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巴金在线阅读:十年经济十大失误·贫富

■贫富　
　　●提防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藏在中国人的床垫下……上周，我们获悉中国家庭隐瞒了高达9.3万亿元的收入，这些收入没有体现在官方数字中——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于该国最富有阶层的手中。这一大笔隐性的财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30%。瑞士信贷银行集团开展了上述研究，其中既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好消息是，这让内需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说法更可信。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为32154元，比官方数字高出不少。坏消息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或许比人们认识到的要大得多。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很高。5月中国媒体报道说，“基尼系数”达到0.47，高于公认的“警戒水平”0.4。在中国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实际情况或许糟糕得多。中国可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投资者把赌注押在了稳定上，而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将使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陷入混乱。（参考消息，2010年8月17日）
　　●据北京师范大学学者李实说，中国而今所显示出的收入不公平度与菲律宾和俄罗斯不相上下，公平度远不及日本和美国，甚至连东欧都比不上。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农村居民收入还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收入大约是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23倍。而李实说，这一比例几乎肯定被低估了。他说：“而今在中国，你几乎在每个地方都会发现，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一项制度导致至少约1.5亿外来务工人员无法享受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医保、教育和养老金等福利。结果，外来务工人员被迫要从工资中攒出更多的钱，用来支付医疗费和退休后的开支。此外，物价上涨和不断攀升的房价导致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进一步萎缩。中国通胀率居高不下，而今约为5%。而中国去年12月的房价同比上涨了6.4%。李实说，中国的基尼系数——经济学家以此来判断收入分配的公平度一在25年前还不到0.3，现在已接近0.5。而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认为，一旦基尼系数高于0.4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而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可能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还要糟糕。北京一家独立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说，较富裕家庭的收入被低估了。（参考消息，2011年1月31日）
　　●目前中国仍有4000万人口生活在官方的贫困线以下，其中有1500万人生活在每天不足1美元的联合国贫困线以下。……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中国人均GDP只有3687美元，在全球只能排到103位。不但远低于美国的人均4.5436万美元，即使比起全球平均的8600美元也有很大差距。（参考消息，2010年9月30日）
　　●经济腾飞给中国带来了亿万财富，而其中有血腥的成分。据统计，每年有60万人因过劳而死亡。……众所周知的是日本过劳死现象严重，然而这种传闻被夸大了，去年日本只有700人过劳死，比中国少得多。（参考消息，2011年9月22日）
　　●过去10年来，中国内地的工资增长幅度始终落后于GDP的增速。工资在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根据省级GDP收入数据，这个份额从1990年的53.3%下降到2007年的39.7%。工资的相对减少既限制了国内消费增长，也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因中国工人相比之下更穷了）。……尽管腐败对于收入不平等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还难以衡量，但是中国的调查数据显示，公众从政治上把腐败与不平等联系在一起。从经济角度说，中国改革基金会经济学家王小鲁负责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的“隐性收入”可能高达9.3万亿元，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总收入的51.9%。……中国能否减缓——如果不能扭转的话——过去30年来累积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其意义是重大的。除了导致社会紧张之外，不平等本身也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领导人一直被如何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人均收入3000美元到1万美元之间的国家增长乏力）的问题所困扰。对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调查常常归咎于居高不下的不平等。（参考消息，2011年5月6日）
