邦交的最正当办法，应自东北问题谈起，第一步至少限度，也须先行设法消除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之状态。这无异要日本放弃侵华政策，会谈自然没有任何进展。不久，有田回国继广田任外相，会谈暂告中止。
    日本帝国主义在外交谈判中没有得逞，便加紧了武装侵略中国的步伐，向华北大量增兵，在察哈尔制造紧张气氛，在内蒙公开策划德王“独立”，在北平就“华北防共”、“经济提携”等问题向宋哲元施加压力，还在各地强行走私、贩毒。全国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横行霸道愤怒万分，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8月，日本方面不顾中国政府的拒绝，强行要在中国成都开设领事馆，成都民众万余人23日集会抗议并游行示威，第二天到大川饭店驱逐已到成都的四名日人，日人恼羞成怒，抡起棍棒打人，激怒了示威群众，其中二名日人被打死。接着在9月3日又在广东北海发生了一起开设丸一药房的中野顺三被杀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妄想重演“九·一八”、“一·二八”的故伎，扬言要对海南岛和青岛作“保护性占领”，同时将舰队开向广东和上海，2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进入战备状态。
    在武力要挟的同时，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川樾茂与张群又开始谈判如何“调整”两国关系。在9月15日第一次会谈中，川樾要求中国首先要“改善空气”，“取缔排日”。张群委婉其辞，同时指出，中国各地抗日救国的“一般空气”，都是因为日本“自九·一八”以来，一切行动均系侵略，不知野心有无止境，对于贵国之态度咸抱有绝大之疑虑与不安。这实为进行调整(两国关系)之最大障碍”。日方纠缠了一阵后，在会谈中提出了四项要求：“一、允许在长江驻兵，二、修改教科书，删除排日思想，三、华北五省自治，四、中日经济合作。”张群予以拒绝。然而日方仍然认为中国可欺，在9月23日的第三次会谈中，变本加厉地提出了七点：一，以冀察鲁晋绥五省为缓冲区域，二、仿照华北经济提携形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三、订立共同防共协定，四、建立中日间的航空交通线，特别是上海至福冈航线，五、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六、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七、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包括修改各级学校教科书以及取缔朝鲜人的问题。川樾茂还要求以上七点立即一并解决，“以表示中国方面之诚意!”对于这种比当年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侵略条款，张群愤然予以拒绝，同时代表中国政府指出，要调整中日两国关系，应当一并商谈解决的问题是以下诸点：一、废止淞沪、塘沽停战协定，二、取消冀东伪组织(即殷汝耕政权)，三、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缉私，四、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五、解散察东及绥北匪军(即日方控制的蒙古德王及李守信部队)。谈判毫无结果。
    此后，张群与川樾茂竭力周旋，避免谈判破裂。但是，日方纠缠要中方同意中日两国“共同防共”，而且“防共”和“经济合作”不只在华北，“应包括中国全部”，旨在霸占全中国。张群明确表示拒绝讨论“共同反共”，同时对于日本加紧在华北扩大侵略的种种行径表示不满，指出“日本仍继续其分化政策”，提醒日方“特别注意”。张群的强硬态度颇令日本大使吃惊，他在向外务省的报告中说：“中国态度强硬出乎意外，对华北特殊化地位与中日合作防共，坚持不同意。”他请求国内“指示对策”。
    这年11月，日本关东军一手操纵、指挥的伪蒙军向绥远进犯，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在外交谈判中添加砝码。傅作义指挥绥远军奋起抵抗，得到全国军民热烈声援，蒋介石也表示支持。张群以外交部名义于11月18日正式通知川樾茂：“日本如继续暗助匪伪扰乱绥远，则中日交涉势将无法继续进行。”
    张群在外交谈判桌上的强硬态度，使日方无隙可乘，他们经过精心策划，在12月3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耍出了一个大花招：川樾茂在理屈词穷之时，突然起立朗读了一份双方七次会谈的备忘录，企图强加于人，要中国方面予以承认和接受。张群当即指出：“贵大使刻所朗读之文件，其内容与历次会谈情形显有不符之处，不特有为我方向未谈及之记载，且对我方重要意见遗漏甚多，其中更有贵大使从未提及之事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此种文件。”张群还对川樾茂说：“双方须顾到彼此立场，如塘沽、上海两协定之取消、冀东伪组织之取消、华北非法飞行之终止、察绥伪匪军之消灭以及走私之停止等等问题，系我方最低限度之要求，均应同时解决。”川樾无言以对，把备忘录丢在桌上，不作告辞即匆匆自行离去。张群叫在座的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追出，川樾已登车溜走。高宗武立即派人把这份备忘录送回日本驻华大使馆，川樾茂次日又命人投送外交部，张群仍命将其退回，第三天川樾即离南京去上海。这种如同幼童嬉耍的闹剧，居然发生在堂堂一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外交谈判场合，说来令人齿冷!
    纵观张群与日本方面前后一年的外交折冲，客观地说一直是比较强硬的，已经开始改变了先前国民党政府屈辱退让、妥协求和的一贯作风，遏制了日本帝国主义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作出了有益的努力，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意志，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外交史上罕见的一页。在宦海中沉浮半个多世纪的张群，几乎没有什么政绩可言，但这一年的对日谈判，不能不说是颇有光彩的一页。耐人寻味的是，张群自己对此不以为荣反以为憾，晚年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当年自己“虽已尽最大的忍让，而日方却加紧压迫，和平交涉遂就此搁浅”，言下不胜惋惜。

张道藩

　　张道藩(1899—1968)，字卫之，贵州盘县人（城关镇张家坡）。张道藩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他的一生仕途十分顺利，充满了传奇色彩。

　　张道藩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祖上数人高中进士。他自幼发奋读书，十分刻苦努力。1919年底西渡英国，凭著一身才气，于1921年入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就读。成为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此次来德国旅行，听说徐悲鸿也在柏林，便急匆匆地前来拜访这位艺术上的同道。后进英国维多利亚公园学校、克乃佛穆学院、伦敦大学思乃德学院、巴黎最高美术学院深造。留学期间，张道藩结识了陈立夫等人，在认识陈立夫不久，张道藩即加入国民党，并终身与陈保持着密切联系。1926年2月，张道藩与一位名叫苏珊的法国姑娘结婚，生有一女。

　　张道藩加入国民党后，逐渐成为CC系骨干人物。历任广东省政府秘书，贵州省党务指导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南京市政府秘书长，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1930.4-1930.10.18)，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中央执行委员，内政部常务次长，“国民大会”选举事务副总干事，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校务主任，教育长，中央宣传部长，海外部长，第一届“立法委员”。长期从事官办文化教育事业，参与控制国民党文宣与党务系统。

　　1932年与叶楚伧等成立中国文艺社。1934年组织公余联欢社话剧团。翌年创办国立戏剧学校，兼任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委。

　　1938年于武汉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又兼任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电影企业公司董事长，南京市文化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中央训练团民间艺术训练班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47年组织成立“国际文化合作协会”。

　　1946年，张道藩母亲逝世，他回乡料理丧事，他将夫人苏珊安排在云南曲靖（距盘县120多公里）住下，只身一人回家。在治丧期间，遍访亲朋好友、地方名宿，声明不收丧礼，对推辞不掉的亲朋丧礼金，在离开时亲自造册，全部捐献给了学校作教育之资。他母亲出殡哪天，所过之处路人皆馈赠一人两个月饼。

　　赴台后，于1950年奉派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参与策划推动国民党改造工作，继任CC系首领。创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兼任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中华日报》董事长。

　　1952年10月当选“立法院”院长，主持院务近10年。不时支持CC“立委”问政，制衡陈诚“内阁”，多次遭院内团派“立委”攻讦。

　　1961年因电力加价案而辞职。1965年任“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副董事长暨文艺创作奖审议委员会召集人。

　　1968年6月病逝。号称“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家”。

　　张道藩不且是民国时期的一个著名政治人物，而且也是民国时期著名文艺理论家　，著有《近代欧洲绘画》、《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三民主义文艺论》等。

　　晚年，张道藩在台北写过一本回忆录《酸甜苦辣的回味》，其中一首题画诗有“红云出岫非有意，落叶归根实有情”的诗句，表现了他对故乡的难舍之情。

　　张道藩履历（南开学报档案）：

　　南开中学肄业(1919年)

　　英国伦敦大学美术部思乃德学院毕业(1924年)

　　法国国立最高美术专科学院毕业(1926年)

　　绥远包头烟酒公卖分局徵收员(1915年-1916年)

　　中国国民党驻伦敦总支部评议部部长(1923年-1926年6月)

　　中国国民党驻伦敦总支部评议部部长(1923年-1926年6月)

　　中国国民党广州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1926年6月-1928年)

　　（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农工厅秘书(1926年6月-1928年)

　　中国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1926年11月-1928年)

　　中国国民党组织部秘书(1928年-1931年)

　　（国民政府）南京市政府秘书长(1928年1月-1930年)

　　青岛大学教务长(1930年8月-1932年)

　　（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委员(1930年12月-)

　　（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教育厅厅长(1930年12月-)

　　中国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1931年6月14日-1931年12月29日)

　　中国文艺社发起人(1932年)

　　中国国民党组织委员会委员(1931年12月29日-)

　　（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1932年12月7日-1936年4月8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11月-)

　　中央电影事业委员会委员(1933年4月-)

　　国立戏剧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35年-1936年)

　　国立戏剧学校创办人(1935年)

　　中国国民党文化事业计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35年12月7日-)

　　（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1936年2月12日-1938年1月14日)

　　中国国民党社会部副部长(1938年4月8日-1940年)

　　（国民政府）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会主任委员(1938年6月-)

　　（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1938年1月14日-1939年8月18日)

　　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1939年9月-1940年8月)

　　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1940年8月-1941年)

　　中国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1月6日-1949年7月28日)

　　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部长(1942年12月7日-1943年10月4日)

　　中国国民党海外部部长(1943年10月4日-1944年11月20日)

　　中国国民党组织委员会委员(1944年7月10日-)

　　中央电影企业公司董事长(1946年6月-)

　　（国民政府）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6年-1947年)

　　立法院（第一届）委员(1948年1月-1968年6月12日)

　　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创办人(1950年)

　　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1950年-1968年)

　　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1950年7月26日-1952年10月9日)

　　中华日报董事长(1950年1月-1968年)

　　立法院（第四任）院长(1952年3月17日-1961年2月24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指导小组委员(1956年11月28日-1957年10月26日)

　　中国国民党宣传工作指导小组委员(1957年4月29日-1957年10月26日)

　　中山学术文化基金董事会副董事长(1965年-1968年)

　　文艺创作奖助审议委员会召集人(1965年-1968年)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1968年6月12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57年10月26日-1968年6月12日)

张道藩如何热恋上徐悲鸿妻子蒋碧薇

暑假到了，柏林的夏天比伦敦明朗多了，整洁的外表远胜于整天灰蒙蒙的英国首都。伦敦的灰暗，那是工业革命的后遗症。而战败后的德国，仍有如此整洁的街市，真让人不可小看。

　　张道藩和傅斯年到柏林度假，合租了当地一栋布置得非常雅致的房子，他们打算在此住上好几个月。有一天，两人接待了一对回访的夫妇，女的是这样的打扮：长裙是灰黄色底，大红的花；她站在猩红的地毯上，亭亭玉立，风姿绰约，显得雍容华贵，可谓一幅绝妙的图画，那是艺术家毕生诉求的目标！她就是蒋碧薇！前两天张道藩主动拜访了她和她的丈夫，今天，蒋碧薇和她的丈夫徐悲鸿特地来回访。

　　蒋碧薇、徐悲鸿同是江苏宜兴人，蒋家世居宜兴城南门大人巷，蒋碧薇祖父蒋萼举人出身，出任过高邮州学正。丹徒县教谕，诗文俱有名气。凭借老一辈攒下的宜兴最大的私宅，抚育了蒋碧薇的父亲蒋梅笙，蒋梅笙偕妻戴清波，夫唱妇随，把二女一子教育得知书达礼，大女儿榴珍许配给本县名士程肖琴的公子，门当户对；而二女儿棠珍即蒋碧薇的婚姻，却给蒋梅笙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蒋棠珍13岁时，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给了苏州查家一位叫查紫含的，只等读书结束即要成亲，而徐悲鸿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蒋碧薇的命运，也改变了徐悲鸿自己的命运。1916年，蒋棠珍第二次来到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50号，而这时蒋梅笙任教于复旦大学，宜兴同乡朱了洲把徐悲鸿带进了蒋家，徐悲鸿热情懂礼，兼有非凡的画艺，很快赢得蒋家的欢迎，频频出入蒋家，蒋棠珍少女怀春对这个逃婚的徐先生心生爱慕。当查家提出娶亲的消息传来，心仪棠珍已久的徐悲鸿不失时机，通过朱了洲巧作安排，带蒋棠珍私奔了。

　　1917年5月14日，戴着刻有“碧薇”两字水晶戒指的蒋棠珍，随徐悲鸿踏上了去东瀛的博爱丸轮船。徐悲鸿的耳边还回响着康有为的声音：“悲鸿，你得争气！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说你，都在其次，只有争气，拿出成绩，才是对自己负责的做法。”船已驶抵日本，怀揣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赠送的1600块大洋，两人度起了别有情调的蜜月。而中了朱了洲计的蒋梅笙夫妇俩，为女儿的失踪大为恼火，找了蒋棠珍的义父吴绂卿商量演了一出双簧，发布消息说蒋棠珍探望义父时得急症猝死，并正儿八经置办棺材，找寺庙祭奠后，择地安葬了；还在《申报》登出蒋棠珍的“遗书”呢！

　　蒋碧薇、徐悲鸿的日本生活，10个月后结束了。凭借一身本领，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当上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这个两年前为上海哈同花园画《仓颉像》，并获得康有为题赠“写生入神”的年轻画师，偕新妻跻身北京名流圈子。1918年5月14日下午，徐悲鸿发表《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后改名《中国画改良论》，提出“古法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的观点，可谓有的放矢。

　　蒋碧薇随夫君踏入高层社交圈，感受了徐悲鸿的成功，又随徐氏来到欧洲。1919年5月8日，抵达伦敦，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皇家画院、皇家画会研究会，后转抵巴黎。是年秋，徐悲鸿进入朱利安画院习素描，创作《三松三马图》、《赠姬觉林》、《岁寒三友》，并全身心地投入艺术世界中，巴黎各艺术宫殿画廊都留下了徐悲鸿的足迹。而蒋碧薇呢？徐悲鸿给她找了个老道的法文教师，专学法文。蒋、徐两口子结识了梁启超、杨仲子、蒋百里，徐悲鸿顺利考入法国巴黎高等学校。1920年秋天，两人拜识法国写实主义大师达仰，徐氏之画融入了“西方绘画可采入者”，长进不小。1921年7月，蒋、徐迁居柏林，蒋碧薇认中国驻德公使馆一等秘书张允恺为义兄，获得不少照顾。这时，国内政局变乱，忙于内争的北洋军阀政府断了对留学生的公费资助，蒋、徐在德国的生活陷入危机之中。就在这时，张道藩撞进了他们的生活。

　　张道藩拜识徐悲鸿，是真心想结识这位有才气的画坛人物，徐氏夫妇回访张道藩，给张道藩留下终生印象的却是黑头发、白皮肤的蒋碧薇。

　　1922年的暑假，柏林郊区的写生，结识了徐悲鸿、蒋碧薇伉俪，还学习了德语，张道藩、傅斯年收获不菲。回到多雾的伦敦，第二学年的大学生活开始了，刘纪文、邵元冲进入了张道藩的生活中，要他加入国民党。

刘纪文是有意要认识张道藩的，他其实是孙中山派驻欧洲的代表，这位孙中山的乡党，长张道藩7岁，有日本早稻田大学、英国伦敦经济研究学院、剑桥大学的文凭，1910年就加入了同盟会。1914年7月出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干事，1917年夏任职于上海中华革命党事务所，后任过广东军政府财政部佥事、广东省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长，1920年任陆军部军需司司长。他这时候来欧洲，孙中山要他多考察欧洲政治，多为国民党延揽人才。而老资格的邵元冲呢？却是到过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镀金的一个人物，1911年就主编上海《民国新闻》，1914年编辑《民国》杂志，1917年9月做了孙中山的秘书，代秘书长，这次到欧洲，也是为着壮大国民党阵营而来。张道藩是如何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呢？他自己是这样记述的：　　

　　大概民国十一年我和刘纪文先生在伦敦认识了，他看到我带到伦敦的一本《孙文学说》，又仔细看了我读此书的笔记，知道我很服膺国父孙先生的主张。就对我说：“你这样崇拜孙先生，你应该加入他所领导的革命党。”我说：“我是学美术学文学的，加入革命党不会有什么贡献。”他又说：“革命党里无论什么人都有用，尤其是真心诚意赞成孙先生革命主张的人。”我说：“我本来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世家，从小自然免不了有读书求官做的想法。可是当我在南开读书的时候，听说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那种学问渊博、道德高尚的人还免不了受武人官僚政客的气，所以我到英国以后，不但是不学准备做官的学科，连哲学教育等科都不愿学，就是怕卷入政治圈里去。受那些官僚和武人的气，因而选学了与人无争的美术和文学。我如果加入革命党，将来一定会卷入政治漩涡，免不了受那些混蛋家伙的气。这是和我志愿相违背的，所以我不愿入党。”刘纪文又说：“你这种逃避现实的想法是不应该有的，你既知道那些官僚武人政客的混蛋，正应该加入革命党，大家共同努力把他们打倒，来改造中国。”我听了他的话，虽也认为有道理，但是仍然没有入党的决心。以后我和纪文的友谊一天一天的增进，他不时总刺我一句话：“还没有决心参加革命党，打倒祸国殃民的官僚武人吗？”我总是笑笑了事。