　　●中国的高储蓄率体现在方方面面：不仅家庭的银行存款在不断增加，企业的资金储备也日益丰厚。企业储蓄——基本上是未被用于投资或返还给股东的利润——大幅增长。据中国人民银行估计，2007年时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23％，明显高于10年前12%的水平。而在此期间，家庭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则一直维持在20％左右。促使中国家庭存钱的财务压力可以通过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和降低教育成本来解决。但居高不下的企业储蓄则是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大部分企业储蓄来自于中国重新恢复了活力的国有企业，它们现在不仅盈利极高，而且在关键行业居主导地位。……在上世纪90年代末经历一轮关闭潮后，中国国有企业中的少数实力强大者被政府赋予了中国经济领军的角色。中国目前有三大石油公司、三大电信公司以及两大电网公司，都是国有控股企业。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些公司的利润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其实力日益明显。上述公司都纷纷在北京修建豪华的总部大厦，员工的薪酬比私营企业平均高出82%。中国政府从这些腰缠万贯的国有企业“揩油”的首次尝试并未取得成功。2008年，一项要求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的规定自颁布以来收效甚微，给政府带来的收入仅相当于 GDP的0.2%。而且这笔钱大部分都被用来支援国有企业自身了，并未惠及消费者。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民营部门发展专家张春霖说，国企经营管理人员在政策制定中是一批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国务院在实施这项改革方面一直非常谨慎。学者和政府官员正在讨论修改这一分红政策。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给政府的分红应在目前相当于利润总额5%至10%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还有人敦促将这笔分红款纳入政府的总预算，将其用于社会保障项目，而不是变成国有企业的“招待费”。（参考消息，2009年12月2日）
　　●我开始明白N对涨薪千元的淡然。记得第一次听到“死工资”这个词，是今年初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时听来的。她批评当今社会盛行的不是多劳多得，是“多捞多得”，国企、机关单位分配很不规范，随便就能发一些钱，奖金、变相福利、灰色收入，而且还不用上税。而真正盯在岗位千活的人，“他就只能守着那点儿死工资”。“死工资”——这不是希望工资“死去”，而表现了职工对工资僵化不动的愤恨，但很多人还不能不靠工资过活。N就淡淡地跟我说，靠工资永远发不了财。他随时准备跳往更好去处，炒股票、借其他收入来强化生活保障。学者们形容说，中国现在是出现了“国富民穷”现象。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过去30年里从61％降至39%，比发达国家低十几个百分点。而构成劳动者报酬主要内容的工资，这些年来占GDP比重也明显下滑，官方数据说2002年工资占GDP比重是12％，近五年我没找到权威数据，肯定只跌不升。因而，社会上一片歌舞升平，高档消费场所林立，但是人们常常想不透消费者的钱是哪儿来的？有多少人是靠工资收入维持中产阶级生活？肯定有，但应该不是大部分。再有别的办法，是投资、啃老，吃家里的。如果当上公务员找到好单位，住房问题解决了，手头也会松点。……社会心态也因此越来越浮躁。看到身旁条件水平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由于不知如何解释的运气——比自己更早进入职场，在房价大涨前购置好了房子；或有家庭背景，或通过灰色收入、腐败等等，结果日子过得滋润，年轻人内心当然不平衡。要求他们像过去一样朴素地坚守岗位变得越来越难，反之，社会冷漠感则在蔓延滋长。国家变富了，跟我关系不大；我得到的就是那么点，而且比例在变小。（参考消息，2011年6月14日）
　　●不久，中国国家电视台以一种自豪的口气报道说，富裕的中国游客已经超过俄罗斯人和美国人，成为巴黎第一大消费群体。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仍然存在着许多令人畏惧的问题，包括贸易战、银行过度放贷、资产泡沫以及分配不均所带来的风险。但因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化改革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崛起的特权阶层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享受着中国长期繁荣的果实。对于繁荣的明确预期使得汇丰银行的经济学家在新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即中国对今年全球奢侈品消费增长的贡献可能超过三分之一。……该报告将中国称作“很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由男人推动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报告还补充说：“中国还有一个现实是，拥有情妇和‘二奶’已经成为常态，因此也推动了奢侈品的消费。”而在被繁荣所遗忘的数亿人中，仇富心理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口号又一次兴起。一名叫马哲（音）的网友抱怨道：“甚至连外国人都对中国富人的奢侈品消费瞳目结舌，而中国公众则十分鄙视他们。”（参考消息，2010年2月3日）