　　后来邵元冲先生来到伦敦，又和纪文来谈过许多次，一定要介绍我入党。邵先生却比纪文会说得多了，一来就长篇大论说上二小时，并且他们要直接写信给国父介绍我入党，真让我感觉有些烦了，但是我又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理由是对的。经过了半年的时间，我为他们的热忱和诚挚的友谊所感而最后同意入党了。

　　接着党的中央要恢复伦敦支部，经过在伦敦数十个老同志和裘祝三与我的努力，伦敦支部在1923年恢复了。那时国内已将中华革命党改为国民党，但是伦敦的同志们还没有得到新的组织规章，所以在支部恢复时纪文主张先照旧的规章恢复起来再说。当时支部内部组织，分为执行、评议两部。选举结果裘祝三当选了执行长，我自己当选了评议长。这是我参加中国国民党工作的开始。

　　一旦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张道藩就许下誓言：“就是把我烧成灰，我还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国民党的伦敦支部恢复了，本来就活跃的张道藩又添一个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工作很是出色。要发展国民党在英国党务，他们首先以工商学共进会的名义，联合留英学生、华侨，定下了四项工作目标：一、劝导伦敦华侨团结，避免隔几年就发生一次派系斗争，这项工作有英国警方支持，稍有收获；二、劝说他们不开赌场；三、劝说他们讲究卫生，养成清洁习惯，免得被英国人轻视；四、教他们说国语，后三项工作则停留在一般性的动员上，收效甚微。

　　这个时候，北洋军阀政客梁士诒到英国活动，引起了留英学生、华侨的警惕。张道藩也知道这个人，是个存心投靠帝国主义的洋奴才，在1922年1月9日，孙中山就以大总统名义宣布过他的罪状。他就联合起另外四名学生、华侨代表到梁氏旅邸警告梁士诒不得密谋与英国签订出卖中国主权的密约。

　　1924年9月，张道藩如愿考入法国国立巴黎最高美术专门学校。刚到巴黎，他迫不及待地沿着瑰丽的塞纳河畔，再次来到艾菲尔铁塔。艾菲尔铁塔这件艺术品是为庆祝法国大革命100周年而建，它坐落于巴黎市区西部的塞纳河左岸，钢骨铁架，气势雄伟，结构优美，浑然一体。铁塔分三层，底层离地面57米，四面都有半圆形的巨大拱门，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高度分别为115米和276米，铁塔的顶尖直刺云霄，高达320米，这件凝聚法兰西民族智慧的艺术品让做着画家梦的张道藩彻底陶醉了。

　　为了进这所学校，从1923年春天开始，张道藩就请人教法语，为留法进一步学画作准备，而这个时候那些公费留学生却因被国内停了经费而正大受其困，而张道藩有曲荔斋世伯接连不断的资助，还有余钱请私人教师，他可是留学生一族中的幸运者了。是年暑假，他特意选择在巴黎住上三个月，学法文、逛名胜；寒假，则去了比利时，到布鲁塞尔拜见蔡元培先生。蔡元培这位中国教育界的元老，资产阶级教育体系的开创者，是1920年5月辞去任职近五年的北京大学校长后，来欧洲考察教育的。访问了蔡元培，又回到伦敦，拿到了伦敦大学美术部发给中国留学生的第一张文凭，完成了3年的学业，顺利转来法国。

　　这个学校开放式办学，实行画室制，张道藩选择了点画派名画家蔼恩勒士提劳望的画室，他提交的作品获教授审查通过，正式成为该画室十名学生之一。

　　巴黎的留学生活更富情趣，张道藩、邵洵美、傅斯年一起从英国转来法兰西。而来自上海滩的邵洵美，这个富豪子弟只差一年就拿到剑桥大学的文凭了，可他大概是图热闹，把即将到手的剑桥文凭丢之脑后，而由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组织的艺术团体天狗会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说起这个团体，还和刘海粟有渊源呢！

1919年10月23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礼堂，在一片“反对传统的艺术模仿的艺术”口号声中天马会成立了，江新、丁悚、张辰伯等人主持其事，这是一个美术爱好者的文艺组织。信息传到巴黎，1921年6月，仿照天马会的模式，在巴黎的一帮中国留学生，鼓捣出了天狗会这一个艺术团体，谢寿康他们有意把这一个团体办得特立独行，光选会长这一关，得选最会拍马屁的人担任，结果一个赵姓留学生荣膺斯职。1924年秋，张道藩、刘纪文、邵洵美转来法国时，应邀加入该会，正赶上改选会长！

　　巴黎一家小咖啡馆里，天狗会新老会员聚会，谢寿康、郭有守、张道藩、邵洵美、徐悲鸿、蒋碧薇等人都在场，经过一番讨论，其他事都有定夺，只是天狗会创始者谢寿康死活不干会长，一向热心过人的郭有守一看时间已经不早，他急着出结论：“我看，次彭兄就不要推辞了，大家都同意了吗！你就勉为其难吧！” “我还是那句话，要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会长这个位子，我是绝对担待不起，你们说，我像那种人吗？”郭有守知道谢寿康还挂着那捉弄人的会长标准，解释说：“这不一样嘛，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而且，只要我们几个人说定了，我负责写一份通告，向所有会员说明，天狗会会长的资格和产生方式已经改变了，是由大家公推最不像马屁精的人担任，这总成了吧！”由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谢次彭当然不肯轻易就范，“不行，我还是不干。”眼看情况有点僵，张道藩出了一个点子：“我看这样吧！今天在座的只有咱们悲鸿兄的夫人是女性，身处西方国度，咱们得学着要尊重女性同胞！听听徐大嫂的意见。”邵洵美大为赞同：“对啊！而且，刚才我们不是说天狗会今后要扩大对女性的服务，也要多争取女性加入吗？徐大嫂，您说，次彭兄是不是该接下这会长？”直接点将了，蒋碧薇从柏林回巴黎后，不再像先前整天困守闺房了，有意识地扩大社交圈子，今天这会，她随悲鸿前来，就是想多和中国留学生取得交流，但今天这场合，全是男人们的天下，她不便多开口，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看大伙斗，没想到自己被点名发言，这时看了一眼提出这个主意的张道藩，发现对方正面露微笑，期待着她表态，她又把目光转向徐悲鸿，他竟然也是一副期待的样子。她听了大半天，心里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干脆抖了出来，“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向思考，你们几位尤其是郭大哥，你的着眼点是非要谢大哥担任会长不可，甚至不惜改变会长的产生方式。而谢大哥呢！则是坚决不担任会长，不管产生的方式是什么。这样僵持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 “嗯，徐大嫂分析得有道理。”邵洵美露出了赞许，而郭有守却有点不服气：“可是徐大嫂，你没说出该怎么办？”蒋碧薇看了悲鸿一眼，他微笑，不做声，眼神中含着期待和鼓励。蒋碧薇接着说：“我们得换一个方向思考，如果我们先撇开会长这个让人不敢恭维的头衔，也许把它空着，将来再说，眼前呢？让谢大哥以另外一个名义负责会务，这样是不是就容易解决了？”郭有守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太高明了，徐大嫂，佩服、佩服，唉，悲鸿兄，嫂夫人真是深藏不露啊！她这两下比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强多了。”就这样，天狗会的改组顺利结束，参照入会的辈分，也考虑年龄的长幼，顺序排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谢寿康还是老大、徐悲鸿老二、张道藩老三、邵洵美老四，狗头军师则是在德国待过一段时间的孙佩苍，为附风雅，简称军师算了。至于郭有守，热心、肯跑腿，封其为“天狗会行走”，刘纪文因为要帮国民党物色人才，东跑西跑，静不下来，是个行脚僧。但郭有守还没完，他对打破这一僵局的蒋碧薇另眼相看了，“诸位，刚才道藩兄说了，天狗会要尊重女性，要争取女性同胞的认同，”他转向蒋碧薇，“我们郑重邀请您第一个加入天狗会，”他提高了声音，“大概没有人反对吧？”一阵掌声，通过了这一动议，张道藩刻意多拍了几下手，他朝蒋碧薇深深地望了一眼，而郭有守还真热情到底了，“开天辟地的第一位女会员，没封号怎么行？将来要是论女会员的辈分，她们非喊徐大嫂祖奶奶不成，但眼前嘛，各位，咱们封她个压寨夫人，好不好？”“压寨夫人万岁！压寨夫人万岁！”不过才六七个人，很大的吼声几乎把小咖啡馆的屋顶给掀翻了，徐悲鸿望望他的夫人，轻轻咬着下嘴唇，他有点不敢信这就是自己的太太。

　　天狗会向英、德各国派出狗公使、狗代表，考察各地狗种、狗性，吸收狗会员，可天狗会内部，凭简章第一条规定，除天狗会这个牌子用“狗”字外，其他凡有用狗字的地方，一律代以“圣”字。诸如放狗屁，得说放圣屁，狗杂种要呼为圣杂种，狗咬耗子，要改称为圣咬耗子。这些奇特的规定，也只有这帮在外国镀金的国之骄子鼓捣得出来，然而这都只能算是分外之事啊！

分内的事呢？张道藩继续学他的绘画，法国绘画传统和英国有异，通过自己的研究，他有自己的结论：“在英国读书的后两年，自己的素描已有基础，学画虽然很有进步，但是从来不敢送到英国皇家学院或其他美术团体每年举行的展览会去，因为还没有把握可以入选。英国皇家学会，是一个研究艺术的中心，但相当守旧，我所读的思乃德学院，所聘请的教授多半是新派的。当我在伦敦的时代，毕业学生的作品，可以代表英国新派的绘画，例如著名的新英国画会的会员，就是以思乃德校友为基础的。新英国画派的‘新’，只能就伦敦情形来说，假如和同一时期的巴黎比起来，它只能说是一个中和派，最多也只能说是接近后期印象派，还谈不到比拟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等好奇标异的画派。这也可以说是英国学术界一向比较保守稳健的缘故。”进了法国国立巴黎最高美术专门学校，他知道了一些与英国殊异的情况：这所学校也是法国美术的研究中心，它的大门是敞开的，学生进去容易，而画室的教授，对素质各异的学生，任凭自身发展。画室习画，虽然有模特儿作标本，但不照模特儿作画也可以，每天虽然要自己签到，你签到后退出画室另外活动，也没人管，张道藩就趁这个机会常常溜出画室，自己花钱买票，到格朗晓米耶学校去作画，他的一幅自画像，就是那时的作品：《自画像》是表现自己构思神态的，左手拄着下颌，右手自然地握着画笔，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自己，脑中在思索着，这幅作品神情逼肖。美专画室的主管教授，每星期只到学校一天，看看学生的作品，加以修改批评，这种教学方法，可让学生自由发展他的天才，不太受教授所在画派的影响，但过于松散的管理模式，就有可能害了进取心不强的学生，也给老生欺负新生提供了条件。

　　画室有几十个学生，作为学生头头的班长，常常捉弄新生，张道藩记忆很深的新生倒霉的事情不少。一次，一个新同学来了，此人仗着有当教育部长的老子作后台，既富有，又骄狂，老生便联合起来整他，借口他不服从班长打扫画室，就用一个大木箱把他装在里面，盖子上用大石头压着，稍稍留一条缝，让他出气，他却推不开，自然别想出来。大家将木箱搁在学校大门前人行道旁边，称之为“活埋”，到晚间下课时，大家一哄而散。这个倒霉的学生在里面挣扎，把所留的一点儿缝隙，反而弄得盖紧了，差一点闷死在里面。幸亏巡街警察听到木箱内有人呻吟，才搬去大石块，打开盖子救出了他。这恶作剧引起很大风波，校方毫不留情地把画室的班长撵出了校门，全画室的同学都背上一个警告。

　　蓝天、碧云。巴黎圣母院，簇拥在芳草花圃之中的卢浮宫，在《蒙娜丽莎》画像前，张道藩牵着一个女孩子的手，细细地观察着这件达·芬奇的传世杰作，蒙娜丽莎端庄的微笑仿佛从任何一个方向都在注视着你，张道藩紧紧盯着蒙娜丽莎的眼眸，完全沉醉了。突然，他脑海中闪出一幅画像，渐渐地清晰起来，“我为何不留下我的蒙娜丽莎像呢？”他想着，就产生了创作的冲动。眼前的Grimonprez(苏姗)是他在美专学校第一个学期结束后结识的，本来不跳舞的张道藩经不住黄序夏等人的怂恿，进了舞厅，结识了巴黎小姐Su Zanne Grimonprez一家人，法国女性对有色人种一视同仁，张道藩很是欣赏，他和这位小姐频频出入舞厅、宫殿、画廊，感情迅速升温。

　　1925年暑假转眼就到了，张道藩、傅斯年、郭有守、Grimonprez一家、徐悲鸿和蒋碧薇一家、魏璞完小姐，这群人不约而同选择了在巴黎远郊墨兰消夏，这是法国首都南部风景绝佳的小镇，今天译为默伦，她处塞纳河上游，当时坐快车需要1小时，气候比巴黎凉爽，空气也比巴黎清新，的确是消夏的好去处。张道藩通过天狗会的关系，与蒋碧薇接触日多，感慨这是难得的东方贤淑女性，心里暗发爱恋之情，但一时无法表露，遂把这份感情转给Grimonprez，并给她取中国名郭淑媛。

　　一天清晨，张道藩、郭淑媛早早地来到一片绿地，四面树花掩映，乳白色的晨雾还笼罩着这一片天地，迎着初升阳光鸣叫的鸟雀，不时地划破这一片静谧。张道藩兴致勃勃，支起了画架，郭淑媛恬静地坐在草地上，左手支着脸庞，一副沉思、憧憬的神态，眼中流露着浓浓的情意，这是一幅绝妙的近代版蒙娜丽莎形象。他展现平生绝技，一笔一画，勾勒，上色，调和……不久，一幅长约两英尺半宽两英尺的油画半身像，便跃然而出，画面上的她神情逼肖，色彩调和。郭淑媛站起来，缓缓走近画架，她看见自己的形象成了爱人的艺术作品，非常兴奋，紧紧地偎依着张道藩，口中喃喃地诉说着……

　　附录:

　　蒋碧微在19岁时勇敢地与徐悲鸿私奔出逃，此后同居多年，辗转各地，生儿育女，最后终因人生志趣不同而在28年后分道扬飙，与徐悲鸿分手之后的蒋碧薇，在签字分手的当天，便拿着徐悲鸿支付的100万元和100幅画，去好朋友家里过除夕，打了通宵麻将，结束了和徐悲鸿的一切关系。

　　1948年，蒋碧薇跟随张道藩去了台湾，成为张道藩公开同居的情人，直到1958年分手。同居的10年间，虽然二人同进同出，但蒋碧薇从未曾以张太太的名义出席过任何活动，身居要职的张道藩自然也无任何离婚的打算。1958年，张道藩原本在法国的妻女回到台湾，暮年的他也开始希望回归家庭。蒋碧薇选择了勇敢放手，开始一个人在台湾的整整20年的孤苦生活，直到1978年去世。

　　曾跟随徐悲鸿出国留学的蒋碧微，学过小提琴也学过法语，是否成功不敢说，但与中国传统妇女总把孩子放在首位不同，蒋碧微反其道而行之，绝不因孩子而放弃个人幸福，颇有西方新潮思想。

　　而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爱得死去活来的蒋碧微，并没抓住她最后的幸福。步入晚年的蒋碧微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大概与任何一个寂寞的老妇人无异。回想从1917年跟随徐悲鸿私奔开始，几十年来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潮水一般的回忆，此时就像大梦一场，而男人们都已四散离去。

　　蒋碧薇去世的时候，房间里还挂着当年徐悲鸿在巴黎为她画的拉琴照。而徐悲鸿辞世的时候，衣袋里还放着当年与蒋碧薇一起在法国购买的旧怀表。

风流政客张道藩

张道藩早年曾留法学习美术，后混迹政坛，因与国画大师徐悲鸿妻子蒋碧薇的婚外恋，最终导致徐蒋婚变，而被世人所不齿。
　　张道藩（1897—1968），字卫之，祖籍江苏南京，出生于贵州盘县。张道藩是蒋介石政权中CC系（陈果夫、陈立夫）的重要人物，并多次出任国民党重要职位。而另一方面，张道藩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其与徐悲鸿妻子蒋碧薇的一段恋情，更使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张道藩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衰，他自幼志存高远，热爱读书，十分刻苦努力。清朝末年，新思潮从西方涌入中国，张道藩深受感染，于1918 年西渡英国求学，凭着一身才气，于1921 年进入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就读，成为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此后，张先后进入英国维多利亚公园学校、克乃佛穆学院、伦敦大学思乃德学院、巴黎最高美术学院深造。这期间，张分别结识了徐悲鸿和陈立夫，而就是这两人，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巴黎认识陈立夫不久，张道藩即加入国民党，并与陈保持了密切联系。而CC系是蒋介石政治舞台上主要的政治势力。当时曾流行一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抗战期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一个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人事处长，一个在中央党部任组织部长（一度与朱家骅交换任教育部长），风光一时。因陈立夫曾留学法国，故留法、比、瑞的学生也成为CC系网罗的对象。凭借私交，张道藩迅速走上政治舞台，并成为CC系的核心成员。陈立夫回国后，曾纠集几个留法同学组织一个极为秘密的“七人团”，又称“青白团”（取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旗之意），除陈氏兄弟外，还有张道藩（贵州）、余井塘（江苏）、张厉生（河北）、叶秀峰（江苏）、徐恩曾（浙江），这几人都成为“中央晚年张道藩。
　　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后来也分别在蒋介石政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北伐以后，国民党势力向西南扩展，受到川、康、贵地方势力的暗中抵制。在周西城把持贵州军政大权期间，蒋介石派人入黔组织“省党部”，周提出条件是由其派人办理，实为抵制国民党中央人物入黔。

其时，陈果夫在组织部下设“党务调查科”，正值周西城抵制“中央”，陈果夫于是派张道藩带电台一部，助手、报务员共三人，秘密进入贵阳做“地下工作”。但不久，被周西城的侦查人员侦破，张被逮捕，后由贵州辛亥老人平刚出面向周西城求情，才保住了张道藩的命，张道藩逃回南京。此后张开始受到蒋介石重用。1929 年，张道藩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0 年先后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浙江省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国热潮，张道藩在杭州的住宅被学生捣毁，被迫辞职，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1932 年，他与叶楚伧等人组建中国文艺社，与“左联”对抗，1934 年组织公余联欢社话剧团，1935 年创办国立戏剧学校，兼任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委，1935 年11 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党政军迁至重庆，张道藩出任国民党中央党校教育处长，后来升任教育长。
　　国共合作后，张道藩于1938 年3 月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这是一个以进步作家为主体的全国文艺界大团结的组织，理监事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田汉、阳翰笙、老舍等人，国民党方面有冯玉祥、叶楚伧、邵力子、柳亚子、张道藩等人。1938年10 月，重庆主办第一届戏剧节，压轴戏是《全民总动员》，重庆戏剧界多位著名演员参加演出，而时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委的张道藩也在剧中扮演“孙将军”。剧团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套马裤呢军服、高筒马靴、黑斗篷，张也非常认真，每天提前化妆，终场才走。张瑞芳回忆说：“这种场面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力量，以及抗战初期全国抗日救亡的炽热气氛。”
　　1941 年6 月22 日，希特勒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同年12 月8 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两国向日本宣战。重庆国民政府也随即发表文告，正式向日本宣战。美国总张道藩手迹。
　　统罗斯福建议蒋介石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并支持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当时，印度加尔各答是远东空运、海运中心，美国援华物资很大一部分由此转运中国。而此时印度为英国殖民地，印度人民为争取独立而斗争。为了加强中、英、印共同抗敌，蒋介石与宋美龄于1942 年2 月4 日访问印度。随员三人中有当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宠惠，蒋介石夫妇的英文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再一个便是张道藩。蒋介石夫妇此行受到印度朝野欢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与蒋介石第一次会见时，双方不是握手、拥抱，而是尼赫鲁向蒋等一行全身拜倒。这本是印度教大礼，对在这种礼节上毫无思想准备的蒋介石，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应对。

正在尴尬之际，张道藩从后面跑出来，在众目注视下，对着印度国大党人员来了一个就地打滚，接着做拜倒姿式。这是印度教的回拜礼节，一下子缓解了气氛。经过与国大党谈判，蒋介石得到了印度人民在争取独立与英国不合作的前提下，“决不做不利于中国抗战的举动”的保证。此行对联合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有极大帮助，此后美英支援中国抗战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加尔各答运到中国，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而张道藩就地一滚，却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极大赞赏。回国后这年11 月，张道藩升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CC系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人。“张道藩地下打滚升上宣传部长”也成为当时一大内幕新闻。
　　1943 年9 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反动的《文化运动纲领》，并于11 月在重庆举行“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周”。张道藩亲自登台宣讲，还指使人打出“民族文艺”的旗号，高唱反共滥调，宣传“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想。是年，张改任海外部部长。
　　1945 年5 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张当选为中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解放战争打响后，蒋介石圈定张道藩为“立法委员”，但他不愿为官，意志十分消沉，宣称要削发为僧，为左右反对，后拜齐白石为师，闭门习画。
　　1949 年，张道藩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赴台后，于1950 年奉派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参与策划推动国民党改造工作，继任CC系首领。
　　1952 年10 月，张当选为“立法院”院长，主持院务近10 年，不时支持CC系“立委”问政，制衡陈诚“内阁”，多次遭到院内团派攻讦。
　　1961 年离职后，张先后出任台湾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中华日报》董事长、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副董事长，1968 年病死台北，终年72 岁。
　　张道藩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在抗战期间，他也确实发挥过独特的作用。然而，他之所以常常被人们谈及，却是因为他与蒋碧薇的恋情，而蒋碧薇，却是张的朋友徐悲鸿的结发妻子。
　　蒋碧薇1898 年出生在宜兴一个世代望族的大家庭里。她天生丽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蒋碧薇13 岁时，父亲做主为其定下了亲事，男方是蒋家的世交、苏州查亮采先生的儿子查紫含。几年后，徐悲鸿闯入了她的生活。徐悲鸿早年曾与蒋碧薇的伯父蒋兆兰和姐夫程伯威同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由此建立了同蒋家的联系，深得蒋碧薇父母的喜爱。他对蒋碧薇一见钟情，成了蒋家的常客以后，便如痴如迷地恋上了她。蒋碧薇也为徐悲鸿的气质和性格所吸引。这一年，传来查紫含在考试中企图作弊的消息，待嫁闺中的蒋碧薇想到自己将托付终生的夫君如此没有出息，痛苦万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毅然接受了徐悲鸿的安排，一起私奔东渡，去了日本。一对如愿以偿的恋人在兴奋和喜悦中开始了美满生活。

1921 年，留学欧洲的张道藩到德国旅行，听说徐悲鸿也在柏林，便急匆匆地前来拜访这位艺术上的同道。谁知这次会面，给他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徐悲鸿的爱妻蒋碧薇，那修长的身材，白皙得近乎透明的皮肤，长可及地的一头秀发，亭亭玉立的风姿，令他久久难忘。
　　当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各种政治色彩的人物都有。一些人由于看不惯国内政治腐败，又对“帮闲文人”的拍马屁举动深恶痛绝，便成立了一个“天狗会”，藉此经常聚首，联络感情。徐悲鸿夫妇、张道藩都是其中的成员。而这一时期，正值徐悲鸿才情勃发，视艺术为第一生命的他对艺术之爱胜过了夫妻情爱，使蒋碧薇颇为委屈。就在此时，张道藩则以其男性少有的细腻情感，不择手段地向蒋碧薇射出了爱神之箭。1926年2 月，蒋碧薇收到张道藩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长信，张道藩向她掏出了一颗赤裸裸的爱心。张道藩的这封信使蒋碧薇陷入万分痛苦的境地，在感情与理智中间不知所措。最终，理智战胜了情感，蒋碧薇下决心关闭了对张道藩的感情闸门，十分理智地回了一封长信，劝张道藩忘了她。张道藩在极度失望中与一位名叫苏珊的法国姑娘结了婚。
　　然而命运的精巧安排，三年后两人又在国内重逢。此时的张道藩已当上了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书，开始了跻身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生涯。已做了母亲并怀上第二个孩子的蒋碧薇长期缺乏对丈夫的理解，而徐悲鸿醉心于艺术，对妻子也少有体贴，双方性格都很倔强，甚至在一些小事上相互也不肯退让，渐渐产生了感情裂痕。与张道藩的相见，无形中勾起了蒋碧薇曾失落过的梦幻。加上黄色小报，“花边新闻”对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师生关系进行添油加醋的渲染，给本来已不和睦的家庭平添了一层阴影。而张道藩也始终未忘对蒋碧薇的恋情，于是，各种关系纠缠在一起，张道藩再次成为徐悲鸿家中的常客。
　　“七七”事变以后，徐悲鸿积极为抗战四处奔走呼号。为避日本飞机轰炸，蒋碧薇应邀搬到有地下室的张道藩家中。此时，苏珊携女儿去庐山避暑。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蒋碧薇终于投入了张道藩的怀抱。不久，蒋碧薇迁居重庆，但她几乎每天都收到张道藩寄自南京的信，满纸情话、缠缠绵绵，挑起她的无限眷恋，徐悲鸿在她心中已经无存了。张道藩调任教育部次长，又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他们之间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了。1942 年，客居新加坡等地达三年之久的徐悲鸿回到国内。对此，蒋碧薇感到十分尴尬，作为徐悲鸿的合法妻子，她无法拒绝丈夫返家，但她已成了张道藩的情妇。她无力摆脱困境，写信给张道藩，倾诉自己无所适从的矛盾心理。张道藩回信提出四条出路，即：一、离婚结婚（双方离婚后再公开结合）；二、逃避求生（放弃一切，双双逃向远方）；三、忍痛重圆（忍痛割爱，做精神上的恋人）；四、保存自由（与徐悲鸿离婚，暗地做张道藩的情妇）。结果，蒋碧薇选择了最后一条路。同年6 月，徐悲鸿来到重庆，此时他并不十分清楚蒋碧薇的变化，试图与之破镜重圆，许多同人也纷纷出面说和。但蒋碧薇打定主意分手。1945 年底，他们终于办完了离婚手续，徐悲鸿答应了蒋碧薇的一切条件，并赠送早年在法国为蒋碧薇画的一幅肖像《琴课》。
　　此时，苏珊也得知真情，她多次要求张道藩与蒋碧薇断绝关系，否则，就要离婚。张道藩从不理睬，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张道藩又不能与苏珊离婚。1949 年初，国民党要员纷纷逃离大陆，身居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宣部长的张道藩亲自安排蒋碧薇去了台湾。根据当年她与徐悲鸿离婚时达成的协议，一对儿女都归蒋碧薇抚养，但他们都先后加入了革命阵营。日后的蒋碧薇只得以情妇的身份与张道藩相伴。但是蒋碧薇毕竟不是张道藩的妻子，不能与他一同公开出入社交场所，也是十分孤单。
　　1953 年10 月，一代大师徐悲鸿谢世，蒋碧薇得知此情时，身边还珍藏着早年与他同在巴黎生活时购买的怀表，泪断如珠。由于精神上无所依托，不久，她又全副身心地回到张道藩身旁。张道藩为了避免家中的麻烦，将苏珊母女远送到澳大利亚养病，从此毫无顾忌地与蒋碧薇住在了一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蒋张之间的恋情好似一盆燃烧日久的木炭，温度渐渐低下来了。蒋碧薇日益感到张道藩心事重重，大有倦鸟思归之势。1958 年底，她煞费苦心，给张道藩写了一封长信，希望能重新燃起他们之间的恋情之火。但张道藩此时对她已经十分冷淡。蒋碧薇终于明白自己再也没有力量将张道藩拖回身边了，此后便离开张，与两个姨孙为伴，淡泊地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1968 年4 月，蒋碧薇听说张道藩病危，便匆匆赶到台北三军总医院。这是他们自1958 年分手后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张道藩离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得闻此讯，蒋碧薇毅然打开了自己的回忆之库，她把自己的一生，所敬所爱、所作所为、所思所念、良心和灵魂都毫无保留地融入了近五十万字的长卷。上篇取名为《我与悲鸿》，下篇取名《我与道藩》。1978 年2 月16 日，蒋碧薇在台北去世。
　　张道藩是个政客，但也是一个文人。他始终未忘学术研究，先后著有《近代欧洲绘画》、《三民主义文艺论》、《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等，被称为“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家”。晚年，张道藩在台北写过一本回忆录《酸甜苦辣的回味》，其中“红云出岫非有意，落叶归根实有情”一句，表现了他对故乡一缕情深，却游子难归、思绪万千、一生矛盾的心情。

CC系

　　C.C派，即“中央俱乐部”（有的称“组织派”），它的英文名称是"Central Club"（“中央俱乐部”）。C.C.派是由陈氏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CC系的实力主要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尤其是组织部、中统局、地方各级党部和教育系统（尤其是大学）。

　　早在国民党执政之前，湖州二陈就与蒋介石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此二人是中华革命党江浙派领袖陈其美的侄子。蒋介石于1906年在日本首次遇见陈其美时，他正在日本学习警法，从那时起他便成了蒋本人成长的楷模。

　　1907年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军事训练学校研习重武器课程时，陈其美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蒋当过陈手下的一个团长，后任上海的军事头目，在进攻杭州的浙江总督衙门时领导过陈的一支“敢死队”。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蒋继续被认作是陈其美的忠实追随者，直到陈于1916年被袁世凯的秘密特务暗杀，蒋一直对陈忠心耿耿。此后，蒋介石继续同他前师的其他追随者和亲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包括这两个来自浙江离蒋的家乡不远的吴兴的外甥。1920年蒋在政治流亡期间，积极介入了陈果夫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金融活动，那是戴季陶和张静江根据孙中山为中华革命党筹资的命令而协助建立起来的。四年之后，蒋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陈果夫曾任过短期教员，接着他当了党的征募人，在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为军校招收新生。

　　与此同时，陈果夫的弟弟立夫从宾夕法尼亚学习了两年后回国。他在那里的匹兹堡大学获得了煤矿工程的学位，并在斯克兰顿（Scranton）的地下煤矿工作过。1926年，陈立夫谢绝了在山东煤矿工作的机会，成了蒋介石的英语机要秘书，在北伐战争中当他的密码负责人。这两兄弟很快在反共分子组织扶蒋的过程中成为主力。到了11月，他们协助在广州的革命同志会中的建立了浙江社。次月，陈果夫去了南昌，企图从中国共产党手中夺回江西革命党支部，并与段锡朋和程天放领导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AB团）挂钩。这些人中有些后来成为CC派的核心人员。该派系于1927年6月正式成立，成为革命同志会的浙江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AB团，及执杖派（如此命名是因为其成员爱用棍棒来恐吓共产党对立派）的大联合。CC派在国民党内变得如此强大的秘密，在于这两兄弟对组织部十年的控制。该部负责建立和审查所有省市级党组织，并向政府、军队、工会和青年组织里的党支部派遣中高级人事干部。陈果夫于1926年成为该部部长，任职六年。而他的弟弟陈立夫负责该部的调查系统，该系统对所登记党员的政治倾向集中存档，并指导了1928-1929年的清洗运动。

　　后来，到了1932年，陈立夫接替他哥哥的位置，当了组织部长，并在后来的四年里把他的活动扩展到情报、调查和安全领域，成了共产党的心腹之患。结果，陈氏在党中央形成了绝对强大的势力。1931年里72名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成员中，有15%属于CC派；中执会180名在1935年当选的委员中有50人是陈氏的人；而且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它的顶峰期间，CC派已有上万成员，其中大多为中低层党的干部。

　　从他们在党和政府内取得的所有成就来看，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CC派期望发现或创造一批“社会的中转站，以传播他们的计划，并让全民接受”。秘密社团组织的法西斯运动，似乎向CC派人员提供了他们所寻求的传播途径。从这点出发，英国人和日本人均把ＣＣ派的机构与法西斯蓝衣社相提并论。据上海市政警察特别分局的一位高级情报人员说：

　　据说，在中国发动一场法西斯运动是蒋介石将军最近一返回政坛就具有的野心。当陈立夫将军，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组织了一个叫做“西西园”的秘密政治团体，并由他的哥哥陈果夫将军任头目，这份野心便日益显露出来。这个团体在成立后改了名字，变成中国国民党“蓝衣团”。但由于意识到在一个党内不适合有任何具体的团体或开始宗派运动，该团体再次改变名称，起名为“蓝衣协会”。同时决定，这个协会应在其自己的组织里有不同的团体。

　　日本特务部门实际上把CC派叫做“CC团”，认为是蒋介石政府的一支反日宣传力量，也是民政界与蓝衣社对等的一个组织。

　　这个团体的使命是在中国组织爱国知识界，以唤醒大众和促进种族的发展，同时为祖国的繁荣而致力于恢复国民运动。该组织反对反蒋军事团体和所有具有反国民党色彩的社会或学术组织。它也以抵消外国影响为目标。这个团体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取得第二次革命的成果。

　　日本人还认为CC团一贯忠于三民主义原则，而把蓝衣社视为“追随法西斯主义原则的专制组织”。

　　这种区别方法似乎不无道理，尤其是从CC团力图在全国的学术界和青年团体中施展其影响这点来看。其渗透工具是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它通常由蒋介石领导，向大多数省和主要城市送去了“中央干事”，这些人负有建立地方支部和在知识青年中成立外围组织的秘密使命。所有支部组织的名字都以“社”结尾，在有些情况下，尤其是派吴醒亚去的上海，有一些不同性质的团体显然用了其他的名字。从另一方面看，在北平和全河北只有一个由张厉生（既是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成员，也是中央执行院党务局在河北省政府的特派员）为协助CC外围组织建立的“诚社”。 “诚社”每第二个周六在河北省党部的大礼堂开会，参加会的二三十个代表本身是五至十人小组的头目，也是大学和院校里被组织起来的骨干。

　　在北平城里，关键的组织者除张厉生以外，还有胡梦华，他奉命挑选大学里品学兼优的男生来面试记者的职位。1933年4月，胡拿到一笔资金，用来创办一个鼓动拥蒋宣传的季刊。他在5月里创办了《人民评论》，发表过反对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和冯玉祥反日的文章，并揭露了汪精卫和张学良的东北政府之间的关系。前来面试的学生还经过了严格的考试，被选中者则成为“基本分子”，须吸纳他们的同学或熟人进入诚社。到了1933-1934年冬天，CC派在北平招收了70多名学生干部，大都来自北大和平大的法学院。CC派将普通学生纳入其圈内的企图，与黄埔一手操纵的、把复兴社成员纳入支持蒋介石反对汪精卫以及其他对手阵营的努力，正好同时发生，尽管他们各自为阵，互相独立。记者们以及受其影响的公众，把黄埔派秘密招纳军事化了的蓝衣社的努力，与贺衷寒为首的所谓“十三太保”连在一起。