　　●中国的富人在金融危机期间变得更加富裕了。这助长了中国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因为他们认为，官员的裙带关系和腐败正使得这些人暴富起来。由五家机构——其中两家与政府有关——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5.5%的人认为新富家族群体搞官商权钱交易，只有19.82%的受访者认为，“家庭成员的谋略和奋斗”是一批新富家族崛起的成功因素。（参考消息，2010年2月24日）
　　●在工作一天之后，吴庄（音）为了放松挥杆打了几个球，之后将自己的卡拉韦球杆放到了车的后备箱里。吴是曙光高尔夫球练习场的会员。这个位于中国首都北部、易于抵达的俱乐部几周来已成为当地媒体的靶子。各种报纸透露，它在2008年建成时是避难场所，也就是一旦北京发生地震，它可以让周边居民前来躲避。因此，这个地方原则上会向公众开放。但今天，将练习场围起来的大片防护网使得该地难以进入。高尔夫俱乐部显然要比抗震场所更有利可图。每年有可能赚取130万欧元（1欧元约合9.16元人民币——本报注）。据北京林业大学高尔夫教育专家韩烈保说，北京地区2003年大约有20来个高尔夫球场，而现在则有70个。尽管中央政府早在2004年就下令禁止在全国范围内建新的高尔夫球场。除了建设高尔夫球场导致被占地农民没有得到充分赔偿以外，中国北方的半数地区面临着日趋严重的长期缺水问题。韩说，北京周边只有四五个高尔夫球场采用中水浇地，其他的都用自来水。环保专家马军解释说，“这些高尔夫球场消耗的水资源与一个半干旱地区所要付出的节水努力绝对是不相容的”。此外，他痛斥大量使用杀虫剂和化肥，这有可能长期污染含水层。绕过2004年的禁令很简单：开发商先争取到开发公园和其他绿地的许可证，然后地方政府对出现“高尔夫球场”装作看不见。2002年开业的北京一家高尔夫球场的负责人说，“国家知道，但什么也没说”。而且地方当局往往对此不关心。（参考消息，2011年7月18日）
　　●个人财富排在世界第三位的亿万富翁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在今天举行的《财富》最具影响力女性峰会上说，美国应当加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巴菲特说：“我们需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0%的资金来做一些我们认为这个国家应当做的事情，这笔钱必须有人来出。”他是少数几名获邀出席此次峰会的男性之一。他说：“如果你不向我这样的人要钱，又怎么能向那些餐馆侍者要呢？”巴菲特说，因前总统布什在任时期实施的减税措施，他所享受的税率是办公室所有人中最低的，甚至比“电话接线员”和清洁女工都要低，“税收制度不应这样运作”。（参考消息，2010年10月7日）
　　●2011年3月8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副县长杨昌明被调查，供述出与超过30位女干部、女教师及发廊女有过性行为；杨患有艾滋病。（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8/15/8408585_0.shtml?_from_ralated）
　　●信任是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旦社会群体和角色之间出现一堵堵无形的墙，信任自然解体，社会跟着解体。墙的出现和信任的解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阻碍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没有信任就不会有有效的改革。没有人会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无穷的问题，也没有人会否认这些问题是要通过改革而得以克服和解决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使得改革越来越困难。政府任何一个改革举措，无论是经济改革，或是社会改革，或是教育改革，都不会引起社会的热情。随之而来的大多是猜疑、冷嘲热讽，甚至抵制。例如住房改革。这些年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努力不少，但问题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到了今天，地方政府和发展商绑架了整个住房体系，转而又绑架了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买房、结婚和养家。正是因为被绑架，无论是有房的还是没有房的，都感觉不到幸福。教育也一样。教育改革也在进行，但改革的结果是教育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不公平。无论是住房和教育，改革都在向权钱阶层倾斜。如果从每一次改革中获利的都是权势阶层，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信任改革呢？（“中国墙”，郑永年，参考消息，2009年12月9日）