　　例如，在1933年《北平晨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说：“蒋介石的党最终将会集中在如何对付汪精卫威胁的计划上。黄埔军校的十三太保……举行了几次会议，他们最终决定成立一个法西斯社团，该决定后来也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陈布雷

　　陈布雷（1890～1948年）中国浙江慈溪人。

　　原名陈训恩，号畏垒，字彦及，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即今日的浙江省宁波中学），后转入宁波效实中学（即今日的宁波市效实中学），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即今日的浙江大学）。同年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12～1920年在宁波效实中学、宁波师范学校等校任教。1920年赴上海，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安葬于杭州市九溪社区上海市总工会疗养院2号楼东邻。

生平

　　1890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余姚市）

　　1907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就学

　　1911年毕业，名列第四名

　　同年秋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用“布雷”为笔名

　　1927年与潘公展同至南昌见蒋介石

　　同年加入国民党，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

　　1928年，辞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职，赴上海任《时事周报》总主笔，创办《新生命月刊》。

　　1929年6月随蒋介石赴北平。

　　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其间，1930年曾赴南京任国民党教育部次长）。

　　1934年5月任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

　　1936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

　　1946年任国府委员。

　　1947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1948年11月13日自杀亡故，终年59岁。

详文

　　●陈布雷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

　　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响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可供自己驱使。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人生的一个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布雷的私德无可挑剔

　　他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

　　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作为蒋介石“御用”笔杆子，陈布雷也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

　　在民族大义上，国共可以团结御辱，但是，国共两党毕竟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陈布雷毕竟是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又担任“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总参谋长”。在他任职期间，他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编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惟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陈布雷自杀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人生道路走到这一步的必然结果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多年来，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有人说他是为垂死的蒋政权“殉葬”，也有人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

　　事实上，陈布雷的死因非常复杂。综观陈布雷的一生，笔者认为，他的舍生弃世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人生道路走到这一步的必然结果。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养成温顺驯服的性格。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另一方面，蒋介石看他无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忠实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对领袖的“知遇之恩”将铭记不忘。

　　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察觉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的，被作为“人民公敌”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这时，那个“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以前他也比喻过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面对现实他感到绝望。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这些，大概都是最终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自认为“百无一用”的病弱书生，终于以“自弃自了”与人世最终告别。陈布雷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深重灾难的一个侧影。

评价

　　陈布雷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与陈诚并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武将”。

　　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陈布雷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作为蒋介石“御用”笔杆，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文稿无数，有诸多名句广为流传。如蒋介石在著名的庐山谈话中的“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等等。

　　但是，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老蒋看到这个报告的文本后，眼红了，生气地把报告摔到陈布雷的面前说：“看人家写得多好!”言下之意是：你从来没替我写过这么好的文章。当时，陈布雷也按捺不住，便顶了一句：“人家可是自己写的!”言下之意是：我不如人家，你呢？没有我代笔，你怕寸步难行。直把老蒋气得几乎要晕过去。

　　淮海战役失利之后，蒋介石在军政会议上，也表达了与崇桢皇帝相近的意思。大意为他如何如何英明，手下则腐败无能。追随蒋介石多年的陈布雷，见委员长在这个节骨眼上还不反躬自省，反而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不禁脱口而出：“一派胡言！”蒋介石愣了半天，脸色铁青地用家乡话说：“书生误国，看错人了。……散会！"，后来，陈布雷自杀了。

　　就文章而论，陈布雷与毛泽东的高下，自然泾渭分明。这个高与低，取决于文章本身技巧吗？当然不是。古人早就说过：“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

　　“文以识为主”，这个“识”字，指的是“见识”，“远见卓识”，它从何而来呢？一点也离不开世界观。（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92年第1期《陈布雷为什么写不过毛泽东》）

　　陈布雷也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书生从政 终被反噬——陈布雷家族的历史悲歌

   尽管布雷自称无派无系，政治上光棍一条，但其实在国民党的政治版图上，却以他为灵魂形成了所谓的“官邸派”。这个书生，注定了要和国民党政权以及这个政权所代表的“道统”的气运相始终。

    1948年11月14日清晨，笼罩在深秋寒意中的南京城里，无数人又惊又疑地读着当天的《中央日报》，上面以三栏长题刊载了一条新闻：
    陈布雷氏昨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人们怎能不惊疑呢？死者乃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追随蒋介石二十年，是最受宠信的“天子近臣”，他本人亦承认，“外间都说我在委座面前说话有效果”。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几天前还在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并受蒋之托，负责草拟“战时体制纲领”。事先毫无征兆，怎么突然就撒手人寰？其中有何蹊跷？
    果然，几天之后中央社就对外宣布，陈布雷是自杀身亡，“以死报国”。他留下的遗书也根据蒋介石的指令，由治丧会照相制版发表。遗书开篇就写道：“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而死……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
    陈的死，让蒋介石极其悲痛。噩耗传来时，他立即中断会议，亲自赶到现场查看。大殓之日，他“偕夫人于上午十一时步入灵堂，亲临吊唁”，“在陈故委员遗像前，为渠二十多年来知己，默念约一分钟，始缓缓退出”，“挽‘当代完人’横匾一幅，悬挂灵堂上端”。在祭文中，蒋更作盖棺论定之语，盛赞“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关于陈自杀的原因，一直都是争论的话题，时至今日仍然众说纷纭。有的认为陈患有突发性的抑郁症，无法解脱；有的说，陈是痛感国事之不可为，要对蒋进行“尸谏”；有的更传言，陈死前曾向蒋犯颜直谏，痛陈国民党权贵尤其是孔、宋两家的腐败，结果被蒋训斥，不堪其辱而死；蒋介石本人则在10年之后表示，陈布雷是因为听信他将下野的谣言，“愤慨之至而以死报国”。
    陈布雷自青年时起，就真诚信仰三民主义，他担任编辑主任的《商报》，坚决拥护国民党，孙中山甚至赞扬“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其宣传比国民党自己办的报纸还更忠实。他一生受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恩遇之隆，无人能出其右，但他对蒋未必没有微词。他的“愚忠”，正是“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
    当他自杀前的十几天里，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47万精锐部队被全歼，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入关，包围平津，11月6日，“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开始，国民党军的主力即将损失殆尽。更严重的是，国民党政权人心尽失，南京、上海接连发生抢米风潮，金圆券迅速贬值，人民生活陷于绝境，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向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被陈布雷寄予了最后一线希望的翁内阁也随之倒台。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是大厦将倾，陈所信仰的“主义”，再也得不到人民的拥戴。
    故陈布雷的死，原不必以“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来解释，这个书生，注定了要和国民党政权以及这个政权所代表的“道统”的气运相始终。
    身世孤寒———长子代父、书生治家
    和几乎所有的蒋介石亲信一样，陈布雷是浙江人。原名训恩的他，少年时因面颊圆润，状如面包，而取笔名布雷(音谐bread)，结果以笔名闻世。
    这个大才子，身世孤寒。他的祖父、父亲都是茶商，生意往来于浙、赣之间。他生下来第二年的正月，母亲应氏就去世了。父亲陈依仁也只活到49岁。父亲生前，他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读书，接受新思想，屡思出国留学，但是父亲都不同意，父亲去世之后，家里十余口全靠他一支笔苦苦支撑。宗族的事务，也要他来维持。书生治家，实在难为他了，他有时候心里觉得委屈，就写信对朋友说：“今而后乃知书生之无用，余向日在校之所习，到乡村理家族事，一无所用之，而乡人所视为克家之条件，在余乃无一而备，非如小学生从头学起不可。”然而，他做事肯用心，又能大公无私，所以得到族人信服，他弟弟妹妹也得到极好的教育。
    他一手带大的弟弟陈训慈，曾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长，为保存完好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作出了杰出贡献。弟弟陈训中学毕业后，被送去上海同文书院学习日文，陈布雷对弟弟说：“甲午战后，为中国大患者，北有俄罗斯，东则日本。民国以后，日本之谋我益亟，忧国之亡，以为欲谋御倭，必先通倭情，由语文而及其文物制度。”训果然不负乃兄所望，精通日文，抗战中为国家多有贡献，后来曾任中央社总编辑、《中央日报》社社长，“其治事一清如水，而自奉一贫如洗”，有乃兄之风。
    陈氏家族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即陈布雷的堂兄陈屺怀。这位老同盟会员曾主持了宁波辛亥光复事务，他一生办学、办报无数，而且特别提携自己的小从弟陈布雷。1910年屺怀与汤寿潜、戴季陶创办《天铎报》，陈布雷参加，当时就因文章得了大名；1920年屺怀又创办《商报》，陈布雷代主笔，在五卅运动中发表评论，“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得到各方瞩目。当时中共方面不仅在《响导周刊》上转载这些文章，还曾打算争取他，按陈布雷的说法是，“对余等极尽拉拢之能事”；陈屺怀则向蒋介石推荐，经过几次接触，布雷犹豫再三之后，终于成为蒋的幕僚长。
    了解了这段渊源，也就不难理解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托人给陈布雷传的一段话：“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是钦佩的，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服务。”

“御用文人”———伴君如伴虎
    陈布雷一生以文章名世。比如他起草的著名的蒋介石庐山讲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
    但是，如果真以为布雷只是个御用文人，“搞文字的”，那就太不了解中国的权力运作模式了—须知道，权力的大小，并不决定于名位的高低，而在于与权力中心距离的远近。所以我们观察中国政局，切莫小看了这些“笔杆子”。
    尽管布雷自称无派无系，政治上光棍一条，但其实在国民党的政治版图上，却以他为灵魂形成了所谓的“官邸派”，也有人称之为“清流派”。陈领导下的侍从室，近水楼台，或可与清代的军机处相比拟，更兼有宦官机构的某些特点，其实际权力，绝不是任何一个浮在面上的中枢机构所能比拟的。
    蒋介石为人精明但心理阴郁，他的难侍候是出了名的。但是，蒋对陈布雷的信任却始终不改。当蒋遇有重大事件时，大都要单独约陈密谈，由陈条陈各方面的意见，供决策参考；蒋每次公开讲话，皆由陈事先起草或拟提纲；即便是蒋即席讲演的记录稿，也必须经陈润色才能定稿。
    位高权重的陈布雷，痛苦烦恼亦无法避免。伴君如伴虎，古往今来的天子近臣，必倾全部心力揣摩上意。所谓天意难测，居于权力顶端的人，往往性格扭曲，多疑而反复无常。陈布雷随侍蒋介石二十年，其中的曲折亦可以想见。
    为了集中精力侍蒋，也为了切断人情往来上的干扰，陈布雷在南京工作时，把家安在上海；在重庆工作时，则把家安在北碚。始终与夫人王允默及子女分居两地。如此不近人情，内中又有多少苦衷。
    由于长期心事重重，精神压力太大，加之长年服用安眠药，陈布雷脸色很难看，一次去云南，吸毒人“慧眼识俊杰”，竟与陈接头打听“吃黑米”的事，这使陈十分沮丧。
    无论如何，陈的书生本色始终不改，他对官场上那一套，时时感到难受。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他就直言不讳地写道：“余于彼等亦常觉格格不相入，盖大多数人言不及义，思不及义，唯知以挈较权利为急务，稍便则酒食征逐，只要瞒得过首领而已。”
    陈布雷的廉洁与谨慎也是惊人的。据工作人员回忆：陈从不收礼，当然上门送礼的也不多。南京时期，舟山一位官员曾送来一大包目鱼干，硬要放在收发室。收发室不收，那人摸出一张卡片，放下就走了。收发何仲明只好在登记本上写上那人的姓名，然后将目鱼干送到厨房，由厨房、门卫等一干人吃掉了，陈一点不知道。一次中秋节，上海一位“国大代表”送来几盒月饼，收发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如法炮制，替陈布雷“代劳”了。等陈布雷自杀之后，家人清点遗物，发现他留下的金圆券“只够付里弄清洁员的小费”。
    当时的报纸曾写了一篇八卦文章，叫《陈布雷怀中三宝》，全文如下：
    陈布雷称记室大手笔，近年佐主席司理笔札，许多重要文告和演词，大都出之他手。陈才思华瞻，下笔敏疾，可是身体甚弱。而且养成习惯，非深夜不能工作，白天则非过午不起。这与主席所倡导的新生活大相悖谬，但主席倚俾甚深，不欲谴责。他无论家居外出，怀中备有法宝三件。一、安眠药片；二、万金油；三、八卦丹。由于用脑过度，他患有失眠之疾，血肉之躯不休息怎行？于是每晚乞灵安眠药片，其次他已养成一种嗜好，即每当摇笔构思的时候，只需在太阳穴搽些万金油，更辅以八卦丹一小块，入口咀嚼，文思即泉涌而出。
    这则剪报，被陈贴在日记里，不知他当日读到是何感受？哭笑不得？或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女儿陈琏———“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陈布雷身在政治漩涡之中，但他却不允许自己的子女参与政治。长子陈迟想报考中央政治学校，他断然拒绝，说“农业也可救国，中华以农立国，化杂草为肥料与拒倭寇救国一样”，要求儿子报考浙大农学院。
    可命运偏生是最爱作弄人的。他越是怕政治，政治就越要来找他的孩子。他最疼爱的女儿陈琏，深深卷入到当时的国共政治斗争之中，而且父女两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万万没想到的是，最终他们竟殊途同归，都在绝望中自尽。
    陈琏的生母，是陈布雷的元配夫人杨氏。杨氏即将分娩前，一天突然哭着对陈布雷说：“昨晚我得了一个噩梦，梦中见三姐入棺，我与众人哭送，却见旁边有一新棺，上写杨氏”。
    一梦成谶。杨氏诞下陈琏之后，很快就去世了。陈布雷狂性大发，将刚出生二十多天的女儿扔出窗外，结果这婴儿却大难不死，被天井里的篾棚架住了。陈布雷十分忏悔，给女儿取名“怜儿”，上学后改名为琏。
    陈琏是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当事者在回忆时几乎都会提到她的容貌：大大的眼睛，两个深深的酒窝，秀丽、端庄，是真正的大家闺秀；然而她又是一个特别倔强和追求上进的人，父亲曾要她念幼师，但是她读了一年之后，和父亲大闹，坚决转学，考入了杭高，之后又考上了当时的“进步堡垒”西南联大。
    陈琏一直仰慕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这些贵族浪漫而富于激情，背叛了自己的出身，为了推翻沙皇统治而不惜杀身成仁。她在合川国立二中读高中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便为她的心迹所感动，发展她入党。她高中毕业后即打算去延安，结果被周恩来、邓颖超劝阻，要她以大局为重，留在大后方。
    在西南联大，陈琏找到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而她的上级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袁永熙。他们很快成为了进步学生运动中的重要人物。1946年底，“沈崇事件”引发了强烈的抗议，而“袁永熙就是这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组织者，陈琏也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
    1947年夏天，陈琏与袁永熙举行了婚礼。但蜜月刚过，两人就意外被捕。陈琏已是有孕在身之人，却十分坚强，在狱中他们守口如瓶，经受住了考验。过了几个月，陈布雷和叶公超才终于将两人保出来。
    解放后，陈琏长期在团中央工作，曾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文革”风暴中，她被批斗，要求交待历史问题，和她的父亲一样，她也留下了遗嘱，要她的孩子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相信毛主席，都要跟共产党走。
    她在团中央时期的老领导胡耀邦，后来给她的纪念文集题了词：“家庭叛逆女中豪杰。”
     嫡长孙陈师孟———亲绿学者中的“铁杆台独”
    陈布雷家族的故事，并没有终结在大陆上。陈布雷也好，陈琏也好，万万想不到，他们的后人中居然出了一个“铁杆台独”。
    陈师孟，陈布雷的嫡长孙。1948年8月生，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系，后又获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66年加入国民党，1991年，因参与“推动废除刑法一百条”运动遭到军警镇压，他愤然退党，转而加入民进党。此时，他受到陈水扁的关注，此后在其力邀下出任台北市政府政务副市长。2000年“大选”后，陈师孟进入“中央银行”任“副总裁”，之后又被陈水扁钦点为“总统府秘书长”，后来还担任过民进党党校校长之职。
    陈师孟被视为最挺扁的亲绿学者，陈水扁到处宣称他是“最佳工作伙伴”，他们的关系再亲密不过。陈师孟曾长文劝扁引退，确是替绿营大局着想。陈水扁这个贪腐的“总统”，已背离了民进党立党时的理想。但是，陈师孟的苦心，并没有得到多少好评。他的老对头李敖讽刺说，根据“宪法”，“总统”请辞下台就不能回来，也没有所谓“代总统”，当初蒋介石又“复行视事”，根本就是“违宪”。陈师孟的做法，是又想要拍阿扁马屁，又要装出一副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样子，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他的祖父陈布雷曾叹息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这句话，陈师孟一定是知道的，只是不晓得，他如今是不是已经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从政，终被反噬。这就是陈家三代人的悲剧吧！

蒋介石御用笔杆陈布雷为何在1948年自杀

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突发，而是自杀身亡，这消息终于在1948年11月18日由中央社发布了。标题是：

　　陈布雷以死报国

　　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中央社电)陈布雷先生逝世经过。17日下午8时临时中常委举行会议时，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提出报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晨起总在上午7时左右。本月13日至上午10时，尚未见起床，秘书蒋君章推门进入卧室，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急请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凡救治，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其时，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榻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其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陈氏家属及秘书随从检点遗物，又于公文箧中发现上总裁书二纸，及分致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诸友人，及留交陈夫人及公子之书信，均先后分别呈送，并由诸友人陆续送交陈委员治丧委员会，复于15日发现陈氏11日手书杂记，亦呈总裁阅览。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十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即将其遗书发交治丧委员会照相制版发表，并命将原件缴还亲存。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汇集各项文件，交中央社发表。

　　消息中虽然没有明白写“自杀”词儿，可是读者心照不宣，陈布雷是服安眠药自杀的；特别是对布雷先生杂记中“油尽灯枯”一语，不少市民、公务员都感到这话真是说透了，是活脱脱的写照。是陈布雷“油尽灯枯”了，还是这个政府“油尽灯枯”了？陈布雷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自杀呢？

　　蒋介石的幕僚和侍从大多是浙江人。这些幕僚差不多都穿着呢子和哔叽的西装和中山装，要不就是军装，只有陈布雷是例外，一身布料长衫，一介寒儒，一副落拓不羁模样。1948年11月11日，陈布雷穿的却是一件马裤呢的长衫，这件棕黑色的长衫，裹着他的骨瘦如柴的伛偻的身躯，越发显得矮小干瘪了。他的冬瓜形的脸，枯黄失血，似乎不像一个老头儿，倒很像一个老太太。只有那大鼻子和一双有力的眼睛，才显示出他的男子汉气概来。当晚，他在南京湖南路私邸的卧室中来回踱着方步，脚步声轻微得听不出来，一桌子香烟蒂头，他手指中还夹着一枝正在燃着的香烟。他不断地咳嗽。已经是初冬了，但是他黄瘪的脸上汗珠直冒。是的，他心中剧烈翻腾，真似翻江倒海，他已决定要离开这个纷扰的世界、离开这个已经生活了59年的人世间了。后来有一种传说，据说是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脾气暴躁，陈布雷犯颜直谏，被蒋介石打了一个巴掌，清高的陈布雷认为是奇耻大辱，自杀身亡。这种传说，说它不像，倒也有点根据，那就是当时的时局和背景确实如此，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挥师入关，淮海战役序幕刚揭开，蒋家王朝即将崩溃，这是举国皆知的事了。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幕僚长，日理机要，他比别的人更明白这个大势，更了解这个内幕，更知道这个真相。陈布雷之死，是在王朝末日一个走错了道路而又不能自拔的文士的必然结果。当时有人把陈布雷之死与王国维相比。历史的比拟不可能完全一致，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在文学、考古等方面的造诣，是陈布雷所不能比的；但陈布雷毕竟也是一个才子，辛亥革命时在上海办《天铎报》，笔扫千军。陈、王又是浙江同乡，从对旧时代绝望又不能自拔而最后殉于王朝这一点来说，他们两人倒颇有相似之处。人的死，有许多不同情况，有时刺激太深，骤然而死，是不能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有的死前有一段过程，却会像过电影一样回顾他一生中主要的遭遇。

　　陈布雷已经好几夜没有合眼了。他自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之后，长期深夜工作，绞尽脑汁，神经极度衰弱，失眠确实非常严重，几乎每天都是靠安眠药解决短暂休息的。如今，他对着一小瓶安眠药，长叹一声，真的是要长眠了，长长地休息了，离开这个血火风雨的世界了！想到这里，他停住了脚步，坐在转椅上，倒了一杯开水，把安眠药一粒一粒倒出来，一粒一粒丢进口中，一口水、一口水咽下去。一时还不能入眠，他坐在转椅上，握笔写起杂记来。

　　一开头他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陈布雷停住笔，呆呆地想了一会儿。这是确有的真事，那是抗日战争中从武汉撤退至重庆途中，遭到日机轰炸，几乎遭难。当时如果死了，是为抗日而死，当然是重于泰山了。他想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又展纸执笔写道：

　　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

　　而今我是为了……

写到这里，陈布雷又停住笔想，难道能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吗？不，不能，这样我的兄弟、妻子、儿女怎么办？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那是11月8日，就是前3天，蒋介石召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开联席会议，他咬牙切齿地说：“……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陈布雷一听，顿时呆了！当天陈布雷整理蒋的讲话记录时，略去了这句话，蒋介石一看，发火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至少在陈布雷面前蒋从来没有发过脾气。蒋介石对陈布雷一向是“礼贤下士”，十分尊敬的。陈布雷讷讷地说：“蒋先生，抗战八年那是抵御外患，剿匪八年时间是不是说得太长了点？”蒋介石怒气冲冲，拍了一下桌子说：“你现在怎么啦，脑力是不是太疲劳了，一点也不能用啦？你就照我讲的写，不准略去。这是表示我破釜沉舟之决心，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抗战八年终于胜利，剿匪八年也必获胜利。”陈布雷吓呆了，他想这简直有点迷信了，难道一定是8年都能获胜吗？他不禁又想起上月11日，蒋介石在一次大会上也祈求过神灵，说：“……九一八以后17年来，中国无一日不可亡，而其所以还没有亡，只是靠‘总理在天之灵’。”完了！固执己见，国事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是靠神灵，哪能不完蛋！可是这能写进杂记里去吗？陈布雷一想，又写了下去：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我有一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只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而死，但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一种极不可恕之罪恶。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

　　陈布雷写到这里又顿了一顿，他想到“自杀”总是不名誉之事，为何要自杀呢？这事怕还没有说清楚，他又执笔写了下去：

　　但我这一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的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状况好转而免。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作思虑，则生命便失去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何况有形的身体。

　　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而客观形势的要求，十倍艰难，也十倍复杂于当时，然则如我者，将何以自处。

　　陈布雷摇摇头，他还想写下一些与友人、兄弟之间的谈话。他写道：

　　某日曾与立夫(又常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须(一)使我有好身体。(二)领袖对我只有几多分量能挑起来有大体的认识，而勿高估我精力，和抗战时候一样。(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然后我这一颗心，才定得下来。

　　但是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

　　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

　　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家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

　　写到这里，陈布雷潸然泪下。

　　烛光摇曳，室内静极，陈布雷站了起来，他踱着步，一边走一边想：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从一而终，以死表白心迹，一了百了。但是给主子还是要写下遗言的。他知道自己一死，免不了上下猜疑，死者已矣，危及家属妻儿，这可罪孽深重。他于是又坐到椅子上，提起笔来，先给蒋介石上书：

　　介石总裁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哀，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陈布雷一口气写完了给蒋介石的上书，心头平静了不少。蒋介石夫妇对他的知遇，使这个书生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

蒋介石谋士陈布雷自杀之谜最后一句话让人深思

陈布雷年轻时，以“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的如椽之笔，横扫千军如卷席；中年后步入政坛，成为蒋介石的“文胆”和谋士；但是，抗战胜利，内战爆发，他为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不堪忧伤不已，悲愤交加，只能走向悲剧的结局。本书依据新发现的几十本陈布雷日记，对他的死因作了深入、全面的解读，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和可读性。

陈布雷之死激起千层浪

1948年11月14日清早，南京城内爆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中央日报》的第2版以3栏长题，刊载着一条新闻: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

南京城掀起了一阵议论和传言。

“略感疲劳，照常办公，怎么会突告去世，真是奇怪！”

“唉辽沈会战失利，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前途凶险，国军在东北、华北都吃了败仗。陈老夫子是不是感到半壁江山岌岌可危了？”

还有一些谣传:“听说陈老夫子向总统进忠谏，总统发脾气了，打了陈老夫子一个耳光，陈老夫子羞愧交加，便吞安眠药自杀了。”

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突发，而是自杀身亡，这消息终于在11月18日由中央社发布:

（中央社电）陈布雷先生逝世经过。17日下午8时临时中常委举行会议时，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提出报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晨起总在上午7时左右。本月13日至上午10时，尚未见起床，秘书蒋君章推门进入卧室，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急请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凡救治，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其时，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榻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其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陈氏家属及秘书随从检点遗物，又于公文箧中发现上总裁书二纸，及分致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诸友人，及留交陈夫人及公子之书信，均先后分别呈送，并由诸友人陆续送交陈委员治丧委员会，复于15日发现陈氏11日手书杂记，亦呈总裁阅览……

消息中虽然没有写明“自杀”，可是读者心照不宣，陈布雷是服安眠药自杀的；特别是对布雷先生杂记中“油尽灯枯”一语，不少市民、公务员都感到这话真是说透了。

走得清清白白

时已深夜，陈布雷根本没有睡意，他知道这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几个小时，他想要将身体沐浴一下，死得清清白白。沐浴之后，换了里外衣衫，在外面穿了一件棕黑色的马裤呢长衫，坐在写字台旁，燃起一支香烟。

这里天已近五更，寒气袭人，可是陈布雷却不觉寒冷，他又燃起了一支香烟，心想，这是最后的时刻，必须来得清白，去得清白，把所有的事交割清楚。他先写了一封遗书致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洪兰友，托照料中政会之事。又写了一封遗书给张道藩，瞩托移交“宣传小组”账目及单据。最后，留函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其中一段话表示了决绝之心:“我已无生存人世之必要，故请兄等千万勿再请医生医我（医我我亦决不能活，徒然加长我的痛苦，断不能回生也）。”关于死后如何发表消息，陈布雷留言:“不如直说‘从8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至于文件放在何处:“有小箱一只，标明BSS，内藏侍从室时代历年所办有关外交文件卷夹……”还有呈委座函，托谁呈阅……此外一再表明:物价日高，务必薄殓、薄棺、薄埋等。陈布雷在留秘书函中说，床下新皮箱内，尚有金圆券700元，嘱赠陶副官300元。陈布雷确实是两袖清风，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是罕见的，因为当时米价已合金圆券三百几十元一石了。

远处传来晨钟声，其声悠悠，宛如慈溪故乡寺院内的钟声，天已露白。陈布雷取出两瓶安眠药，吞下了一瓶，又吞下了大半瓶，喝了一口水，环顾了一下四周，和衣躺到床上。

11月13日上午，听到陈布雷死讯，蒋介石面色发白，随即取消了当天会议。面对陈布雷遗容，默默无言，临走吩咐:“好好地料理后事，我派俞局长（军务局长俞济时）和陈局长（政务局长陈方）来帮助你们。”

随后，宋美龄在陶希圣的陪同下也上楼来了，她穿着黑丝绒旗袍，步履沉重。走到陈布雷遗体旁，看见陈布雷那蜡黄干枯的脸，不由得闭上了眼睛。她的两只手颤抖着合了起来，摆到了自己胸前，她的嘴蠕动着，眼角里滴出几滴晶莹的泪珠。

宋美龄回去给蒋介石讲了陈布雷夫人王允默希望布雷安葬杭州一事，蒋介石在房内踱了几圈，他一边踱步，一边思潮翻滚，自从戴笠死后，他又一次感到若有所失。他对这个追随他二十多年，日日夜夜为他起草文稿，忠心耿耿，又是一尘不染的人的死去，确感如失左右手。他不禁提起了发抖的手，战战兢兢地写了一幅横匾:“当代完人”。

陈布雷遗体是1948年11月15日在南京中国殡仪馆大殓的，当时灵堂四壁素联，首先是蒋介石的“当代完人”横幅，还有李宗仁的“有笔如椽，谠论雄文惊一代；赤心谋国，渊谟忠荩炳千秋”等等。而他的许多遗书则是在11月24日后才公开发表的，是经过蒋介石点头的。

陈布雷给蒋介石和家属、朋友、属下的信中都一致避免说出真相，这是因为他知道，不能给家属等留下后患，所以送交蒋介石亲阅后，蒋介石认为公之于世也无妨，这是陈布雷的绝顶聪明处。陈布雷死后，家属兄弟等均未受到牵累。

“让我安静些！”是他最后一句话

陈布雷对待随身副官陶永标如子侄，自杀前给陶留下一封遗书，托付后事，对陶的出路也作了安排。陶永标有一段回忆:

布雷先生做了半辈子官，而且是大官，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从不搞特权，生活上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人所共见，房间里家具装饰也很简单，会客室中只有3把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对于贪官污吏和各派特务，布雷先生更深恶痛绝……

1943年10月，蒋介石到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当时蒋兼行政院长，副院长是孔祥熙，蒋既出国，孔当然代行院长职务，布雷先生以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身份，有事须与孔祥熙联系。一天，在院办公处谈毕公事，正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布雷先生一个信封说:“布雷先生，你身体不好，子女又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小意思，聊表微意。”布雷先生脸孔一阵红，立刻把信封退还给孔。过了几天，布雷先生的侄孙，即屺怀先生长孙陈辟尘，在中央银行工作，来探望布雷先生这位叔祖，说起孔祥熙这种手段是经常用的，委员长身边的人几乎都拿到过，这次给叔祖据说是第一次送。“叔祖，你猜里面封的是什么东西？”

布雷先生说:“当然是钱啰！”陈辟尘:“叔祖，你知道有多少？”

布雷先生:“我看都没有看过，怎么晓得？”

陈辟尘:“是100万元的银行本票。”

陈布雷叹口气说:“腐败，腐败。”接着他用半戏谑的口吻说:“你们的总裁。哼，他想做本党的总裁，选不上，就在中央银行也设了一个总裁。唉，你们的总裁，这个总裁……”

关于陈布雷最后的时刻，陶永标这样回忆:

回到公馆时间已不早，我叫伙房快上饭菜让主任用膳，不料他一口推却说:“我觉得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我劝他:“不吃怎么行，多少吃些吧，半碗也好。”可是，这次他态度很坚决:“我实在一点也吃不进，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接着他又吩咐:“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一切改日再说，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他上了一半楼梯又转过身来重复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让我安静些！”这是布雷先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心力交瘁是他弃世一大因素

陈布雷之死，除了看透王朝末日，心力交瘁，确也是很大因素。陈夫人王允默女士说:“先夫子一生，诚可谓历尽艰辛。年16而失恃（丧母），25而失怙（丧父），此一大家庭之重任，乃落于一身。时弟妹众多，皆未成立。宗族乡党诸事，俱待规划、继理。先夫子乃辞去教职，一意家居，日常琐细，无不躬亲料理。盖以此为自身责任所在，不容趋避，虽因此牺牲一己之精力事业，亦无所惜。其服务于新闻界及政界，此种强烈执着之责任观念，始于为其思虑决断之中心。而其健康之所以未能及时挽回，终至日趋衰病，此实亦原因之一也。”

陈布雷责任心强，虽然感到不舒服，但还不肯休息，直到不能再拖，才作短期告假。1947年7月上庐山休养。越一周，致书蒋君章谓:“上山已七天，而脑力筋力之疲颓，曾不因接触大自然而恢复。至于体力不济，亦极可惊。出脂江路到传习学舍散步，一来回须两小时许。加以目光散漫，手腕颤痛，与三十四年（1945年）夏季无异。现在上午只能略看闲书，下午僵卧，傍晚散步，夜间绝对不作事，十时即安排就寝。如此休养，尚且毫无效果。于是弟悟年力衰老之已难补救也。”

55年后，蒋介石机要秘书一段口述

陈布雷为什么会自杀？蒋介石机要秘书周宏涛2003年9月15日有一段口述正式出版。周把陈自杀前国民党经济和军事失败背景以及美方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和桂系白崇禧拆台，蒋介石可能下台的情况讲得很清楚，可以参考。

我一直没料到布公会走上自杀之途。回想到十几天以前去见他时，还很慷慨激昂地跟他谈到列强对我国不正确的批评又中伤蒋公，我也对那么多受到蒋公栽培的将领临危竟然叛变非常愤慨。布公低头默然，倾听着，有时以点头回应，我感觉到他的无奈及伤心。讲完我就告辞了，却没想到他隔了没多久竟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多年后，蒋公才亲口说出，陈布雷的自杀，是因为外间散布蒋公即将下野的谣言之故。陈布雷当时留下两封遗书给蒋公，第二封遗书中这么写着:“……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已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另方面，他也觉得自己已经枯竭，无法再为蒋公效力，终致走上绝路。

10年后，蒋公对党内的一次讲话中提到陈布雷的这番话:“当时余曾决心死守南京渐图光复，然如三十七年陈布雷同志去世时致余二信，尤以第二封信为最，在其自杀前一星期的政治会议后，在休息室向余报告外间谣言无奇不有，而党内亦人人如此说，并指明某同志之言论态度，极表愤慨，后果因此以死报国。”蒋公指的是要他下野的事。徐蚌会战期间，桂系要求蒋公交出领导棒子，陈布雷为此忧愤不已，终于导致他的自杀。

是否曾向蒋介石冒死忠谏？

11月28日，距陈布雷自杀不过半个月，在一个小规模会议上，蒋介石对高级文武官员说:“在座的诸位都知道，近来局势危艰，于党国很不利。值此千钧一发之际，更须本党同志精诚团结，同仇敌忾，而绝不允许任何人有涣散军心、动摇斗志的言论和行动。”蒋介石语调很严峻，他说:“共产党的宣传厉害得很呐！连布雷先生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受共产党的影响，我们万万不可轻视呐！”

蒋介石接着又说:“我还要说一件事。有人曾经对我陈言，说要让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加上夫人宋美龄，拿出五亿美元，用于国家。这是什么话！嗯！”蒋介石火气上来了，声音也提高了。“宋子文有什么钱，嗯！孔祥熙有什么钱，嗯！至于夫人，那就更没有钱了。所以，这个，散布这个言论，不管怎么说，只会给党国带来危害，有利于共产党！”

蒋介石虽然没有讲明陈言者是谁，大家猜想是陈布雷。于是，陈布雷死前曾对蒋进行过忠谏之说更是不胫而走了。

特殊的“潜伏”：陈布雷女儿女婿的卧底生涯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文胆”、心腹，可是，陈布雷的女儿、女婿却是有名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一直“潜伏”在敌后，甚至为此入狱。

    陈琏是陈布雷最钟爱的骨肉至亲。陈琏也深爱父亲，但是为追求理想，她不顾亲情，走上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

    翁婿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女婿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刻，这显得多少有些尴尬。

    恋爱

    北京电视台最近热播的连续剧《潜伏》受到广大观众的强烈欢迎并非偶然。它以扣人心弦的场面、曲折离奇的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国共谍战的历史。它虽然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影视作品，却并非胡编乱造的“戏说”，而是具有大量真实史料作为后盾的。

    蒋介石贴身国策顾问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和女婿袁永熙就是这样一对“潜伏者”。

    陈布雷(1890年-1948年)，浙江宁波慈溪人，是蒋介石最信赖的同乡和最亲近的侍从主任、国策顾问、智囊，在蒋介石身边工作长达20余年。蒋介石遇有重大事件，大都要单独跟陈布雷密谈，由陈整理各方面的意见，以供蒋决策；蒋介石每次对文武官员讲话，或由陈布雷事先起草，或由陈布雷预拟提纲。即便是蒋介石即席讲演的记录，也要经陈布雷润色才能定稿；此外，凡是蒋介石发出的重要电稿，都要经陈布雷一一审阅订正。因此，陈布雷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是蒋介石的心腹要员。

    就在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家里，竟然出现了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她于1919年生后不久，母亲杨宏农(品仙)就因产褥热去世。陈布雷倍加疼爱幼女，为她取乳名“怜儿”。

    陈琏是个非常美丽的才女，当事者在回忆时几乎都会提到她的花容月貌：大大的眼睛，深深的酒窝，秀丽、端庄，是真正的大家闺秀。然而她又是一个特别倔强和追求上进的人，父亲曾要她进幼儿师范，但她读了一年之后，就和父亲大闹，坚决转学，考入了杭州高等学校。

    陈琏一直仰慕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这些贵族浪漫而富于激情，背叛了自己的出身，为了推翻沙皇统治而不惜杀身成仁。陈琏是陈布雷最钟爱的骨肉至亲。怜儿也深爱父亲，但是为追求理想，陈琏不顾亲情，走上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陈布雷带着怜儿撤退到重庆。她在合川国立二中读高中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便为她的心迹所感动，发展她秘密入党。她高中毕业后即打算去延安，结果被周恩来、邓颖超劝阻，要她以大局为重，留在父亲身边从事地下活动。

    陈琏于1939年20岁时，考入昆明西南联大。陈琏秘密活动的上级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袁永熙。袁也出自名门望族，祖父是清朝的显宦，和徐世昌是儿女亲家。袁永熙还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副部长)叶公超的内弟。他比陈琏大两岁，也在西南联大读书。

    1940年，23岁的袁永熙已经是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支书，后来又担任总支书记。抗日战争期间，昆明西南联大的革命青年运动非常活跃：读书会、歌咏会、朗诵会、墙报，以及上街宣传抗日、募捐、演戏等一系列救亡运动，构成了进步青年火热的生活。而当时在艰苦生活中患着肺病的袁永熙正是西南联大活动的主要领导者。自然而然地，陈琏和袁永熙相爱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袁永熙回到北平，任“平津南方局”地下党负责人，北平学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敌伪产业处理局”的职员。1946年秋季，27岁的陈琏大学毕业，也到北平工作，担任贝满女子中学历史教员。她对住在南京的父亲提出：要跟袁永熙结婚。远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陈布雷，对怜儿的婚姻非常关切，对于未来女婿一切疑点都倍加详查。他暗中委托国民党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详查袁永熙其人。据密报：袁永熙人品才学俱佳！而且，外交部次长叶公超教授是袁永熙的姐夫，孙国华教授是他另一个姐夫，吴晗教授是袁永熙的好朋友，朱自清教授则和孙国华相熟，对袁永熙十分赏识。陈布雷欣然接纳了这位门当户对的乘龙快婿。

    1947年8月10日，袁永熙和陈琏在北平成婚。隆重的婚礼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及其太太、小姐们应邀而至，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先生证婚。北大、清华校友们送的礼物是一套《鲁迅全集》……

入狱

    新婚生活甜蜜幸福。“陈布雷的女儿”这块招牌为他们夫妻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但不久，发生了“地下电台案”。因为意志薄弱者的叛变供认，特务知道了北平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地点。袁永熙引起特务怀疑。1947年9月，军统特务从棉花胡同甲5号的房顶纵身跃下，包围了袁永熙和陈琏的住房，在家中搜出了“民青(民主青年联盟)纲领”等文件。

    1947年9月24日，刚刚度过蜜月的新婚夫妇双双进了牢房。国民党特务用尽一切办法，也没能使他们屈服。于是，北平的特务把陈琏、袁永熙用飞机押送到南京，关在国防部保密局，听候发落。

    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后，面临威逼利诱，陈琏、袁永熙机智应对，使军统特务无隙可乘，一无所获。陈琏、袁永熙掩护了同志，保全了组织，自己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也没有暴露。

    软禁之时，袁永熙会从容地突然对军统特务说：“来，抽支烟。”然后翻开地图，暗中查看解放军已打到什么地方。

    女儿和女婿以“共党嫌疑”之名关押在南京国防部，无异给一向标榜“效忠党国”的陈布雷以公开的羞辱。他反复权衡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短信：“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

    其实蒋介石早就接到密报：袁永熙、陈琏只是“嫌疑”而已，况且蒋对陈布雷这个跟随自己20多年的心腹智囊十分了解，他不会轻易开口求人的。看了陈布雷的短信，蒋介石必须对此案有个了结。

    在一次宴请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后，蒋介石告诉陈布雷：“你女儿女婿的案子，我已派人查过，不是共产党，是'民青'(民主青年联盟成员)，你可以把他们领回去，要严加管教。”于是，陈布雷开始为保释怜儿和女婿出狱积极活动。

    1948年5月底，陈布雷和国民党元老叶公超出面具保。但由于“民青”的关系已无法否认，袁永熙在出狱时不得不签了一份“悔过书”。不过他在“受共党蛊惑、误入歧途”这类词句前都坚持加上“并未”二字，以示不服。

    归队

    1948年1月底，陈琏先出狱，来到南京湖南路陈布雷官邸。稍事休息后，她由舅父陪同，回到浙江慈溪老家。此后，失去自由8个月的袁永熙也被保释出狱。翁婿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女婿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刻，这显得多少有些尴尬。

    袁永熙在陈公馆住了3天。陈布雷请来亲朋好友为他洗尘。翁婿之间相处甚洽，陈布雷嘱托女婿：“怜儿已经回慈溪老家了，你也到那边乡下去。我已是风烛残年，自顾不暇，怜儿就托付给你了。国家多难，好自为之。”半年以后，陈琏夫妇回到南京，陈琏到国立编译馆工作，袁永熙在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当科长。遵照地下党的安排，他们潜伏在国民党要员陈布雷身边，继续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

    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电话召女婿到公馆长谈。陈布雷说：“永熙，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你和怜儿千万不要卷到这里面去。我搞了大半辈子政治，一生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以致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次日凌晨，油尽灯枯的国民党要员陈布雷在极度失望中饮药自尽，享年仅59岁。

    父亲突然逝去，在陈琏心底掀起巨澜，她深深感到惋惜。尽管她和父亲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但殷殷父女之情怎能忘怀？

    11月15日是陈布雷大殓之日，上海地下党秘密委派陈琏的表妹翁郁文(中共地下党员)专程到南京，带来了组织上对陈琏的关心，并告之可以安排他们夫妇秘密到“那边(解放区)”去工作。之后，陈琏跟着袁永熙匆匆赶到上海，上海地下党交通站站长乔石热情接待了他们，为他们准备了去苏北解放区的通行证，并祝愿他们一路顺风。
    1949年1月，袁永熙、陈琏由中共地下党交通部门秘密护送，逃离国民党统治的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经镇江到苏北，穿越硝烟方尽的淮海战场，直奔石家庄，终于归队。很快，他们又加入了解放北平的革命队伍！

后话

    在接下来的历史审查中，袁永熙在狱中签字的那张“悔过书”成了争论的焦点。经过刘少奇批示，“开除党籍，可以重新入党”。新中国成立后，袁永熙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袁永熙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出党。批判斗争的消息登在报刊的头版头条。为了服从党的利益，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38岁的陈琏打报告给组织，宣布与袁永熙离婚。此后陈琏终生未嫁，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过活。

    1962年，陈琏调往上海到华东局宣传部工作。临行前一天，她托亲戚带领，让三个孩子去跟父亲聚会一天，自己避而未见。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陈琏的“历史问题”再次受到审查，被造反派定为“叛徒”,遭到无情的揪斗。

    1967年11月19日的早晨，48岁的陈琏穿着一身整洁的衣服，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楼上飘然跳下。人们在她的桌上发现了遗书：“同志们，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真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文胆”陈布雷

陈布雷追随蒋介石大半生，到头来终于看破时局，心灰意冷。他给身边的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些！”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1890 年（清朝光绪十六年）出生，15 岁（1904）中秀才，17 岁时在宁波府中学堂念书，因为闹*，自动退学，22 岁在浙江高等学校毕业。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同学们看他肥嘟嘟的脸蛋，戏呼他是“面包孩儿”，而面包英文单词Bread，再由译音改为布雷，于是就干脆叫他陈布雷了。民国成立后，陈加入同盟会，从事教育与新闻工作。自1927 年春在南昌初见蒋介石，加入国民党后，陈布雷成为蒋氏身边极为显赫的人物。

1907 年起他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求学。1909 年春天，杭州各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有三千学生参加，在图画老师包蝶仙指导下，陈布雷、邵飘萍这几个后来新闻史上放过光焰的人物办起了一份油印小报，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早的报纸。从这里，开始了陈布雷的文人生活。

1920 年，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参加《韦氏大字典》的编译。正值《商报》创刊，他再次踏入报界，任《商报》编辑主任，负责撰写评论，每星期5 篇，星期天撰写短评。《商报》本来是一家商业报纸，有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栏目，以及副刊“商余”等，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陈布雷执笔的那些时评，他的文章议论透辟、文笔犀利，深得读者喜欢，被报界誉为“突起之异军”。1923 年，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开始使用“畏垒”的笔名。他不惮军阀的强势，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如曹锟贿选、孙传芳举兵入浙江等，他都曾发表旗帜鲜明的反对文章。

1925 年3 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上海《时事新报》评论说“中山陈布雷先生之精神，早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陈布雷马上在《商报》发表《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的评论予以驳斥。共产党主办的《向导》曾转载他在《商报》的评论，肖楚女致函示好，希望他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力量。但这与他的思想有距离。他没有回应。1926 年元旦《商报》创刊五周年，他写下《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对这段历史做了一番总结。12 月间，《商报》连载陈布雷所著长文《九仞一篑中之危言》，对汉口工潮大发议论，语多指斥。陈布雷认为：北伐战争中的“第一层之隐忧”，即为“各地工农阶级之兴起太骤”，渲染工农阶级的气势“太张”，已使“产业界颓丧疑怖”，失去“康宁”。

陈斥责工农意识“至为简单”，“鄂省民情，素以狭隘强悍著闻；而乍遇解放之民众，意气尤易涉骄昂”等。从15 年前的《谈鄂》10 篇，到一年多以前在五卅运动期间的大量时评，陈布雷无不为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工农运动鼓与呼。然而，《九仞一篑中之危言》却对工农运动横加指斥。前恭而后倨，变化何其鲜明。因此，对于陈布雷来说，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他从此疏离工农群众的一个标志。陈布雷与工农群众及共产党人的关系逐渐疏远，与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的关系却渐次密切起来。

1927 年是陈布雷生命的分界线，蒋于这一年春天，就派遣黄埔军校秘书长邵力子先期北上，意在联络沪上各报及陈布雷等人。邵力子面见陈布雷，拿出一只大信封，递给陈布雷说：“蒋先生对君极为慕重。”陈布雷打开信封一看，是蒋介石的一张戎装照片，并有亲笔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

蒋要笼络陈布雷，出发点可以理解。然而，蒋介石一不写信，二不送礼，一上来，就先送上一张“玉照”，这又不是谈恋爱，找对象，陈布雷要他的照片干什么？这一新潮之举，颇让陈布雷费解了。其实，这在蒋介石，是颇有深意的。

第一，在蒋认为：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入伙加盟，无非也是一个男欢女爱、男婚女嫁罢了，大家合则来，不合则去，一如婚姻上的合合分分。所以，蒋对陈布雷表示好感和仰慕，要请陈布雷入伙帮忙，首先想到要送他一张“玉照”，以便让陈布雷一睹“芳容”，顿生好感。

第二，在蒋认为：若论投书致意，自己只是粗通文墨而已，如被文章大家陈布雷耻笑，岂不是关云长门前舞菜刀，自讨没趣？如果是大把赠金，大把赠银，以自己的权势来说，自然不是难事。问题是，此举未免显得过于市侩，尤其是像陈布雷这样的文人，往往高傲自负，又岂是几个铜钱可以收买的。蒋想来想去，自忖没有其他什么特长，唯有一副英俊小生的形象，尚可告慰一下自己，尤其是一幅戎装艺术照，简直可以视为平生“杰作”，用今天的一些追星少女的审美眼光来说，也就是很有点高仓健的味道了。所以，蒋要送礼，认为拿得出手的，也就只有这张戎装照片了。

以陈布雷来说，对蒋的这番深意，很可能不甚了然；对蒋之为人，也是若明若暗。但是，蒋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南方政府的“革命”新秀，而且还是手握重兵的东方“拿破仑”，这对于陈布雷来说，知道这么多也就够了。于是，陈收下蒋的“玉照”，另对邵力子一番客套，无非是对蒋先生“心向往之”云云。蒋、陈的这一次间接接触，固不能算是有情人的正式“联姻”，但大抵也表明双方有意加深了解。自此，蒋在南方，陈在北方，蒋策划以武力北伐，陈运筹以舆论开道，双方配合默契，相知日深了。谈“恋爱”谈到这种程度，双方都认为有必要见见面，进一步予以考察了。从此陈布雷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22 年政界生涯。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蒋介石与陈布雷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谜，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秋宗鼎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一文中回忆：“遇有重大事件，蒋时常单独约陈密谈，有时谈至深夜。陈为蒋密谋划策，内容很难为局外人所能知晓。”陈对蒋的政治黑幕，从来都是守口如瓶，“筹策谟献，胥关大计”。在许多问题上，陈与蒋虽因所见不同，常对蒋陈述异见，但最后必毫无保留地服从总裁意旨。故时人评价陈布雷是：“以总裁之忧为忧，以总裁之乐为乐。”陈把一切功劳和光荣都归之于蒋介石，一切劳苦和委屈都由自己承当。

从1927 年到1934 年，他不愿当官，蒋介石有事才叫他去南京写文章。第二阶段从1934 年到1948 年，历任第二侍从室主任、国民党*副部长、*次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等一系列职务，官位并不显赫，却是蒋身边的红人，号称蒋的“文胆”，蒋向来对他尊重，知道他的谨慎、廉洁和自持，他的进言都从善意着眼，蒋也多有采纳。陈布雷和家人。

说到陈布雷被陈立夫胁迫加入CC系一事，更可以看出陈布雷的心机之深。陈训慈回忆：抗战前三四年，陈立夫一次曾用小车邀约陈布雷郊游。车越开越远，终在一条僻巷的楼房前停下。

陈立夫说， 这是“ 好友的家”。不料一上楼，走进一间较暗的中厅，有香烛供设，陈立夫便说：“布雷先生，领袖依先生为辅弼，我辈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更是敬佩之至。我们党内的热血同志为了拥护领袖，组织了一个小团体，素来景仰先生，今天特邀先生填表参加我们这个团体。”说着，陈立夫便把表格拿到陈布雷面前，说：“布雷先生很忙，就不要照表格中的项目一一填写了，只要布雷先生签上名，别的项目就照先生的履历表由秘书去填了。”陈布雷一听，马上虎起脸来说：“立夫，我们党内不能再有小党的，你们就是给我填了表也不能算数，这名我也不能签，并且我还要把这件事报告领袖。”陈立夫笑笑说：“领袖知道的，先生参加了，领袖不会责怪你的”，并以软硬兼施的口吻说：“今天无论如何要请你入盟。”

在这四周无声的孤楼中，在陈立夫等一干人强制下，陈布雷被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勉从才走。迨一回到寓所，他立即恨恨地对陈立夫说：“立夫，这样做不行！我马上报告委员长，全不算数！”于是，陈布雷当天即将经过详情报告蒋介石，并连连否认说：“立夫这样逼我的做法，我不承认！那不能算数，那不能算数！”岂知蒋说：“立夫几个人组织团体的事，我知道，你能参加也好。”陈布雷不改初衷，并大义凛然地申述：“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据说，蒋表示同意，并批评了二陈的做法。陈训慈回忆，布雷和我们诸弟谈到这件事时，曾说：“这事在一些有关的要人中也有些传开了。”言下不胜恨恨。

的确，陈立夫这种做法，实在是过分了，简直是形同绑架，逼良为娼了。按照陈立夫飞扬跋扈的个性和霸王作风，也是完全做得出这种事的。陈立夫出于团体利益需要，急于拉陈布雷入伙，手段上未免就有些不够光明正大，这也情有可原，政治家从来是只讲目的，不讲手段的。而且，在陈氏兄弟认为：CC这个组织，在蒋先生那里是挂了号的，也就说是领了“营业执照”的，甚至可以说法定代表人就是蒋介石。出了问题自有蒋先生罩着，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陈立夫之有这种形同绑票的做法，固然荒唐，但并不奇怪。

问题不在陈立夫，而在陈布雷。第一，以陈布雷的倔强个性，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要挟的人。如果他不肯加入某个组织，他会直言拒绝。除了蒋介石以外，任何人以蛮力逼迫，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第二，在某些特殊场合下，他自然也会作战术上的退却，违心地接受一些既成事实。但陈布雷从来都是标榜以“恕道”对待朋友的。以陈立夫的胁迫来说，固然是违背了陈布雷“君子群而不党”的信念，但是，陈布雷回到寓所后，已向陈立夫当面表明：“立夫，这样做不行！”事情到此为止，既可以不违背意愿，又可以保全朋友之道，岂不两全！

为什么还要来一个画蛇添足，补上一句：“我马上报告委员长，全不算数！”难道不报告委员长？就不能“全不算数”吗？

显然，陈布雷这样做是大有深意的，其真正目的就是要到蒋先生面前表白一下心迹：“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如果按照“抗战前三四年”“我在你左右”这两个已知条件，那么可以推测：当时，陈布雷的身份，大抵是在结束文士生涯之后，进入南昌行营之始，刚刚接受了设计委员会主任的新职。陈布雷在入幕伊始，就以好朋友垫背，向蒋先生献上一颗忠心，这正是陈布雷的厉害之处，而且，何尝不是陈布雷的“野心”？陈布雷的这一手段，看似很拙，其实却是精明到家了，非陈立夫之流可以望其项背！

1947 年6 月，陈布雷在南京对《文汇报》的徐铸成说：“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到了1948 年，他就没有这样乐观了，他在回答宁波同乡、立法委员毛翼虎时，用缓慢低沉的语气说：“‘势力’两字要分开来，势是形势、力是力量。论‘力量’，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形势’这个词。”毛认为陈布雷已看到总的“趋势”。在他身后仅仅几个月，南京城头就插上了红旗。一个一心想向往文章报国的读书人却做了为他人作嫁衣的幕僚，最终为一个王朝殉命，这是大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和他的同学、朋友邵飘萍遭到枪杀等事件一起成了动荡不宁的乱世中国的主旋律，言论报国的代价是那么沉重，然而舍弃言论事业、做了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不轻。临死前不久，陈布雷感叹：“我搞了大半辈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陈布雷在杭州度过了年轻的求学时代，曾在杭州做过浙江教育厅长，杭州的山水是他所熟悉的，他曾产生过退隐西湖的念头。他晚年对妻子表示：“宋代的臣子老了，可以退休，到那青山绿水的去处领一座寺院，颐养晚年。我颇想到杭州置买一块田地，不管价钱多高，为我退隐先作一点实际准备。”结果，一生清廉的陈布雷动用多年的一点积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涧徐村买了一块地。也许不曾想到，退隐不成，这里倒成了他永远的归宿之地。

1948 年11 月12 日夜，陈布雷在南京黯然自杀，他的*王允默当面向宋美龄等谢绝国葬和公葬：“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故乡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据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日记，当年11 月19 日下午2 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到达杭州，由洪兰友率领，家属一二十人，在车站公祭，然后步行执绋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团体的公祭。12 月10 日上午10 点，竺可桢带着胡刚复、郑晓沧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涧徐村参加陈布雷葬礼，他们到时灵柩已将入穴，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礼毕即散。这一天，天气阴霾，冬雨霏霏，送葬的行列中有蒋经国，穿着蓝布长衫，默默步行。陈布雷生前实际上已觉察到了“势力”的消长和变化，他的“势力”论可谓一语中的，除了选择自杀，他已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死对他也许是一种解放。几个月后，1949 年4 月23 日南京易帜，5 月3 日拂晓，解放军先头部队经九溪十八涧附近进入杭州，山河变色，这一切，与长眠在杭州萝卜山下的陈布雷已没有关系了。

陶希圣

陶希圣(1899～1988)，名汇曾，字希圣，以字行，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今属武汉市新洲区）。幼读诗书，9岁被在豫省任知县之父送入开封旅汴中学（河南省立第一中学前身），续就学于武昌英文馆。1922年，陶自北大法科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1924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学和政治学。1927年初，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从此以“陶希圣”之别名取代“陶汇曾”之本名，并终其一生。1929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立达学园及中央大学任教；同时与周佛海、樊仲云等创办新生命书局。1931年1月，陶希圣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授之余，他仍笔耕不辍，《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即此时的代表作。同年暑假后，陶应北京大学之聘，回母校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等课程。同年暑假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轮流于清华、燕京、北师大、朝阳等校兼课。1935年1月，陶希圣联合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樊仲云、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等10位教授于上海《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中华民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失去存在的依据，因此，“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36年，陶希圣为学友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作书“序”。1937年抗争爆发后，陶挟笔从政，在武汉与周佛海创办“艺文研究会”，“希圣为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表明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之立场与政策，即自此时开始”。1938年7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底随汪精卫出走河内。1939年8月，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0年1月，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旋与连士升等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发行《国际问题周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194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赴台湾后，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北伐革命和辩证唯物论浪潮的冲击，中国社会结构产生了激变，一些学人力图以经济观点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的分期及中国社会的性质等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的发起者是陶希圣。他首先在上海《新生命月刊》提出：《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此论即引起诸多学人的响应和论战，论战的焦点有三：一派认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一派认为“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则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已衰，封建势力犹存，而中国社会的两大阶层是士大夫与农民”对于陶希圣史学的评价，1949年以前，人们大多持肯定的态度，如顾颉刚认为，在当时的历史学者中，“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而其中“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地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它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指示，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很大”。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同样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就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直至1949年10月，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仍认为，陶希圣“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此后，陶希圣的史学成就或不被人提及，有的只是反面形象。1978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陶希圣的史学成就逐渐被学术界重新评价，他早年提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1979年由学友黄现璠再次提出。两者不同之处在于：陶希圣提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仅仅针对汉族历史而言，而黄现璠提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既针对汉族历史而言，又针对少数民族历史而言。

蒋介石“文胆”陶希圣的传奇

他是蒋介石的“文胆”，曾经主持国民党政府文化宣传工作数十年。他曾追随过汪精卫，后来又离开，发生了著名的“高陶事件”。在此之前，他引发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此外，他与长期亲共的沈钧儒常常政见不合，但阴差阳错，自己的女儿却嫁给了沈钧儒的幼弟。1949年，陶希圣随蒋介石去台，执意留在大陆的女儿一家则经受了多番运动的暴风雨。

1961年，14岁的沈宁向学校上交了一份申请书，争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那时，他在学校是很优秀的学生，功课好，每篇作文全校展览。可是，连续发展了几批团员，却一直没有他的份。沈宁很不服气，去找老师。万没料到，班主任告诉他一个难以置信的理由——对组织不忠诚，不主动交待自己的反动家庭背景。

沈宁完全懵了，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反动家庭背景，因为父母从来没有讲过。回到家里，他大吵大闹，要父母解释清楚。

在灯光柔和的房间里，他终于知道了：他的外公名叫陶希圣，是国民党的要员，蒋介石的“笔杆子”，1949年逃到台湾。他也知道了：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在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

母亲讲完，身体瘫软，跪倒地毯上，双手蒙面，痛嚎不已。弟弟和妹妹扑过去，搂住妈妈哭做一团。沈宁坐在沙发里，半天无法动弹。

误读三十载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反动家庭的儿子，是多么艰难，老师同学会怎样看他，沈宁觉得自己就是一头怪兽，想想都会浑身发抖。

因为这个外公，沈宁再也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无忧无虑。10月1日，全校学生参加游行庆祝国庆，独独宣布他不可以去。

因为这个外公，母亲从文革一开始就成了专政对象，被批斗折磨。她患的风湿性关节炎未能及时得到治疗而逐渐恶化，双腿弯曲不能站立。除了强迫下乡劳动之外，还要去干校学习改造，她的病越来越严重，四肢骨节肿大变形。直到1978年，终因病情恶化，在北京医院逝世。

因为这个外公，父亲也多次被诬陷、揪斗而遭关押。三兄妹也先后赴最“艰苦的地方”锻炼，历尽波折。

在沈宁的心里，早已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年来，全家人受尽折磨和苦难。母亲仍然时刻牵挂着远在台湾的外公，但那个外公却从来没有联络过母亲，以至于母亲至死也不能见最后一面。他实在无法理解这个外公。

1949年，陶希圣离开大陆时，沈宁尚不足两岁。他对外公的模样，也实在没有什么印象。在少得可怜的文字资料和一些亲友的间接转述中，外公的形象也依然模糊。

他知道外公是蒋介石的“文胆”，曾经主持国民党政府文化宣传工作数十年。他还知道，外公曾追随过汪精卫，后来又离开，发生了著名的“高陶事件”。在此之前，外公做过北京大学教授，曾经引发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此外，外公一直“反共”，与长期亲共的沈钧儒常常政见不合，但阴差阳错，自己的母亲却最后嫁给了沈钧儒的幼弟，两个在公开场合针锋相对，常常论战的对手，却最终成为了亲家。

这么多矛盾的形象纠结在一起，深深困扰着沈宁，也影响了他的成长历程。

重逢

1987年7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的国际航班的出口，人潮涌动。全世界飞来旧金山的人，都在这里接受检查，登记入关，踏上美国的土地。

国际航班出口的两扇灰色大铁门，有时几分钟一次，有时一分钟几次，无声地往两侧滑动。每次铁门打开，便有一人或几人走出，或推车，或提包，或扶老，或携幼。突然，在拥挤的人群中出现了一辆轮椅车，上面坐着一位老者，穿一身灰色的中山服，双手在胸前，握着一根拐杖，脸色安详。

这位老者，就是陶希圣。此时，他已年近90。

后面一位高大的中年男子，推车慢行。当陶希圣的车子走近时，前来接机的沈宁和弟弟沈熙泪流满面，不自觉地跪在老人家的跟前。目睹这一场面的中外接机人士，自然地退向两旁。

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绝无下跪磕头之礼，即便在中国也少见。然而，在旧金山机场，大庭广众之下，当陶希圣来到面前的时刻，沈宁沈熙兄弟，不自觉地跪下去，虔虔诚诚地叩头，仿佛那是唯一的选择。

此时，沈宁已经来美生活多年。

早在1985年，陶希圣曾亲向“总统府”取到一张特许令，准许已在美国的沈宁三兄妹进入台湾，希望能够祖孙团聚。沈宁的舅舅们也纷纷帮忙，协助办理三人赴台文件手续。一切都准备妥当，眼看得以成行，沈宁又犹豫起来。

1986年的夏天，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大陆人进入台湾，无数磨难也告诫自己，不可轻易冒险。但这还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他心里，真正的顾虑却是那层抹不去的阴影——他又想起1961年那个希望破灭，人生彻底改变的时刻。他实在不知道，这个让整个家庭历尽磨难的外公，究竟值不值得兄妹几人不顾一切，不远万里去看他。

沈宁终于决定放弃机会，不去台湾。

但令沈宁没有想到的是，外公在得知他放弃赴台机会的消息时，并没有勃然大怒，而只是默默地接受。过了几个月，消息传来，他要亲自来美国看几个外孙。

当年近90岁的陶希圣坐在轮椅上，出现在沈家三兄妹面前时，所有的误解似乎在那一刻冰融。沈宁跪在地上，望着这个老人：一副无色的眼镜下面，是两个高高的颧骨，而眼镜上方，则是一个硕大发亮的额头。他的头发都白了，但没有脱落，梳得整整齐齐。他无法想象，眼前这个如此平凡，瘦弱的老人，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文胆”陶希圣。

离别时刻

这次重逢也让沈宁消解了心中埋藏多年的一个心结——为什么外公会抛下自己一家，独自跑到台湾。

那是1949年5月6日的早晨，蒋介石坐上江静轮，准备从上海去台湾。作为侍从秘书，在起草完1949年元旦文告，宣布蒋介石引退的时刻，陶希圣就知道这一天迟早就要来的，但没想到，时间还是比他预料的要早得多。

轮船到了吴淞口，陶希圣请求蒋介石在那里稍作停顿，他请求允许他最后一次给留在上海的女儿发个电报，催她立刻离开。蒋介石答应了，并命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出一艘快艇，在十六铺码头待命，准备接到人后，登舰会合。

但是，女儿和外孙沈宁并没有出现。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4天前，也就是5月2日，陶希圣在傍晚时分独自一人，悄悄地来到上海陕西南路看望女儿。

“琴丫，跟我走吧。”陶希圣反复地劝说。

沈宁的母亲流着泪，摇摇头。陶希圣明白，当下的形势，一起去台湾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他也明白，女儿有自己的难处，他只好默默地离开。

过了两天，陶希圣又托学生转交给女儿一个小包。里面裹着金条，还有一张亲笔字条，写着：时势如此，我也无奈，但愿你们永远互爱互助，共渡困难，不论天涯海角，我将时刻祈祷，愿上帝保佑你们一家平安。

沈宁的母亲，深知丈夫立意回上海，不忍丢下还在浙江乡间的二老，远走他乡。而她，也深爱自己的丈夫，从未想过离他而去，只有含泪忍受父女分离的巨大痛苦。

她接到电报，并没有立刻赶到十六铺码头。直到下午，她才抱着1岁半的沈宁赶到吴淞口。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宁宁，记住，今天是1949年5月6日，今天早上，外公坐江静轮走了。”说完，声泪俱下。

陶希圣一生论战无数，可他无法说服的，却正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陶希圣时代”

相处日久，沈宁开始一点点了解自己的外公。这个现在看上去平凡衰弱的老人，在年轻时一样有着澎湃激扬的青春。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北京大学法科毕业生陶希圣，受上海商务印书馆和文学研究会的邀请，从法理方面对惨案发表评论，抨击英国巡捕行为违法，这篇文章分别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和《公理报》上发表。

文章引起上海各界极大的轰动。市民工人看完都觉得出了口气，英国领事馆暴跳如雷，到上海法院起诉陶希圣，控告他有辱大英帝国的尊严。

那时的陶希圣，还只是一个小编辑。面对大英帝国领事馆的官员，他不低头。官司打了很久，不了了之。几篇评论和一场官司，使陶希圣一夜间成为上海名人。从此，上海名流的联合宣言里，都少不了他的名字。

而他命运的真正转变，却是从1927年开始的。

那一年，北伐战争爆发。陶希圣受聘为黄浦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处处长。也就是在那，他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汪精卫。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得到汪的赏识，两人关系密切。

在武汉分校，他授衔中校。但这个文弱书生唯一一次上前线，却对革命丧失了信心。当时，武汉北伐军政府将恽代英领导的武汉军政学校师生与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由武汉出发，西往迎战。陶希圣也被编入伍，奔赴前线。

谁知因形势有变，结果一枪没放，队伍就回来了。路过在咸宁县，恰好碰见当地开农民大会。农会书记报告会前枪毙了5个农会“叛徒”。其实，这只是5个穷困乡民，因不想干了，就被抓起来，枪毙示众。

陶希圣见状，大发雷霆，禁止农会书记随便枪毙人。农会书记大吃一惊，匆匆赶往武汉，报告农运领袖。几天后，陶希圣就被五花大绑给抓走了。幸好后来有陈独秀出面，他才留下一条性命。

这些经历浇灭了陶希圣的革命激情。不久，他就脱离军校，远离政治，独自回到上海，专心研究中国社会史。

陶希圣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挖掘和分析的独特见解引起中国学界的好奇，继而引起了一场大争论。这样一来，倒是把陶希圣抬高起来，成为中国社会史学界的顶尖人物。不久，他就被南京中央大学聘为教授。一学期后，北京大学又聘他为法学院教授。

在北大教书时，陶希圣还在燕京大学、北师大、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处兼课。三年之内编辑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胡适先生一起主编《独立评论》，还创办经济史学杂志《食货》，成为北平有名的社会史和经济史教授。

除此之外，他仍然继续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曾有一口气写作发表40篇文章的记录，在上海、北平、天津各地报刊发表。日本学界惊呼“陶希圣时代”到来了。

“高陶”事件

如果没有“七七事变”，陶希圣或许会一直持续这种名教授的生活。但抗战的滚滚洪流席卷中国的时候，也挟裹了陶希圣。

1937年夏，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庐山召开抗日战略会议，邀请全国知识界名人会商救国大计，陶希圣也在邀请之列。

抗战之初，陶希圣曾积极投身其中，从事国际宣传。但1938年，武汉失守后，陶的情绪陷入了低谷，并与旧相识汪精卫越走越近。终于在1938年12月18日，追随汪精卫从重庆经昆明潜逃至河内。

1939年5月，汪精卫已经把所谓的“和平运动”的重心转往上海。此前，汪的一些旧部不同意他的做法，已经离他而去。陶希圣也时时处在矛盾与挣扎之中。汪精卫半年来苦苦邀他回来，助一臂之力，并让夫人陈璧君亲自游说，陶到底禁不住她的劝说，决定回到日本人占领的上海。

1939年8月26日，陶希圣到了上海，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1939年11月1日，陶希圣受汪精卫指派，与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5人一起为谈判委员，与日本侵华军影佐祯昭等人在上海江湾六三花园谈判。日方抛出了一个所谓《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这一密约的条款让陶希圣看清了真正的形势，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已完全暴露；另一方面，汪精卫等人在谈判中无底线的退让也让他感到无比失望和强烈不满。

他在《潮流与点滴》中，对这个《要纲》的要害做了的批判：

这一纲要，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伪“满洲国”，第二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外台一样的日本军事基地。

12月30日，汪精卫最后在密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陶希圣借口生病，没有参加签字仪式。正当心情矛盾与抑郁之时，他的妻子万冰如带着5个孩子从香港来到了丈夫身边。

陶不参加签字仪式，引起了汪精卫等人的怀疑。就在陶希圣暗下决心脱离汪精卫时，汪伪政府的“外交部次长”高宗武突然来到陶希圣家里，两人处境相似。经过一番盘算，两人决定同行，一走了之。

为了迷惑汪精卫、周佛海等人，1940年元旦，陶希圣特地到愚园路1136弄，分别向汪、周拜年。这天，高宗武也到周家拜年。

1月4日上午，高按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先到南京路国泰饭店门前进入大楼，再从后门出来，乘车直奔黄浦滩码头，登上轮船与高会和，逃往香港。

陶希圣离开上海时，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都留在上海。他便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要求保护他的家属，并警告如果汪陷害他们，他就要走极端。

妻子万冰如在陶走了以后，立即致电陈璧君，要求前往香港接陶希圣回来，以此来迷惑汪精卫。陈璧君便叫她带着两个孩子去香港，留三个孩子在上海。万冰如一到香港，便打电报给陈璧君，称陶“即刻偕返上海”。

一直忙于青岛会议的汪精卫和陈璧君以为陶希圣回心转意，对他的三个孩子看管不严。在杜月笙的代表万墨林的策划下，将陶的三个孩子秘密送上意大利邮轮，几经危难，终于逃出上海，于1月20日一家团聚。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头版，刊出全部日汪密约，四行黑体巨大字标题：

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

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

集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

第二天，重庆、昆明各地报纸转载香港《大公报》的文章，一时举国哗然，万民激愤。

这便是“高陶事件”。这不亚于一声晴天霹雳，使得汪精卫惊慌失措。陈璧君更是失声称自己栽在一个“乡下女人”手里。

“冤家”结亲家

陶希圣“回归”后，陶家在重庆安定下来。沈宁的母亲，也就是陶希圣的长女陶琴薰也正是在重庆进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

在这里，她和同学沈苏儒相爱了，但两人却对这段恋情能否修成正果惴惴不安。原来，沈苏儒是著名亲共社会名流沈钧儒的幼弟，而陶希圣却一直和他政见不合。

早在1937年夏，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战略会议，陶希圣和沈钧儒都在应邀之列。当时，沈钧儒是上海的著名律师，陶希圣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但因政治立场相左，两个人每逢开会，就要发生争吵。

有一次会上，两人争吵得很厉害。散会之后，沈钧儒拉住陶希圣说：“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尊大人由北京到西安，我和他是莫逆之交。”陶希圣马上恭敬地回答：“沈先生后来到开封赴北闱，寄居舍下，我叫您沈大叔，您教我八段锦，我只有三四岁，如今还记得。”

沈钧儒点头说：“以后希望你我之间客气些才好。”两人相视而笑。

但在以后的日子里，两人在大会小会上相见，仍然针锋相对，争论不休。由于担心两家长者的反对，陶琴薰迟迟不敢将恋情告知父亲，直到临近大学毕业才说出来。

没想到，沈家和陶家对这门婚事欣然同意，并没有横加干涉。1946年1月26日，沈苏儒和陶琴薰的婚礼隆重举行，主婚人是当时上海市长钱大钧，沈苏儒的介绍人是文化名流刘尊棋，陶琴薰的介绍人是《申报》社长，也是陈布雷的弟弟陈训畲。蒋介石也送来一副亲笔题字。丰子恺先生也亲题字画，画中两个儿童站在一株双杆松树下，字曰：双松同根，百岁长青，赠苏儒琴薰结婚。

沈钧儒和陶希圣，这两个往日政见相对的冤家，如今却成为在婚宴上欢笑如常的亲家。尽管如此，亲家的身份并没能改变两人的观念。陶希圣继续做蒋介石的“文胆”，而沈钧儒则继续在议会公开反对蒋介石。

寻根

在美国旧金山机场的重逢，不但化解了多年的误解，也让历史带给一个家族的变迁更显深邃。沈宁心中原有的政治堤坝，随着对外公的一生了解而逐渐垮塌，剩下的则是对中国现代历史更深的认知。

1997年9月，沈宁写信给三舅，告诉他自己已经辞去工作，专心写母亲和外公的故事，以完成自己多年的心愿。三舅问他：“辞去工作，你准备何以为生？”

沈宁说：“我如今已经50岁，再不写，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四年后，《唢呐烟尘》（又名《刀口上的家族》）终于完成。这是一部以真人真事而写成的陶家百年家族史，以此纪念外公陶希圣和母亲陶琴薰。

《唢呐烟尘》在台湾、美国两地报纸连载发表以后，得到好评如潮。只可惜，书中的主角却都已不在。母亲陶琴薰早在1978年就离他而去，而外祖父陶希圣，也在与沈宁重逢后不到一年内，在台湾逝世。

国民党党报主笔陶希圣

　陶希圣是蒋介石的一支“御笔”，曾担任《党军日报》社长、《中央日报》主笔。陈布雷评价陶希圣：“锋芒太露。”
　　陶希圣名汇曾，字希圣，1899 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孔家埠陶胜六湾。9 岁时，陶希圣就随其兄入河南的旅汴中学就读。当时正是“废科举、讲新学”的社会运动之中，少年陶希圣所学学业可谓新旧参半，最优秀的当属历史一课，“每值考课，常交头卷，取高分”。
　　1915 年，16 岁的陶希圣，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务长舒先生帮助下，投考北大预科。尽管历经磨难，但是陶希圣还是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北大预科班。在北大预科期间，陶希圣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1917 年，陶父升任河南省汝阳道道尹，家境有所改观，天资聪慧的陶希圣在北大预科“只是勤学而非苦学”，但每次考试均能名列前茅，1922 年北大毕业。
　　在云雾叠障的中国现代史中，陶希圣无疑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曾经创立著名的“食货学派”，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1937 年时任北大教授的陶希圣弃学从政，进入政坛，并与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出人意料地纠缠在一起，成为某些史学家眼中“首鼠两端的投机文人”或“政治上的投机人物”，甚至是为人不齿的“汉奸”。
　　1927 年1 月，陶希圣忽接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来电，聘为政治教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与国民党有了实际接触。1927 年5 月，北伐军唐生智领军北上，继续讨伐北洋军阀残部。驻扎宜昌和沙市的夏斗寅部队，佯称腹背受敌，遭杨森川军攻击，撤退东进，企图乘虚而入武汉。夏斗寅的先头部队，是万耀煌指挥的一个师，迅速进占了纸坊，距武汉不足二十公里。武汉北伐军政府下令，将武汉军政学校师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与叶挺率领的十一师会合，由武昌出发，西往迎战万耀煌部。但是夏斗寅为保存实力，并不想真打仗，一见武汉出兵，就把武樵公（万耀煌）的部队撤走了。之后陶希圣随军西进，沿途参加当地革命运动，在咸宁县，碰见开农民大会，农会书记报告会前枪毙五个农会叛徒。“那五个穷困乡民不过是先参加农会，后来不想干了，农会就把他们捉起来，枪毙示众。”陶希圣时为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咸宁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闻之大发雷霆，不准农会书记随便枪毙农民，并警告那个书记，如果得知他还敢枪毙农民，就把他抓起来枪毙。农会书记大吃一惊，急奔武汉，指控陶希圣是“反动军阀”。未出几天，武汉政府就派人替换了陶希圣。幸而当时陈独秀的主张仍然主控局面，陶希圣总算留下一条性命。陶希圣对陈独秀终生感激。后来陈独秀出狱，在武汉期间，陶希圣曾悉心照料。
　　不久，陶希圣被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召回军校，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并在施存统未回武昌之前，代理主任。7 月15日， 汪精卫政府在武汉宣布“分共”，并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恽代英找到陶希圣，对他说：“今日时局在变化中。

　程潜主张东征，张发奎主张南下。我们决定将军校改编为教导团，跟随第二方面军南下，回到广州。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是郭沫若，请你担任教导团政治指导员……”随着上海“四一二”及武汉“七一五”政变相继发生，国民党联俄容共之政策，至此均告结束。陶希圣的革命激情亦被严峻的现实所浇灭，孱弱的书生性格再次毕露。
　　他对妻子坦承：“时局有大变化。我必须隐藏。……度过两三个月，我就可以出头做事。”在福寿庵分租的一间房子里，陶希圣“每日躺在竹床上，把仅余的一部铅印资治通鉴，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偶尔写一篇短文，由妻子万冰如带到粮道街投入邮箱，寄给汉口《中央日报》副刊。陶希圣之所以藏匿其身实际上是不愿随军校教导团南下，亦即不愿担任教导团政治指导员。直至有一天《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在报上寻他，他才走出福寿庵寓所。
　　1928 年春上，陶希圣再次来到上海，一度到南京任总政治部宣传处编纂科长，后改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兼任政治部训练科长，然而及至年底，又将所有职务辞去，以卖文为生。不久，陶希媚日求荣的汉奸。
　　圣在沪加入“粤委”顾孟余、陈公博、王法勤等人的“中国国民党海内外各省市党务改组同志会”，创办《食货》半月刊。陶希圣为办此刊，可谓耗尽心血。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36 篇，其他7 篇，翻译2 篇，共计45 篇，位居作者之首。在20 世纪80 年代初上海书店还曾向海内外推出《食货》半月刊影印本，可见其学术价值至今犹存。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对山河破碎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危急存亡的时刻。大多数人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陶希圣却主张对日停战言和。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汪精卫急于拉拢共产党及其同情者以外的全国各界名流，便在庐山搞了一个见面谈心活动，即所谓的牯岭谈话会。陶希圣也出席了本次谈话会，与会期间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很快他的政治生涯得到转变，会后回到南京不久即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并在大本营第六部任职。
　　来到南京的陶希圣住在西流湾8 号周佛海的家，他经常与周佛海、高宗武等人共同密谋对日停战言和，很快其就成为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这些人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反动言论。但是在抗战的最初几个月里，全体国民对日侵略都表示强烈愤慨，对抗战到底都充满了信心。很少有人愿意公开表示支持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和解的态度。人们极不愿意公开谈论赞成和平、谈判或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意味着松懈抗战意志的问题。当时国民党要员熊式辉私下警告陶希圣等人，因此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才有所收敛。
　　1938 年1 月，陶希圣奉蒋介石之命，在汉口创立了文艺研究会，陶希圣任副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很快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该学会以民间艺术团体名义，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受汪精卫的指导，执行国民党宣传部的任务，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就这样，在蒋介石的允许下，低调俱乐部戴上了文艺研究会的华丽桂冠，公开出现在了社会上，成为汪精卫一伙同日本特务机关进行秘密联络的重要反动工具。

1938 年7 月，陶希圣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陶希圣成为领导这两个机构的汪精卫的顾问。陶希圣在南京、武汉和重庆期间，同汪精卫联系密切，经常到汪的住所密谈。很快，在打着反共和对日和平的旗帜下，陶希圣和汪精卫开始同流合污，共同卖国。
　　1938 年12 月19 日，在抗战最为激烈的时刻，陶希圣与当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乘飞机经昆明逃亡河内，从而走上了叛国道路。
　　一到河内，汪精卫和陶希圣等八个所谓首义分子就组成最高委员会，陶希圣任政治委员会委员。12 月12 日晚，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即所谓的“睦邻友好，共同防御共和经济提携”三项原则。收到声明的当晚，汪精卫和陶希圣等商议如何响应近卫声明，最后决定，以汪精卫个人的名义，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声明，阐述对日立场。27 日，陶希圣等人携汪精卫的声明由河内秘密飞抵香港。一到香港，陶希圣就联系上了《南华日报》，将汪精卫的声明交给了该报社长林柏生。29 日《南华日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以《汪副总裁致蒋总裁和中央执监委诸同志公开信》，发表了汪精卫公开卖国的声明。汪精卫的公开信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和谴责。
　　1939 年12 月12 日，汪精卫和日本谈判结束，达成《日中新关系调整纲要》，双方约定于30 日共同签字。很快陶希圣发现日方的条件苛刻，再加上没有在汪精卫的伪政府取得实业部长的要职，遂生悔意。12 月30 日，陶希圣借口有病，没有参加签字仪式。经过此事件之后，陶希圣终于“深知汪氏政府无力解决实现日华和平问题”，于是决定“另觅途径”。
　　陶希圣对汪精卫和日本方面的不满，正好给蒋介石以可乘之机。
　　得知陶希圣有脱离汪精卫之意，蒋介石命杜月笙亲自去督办此事。到香港的杜月笙转告陶希圣等人，只要陶说声走，南京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他和家眷的安全。很快陶希圣从杜月笙的手中得到蒋介石答应“热情欢迎阁下返渝共事，其工作一定尊重尊意”的亲笔信。
　　1940 年元旦前，陶希圣通过途径得知日伪政府对他与蒋介石的密切接触很不满意，预对其实行处理。因而他决定尽快逃离汪精卫。
　　1940 年1 月，在军统人员帮助下，陶希圣和高宗武携带汪日“密约”副本乘客轮逃离上海，并于5 月抵达香港。
　　很快二人共同在香港《大公报》披露汪日签订的“密约”内容，同时发表高、陶致汪精卫的公开信，揭露日汪谈判的全过程，把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和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公之于众，引起国人的极大愤慨，使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高涨。这一事件当时轰动中外，被称为“高陶事件”。
　　陶希圣终在人生的悬崖边上停下步来。不论其出于何种目的，“这一举措毕竟是对日本诱降与汪精卫卖国逆流的重大打击，也是给尚留在重庆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的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
　　即便是他本人也绝然没有料到，置身激荡的乱流之中，竟亦做出如此“翻江倒海”的事情来。

　1940 年6 月起，陶希圣奉蒋介石之命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向战时军政机关提供世界局势分析及国际问题参考资料。1941 年12 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翌年2 月，陶希圣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重庆陪都。在老友陈布雷奉蒋之命的悉心安排下，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陶希圣虽然一时糊涂，死里逃生，甚至差点“终累大德”，但仍得到蒋的重用，成为外界一般猜不透的谜，间或更有“汪蒋二人唱双簧”之说频仍。其弟子何兹全当时在重庆问：此话是真是假？陶希圣如实相告：“不是。好比喝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何兹全据此认为：“签订密约或揭露密约，这是投敌与主和的分界线。正如他自己所说：‘弟出生入死以求主和与投敌之限界，至今始为主和者吐气矣’……陶先生这话，是自慰也是实情。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和走下去是不同的两种境地：一是投敌，一是主和。陶先生主和，未投敌。这是大节。严重错误，未失大节。”
　　尽管如此，作为一介书生，陶希圣身上的弱点也显而易见，“他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其实，陶希圣心中也明白，此番脱汪归来，蒋于他实有“不杀之恩”，且知之更深矣。在侍从室第五组的工作，“名为研究与写作，实际上希圣在战时军政枢密关所之内，无异于海上孤帆得此避风塘”，从此亦即成为蒋介石身边陈布雷式的亲信人物，尽管“明知其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所谓“捉刀”，是指1942 年10 月，陶希圣代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原名《中国之前途》）一书。蒋介石的文稿最初是告全国国民书，不过三万字，经多次修改与增订，最后扩至十万字以上。此书于1943 年1 月由上海书局出版，销行二十万册以上。以陶希圣嫡侄陶鼎来的个人看法：“蒋要他来写这本书，显然不是仅仅因为他会写文章，蒋下面会写文章的人很多。蒋要求于他，正是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上的研究成就，来补充蒋自己在理论上的不足。这是除陶希圣外，任何别人都做不到的。”
　　1943 年1 月，《中央日报》改组，陶希圣兼任总主笔；1946 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一职；1948 年底，陶为蒋撰书“1949 年元旦文告”；次年1 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其引退文告及代总统行视声明，均由陶希圣负责。不久，陶即随蒋去了台湾，在国民党中央仍位居要津，参与国民党内部改造运动，任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后改任第四组组长，全面主管舆论宣传工作。蒋的另一本书《苏俄在中国》，也是其捉刀代笔。70 岁时，他在《中央日报》董事长位上退休， 离开政治权力中心。1971 年，陶希圣与其四子陶晋生院士合力将《食货》复刊，改为月刊。以姻亲刘光炎先生的一段描述，陶希圣“每晚必看电视。常孤灯独坐，凝视默想，俟十一时电视播完，然后拂纸属文，往往至深夜，日数千字，习以为常。所为文大半以实所主办之《食货》月刊……”在其后20 年的专业著述中，学术理论更见圆融、通达。某一年，其好友唐德刚从美赴台参加一个史学会议，其间应约到陶府参加宴会，看见客厅壁上挂有蒋介石亲书的、褒扬陶氏“忠贞”之条幅，不由感叹这沧桑岁月中人与事的兴衰沉浮。只是此时天高云淡的陶希圣，已不愿再回首多谈什么“高陶事件”了，那委实是中国现代史上书生“误搞政治”的一个典例。
　　陶希圣于1988 年6 月27 日在台北逝世，享年90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